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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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对于这本书的评论很热闹，在读《Java编程思想》感觉有点疲倦的时候，我拿起了这本书。这本书作者是MartinFowler，而且封面上印着＂与《设计模式》齐名的经典巨著＂，＂《设计模式》作者为本书作序＂，＂超过70种行之有效的重构方法＂等宣传语。对于这些宣传语我第一个感觉是宣传的噱头，Martin没有必要通过本书与《设计模式》的比较显示自己的身价。另外由于文中常常有交叉引用，可能侯捷／熊节采用页页对译，显得每页留白很多。

开篇作者并没有像常见的那样为＂重构＂正名溯源，而是操刀剖析了一个出租影片程序的案例。原来的代码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功能，但是面临着眼前需要增加新功能打印HTML格式，日后可能变更影片分类的长远需求。在变更前，作者对于最初的程序画出了问号。然后按照每次谨慎地移动一小步，频繁地测试的原则，对原来的代码实施重构。小步挪动以后，擦亮了窗户，对于程序的结构看得更远了，继续微调。终于在最后解决了该程序面临的问题，增加了程序的灵活性，但是也使得代码变得更加复杂了，减小了函数的功能粒度。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量变，产生了质变。代码在没有改头换面的前提下进行了脱胎换骨。

第二章作者开始步入常规，解释关于Refactoring有关的What（重构是什么），Why（为什么要重构），When（什么时候进行重构），How（如何提出重沟）问题。作者也解释了重构面临的难题。我感兴趣的是重构和设计，性能比较的两节。通过对OOp的学习，我逐渐理解和接受了项目逐步培养，成长的观念。原来我一直按照瀑布式开发，在项目后期总出现一些当初设计想象不到的情况，开始我总归结于自己经验不足，需求分析做的不够深入细致。接触到Xp和重构以后，心中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我想重构与瀑布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项目开发过程中两个侧面。在我所参与的动辄上百人参与，软硬同吃的项目中完全采用Xp是不可思议的，两者必须结合使用。作者对于程序性能的问题的观点也让我耳目一新，他提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着眼性能，而且通过测试而不是事前分析的方式寻找性能问题的瓶颈在那里。

接着作者用22种代码中的坏味道描绘了需要重构的种种征兆。这一章和第6章一样，我读得很＂流＂，感觉内容很容易理解，但是读完以后脑海中印象却不深刻。尤其是具体的重构方法，有时候感觉作者挪动的步伐太小了，太谨慎了。也许像侯捷在序言中所说的，是日后计算机自动完成的步骤；也许是我看别人做事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后跌了大跟头才能知道其中的真意吧。

UMLClassDiagram和JUnit是顺利进行重构的左右双翼。在第1章中的那些UNL类图，我认为只是对代码进行重构结果的解释，并不是通过分析UNL类图发现需要重构的迹象。如果从项目整体或者多个类的关系入手进行重构的话，UML类图可能能够负担行军路线图的重担。（但是你为什么要等到这时候才进行重构呢？）。而JUnit是进行频繁测试的依仗，只有实现测试的自动化，才可能随时的重构。作者用第4章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测试的观点，JUnit测试构架。

从名为“重新组织你的函数”的第6章开始，作者详细介绍了每一种重构方法。对于每种方法，按照名称(Name)、概要(Summary)、动机（Motivation）、做法(Mechanics)、范例(Examples)的格式进行。这么多模式，很难记忆完全，也没有必要。我想如果理解了重构的概念和原理，具体的模式可以像字典一样平时多翻翻，多琢磨。具体做的时候没有必要非要搞清楚自己使用的是哪一种模式，然后严格按照书上的步骤照猫画虎。无招胜有招，把重构融入到自己平时的编程过程中才是真正掌握了。

这本书翻译得很流畅，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文中生动自然的语言带到桃源深处，领略别样风景。至于网友常常争论的翻译，用词等问题，我并不在意，也丝毫没有构成我阅读的障碍。我关注的是原理，技术本身，而不是某个词的译法、用法，因为我知道“个别代码的优化调整，对整个系统毫无意义”。

第二篇：《语教学内容重构》读后感

语向都被认为是最有风景的堂。足不出户，能欣赏悦目的自然风光，如《绿色千岛湖》、《黄石》等；聆听最经典的风华雅乐及音乐背后的故事，如《夜光曲》、《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等；游历奇妙瑰丽的神话传说，如《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之类；与令人敬仰的大师对话，接受心灵的洗礼，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囚歌》等……当这些生活与生命中或令人欣喜、或令人深思的对象以语教材的形式出现在孩子们的堂上时，作为语教师的我们，能教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拜读了王荣生教授的教学专著《语教学内容重构》后，久久萦绕我心的一个沉重问题。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篇不同的老师上，教学内容有天壤之别。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面对，如何确定教学内容？根据教参？教参往往只是的简单梳理，甚至其表述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本身颇令人怀疑。根据后练习？据我的观察和体会，后练习往往流于笼统，零碎，随意，想当然，指向并不明朗当前的小学语教材虽然看上去百花齐放，实则都是“选集锦”编者致力于通过编写教材形成自己的语教学的体系，实际上往往经不起教学实践的检验，教师手拿着教材往往无所适从，只得凭经验打乱教材设计的编排顺序和意图，进行“内容重构”

王教授在专著中指出，语教材中的本是具有双重价值的，即它的原生价值和教学价值。所谓原生价值，指的是本作为一种社会阅读客体而存在的价值；而当进入教材后，它的价值就发生了增值和变化，在保留了原本所有的传播信息的价值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价值，即“如何传播信息的信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语智慧，这就是它的教学价值。

发掘了本的教学价值，教师还要面对一个具体教学价值“定位”的问题：本有许多教学价值，那么在这一个具体的教学点上，我们选用哪一点教学价值呢？综合考量202_年版《标》的程性质介定：“语程是一门学习语言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程。”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语言”

维果茨基说过“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在阅读中，我们总是始于对语言事实的感受，又终于对言语表象的体验。在语教学中，学生掌握教材的价值，并不是阅读行为的最高目的。王荣生教授在专著中指出：“学生阅读行为的最高目的，是通过掌握教材价值的过程，从而掌握如何传播信息的智慧，也就是言语智慧。”由此可见，从显性的师生双方的教学行为看，语教材的价值处在语教学的前台，但言语智慧处在教学的后台，而帮助学生掌握本价值，也是为其获得言语智慧服务的。

基于对专著的学习及以上的思考，本人再次思量曾几次试上的一《献你一束花》，它的教学价值体现在哪儿？它言语智慧该体现在哪儿呢？我想尽量把“语”上成真正的“语”。适当弱化本中可能隐含的其他教育价值，比如科学普及价值，社会生活认知价值，思想品德养成价值，生活能力指导价值等，凸显本的语核心价值，重点挖掘隐含的语学习价值，重点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重点完成语应该完成的教学价值，从言语内容、言语情感、言语形式这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的重构与创生。

一、“言语内容”教学价值的体现

《献你一束花》是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叙事，主要写了机场女服务员向一位失败的运动员献花的故事，说明了胜利者需要祝贺，失败者更需要鼓励。体特征鲜明，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教师了解了教材说了这么一事，可学生毫不知情，怎么办？当然先让学生去预习，初步感知本内容。都说题目是的眼睛，所以上伊始，先让学生齐读题，接着让学生围绕题目说说：谁献给谁一束花？学生几乎不用思考，脱口而出“服务员献给运动员一束花。”师板书：“服务员、运动员”后，再追问，谁能围绕内容说具体些，学生马上又说：讲了“一位机场女服务员给一位比赛失败的女运动员献花”这事。这样整体把握言语内容，得意又得言。

二、“言语情感”教学价值的体现

《献你一束花》整篇抛除首尾呼应，剩下的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失败——回忆——献花”,这三部分从情感上可归纳为“沮丧——热烈——鼓励”,怎样让学生从这三部分内容中感受这三种情感呢？我是这样进行的……

（一）感受“沮丧”

首先听写关键词“沮丧”,调动学生原有认知，了解主要内容，初步感知人物情感。接着，引导学生聚焦人物心理、动作及场面描写，品析关键词四个“怕”及“低垂、藏、沮丧、内疚”,研读重点句“她怕见前欢迎的人们，怕记者问什么，怕姐姐和姐夫迎接她，甚至怕见到机场那个热情的女服务员——她的崇拜者，每次出国经过这里时，都跑帮着她提包儿……有什么脸见人，大败而归！”安排“说说心理话”的训练，入情入境，换位思考，这样的同理心为学生抒发情感搭建了平台，突破了本难点，情动辞发，感情自然流露，将内容的理解与语言的表达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工具性与人性有机融合。

（二）感受“热烈”

这份热烈在第四自然段，它通过插叙的形式展现。为了把握“热烈”的感情基调，我让学生找到昔日成功归时的场面描写片段，再问学生：“这段中有个词给我们定下了朗读的基调？谁的火眼金睛能把它找出。”学生立马找到了“热烈”一词，我马上追问：“热烈”一词前面还加了哪个词？生秒答：“空。师：既然是空前热烈，那就应该读得？（生：高亢些、激昂些）师：那我们就全班一起用高亢、激昂的语调读出这种空前热烈的感觉，起。就这样，在全班空前热烈的齐读中，(fsir)学生感受到了”热烈“的情感。

学生感受了”热烈“之后，我马上质疑，师：”为什么写她失败的心情时，要插进她昔日成功归时的场景呢？“生：”形成明显的对比,插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运动员失败后的沮丧。“这样又加深了学生对”沮丧“的体验。

（三）感受”鼓励“

在学生充分感同身受比赛失败的女运动员的”沮丧“之后，再聚焦”献花“部分，感受机场女服务员雪中送炭，给予失败者无限的鼓励。这部分重点我是这样突破的。

聚焦人物对话、动作，品析关键词、重点句，找准语言发展的训练点——为什么献花？通过”特意“环节的想象、回放，走进机场女服务员的内心，感受她那时那刻对失败者的担忧，让堂练笔有的放矢。趁热打铁，再创设情境品读对话，机场女服务员那一番柔和而又肯定的言语魔力顿现。此时此刻再质疑提升：抬，这样一个动作，你知道对失败者意味着什么？在学生畅所欲言之后，再出示献花部分，升华认识：女服务员献给失败者的仅仅是一束鲜花吗？还有什么？此时学生才思云涌：”鼓励、勇气、肯定、安慰、、理解、宽容……“一口气说出了近十几合适的词，这些都包含了”鼓励“之意，更丰富了学生对”鼓励“内涵的认知。这一版块教学，将听、说、读、写落到实处，学生既习得语言，又内化了表达方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三、”言语形式“教学价值的体现

”言语形式“并非独立的个体，它须依存于言语内容，又要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采取相应的形式表达，所以在体现”言语情感“"言语内容”等教学价值的同时，已经实现了“言语形式”的教学价值。比如，在感受“热烈”时，学习插叙，并迁移运用，学生马上根据时间词找到中其它两处插叙部分。

再比如在感受失败者内心的“沮丧”时，安排了“说说心理话”的环节，在聚焦献花，感受“鼓励”时，安排了“特意”想象小练笔环节，最后在总结全，升华情感时，让学生找到了首尾呼应的句子，根据本理解通过填空改写句子，领略了首尾呼应的秘秒。这些环节的设置与言语内容、言语情感相辅相成，得意又得言。

语教学内容的生成，既以语教材为信息，也以生成者（教师和学生）已有的言语知识和经验为信息，是两个信息在某一点上相遇的产物，更以让学生感悟“传播信息的智慧”为目的。因此，教师在解读教材的时候，要聚焦言语智慧，创生教学内容，在堂上引导学生把握“言语内容”,感受“言语情感”,感悟“言语形式”,三者相辅相成方可达到情与智的和谐发展、言与意的兼收并蓄。

第三篇：《语文教学内容重构》读后感陈海燕

《语文教学内容重构》读后感

陈海燕

在一个午后，走进了王荣生老师的研究世界中。他话风如文风,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庸俗的套数,也不作虚假地敷衍，句句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我感觉自己犹如进入一个清凉世界,思想也似乎澄明起来。

一直以来，备课时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面对经典文本（按照王荣生把教学文本分为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的理念，当属定篇之列），反复研读，查阅有关资料，却总是狗咬刺猬—不知从何处下牙。就拿鲁迅的名篇《少年闰土》来说，可以拿来探讨的问题太多了：双线结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细节描写；暗示与伏笔；主旨内蕴；等等。每个大问题又可以列出许多林林总总的子问题。正如一个中药铺子，什么货色都有。也有教师敢于大胆取舍的，但教学内容往往是初中阶段的重复，一堂课倒是热热闹闹，但细细一想，学生似乎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那这堂课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学生认为，语文课上不上无所谓，反正都是老生常谈，很难激起学习的兴趣和内心的波澜。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面对课文，如何确定教学内容？根据教参？教参往往只是课文的简单梳理，甚至其表述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本身颇令人怀疑。根据课后练习？据我的观察和体会，课后练习往往流于笼统，零碎，随意，想当然，指向并不明朗。譬如《项链》，粤教版教材的课后练习要师生作如下“问题讨论”：人们历来对课文中的玛蒂尔德评价不一。你认为她是个怎样的人？结合具体内容谈谈你的看法。这道题牵引的教学内容可以随意列举出十余条。当前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看上去百花齐放，实则都是“选文集锦”。编者致力于通过编写教材形成自己的语文教学的体系，实际上往往经不起教学实践的检验，教师手拿着教材往往无所适从，只得凭经验打乱教材设计的编排顺序和意图，进行“内容重构”。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老师上，教学内容有天壤之别。

王荣生指出，当前，四种取向的阅读混杂在教学的实践中，一是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寻求“思考与练习”“正确答案”的“作业者”取向；二是以分析课文形式方面为主，归结为生词、语法、修辞、章法（结构特点、语言特色等）的语文教师“职业性阅读”取向；三是遵循202_年大纲，以“诵读”为主要样式的“鉴赏者”取向；四是202_年《标准》所倡导的“感受性阅读”，在教学中表现为对“讨论法”的倚重。由于，相关学科的研究不尽如人意，文学理论界不能有效地提供足以达成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文学知识。加之，中国当代语文教育的主持者多是研究语法学的。因而，中国传统的文论，始终没有转化为教学论。丰富的文论积累，对语文教学没有发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中：

小说，除了被拧干了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已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

诗歌，在感知、背诵之外，只有题材、押韵等屈指可数而且极为表面的知识； 散文，也只有“形散神不散”“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似知识又似套话的几句说，以不变应万变；

戏剧，除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套路简介，再不见有像模像样的知识。

从小学到初高中，语文课程与教学就是在这么几小点的知识里来回倒腾，美其名曰螺旋型。

“整体感知”“整体把握”这种表述本身的含混和疏漏，使教师普遍感到困惑：

（1）在阅读教学中，是否全部的课文都要“整体感知（把握）”？

（2）“整体感知”是否感知整体——整篇课文？

（3）使学生“整体感知”的教学，是否一概要用诵读（朗诵、背诵）？

（4）“整体感知”是否等于学生自己的感知、把握？

王荣生的研究指出，即使在古人，作为阅读方式的“整体直觉”也主要适用于《诗》（文学作品），《周易》《大学》《中庸》《论语》等经书的阅读，至少是“可以”用“训诂”的方式。提倡“整体感知（把握）”的本意，是试图用“整体直觉”的传统方式，来取代语文教学情境中学生阅读的那种“肢解分析”。但是，不是全部的课文都适宜“整体感知（把握）”； “整体感知（把握）”不等于感知、把握整篇课文，它与段、句、字词的关注不但没有冲突，相反主要体现在对段、句、字词的关注。从阅读层面看，“整体感知”的“体味”，主要方式自然是“诵读”，诵读重在“味”、重在“玩（刘勰语）”。另一方面，“得他滋味”也包含在“没要紧处”容忍含糊，极端的情况可“得意忘言”。“诵读”与记背、默写，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滋味索然，仅得其声音、得其字形，算哪门子“诵读”？

王荣生认为：在课程具体形态层面提倡“语感”，实际上是用混沌中（综合的体验中）自我生成的语文知识取代所谓的“语文基础知识”。这种法子也可能适合部分天性聪慧、对语言敏感性强的学生，它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现状是“教什么”的得当与否几乎完全依赖语文教师的教学机智和对学生需要什么的诊断能力。这无疑为优秀教师创造了最广阔的空间，本质上也能产生最贴近学生听说读写实情的语文课程内容。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对于语文教师个体的完全依赖。其实，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有望达到这种处置方式所需的“素质”。

“选文集锦”，意味着本来是教学专家的语文教师，现在被要求同时还要充任语文课程专家和语文教材专家。这造成了语文教学内容的种种复杂情况，也给语文教师带来了莫大的负担。（王荣生等著《语文教学内容重构》P13）将选文蒙眬地顶替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实际上是将课程与教学内容留为“空白”。这从好的一面看，为优秀教师创造性地研制适宜的教学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通常情况下，却往往导致教师们在“教”的内容选择上随意而杂乱错误乃至荒唐。而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教学内容选择的质量和水准导致连锁反应和骨牌效应，使语文教学低效化。

如何改变这一混乱现状呢？理想的情况下，语文教材内容应该做到“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教学化”：一方面课程内容要通过种种资源的运用使之具体地显现；另一方面，教材要形成可操作的教学设计，使学生在师生、生生的互动中走进经典的世界，建构语文能力就现状而言，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可谓““路漫漫而修远”。在教材的编排和构造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语文教师只得勉为其难，进行教学内容的重构。

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教学内容？用郑桂华老师的话说，要“凸显文本的语文核心价值”。重点挖掘课文隐含的语文学习价值，重点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重点完成语文课应该完成的教学目标，而适当弱化文本中可能隐含的其他教育价值，比如科学普及价值，社会生活认知价值，思想品德养成价值，生活能力指导价值等，一句话，尽量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郑桂华《凸显文本的语文核心价值》）如何判断什么样的内容是一篇课文里的“语文核心价值”？郑桂华老师讲了四个维度：（1）具有语文特点。即关于语文的知识，语文技能，或者说只有通过语文课才学到的知识。（2）具有明显的特征或代表性。这种特征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但是一旦被解读出来，往往能被公认为是该文本的主要特征。（3）具有统领性。从这一特点出发，便于整体把握文章的内涵，走进作家的世界，建构起对文章丰富意义的认识。（4）便于上升为“类概念”。即可以迁移、用于理解同一类文章、同一种语言现象。不过，为某一篇课文确定的语文核心价值，并通过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把对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体现出来，这往往不难做到。但是，如果把几篇课文放在一起，把一本教材总和起来，把几年里要学的课文统一在一起加以观照、考察，这些价值点就难免随意、零散，甚至遗漏、混乱了。

看来只有关注和把握文本（定篇）的核心语文价值，并用单篇文本建构整套教材的核心语文价值的体系，语文教学才能有实效，激起学生学习和探讨的兴趣，使它们每一节课都能有新的收获。

第四篇：重构英语课堂

重构英语课堂

—学习《英语课程标准》有感

旅顺大华小学邵艳

课堂是学校中最为平常、最为常见、最为细小的细胞，教师每天都在课堂中生活，学生的学习时光大多在课堂上度过，这种“貌不惊人”和“见多不怪”常使得我们经意或不经意地忽视课堂，忽视对课堂内涵的深刻挖掘。然而，任何教育教学改革如果没有真正触动课堂的话，那么这种改革就不能说是彻底的，不能说是真正改变了学生和教师行为的。那么课堂究竟是什么？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学习《英语课程标准》，并结合教学实践，我找到了答案：英语课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台；不是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场所，而是引导学生发展的场所；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探究知识的场所；不是教师行为模式化运作的场所，而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在个性化教学观的支配下，我们的英语课堂应该逐渐体现这样一些变化：

一、面向全体，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学习不是毫无表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进另一个头脑，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情感的交流、知识的沟通。《英语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要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帮助他们建立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培养创新精神。由此可见，情感与性格是启动认知技能发生作用不必不可少的发动机。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和环境对学习者的精神面貌、学习动机、自我形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教学过程不单纯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同时也是师生双方感情和思想的交流。师生关系直接制约着学生的认知活动效率。所以，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应该拆除与学生之间的壁垒森严的藩篱，用平等、民主来取代专断与师道尊严。只有宽松、和谐的氛围和没有等级之分的空间，学生才能畅所欲言，个性才能得到张扬，才能对自己充满信心，创新也能应运而生。

在我的课堂上，非常重视感情的投资，我会把微笑与鼓励带进课堂，面向全

体把真挚的爱传递给学生，让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下的欢乐，以此唤起学生积极的情感，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另外，我还注重用亲切、信任、尊重的情感信息，使学生产生不怕错误，敢指错误，勇于求异的良好的学习心理，融洽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氛围，点燃学生创新思维的星星之火。例如，开学初，学生之间不是很熟悉，学了“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等句子之后，我请学生把自己的有关情况写在一张纸上，我自己也把有关情况写好，一起放在瓶子里。每次随机抽到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朋友，彼此问候、介绍和握手。特别是与老师交朋友，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更高了。这样的活动会使学生体会到师生共享同一片阳光的平等。同时在这自由的学习空间里，学生思维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

二、教师启动、师生互动、学生主动，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积极性

英语课堂教学要体现在“动”字上，“动”则“活”、则“灵”、则“成”，课堂要尽量做到教师启动、师生互动、学生主动。要实现这三“动”，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向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转变；在教学方法上，从单纯的机械训练向学生交际能力多层次训练转变；在教学模式上，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转变。《英语课程标准》提出“英语课程在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课程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这就告诉我们，在英语课上，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学中“教”是为了学生“学”，而“学”才是主体。学生不主动去接纳，缺乏创造性地“学”，教师是没办法包办的。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学习，不要怕学生出错，要相信学生是在不断“摔跤”的过程中学会“走路”的。使英语学习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而不是支配下，构建知识、提高技能、磨砺意志、活跃思维，发展个性和拓展视野。

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会把自己放在引导者、帮助者的位置上，鼓励学生通过

体验、实践、合作等方式，发展听、说、读、写的综合语言技能。我经常设计一些富有启发性、趣味性，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给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主动积极的动手、动脑、动口，以便他们在活动中能充分发挥所学知识，既锻炼语言交际能力，又复习巩固、灵活、创造性地运用新旧知识，从而激励学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外语知识，并在用的过程中认识语言，领悟语言，激发兴趣，启迪思维。

三、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给学生实践、交流的机会，发展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我想大多教师都会同意这种观点：在语言的学习中，听来的忘得快，看来的忘得慢，听说做得来的记得牢。可见，教师应该鼓励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整个教学过程，让他们在课堂教学中动起来，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与感受，加深对语言的理解、掌握与运用，从而使他们乐学、和谐、主动的发展。《英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也指出：“采用活动途径，倡导体验参与。”英语课程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的目标，感受成功。那么，在英语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师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新的语言知识，而且更应该注重新的语言技能的形成和扩展过程。因此，设计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交际情景更加重要，让学生置身于贴近自己生活的语境中，产生亲切感，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这种设计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将英语语言知识和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在三年级的英语教学中，每一个模块我都会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学”的角度来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如教动物时，我会与学生一起“参观动物园”；在教颜色的时候，我会把学生引到五彩缤纷的生活当中，说说自己身边的颜色；学水果的时候，我与学生们一边吃一边选择自己喜欢的水果。在教师所设计的各种“任务”中，学生能够不断获取知识，体验成功的喜悦；在生活化的交际情景中，学生学会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发展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任务”的不断深化，整个语言学习的过程会越来越自动化和自主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第五篇：(推荐)价值重构

价值重构，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五四讲话”学习心得（上）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

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专门选择在五四这一天来北京大学，与青年一代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就源于五四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五四讲话”，就会发现在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习近平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将重点放在阐述“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上，从而明确主张“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现在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而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