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碧霞元君信仰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

“碧霞元君”是道教女神，似无疑问。泰山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碧霞祠、玉皇庙、东岳庙、王母祠、元始天尊庙等道观密布，占据了岱顶和主要道路两侧。但泰山自古为儒、释、道三教繁盛之区，绝非道教一家独有。自山麓以下有不少佛教寺院，如灵岩寺、玉泉寺、普照寺、法华寺、资佛寺等。道、佛两家，一家山上，一家山下，在泰山倒也能长期共处，相安无事。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究，同样也会发现，身为道教尊神的泰山娘娘身上也有着诸多的“佛性”。在某种程度上泰山娘娘与另一位在民间有着重大影响的佛家偶像观音菩萨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简直是观音菩萨的“翻版”。

其一，同为女性。在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受压迫也最深，所以神道也最容易受到女性的尊重和爱戴。观音菩萨在佛教中原为男性，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国情渐渐改头换面，到唐朝时便以女性的形象进入千家万户，而道教中的泰山主神原本也是男性神东岳大帝，到了北宋真宗时才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明清时期元君信仰逐渐兴盛起来并超过了东岳大帝，泰山娘娘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泰山女神。泰山女神的“制造”是否有“盗版”之嫌，尚难定论。但从泰山娘娘信仰产生和兴盛的时间上来说，确实要晚于观音菩萨。

其二，同样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其职责是协助佛普度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却一切烦恼。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她神通广大，能使不孕者生子，盲人复明，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这与泰山娘娘的司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三，同为慈爱、热情、正义、平等、公正和希望的象征。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不分贵贱贤愚，世俗群众有苦有难时希望她援福解脱，就是个人或家庭有什么愿望或烦恼时，都会到观音神像前祷告，求菩萨及时暗中帮助。而到泰山娘娘神像前烧香叩拜的民众中，不少是为了祛病防疾，有为本人祈求祛病者，也有为亲戚朋友、父母儿女祈求祛病者。人们相信泰山娘娘的灵验，会给他们带来福佑。

这诸多的相似并非巧合，自唐宋以来出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潮流。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同源，尤其是大量地援引、融摄佛教思想，并仿照佛教的丛林制度建立了全真道十方丛林制度，它的首领如方丈、监院、都管等名目都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身”在全真派道观里的泰山娘娘恐怕也难以“洁身自好”，为了寺院的香火，向佛教中的“实力派”观音大学士学点“感召信众”的功夫是自然的事情。时间长了，泰山娘娘“法力”大增，也能名震四海，灵验九州。其影响甚至超过了那些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道教显尊，如玉皇大帝、东岳大帝之流。也许因为泰山娘娘的“佛性”太多，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泰山娘娘乃观世音的化身。这在清人韩锡胙的《元君记》中有记载：“近世佞佛者云：观世音为千百亿化身，在南海为海神天后，封碧霞元君，在北为泰山玉女，亦封碧霞元君，皆一人也。”

泰山之阳的邹（邹城）、鲁（曲阜）是儒家文化的摇篮。清代还在泰山建了孔子庙。孔子的思想及其儒家精神也对泰山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庸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中庸，即中正，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表现在思想行为上则是沉稳、厚重、圆熟老到、“稳如泰山”。而泰山娘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恰好体现了中庸、稳重。她对任何人，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平民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她通晓古今事理，遍查人间善恶，所以泰山一带的人们称她为“老奶奶”，拜“泰山老奶奶”似乎是祈求老一辈的指点和恩赐。

第二篇：包容性增长

核心提示：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包容性增长”是胡锦涛致辞中的一个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有多种内涵，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胡锦涛倡导“包容性增长”意义深远。

胡锦涛倡导“包容性增长”观

新华网北京9月16日电(记者邹声文 刘东凯)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9月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亚太区域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应该携起手来，充分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合作平台，深化合作，拓展合作，不断朝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不断造福亚太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胡锦涛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各位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

胡锦涛强调，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应对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协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就本次会议主题提出4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形成有利于劳动者学习成才的引导机制、培训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劳动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胡锦涛强调，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要拓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重点帮助发展中成员开发人力资源。胡锦涛宣布，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领域合作，中国决定会同各成员启动“亚太经合组织技能开发促进项目”。

胡锦涛指出，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我们既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我们将继续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开幕式前，胡锦涛会见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代表团团长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国务委员戴秉国参加上述活动。

本次会议主题是“开发人力资源、大力促进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来自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的代表团，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组织的代表，我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包容性增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详细研读新闻报道内容，“包容性增长”是胡锦涛主席讲话致辞中的一个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一词很新鲜，笔者通过搜索查找，网上百科是这样给“包容性增长”定义的：“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得知，“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丰富而且深刻，适用范围很广。胡锦涛主席倡导“包容性增长”意义深远。

从国际局势角度分析，不讲“包容性增长”不行。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以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为例，假使世界各国不深化合作，拓展合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利于解决好各国的劳动就业问题，也不能改善各国人民的民生问题。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因为中国积极践行“包容性增长”，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致力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中国有责任有道义地支持他国发展，中国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这最能说明中国是讲求“包容性增长”的。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笔者以为这话说很是实事求是。

其次，从世界和平的视角看，假使不实践“包容性增长”，富裕国家则会更富裕，贫穷国家则会更贫穷，世界经济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由此带来的局面就是世界无法和谐稳定。“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无疑体现了世界均衡发展、共同发展的内涵。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而事实上，当今世界并不是那么和平，那么包容。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但并不牢固的背景下，某些国家又开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政治军事等手段抑制他国经济增长，不讲究包容性增长，影响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不但不利于改变本国人民就业环境，不利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友好，胡主席倡导“包容性增长”无疑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的良方。

从中国国内形势角度分析，不讲“包容性增长”不行。

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明显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目前贫富差距比较悬殊。如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我们的国家。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我们的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不是很公正，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践行包容性增长。

践行包容性增长关键在于全社会各界人士要讲“包容”。包容是一种境界，只有各界人士有博爱的心、博大的胸襟，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才能自觉行动起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用博爱的心、博大的胸襟践行“包容性增长”，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胡主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希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无疑，胡主席的强调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包容性增长”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的产物。

践行包容性增长关键在于政府履行好责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让更多的群众收入提高。胡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4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四点建议是从制度入手，是提高人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办法。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还是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胡主席倡导“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都极其深远。笔者深信，国际社会一定会对包容性增长达成共识，各国会携手起来，深化合作，拓展合作，朝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笔者也深信，胡主席倡导的包容性增长会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各级政府也会自觉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努力践行包容性增长，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造福人民

第三篇：“包容性”领导干部

“包容性”领导干部

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多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一词，不禁令笔者眼前一亮，何谓“包容性”？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大度、无所不包之意。包容是一种美德，它可以使你的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升华；包容是一种境界，它需要博爱的心、宽广的胸襟，还要有一份坦荡、一种气概；包容是一门艺术，它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善良的结晶，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沉淀。

联想到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是同样需要这种“包容性”吗？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的知识面狭窄，只知道掌握自己“责任田”内的知识，只知道研究自己圈内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圈外的知识，尤其是一些常识，竟一问三不知；在人才使用方面，只抓高端人才、全能人才，对于基层人才、乡土人才则少有问津；面对创新，态度过于谨慎，容不得丁点失误，非得等到反复科学论证、万事俱备之时才去实施，到那时，机会早已逝去。所以，新形势下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包容性”。

要包容“知识”，做“复合型”干部。领导干部按责分职，按职学习，对于自身业务之内的知识做到精通、活用，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将其作为知识面狭窄的托词。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每一项工作都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领导干部如果不屑去拓展自身的知识面，就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导致工作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因此，新时期优秀领导干部应该在精通本职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开发自己的知识“荒地”，延伸自己的接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工作视野，才能在工作中做到融会贯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要包容“人才”，保证人尽其才。充分挖掘人才的本领，并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去发挥才能，这是领导干部必备的能力。在人才使用上，领导干部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不能抱着求全责备的心态，而是要做一名善识人才的“伯乐”。有的人才基层工作能力强，善于与群众沟通，具备一定的农村种植、养殖知识，我们就让他们到基层建功立业；有的人才创新能力强，专业知识水平高，我们就让他去“高端”部门施展才华；有的人才性格偏于内向，但见解独到、文字水平高，我们就让他做有关理论研究的工作；有的人才应变能力强、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高，我们就让他到应急、窗口部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会充满活力。

要包容“失误”，勇于开拓创新。创新就会有风险，甚至会导致失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毋庸臵疑的。但是，创新失误带来的经验是弥足珍贵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领导干部应该抱有一颗包容的心态对待创新，不能因为偶尔的失败而丢掉创新的勇气，出现错误并不可怕，至少我们可以

从中知道不足，知道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对待下属，不能因噎废食，应该鼓励创新，一旦出现失误，不能将他们“一棍子打死”，“打入冷宫”，应该不断地进行鼓励，帮助其寻找问题的症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

第四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地缘位置——外部相对封闭，腹地相当辽阔

中国处于东亚地区，东邻海，北部、西部有草原高山戈壁等天然屏障阻隔，这形成了中国外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腹地辽阔、气候适宜，具有较优越的农耕生产环境，让华夏民族得以长期繁衍生息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同时中华大地的广阔领域造就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封闭性、中庸性、忍耐性、盲目性、互补性、脆弱性和顽强性的特点。中国文化长期地延续和包容，不仅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顽强延续力有关，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离机制也有关。农业生产形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和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亲切的情感和观念。”（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人们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要求与“天”人和而为一体的朴素愿望。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中国和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宇宙观。“其他文明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由各自独立部分凑合而成，中国的宇宙观强调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及和谐的存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从终极去看原始不可分的，而西方思想则出处看作对立的。中国人的思想总是趋向于和，按照阴阳观的逻辑推理：两个真的或好的事物，其存在便意味着相互有别又相互依赖和不足；两个不相容的事物，仍是相互补足和依赖的。这种大和思想使中国对外来文化更多的注重包容吸收，而不是排斥和取消对立。例如龙和凤本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吸收多钟动物形象（图腾）而虚构出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各个部落都能够接受新的图腾。

民族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奠定了文化包容性的基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因战争、地域变动以及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民族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这表现在对境外文化的消化和同化上：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虽然其在军事上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元、清）；但在文化上面，却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所同化。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接触的过程，不仅没有中断中原文化，反而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像封建社会的过渡。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使被征服者的文化中断或毁灭，而是使征服者的文化改变和皈依。因此，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后，都被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融合力而逐步汉化和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外族的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中国氏的佛教——禅宗：公元1世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并没有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佛教传输的结果是，一部分变成中国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三教合一

以儒家思想（应视为一种准宗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补充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没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儒教从来没有专任的神职人员。在东亚外，教会对教义的解释和教徒对教义的信奉都是绝对的。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情形。尽管皇帝一次次下诏书，但是在古代中国不存在强行实行的系统机制。甚至没有强制别人的概念。在现实中，任何学者可以信奉任何一派的儒学，（或者相信道家、佛家或诸多学说的折衷）。他们相信自己选择的教义和皇帝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中国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始而是儒家信徒，继而是佛教徒，终而是道教徒，或者干脆同时三者。中国人进什么寺庙，请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来主持什么样的仪式，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并不管所进的寺庙和所请的教职人员是否属于自己所主要信奉的宗教。在帝制时代后期，三种主要宗教甚至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局面。由耶稣会新近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似乎还表现了某种与中国宗教的相容性。徐光启、李之藻之类的高级儒士不仅领先入教成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在发生“教难”时还能在不损害自己儒家信念的同时，挺身而出保护传教士。因此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和的宗教态度。

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有着重要的差别，这又归因于农业传统和非航海或蓄牧传统的差异。在这两种传统中，人类概念的形成与日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放牧牛羊，多少以干预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有积极、能动的形象。而从事农业，人的活动则显得相对被动。人必须遵循季节、气候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多方面的规律，因此中国人的天“只按一种间接的方式活动，它的行动是沉默的，难以察觉的和连续不断的，”04此即荀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天何言哉？”

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这主要归因于儒教的包容性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给了佛道充分的发展空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周易大传》）“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孔子—— 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

第五篇：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思想指的是传统上中国内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继承的思想模式，或可称之为一拥护中华文化的意识型态，其亦包含了对待异族、异国的态度和思想。中华文化和思想具有最高的价值，不承认汉民族以外的异族的独自文化的价值，“化外之民”是教化的对象。也被称为“华夷思想”。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中华文明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文化定义为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但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且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普遍认为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由于历史上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曾是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并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越南、琉球和朝鲜的文化亦属于中华文化，但由于二十世纪越南和朝鲜废除了汉字教育和汉语教学，所以今日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已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琉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已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其文化和中华文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区别；另外中华文化亦被日本部分人民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所以日本文化有选择的继承了中华文化，虽然在日本文化中能寻找到部分中国文化的影子，但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已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日本的崛起导致二者更大的疏远，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土著文化的杂交体！此外中华文化还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东南亚国家等），并通过华人世界影响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趋势！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就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但谁敢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不会被推翻而指为迷信，反科学的呢？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中出土的龟甲契刻符号与约30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有类同和相似之处，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当华夏文明在中原发展的时候，现在的中国疆域内还分布着其他各种文化。其中，距今5000年到10000年的文化，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金陵北阴阳营文化、高邮龙虬庄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含山凌家滩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天门石家河文化、巫山大溪文化等，分布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等地。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蜀文明，更是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也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主要可分为几个地区：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黄河流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长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珠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等。

在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崩溃，诸侯们互相讨伐。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等古典中。根据学者袁珂的分类，现在的中国神话可分为“神话”、“传说”和“仙话”三种，而在晋代至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封神演义》、《西游记》及《聊斋志异》等。

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和凤，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龙是一种在中国传说中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被现代中国人称之为汉服的服饰从三皇五帝到明代千年岁月中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服饰，明朝末年清朝满族统治者进入关内后，通过剃发易服的方式强制汉族人民身穿满族服饰，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传统服饰一度中断。当前可以看到的中华服饰主要有：汉服和各少数民族服装等

汉字文化圈是指中国以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国家或民族与中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的东亚地区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越南、朝鲜半岛、琉球和新加坡等地，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地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世界。通常日本学者也会把自己包括在“汉字文化圈”内，但也有部分日本人觉得自己是西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员。汉字

汉字不仅在华人地区中存在，也被日本、韩国、越南等非华人国家使用，是传承中华文化主要载体。汉字是在图形符号的简化过程中形成的。在山东省泰安市发现“大汶口陶符”距今约6000年，已是汉字诞生的雏形，比殷墟甲骨文要早2000多年。商朝的殷墟出土的动物甲骨上的甲骨文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同时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先秦的文字颇不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将汉字发展分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秦国的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分化的历史。

小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形声会意字出现，让文字记载更为准确精密。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大进步，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今天人们书写方式有隶书、楷书、宋书、行书等等。由于现代中国大陆进行简化字改革，如今的华人社会里存在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两种主要书写系统。

自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后，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儒学教育。隋朝时确立科举制度，宋朝时开始兴建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美式教育），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沿袭中国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有意无意间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随即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为满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如今大陆地区主要实行高考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台湾地区则是以学力测验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外，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琉球等地。

中华文化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以及科举制度、四大发明、航海造船等等，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虽然汉族开创了中华文化的起源，但在千年以上的时间，文化亦逐渐扩散至东南亚诸国，与其他同样持有中华文化的不同地区民族共同发展。所以虽然中华文化包含汉文化本身，且使用汉字记载传承思想，但中华文化的范畴大于汉文化，所以中华文化亦包含满族、藏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文化。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