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

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

易 津1

陈继群2

乌仁其木格1 1．内蒙古农业大学；呼和浩特，010019, E-mail: yijin@163.com 2．曾经草原网站（(www.teniu.cc

目录

1.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

2.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发展趋势

3.蒙古高原生态环境问题；

4.中国与蒙古的国际合作。

摘要: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成功的草地生态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它也是重要的世界民族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游牧文化对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起了至关重要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关于如何看待游牧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发展和改造游牧文化？对这些问题在世界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对待传统游牧文化，蒙古和内蒙古分别采取不完全相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方面基本是根据“游牧文化落后论”的理论来进行内蒙古牧区改造, 他们主要采用定居模式，改变过去传统的游牧.而蒙古基本是保持传统游牧的模式, 哪种方式是最先进和科学的？是否还有其它的发展模式？研究蒙古游牧文化发展趋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比较蒙古高原不同地区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发展模式和生态和经济效果，这个研究将对保护蒙古高原生态环境和发展蒙古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Nomadic Civilizations in Mongolia Plateau

YI JIN 1

CHEN JIQUN 2

WURENQIMUGE 1 1.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e University;HUHEHOT CHINA;010019;2.Echoing Steppe Web Set(www.teniu.ccpletely of principle and mode.Chinese aspect is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that Nomadic Civilizations is backward way to come proceeding Inner Mongolia Nomadic Civilizations.They mainly adopt to settle down modes, and change old traditional Nomadic Civilizations.But Mongolia basic keep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Civilizations mode.Which mode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scientific? Whether are there the other's development modes?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 of Mongolia Nomadic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of Mongolia plateau, comparison Mongolia Nomadic Civilizations's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ecosystem economic result.This research will have importance meaning in Mongolia plateau ecosyste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Nomadic Civilizations.1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

1.1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的生态作用

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成功的草地生态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它也是重要的世界民族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游牧文化对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起了至关重要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关于如何看待游牧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发展和改造游牧文化？对这些问题在世界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1.2蒙古游牧文化发展趋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千百年以来，北部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和谐共生.蒙古族的集体游牧的生活方式，它使草原在四季能够得到恢复和休息。这种和谐一直延续到19世纪。

蒙古高原的草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价值，但是近20年来草原沙漠化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探讨蒙古高原草原沙漠化的原因，比较蒙古高原不同寻找恢复生态环境的对策和技术，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任务。研究蒙古游牧文化发展趋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比较蒙古高原不同地区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发展模式和生态、经济效果，这个研究将对保护蒙古高原生态环境和发展蒙古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哪种方式是最先进和科学的？是否还有其它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和蒙古, 开展蒙古高原典型草原荒漠化原因及恢复的对比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2.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发展趋势 对待传统游牧文化，蒙古和内蒙古分别采取不完全相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方面基本是根据“游牧文化落后论”的理论来进行内蒙古牧区改造, 主要采用定居模式改变过去传统的游牧模式；而蒙古基本是保持传统游牧的模式。

2.1蒙古国的游牧文化

蒙古游牧方式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承载，主要存在蒙古国的大部分地区。

蒙古国境内多山，地形较内蒙古地区复杂，气候也更为寒冷、干旱，但是那里的天然草地保护尚完好，草原植被和草甸植被仍然处于顶极阶段，草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草地的生态型多样性也远远高于内蒙古地区。蒙古基本是保持传统游牧的模式进行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对草原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较低。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

2.2内蒙古的游牧文化

近20年来，内蒙古地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草地生态环境在逐渐恶化，不少地区的草地植被在负向演替，植物群落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优良牧草的生物多样性减少，草地第一性生产力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了内蒙古地区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1984年，草原平分给各牧户经营，因此集体游牧生产方式消失了。草原到处是铁丝网围栏;草原得不到休息，大面积退化。牲畜大部分在棚圈饲养。

202_年以来内蒙古许多实行“围封草原,转移牧民”和“禁止放牧”的政策在内蒙古许多地区被推广。原住民也要被迁移出草原。我们可以看到悲观的前景：原生植物品种大量灭绝，草原生物多样性迅速消失，水资源过度消耗，干旱趋势日益严重。

一位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说：“内蒙古草原天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经过千万年演化形成的，它记载着这里的过去、现在、预示着未来，它是不可改造，不可搬迁，不能进口，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地球上最珍贵的财富。游牧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最佳适应。因为游牧不会给草原施加太大压力。” 没有游牧的草原是否恢复健康了？一些牧民的草场被开垦成为农田，草皮破坏后，风沙日益严重。

一些河流被拦截成为水库，草原的湿地大量消失，地下水资源短缺，草原变的越来越干旱。一些牧民的草场被矿山侵占了，环境被污染了。厂矿建设不规范, 产生了工业污染。草原得不到休息，大面积退化。我们目睹40年前后草原的变化，以及游牧文化在中国逐渐消亡。

3.蒙古高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关于蒙古高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草原农业化------草地被开垦成为农田；

2）草原工业化------产生大量的工业污染；

3）草原城市化-------地下水资源短缺,草原干旱；

4）草原沙漠化-------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综合以上原因，结果草原沙漠化迅速发生。

在以上4个方面主要原因是人为造成的为主，自然为辅，从内蒙古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3.1,草原农业化------草地被开垦成为农田

内蒙古地区草原在100年以来，尤其是近40年来被大量开垦成为农田，开垦的草原基本成为目前旱地农业的来源，在这些地区由于春季地表裸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土尘暴）的主要来源。

图1

内蒙古地区有大面积的草原被开垦成为农田

3．2草原工业化------产生大量的工业污染

目前草原地区不规范盲目发展工业，产生许多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工业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

3．2．1工业造成的环境其原因:

（1）中国东部和大城市现代化对能源的过度需求，增加了工业发展成本，西部地区内蒙古廉价能源开发成本，刺激了企业家的开发内蒙古地下资源欲望，结果利润来源不支付环境成本。

（2）内蒙古地区的落后现状与内地经济反差，使内蒙古地区政府产生极大的心理反差，导致以生态破坏为代价,获取经济改善。

（3）各级政府存在GTP政绩评估的压力，不顾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政府牧区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4）中国农业税收的取消，使以农牧业税收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出现严重困难，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农业以外财政来源。

（5）内蒙古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和法律意识薄弱，属于普法弱势群体，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大量的政府人员和内地公司非法占有牧民土地，破坏了原生草原植被。（6）内蒙古地区土地,资源开发等法律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

3．2．2牧区发展发展工业化理论依据之批判

牧区发展发展工业化理论有许多，主要是工业替代理论，主要观点如下：

(1)工业发展可以解决就业人口,转移牧区多余劳动力，认为工业发展可以解决就业人口,转移牧区多余劳动力,减少牧地人口压力。这是目前许多地区的基本理论，但是牧区不是农业地区，牧区劳动力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工业实际解决的就业人口主要是内地的流入的外来人口和城市待业人员，但是占用和破坏的是牧区牧民的草地。这其实还是变相的侵犯牧民的利益。

(2)工业发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牧区现代化建设和环境治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发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牧区现代化建设和环境治理，替代农牧业低收如和无收入的局面，这是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许多以牧业税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地区普遍存在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期望以工业的高税收来补救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政府危机的转嫁，本来政府应当承担的问题转嫁给地方和牧民。其实牧民牧区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没有给草原牧民带来利益,许多企业破坏后又转移到其他地区。

(3)工业发展可以带动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业发展可以带动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经济连动效应；第三产业在牧区包括旅游业，在内蒙古地区旅游业主要的文化基础就是游牧文化，但是农业、工业化的结果其实是以游牧文化产业消亡为代价的，没有游牧文化的发展就没有内蒙古旅游也的前途。

以上是内蒙古大力发展工业的理论基础----工业替代理论，其结果是以牺牲草原生态和消灭原生态游牧文化为代价。我们的观点不是不能够发展工业，而是不能够发展以破坏草原生态环境和游牧文化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3．3草原城市化-------地下水资源短缺,草原干旱加剧

目前许多草原地区不现实扩大城市规模，消耗大量土地和水资源，盲目引进人力，搞城镇建设，增加人口，在环境脆弱的草原地区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是不利于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城市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也日益增加。将来会支付更大的成本恢复生态环境。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规模化发展，其环境压力不仅仅是城市本身，对城市周围牧区环境的压力更大，其结果是使草原干旱和荒漠化加剧。

3。4草原沙漠化-------植被和生物多样性消失，草原沙漠化不仅仅是草地土壤性质的变化，还包括地表植被和生物多样性消失，草原沙漠化对草地畜牧业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对草原文化和外围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中国北方沙尘暴的主要原因就是内蒙古地区草原荒漠化的结果。

3.4.1 蒙古高原草地荒漠化发展趋势

近20年来，内蒙古地区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恶化的双重影响，草地生态环境在逐渐恶化，不少地区的草地植被在负向演替，植物群落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优良牧草的生物多样性减少，草地第一性生产力大幅度降低，目前蒙古高原的草原次生沙漠化和盐碱化越来越严重，内蒙古地区80-90%的草地发生退化，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严重影响了内蒙古地区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蒙古高原草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价值，但是近20年来草原沙漠化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其生态价值远远超过其作为畜牧基地的经济价值，他的生态效应不仅对中国和蒙古，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都是至关重要的。探讨蒙古高原草原沙漠化的原因，寻找恢复生态环境的对策和技术，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3.4.2内蒙古草原湿地退化形势严峻

草原湿地不仅对草原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和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对地球环境系统的生态作用。湿地的功能主要有以下方面:（1）湿地是空气的净化基地，释放大量氧气，吸收CO2，保证地球气体的平衡。（2）湿地是陆地的蓄水池，平原的水塔，河流、湖泊的水源，保证人类、工业等方面的水分需求。（3）湿地是环境湿度的调节器，可以缓慢释放水蒸气，保持空气湿度，减少水土流失。（4）湿地是野生植物,动物和候鸟的栖息地保持生物多样性。（5）湿地是人类和动物食物的生产地。.长期以来我国对湿地资源进行了持续地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很多地方忽略或不注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湿地资源得不到正常的休养生息，湿地而积和资源也日益减少。许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湿地，退化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已经完全丧失了湿地应有的功能。

据统计，从50年代至今,洞庭湖、洪湖与江汉湖群垦殖率达50%以上，番阳湖也达2 4%。中国西部地区的湖泊因上游地区截水灌溉，导致湖泊面积萎缩、水质碱化。历史上烟波浩瀚的罗布泊也早已成为了荒漠。荒漠化问题由来已久，前车之鉴举不胜举，我们进入21世纪现代社会，如何不再犯历史性的错误，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是面临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大课题。

近年来内蒙古草原地区不顾生态环境限制，盲目发展工业、农业和进行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造成干旱草原地区水资源过度利用，导致湿地逐渐缩小和消失，荒漠化进程加剧，我们进行草原地区荒漠化情况的调查，寻找解决和减少草原退化提供依据。

3.4.3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湿地退化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曾经是蒙古高原最肥美的草地之一，也是目前内蒙古地区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蒙古游牧畜牧业的地区，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载体，没有草原，游牧文化也会消失，因此该地区的生态建设具有草地生态保护和蒙古游牧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意义；

近年来，鉴于人为和自然因素干扰，乌珠穆沁草原许多湿地盐碱化和荒漠化程度十分严重，202_年6-7月我们对内蒙古东乌旗满都镇阿尔消特湖荒漠化典型例案进行考察和分析，这对减少我国沙尘暴，保护草原湿地具有重要理论研究和实践意义。

仅满都镇两个项目点发生的沙漠化和盐碱化面积已经达到15000亩（1000公顷）左右，部分地区沙化面积每年以10~20%的进度增加。探悉其沙漠化和盐碱化的原因，研究其植被恢复技术，进行草原荒漠化治理和盐碱地改良的工作迫不及待。

关于草原荒漠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思想方面产生荒漠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思想根源是忽视或者是无视草原的生态作用，没有建立草原的生态观念，目光短浅，只追求暂时的经济利益。

3.5 草原荒漠化治理观念和技术的比较研究

关于内蒙古草原荒漠化治理方法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是存在不同理念、策略和技术措施的。我们初步认为目前主要有4个方面：

（1）以自然力恢复为主，把人与自然对立,排斥人为作用（2）以人为意愿为主，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理念（3）完全以自然为主，（4）以自然为主，人为辅助的理念.3.5.1以自然力恢复为主，排斥人为作用的理念

这是目前内蒙古许多地方采取的政策，其强调自然力的作用，把人为活动与自然对立，不考虑人和动物在草原生态中的作用，目前采取围封转移和禁牧的方法基本基于这种理念。

3.5.2以人为意愿为主，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理念

在草原建设方面，一些地方不考虑原生态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不考虑生态平衡，以人类的意愿为主，目前主要表现有：

（1）牧业变为农业化----在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大面积开垦土地，种植作物、树木和经济作物，进行掠夺经营，结果造成草地水资源匮乏和土壤资源破坏，破坏了原生植被。在内蒙古地区这种情况十分严重。

（2）牧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草原地区盲目大力发展工业和城市，采取以工业补牧业的经济政策，完全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土著居民的利益，结果导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和草原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3）游牧变定居化---在草原地区进行定居和建设大面积的围栏，照搬农村的方式进行草地和牲畜的双承包，只考虑人居住的舒适，不考虑草原的承受力，更不考虑其他草原生物的生存需求，结果使草原上午多样性消失，使草原退化。

3.5.3完全以自然为主

人类活动完全与自然容为一体，对自然资源适度利用，基本不参与人为干扰，与草原所有生物和平共处，给草原任何生物都留有一席之地。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动放弃人类的需求，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很低。在蒙古国的许多地方保持的游牧文化就是基于这种理念。

3.5.4以自然为主，人为辅助的理念

强调自然选择的主导作用，人类辅助自然恢复的进程，不排斥人类的作用;利用现代技术降低资源的消耗，提高植被的生态作用和经济价值。

这是我们目前采取的理念，技术方面我们在草原地区不是种植树木和经济作物，而是根据原生态选择的植被特点，引进和选择适宜的植物和技术进行植被恢复，不排斥人类和动物的作用，最终要保持草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同时也要保护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中国与蒙古的国际合作

4．1中蒙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内蒙古地区与蒙古国接壤，共同占据着蒙古高原的主体部分，曾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主要天然植被同属欧亚草原，草原的基本结构、植物组成和草地利用方式也十分相近和相同。典型草原为这两个地区所共有的草地代表类型之一。

近20年来，内蒙古地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草地生态环境在逐渐恶化，不少地区的草地植被在负向演替，植物群落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优良牧草的生物多样性减少，草地第一性生产力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了内蒙古地区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蒙古国境内多山，地形较内蒙古地区复杂，气候也更为寒冷、干旱，但是那里的天然草地保护尚完好，草原植被和草甸植被仍然处于顶极阶段，其草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草地的生态型多样性也远远高于内蒙古地区。在中国和蒙古, 开展蒙古高原典型草原荒漠化原因及恢复的对比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我们认为在蒙古高原荒漠化治理研究工作中，开展亚洲乃至广泛国家的国际合作，进行联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期望得到国内外广泛的支持和合作。

4．2合作项目主要内容：

为共同保护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草地牧草种质资源，为中蒙两国牧用土地的植被建设提供互补资源，同时加强两国牧草研究人员的合作关系，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与蒙古国畜牧研究所的牧草专家于202_年、202_年、202_年多次互相考察草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讨论了近期开展合作研究的有关事宜，并对联合开展草原荒漠化问题达成共识。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蒙古高原草原沙漠化的原因，寻找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的对策和技术，建立蒙古高原草原保护与游牧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初步制定合作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调查、比较和研究蒙古高原不同地区典型草原荒漠化的原因；

（2）调查、比较和研究蒙古高原不同地区典型草原荒漠化恢复对策和效果

（3）调查、比较和研究蒙古高原不同地区游牧文化发展趋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4）为中蒙两国专家提供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5）（6）（7）（8）为世界愿意为蒙古高原草原保护作贡献国家、组织和个人提供机会。建立蒙古高原草原保护与游牧文化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建立蒙古高原草原保护与游牧文化发展国际合作网站。联合出版《蒙古高原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环境绿皮书》。

蒙古高原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蒙古的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几千年的游牧文明不要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让我们联合起来，为恢复草原曾经的美丽和辉煌而努力吧，为发扬蒙古游牧文化的文明和生态作用而奋斗吧。

参考文献（略）

第二篇：游牧文化旅游节

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

整体策划方案

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组委会

202_年12月

按：202_年，由国家文化产业规划研究院创意发起，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包头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文化产业规划研究院和达茂联合旗委、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取得圆满成功，在国内获得巨大反响。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的成功，为新型文化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可贵示范。

作为草原文明的核心文化体系，游牧文化承载的不仅是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元信息，更承载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文化使命。打造游牧文化品牌，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是打造高端新型文化旅游产业的需要，更是重塑和提升游牧文化价值、实现其使命的需要。

举办首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是践行国家文化战略的具体举措，也是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勇敢尝试。202_年，我们将举办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进一步提升品牌、提升高度、提升实力、提升效益、提升国际影响力，再现游牧文明之光彩，再书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新篇。

一、操作规程

活动名称：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

活动时间：202_年7月12日—10月9日

活动地点：内蒙古包头市达茂联合旗

主办单位：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国家文化产业规划研究院

中共达茂联合旗委员会 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大学、高占祥

文化艺术基金会、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

动管理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包头市文

化广播电影电视局（新闻出版局）、包头市旅游局、包头市体育局

支持单位：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澳门莲花卫视、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电台、内蒙古日报、包头广播电视台、包头日报、包头晚报、家庭周报等

二、主题定位及内容

活动主题：深度挖掘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认真践行草原生态文化理念，全面展示蒙元文化历史魅力，着力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环境，全力推进达茂文化旅游发展。

活动定位：借势国家资源，整合地方资源，挖掘文化资源，利用媒体资源，拉动社会资源，注重规格、注重品质、注重效益、注重互动、注重大众参与，打造更具发展活力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旅游盛会，使“游牧文化”品牌成为草原文化的主流品牌，使“游牧文化旅游节”真正成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文化强国战略践行的标兵、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地方名片。

活动内容：包括文化、体育、旅游、商贸四大类活动，文化活动构筑特色，体育活动提升规格，旅游活动凝聚人气，商贸活动促成合作交流、实现富民增收。统筹考虑活动设置、景区景点建设、旅游线路设计、综合管理治理，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商贸活动互动互助互促，在融合中提升，在提升中收效，真正实现办节目的。

三、总体战略思路

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将在首届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提升，重点提升规格、夯实内容、完善布局、强化合作。保留群众喜爱的、具有市场潜力和文化价值的活动项目，提高活动的规格和质量，并深度包装推向市场；延伸活动内涵外延，不断引进高规格高水平的高端活动，探索商业化运作，推进游牧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

（一）理论和品牌支撑体系 1.草原国际论坛；

2.申请“中国游牧文化之乡”命名； 3.中国游牧文化保护区建设； 4.中国游牧文化博物馆建设。

（二）高端活动支撑体系 1.“达茂风”中国摄影大赛； 2.国际顶级摩托车极限挑战赛； 3.全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4.全国顶级书画家采风达茂； 5.中国首届二人台大赛；

6.全国大学生草原三项（徒步、长跑、自行车）越野赛； 7.中国汽车俱乐部环达茂草原友谊赛； 8.中国首届蒙古马拉力赛； 9.中国环达茂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三）丰富的民间活动支撑体系 1.蒙古族民间文艺表演活动； 2.蒙古族民族手工技艺活动； 3.蒙古族民俗游艺竞技活动； 4.蒙古族民间竞技贸易活动； 5.蒙古族民间祭祀礼仪活动； 6.区域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四、活动安排

（一）准备阶段（202_年1月—6月）

1.202_年1月，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活动主题、定位、内容、板块布局以及活动相关公告等，同步启动“神秘草原〃休闲达茂”网络拍客活动。

2.202_年2月，面向社会征集创意和活动项目，进行活动的申报筛选、活动方案收集等具体工作，集中进行招商活动。3.202_年4月，制定各工作组工作方案、具体活动实施方案，制作活动宣传册、工作手册等，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4.202_年5月，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进行重点活动推荐，各主流媒体开始大规模宣传营销，招商活动全面开展。

5.202_年6月，各类活动基本准备就绪，重大活动项目进入前期运行阶段，宣传营销进入高频攻坚期。

6.202_年6月下旬，举行第三次新闻发布会。

（二）实施阶段（202_年7月—10月）

1.202_年7月12日—8月15日，英雄草原活动板块。

2.202_年8月16日—9月30日，激情草原活动板块。

3.202_年10月1日—10月9日，欢庆草原活动板块。

（三）总结阶段（202_年10月—11月）

对第二届中国游牧文化旅游节进行集中总结，适时开展其他活动。

五、活动板块布局

本届游牧文化旅游节，根据活动类型和时间安排，初步设计为三个主题板块。1.英雄草原。围绕“游牧文化”，以“文化、文明、情怀、胸怀”为主题，重点推出开幕式、第25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申请“中国游牧文化之乡”命名、“马背争雄”赛马月、“绿茵争霸”搏克周、“沙漠之舟”骆驼赛、“游牧草原”勒勒车搬家比赛、哈撒儿文化艺术节、草原国际论坛、满都拉口岸风情游、环达茂自驾游、七夕浪漫草原情人之旅、经贸投资洽谈会、有机农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

2.激情草原。围绕“现代文化”，以“速度、高度、美丽、魅力”为主题，重点推出“寻梦花海”赏花月、国际顶级摩托车极限挑战赛、全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全国顶级书画家采风达茂、全国大学生草原三项（徒步、长跑、自行车）越野赛、中国首届二人台大赛、“爱在达茂”草原合唱节、中国汽车俱乐部环达茂草原友谊赛、陈刚独步中国穿越达茂草原骆驼赛、“最美星空”中秋赏月、中国首届蒙古马拉力赛、中国环达茂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牛羊肉伴侣节、寻花问月乡村体验游、“畅想生活”物资交流会、蒙古族手工艺品展销会等活动。

3.欢庆草原。围绕“民俗文化”，以“喜庆、同庆、欢乐、欢腾”为主题，重点推出内蒙古自治区赛马友谊邀请赛、“幸福达茂”重阳节老年才艺大舞台、内蒙古自治区跤王争霸赛、蒙餐烹饪暨牛羊肉伴侣大赛、内蒙古自治区自行车俱乐部友谊赛、环达茂自驾游、达茂品牌商品交易会、少数民族商品贸易会等活动。

六、运作模式

本届游牧文化旅游节将进一步开放格局、拓宽视野，发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活动全过程，着力转变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变主导为指导，探索市场化运作。

1.在组织运作上，坚持政府指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政府整体筹谋，社会力量和市场资源参与策划，积极广泛进行项目招商，形成以旅游活动为主线，以文化、体育活动为主体，以商贸活动为核心落脚点的运作模式。

2.在营销运作上，探索以节养节、广泛合作、良性竞争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策划、演展、票务、服务、研讨、娱乐活动等方面的组织营销工作，有偿出让项目经营权和冠名权，充分发挥社会实体、中介机构、文化产业集团、新闻传媒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实现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3.在服务工作上，坚持“对口服务、分类管理、多元合作”的原则，组委会及达茂联合旗委、政府制定有关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工作。文化旅游节期间，宾馆、餐饮、旅游、中介、娱乐等社会服务性机构，将统一使用文化旅游节品牌、标志，形成规范有序的服务市场。

七、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保障。成立文化旅游节组委会，设立活动领导小组。活动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办公室和宣传营销、安全保卫、后勤保障、市容市貌整治、文化活动、体育活动、旅游活动、商贸活动八个工作组。综合办公室和宣传营销、安全保卫、后勤保障、市容市貌整治等四个工作组构成外环服务保障工作系统；文化活动组、体育活动组、旅游活动组构成中环主体活动系统；商贸活动组为内环核心系统，形成三环组织和谐互动局面，为文化旅游节提供组织保障。

2.强化资源保障。深度挖掘并整合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强化旅游景区景点打造，大力推出阴山岩画、汉魏长城、金堑壕、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广福寺、普会寺、哈撒儿祭奠堂等人文历史景点；健全完善希拉穆仁草原、红格尔敖包、吉穆斯泰等自然景区建设；打造以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区、满都拉口岸、草原风电等为特色的现代景观。通过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打造，为文化旅游节提供资源支持。

3.强化基础保障。建成游牧文化特色鲜明的百灵那达慕文化产业园区，并不断健全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加大市容市貌、公路沿线、景区周边等地的环境综合整治，打造独具北疆草原风情魅力的达茂大景区。加大市政道路及管网建设，大力提升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游牧文化标识系统，建设突出蒙元游牧文化特色的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工程和公共设施，建设体现蒙元文化内涵的城市景观，营造游牧文化人文气息。全面启动12个苏木乡镇游客服务中心，加大旅游从业人员和服务人员培训力度，开设医疗、消防等公共服务绿色通道，提升服务质量，逐步完善具有人文关怀的旅游服务体系。

4.强化市场运营保障。邀请专业传媒公司创意策划，发挥基层民众首创精神，积极向社会征集创意活动，为文化旅游节的市场运营奠定良好的基础。积极打造独具达茂地域特色的北疆草原风情旅游线路，推进“达茂品牌”建设，加快天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有机认证、品牌打造，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市场督查，构建良性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作用，积极进行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动那达慕游牧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有序运行，尝试探索文化旅游节市场化运作。

第三篇：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5

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

乔晓勤

处于我国北部边陲的内蒙古，在史前时代恰好处于中原的农业文化区与东北亚草原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因而本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不但可以建立区域性的文化发展谱系，而且具有相当的国际意义。在研究草原地区游牧文化的起源及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关系方面，内蒙古的考古材料有独特的价值。

在过往的四十年中，内蒙古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就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而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地点发现于内蒙古的东西部各地人滨田耕作的调查材料得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2］

［1］，使日

。20世纪70年代开始，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发现和全面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辽河上游、内蒙西部黄河流域众多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发 现［3］，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本地区的史前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考古工作者曾结合历史文献，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历史上的“鬼方”、“东胡”、“匈奴”等联系在一起

［4］

。近年来在内蒙西部发现的朱开沟、老虎山等遗址的考古材料中显示出由距今3500年起，气候有明显地转向干凉的趋向，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遗址的早期农业文化后来随气候变化转化成为游牧文化。虽然如此，对于内蒙古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文化的发生问题，在考古学文献中还较少做全面分析。而这一问题无疑是我们研究北疆考古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就此作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按照人类学家的看法，畜牧业是人类的一种主要的生存方式。畜牧生计是人类对大草原、山区、沙漠、或其他早期农业文化所不能适应地区的文化适应

［5］

。而畜牧(pastoralism)主要是指人类驯化、管理牛、马、绵羊、山羊、骆驼、驯鹿等有蹄类的群居性家畜的生活方式。早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群体伴随寻找水、草而移动的畜群而有季节性的迁徙，鲜少长期定居。由于移动性生活需要广阔的游牧圈，所以与农业社会相比，游牧社会的人口密度明显较低。畜牧业主要有四种类型，即：1.冻土牧民。2.草原牧民。3.沙漠、沙漠绿洲牧民。4.热带干草原牧民。其中的第二类型以马、绵羊为主要家畜，其次是牛和双峰驼，第三类型主要有骆驼、山羊这两种驯化动物，而绵羊的比重也很大［6］。

游牧文化是欧亚大陆北部高原的主导性文化，从黑海北岸一直到蒙古高原都是这一文化的分布区。在详细讨论实际的考古材料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游牧文化生成的基本条件和方式先进行一些简单的讨论。在自然生态条件方面由黑海经高加索山脉到里海，再进入天山山脉。阴山山脉一线，基本处于北纬40°以北，由此向北跨越约20个纬度，分别到勒拿河、叶尼塞河、伏尔加河中游一带是欧亚大陆游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一广阔地域的主要地貌单元包括山脉、高原草原、沙漠，其间又有一些大小河流、湖泊等。处于这一文化带上的蒙古高原现今冬季的平均气温在-10～20℃之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干燥指数线在1.5～2之间。本区内的主要植被是各类耐寒的草本植物和灌木。自更新世末以来，以有蹄类为主的哺乳动物在这一地区有广泛分布。这种基本生态条件在整个上述欧亚草原地带有普遍的相似性。

就世界范围的考古材料来看，游牧文化的产生是与人类驯化动物以获取更大量可靠的食物资源的尝试有关的。在更新世晚期的近东，人类的狩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鹿、羚羊、野羊这样一些有蹄类动物上。跟随这些动物的逐水草移动，人类开始了季节性的群体迁徙。考古学的证据表明，野羊为这一地区的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肉类和皮毛，这一阶段人类的狩猎活动涉及各种年龄和性别的动物。从大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人们的狩猎出现了某种选择性，这一时期的人们食用未成年的野绵羊，占其所猎取羊总数的50％，同时，所猎的雌性动物的比例下降。这说明当时人类已知将雌畜保留下来用以繁殖的知识，到公元前7000年时，人类已可以将绵羊由其原自然居住地带到约旦河谷驯养了

［7］

。值得注意的是，近东早期的动物驯化往往是和植物栽培结合在一起的，而在欧亚草原地带作为单一适应形式的畜牧业大量形成于公元前202_年以后

［8］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专门化的畜牧业发生于农业进一步集约化。灌溉系统的出现，以及相应的人口增长，社会组织化加强之后，畜牧业的专门化是社会生产分工进一步精密化的产物

［9］

。另一方面，畜牧业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后，其有效发展的区域是那些不适宜于农业的干凉草原地带。在人类总体的适应方式中，畜牧业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它可以把绿草和灌木这类人们不能直接利用的能源转变为可资运用的食物产品：奶、血、肉。

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大量游牧部落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后的事。导致农耕、畜牧混合型经济向单一畜牧业转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气候的变化。在这一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气候逐渐转凉。到公元前202_年中叶，曾出现过一段气候变暖的时期，而到公元前1200～前500年期间，再进入一个新的清凉、干燥期［10］。人类在欧亚草原及邻近地区生计方式的主要转变即发生于这一个阶段。从上述有关游牧文化的概述中，我们也许能初步归纳出游牧文化起源的一些规律来。1.游牧文化最初的发祥地多位于草原和农业区域的交界地带或邻近地区，在那里畜牧业发生之前曾存在过一种持续较长时间的农耕、畜牧混合型文化(这一阶段单位畜群的规模相对较小)；2.游牧文化产生于特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下，单纯的畜牧业产生后即向先前人类未曾开发的高纬度草原地带移动，并逐步形成在较广大地域内较低密度的(通常处于季节性流动的)人口结构；3.游牧部落不断以和平或冲突的方式与其相邻的农业群体发生联系。但游牧文化一旦形成，则较少重新转化为过去混合型文化的张力，农业文化也不具备向不适于农耕的干旱草原地区扩张的能力。因而，在长时间内游牧文化都处于与农耕文化平衡发展的状态下。

内蒙古与游牧文化相关的早期发现是一系列的细石器地点。包括：东部海拉尔的西山岗、满洲里的扎赉诺尔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及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细石器地点，以及西部包头转龙藏、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托克托县、呼和浩特二十家子等地点。主要的石制品是用玛瑙、燧石、石英为原料经过间接打击和 压制加工制作的石器。器形包括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当时的研究者指出，这些细石器遗存或属于“狩猎兼营畜牧”群体或属于“畜牧—狩猎为主，而兼有部分农业”的群体［11］。由于这些石制品多为表采，缺乏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和碳十四断代数据，所以其时代属性不甚明了。但正如佟柱臣先生指出的，细石器是在我国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及与其邻近的地带，在有石英、玛瑙、燧石等石材的条件下，一定技法一定形式而反映在工具上的一种含意

［12］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早年被统一归入“细石器文化”范畴的一批细石器遗存分别被归入阴山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之中。在这些新的考古文化范围内的细石器遗存有了明确的年代归属，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类遗存的源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内蒙东部的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有为嵌粘在复合工具凹槽中的压削长条形小石片。该遗址的碳测年代是5290±95 B．C。赵宝沟文化的碳测年代之一为4270±85 B．C，该遗址中出土了细石器的石片、石核。内蒙西部阿拉善遗址的第二期出有镞、刮削器、钻刻器、石叶、石片、石核等细石器，三期又新出细长柳叶形镞及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二期、三期的碳测年代分别为4790±70 B．C及4330±80 B．C

［13］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现的细石器通常与篦纹陶或“之”字形纹陶器共出，陶器器形以直口筒形罐为主，少见或不见伴生大型打制或磨制石器。近十年来，在内蒙东西部各个聚落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一方面与裴李岗至龙山阶段中原的新石器文化在时代上是平行的；另一方面细石器与表现出定居农业鲜明特色的一组陶器、石器共出。例如，内蒙西部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老虎山遗址中，包含有种类比较丰富的细石器，体现出农业文化区(或者说农业文化区边缘地带)内多种文化因素的存在［14］

。这种农耕、畜牧、狩猎的混合型经济通常是游牧民族形成前的文化特征。我们尚未有关于上述遗址中驯化动物的详细资料，但从这些地方自然生态景观来看，当时可供放牧的地方当比中原地区要大。

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示出由农牧混合型文化演变为游牧文化的大致时间和过程。在朱开沟遗址的五段文化中，磨光石器、陶器都能找出前后承袭的演变序列。第一段的时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而第五段文化中商式青铜戈与草原系鄂尔多斯青铜器共存［15］。第五段所处的时间恰是欧亚大陆气候全面转向干凉，斯基泰—塞种人游牧文化开始兴起的阶段，两者应不是偶然的巧合。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草原青铜文化当是兴起于邻近黄河中上游以北，与农业文化圈相接的草原地带，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扩展。田广金先生曾指出，“商代晚期以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逐渐向东、向北扩散，向北直至西伯利亚”

［16］

。这一结论当是与游牧文化兴起、扩展的实际过程相吻合的。

游牧部落形成后，有向周围地区扩展的需要，而这种扩展通常指向那些气候更寒冷、先前较少有人活动的高原草原地带，并逐步形成不同群体的游牧圈。一个群体可能会相对固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随季节迁徙，也可能有较长距离的群体“移民”。在内蒙古地区，早期的游牧部落大概是从黄河沿岸地带逐步向北移动，进入阴山山地和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以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两大草原。除上述海拉尔、满洲里、新巴尔虎左旗早年有一些细石器地点的发现外，上述地区除岩画外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较少发现，而在春秋时期，当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进入鼎盛期以后，历史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文化遗物则广泛存在于蒙古高原各地。这也许反映出游牧文化扩散的范围和速度在这一时期才达到一定的规模。同时，早期游牧适应仍处于一种不能完全与农业民族分隔开的依存状态下。当气候骤然变化或流行病危及畜群时，能否及时获得必要的食物资源对早期游牧群体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另一方面，当农业社会已经逐步跨入金属的文明时代时(如中原的商代)，游牧部落更需要在与农业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取诸如金属冶炼这样的关键性技术的知识。

在讨论游牧文化起源时，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在某些地区由当地早期狩猎—采集群体直接转变到畜牧经济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在气候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独立地由农牧混合型经济转为单一畜牧经济的情况，蒙古境内的考古发现即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例子。在蒙古东部的东方省与肯特省，发现了一系列由公元前4000年～前202_年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中不但出土了一系列如石锄、石磨盘、石杵这样的农业工具，还出土了大量驯化的马、牛、羊骨，以及打制刮削器、切割器、锛形刮刀、镟、动物雕像等与畜牧、狩猎密切相关的文化遗物

［17］

。体现出处于北纬47°～50°的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是一种较典型的农牧混合型文化。至公元前202_年末、1000年初时，在蒙古境内发现了大量鄂尔多斯式的青铜短剑及动物牌饰，表明当地经济已进入一个转型期。稍后石板墓又成为克鲁伦河流域重要的文化遗存，蒙古史前文化在总体上的演变规律是与内蒙古地区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相一致的，这种变化甚至具有更广泛的地域相似性

［18］。

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史前文化呈现出另一种演变的线索。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阿尔泰地区，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至公元前202_年初出现了一种包括红铜制品和金银饰物的铜石并用型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该文化的墓葬中常见绵羊、牛、马等家畜的遗骨，表明当时已进入早期畜牧阶段，但渔猎、采集仍很重要。以制陶、制骨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在该文化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之相比，除有一些房址的发现外，农耕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这一文化代表着游牧文化直接脱胎于狩猎—采集经济的演变方式。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形成的区域性及构成方式的多样性。

史前狩猎—采集群体与后来的游牧社会在黄河中上游以北地区留下的主要的考古遗物是阴山山脉一线与阴山以北阿拉善至乌兰察布草原一带的石刻岩画。除在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境内的哈达图山岩画地点有伴生的刮削器、石镞等细石器及石片外，各地岩画地点均鲜少发现与之同期的其他文化遗物。考古学家只能根据岩画本身的图形内容及刻划风格来对其时代进行大致的判断。盖山林先生曾将阴山岩画分别归入三个时期的作品：1.石器时代(距今10000～3000年左右)。2.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年～公元最初几个世纪)。3.历史时期(公元6～19世纪)［19］。而将乌兰察布岩画划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

［20］器时代、中古时代、元代及以后几段。概括起来，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在整个岩画中所占比例不大，它们应属于史前时期较分散地分布于内蒙各地的采集—狩猎群体的文化遗迹。这一时期的岩画中已明显地反映出人类狩猎的对象较集中于岩羊、北山羊、驯鹿、马鹿等有蹄类动物。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各地岩画的鼎盛期。在阴山山地，乃至向西的贺兰山、祁连山、阿尔泰山都有岩画发现。由这些山地向北，在蒙古境内的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及戈尔诺—阿尔泰加兰加什河谷到西伯利亚、中亚细亚也有岩画分布。内蒙境内从阿拉善右旗到乌兰察布的达茂旗亦有大量青铜时代的岩画发现。关于这些岩画的创造者，一部分可能是当地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后裔，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应是由南方迁徙而来的新近分化出的牧人。各地岩画图形与鄂尔多斯青铜器某些主题图案的相似性，强烈地暗示出这些草原青铜文化的最初发祥地，我们也许有把握地说，至少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草原系青铜文化的出现是这一地区游牧部落与中原文明长期接触的产物。青铜冶炼技术这种文化特质通过群体迁徙、交流的方式得以在流动性甚强的草原诸游牧部落中广泛传播，从而孕育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古代强大的游牧民族。

我国北方的游牧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发生于北纬40°左右古长城一线中原农业文化区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区有相当于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定居农业群体而其文化内涵中又有细石器这样一类中原农业文化中不广泛存在的因素。体现出相当时期内本地文化中农牧(亦包括狩猎)混合型经济的存在。当龙山文化晚期开始，气候趋向明显干凉时，原有的农业文化区向南后缩，单纯的畜牧经济在不适于农耕的蒙古高原普遍展开，与此同时，游牧部落也与农业文化保持相当的联系，属于中原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文化特征被不断引进到草原地区。草原地带的岩画和细石器等文化遗存代表着这些地区史前文化的存在。这些规模较小，分散各地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的一些后来转化为游牧群体，但他们并不构成青铜时代游牧民族的主体。

在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在本地区新石器时

代遗址中(尤其是那些包含不同时期文化层的遗址中)，仔细收集反映古生态环境及文化演变的植物和动物资料，找出人类早期驯化动物的证据及这些动物的分布区域。着重探寻形成中和形成的游牧文化的特点及移动路线，以及他们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全面揭示我国北方畜牧业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复原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一个重要地区的文化全貌。

注释：

［1］［11］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2］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cnt China”，Yale UnivPress，1986.［3］［13］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4］［16］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5］威廉²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江孝男等著：《文化人类学百科辞典》，青岛出版社，1989年。

［7］Grahame Clark“World Prehistory”，Cambridge UnivPress，1977.［8］［10］Vladimir N.Basilov“Nomads of Eurasia”，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clcs County，1989.［9］F普洛格著：《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1983年1月。

［12］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4］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

［1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17］《中国大百科全书²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8］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盖山林：《乌兰察布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第四篇：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当一个人生存在一个文化交流居主导地位的系统中时，他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富有。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必定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自我扩张和彼此接触。所以东西方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为：文化的社会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潮的变化，文化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从历史的规律来看，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是一个逐渐深入大众的过程，是由一种具体的形式而逐渐抽象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社会活动的过程。比如中国的端午节，几千年前，人们唯一的想法是把粽子丢到汨罗江里，让鱼不要吃掉屈原的躯体。但随着时间的变化，端午在纪念屈原之余也包含了对爱国思想的尊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端午节赋予了更深刻得含义，对现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节日的发展都与端午节类似，比如西方的情人节，原本是情人之间相互表达爱意的节日，在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情人之间了，可以对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赠送礼物表达对他们的爱；情人节中的情也拥有了更多的内容，不单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等等。总之，文化总是与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致，社会对文化赋予新含义的同时，文化也对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世界越来越小，事物的发展更趋向于全球化，文化也不例外。相互关注、了解、掌握各自的文化内容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要求。如今在东西方各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东西方文化的接触、碰撞也日渐激烈。倡导中西方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随着中国等一系列东方国家的崛起，东方国家在文化的交流上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深的情况下，中国也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去交流合作，将更主动的会同、融合、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出更加适应当前国际形式的新的文化形态。

第五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8 参考文献：...................................................................................................................................................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第262页。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第142页。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第142页。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第239页。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第90—91页。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2_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