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月刊时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得失

农村集中建设、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整体开发，有利于统筹城乡规划、改善人居环境。自2006年试点以来，不少地方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效初显;同时也处于舆论风口，颇有争议。农村社区建设亟待再审视、再出发。

农业大省大兴农村社区建设热潮，纷纷定出任务状和时间表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2011年10月，陕西省汇编完成30个重点示范镇镇域居民区规划，5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化模块方案，供省内各地参考借鉴。2013年以来，陕西省在继续抓好21个省级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1000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力争经过3至5年建设，1000个 左右新型农村社区将达到《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试行)》，使全省20%的农村达到社区化标准，居住人口占到农村人口的25%以上，实现农村基础设 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

在陕西省的整体规划中，关中地区利用渭河治理机遇，率先推进沿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对全省的示范引领作用。

山东省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更早、动作更大。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走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以小 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有山东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近年来，该省统筹谋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小城镇建设，将二者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并制定了《农村 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不断加大投资、建设和管理力度。山东省委副书记王军民认为，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有限，大量农村转移人口都进入现有城镇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农村新型社区初步具备城镇的功能，规划、建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等都向城镇标准看齐，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大中城市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他还指出，随着农村社区各种服务功能的健全，吸引农民进社区集中居住，可以节省大量土地，也有利于吸引农村外出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对发展现代农业大有裨益。

半月谈记者在湖北调研时获悉，该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探索形成了双沟模式、尹集模式、魏庄模式等，去年1月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湖北省镇域总体规划编制导则》和《湖北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导则提出，引导散居农户和村落向集中镇或中心村集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中原农业大省河南，党委、政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农村社区建设。2011年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定：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增加新型农村社区这 一战略基点，将传统的四级城镇化体系变革为五级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格局。时任河南省一些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此举不减少农业用地，不削弱粮食生产，将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此举也被省内媒体解读为“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或家门口的城镇化。

近年来，河南各地纷纷列出任务状和时间表：平顶山规划到2020年全市2620个村将合并成539个社区;开封提出全市2381个村规划为800个社区……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冉庄村在夏邑县城东南角，出县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整齐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处理。

冉庄村有800多农户，现在已有200多户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余的农户正在积极申请，要求拆除老房，住进社区。

村干部王兴邦告诉记者，冉庄村原来是个养殖专业村，村民整体收入较高。这几年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户都不再种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全村村民购买的小轿车有100多辆。“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住新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农村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很满意这种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县新建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84栋楼房鳞次栉比，红墙蓝瓦。去年年底前，当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进了这里。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溪 口镇围丘村村民徐桂秋，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就在当地一家服装企业顺利就业，月收入2500元。她说：“以前在乡下种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几 千元。现在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真像做梦一样!”

在重庆云阳县红狮镇向阳村，从2012年以来，有100多户农民自愿搬迁集中居住。半月谈记者在这个新社区的一个菊花加工厂看到，20多个工人正在 生产线上忙碌着，39岁的农民陈永珍手脚麻利地包装菊花饮品。从2013年返乡后，她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作为熟练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陈永珍说，搬到新社区后，以前的土地退耕还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业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园当长工。

盲目撤村并居后遗症，“被上楼”难以承受之重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潜伏着种种隐患和病症，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村，农民对其态度很不一致，干部与农民的反应又大相径庭，省市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亦存在认识分歧。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可谓众说纷纭。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农民上楼动力不足，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刚启动便遭遇“掉链子”，成了“烂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却长久无人居住，成了“鬼楼”。

在河南遂平县褚堂乡马庄村，放眼所见，是宽阔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灯、整齐的联排别墅和高层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区没有一户人家。

村支书黄永亮介绍，新社区一共占地60多亩，设计有6个户型550多套房子。因为村民拒绝上楼，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经空置了3年之久。

日晒雨淋之下，这里正呈现一副破败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满了秸秆无处下脚，随处可见墙皮剥落景象。紧靠路口是唯一装修过的“样板房”，门锁锈迹斑斑，吊顶灯上缠绕着蜘蛛网。

在遂平县阳丰镇、确山县任店镇等地的社区建设现场，荒草丛生，塔吊高悬，随处可见尚未封顶的“烂尾楼”。根据现场告示牌的信息判断，有的项目超出计划竣工期两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很多指挥部办公室大门紧闭，难觅人影。夏邑县是豫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该县骆集乡香太楼村党支部书记彭志愿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就近实现城镇化，乡里不再给农民新批宅基地，谁家要盖新房，必须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双联中心社区买房。

在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还有个院子，拆迁后只换了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20多平方米的车库，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钱。“不住楼也不行，没办法，干部老是逼着我们，胳膊根本拧不过大腿。”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实施撤村并居的农村居民存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明显不适应。不少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具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上抬下很麻烦。

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对此颇多怨言。他们透露，不少社区要以农房和宅基地补偿后差价购买，通常要花数万元到20万元。

河南夏邑县香太楼村民崔秀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村里自己翻盖一栋楼房10余万元就够了，在双联中心社区买一套房子，再优惠也得20多万元，靠种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实在承受不起。

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秀亮说，齐庄村有310多口人，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今年60多岁的齐秀亮，原来有260 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一个院子，但按照村里拆迁补偿的规定，拆除后只能给150平方米的楼房，还是在5楼，并且每平方米还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觉不公平、不合算。

地处皖北的濉溪县孙町镇陈楼村，距离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早在2011年该村便作为煤矿塌陷区纳入整体搬迁安置计划。按照规 划，新村以农村社区的新模式建设在离旧村不远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摇号选地基。但该村付家庄90户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拒绝搬 迁。“谁都知道社区的环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区花销也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陈楼村一位村民说。

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镇魏楼社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不少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住着楼房烧地锅”。徐尧村村民东洪涛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气做饭，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烧地锅后，一罐煤气可用3个月，这样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争议较大的安置补偿、上楼生活成本外，一些农村社区的相关配套，距离真正的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从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乡村两级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然而，记者在该市县乡采访时，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对这一目标缺乏足够信心。

让村民无比头疼的更有搬迁之后的就业问题。“如今镇里不少新村空心化严重，缺乏产业支持。”安徽临泉县瓦店镇副镇长雍磊告诉记者，该镇及邻近村镇普遍缺少乡镇企业。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实施“镇村联动”模式，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该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孺、老人，以农业种植为生。社区按统一标准规划，农民的庄稼地却一再压缩。“口粮地没有了，要我搬进新家做什么?”68岁的五保户村民赵清九叹气。反省、纠偏：谨防社区建设“大跃进”与“一刀切”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村社区历经多年发展，确实大大改变了昔日村落的落后面貌和人居环境，使当地农民过上新的幸福生活，然而，也有相当 多的地方路子走偏，步子踩空。有的不尊重农民意愿，无视建设农村社区的硬约束条件，不遵循乡村与城市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的不同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盲目规 划，片面模仿，以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强势推进撤村并居，大拆大建，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旧式形态的村庄而代之以集中居住、整齐划一的楼群小区。不 少地方以城乡一体化名义强推“就地城镇化”，打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幌子，钻“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政策空子，大搞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捞取土地财 政，炮制形象工程和发展政绩。

有识之士指出，即使部分农村社区“就地城镇化”出于良好初衷和积极的构想，但亦难解决县域范围内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严重匮乏，县域财政公共服务覆 盖不到、提供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漠视这些与“人的社区”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被动“上楼”，生活成本大涨;空置房和“烂尾楼”导致的土 地、资金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县域就业机会不足，农民仍须选择外出务工等等。2014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完成针对全国农村90个社区、1789位农户的调研后，发出预警：谨防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形象工程。

该调研发现，社区建设政府主导，农民、社区参与不足，存在“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社区发展惠民不足，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面临“重建设轻发展”的困局;社区管理定位不清，面临“有机构无机制”的难题;社区公共服务欠缺，面临“重短期轻长远”的问题。

该项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出于“政府政策规划”的占比为67.42%，出自“农民自发要求”的比重为15.73%，还有“产业发展或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占比是16.85%。

在一些地方，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外力推动”，而某些地方政府推行撤村并居，“醉翁之意”只在乎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眼睛盯着“土地财政”、“地产开发”。

新建农村社区往往由政府主导，协调开发商定向承建，一些开发商不择手段压低建设成本，致使新楼质量低劣，“被上楼”农民口有怨言。中部省份某市3个 村庄拆迁合并为1个新社区，2013年完工，共建有49栋高层住宅。村民网上发帖抱怨：地面开裂，房门纸糊，墙体漏水，已铺地板砖的厨房、卫生间防水要重 做。自2006年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作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这一制度创新，被部分地方政府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

按照规定，增减挂钩项目区应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封闭运行，有些地方却违规有偿流转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此外，增减挂钩周转指标3年内应归 还，而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拖延复垦归还耕地。据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对24个试点省份调研，有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国土监管部门串通作假，拖延复垦耕地，有些 只是推平了事，其中布满建筑垃圾，无法耕种。

曾参与策划社区建设的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董事长表示，生活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非农就业，而不只是村落形态上的简单聚合。如果违背规律盲目建社区，必定难以为继。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空城计”、“烂尾楼”现象，河南省委农办一位负责人表示，2014年经过全省范围摸底调查后明确提出：已经开建的要尽快完 工，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建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尚未开工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先后开建的新型农村社区有2000个左右。不久前，一项名为“瘦身核减工程”的行动悄然推行。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三个严禁：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安居必先乐业：先就业，缓“上楼”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介绍，从各地调查情况看，愿意搬、无力搬和持观望心理的农民各占1/3。农民反对的不是新型农村社区，也不是城镇化，他们不满意的是在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赶农民“上楼”。王永苏认为，未来我国还将有数亿农民要向城镇转移，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先就业，缓“上楼”。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在当前县域实体经济缺少较高收入的务工经商机会之前，农民家庭即使住上楼房，也是住不下来的。贺 雪峰建议，国家须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让农民“住下来”工作，居住地和工作地没有分离，才能真正就地城镇化。

专家建议，可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六次产业，使传统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六次产业的形态非常丰富，例如农产品的品牌化、直销店、饭馆、观光农业等。日本山梨县兴起“周末农业”，吸引东京市民前来租种小块土地，发展“市民农园”。一些农民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同时，利用自己生产的蔬菜办起饭馆，销售自制面包、糕点、葡萄酒和大米，不仅延伸了农业产业链，还为家庭主妇提供了工作机会。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在推进农村社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软件建设和产业配套，让农民就近就业，实现真正“上楼”。

2014年，江西省泰和县选择了7个自然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11家，发展规模种养大户75户。苏溪镇上宏村下街社区成立了油茶专业合作社和百合专业合作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600多元。

天乡路社区，地处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2006年底，4000多名农民上楼，住进这个农民新区。“当时第一感觉是干净，从此不担心下雨天被泥水糊 脚，但烦恼也随之而来。”天乡路社区21栋楼长彭福田说，有限的土地流转租金和过渡安置费用很快就会花光，虽然每个居民有一定面积的商业铺面，但当时社区 商业经营尚未展开，以后靠什么过活? 天乡路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世军对半月谈记者坦言，那时候有好多居民找到社区，要求把铺面分给个人，单独经营，以求心安;还有很多人找到社区，要求帮忙找工作、解决社保等问题。

“万幸的是，当时社区并没有将集体资产一卖了之。”万春镇党委书记丁宁告诉记者，2008年，天乡路社区率先探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 土地股权化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为主要内容的“两股一改”试点，将社区资产、资金、资源平均量化到农民个人，成立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集 体资产，主动对接市场，拓展增收渠道。

“社区+产业”融合，是各地新型社区建设探索出的一条可行之路。选择搬迁安置点时，有没有产业支撑、方不方便就业是前提。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 一处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方，就被选做集中搬迁点。当地干部指着安置点前的一大片菜地说，这里有4个千亩蔬菜产业园，直供重庆大超市，搬迁下来的群众有 就业意愿的，都有岗位。

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按照农民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对象通过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 式，发展蔬菜、优质粮油种植和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对自愿进城的农户，则鼓励其主要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带集 中，力争配套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

第二篇：半月刊时谈：乡村文明在断裂

姥姥今年90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接生员，一辈子 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贫寒的岁月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乡下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乡邻们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90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表谢 意。

姥姥在农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数十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会精 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产妇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要跋涉数十里路，有时要惊心动魄地抢 救无呼吸的婴儿……

姥姥当接生员是当年组织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听从组织安排，安 心学习。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学得又好又快。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人民公社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田到户 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从村前到村 后，从本村到外村，人们只要见到姥姥，大老远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婶子。农民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来答谢，姥姥也不图这个，一句奶奶的呼唤，一个欢 乐的笑脸，就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关于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以前，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匠来 做，于是爷爷为他人“帮工”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 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什么报酬，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我们村的老村医也是这样，他今年已经70多岁，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对手脚不灵便的老人他都 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很多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慰藉，一番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医好一半。而 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困难老人，赊账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接生员、木匠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更是这 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的生命，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呵护与关爱。我们出生在一个 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会。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远离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理性日益占据。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 来，钱就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地办到;治病救人也是钱的交换。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这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 渐渐变淡。

可是，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岁的姥姥多年前的善举。与其说这次“挂匾”是为姥姥歌功颂德，不如说它是乡村社会的“乡愁”，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一个仪式：乡土社会伦理空间

■ 高万芹

我的家乡位于鲁中地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孔子家乡比较近的缘故，家里过年的习俗多，规矩也多，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很忙。尤其是大学毕业后，除了 帮助爸妈张罗以外，还要参与各种家门聚会和活动。老妈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忙碌，一直到初

六、初七才能空闲下来，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乡，真正的过 年也就是这几天，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磕头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对一个家门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按照传统习俗，各家门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圆饭后设神位、摆家堂，供祭祀和晚辈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这些神位和灵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这些供 奉的神灵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家门内的男丁要去长辈那里帮忙张罗摆设。神位一般是设两个，天地神位和财神神位，天地神位设在庭院，财神神位设在屋内。摆家 堂主要是摆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宗亲。老人抚养儿女长大便是功劳，死后可以与神一样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家门中的人要通过放鞭炮的仪式送走先人，也意味着过年祭祀活动的结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户还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吃完之后，先在自己 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灵和先人，然后带上鞭炮去家族内摆家堂的长辈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爷爷在同辈中是老大，因此，爷爷在的时候，每年初二我们全家都 会带上鞭炮到爷爷家集合，五服以内的宗亲也都到他家集合。爷爷很喜欢这样的大家庭聚会，五服以内的亲人到场，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听到亲人夸赞他福气好、儿 女孝顺，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大家参与的热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丧葬、先人的忌日，传统的仪式性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这些家族仪式会不会随着农村传统伦理的衰落和老一辈的故去而消失?老妈认为不会，送家堂不该取消，应该被传承。每次送家堂，老妈都很累，忙这忙那，还一定要我们姐弟打扮得体去参与，好像就是为了让先人和亲人看看我们三个。在她看来，我们姐弟三个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风景，虽然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大成 就，但抚养我们三个不容易，苦尽虽未甘来，却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家门的一分 子，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就 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尘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保佑，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不敬，也不敢 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触怒他们，把灾难降临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保佑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祈祷，这份希望，强大而坚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泯灭。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生任 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全身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有 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家门聚会，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与此 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舆论场，优秀的家族成员得到褒扬，有过失的受到批评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释放空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心扉，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过度 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丧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家门内所有人灌输道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它们维系家门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世人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后也 应该被隆重祭奠。

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

■ 杨春滋

农历腊月二十一，妈妈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妈妈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腊月十九亲戚们刚去参加他曾孙的满月酒席。当时老人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很快，妈妈就从亲戚那儿得知，老人是上吊自杀的。

母亲的大伯从小居住在村里，靠种地为生，共养育了两个儿子，是夏姓家族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满八十九岁，又喜得曾孙子，成为村中 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腊月十九，夏家的三层楼房张灯结彩，鞭炮阵阵。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带着曾孙回来了，为曾孙办“满月酒”。由于夏家在 村中的影响，亲友、乡邻都赶来贺喜，共摆了43桌酒席。

当晚，老人向儿子问起曾孙取名的事，儿子告诉他：曾孙姓夏，考虑到媳妇是独生子女，就取了媳妇的姓作为名字的第二个字，代替了家族中本来的辈分 “书”。老人听后非常气愤，当着部分未走的亲戚说：姓夏的生的儿子从来都是依辈取名的，不能乱辈。儿子说：一辈管一辈，只要姓夏，不按辈分没有多大事，现 在好多人都不按辈分起名。由于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越争越急，互不让步。说到激动处，老人骂起儿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儿子觉得没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老人气得要打儿子…… 老人怒气未平，觉得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平时最听话，又喊来孙子，问曾孙的名字是谁起的，怎么连辈分都不依。孙子说：爷爷，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妈。老人一听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孙子……

第二天一早，儿子跑到镇上，请大哥(老人的大儿子)将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气，孙子则驾车办年货去了。腊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发现老人已在楼房客厅穿戴整齐悬梁自尽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亲友们议论颇多。有的说，老人太固执，为争曾孙的辈分，选择自尽的方式，有点极端。有的人也私下指责，儿子、孙子不孝，为曾孙 的辈分闹出了人命，让一个高寿老人不能善终。老人的弟弟们岁数也都不小了，赶来为长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说，“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闹是闹，不能闹出人 命来，这一闹，让侄儿、侄孙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夏家老兄弟们在村里都觉得没面子。

看起来只是姓名之争，其实是家庭中新旧权威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再那么顺从老父亲的严格 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生活，也不想承担宗族责任和义务，只想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亲的眼里，这是忘本、不仁义，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和挑战，心 中难以接受。更深层的问题是，儿孙长期在外打工，接触各种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经和现代生活接轨，他们不再想遵守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明白这些秩序对老人的意义。

这个悲剧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目前在农村广泛存在的观念冲突、情感撞击。传统价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农村尤其 是农村的代际矛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新旧价值的交锋中，人们要面对许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尽快走出这一境地，整合新旧价值，促进代际沟通理解，确实 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处寻找乡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得晚，走得早，过去的乡间文化娱乐活动早已无人问津，什么样的年味才能满 足这些短暂停留的“客人”?摆一张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递烟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扑克，整个待客之道就形成了。旧的文化活动衰败了，村里 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年，而乡村还无法承载城里的文化活动，于是就自发形成了牌文化以消磨时间。

我的村子是单姓村，相对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围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这几年冷清得很。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住在小村子没意思，不好玩，村子没有生气。然而，在我的村子，人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随时都可以聚众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断。村里的旧集体活动衰败后，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以打牌为主的新集体活动。以前的活动，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现在的活动，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参与。打工者过年回家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就是通过打牌实现互动。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会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的、有玩表情 的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流;玩 表情的人，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他方观众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打牌也“分群体”，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个别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来说，男 女不同桌，男的玩得凶狠些，女的玩得温柔些，小孩子玩得随意些。

你在那儿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悔恨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却被封 而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显示了神通，发泄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时 间，获得了谈资。在展示与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舆论场，玩得好的会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观众的笑谈，肯为大家打牌出钱出力组织的人 一定十分受欢迎，这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声誉。

在村里，打牌满足着群体性活动的需求，看起来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但是，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村子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

第三篇：半月刊时谈：大学生创业贵在创新

大学生休学创业?“任性”不可取!

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其创业能力水平高低对激发社会创业热情，带动万众创新，增添社会活力至关重要。但大学生就可以想创业就任性创业吗? 政府工作报告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最关心的点。针对大学生创业，俞敏洪则表达了谨慎的态度： “大学生休学创业，一定要深思熟虑，不可草率。对于有创业思想的人，是鼓励休学创业的。但前提是，一定要找到有人愿意给你投资的情况下，理性休学创业。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CEO雷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生创业是值得社会爱护的一件事情，年轻人他们有想法，有梦想，没有拘束，更容易做出一些伟大的东西。但他建议大学生把创业过程当成一种历练和学习的过程，不要借钱去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全国政协委员温思美在政协大会发言中说，我国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创业率较低，2013届大学 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2.3%;创业层次较低，2010年硕士生和博士生创业仅占所有高校毕业生创业的4.3%;创业成功率较低，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5年内 存活率仅有30%，比社会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温思美认为，大学生创业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业，他们有梦想无资金，有勇气无经验，有知识无能力，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最终能够登上成功之巅者毕竟是少数。但大学生创业也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他们付出努力，建设创业型社会也需要他们积极参与。

俞敏洪表示，虽然有时候大学里学的东西和创业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大，但是课程上的很多学问联合起来，会形成一个融汇贯通的思维状态，对创业是有帮助的。“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都是创业的机会。所以创业真的不是那么着急的一件事情。”俞敏洪说。

大学生创业最缺什么?创新!

“我这几年一直做天使投资，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共接触了500多个创业项目，只投资了30多个。我发现，这些项目中有95%都没有创新因素。”俞敏洪对当前的创业潮有所担忧。

“创新是什么，不能说爬上喜马拉雅山就是站得最高，你还必须带着梯子上去，比别人走高一步，才是创新。”俞敏洪的认识来自于他自身的创业实践：若干年前，他也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先人一步抓住出国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市场。大学生创业故事中，有不少摆地摊、卖烧烤的例子。代表委员则认为，应鼓励大学生用专业知识创业。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鼓励大学生创业是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一定要把握好方向，必须具备创新 基础，“我们学校也有学生说要去创业，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是搞个小卖部、搞个小饭馆，那就要慎重考虑了，还是先打好学习基础”。

造成当前大学生创业不振局面有许多原因。温思美委员认为，创业教育普遍滞后是原因之一。创业教育引入高校的时间较短。高等学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理 念，缺乏创业课程设置，缺乏创业实习场地，缺乏创业教师指导，造成大学生创业意愿薄弱、能力较低。一份针对17所高校近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 学教育对创业帮助”在10分制的评分中仅获2.96分，在所有考察项中得分最低。大学创业教育如何开展?接地气、贴市场!

创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课堂必须要引入创业教育，这是很多代表委员的共识。

俞敏洪认为，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应从教育开始抓起。在大学中加入创新创业的课程，特别是能系统性培养大学生商业常识和创业创新能力的课程。

“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在学校教育方面要有所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宜宾丽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家祥自称也是创业者，他表示，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的课程，但是深度和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认为，创业人才的培育要更接地气、更贴市场，由市场的主体企业来开设内容和课程是最合适不过的。可以让企业制 定课程，这样就能知道哪些内容对创业者是有用的，哪些是可以剔除的。另外，还要开展大学生创业培训，以贴近实战的项目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大学生创 业能力，帮助大学生积累创业经验。你想，一个旱鸭子要下海，总不能直接“扑通”跳下去，咱得先进游泳池试试水不是? 王志刚认为，高校进行创业教育有一定的先天不足，“老师们不是企业家，在创业方面都不是什么高手。让一批没有搞过企业的、自己没有创业的人去搞创业教育，怎么能搞好?”

对此，2014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高校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要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导师。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洪宇建议，讲授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师，要引入第三方力量，邀请在企业一线、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知识的人来授课。

第四篇：半月刊时谈：还记得母校的校训吗

校训，既应体现学校的办学理 念和治校方针，也应是教风、学风、校风的集中体现。然而不少人寒窗苦读数载，却没有记住母校的校训。究其原因，普遍存在的校训同质化、标语化倾向难辞其 咎。设立校训要走心，践行校训要诚心，要让校训真正成为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成为学校之魂。(策划：苏娅)

资料图：清华大学校训

学生论坛

校训对我的影响 重庆工商大学 张莹

“厚德博学，求是创新”，是高中母校的校训。“厚德”语出《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博学”语出《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 文，约之以礼。”“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创新”语出《尚书》：“日日新，苟日新。”虽然毕业好久，但校训我一直深 记。

记得高中有一次语文考试，其中一道题就是要求默写校训，当时不会。过后一查，感觉耳目一新，很有意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忘记过。虽然这都是几年前 的事情了，可每当和高中同学谈起校训，就会想起当初的默写题。学校通过这种方法，无非就是想让我们记住校训，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如今临近大学 毕业，就业、结婚生子就摆在眼前。有一次和室友闲聊，以后给自己的孩子取什么名字，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男孩子取名„博瀚‟，女孩子取名„博雅‟。我希 望孩子成为博学之士，男孩子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像浩瀚的宇宙一样，女孩子长成一个有魅力优雅的女人。”这就是母校校训对我的影响。校训都是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我国学校众多，每个学校都有校训，再者为了方便学生记忆，都要用简短的语汇表达，因此同质化也许是难免的。但校训具有 专属性，只面对本校师生，因此没必要过多关注别校的校训。虽然校训同质化、标语化明显，但我认为无伤大雅，只要能入耳入心，鼓励学生进步，促使他们优秀，这就可以了。

创新理念表达方式

江西 汪芳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崇德尚学，陶冶成器。因为学校是我国唯一的一所陶瓷高等学校，校训与学校特色办学理念很契合，所以赢得了不少称赞。可能自己不是 一名好学生，对于这种有特色的校训都很难记住，更不用说有些学校那种从书上摘来的经典句子了。现在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校歌，其实这种方式还是不错的，毕竟一 首歌更容易让人记忆深刻些，而且歌曲唱出来也更有气势。我特别羡慕有些学校有校歌，觉得从学生自己的嘴里唱出来是件顶自豪的事。所以，或许校训也可以试试 创新，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理念。

不应标语化、同质化 吉林建筑大学 车艳淼

我在吉林建筑大学读大一，我们学校的校训是：“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这是一个很朴实的校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但确实让我们牢记在心。

我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中国各所大学的校训，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四词八字”口号式的，读起来甚是朗朗上口，而且不少大学的校训基本一致，关键词就是几个：品德，团结，创新，勤奋。

校训，《辞海》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悬见于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现在 校训越来越同质化、标语化，很难让人产生共鸣，失去了激励、勉劝师生的作用。不少学生在学校数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学校的校训是什么。这样的校训，大概只 能说聊胜于无吧。过来人语

我的那些校训

山西朔州市应县二中 于立胜

几十年来，校训一直陪伴着我。

记得小学时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入学到毕业，我没有和一个同学打过架、吵过嘴。我们一起到校，一起学习，一起活动，同时放学。我 们一至四年级在一个大教室的两条炕上学习，一、三年级学生坐东边的一条炕，二、四年级的学生坐西边的一条炕。农村学校虽是复式教学，但相互影响也不太大。同学们大多比较努力，听老师的话，多数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体育课上，我们全班一起玩丢手绢之类的游戏。下学后，相对就有些封建，男女像不认识一般。我们男生在一块玩“跑马城”“老鹰抓小鸡”“点羊窝”“弹 杏核”“弹珠珠”“遛钱儿”等;女生在一块玩“踢毽子”“抓籽儿”“跳皮筋”“跳房子”，人多了也玩“老鹰抓小鸡”。大家玩得很快乐、很开心，一直玩到天 黑，大人吆喝吃饭，才恋恋不舍地走开。临回还丢下一句：“各回各家，各寻各妈，明天再耍得一搭(一块的意思)。”

升入中学，校训变成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尽管在学校 学到了不少知识，但因赶上“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社会大潮，我们毕业后背上行囊，毫无怨言地愉快返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

恢复高考制度，我有幸考入了师范学校。此刻，校训又变成“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了。从此，我坚定了决心，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现在，我已在教育战线工作了36年，恪尽职守，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参加工作后，我校的校训是：“不求个个升学，但愿人人成才。”我个人认为这既切合本校实际，又对学生有鼓励作用。因为我校招的是“二类苗”，想多考 也不合实情，但又不能不迎合应试教育。家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我们理解，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人人成为有用之 才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校训是办学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写照，它激励我们进步，陪伴我们成长成熟。老师观点

校训变了 江苏省常州市 周二中

我是199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的。记得刚入学时，学校发的笔记本、校徽、衬衫、被单等上面都印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字样，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校训。

之前不知道什么叫校训，初高中阶段学校也没有校训，那时候，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这是十分现实的追求。到了大学，看到“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校训，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那就是今后要当好一个人民教师。为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这样将来才能无愧于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还未毕业时，学校已经开设了不少非师范类专业，如新闻、市场营销等，也就是说学校虽然名称上还是师范大学，但其实是逐渐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了。毕业后十年再回母校，我发现校训变成了“厚德、重教、博学、笃行”，字数虽然没变，但校训的外延扩大了，内容更加丰富了，兼顾了师范类与非师范类专 业的学生。比较这两个校训，不难发现，前者的指向性更强，强调知识和品德之于教育的重要性，符合师范院校的特征。后者则从品德、教育、学识、行动四个方面 来引导学生，是对各专业学生的普遍要求，符合学校目前的实际情况。所以，校训总是与学校定位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母校在发展壮大，我为之感到骄傲。

校训不应频繁改变

湖北省枝江市安福寺中学 张家海

在许多学校，师生只知道教学大楼的显眼位置，有“四个词八个字”长年累月地挂在那里，至于那是不是校训，不得而知。如果一所学校连自己的师生都不能准确说出校训，那这所学校的校训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一些学校的校训没有连续性。几乎换一任校长，校训就要变一次。张校长的“勇敢奋进务实创新”，李校长来了立刻改成“以家为校，以校为家”。这些校训 不是学校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也不是多年形成的文化积淀，自然无法对教师和学生起到教育和引领的作用，只是用来装点门面，或是成了少数领导撰写文章、表功 论绩的“花边”。

校训一定要真正提炼出学校自身的精髓，而不能仅凭校领导拍一下脑袋就出炉了。拍脑袋的校训注定没人记得住。旁观者言

校训为何雷同

安徽省芜湖县第二中学 范德洲

一项针对国内25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有100多所学校的校训是“四词八字”的口号式，还有一些大学校训完全相同，高校校训同质化、标语化现象严重。校训，尤其是大学的校训，理应体现一所大学的精神和品格，比如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即出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民 国时期的一些老大学的校训，也很受世人的推崇，因为可以体现大学的厚重积淀，如西南联合大学的“刚毅坚卓”。今天的校训为什么会出现雷同的现象?这主要是 因为许多高校根本没有把校训放在心中，而是将其视为摆设，加上跟风思想严重，出现你“创新”他“创新”我也“创新”的校训，也就不足为怪了。社会如此关注高校的校训，是因为尽管从表面看校训只是几个字，却折射出我们的高校有没有灵魂，育人态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着力于学术研究。如果真是 把校训当做高校的灵魂，那么高校就必须好好思考，认真总结，真正践行。但事实上，今天许多高校已经难以静下心来了。于是，对于校训，都是一副走过场的态 度。

伴随着校园硬件设施的改善，总能看到不少学校用玄妙的文字、高档的材料、醒目的字体，在校园显著位置设置名为校训的标牌。然而，与教师们谈及此牌，或不知内容，或不解其意，能作深入阐释者更加寥寥。这种校训，何“训”之有? ——江苏省东台市 周国华

第五篇：半月刊时谈：环境问题必须依法治理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 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治理环境污染明确了一系列量化目标，凸显政府切实整治环境 问题的决心。围绕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热点，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周建。

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周建：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负荷严重超过环境容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氨氮这几个主要指标的排放总量比环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环境超载现象尤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90%以上。尽管“十一五”以来我们花大力气投入污染减排，但减排成效大都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增污染负荷所抵消，造成环境质量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环境质量的改善仍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说进展缓慢，因为我们治污的进程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比如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历史积累的旧账还没还完，新账又来了，现在污染复合型、叠加型、压缩型等新情况不断出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进一步增加治污的难度。下一步的环境治理我们将面 临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的决心从未动摇。

还有就是，公众环保意识空前增强，目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环境权益的诉求处于不断高涨的阶段。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与健康，这是好事，也是时代的特征。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谈到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例问题，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问题?

周建：能源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结构调整是个大事，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能源结构，目前我们的发展需要煤炭，离不开煤炭。

如何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减少污染排放才是关键。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选率，加快煤炭就地转化，集中发电后远程输送，加强火电和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和技术升级。同时，也要不断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雾霾的长距离输送是个重要问题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科学治霾、系统治霾?雾霾长距离、远距离输送问题如何破解?

周建：科学治霾就是要根据其构成和产生的原因，分别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学施策，不断加强电厂脱硫脱硝除尘，机动车尾气治理，油品提质，农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治霾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也是“大气十条”所要求的。

科学治霾，必须注重系统性，必须严防严控。雾霾的长距离、远距离输送，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海南岛，本身没什么工业，但海南为什么会出现雾霾，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远距离输送，对海南雾霾的贡献大概占据了70%。目前雾霾大范围出现，京津冀、长三角已经连成一片，包括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北、安徽，这是一个大区域，有14个省区市，互相存在输送关系。西南的云贵川渝是一个特定的区域。珠三角、广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区，又是一个区域。这几个大区域的雾霾长距离输送、大面积覆盖，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所以整个区域的联防联控非常重要，科学治霾，需要相关省份共同施策、目标统一、步调一致、措施到位、调度有序、协调顺畅，对雾霾的系统控制应该进一步实施。地方主要领导要有环境责任

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在试点推进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挥棒来指导环境问题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环境责任?

周建：考核是一种行政措施，是一种制度安排，环保考核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们淡化GDP考核，强化环保考核，就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让他们在意识上，理念上加以扭转，不能把GDP作 为唯一的政绩，要把环境、生态、民生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综合施政中。环境问题终身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实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个良纲，政绩考核和环境离任审计等，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比如指标如何确定，而且环境指标在一些方面量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增加科学考量的研究。

半月谈记者：这些年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问题也越发引起老百姓的关注，治理土壤污染，重点和难点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复和还原，难度不小，首先是技术上的，全球包括发达国家，也没有找到非常实用有效的技术。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烧、清洗，这样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现在首先要进行摸底、详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围、成因、程度查清楚，对一些污染重的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时，进一步研发治理土壤污染的适 宜技术。土壤污染有各种不同的成因和类型，有砷污染、铜污染、镉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据各种污染的元素，和污染迁移转化的规律，研究适宜技术，而且，技术 成本要尽量低。

治理的重点，我想首先应该包括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敏感地区，有些地区就不能再种植庄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紧密相连的地区;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炼等老的企业污染场地。

半月谈记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量大面广，而且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有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农村环境问题治理?

周建：农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加强对乡村重点项目的支 持也非常关键，比如沼气、污水集中治理、规模化养殖的管理、粪便的处理、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等项目。我们还要把运行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一般两到三年就 可以见效，就可以长期稳定地推行下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实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规模效益就会很快显现出来。环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综合手段

半月谈记者：环境治理是个综合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综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方面。新环保法已经出台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释，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保法实施年。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其次是市场力量要全面介入。我们以往的GDP里，还没有包括环境污染损害和生态退化的成本。我们要把环境成本的代价纳入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纳入每个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个企业的运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环境问题治理的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四是加强政府的有效环境管制。简政放权要放管结合，一方面放权，一方面加强监管，没有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强制性措施，环境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最后就是调动民众、社团、NGO组织、媒体等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就会得到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