第一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无论是论述汉代之政治事实，还是在论及汉代政治之得失，钱穆先生站在当时人的思维下来论述，来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确实钱老先生一下子给我们廓清了前代政治现实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对汉代之政这么井然有序表示怀疑？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对中国历史我一直很感兴趣，但上大学前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书。上了大学后也有读过一些像《太平天国》《隋唐演义》等，但终究觉得对历史的了解不成体系。有些书对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偏见，而有的书又过于教条化，而这本书不同，它既描述了历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观的看待了历史，这是我选择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仰慕很久了，无数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钱穆老先生就是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长，因那梦中的学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渊博更加向往知识的殿堂。翻开书本，一列列繁体字映入眼帘，自右向左，跟随者着古朴的排版方式，我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专门写来供大家仔细研究的书，而是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结构非常清晰。依照历史的顺序，主要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书名一笔点破书中内容——政治得失，因此各个朝代依次讲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败。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钱穆老先生很反对把我们的历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与西方的民主比我们古代对民主的实行要比他们早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很正规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来而已；就清朝钱老先生认为它是族群统治，其中包括很多专制制度，也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和我们建国后对古代的批评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现在，我们把在我看来对我看来依然很重要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为皇权和相权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选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开始君权和相权大体是分开的，中间也有合但终究直到唐宋大体还是分的。最开始在汉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独尊，无所谓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是刘家的天下，这是李家的天下，虽然没有人人平等但还是有以民为重的理念，在这日常的事务处理中，也不会以皇帝一人之言为准，而很多情况是宰相主管天下，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延续到明朝废除宰相之前。具体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汉代相权和皇权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皇帝下面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别是衣食冠席浴书，根据其具体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之简单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专门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如汉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码我们不能说皇帝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规的历史时期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在汉有权臣坐而论坛，在唐朝中书省有拟撰初稿的权利，删选通过的再由皇帝画敕，传到门下省，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权，如果门下省反对那皇帝的敕也就无效，这些情况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变了。唐朝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唐太宗为了避免谏官魏征的则背而把心爱的鸟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当魏征走了鸟就被活活的闷死了，由制度的安排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参政权，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这样宰相的权利也就大大减弱了，而且本来监督皇帝的谏官反过来有皇帝来任用而监督宰相，皇权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权力统统归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历代以来的君相之间的权利纷争的结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为的年代里，也会发生君夺相权的如汉武帝，但后来权力还是回归，大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和君权相权相关的，还是从汉朝权力说起。汉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们说到宰相，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宰相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的称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汉代我们所谓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除此政府组织中还有九卿，他们也都各自掌管着皇室和政府的事务。从汉到唐，期间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组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具体说来就是，没有了三公换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朝宰相。他们的职能大体就是前面

讲权力之分时的职能。在唐朝最高机构叫政事堂，由三省组成。按说有三省的精英来出谋献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书去监督执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权谋私，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终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贵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没有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一样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利也逐日升高了从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权接到了参与权，但这也不能就此说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的。由于五代的积贫积弱，到了宋朝宰相为了树立皇帝尊严，他以自己在群众眼中的身份来衬托皇帝，再也不会和皇帝一起坐而论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错就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吧，虽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造反，从而明太祖规定以后子孙都不许立宰相。中书省被废了，而尚书省长官又没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秃头的六部尚书，再加上都察院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没有了宰相，权力分给各个部门，没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门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了体系。这样一来其实权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们是异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样统治这样一个大的中国，因此也就沿袭了明朝的，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统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员都是满族人，对汉族有一种永远不会减少的警惕。如果说我们古代是专制的，那也只能用来形容一下明清两代，在汉唐宋我们又怎可一笔抹去？地方权力的变化是随着中央政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他们可能会因情况而互相调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员设置较汉就复杂了很多，因为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本来之前属于地方的权利都统统集结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权利，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复杂，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须同时讨好：帅、漕、宪、仓四个上司，地方官员不能一心一意的为百姓谋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个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财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宋朝后来在金兵入侵时不敌的一个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严重，在没有废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乱子，中央就派一个大员来震压，形成行省制度，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区。再说到官员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员的数量也日益壮大，明朝中央总是向地方分配官员，官员的级复杂，这样一来管官的人越来越多，做事的越来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种族意识特别强，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这也许是清朝从内部腐化到外部灭亡的一个原因。比较起来地方制度，汉代最好，唐代比较好，虽然唐代经济空前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也为后来五代埋下了隐患。

选举考试制度是从汉代以来就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视的，在汉代实行的是孝廉察举制，孝廉察举的人才多了，这些人就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使得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发生了变质，做官的人都变成了读书的人，这也就是后来个各基本都为士人政府的源头。唐朝的政府是开放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用考试获得仕途的人越来越多，只就形成了社会乐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会精英趋于仕途而无法发展其他事业，如像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去设想一下，在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社会他已经有了物质经济基础，再加上一批又创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许我们会比今天的英国更加发达。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有考试的科目等。明以后发生了改变，就是人才等级上的区分，上层为进士、翰林；下层是秀才、举人。考试的标准也变成了八股文，这本是为了方便判别而定取得一个尺度，但却发展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一制度就用坏了。

每一项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设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结果的好坏来评判之，所谓要寻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还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又怎能苛求它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观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远都不可抛弃的。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

呢？我们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过让很多外国人也魂牵梦绕的历史。仔细看历史会发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习惯，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着对方，最后融为了一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分裂国家就是试图在分列历史，那将注定会失败。

后记：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复杂的，我们可以先举个跟历史无关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来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定闹钟了吧，但是是时间长了我们熟悉脑中的模样了，那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睁眼把它关掉，这时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了。为了避免这样我们跟进一步把闹钟放在某个我们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时我们必须起来，似乎这样看起来很完美，其实我发现最后发展的结果跟前面一样。只有当哪天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会很自然的醒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历史也同样趋于复杂，人是由于惰性，而历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设计的复杂，但终究会有空隙无法弥补，而一次深的改革才会唤起新的历史。历史本是很严肃的东西，被我拿来跟睡觉比也许有些亵渎了历史，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书笔记

从历史得失看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从传统政治到现当代政治，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经历了千年历史的锤炼，经历了几次彻底的大变革，中国的政治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摸样。虽然一直在变革，但有一点恐怕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便是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想要达到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或许是大同世界，或许是皇权专政，或许是民主制度，亦或是现在的中国制度……尤其是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制度都被尝试了遍，在政治这条路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向前，一直在寻觅。

那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钱穆从汉、唐、宋、明、清五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朝代的政治制度来谈，每个朝代他都从中央、地方、监察、科举、经济、兵役制度出发，谈到了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

历史是一面明镜，无论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的功败都将得到历史的定论。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是贯穿全书来自于钱穆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得失里看到的结论。

钱穆先生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政治制度频繁变革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大批的有识之士们都在为了“解放”中国，为了“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奔走相告。他眼前的世界，是怎样的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未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让作者这么一个有着中国根又忧国忧民之人又重新翻开了中国的历史，去传统政治里寻找答案，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

作者这里的传统政治制度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一是制度，一是人事。这或许跟中国的传统紧密相关。作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了解一代的制度就要精通一代的人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有着其本身的历史特点的，只有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能够在其时其地有价值的制度都应当得到中肯的评价。

在作者看来，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有绝对的利或者弊。“我们若

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的制度，结果别人的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这就道明了我们需要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历史上的中国缺乏民主吗？钱穆先生是这样阐释的：“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为了避免“世族门第”制度，唐代开始，大兴科举，开辟了中国选举真正有才之士成为国家官员的创举。宋代之后，考试越来越严格，考核越来越完善。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另一个转机——翰林院。这意味着，中国的科举不再仅仅是局限于“考试”，而是走向了人才储备、人才培植之路。中第之人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更多的政治之士，静待政府只用。”尽管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甚至在清朝时期成为了一项愚民政策，但这一切还是应当放到历史中去，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钱穆认为“这是人事腐败，并非制度本身有问题”。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然而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人人都希望达到长治久安。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朝代都从刚开始的清明逐步走向了腐败，走向了覆灭。但这其中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位官僚，他们都是在为了长治久安而努力，这一点是毋庸臵疑的。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