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应对核事故何以效率不高
日本应对核事故何以效率不高
张智新
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日本政府不能再任由体制积弊阻碍其正确判断和有效行动,而应果断采取包括介入东京电力内部运作、及时全面通报真实信息、接纳国际援助等措施,尽快找到核危机的控制良策。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27日传来消息:2号反应堆附近积水内的放射性碘-134含量超过正常水平1000万倍,正在附近工作的抢险人员当即撤走避险。电站上级东京电力公司很快表示,上述指标“错误”。显然,日方信息的模糊令人困惑。
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3月27日权威发布: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空气中继续检测到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水平较昨日没有明显变化,其对当地公众产生的剂量小于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十万分之一,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不会产生影响,无需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此前,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曾表示,“希望日方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外界通报有关信息,这将对相关国家判断形势起到重要作用。”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危机即将进入第三周。从此前的自卫队、消防厅海水浇注,到“五十壮士”现场抢修作业,再到东京电力宣布几个机组开始通电,人们一度以为核危机得到遏制。然而,福岛核危机信息再度传出,让国际社会为之忧心。
人们在担忧之余自然会质疑:日方公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及时全面?原本曙光出现却又再度吃紧的原因何在?
结合事态的发展,日方言论的前后连贯性以及国际专家的判断,日方的信息发布显然存在诸多令人怀疑之处。造成信息发布不实及整个事态迄今无法掌控的原因,可以说地震海啸破坏力太大,也可以说核电站事故抢修本身极其复杂,但是,人为因素也仍然有迹可循。
东京电力承担着日本1/6的电力和一半的核电供应份额,是一家有着60年历史、5万多名员工、市值约合1.1万亿人民币、营业收入日本第一的行业巨头,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民营核电“航母”。但这样一家雄踞业内翘楚的大公司,不仅在此次核危机中因为屡屡贻误时机、隐瞒信息、高管腐败等备受质疑和抨击,此前也有2002年的篡改安检记录事件和2007年曝光的漏瞒报1978年核反应堆事故的丑闻。
身负历史旧账的东京电力此番在如此严重的重大事故面前依然故我的表现,着实让日本民众愤怒,也招致菅直人首相怒不可遏的指斥。
东京电力如此表现,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然而更深层的罪责则在日本“财团-官僚-政客”金权政治“铁三角”。包括民主党当局在内的日本朝野政客中,拿了东京电力捐款的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不少经济产业省、环保厅等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层官僚退休或离职后也竞相加盟东京电力。至于东京电力高管和政客官僚之间往来密切,更是不值一提的常事。
在政客和官僚的双重卵翼下,东京电力才会丑闻不断但安然无恙,此次危机中瞒报信息等表现,也是其故态复萌的本能表现。
毋庸置疑,福岛核危机早已超出日本国家范围而为全球注目。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日本政府不能再任由体制积弊阻碍其正确判断和有效行动,而应果断采取包括介入东京电力内部运作、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及时全面通报真实信息、接纳国际社会专业援助等措施,尽快找到核危机的控制良策。
东京电力的覆辙与教训
和静钧
东京电力之错,在于企业治理的缺陷,在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缺失。这场危机,暴露出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内部性”灾难时,政府应该如何平衡管理和安全的矛盾。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经过大地震之时的初发、到之后形势恶化、最后到接入外部电源成功进行连续海水注入,历时11天之后,危机才开始显露趋缓曙光。在这段核恐怖时间里,数百民众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伤害,不仅令遭受了地震和海啸灾难的周边数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成倍增长的核辐射而逃离家园,也使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日本,一度面临着“完全被毁灭的危险”(日本首相菅直人语),甚至让这场危机引发的恐慌扩散到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
现在看来,造成如此大的后果,很大程度上与东京电力公司“人为因素”密不可分。应当承认,在地震和海啸第一波冲击时,福岛第一核电站被迫停止运行,外部电网和备用柴油被海啸摧毁,但相对于核泄漏灾难而言,其内部依然处于可控状态,只要当时决策正确,及时启动海水注入等措施,福岛第一核电站之后的危机就不会升级。然而,东京电力管理层却采取向核反应堆外墙喷洒海水降温的方法,致使裸露于水面上的核燃料棒处于因过热而熔毁的危险,一旦内部过热引发爆炸,大量的核尘埃就会通过空气向四周扩散,从而引发真正意义的严重核灾难。
东京电力在这期间,还涉嫌故意隐瞒信息,没有第一时间向政府核问题顾问机构披露充分的信息,以通讯不便为由拖延发布最新信息,甚至晚于电视台通报情况。据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电视上看到核电站机组出现氢蒸气炸毁厂房屋顶新闻之后1小时,才接到东京电力的最新事故报告。
在通报厂区和周边辐射量时,也以计算错误为由,故意低报辐射量。
除决策不当、瞒报外,东京电力管理层还公然不服从政府指令。早在厂区机组出现连续爆炸之后,政府就指示东京电力迅速接通外部电源,注入海水控制核燃料棒温度,但东京电力置若罔闻,甚至一直不愿意要求自卫队特别核处理力量来参与救灾。直到菅直人当面对东京电力管理层训斥和强烈要求后,东京电力才启动本该在第一时间就启动的海水注入程序,而此时,危机已经铸成,后果已经产生。
东京电力何以胆敢如此?显而易见,东京电力在平衡利益与损失之时,把投资者利益放到了公共利益之前。由于担心海水注入有可能造成核反应堆永久性损坏从而使核电站变成一堆废址,使投资者血本无归,东京电力一直不想采取任何对核反应堆可能造成伤害的应对行为,甚至把美国从千里之外紧急运送来的治核灾难“特效药”硼酸也没有用上。这种狭隘的利益观,在行为的清单中展露无遗。
这场危机,暴露出牵涉到一个企业的“内部性”灾难时,政府应该如何平衡管理和安全的矛盾。东京电力管理层素有“内向和否定”的企业文化,虽名为民营企业,但股权结构复杂,有政府股份,也有外国主权基金的投资,更有巨富特权阶层的投资,这使企业牢牢被少数大股东和管理层所把持。东京电力历史上也存在过篡改数据、虚报信息的行为。虽然日本有“防灾大纲”等法律,但除非现实危险已到了一定程度,政府无法接管一个企业,所以政府面对全球最大的核电企业,往往针插不进,无计可施。东京电力之错,在于企业治理的缺陷,在于其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对任何致力于增进社会责任的企业,都应好好从东京电力身上吸取教训。
日本核泄漏警示了谁
佚 名
福岛核事故由自然灾害所致,但核能安全问题已经呈现,不仅给日本,也给世界各国带来警示。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核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由于相关知识专业性强,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系统的了解,往往容易“谈核色变”。此次核泄漏事故之所以引起其他国家民众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充分普及核与辐射知识,增进人们的了解,很有必要。
现在还没有谁能确定此次核泄漏会造成多大影响。但依常识,核事故潜在的风险非同小可,面对未知风险,人们有一些恐慌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希望不会有更大的意外灾难发生,希望危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化险为夷,安抚人心,使人们的生活和心情回到正常轨道。
人类利用核能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核能利用被认为总体安全。这是基于科技的长足进步,基于安全保障措施的严密,但福岛核事故让我们看到,核事故也会面临由非人力因素引起的危险。自然灾害难以预料,人类应该怎样正确、合理、安全地利用核能,仍然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核武器、核电是人类运用核能的两种主要方式。在这两个方面,人类都已有惨痛的教训。核武器在日本广岛、长崎的首次使用,不仅给现实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更使人们看到核武器会使人类遭遇浩劫的灾难性,以及核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伦理道德问题。
而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则使不同民族、信仰和观念的人们深感彼此命运的息息相关,技术快速进展与造福人类之间,面临各种风险。
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内的国际框架协议,都把核安全问题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论是有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都应为和平目的和平应用核技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因为世界政治格局还存在分歧,还面对各种矛盾,人们对全球核安全的担心和忧虑仍然明显存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关于恐怖组织拥有核武器的问题等,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难以轻松面对的问题。
目前,几乎所有新兴国家,都有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利用核能源是许多国家的选择。一些国家有增建核电站的计划,此外,核技术还在医疗、生物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运用,技术和经验虽在不断完善,但核能本身的稳定性,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都是需要充分估量与防范的问题。
福岛事故应当促使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今日世界,不论核危机与核事故出现在哪里,其影响都可能波及世界,在核问题上,从相当长的时期来看,核安全应当是首要考虑的,但人类的智力和能力能否确保万无一失,是一个问题。因此,人类或许还应当考虑未来无核化的可能,反思现代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发展带给人类的两面性。
第二篇:日本核电站的核事故分析
日本核电站的核事故分析
受3?11大地震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4次爆炸,并伴随发生了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对日本及其附近海域造成了环境污染。此次核事故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对核设施安全的进一步关注。
事故的概况与性质
2011年3月11日以来,由于受大地震和海啸的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反应堆的压力陡然升高。在相关人员为反应堆降温过程中,先后发生两次氢气爆炸以及反应堆堆芯熔毁事件。3月13日,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一号反应堆和三号反应堆“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堆芯熔毁。目前,上述事件造成了核泄漏,所产生的核辐射水平较之往常超标数百倍。
上述事件从性质上看,属于一种核事故。一般来讲,核事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携载核器件(包括核武器)的载体(如飞机、舰船、火箭、车辆等)发生事故(如起火、爆炸、坠落等),既未引起核器件的化学爆炸,也未引起核器件爆炸,核器件被完整地回收,环境也未受到放射性污染,也就是说也基本上没有辐射危害。
第二类是核器件或核设施中的化学物质爆炸(包括整装核弹头的化学爆炸),但未引起核爆炸。可能引起此类事故的原因有:设备缺陷,突发供电事故,运输事故,核弹头或贮管和运输设备安全性下降或失效,火灾等。此类事故容易引发对人体、动植物以及环境的核辐射,同时还可能造成非辐射危害,如铍、锂、铅等物质的危害,破坏人体健康(如导致白血病,癌症等)。
第三类是核爆炸,有核能释放并引起核器件(含核武器)爆炸的一切后果,包括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核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等。尽管截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核武器爆炸事故,但发生过类似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反应堆爆炸事故。此类事故属特大事故,可对人员和环境造成极其严重和长期的伤害。
在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核辐射通过水蒸汽和积水外排的方式泄漏出来,这并非核反应堆里的裂变层的放射性释放,也不是核爆炸事故而是化学反应事故,因此属于第二类事故。
事故的原因
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除了天灾的原因之外,还暴露出日本核电发展、运行、监管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监管工作不力
日本的核能采取“国策民营”的发展模式,因此日本的核电事业多为民间企业经营,而其监管单位正是日本经产省下属的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他们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自然监管不严。
位于日本福岛县的核电站有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福岛第二核电站,它们都由东京电力公司负责运营。此前,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多次发生事故。其中,福岛第一核电站最早于1978年就发生过临界事故,但是一直被隐瞒至2007年才被公诸于众。2006年,福岛第一核电站6号机组又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在从1977年起在对下属3家核电站总计199次的定期检查中,该核电站多次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
核电站设施老化
日本的核电站普遍存在设备老化问题。其中很多核电设备是仿照美国40年前的设备而设计,不少已经超期服役,使用寿命已接近或超过25~30年的最长年限,发生事故的几率较大。曾任东芝公司核电站设计师的后藤政志于3月13日称,可以初步认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是核其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和设备老化所致。1号机组已建成40多年,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中最早完工的。2011年2月7日,东京电力公司完成了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分析报告,报告称机组出现了一系列老化迹象,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的中性子脆化、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出现腐蚀等。
核电站抗震能力差
首先是选址不够科学。日本是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却拥有多达55座核电站,其中70%以上的核电站位于地震高危区域,增加了核电站的脆弱性。其次是抗震标准不够高。拥有福岛第一核电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东京电力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此前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所作抗震测试的最高强度低于此次地震的实际强度9级,因此才会出现上述堆芯熔毁和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事故。
事故的影响
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除了对日本民众和宏观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之外,还将产生如下影响:
首先,此次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将带来较大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所释放的核辐射将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不过,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所不同的是,在此次日本的核事故中,反应堆的最后屏障安全壳未受到严重损害,因此目前泄漏的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太严重的影响。
其次,此次事故将对日本的核能工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虽然在核能发展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此次核安全事故使各国对日本企业的核安全保障能力产生怀疑,这将对日本企业进军其他国家核电市场产生很大冲击。
其三,此次事故将增加各国对核设施安全的关注。各国可能将修改核能发展战略,将安全问题放在发展的第一位,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其现有核设施的安全措施。
其四,此次事故可能引起各国对日本核能力和核意图的关注。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隐蔽的方式(如发展民用核能力)来发展潜在的核武器能力。3月18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日本福岛核电站采用了铀钚混合的堆芯,之所未采用效率更高的六氟化铀作为堆芯,原因之一是日本企图通过铀钚堆芯间接获取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原料。实际上,日本目前至少拥有1400多吨六氟化铀,至少38吨钚-239。其中,六氟化铀只需再作处理即可成为作为核装料的浓缩铀,而钚-239就是核武器的主要装料之一。预计至2015年,日本拥有的钚-239将达到至少45吨,足以制造7000千件核武器。不过,日本要想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实战型核武器还有一些制约因素,如开发技术的不足、政治基础不牢靠、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等。
国外核事故的应急对策与措施
目前,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核事故(包括核武器事故)具有较完备的应急对策与措施。美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也在其东部和南部地区集中分布着104座核电站,在地震多发的西海岸地区也设有数座核电站。同时,美国在核事故的应急处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下面以美国为主介绍国外相关的应急对策与措施。
国外核事故的应争准备
为了能对核事故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国外坚持常备不懈,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
(1)制定事故应急法规、标准和导则等
核事故应急既涉及国防机密又关系到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因此国外对核事故应急的政策和技术十分关注,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标准和技术文件。
为了在核事故应急方面处理好国际关系,国际原子能机构起草了两个相关的公约,即《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前者主要针对民用核设施事故(也涉及核武器事故),要求缔约国自愿做出事故通报,并规定对于秘密提供的情报予以保密;后者规定了对核事故在缔约国之间实施国际救援响应的义务、责任及实施方法。目前,有许多国家已签署上述公约。
另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表了《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提出了应急辐射情况下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导则,并提出干预水平用可防止的剂量表示等。
(2)建立事故应急组织
建立事故应急组织是为了确保发生事故时,有必要的应急力量保证能迅速有效地反应,有组织、协调不紊地完成应急任务。目前,美国已建立政府、军队和民间多种应急组织。其中,美国政府各部门均有配合核事故应急的义务,由联邦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遍布全美国的应急机构装备有大约50万台辐射探测仪和有数百万个剂量计。
美国国防部负责核武器事故的应急响应工作,主要机构包括美国核事故联合协调中心(JNACC)、放射控制队和阿尔发队。其中,JNACC是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的一个联合机构,负责交流核事故信息、协调各应急机构的行动,有官员日夜值班。放射控制队是美军核武器事故应急响应的高级专业技术队。阿尔发队是美军核武器事故应急响应的基层专业队:美军每个核武库(或核材料库)均组建了一个阿尔发队。
(3)制定应急计划及实施程序
核事故发生偶然,危害大,影响面广应急任务重,因此需要事先制定应急计划、预案或实施程序。美国陆军放射研究所发表的核武器事故响应程序中有如下事故前行动要点:一是制定并定期复查事故应急响应计划和应急力量,要经常检查落实相关具体工作;二是如有可能,应定期进行野外的和指挥系统的演习(包括消防、警察等地方应急机构和就近的国防部或能源部专业应急分队在内的演习),以检验相互支援的安排情况。
(4)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
核事故的影响范围因事故严重程度而异,但都根据应急任务需要进行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美军野战手册FM3-15列出了核武器事故应急专业队(阿尔法队和放射控制队)的物资装备,包括辐射探测仪、剂量及保健物理仪器、通信设备、电器维修设备、标记工具、防护用具,个人用品及管理用品等项目。美国能源部事故反应队的专用设备如下:一是武器处置设备,包括便携式X光机、直线加速器、液体喷砂切割器、稳定剂等;二是放射性污染探测与处理设备,包括热点(强污染地点)用的卡车和拖车,车上有测量实验室、个人去污间、防护服、污染场外空气监测站、采样设备、航测系统辐射探测仪等。
(5)进行应急技术培训和演习
对参加核事故应急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和演习,其目的在于普及核辐射防护及核事故应急基本知识和技术,使之能正确有效地完成任务。美军为核武器事故应急救援人员开设的训练班、学制及课题下表所示。
后期应急响应又称服务响应,其任务是回收核器件,详细进行辐射监测并估计危害,医学应急响应的深入实施,采取去污染和场地修复措施,建立索赔处理机构,完成相应事宜,提供和建立事故文件等。
美国核武器事故响应程序对此阶段的应急活动包括:实地测量环境放射性污染范围:确定并标明放射性污染区:控制公众和应急救援人员,使之免受放射性污染;对已受到放射性污染的人员进行去污处理;配合地方当局制定生物样品检测计划等等。
国外核事故应急行动或作业
国外的核事故应急行动或作业主要包括环境辐射监测及危害估计、污染的控制,人体内放射性污染的监测、医学应急响应、核武器的回收、场地的修复以及公众事务处理等几个方面。
以环境辐射监测及危害估计和核武器的回收为例。前一项工作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及时了解事故对环境形成放射性污染的范围和程度,为剂量和危害评估以及防护行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美国的辐射监测主要由国防部和能源部相关机构完成,如美军放射医学咨询队、陆军放射控制队、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等。美军的辐射监测工作包括以下内容:地区放射性污染监测、建筑物污染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土壤放射性检测、水体放射性污染检测以及监测结果的记录与评价等。
为了实施后一项工作,美军曾组建多支专门的未爆弹药处置队(EOD)。该队人员均毕业于美海军未爆弹药处置学校。美国能源部曾组成事故响应组,由核武器设计人员和炸药专家组成,能解决核武器部件、碎片和放射性污染物的鉴别、去污、收集、包装和处置等方面的问题,能对EOD队安全处置核武器给予技术援助。美国能源部的航空测量系统,可协助寻找和确定散失的核武器或核部件所在位置。
第三篇:由日本核事故引发的思考
由日本核事故引发的思考
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4月12日19时,此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已确认造成13232人死亡、14554人失踪。地震引发的海啸让日本临海的福岛核电站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引发核泄漏。在关注人员伤亡之外,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日本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大地震前,日本全国共有18个核电站,55个反应堆,承担全国30%左右的电力供应。随着福岛第一核电站几个机组爆炸的画面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对可能随之而来的核辐射心怀恐惧,惴惴不安,种种揣测四处流传。5月1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本月13日以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0公里内的核辐射量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显示,福岛核电站周边20公里区域内仍为高辐射区。由于政府在应对核泄漏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导致核泄漏进一步严重。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已堆芯融化,不断出现爆炸等异常情况。
日本核泄漏不仅让我们想起了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事故,虽然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郁祖盛很坦率地说,现在即便是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最恶化的情况,也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爆炸所引起的大面积放射性释放有本质的差别,日本核泄漏不会重演切尔诺贝利惨剧
据介绍,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尽管不是核爆炸,也是一个功率陡增后引起的蒸汽爆炸,把几千吨的盖都掀掉了,放射性全部暴露。它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无序的突然爆炸,其放射性上升到几千公尺甚至到平流层,然后经过大气扩散,范围很大。
而现在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情况是:一方面恢复冷却是一股势力,还有一方面燃料还在继续熔化,熔化发热,一个冷、一个热,两个之间的平衡谁强谁弱仍未得知,但如果处理得当,灌海水,冷却超过了加热,整个问题就会有效缓解。如果这个锅不漏,而里面虽然熔化了,应该说对环境和人没有太大影响,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最不理想的状态就是它会熔化,而且把压力容器烧穿了,放射性会出来。但是这种出来打个通俗的比方,是缓慢地流动,它不是一种爆炸。它跟切尔诺贝利有本质上的差别,它的影响的范围可能也是有限的。
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不仅对日本本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了亚洲邻国乃至全世界。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日本如何应对,世界各国又将受到何种影响?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我们中国,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将会有什么样的机遇?
日本核泄漏最直接的影响,即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一定量放射性物质进入人体后,既具有生物化学毒性,又能以它的辐射作用造成人体损伤,这种作用称为内照射;体外的电离辐射照射人体也会造成损伤,放射性核素可以对周围产生很强的辐射,形成核污染。放射性沉降物还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在体内达到一定剂量时就会产生有害作用。人会出现头晕、头疼、食欲不振等症状,发展下去会出现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症状。
然而一国的环境危机不一定是单个国家的危机,而可能成为全球性和世界性环境危机。震后,中国、美国、韩国等国环保部门迅速启动核辐射检测,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各
第四篇:日本核事故对世界各国核能产业的影响
日本核事故对世界各国核能产业的影响
编者按:目前核电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6%,与水电、火电一起构成电力能源三大支柱,核能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它将成为最终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源之一。世界50多年的核能发展表明,核能不失为一种清洁、安全和经济的能源,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毕竟对能源提出快速增长要求,而我国目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又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日益相关,所以发展核能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改善能源结构、控制环境污染、保障能源结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2005年国家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核电的战略方针,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达到4千万千瓦。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里氏9级特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多个机组因此受损,接连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有关专家认为,日本的这次核事故至少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与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危机相提并论”,仅次于1986年4月前苏联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这次“核泄漏危机已远远地超出日本一个国家,而演变成地区,甚至全球的核安全事件。”为了帮助省内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了解并掌握日本核事故对世界各国核能产业发展的影响,本刊摘编整理了这期《产业科技观察》,供我省研究核能产业发展时参考。
一、“全球核能产业发展总体步伐势必将放缓”
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核泄漏事故导致全球“核恐慌”情绪持续上升,国际核能利用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日本国内,全球与核能相关产业的股价相继承压,有些甚至出现大跌现象。如为福岛第一核电站设计全部6座反应堆的通用电器、日本核反应堆供应商法国阿海砝Areva股价以及全球多家主要铀供应商股价都曾出现大幅下滑。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在3月17日公布遏制核泄漏的时间表,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核泄漏的打击之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或将资不抵债,被迫进入破产程序。
而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在空气、云层或农作物中检测出不同程度的微量放射性物质,有关核能的担忧和怀疑情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有迹象显示,在民众反核声浪的推动下,不少国家已被迫对本国核电政策作出调整。如在日本核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延长使用过期核电站计划3个月,并关闭7座核电站,对143座核电站进行安全检修。其环境部长更表示,将在2020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此外,瑞士也宣布停止修建核电设施申请的审核,并对境内所有核电站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历史经验表明,自从 1951年12月20日美国开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先河以来,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均会导致核能发展陷入停滞或萎缩。由于各国政府与民众对本次核事故的反应强度远超预期,未来核能发展将面临更严格的安全审查等问题,其增长速度势必趋缓。
二、美国:对是否暂停新的核电站建设意见分歧
美国先前经历严重核事故。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1979年3月冷却系统故障,事故等级与福岛核电站同为5级。30多年来,美国没有新建核反应堆。2008年,美国计划新建超过30个反应堆,後来多数因经济低迷而搁臵。美国目前有104个核反应堆在运行,专家预计有四到八个新反应堆即将建设。南方公司和SCANA公司各两项新建反应堆的申请正接受核管理委员会审核。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柏曼(Joe Lieberman)称,在日本核事故的影响明朗前,美国应暂停新的核电站建设。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前官员布拉德福德指出,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的视频,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发展核电的看法。
但主张发展核能的人士,则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美国核能研究所发言人辛格(Mitch Singer)说:“现在就针对日本发生的情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即便是损毁最为严重的核反应堆,辐射水平也还没到危及公共安全的地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支持核能产业,同时要求监管部门评估这一产业。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将成立特别小组,分两个阶段独立评估美国核能产业。第一阶段,特别小组着重“当前风险”,以决定是否需要立即改进核反应堆安全防护措施,以抵挡地震、飓风和停电威胁。第一阶段持续3个月,核管理委员会将每隔30天发布正式评估报告,共计召开4场公开会议。第二阶段为期6个月,产业规范将成为主题。特别小组将评估日本核泄漏事故的“后续事件”,权衡产业投入,对产业规范是否需要调整提出建议。
三、英国:以实事和科学证据为基础,坚定发展核能产业
英国能源大臣Hendry在“2011年新核电”会议上表示,英国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新建核电站。他说,“我的观点是,核能是目前能源产业的关键,在未来许多年也仍是关键。所以,我们并不是想要看到新建一座核电站,而是要看到新建一批核电站。不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要给工业界和投资商以肯定而明确的信息”。“我们必须保持公众的信心”,基本的就是要“以实事和科学证据——以及强大独立监管机构的存在——为基础”做出反应。
与会公司,包括EDF能源公司、地平线核能公司和NuGen公司都对英国政府及英国核监管办公室在日本福岛事故后表达如此强烈而务实的反应表示了感谢。
四、德国:制定弃核计划,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反应堆
自今年3月份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德国有几十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核电站继续存在。由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联盟经过近12个小时的磋商于5月29日深夜就德国放弃核电时间表达成妥协。根据这一计划,德国将于2022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德国共有17座核电站。按照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三党领导层达成的最新时间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被暂时关闭的7座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将永久性停运。德国其余的10座核电站原则上都将于2021年前关闭,但其中3座核电站可能将在新能源无法满足用电需求的情况下“超期服役”一年。德国执政联盟是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德国国内弃核舆论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达成上述妥协的。
核电存废在德国一直是敏感话题。一方面,由于担心核电安全问题,多数德国民众支持关闭核电站。另一方面,目前德国用电总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核电。尽管德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决策者对可再生能源的预期发电量是否足以弥补关闭所有核电站造成的电力短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2002年,当时的德国政府通过一项“核电逐步退出”的法令,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
五、法国:不放弃核能产业开发,全国电力供应80%依靠核能
法国正式颁布的能源法已经确定将核能作为该国电力的主要来源。法国是核电发电量占全国总电力比例最高的国家,目前,全国电力供应80%左右依靠核能,法国用电的价格因此处于欧洲最低水平。法国的选择是基于国情和历史等多重原因,作为一个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法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都十分有限,煤炭资源已濒临枯竭,大力发展核能成为了法国政府应对能源不足的主要手段。上世纪经历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法国政府下决心推广核电站。1958年,法国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了压水反应堆技术专利,并通过对该技术进行创新改进和国产化,大大提高了能源自主率。从起步到现在,法国核电已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2005年7月,法国正式颁布了能源法,确定将核能作为该国电力的主要来源。此外,政府还通过信用贷款、立项和审批等措施,给予核电企业更多的发展主导权。在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下,法国建立起了强大的核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像阿海珐集团、法国电力集团等在核能开发方面全球知名的企业。在日本大地震引发核事故后,法国上下开始对核安全进行新一轮的反思。一些民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次大地震发生在法国,我们的核电站是否能够安全无恙?”对此,该国两大核电巨头阿海珐集团和法国电力公司的负责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法国核安全局还对核电站的防震标准进行了规定,它必须能够承受高于当地发生的最高级别的地震强度。此外,法国政府也表示,将对本国核电站进行全面检查,以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吸取教训。法国总理菲永表示,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法国政府不会逃避任何有关核安全的问题。菲永认为,法国核设施的安全性、可靠性与透明度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不应该因为日本的一次事故就将该行业一笔勾销。
六、俄罗斯:不担心福岛核危机的影响,决心继续发展核能产业
俄罗斯似乎并不担心日本福岛核危机的影响,或者至少是决心发展核能,即使福岛事件肯定会打击俄罗斯的宏伟目标:到2030年把核能出口提高两倍,达到每年500亿美元。俄罗斯国有核能公司Rosatom负责人季礼颜科(Sergei Kiriyenko)最近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今天拒绝原子能的国家,将来会依赖那些没有限制原子能的国家”。俄罗斯国有核能公司目前正在建设的核电站比任何公司都多,在62座全球在建的反应堆中,该公司占了14座,包括在中国、印度和伊朗的项目。该公司表示,手中还有建设另外30座左右的订单。俄罗斯拥有全球铀浓缩产能的40%左右,每年出口大约30亿美元的燃料,且向购买俄罗斯反应堆的客户提供折扣。有关专家表示,虽然俄罗斯运营中的反应堆中,有三分之一是类似切尔诺贝利的老式反应堆,但目前出口的反应堆设计则符合国际安全标准。Rosatom出口的反应堆主要是VVER-1000和VVER-1200,该公司称其是第“3+”代压力轻水反应堆,每座售价30-60亿美元。Rosatom声称,2008年中国田湾投入运转核电站内的两座VVER-1000反应堆,是全球首次采用核心捕集器,该捕集器为俄罗斯物理学家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後发明的安全措施。
Rosatom的发言人士表示, “福岛事故是因为没有吸取切尔诺贝利的教训,我们过去25年来一直在总结教训”。日本事件将迫使核能企业去防范更为微小的风险,俄罗斯已开始采取措施,防止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强烈龙卷风袭击。俄罗斯将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兴建的新核电站,其设计能够禁受一架重达400吨飞机的撞击。
俄罗斯原子能部前代理部长Bulat Nigmatulin坦承,俄罗斯核能产业通常会透过提供大额出口信贷来赢过对手价格进而取得出口合同。Nigmatulin对路透社表示,他个人也曾游说过普京,使其相信核能产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俄罗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少数高科技产业之一。他说,“这是我们唯一没有落後的产业,必须要加以发展,但仍有一个关键的条件;我们必须受实际经济逻辑的约束”。
第五篇:效率不高的慢作为本质上就是不担当
效率不高的慢作为本质上就是不担当
“慢作为”的背后是怕担责任、不积极不主动的工作状态,也是对待办事群众的轻慢之心。与“不作为”、“滥作为”相比,“慢作为”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更具隐蔽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在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特别是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相关利益公民和办事单位参与到机关绩效和作风评议中来。
只需一个部门盖一个公章,工作人员也未故意刁难,且一式两本的结婚证一本尚存,那么,到民政部门补办一本结婚证需要耗时多久?答案是:可能一周也办不完。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新加坡人叶凯伦和户籍在陕西西安的妻子因结婚证丢失,专程回陕西补办证件过程中的烦恼和煎熬。
此事之所以被关注,因为它不是以往屡屡被报道的“公章旅行”或“门难进、脸难看”等“不作为”甚至“滥作为”,而是当下另一种值得警惕的作风顽症——“慢作为”。
所谓“慢作为”,表面上看是办事效率不高,但折射出的却是少数工作人员怕担责任、墨守成规,不积极不主动的工作状态。根据报道,此事久拖不决的关键在于叶凯伦夫妇与陕西民政部门对于一个“要件”——“社区证明”的认识分歧。民政部门要求出具社区证明的依据是《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而叶凯伦夫妇不出具的理由是《婚姻登记条例》第17条规定:“结婚证遗失,当事人持身份证、户口本即可申请补办”。加之,女方在西安的住所已拆迁,确实也无法出具社区证明。
这个被地方民政部门一再坚持的“社区证明”真的必不可少吗?笔者查阅《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后发现,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的。《暂行规范》就婚姻登记证遗失补领的条件一节,并未规定要出具社区证明,只是针对“婚姻登记„档案‟遗失”,要求“当事人提供单位、村(居)民委员会或者近亲属出具的写明申请人婚姻状况的证明”。或许民政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并没有偷换概念,但业务不熟且并未主动积极尽职,却是显而易见的。何况叶凯伦夫妇是在2012年登记结婚,当事人婚姻档案并非久远,一式两本的结婚证又有一本尚在,调档查阅并不难办。民政部门坚持要出具“社区证明”,其实是一些人不愿担责。面对城镇化加速推进和人口流动加快等现实情况,一些地方机关的传统做法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主动打破陈规却需要勇气和担当精神。而担当精神的缺失,正是某些干部“慢作为”的本质所在。
从心理状态的角度分析,“慢作为”的背后还有少数公职人员对待办事群众的轻慢之心。从对此事的报道看,有两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是,双方沟通不顺畅甚至“不愉快”,叶凯伦夫妇称,曾多次打民政部门某处室办公电话却无人接听;发生分歧后投诉至几个部门又没有结果。二是,在国家有关部委的过问下,4月13日当地民政部门已经做出处理意见,但到15日,叶凯伦夫妇依然没有得到通知。民政部门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沟通不愉快,所以交还给厅里信访部门联系;而信访部门的说法是“有别的事耽搁了”。
心理不愉快就可以“慢作为”,有其他事就可以把群众的事情先放下……陕西民政部门少数工作人员的表现,在当下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正确性。与“不作为”、“滥作为”相比,“慢作为”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更具隐蔽性和长期性。因此,在作风建设常抓不懈的同时,还应在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在机关绩效和作风评议机制方面突破内部评价范围,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相关利益公民和办事单位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行政系统办事效率和作风建设更为客观的评价。否则,类似于“慢作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作风之弊或将陷于“一抓稍好,一放则故态复萌”的循环怪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