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农民增收经济指标专题会的汇报材料

在农民增收经济指标专题会的汇报材料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农村工作会议和1号文件精神，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加快现代园区建设步伐，全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增收情况及成效

（一）农民增收情况。前三季度，我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187元，同比增加799元，增长12.5%，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3个百分点，与全省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持平；全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6360元，增速为13.3%,我县比全市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在全市总额和增幅分别排位为第1和第5。其中：经营性现金收入2921元，增加289元，增长11%；工资性收入3261元，增加476元，增长17.1 %；财产性收入 88.7元，增加-19.9 元，增长-18.3 %；转移性收入916元，增加53.4元，增长6.2%。

（二）农村经济情况。统计部门预计今年秋粮比上年增长2.9%左右，全年粮食将增长1%左右，有望实现七连增。据行业统计，前三季度，我县农林牧渔产值预计达48亿元，增长2.8%。农业产值23.69亿元，增长6.8%；牧业产值21.46亿元，增长10.0%；林业总产值1.7亿元，增长3.0%。渔业总产值1.15亿元，增长0.2%。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35.28万人，增长36.7%；实现劳务收入29.69亿元，增长69.7%。

（三）主要工作

1.现代农业园区得到新提升。1-9月，强化整合涉农项目26个，整合资金1.15亿元，大力发展种养殖基地和不断改善基础设施。

2.农业产业化水平加快提升。大力引进、扶持和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3户，新建农民专合组织25个，全县县级龙头企业78家，其中市级龙头企业总数达33家。实现销售收入14.8亿元。

3.农业基础实施得到新改善。全县新建和整治各类渠道29.6公里，解决农村安全饮水5.1万人，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9万亩，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流失面积18.8平方公里。整理土地1.13万亩，新增耕地1183.2亩，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9498亩。新改建农村公路77.5公里，其中通村联网路24.4公里，通乡公路53.1公里。全县建沼气池4400口。

4.新农村成片建设扎实推进。新村聚居点深入推进，完成38个新村点的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建设新村点38个，其中在建35个点，已建成3个；新农村综合体建设顺利实施，木孔坝村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投入资金17757万元，完成风貌整治928户。

二、存在问题

一是增速差距大。1-9月，全省盆地丘区增速为12.8%，我县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在全市范围内我县倒数第1位，距最高位安居区差1.2个百分点，与上半年比上升0.2个百分点。

二是受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蔬菜种植、生猪养殖上，农户积极性受挫。

三是上半年暴雨风灾袭击。农作物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粮食丰收受影响。

四是调查统计不全。从整村推进情况看，基点村的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基点户农民人均收入，部分调查统计基点户不愿意、不主动做账，还有可能存在漏做账的情况。

三、下步工作 一是强化增收责任。坚持农民增收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责制，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农民增收的2个指导性文件，采取扎实有效措施，努力促进农民增加经营性、工资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

二是强化整村推进。按照整村推进农民增收的思路，不断完善基点村、重点村和基点户的产业规划，落实好部门和干部帮扶措施，找准农民增收突破口，确保整村推进农民增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是强化督查考核。扎实搞好农民收入调查统计工作，加大定期通报和督查考核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第二篇：--县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

**县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

**县地处赣西北边陲，与湘、鄂、赣三省九县毗邻，县域面积4504平方公里，为全省之最，辖36个乡镇，总人口78万，其中农业人口66万。山地面积530万亩，耕地面积60万亩，其中水田43万亩，境内土壤、资源和生态等条件优越，适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今春以来，为了全面贯彻中央、省市一号文件精神，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我县高度重视农业工作，把农民增收这一工作放到首要地位来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稳桑、扩粮、促增收”的思路，大力实施“1116”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和全面增长。今年我县农民人平收入可达到1576元，比去年1423元增加153元。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产值增加我县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粮食生产的精神，全面兑现优惠政策。一是落实减税政策。我县在省定减免农业税43%的基础上，再核减2%，全县共调减农业税万元，调减农业特产税617万元。二是补贴发放到位。今年的粮食直补资金和良种补贴发放全部到位，全县共发放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资金948万元。一减一补，全县农民人均可相对增加收入元。通过兑现优惠政策，加上粮食价格升高，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为万亩，比去年增加万亩，粮食总产量预计达173189吨，比去年增产36111吨，增长%。粮食大户增多，全县种植水稻50亩以上的有30多户，种植水稻30亩以上的大户有300多户。三都镇三都村熊秋生今年种植水稻60余亩，全部采取免耕直播技术，其中早稻和二晚各7亩，早稻亩产402公斤，二晚303公斤；一晚53亩，亩产463公斤。减去各项成本，今年种粮为他带来了万元的纯收入。

二、大力实施“1116”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也必须依靠产业化的经营。我县根据自身实际，大力实施以蚕桑为主的“1116”工程，切实做好农民增收工作。

1、蚕桑。**县是我省最大的蚕桑基地县，现有桑园面积万亩，其中投产桑园万亩，万亩蚕桑乡镇1个，3000亩以上的蚕桑乡镇10个，5亩以上的养蚕大户300户，XX年蚕桑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县养种万张，产茧万担，农民售茧收入达到5200万元。由于茧丝绸价格回升，生产技术提高，养种量、产茧量和蚕茧价格比XX年分别增长万张、万担和2元/斤，蚕桑效益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830万元，增长35%，为全县人均纯收入净增元。由于茧丝市场好转，蚕农生产积极性高涨，涌现了一大批养蚕高产大户和专业村组，杭口镇杭口村邱育民家庭人口6人，种植桑园40亩，全年养种85张，产茧担，售茧收入56257元，比XX年增加10585元，人均纯收入净增1764元。西港镇西港村6组梁正财桑园面积9亩，家庭人口7人，全年养种30张，产茧担，蚕茧收入元，比XX年增收3020元。人均净增元。漫江宁红村1组是我县重点专业组，全组124人，有桑园面积165亩，全年养种张，产茧担，农民售茧收入384020元，比XX年增收97500万元，人均净增收786元。征村乡洲上村是全县最大的蚕桑基地村，全村13个村民小组，1518人，耕地面积1500亩，栽桑户数317户，现有桑园面积1240亩，占耕地面积82%，户平桑园亩，XX年全村养种2815张，比去年增加893张，增长47%，亩桑养种张，全年产茧2280担，比去年增加1040担，增长84%，蚕桑产值达182万元，户平蚕桑收入可达5753元，人平蚕桑收入达1200元。

2、茶叶。XX年，我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创建无公害茶生产示范基地县，我县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茶叶产业。一是制订**茶叶发展规划，提供优惠政策，鼓励茶叶投资主体多元化，基地建设规模化，品种结构良种化；二是编印《**县无公害茶叶基地建设技术要求》，提供技术指导；三是申报注册宁红茶原产地，充分发挥“宁红”、“神茶”、“双井绿”等品牌优势；四是建设茶叶生态科技园。XX、XX两年共扩茶园面积 亩，低改 亩，至目前为止，全县有可供采摘的茶园 万亩，建立了54个茶叶示范基地。今年茶叶生产出现产量产值同步增长，专业户信心增强，投入增加的好形势，扭转了自98以来茶叶产量、产值逐步下降的趋势。今年茶叶总产 担，其中机制茶 担，手工茶 担，产值 万元，分别比03年增加 %，%，%。现时还培育了大批种茶大户，个私老板谢建民在海拔为1376米眉毛山种植的XX亩茶园，茶叶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看好。

3、药材。目前，我县中药村种植面积达万亩，品种30余个，今年中药材产值达2500万元，逐步形成了一乡一品的特色，如古市的花椒、大桥的白术，路口的百合、马坳的黄姜，是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来源。药材专业户取得的效益明显，如大桥镇山口村朱均宝种植花椒70余亩，年纯收入3万余元，又如马坳镇十甲村龙世共种植黄姜500亩，年收入20余万元。

4、畜牧业。突出资源优势，重点发展以山羊、牲猪及水产品等养殖业。XX年全县山羊饲养量达60万头，出栏22万头，养羊收入达3500万元；牲猪饲养量达49万头，出栏万头，养猪收入达4500万元；水产品总量达8000 吨，养鱼收入达7900万元。全县涌现了一大批养羊、养猪和养鱼大户，马坳镇东津村徐万年同志实行猪鸡鱼立体养殖，年可创利税200余万元；高丰水库李岗明饲养母猪120头，公猪4头，年出售仔猪2400头，年创利税70余万元；三都镇梁口村余云健养羊200余头，养鱼20万斤，年收入50余万元；西坳村王方勇养猪年出栏100余头，稻田深挖养鱼32亩，产量6万斤，年收入15万余元，还有渣津镇长仓村匡才仁同志饲养山羊200余头，出栏120余头，年收入2万余元；特别是我县义宁镇西名村的农户绝大多数养猪均有30头以上，成了名符其实的养猪专业村。另外，今年，我县银鱼公司在东电水库养殖的淡水银鱼大获丰收，专家估计，可捕捞银鱼30-50吨，产值可达60余万元。

三、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引导和支持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我县积极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全县有加工茶叶、蚕茧、山羊、药材和大米等农业龙头企业20余家，其中宁红集团和龙腾高科分别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神茶集团、裕发河粉厂祥辉丝业有限公司已向市申报市级龙头企业。这些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了全县农产品的生产发展。祥辉、五星、德水等3家丝业有限公司年可消化蚕茧7万担以上，可全部吸收我县全年蚕桑鲜茧，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县内蚕茧市场；以宁红集团、神茶集团为龙头的茶叶龙头企业的茶叶产品和大椿“双井绿”茶一直受到国内外市场消费者的青睐，带动了我县茶叶产业的发展；龙腾企业生产羊肠生物缝合线，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推动了我县山羊养殖业向精深加工发展；粮食加工龙头企业裕发河粉有限责任公司，年可消化稻谷2万吨，大大带动了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上奉板鸭厂年加工水鸭20万余尾，创收20余万元，带动了1000余户农户致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农民与市场的纽带和桥梁，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我县大力引导和支持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产品流通。全县有专业合作组织13个，其中专业协会8个，涉及茶叶、药材、蚕桑、养殖、加工、营销、运输等行业，拥有会员1700多户。今年五月成立的山羊产业协会，经过4个多月的运作，目前在广东和香港每月有固定销售山羊订单近8000头。县农经信息网、县委农工部信息网、县农业局信息网，不定期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今年实现网上农产品销售额XX万元。全县100多户个体贩销大户不但带动了农产品的流通，同时自身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大桥朱溪村樊德保和王参贵两同志今年贩销牲猪创收4万余元，西尹村陈新华和姚义付两同志今年贩销药材创收5万余元；渣津镇徐国全，今年贩销牲猪800余头，年创收15万余元；马坳镇峡口村赖海山同志贩销药材，今年创收10万余元。

四、搞好今冬农业开发今年的冬季农业开发工作是近几年来工作力度最大的一年，10月19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冬季农业开发动员大会，县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今年的冬种工作要达到“三个100%”，即要求全县所有能够播种冬季作物的水稻田要100%种上油菜、蔬菜和绿肥（黑麦草）；不宜栽种冬季作物的冬闲田要100%实行翻耕；病灾区的发病稻草、病粒、病枝和田边杂草要100%用石灰集中深埋堆沤处理。全县落实冬种面积万亩，目前已播万亩，其中油菜3万亩，小麦、两豆和黑麦草万亩。如何市镇已落实种植黑麦草面积XX亩，蚕桑已整地1000亩，该镇郭城村机翻面积已达200亩；又如西港镇的周家庄村已落实种黑麦草200亩；庙岭乡、义宁镇分别落实冬季商品蔬菜面积300亩和500亩。

第三篇：**县关于农民增收情况的汇报

**县地处赣西北边陲，与湘、鄂、赣三省九县毗邻，县域面积4504平方公里，为全省之最，辖36个乡镇，总人口78万，其中农业人口66万。山地面积530万亩，耕地面积60万亩，其中水田43万亩，境内土壤、资源和生态等条件优越，适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今春以来，为了全面贯彻中央、省市一号文件精神，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我县高度重视农业工作，把农民增收这一工作放到首要地位来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稳桑、扩粮、促增收”的思路，大力实施“1116”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和全面增长。今年我县农民人平收入可达到1576元，比去年1423元增加153元。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产值增加我县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粮食生产的精神，全面兑现优惠政策。一是落实减税政策。我县在省定减免农业税43%的基础上，再核减2%，全县共调减农业税1228.5万元，调减农业特产税617万元。二是补贴发放到位。今年的粮食直补资金和良种补贴发放全部到位，全县共发放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资金948万元。一减一补，全县农民人均可相对增加收入42.3元。通过兑现优惠政策，加上粮食价格升高，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县水稻种植面积为51.5万亩，比去年增加9.8万亩，粮食总产量预计达173189吨，比去年增产36111吨，增长26.5%。粮食大户增多，全县种植水稻50亩以上的有30多户，种植水稻30亩以上的大户有300多户。三都镇三都村熊秋生今年种植水稻60余亩，全部采取免耕直播技术，其中早稻和二晚各7亩，早稻亩产402公斤，二晚303公斤；一晚53亩，亩产463公斤。减去各项成本，今年种粮为他带来了2.1万元的纯收入。

二、大力实施“1116”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也必须依靠产业化的经营。我县根据自身实际，大力实施以蚕桑为主的“1116”工程，切实做好农民增收工作。

1、蚕桑。**县是我省最大的蚕桑基地县，现有桑园面积9.3万亩，其中投产桑园4.6万亩，万亩蚕桑乡镇1个，3000亩以上的蚕桑乡镇10个，5亩以上的养蚕大户300户，2004年蚕桑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县养种9.1万张，产茧6.5万担，农民售茧收入达到5200万元。由于茧丝绸价格回升，生产技术提高，养种量、产茧量和蚕茧价格比2003年分别增长1.1万张、1.3万担和2元/斤，蚕桑效益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830万元，增长35%，为全县人均纯收入净增25.2元。由于茧丝市场好转，蚕农生产积极性高涨，涌现了一大批养蚕高产大户和专业村组，杭口镇杭口村邱育民家庭人口6人，种植桑园40亩，全年养种85张，产茧69.02担，售茧收入56257元，比2003年增加10585元，人均纯收入净增1764元。西港镇西港村6组梁正财桑园面积9亩，家庭人口7人，全年养种30张，产茧26.1担，蚕茧收入21140.5元，比2003年增收3020元。人均净增431.4元。漫江宁红村1组是我县重点专业组，全组124人，有桑园面积165亩，全年养种488.5张，产茧435.25担，农民售茧收入384020元，比2003年增收97500万元，人均净增收786元。征村乡洲上村是全县最大的蚕桑基地村，全村13个村民小组，1518人，耕地面积1500亩，栽桑户数317户，现有桑园面积1240亩，占耕地面积82%，户平桑园3.9亩，2004年全村养种2815张，比去年增加893张，增长47%，亩桑养种2.27张，全年产茧2280担，比去年增加1040担，增长84%，蚕桑产值达182万元，户平蚕桑收入可达5753元，人平蚕桑收入达1200元。

2、茶叶。2001年，我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创建无公害茶生产示范基地县，我县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茶叶产业。一是制订**茶叶发展规划，提供优惠政策，鼓励茶叶投资主体多元化，基地建设规模化，品种结构良种化；二是编印《**县无公害茶叶基地建设技术要求》，提供技术指导；三是申报注册宁红茶原产地，充分发挥“宁红”、“神茶”、“双井绿”等品牌优势；四是建设茶叶生态科技园。2003、2004两年共扩茶园面积 亩，低改 亩，至目前为止，全县有可供采摘的茶园 万亩，建立了54个茶叶示范基地。今年茶叶生产出现产量产值同步增长，专业户信心增强，投入增加的好形势，扭转了自98以来茶叶产量、产值逐步下降的趋势。今年茶叶总产 担，其中机制茶 担，手工茶 担，产值 万元，分别比03年增加 %，%，%。现时还培育了大批种茶大户，个私老板谢建民在海拔为1376米眉毛山种植的2000亩茶园，茶叶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看好。

3、药材。目前，我县中药村种植面积达5.5万亩，品种30余个，今年中药材产值达2500万元，逐步形成了一乡一品的特色，如古市的花椒、大桥的白术，路口的百合、马坳的黄姜，是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来源。药材专业户取得的效益明显，如大桥镇山口村朱均宝种植花椒70余亩，年纯收入3万余元，又如马坳镇十甲村龙世共种植黄姜500亩，年收入20余万元。

4、畜牧业。突出资源优势，重点发展以山羊、牲猪及水产品等养殖业。2004年全县山羊饲养量达60万头，出栏22万头，养羊收入达3500万元；牲猪饲养量达49万头，出栏23.7万头，养猪收入达4500万元；水产品总量达8000 吨，养鱼收入达7900万元。全县涌现了一大批养羊、养猪和养鱼大户，马坳镇东津村徐万年同志实行猪鸡鱼立体养殖，年可创利税200余万元；高丰水库李岗明饲养母猪120头，公猪4头，年出售仔猪2400头，年创利税70余万元；三都镇梁口村余云健养羊200余头，养鱼20万斤，年收入50余万元；西坳村王方勇养猪年出栏100余头，稻田深挖养鱼32亩，产量6万斤，年收入15万余元，还有渣津镇长仓村匡才仁同志饲养山羊200余头，出栏120余头，年收入2万余元；特别是我县义宁镇西名村的农户绝大多数养猪均有30头以上，成了名符其实的养猪专业村。另外，今年，我县银鱼公司在东电水库养殖的淡水银鱼大获丰收，专家估计，可捕捞银鱼30-50吨，产值可达60余万元。

三、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引导和支持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我县积极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全县有加工茶叶、蚕茧、山羊、药材和大米等农业龙头企业20余家，其中宁红集团和龙腾高科分别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神茶集团、裕发河粉厂祥辉丝业有限公司已向市申报市级龙头企业。这些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了全县农产品的生产发展。祥辉、五星、德水等3家丝业有限公司年可消化蚕茧7万担以上，可全部吸收我县全年蚕桑鲜茧，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县内蚕茧市场；以宁红集团、神茶集团为龙头的茶叶龙头企业的茶叶产品和大椿“双井绿”茶一直受到国内外市场消费者的青睐，带动了我县茶叶产业的发展；龙腾企业生产羊肠生物缝合线，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推动了我县山羊养殖业向精深加工发展；粮食加工龙头企业裕发河粉有限责任公司，年可消化稻谷2万吨，大大带动了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上奉板鸭厂年加工水鸭20万余尾，创收20余万元，带动了1000余户农户致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农民与市场的纽带和桥梁，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我县大力引导和支持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产品流通。全县有专业合作组织13个，其中专业协会8个，涉及茶叶、药材、蚕桑、养殖、加工、营销、运输等行业，拥有会员1700多户。今年五月成立的山羊产业协会，经过4个多月的运作，目前在广东和香港每月有固定销售山羊订单近8000头。县农经信息网、县委农工部信息网、县农业局信息网，不定期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今年实现网上农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全县100多户个体贩销大户不但带动了农产品的流通，同时自身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大桥朱溪村樊德保和王参贵两同志今年贩销牲猪创收4万余元，西尹村陈新华和姚义付两同志今年贩销药材创收5万余元；渣津镇徐国全，今年贩销牲猪800余头，年创收15万余元；马坳镇峡口村赖海山同志贩销药材，今年创收10万余元。

四、搞好今冬农业开发今年的冬季农业开发工作是近几年来工作力度最大的一年，10月19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冬季农业开发动员大会，县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今年的冬种工作要达到“三个100%”，即要求全县所有能够播种冬季作物的水稻田要100%种上油菜、蔬菜和绿肥（黑麦草）；不宜栽种冬季作物的冬闲田要100%实行翻耕；病灾区的发病稻草、病粒、病枝和田边杂草要100%用石灰集中深埋堆沤处理。全县落实冬种面积31.5万亩，目前已播5.6万亩，其中油菜3万亩，小麦、两豆和黑麦草2.6万亩。如何市镇已落实种植黑麦草面积2000亩，蚕桑已整地1000亩，该镇郭城村机翻面积已达200亩；又如西港镇的周家庄村已落实种黑麦草200亩；庙岭乡、义宁镇分别落实冬季商品蔬菜面积300亩和500亩。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