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患关系紧张之原因分析与解决对策

医患关系紧张之原因分析与解决对策

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一方面经常有病人投诉、殴打甚至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也多有抱怨。为处理病人投诉和医疗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医院主管部门和相关医务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一项严峻的课题。笔者就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对策粗浅地谈谈个人的一些见解。

1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患关系紧张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医学、媒体、患方及医方等方面的因素。

1.1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医院已经定位为服务行业，政府对医院的补助越来越低，只有医院收入的10%，这种水平的财政补助只能冲抵离退休职工的费用。医院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和服务来换取收入。用市场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把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当成产品出售给患者，而患者付出钱，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目前正在进行和完善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医疗改革和医药卫生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价格低廉，质量实惠”的服务。但由于改革是一个彻底变革旧观念的过程，难免产生阵痛，医院进入市场后为了维持运转一般不会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许多人对自己要花钱看病感到不适应，觉得难以承受。同时对医疗期望值却增高，稍有不满意就投诉、大闹，这是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的社会原因。

1.2医患关系紧张的医学原因。现代医学不断发展进步，不少医学难题迎刃而解。但医疗领域充满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之新的病毒不断出现，病种增多，即便医学再发达，医生再努力，一些“抢救无效”的不幸事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促进医院和医生不断探索医学科学的动力。现在国内外一致认为医疗确诊率只有70%左右，急重症抢救率在70-80%左右。由于个体差异大，即使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在有些人身上，也可能向复杂性转变，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疾病的治疗过程和结果始终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这是医学的无奈。很多患者及家属不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当心中不满意或在亲属死亡时行为冲动，辱骂侵犯医务人员，这是不理性的极端看法，更是对医师基本人格的不尊重。社会、医院、医生、病人和家属都应当尊重医学科学，回归理性，不然对谁都无益。

1.3医患关系紧张的媒体原因。现在医院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新闻媒体更是愿意对医疗纠纷和事故进行报道，并且明显地带有感情色彩，倾向于患者这个弱势群体，往往对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视而不见。媒体为弱热群体鼓与呼，确实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打击红包、回扣，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同时却又使患者不信任医院和医生，未进院就戒备，进院后稍不满意就投诉，假若真正发生纠纷，则集结人员大闹医院，哪怕官司上了法庭，法官最后判决也本着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致使医院方的合法与正常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不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1.4医患关系紧张的患方原因。很多患者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维权意识却又异常强烈。一方面，以为医学万能，进了医院就进了保险箱，生命健康有绝对保障。另一方面，认为自己花了钱就要治好病，一旦病情不见好转或者恶化时，就认为是医疗事故，就觉得医院和医生不可原谅，进而大闹医院，甚至打骂医务人员，完全忘记了之前医生护士付出的大量劳动。

1.5医患关系紧张的医方原因。长期以来，医生这个职业投入大，责任大，风险高，收入低，以前医生们都无怨无悔地日夜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有金钱第一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心理产生不平衡，此时药品制造商适时地为医务人员追求高收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越来越少，医院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医患双方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关系紧张。

2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败。正确解决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维护医疗服务市场正常的秩序和医患双方的利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2.1强化政府职能。政府应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健全医保体制，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合理分散医疗保险，减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的实际负担；加强对医药生产、流通、销售领域的监管，理顺医疗收费价格，改“以药养医”为“以医养医”，使医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诊断、救治、护理、服务等环节。

2.2患者要尊重医学。由于生命的奥妙，个体的差异，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不管医学如何进步发达，医生如何敬业努力，总是存在一些遗憾。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依法执业，规范执业行为，以科学的方法来检查、诊断和治疗疾病；患者对医生不要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医生想故意“医死或医坏”患者，那对他自己名誉也无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是由于不可预料的或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属于意外情况，患者应接受事实，不要动辄闹到医院或责难医生，这样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为自我保护检查越来越细，既不利于医学的发展，也加重患者的治疗费用。

2.3医院如何与媒体打交道。遇到纠纷时，医院对媒体如果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会被认为有难以启齿的原因，引起猜疑，而应把为什么发生问题的原因给媒体一个合理的解释。新闻媒体对医疗纠纷与冲突要进行客观的报道与评论，成为沟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心灵的一座桥梁。2.4畅通医患沟通渠道。医患之间相互依存，医生因患者而生存，医学因疾病而发展，患者生病也要医生救治才能摆脱病魔，恢复健康。医患之间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和谐的人际关系。医疗机制改革后，打破了过去公费医疗制度，患者对自己掏钱看病要逐渐适应，对受目前医学水平和医生技术水平所限治疗不满意的病例，要予以充分理解。虽然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

第二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吴依明 电话：***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政县政东平中心卫生院 邮编3536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甚至采取提防、戒备心理，其原因复杂，纵观分析后可在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一、社会环境因素

1、在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金钱观念突出。传统美德、社会伦理底线被践踏，社会公众缺乏对疾病客观、本质认识，错把就医当作一宗商品进行交易。

2、医疗商业化导致政府责任意识弱化，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责任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投入比例相对不足，规范与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的法规建设滞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医生工资、医院发展及维持医院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短缺，短缺部分需从医生日常诊疗过程中弥补，使医疗公益性带有浓厚商业特点，成为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3、社会舆论缺乏正确引导，个别媒体对医疗事件过程不全了解的情况下，偏重或过度报道一方言词，使社会舆论出现偏差，甚至成为某些别有意图的患者用来向院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满意。引起事态升级，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3、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催生了“医闹”，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商业化、非法化，引发暴力事件，严重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二、患者因素

1、病人把就医视作简单的商品交易，只要付费医院就理应提供令人满意的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造成心态失常。

2、病人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忽视医学是一种高风险行业。疾病发展虽有一定规律可寻，但其发展过程复杂多变。病人及家属面对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无法理解，甚者情绪激动、暴躁，与医务人员发生过激行为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3、某些病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以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患者及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有的无视法律，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甚至残害医务人员等。

三、医源性因素

1、一些医院存在管理缺陷，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太规范，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

2、人口数量与医生配比失衡，中国医疗资源占世界20%，但医师人数却不到2%，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现全国平均每万名居民只拥有2-3名全科医生，基层卫生机构矛盾更加突出。医生长期从事高风险的繁重工作，承受着精神上和躯体上双重巨大压力，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部分医生跨越道德底线，收受红包回扣，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白衣战士形象在患者的心目中逐渐退化，甚至丑化，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缺乏相互信任。

3、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患者则对医生缺乏信任，二者促使医生对每个疾病实施全面检查和排查，宁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增加医疗费用，也不留有后患。如此恶性循规，医患之间就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非医疗因素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发生意外伤害后，依据国家的法律，医院负有监管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院方很难“全身而退”，由此引起的紧张关系因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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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工作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一声。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日渐激化趋势。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2_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是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医疗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社会发展建设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包括环保、医疗、教育、养老鸡退休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的忽略了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至7%。，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202_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都难以列入发展中国家之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202_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比202_年增长20.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3%。

我国成为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到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为促进和改善人民卫生条件所做的工作的还不是很够。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国家还不具备非常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虽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仍然会造成许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这样的事实和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医患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就成为了冲突发生点。

二、媒体因素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个传媒为了维持自身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已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相对之后，我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医疗问题由于涉及的受众最广，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对

象。

医生和患者本是应该站在同一战线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2_年8月底，某患儿出生才两天因为肚子有点肿胀，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医院作出诊断，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巨结肠，要求第二天就做造瘘手术。患儿父亲当时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和手术建议很怀疑，拒绝费用10万元的手术，而患儿在另一家医院凭借8毛钱的石蜡油缓解了病情；9月，家长向医院讨说法，发酵成“八毛门”；10月，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的医院做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10月底，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患方的父亲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他不知晓医学，因而可能在认知上有错误，而对医方产生误解。但是我们的媒体方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故意制造医方错误诊断并开出天价手术的舆论。诸多媒体方在新闻中链接众多医患紧张关系的新闻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众多民众对于医者敌意更加，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三、患方因素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健康意识加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加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的影响——以前的患者只要治好疾病或减轻痛楚就满意了，现在的患者更注重就医感受，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心境下治疗并痊愈，这除了要满足技术性医疗服务需求之外，还对人文性医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生要给予人文关怀，秉着同情心和同理心给予病人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还对就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病人的社会需求。以在医院生孩子为例，常规顺产数千元就够了，而大城市费用高达上万元的高级产科病房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医疗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客户——患者是医院的直接客户，但不是医院的惟一顾客；病人家属是医院的间接顾客，对医院的服务可能有比患者更深切的体会。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可能会埋下医疗纠纷的隐患。例如成都某大医院发生的一起病人死亡后，其妻子拿刀砍医生的事件，和医院忽略了病人家属的心理和情感不无关系；另外，相对患病的婴儿，他们的家长是医院的重要间接顾客，医院除了对患儿进行治疗外，还需对患儿的家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护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和家属，除了对临终病人做好关怀外，照顾病人家属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安抚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四、医方因素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一共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医生工作量大——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第四篇：浅析当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 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 B、生命神圣论 C、生命质量论 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

第五篇：医患关系紧张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其化解对策

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一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医疗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与矛盾，比较突出的就是医患纠纷问题。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医疗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并积极寻找解决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一方面经常有病人投诉、殴打甚至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也多有抱怨。为处理病人投诉和医疗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医院主管部门和相关医务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一项严峻的课题。同时，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维权意识逐渐提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医患矛盾激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医院的监管工作不到位。当前公立医院主要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 医院设备购买,规模扩大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也靠收费保障, 但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而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1]。由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医学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督。目前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监管就是靠医院自己监督自己，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而作为患者又不能对医院内部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不了解，容易产生疑问，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渠道。

2.处理和解决医疗纠纷方面立法尚不健全。医疗卫生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针对其特殊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卫生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真正起效于解决现实中的医患纠纷。尽管202_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2_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和内容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但是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没有结合医疗特点专门立法进行规范，一旦出现事故鉴定机构仍是医疗部门的人员承

担鉴定，容易引起群众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增多,且处理难度大。这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2]

3.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缺失。长期以来，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缺乏人文素质修养，政治思想教育不到位,行风建设措施未落实, 造成一些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 有的医生技术水平不高, 职业素质低, 在医德医风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 有的甚至出现腐败问题, 导致群众的不满。虽然这些只是行业中的个别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杜绝。由此引发的患者对医生的不满，在预期医疗效果与实际落差过大时，也就难免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的催化剂。

4.新闻媒体的负面影响。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然而片面的报道会误导读者，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给有效防止医疗纠纷发生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媒体过分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收红包、拿回扣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冲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3]某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打出醒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草率地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为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而进行炒作，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夸大了医疗机构的过失。通过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诱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5.医疗效果期望过高。由于患者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够了解, 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有病到医院就应治好, 而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又不了解医学知识，对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更是不了解。一旦病人没有治疗好, 或出现死亡，或产生高额费用，且达不到预期疗效，就自认为医院有责任, 纠集亲朋好友找医院的麻烦，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化。

因此，针对以上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改善医患关系应该从一下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医患之间协商解决。但这种方式缺乏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医方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识，存在一定缺陷；二是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虽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但由于体制的关系，其意见往往不能使患方信服，实际操作上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其执行主体为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主要包括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的参与度等问题。鉴定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消除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客观上更能体现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公正性。[4]

其次，注重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是为保障国民身心健康服务的公益性事业，但在现行体制下，我国的绝大多数医院带有明显的盈利目的，这就加重了病人负担，激化了医患矛盾[5]。因此，国家必须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投入，既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硬件环境，又要改善基层医护人

员的待遇，减轻病人的负担，使病者有所医，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另外，应加强媒体的沟通和联动,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虽然医疗卫生行业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但毕竟不是主流，我国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作为媒体工作者，报导应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带有倾向性，防止影响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特别是医疗纠纷，其原因复杂多样，报道应科学分析，正确引导，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从而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6]。

最后，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新型医学模式要求医疗服务必须以病人为中心，既要重视对躯体健康造成损害的致病因素，又重视对精神健康造成危害的心理社会因素。医患之间有效沟通，不仅可以打消病人的疑惑心理，减轻甚至去除病人的精神负担，而且增进与医生之间的理解，积极配合治疗，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目前，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加强医患沟通，能减少因沟通不良、告知不及时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有效维护医患双方的权利[8]。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及人们对医学问题认识上差异，医疗纠纷还将长期存在。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我认为个人、社会、政府应积极有效地进行沟通、协商，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如何正确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如何恰当处理医疗纠纷，对于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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