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纪念散文--老姥爷

怀念

二零一六年的农历四月初六是父亲赵世忠诞辰的日子。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25个年头了，但他那忠实憨厚、有些严厉而不失慈祥的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父亲呵护和宠爱下，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快乐美好，回想起那能够遮挡一切风雨的厚实臂膀，真使我流连忘返、终身难忘。

我的童年直至初中毕业都是在太原度过的。忻州解放后，因父亲调往太原工作，母亲带着我和二妹、三妹一同去太原随父亲生活，从那时起直至1962年，我们就在太原安家落户。时年国家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号召市民返乡支援农业生产以减轻国家负担。时任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的父亲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动员母亲回乡支援农业。当时母亲带着刚刚17岁初中毕业的我和二妹、三妹、四妹、大弟返回故乡安邑村，住在了堂叔腾出来的房子里。亲情温暖，堂叔世安热情接待，对我们关怀备至，忙里忙外，直至1964年我们盖好房子他才搬回去住。回安邑村后，我们家又喜添了二弟和三弟。笃诚耐劳的母亲在安邑村里带着一众儿女下地劳动、养猪喂鸡、缝衣做饭，任劳任怨地承担了一切家庭事务，全力支持调回忻县教育局工作的父亲，鼓励他全心全意从事好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父亲只有星期天才能回村与家人团聚。农村的生活虽比不了在太原市方便舒适，却也因为我们全家齐心协力、父慈子孝、尊长爱幼，在春种秋收的岁月流转中其乐融融、苦中有乐，日子也过得别有一番趣味。

然而就在我们安定生活了几年之后，风云突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游街、批斗成了当时的“主题、时尚”，在县城教育局任局长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判徒、特务、走资派。大字报的谩骂、批斗室里的低头认罪变成家常便饭父亲回家的权利也被限制，此时的我们孤独无助，出门要遭人白眼，遇事举步维艰。在农村像我们这样没有强劳力的户子，姐姐们是女子，弟弟们则幼小，一位四十岁的母亲所承担的沉重负担可想而知。父亲原来每月工资122元，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因为父亲变成批斗对象，工资也被扣成每月45元，母亲和我们姐妹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力，只能靠赚工分养活自己。父亲每月几乎辛苦省下全部45元工资维持三个弟弟的花消。

此时的父亲也跟杨芳勋、闫嘉义、张午年、王宣英等一些当时的县委领导(去“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劳动，实则接受改造。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骑着自行车，早上出发，日落回家，去“五七干校”看望父亲。那些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的原领导干部，身穿劳动布衣服，脚穿黑色布鞋，有的种庄稼，有的赶骡子车，而中午休息时在一个铺着干草的大房子里靠着铺盖卷、端着大瓷碗吃饭，我看到这些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们却有说有笑看似也很快活，这种乐观精神虽然当时不容易理解，却也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我返回家里后连日思考，稚嫩的心灵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早年从一位教书先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咱肖、白、武、定、刘边区打过游击，在晋西北解放区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太原战役中担任支前任务，连夜征粮，任务艰巨，当时完不成任务要用“脑袋”负责。甚至连我和母亲住在寺坪沟里，父亲都顾不上看望，更谈不上照顾。直至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父亲才在领导的催促安排下带了名医生治疗，当天开下药方后就把母亲和我托付给了寺坪沟一位叫邢二老汉的老乡照顾。老乡待我们亲如一家人，端屎倒尿侍候了母亲40多天，母亲才终于康复。在寺坪沟里，边区政府给我们母女发了40斤米票，我们母女就融入到了边区老乡的家里。母亲同老乡家的姑娘媳妇一起纺绵、织袜、纳底做鞋，支援前线，直到1948年忻州解放了，我们才回到安邑村自己的家。在“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间里，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194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一直忠于革命、忠于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了那么多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谋私利、不贪污、不腐败，怎么就变成了判徒、特务、走资派了呢? 在大的时代变革中，个人是渺小的，也是容易被裹挟其中而迷茫困惑的，但是正义和真理终会露出笑容。党的政策是英明的，建国初期的探索逐渐走上正轨，后来的“拔乱反正”使父亲的案子得以平反并补发了克扣的工资，还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但这时的父亲已身心疲惫，原来健壮的身体几经折腾大不如从前，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伴随了他的晚年生活，（幸好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她陪伴着父亲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是一种别样的胜利，母亲与父亲始终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圆满地陪伴父亲75岁寿终。）母亲虽然是位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但是丰富的经历锻造了她抵挡风雨的能力和笃诚耐劳的品格。虽然有时还很“不近人情”，但她骨子里却是一位善良、朴实、勤劳、上进有主见的女性，身为女儿的我也像敬重父亲一样敬重她。

时过境迁，往事皆如云烟，风兩过后总是晴天，风雨过后会见到彩虹。如今父母仙逝，留下我们一般兄弟姐妹、儿孙后辈，各自拼搏，各尽本分，努力把握当下，尽力活出精彩。虽然都算不上多么地大富大贵，如何地出类拔翠，但我们继承了父母诚信、本分、不贪、不占的良好品德，胸怀坦荡、以勤为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身教胜于言传，父亲与母亲就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最好榜样，他与母亲的磊落正直、热爱家国就是留给我们为人子女者的最大财富。我们只有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才能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国家和社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想，做到这些便是对父亲他老人家的最好怀念。

女儿：赵林芳

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

第二篇：《姥爷》散文改

姥爷

前几日哥哥结婚，我因在北京，婚礼前一天才赶回家，刚到村口便看见姥爷在家门口站着，金黄的灯光打在他身上，像一尊雕塑一样。姥爷当军医出身，家里排行老大，十六岁就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耳朵也在一次任务中被炸弹震坏了。不过现在让他说起当年的事还是激情澎湃。姥爷讲他当年的故事不管听几遍都是不会厌烦的，边讲边用手比划着，说话声音很大，生怕我们听不见，说到好玩儿的地方还会自己笑的合不拢嘴。我是在姥爷家长大的，那时我是很老实的，不愿意和村里的孩子出去闹，他在自行车后面放了个婴儿座，把我放在里面，每天会定时骑车带我去村口的马路边儿上看汽车。这是我在这里唯一可以娱乐的事情，每次看见有车从眼前跑过就会在自行车后座高兴地拍手，嘴里学着车喇叭的声音。也不知他知不知道我在高兴什么，我笑他总跟着乐。我越长越大，直到自行车的后座再也塞不下我，姥爷就让我坐在车梁上推着我走。他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哥哥姐姐都是在姥爷家长大的。对家里小孩子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但是有一次我提出要和村里的小孩子们去池塘洗澡的时候他却马上冷起了脸，拉着我胳膊连拖带拽的回了家，我觉得委屈极了，看见他过来就把头扭到旁边。后来听妈妈说姥爷除了她和舅舅其实还有一个小儿子，只是小时候出门儿的时候和家里男孩儿跑去池塘洗澡淹死了，二舅活着的时候姥爷最疼他，每天早上都会跑去二舅坟前哭。这事儿隔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了，只要一在姥爷面前提就会掉眼泪。所以姥爷从来不让家里小孩子靠近水多的地方。听妈妈说过后，有一段日子，我没有离开姥爷一步。

后来我去城里上了幼儿园，回姥爷家也就变成了一个周一次，每次回姥爷家我是很不情愿的，那时姥爷家的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台，相比较，爷爷家我是很乐意去的，爷爷家的电视是彩色的，而且爷爷总能做出许多小玩意儿来哄我开心。我回姥爷家的次数也变的越来越少，只是平常放学回到家妈妈总能接到姥爷家的电话，每次接电话妈妈都会说“韵韵挺好的”。

到了高中，一个月休息一次即使回姥爷家也住不下了，有了手机却从没给姥爷家打过电话，姥姥打电话埋怨我的时候也总有理由搪塞过去。

我越长越大姥爷也一天天衰老，耳朵也远不如从前，现在连姥姥说话他都只能看嘴唇，看着他眯缝着眼睛吃力的看着，心中泛起一阵阵酸楚。

看着桌子上摆着的姥爷年轻时的照片，当时的他朝气蓬勃满怀的理想，而想想现在的他虽说气势不减当年，不过看着他上床抬腿时费劲的表情，和嘴上多日不曾打理的白色胡茬，我知道他已经老了。

第三篇：姥爷,您知道吗散文

姥爷，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您离开我们竟然十八个年头了。

那是2000年秋收后的一天，读初三的我正在教室上课，表舅意外地出现在窗外，带来的是您去世的消息，刹那间，泪水模糊了双眼。那时候小，触动泪点的是记忆相册中跟您在一起的快乐片段，后来陆续听说了您一生的经历和遭遇，使我对您的想念进一步延展，也让这份想念变得深沉而感伤。

姥爷，您生在贫苦人家，九岁丧父，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一度靠讨饭维生，受尽白眼甚至欺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能吃苦，靠着自己努力学成了石匠，通过招工到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成为令人羡慕的工人，姥姥和母亲也跟着您到了北京，可惜好景不长，一次意外交通事故和紧随其后的丢失粮票，将一家三口逼回了农村老家。从那以后几十年，您跟庄稼、石头、土坯、砖头打了一辈子交道，期间姥姥身体不好经常吃药，舅舅也要读书，家中里里外外都要您带着母亲来操持。过度的劳作让您早早患上了腰疼病，晚年又得了哮喘，整晚不能睡觉，就在哮喘刚刚有所缓解之时，一次起床后的跌跤，将您的生命定格在六十六岁，与我们阴阳两隔。

姥爷，您知道吗？您走后，我们都很想念您。姥姥让把您年轻时的照片带到坟前烧了，还抱怨说您撇下她不管，自己去享清福了，其实她是舍不得您。母亲是个像您一样老实得发木的人，但每年的清明节、祭祖节，她都步行六里路去给您烧纸钱。舅舅每次提起您，都为您一生的坎坷和辛劳而心生感慨，也为您溘然辞世没赶上好日子而颇感遗憾。父亲是个健谈之人，一遍遍跟家人讲述您这个出了名的老实人的故事，意味深长。而我，则把您的老照片收藏起来，不光是怕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更是希望能通过那泛黄的黑白色彩去感受您人生中短暂的光辉岁月。

姥爷，您知道吗？2006年，舅舅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新房，自主设计的两层小楼，相当洋气，姥姥曾略显炫耀地说，这在村里能算上老一了。今年初，舅舅又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138平米，宽敞明亮。儿孙自有儿孙福，您生前一直惦记舅舅盖新房的事，再也不用操心了，您一辈子攒的那些模样平整的石料，盖新房也都用上了，没有浪费。

姥爷，您知道吗？您也有孙子了，今年十六岁，一米八的大个，正在县一中读初三，成绩不错。您生前最疼爱的孙女出落成了上进、懂事的大姑娘，今年就要本科毕业了，还要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外甥我落脚到了重庆，离您有点远，但吃上了公家饭。外甥女家里一儿一女，刚好是个“好”字。至于外婆，有母亲和舅舅的悉心照料，还是老样子，您不必牵挂。

姥爷，这十八年里，您还是像生前那样老实沉默，不常给家人托梦，我们也不知道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听姥姥说，她去问了观魂人，说您和同村人在一座山上做石匠，不受罪。我们都说，不受罪就好。

姥爷，您的一生是平凡的，平凡到和千千万万的庄稼人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泛起一丁点涟漪，但您的一生又是不平凡的，吃了很多平凡人没吃过的苦头，却没有享一点清福，即使被哮喘折磨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仍然要坚持劳动，再苦再累也不抱怨。

姥爷，您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操劳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想念您，只有继承您勤劳朴实本分的品格，让优秀的品格成为家风代代传承；我们想念您，只有发扬您不畏苦难矢志奋斗的精神，用不懈的奋斗创造幸福的未来。

姥爷，您在那边好好的，我们这边您放心！

第四篇：纪念一位老作家

如果说我此生在文士队伍里看见一个“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雷锋）的人，那就一定是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的王士美院长——在你还没看见他人的时候，就一定会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然后是见面时热情而有力（感染力）的紧紧握手！他是蒙古人，11岁当小兵，后到哲里木盟报社工作（那时候哲盟还归吉林），后到省作协工作，后在改革初年不久的1985年参与组建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任实际负责的院长，那一年他不到50岁，他是1939年出生的人。80年代是个“布满理想”的年代，文学理想是其中之一，人心思学，当年报考文学院人很多，以本省为主，还有外省的，那时的吉林文化在国内很有些名气（如文学刊物、函授等），我因去大兴安岭考察文化错过招考，由作协副主席诗人胡昭先生介绍，去找王院长，本来没报多大希望，不想竟免去考试而入学——其实这只是他此生帮助的无数人和事之一，多数的我并不知晓。学院草创，万事开头难，租房、租教室、解决宿舍、伙食、外请教师及安排课程„„，事情多去了，但从不见他有一丝为难，永远乐观笑呵呵。我们先在矿院的院内开课，后来又转到工农广场一带，这第一届很正规，学业两年，颁发大专中文毕业证，（听说他为毕业证的事费了很多心，当年的学历可是很重要，刚经历文革不久的年头，干什么都要“学历”，没学历就没“编制”，水平再高也白扯），这个毕业证可以说是院长“争取”来的，而且此例前所未有。办理文学院的传统，源于苏联初期20世纪伊始之年，要感谢因世界的不公和苦难而失学的高尔基，是他向列宁申请首创世界上不用“考数理化等”而只考核写作能力的学院，中国延安时候有鲁艺（综合学科）大体是学苏联式的，建国后1950年开始有文讲所，后叫文研所、鲁院等，胡昭、王院长都在早年时期先后在那里学习过，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就是仿照鲁院形式，但其中他进行了一些革新，和因地制宜的改造，比如，学业时间比鲁院的长得多，鲁院一般只有几个月，颁发可以当学历的毕业证等，课业与实践上他也进行了一些革新。文人比较松散，大都有各个的个性，管理文人的人不光要懂得文化，还要有胸怀，胸怀要宽阔，80年代刚从“解冻”岁月走出，自由主义和男女的事在学院是难免的，院长的办法是宽容和仁慈，偶尔强调几句纪律，还好那时人素质很齐也没出大格。学院的气氛热烈，竞争精神也强，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当个好作家。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学院的艺术创作氛围，宽松，自由，没有“抓辫子”“打棍子”一说——80年代初改革探路不久，外界气候不稳有时一会左一会右的，院长是个“红小兵”式的有资历的老革命，他也不怕这些，那些各种“运动”的岁月他都经历了磨练了，他的认识论我观察倒比较平衡，比较朴素自然，既平常心，并没太多“赶风潮”和狂热的东西，所以学院里说什么、写什么，从题材到内容，从无“框子”，外请讲课的教师、作家、诗人等也言论自由，言责自负，学员自由讨论，空气民主，等等，我想这些都承继了鲁院几十年的一贯文风。王院长还有一好，不光待人没偏见艺术上也没有偏见，比如，他本人写长篇小说的，但对我们几个“写诗的”，或散文的，仍照常鼓励。还有，他很少“分别心”，对所有学员一视同仁，永远满怀热情（我从未见他失望过，亦从未见过他认为某个人不好），班里的气氛好热情高，特别是团结最好，并且学生之间融合得也好，很多学员之间至今是朋友，能互相欣赏，可以说与王院长这个幕后“灵魂人物”潜移默化影响密不可分，他的热情、宽厚成就了吉林的文学院事业。记得1997年首届毕业生十年院庆，那时院长基本已经退休，但他还是努力争取了“一笔钱”搞了一次院庆，那次能回来的都回来了，形同“回娘家”，有的学员还拿了一些钱赞助，气氛热烈，令难忘，我也拿了一点点，太少。90年代我“北漂”在京，院长到北京，见我和校友马志刚（诗人）很艰苦，不久从学院给我们邮来聘任作家的证书，我们很感动，理解为鼓舞，互相鼓舞不能放弃文学。后不久院长写了一本独特的书《切 ? 格瓦拉》（那一代革命者对古巴的格瓦拉有特殊怀念，他是浪漫派加理想家）受到古巴总统卡斯特罗邀请去古巴访问，并在古巴驻京大使馆举办新书发行典礼，院长没忘记学员，邀请好几位在京能找到的参加，我也参加了典礼加酒会。顺说一句，院长早年是个“很火”的作家，刚改革时写过《李宗仁归来》（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一段总统，他的“归来”是70年代初期一件政治大事），在很多报纸连载。他还写过一本研究苏联赫鲁晓夫的书（这在刚走出那个年代都是深有意义的，赫鲁晓夫是前社会主义“转型”期第一个有争议的领袖），后来正在盛年因搞文学院就不再有时间多写了。王院长刚退休时候，我去看望他，他希望找点事做，我推荐他去到南方帮忙写作兼休假一段，有一点报酬。后他的孩子毕业后暂无工作，我推荐去了一家单位实习。但在他在任时我并未去过他家，只给学院集体教师搞过一次小福利，那时我在一个企业负责业务。我个性里不太善于跟“有权势”的打交道，今回看应该属于偏见狭隘。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好人，只要有一点能力就会去帮助别人，不论是谁。学院的其他几位老师与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融洽亲切，记得的有崔云海、薛卫民、胡夏林、杨若木等，学员们十分尊敬他们，崔云海老师有一年还亲自到我的平房寒舍看过我。毕业后我还担任一段函授的老师，那时学院的函授很火，全国学员也很多，后我因太忙辞去。至今，我的第一届班里同学有的出了很多本书，获了很多奖项，有的担任省里、市里的文联及作家协会领导，有的担任报刊电视广播等编辑与记者，或领导等，这都与当年一段“突击学习”分不开，有的虽然改了行但仍心系文学，有几位已经辞世，辞去的写诗的有朱雷、夏萍、于世夫，他（她）们都做出了各自优秀的成绩，夏萍后来在海南省的报社，编辑副刊做了很多工作，为最早开拓海南省文学有贡献。写小说的农安我的老乡刘尚宽也离去。记得班里写诗的还有年龄19的吕新，她的几本诗集后来受到著名国内诗歌理论家谢冕的赞赏。刘家魁后来做了专业的江苏的文学编辑。张帆、纪洪平在班里时并不太出名，但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工作都有不凡成绩。朱雷、雷恩奇、于德北的诗歌都有各自特点，还有辽源的诗人顾联第，长春的诗人王铁军、逯庚福都在诗歌上有很多探求，还有为推广朝鲜语文学做了事的南永前，多数人名字都忘记了。班里其实几十人多数是写小说的，如王长元的书我后来读过，大有长进和丰富阅历，还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老师薛卫民成了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有王德忱在班里时小说很有名，胡冬林后来专写生态野生动物出名。还有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艾贵生，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吉林市的几位，都比较有才，如毛毛，王家男，记不起。写小说的后来听说有很多斐然成绩，我由于专门写诗和散文类的“小品种”，了解的不多。写小说的还有白城的张顺富，对了，我还完全忘了说写长篇的班长朱光雪，宽厚而含蓄，他也“北漂”过，我曾去看过他。当年我是省城长春的，不住校，因此失去了很多与外地的同窗们交流机会。80年代的“文学热”究竟有什么意义？今回看经历时光淘洗我觉得既然生命有限，那么世界上的事并没有一件有“绝对”意义，但有相对意义。文学起码改变了我们自己，自己的心魂，提升了一代中的很多人文化素质（至于“成名成家”“成功”等词语，今我认为偶然性很大，环境因素很大，另，这不是标准，也不是最终意义与目标，虽然我们曾经为此奋斗和登攀过——也许这就足够了）回忆起来，那时代的文学院几乎是免费的（似乎收过象征性的一点），学员们虽然来自全省各地，如四平、白城、吉林、通化、辽源、浑江、延边等地区，还有的来自关内诸省，印象里都没太为费用的事头疼，原因是当年大家都在某一个单位里工作，（当年并无“无业”一事）凡是单位同意你来学习的就会照发工资，等于带薪进修二年，无生活之忧和后顾之虞，所以能集中精力学习。整体看80年代是上升的，而且比较平衡，政治环境宽松了，从前被压抑的一部分人舒展了，经济有活跃，城市里过去的单位（国营、集体等）都还存在并福利都还在，生活虽说不上太富裕，但大家都经济上基本一样或差不太多，有平等感，人与人的经济距离还没拉开“残酷的”差距，所以人与人的心态平和及容易拉近。在此我想一下溯源王士美院长那代人为何“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根源，我想对今天也许有一点启示——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这里应了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的热情里那种草原的豪爽的蒙古人天性占了一部分，但绝大多数来源于社会实践，他在1950年11岁就入伍当小兵，后升任排级干部的，50年代是社会主义学习苏联，建立“共产大家庭”热火朝天年代，除了“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敌人”，都是同志，他在部队受到的那种五湖四海兄弟加亲人式的关爱今天不可想象。60年代学雷锋，二三十岁的他受到的熏陶更是春风化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社会正在建立，这里没有“个人的”“私己的”东西要藏，都是公共的、国家的、社会的及所有同胞的，所有大地财富等于你我他人人均有一份（从宪法规定的法理上）。所以“国家主人翁”意识由此滋生，人与人的关系调整由此而融洽、亲爱、粘合，在这场伟大的人类空前实验中，他成长了经历了，一切，坚定了凝固了信念，既对人们对所有同胞的信赖，爱，无尽的爱，心甘情愿奉献一切的爱，无怨无悔的爱——“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比较起院长，我一代倒是从信任到“怀疑”的一代，故有冷淡升起。幸耶哀耶？唉，往事如烟，许多“五味陈杂”，万千种感慨，已难分清、说明）蓦然回首，我念过了最早的两年省级文学院，后又念过一年鲁院，前此写过纪念鲁院我的院长雷抒雁文章（他是我加入国家作协介绍人），这回又写纪念早期吉林文学院王士美院长的文章，忽有无边落木之感，伤怀了一阵。我在70年代当知青回城后曾于公共图书馆自学十年之久，所以念文学院从写作上并没感到直接受益很多，只是想“补偿”一种失去的院校氛围，但文学院给了我许多无形的东西，比如，什么样的人适合管理文化与领导文学，什么样的人适合专门去创作，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一般文学或文化工作，等，这都是教益，再比如，王院长的热情像一团火，燃烧了他的周边每一个人，使我们感染了关爱人、关心集体等等，懂得“仁者爱人”——可能这还是文学的很核心的东西呢——这不都是重要教益吗？1987年夏天，毕业时，我请王院长为我的纪念册题写几个字，他顺手写了很军人气的“顶天立地，奋勇前进”8个字，多年过去，人已没去——我是在今年春节前夕听我的文学院同学、在《春风》工作的纪洪平所说才知道他的辞世，洪平说知道的人都怀念他，并要写文章纪念——我翻出王院长题字，感慨中才知晓他题写的深意，大概他前4个字希望我增加男子汉气概，勇于成功，——我青少年深受“成分论”阴影覆盖，当兵、上大学、进国营等干什么都没份，所以可能养成过分“温良恭俭让”性格、缺乏竞争心态、虚无心理强等，大概此生改不掉了，但我要向院长学习，过于硬朗、挺直，后四个字不用说了，鼓励我不断工作，这个我一定做到，并争取多做一些。

第五篇：姥爷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姥爷，今日得空，便写下此文纪念那位曾经爱过我和我爱的老人----姥爷

皮肤黝黑，不爱说话，典型的中国农民。

姥爷

姥爷话不多，人实诚，耳朵有点背，年轻时，出过力，做过小工，做过民兵。从旧时代走来，经历了中国近代的几次战争，也经历了中国现代的快速发展。总之，他的一生是，吃过苦，享过福，最后安详的离去，没有一丝痛苦。

姥爷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和蔼可亲，没有脾气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打骂过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嫌弃过我们。当然，他也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去哄你开心，他的爱需要细细品味，也需要用心感受。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接受的爱。而我，却是在这种爱的氛围为下长大的。同样的，我也以这种方式去感受父亲的爱。而我父亲的爱，除了我和姐姐们，或许没有人能理解和接受吧！

第一次接受姥爷的爱，是在农村流行的一种风俗中。在鲁西南的广大农村地区，商家为了利益，会吹起一阵又一阵让你感觉很突然的风。这种风跨越几个村子，乡镇，甚至县域，市域。而，我姥爷与我们又不是一个地级市的。这次风俗就是姥爷给外甥送灯笼。也许这就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吧！我们那里，姐姐，或者闺女的孩子都称做外甥或者外甥女，而中国好多地方，姥爷或者姥姥称自己闺女的孩子为外孙。风俗的地域性，也体现在称谓上。

姥爷骑着小三轮车，把姥姥缝制好的纸灯笼、火腿肠还有其他小吃送到了相隔十八里之外我的家。那时老爷还很年轻，还能骑得动他的三轮车。灯笼是姥姥亲手缝制的，每一针都饱含着浓浓的爱。

姥爷，爱听戏，河南豫剧，山东梆子等鲁西南剧种。虽然姥爷听不清，但是依旧爱看戏，爱看那些武打动作。我们村，每年三月份都有庙会。而庙会，肯定少不了搭戏台唱大戏，唱他个七天七夜，农村老人真是得到了一份美美的文化大餐。因此，每年的三月份，妈妈都会把姥爷接来听戏，这也是一年里，姥爷仅有的一次机会在我家里长住。每每放学回家，我都去戏园子里接姥爷回家，回家的路上姥爷会给我买馓子（油炸的面食，很细，很脆，类似于炸面条），吊炉烧饼（鲁西南特有的面食），这时候，自己会美滋滋的，有时竟然忘了搀扶姥爷。

姥爷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喜欢看车。在农村，小孩子调皮，很容易爬上车玩。每每舅舅回家，姥爷说不上几句话就跑到村口的汽车旁，坐在马扎上看着那些调皮的小孩。老爷看车，一是心疼车，二是耳朵不太好使，我们的谈话他也听不清，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家务，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看车就成了他的专业！

后来，长大了，上了初中，高中，大学，与姥爷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寒暑假，再到后来的每年春节见面，每次准备回家，都依依不舍。

后来毕了业，本以为可以在家多陪陪家人，尤其是姥姥姥爷。可是，为了找工作，也顾不得家人。后来舅舅通过关系，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的心压根不在那上边，本身自己的交际能力就差，肯定不适合那种关系圈子里的工作。坚持了七天，就不干了！其实，他们本身也没有招聘的计划。

可就在这七天的时间里，我的至亲，姥爷，病故了！一手拉着我妈，一手拉着我小姨，安然离去。没有痛苦，走的很安详，唯一的遗憾就是唯一的儿子，远在百里之外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而这一天，也是我工作的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工作的七天里，老爷已经病了，妈妈和小姨轮流照顾。而我，为了应付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工作，一直抽不出时间去看姥爷。而就在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当我办理了所谓的辞职之后（给人力打了个电话，说我不能适应这份工作，这也是他们要的结果），我回到了家里，这时候，老爸也从姥爷家回来了，老爸说，姥爷走了，我哭了。我说我去看看，老爸同意了，又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妈妈说别来了，人已经走了，第二天过来吧。

次日，带着沉痛的心情，姐姐，我，表哥，约定好去姥爷家吊唁。按照习俗，走到老爷村口，就要哭的，否则会被村里人笑话。可是没有见到姥爷的遗容，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从村口到姥爷家还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可谓是装哭。但是，快走到姥爷家胡同口时，眼前的画面是老爷看车，农活归来，望着我们离去背影时的不舍等画面，泪水再也忍不住，哗哗直流，哭声掩盖了唢呐声，从来没有这么放声地哭。哭吧，这种场合，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哭声大而笑话你，他们只会同情，同时也会落泪。姥爷在村里的人缘不错，从来没有和别人有过口角，姥爷的性格也不会。好多邻居，都在心疼这位老人。

走到院子里，我没有按照习俗行作揖礼，而是，跪在那里不停地哭，什么也不知道，外面的一切完全不清楚，等他们行完礼，我还在那里哭，是妗子把我拉起来的。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哭了，你姥娘受不了”。我们进了屋，姥爷躺在灵堂中央的棺材里，我再也看不到老爷的面容，因为，那时候已经火化了。那也意味我一年多没见过姥爷了，这辈子也不会了。姥姥就在灵堂旁屋的床上坐着，声音嘶哑，眼睛泛着泪水，见到我们来，她又哭了，而我们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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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番的行礼，所有的流程基本完毕，剩下的就是姥爷出殡下葬。我全程搀扶着舅舅，因为舅舅只有一个女儿，而且在外地工作没有回来。而我听到舅舅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也回不来的爹来！”。舅舅在为自己没能在床前守孝惋惜，也为没能看到姥爷最后一面而痛惜！我又何尝不是呢？

所有礼仪完毕，客人们也回家了，我们自己家人是最后走的。姥爷，愿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