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

［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

［4］

；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1］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A］.胡匡敬.论草原文化（第二辑）［C］.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2］内蒙古林业局.新城区：实施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J］.内蒙古林业，2006，（12）：17-19.［3］李润安.赛罕区：奋力打造自治区社区建设第一区［J］.旗县报道，2007，（1）：15-17.［4］杨洁.喜迎自治区60华诞看首府如何大变化［N］.内蒙古日报，2006-04-28.

第二篇：草原文化起源

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度假村

1草原文化起源：内蒙古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生活的足迹。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地区“大窑文化”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河套文化”就属于旧炻器时代的古人类足迹。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的游牧民族有凶奴，林胡，楼烦，东胡，鲜卑，乌桓，突厥。蒙古族兴起于公元十二世纪，它的历史摇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古纳河以东。是古代东胡系统室韦各部 的一支，在唐代的汉文史籍上写作“蒙兀”。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各部逐渐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1206年铁木真称汗，经过几十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大蒙古国”。2草原旅游前景：1：前景广阔

渐渐趋向成熟化

规模化。

2：发展潜力巨大

旅游取向更加适应现代人生活。3：后备资源丰富

4：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多。

5：草原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知名度越来越高。

3草原现状：1：草场退化 沙化严重。但现以得到合理治理。（每十五亩草地限养羊一只）

2：植被覆盖率减少。

3：草原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4：政府治理力度增大。

5：牧民保护意识提高。

6：降低牧业生产，大力发展旅游业。草原概况：沧海桑田，历史变迁。使得历史上的天堂草原和现实的相比已经大相瑾庭。因为历史上的敕勒川就在我们脚下。现在以成为城市 农根地区。而阴山以北则仍然是传统的蒙古大草原。敕勒川已经成为历史。留给我们无限的回味，内蒙古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居延海湖畔。草原面积达8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效利用面积达三分之二，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青海 西藏 新疆 甘肃 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的天然草场范围很广，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直到西部的阿拉善荒漠，是内蒙古草场资源的基本部分。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从东到西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也很大。可划分为森林草原，草垫呼伦贝尔，草原，干旱草原，（典行草原），及荒漠草原，四个地带。草原主要有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四大草原。其中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最为著名。是内蒙古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草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每当春季到来，便有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冒雪迎春。到了夏季则绿草如荫没，百花争艳，牛羊成群，构成美丽的草原画卷。5阴山：阴山山脉位于黄河南岸，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历史上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大漠以南所有的山都被称为阴山。这符合道家八卦学说—“北属水，水属阴”所以叫做阴山。阴山东西连绵1000公里，南北延伸50—100公里。西部为狼山，色而腾山和乌拉山。中部为“大青山”东部为低山丘陵，可延伸只北京以北的燕山。阴山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在1500-2000之间，最高峰为2346米。阴山巍峨壮观，千峰陡峭，万壑争丽。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阴山不但是内流水域和外流水域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在当地也是城市，农村，牧区，农区的分界线。阴山中部的大青山东西700公里，解放前是有名的革命抗日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突出贡献。功绩甚大。在近代，1938年9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建立著名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这里又称为“革命老区”

帝王之乡武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北糜，呼和浩特市北。清代史学家赵羿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周，齐，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氏就以武川县世代为家。武川现在是全国有名的绿色蔬菜马铃薯基地，这里的土豆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生长时间长，所以营养丰富，绵甜爽口。这里的谚语就有“羊肉熬土豆，打上都不走。”北魏至隋唐是武川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北魏末年，以武川为核心形成了风光无比的军事集团，这就是纵横中国200年的关垄贵族集团，它起源于武川，建于汉中，共创造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这在历史上是奇迹。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高峰。7马头琴：蒙古语称“毛林胡尔”是蒙古人民特有的民族乐器。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据说古代马头琴一根琴弦有81根马尾组成。马头琴声音浑厚，古色古香，优美动听，辽阔粗犷，仿拂诉说着天地沧桑，草原的沧劲，人生的坎坷。（马头琴的传说略。）

辉腾锡勒草原介绍

1.辉腾锡勒，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位于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中南部辉腾锡勒草原上，距集宁市80公里，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降水充沛，每到五月至九月间，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点现有蒙古包几十座，可供游客就餐，休息和娱乐。主要有骑马、射箭、摔跤等活动项目，还可举办歌舞和篝火晚会。位于阴山山脉东段，海拔1800多米，顶部平坦，面积180多平方公里。辉腾锡勒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凉爽，平均最高温度为18摄氏度。

50多平方公里的辉腾席勒草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每到5月至9月间，整个草原水草丰盛，鲜花遍野，牛羊游动，牧歌撩亮，香风温馨，绘织成一幅美丽的草原春画。而被游人誉为“塞外江南”的黄花神葱沟，更有一番诗情画意，它集山水灵秀于一体，山势险峻，奇峰突兀，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水流潺潺，鹰翔长空。“双驼峰”、“卧龙峰”、“剑门山”、“佛手山”、“神龟岭”、“挂瀑崖”、“仙人洞”、“三叠泉”、“一镜天”、“木鱼台”和“神葱岩”，堪称塞外奇观。5000余亩的独贵林区，森林茂密，古柏参天，那林间富有弹性的绿色草坪中，白蘑菇、黄花、百合花点缀其间，这更为大自然增添了美 丽色彩。奇观森林和厅花异草组成了天然的大花园。

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5月至9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景区主要分神葱沟和黄花滩两大去处，共有15大景观。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山洞离地面垂直高度100多米，洞内可容纳近百人。怪石嶙峋的黑山，有大小岩洞99个，最大可容纳200-300人。这里的旅游景点还有黑山奇观，其上怪石嶙峋，有大小溶洞99个，唐代以后，很多隐士、和尚、道士隐遁于此。清康熙帝也曾到此游览。

有90多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整个旅游区规模庞大，设施完善，蒙古包、木屋、四合院、欧式豪华别墅、日式板房等等可供游客住宿。这里开展的旅游活动项目有：骑马、乘驼、射箭、摔跤、登敖包山、品尝民族风味的奶食和奶茶、吃手把肉,喝马奶酒.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旅游点，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中南部，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辉腾锡勒草原，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海拔1800多米。从呼和浩特乘车需3.5小时，这里有大大小小九十九个天然湖泊，镶嵌在碧绿如茵的草原上，向西约25公里处有一黄花沟，漫山遍野的小黄花，高耸的峭壁悬崖和清泉小瀑布，即有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甚为壮观。99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五月至九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2.辉腾锡勒草原审处牧人家度假村：辛展 联系电话：***

第三篇：城市文化

?城市传奇

??南京，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无论在六朝，还是在南唐，都只是以偏安一隅的形象出现。从明朝开始，南京才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帝国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正式定都南京之前，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也曾考虑过在其他城市建都，比如汴梁（今开封）、洛阳、长安（今西安）等。那么是什么吸引了朱元璋，让他把首都定在南京的呢？

??从财政经济方面来看，宋元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逐渐南移，“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其次，宋元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南方来。然而南京偏于东南，又有长江之隔，对控制全国极为不利。为解决南京地域上的缺陷，朱元璋开始考虑在南京北边临近中原的地方建座都城。

??此时的朱元璋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凤阳。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凤阳为大明的中都。但到洪武八年，朱元璋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营建。关于停建原因，历来莫衷一是。《明史》中说是刘伯温认为凤阳地理形势不佳，实际的原因可能是，朱元璋在中都的营建中看到了乡党势力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在营建中都的决策过程中，赞成的几乎都是跟随朱元璋从凤阳一带出去打天下的文臣武将，朱元璋感到，一旦正式在这里建都，这些淮西功臣们就会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拼命地扩大其个人势力，从而对他和他的皇权构成威胁。??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然而都城一事并未尘埃落定。时隔十多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开始考虑迁都。

??南京虽定为都城，但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建都南京有偏安性质；二是元朝残余势力仍虎视中原，伺机南下，建都南京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三是明故宫是填燕雀湖而成，地势下沉，朱元璋认为这对子孙后代不利。

??洪武二十四年，年近古稀的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往关中地区，考察长安。然而朱标太子一路车马劳顿，回来以后竟一病不起，第二年就病死了。悲痛欲绝的朱元璋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在太子去世的那年，朱元璋在《祭光禄寺灶神文》中，表达了自己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虽然没有迁都，朱元璋在位期间，对定都南京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作了适当补救。例如针对历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问题，朱元璋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和预备：明军北伐，赶跑了元顺帝，让大将徐达镇守在北京。徐达死后，朱元璋又派自己的四儿子朱棣驻守在北京。??令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四儿子朱棣密谋造反，用了4年的时间打到南京，最终将大明王朝的都城迁到了北京。

第四篇：城市雕塑与城市文化

城市雕塑与城市文化！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卖瓜的说瓜甜”。按这个道理来讲，一个从事城市雕塑工作的人，就应该多说城市雕塑的重要，说它的好处。我虽然来到深圳后一直从事城市雕塑工作，但并不想简单地强调城市雕塑本身有多么了不起；我也不认为，在一个城市里面，城市雕塑越多就越好，就越有文化。为什么呢？因为孤立地谈论城市雕塑，不把它和城市文化联系起来，那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

城市雕塑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是由城市雕塑和城市文化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城市雕塑重不重要，城市雕塑好不好，不只是城市雕塑本身的事情，它首先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问题。

这些年我在琢磨城市雕塑问题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心得：我们以前在认识上可能有一个误区，过多地强调城市雕塑是一门艺术，强调城市雕塑对城市环境的美化作用和装饰作用；把城市雕塑水平的高低归咎于雕塑家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偏向于把城市雕塑仅仅看作是个艺术问题。

城市雕塑当然是一门艺术，但是这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与一个城市的文化密不可分；城市雕塑艺术相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只算是一个分项，它永远都是从属与城市文化的；城市雕塑其实是被城市文化所决定、所制约、所选择的。所以，城市雕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只有把它放在城市文化的框架中来进行整体的考察，才能真正解释城市雕塑的许多问题。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看城市雕塑，往往抓不到问题的核心。

这些年人们出国比较容易了，走出国门一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人家的城市一比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外观上的差距，人家有那么多的城市雕塑，而且与整个城市那么协调。于是这些人自然会想，我们为什么不多弄一些雕塑呢？雕塑多了，水平高了，至少在城市外观上，与人家的距离就不会显得那么大了。这种看法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也到过好多国家，重点是看这些国家的城市雕塑和环境，尽管看到了差距，更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看了以后心里比较有底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光看人家的雕塑多，佩服人家环境美还不行，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内在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问题。

中国是一个没有城市雕塑传统的国家，中国古代的雕塑主要是为宗教、为丧葬服务的，或者作为装饰，为建筑服务。例如古代的石窟啊、寺庙啊、兵马俑啊、陵墓神道啊、雕梁刻柱啊，主要是这么一些东西。在文献记载中，古代也有类似今天的环境雕塑、纪念雕塑的东西，但是数量很少。

连“城市雕塑”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只有我们这样叫，国外是没有这样叫法的。城市雕塑的说法不是很严密，只不过在中国约定速成，这么叫惯了；它实际上分别属于国外所说的景观雕塑、户外艺术、公共艺术这些概念。我们想想，在一个没有城市雕塑传统的国家里，要建立一种新的城市艺术的样式，这本身就同时包含着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清理。中国为什么古代没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它与我们民族过去的宗教观、伦理观、社会价值观以及时空观都是有密切联系的。一种新样式的建立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某种改变，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们在创作《深圳人的一天》的时候，约好了一个巡警做模特，他也同意了，签了协议。到了翻模的时候，他突然反悔了，问起原因，原来他个人倒没什么，主要是老家的人不同意。按他们老家的说法，活人是不能塑像的，塑了不吉利。这件事当然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我们就换了一个“老外”。这组雕塑竖起来了以后，有好多人问，为什么里面没有警察，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这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迷信，这是传统文化在里面起作用。

所以，城市雕塑不只是做一个人像的问题，它必须和这个城市的文化相匹配。

《深圳人的一天》为什么会在深圳出现呢？它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决定的。深圳是一个来来往往，人口流动量大的移民城市，是一个很多人留下了青春足迹的城市，这组群雕的主题符合了这个城市在心理上需要归宿感的普遍要求；而且，这个城市比较强调个人的价值，比较平民化，没有内地城市那么多的等级、身份的讲究，只要你愿意努力，相对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这个城市不墨守成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对一些新意思、新名堂比较感兴趣，例如找活人翻模，在内地未必行得通，在深圳就没有问题。好多人事后都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啊？这说明这组雕塑与深圳城市的文化是协调的，也是适宜的。

城市雕塑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城市雕塑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并不是它的“艺术性”或“观赏性”，而是它所体现的城市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整体水平。

我们看国外的城市雕塑，它们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城市形成了一套关于城市雕塑建设的决策机制。无论是项目的确立、雕塑家的选择、经费的来源、公众如何参与意见等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完善的办法。我理解，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

我们在组织上步路雕塑景观示范带创作活动的时候，选择了13个雕塑家的作品，放在两边的绿地上，有一个在国外生活的学者在参观的时候问我，这些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里面有几个女雕塑家？我一下愣住了，压根就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呀！这里面还真是没有女性作品。政治是公共权力的运用，在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女性的表达和参与。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任何城市雕塑项目一定要有女性作品，问题是，我们在进行城市雕塑决策的时候，缺乏关于性别的民主观念，缺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意识。

政治文明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城市雕塑好不好看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多建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的政治素质，一个城市的和谐程度。在城市雕塑建设方面，听凭长官意志、由领导拍脑袋进行项目决策的情况仍然不少；老板、企业家，有了钱以后随便建雕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文明的提升才能解决。

城市雕塑还有它物质文明的背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城市雕塑发展迅猛？因为中国的经济在起飞，成效有目共睹，相对过去比较有钱了。城市雕塑实际上是个相对奢侈的东西，它良性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和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匹配。人们只能有吃有喝了，再搞城市雕塑。在改革开放以前，为什么不搞城市雕塑？那个时候，不是打仗，就是搞运动。城市雕塑不适合一个战乱的年代、动荡的年代，而是适合一个和平的年代，稳定的年代，经济繁荣的年代。

从总的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实力是和过去不同了，但发展并不均衡，而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城市雕塑该争的时候要争，该让的时候要让。我的看法是，要想把城市雕塑建好，首先应该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把城市环境整治好；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好，把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不搞好，城市雕塑也甭想好。一个城市的物质文明的前提没有解决，你就是请来再高的高手，有再好的构思，再精良的制作，你的雕塑也好不到那里去，就是建了，老百姓也会编顺口溜骂人。这是为什么？和城市的物质文明不匹配。

我们有的城市建的雕塑真的还不错，但是就像一条漂亮的领带，配的是的确良西装，穿了一双解放鞋，整体看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好。有的城市现在是投机取巧，干面子活，图表面光，热衷于城市形象工程。这些城市的确也做了不少雕塑，但是，用突击的方式发展城市雕塑，超越城市发展的实际水平进行拔苗助长式的城市雕塑建设，最后还是会受到惩罚的，因为它们最终还是赢得不了民心。

城市雕塑还体现城市的精神文明。如果说，城市雕塑的建设是一个物质形体塑造过程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又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塑造过程，因为它不光是要创作出作品，还要同时创造出能够理解和欣赏城市雕塑的城市公众。城市雕塑要求与城市的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总的来说，它的建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城市雕塑在这个方面要体现民意，尊重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举个例子，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华裔艺术家，叫蔡国强。有一次，他为纽约市布朗区新建司法综合大楼设计了一件作品，这是十几个直径四英尺，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石环，他本来想借此来表达个人、家庭、社会的紧密联系。这个方案提交初步审查时，有人就提出了，这种链形的造型可能会引起社区里面非洲裔居民产生类似手铐脚链的不愉快联想，这些东西与他们早年被贩卖历史有关。尽管蔡国强解释，圆形在中国是圆满、完美的象征，而且奥运标志也是五环相连，但是，这个方案果然在社区委员会讨论的时候被否决。后来，蔡国强将原设计中的圆形石环改为方形石环以后，才顺利获得社区委员会的通过。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雕塑在很大程度上，是处理雕塑家和公众的关系。雕塑家和公众如果意见相左，应该是，互相讨论，互相调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他们相互关系的整体，标志着一个城市在城市雕塑方面的水准，也体现了城市精神文明所达到的程度。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件城市雕塑不为公众接受，老百姓看不懂，但是这件城市雕塑常常还是硬塞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通常的解释是，公众审美水平与艺术家的水平是有差距的，如果他们的趣味发生冲突，让步的应该是公众，他们需要启蒙，需要受教育。而雕塑家就是这样的启蒙者或者教育者。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的确，公众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但是，如果一个城市的雕塑，公众和雕塑家的差距非常大，雕塑家的东西完全不被市民接受，而艺术家还在那里得意扬扬，我觉得这件城市雕塑就暂时还不能说就是一件好作品。因为这个作品还没有与整个城市的精神状态相适应，没有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在城市雕塑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这种时代风格应该具有普遍的概括性，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古希腊雕塑只代表了古希腊雕塑家的精神，而不是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那么古希腊雕塑还会具有像今天这样的价值吗？

当一件城市雕塑不能为公众接受的时候，它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的确雕塑家比较超前，但是他毕竟抓住了城市精神的发展脉络和轨迹，这件超前的作品，将来会被群众所接受的，最后慢慢成为城市精神的象征；还有一种情况，雕塑家背离了城市的普遍精神，异想天开，完全没有被城市居民认同的可能性，如果拿这样的东西来教育、启发公众岂不是在耽误事吗？

我的看法是，雕塑家、委托人、公众他们的共同水准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的水准，城市的精神文明不是哪部分人的文明，而是整体的文明，城市雕塑最终是这种整体水平的象征和凝聚。

我们评价一个城市雕塑水平的高低时，除了要依托它的物质环境，还要依托它的人文环境，这个人文环境就是城市的精神文明。有的时候，城市雕塑建了，但是得不到城市公众自觉的维护和保管。有的地方，城市雕塑经常遭到人为破坏，上面贴上各种膏药，广告，乱写乱划；有的干脆被人盗走卖钱。有的城市雕塑经常有人光着膀子在旁边晒太阳，在这种时候，人们对雕塑的质量，以及对雕塑评价也会由此受到影响。所以还是那句话，城市雕塑不光是艺术的问题，雕塑家创作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反映，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城市的市民素质，市民的精神状况。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城市雕塑传统的国家，提高市民素质非常重要。

城市雕塑在空间上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在于它强调地域性、强调环境的针对性，城市雕塑的空间永远是特定的，从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雕塑。

去年在全国城市雕塑的成就展览中，深圳有几件作品获了奖，其中有一件立在东门老街的作品叫《杆秤》。这件作品采用了波普艺术的手法，把一件日常生活的物品以超常规的尺度加以放大，使人们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杆秤》放在东门步行街获了奖，放在华侨城能不能获奖呢？恐怕不能。为什么？因为环境和空间的特点不一样，二者找不出什么关联。东门墟市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步行街的改造强调尊重传统，保留岭南商业风貌，在这里放一杆老式的杆秤尽管尺度非常夸张，但是和环境的整体气氛是吻合的。华侨城也有一件作品获了奖，这是《地门》。这件作品在手法上与《杆秤》有相似之处，它是一扇放大了的铁门和一把大锁；这件作品放在华侨城的大片绿地上，与其它艺术家的作品相对集中在一切，形成了比较浓郁的艺术气氛，它放在东门步行街就不行，东门步行街很窄，《杆秤》是直立向上的，不占地方，如果让《地门》躺在那里，简直不可想象。这两件作品的对比告诉我们，脱离了空间，脱离了环境，简单地说这两件作品好不好，那是没有办法说的，环境对它们的价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有些城市建城市雕塑的时候，忽略空间、地域和环境，只是孤立地拿美不美作为判断的标准。有时候，简单地将一个城市的雕塑和另一个城市的雕塑进行类比，别的城市创作了一件成功的城市雕塑作品，也要求自己城市也仿效它，也同样来一件。这种思想方法是不正确的。

城市雕塑是不是成功，它能不能成为一件精品，要看它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城市空间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城市的特殊性，也就是它的地域性。例如城市的独特区位、城市事件，城市历史，城市心理，城市习俗，城市建筑，城市景观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装在城市空间里的。城市雕塑是可以模仿、可以复制，但是城市的地域特点，城市的独特面貌和环境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

布鲁塞尔的标志雕塑《撒尿的男孩》实在是小得不起眼的雕塑，如果没有导游的指引，一个外来人要找到它真的很困难，但是，它的名气却很大，如果没有看到它，就好像没有到过布鲁塞尔一样。是因为雕塑的技巧和造型多么优秀出色吗？不是，这并不是它第一位的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是这个雕塑背后关于这个小孩子撒尿救了全城人的故事。罗马城的标志是一匹母狼，是因为这匹狼的塑造技术特别高超才让它如此出名吗？也不是，它出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这个雕塑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它讲述了罗马城来历的故事。

如果有人说，《撒尿的男孩》这么有名，《母狼》这么有名，我们把它照样复制一件搬到我们城市来好了，可惜它不会照样有名。这两件作品只有放在那个地方，那个环境里才有意义，把两个雕塑调换一下，也不可能有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件优秀城市雕塑由于种种原因，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空间，它的效果马上变了，马上失去了它所具有的艺术效果。中国古代有“南橘北枳”的故事，在南方为橘，到了北方只能为枳，这个故事非常适合讲城市雕塑，城市雕塑与环境的关系就有这样的特点。

对中国城市雕塑来讲，不针对我们自己的特点，只是羡慕国外的城市雕塑如何好是没有用的；如果采取简单的方法，购买、移植几件国外雕塑进来，意义也不大。城市雕塑在国外很出色，如果将它原样搬到中国来，并不能保证它一定在中国的环境中仍然出色；这也如同一个国外的雕塑大师针对他熟悉的国外环境，能创作出优秀的城市雕塑，但并不能保证针对中国的环境，也一定能成功的道理是一样的。

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城市雕塑呢？我认为没有。因为看一座城市雕塑好不好，唯一的办法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环境”中来看。

强调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强调它的环境，其实也是在强调城市的个性，强调城市独有的文脉。所以城市雕塑的创作不能只讲“普通话”，它更重要的是讲“方言”。拿我们深圳来说，如果深圳的城市雕塑如果要突出深圳的城市个性，就要讲深圳的“方言”。尽管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很短，但是，深圳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例如刚刚去世的郭春园医生，例如第一个捐献眼角膜的向春梅，这都是我们深圳的骄傲。城市雕塑本身就具有社会记忆的功能，如果我们把这些感人的城市人物和故事用城市雕塑的方式纪录下来；这种本土化的记忆活动通过不断的叠加和积累，就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雕塑，就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深圳文化。

城市雕塑在时间上与文化的关系，在于城市雕塑是与城市的对话，城市雕塑的价值和意义是在对话中积累和生成的；城市雕塑在一个城市是生长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是生长的，而生长是时间性的。城市雕塑在一个城市的优劣成败最终也是由时间来决定的。所以我们说，时间是城市雕塑最后的评判者，时间也是参与塑造城市雕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时间怎么对城市雕塑产生影响呢？就是让城市雕塑不断地与城市进行对话，与城市居民的对话，通过对话，所以，城市雕塑是雕塑家塑造出来的，也是时间塑造出来的；城市雕塑的意义也是被时间不断地赋予的。

在城市雕塑的欣赏中，有时候一件作品，刚开始看起来不顺眼，时间长了，慢慢接受了，到最后变得离不开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有些作品由于时间的原因，刚开始意义还不明显，到后来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城市的标志，成了城市不可替代的象征物。拿我们深圳的《开荒牛》来说，它的成功并不在于这个牛塑得如何好看，也不是这个牛塑起来在技术上多么困难，而是在于抓住了城市的精神。据作者讲，最初不是要塑牛的，而是想塑荷花，象征深圳虽然*近香港，但“出自污泥而不染”。当初如果真的塑了荷花，不知道它是不是能产生今天这样的影响？不过拿今天的观点看，它至少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纠缠。《开荒牛》今天之所以被我们城市认可和接受，在于它在与城市的对话中，见证了历史，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时间赋予了它越来越丰富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在深圳市政府门口，可以拿一个其它的什么作品替代它。

再例如，如果没有专门介绍和讲解，当人们一下子看到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的时候，可能会略略感到失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的象征物吗？但它毕竟是历史，它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获得了这个城市广泛的认同，如果用别的什么东西也替代不了。

我认为在城市雕塑的领域里，社会价值比艺术价值更重要，共性比个性更重要，公众的普遍认同比雕塑家个人的喜好更重要。城市雕塑面对的是广泛的社会人群，它好不好，人们喜不喜欢，不完全是雕塑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最后还要看它与这个城市机缘，看时间的孕育。在城市雕塑的实践中，“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切都要*时间的检验，个人的意志和一厢情愿往往是并不能奏效的。

与城市雕塑在时间上的文化特点相关的还有，城市雕塑应该强调可持续发展。城市雕塑不能一哄而上，搞大跃进，而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审慎地推进，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如果条件不成熟，宁可放一放，等一等。况且，城市雕塑不能让我们这一代人都做完，城市的空间不能让我们这一代人都填满。所以，“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城市雕塑建设原则。我们的城市的空间就这么大，空地就这么多，我们还要为后人留下发展空间，不能目光短浅，像进行填空竞赛一样，把城市空间都塞满。

现在有好多城市建设城市雕塑的热情过于高涨，希望迅速通过城市外观的变化，来满足对于城市现代化，或者国际化的想象。跟饿了吃馍一样，总想只吃最后一口，希望在一夜之间形成国际化的面貌，变得跟发达国家一样，这是不现实的。城市雕塑是一个时间过程，是许多代人累积渐进的产物，西方有句谚语，叫“一天建不成一个罗马城”，而我见到的有些城市的雕塑规划过于宏大，在短期内照这么建起来简直是可怕。

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看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优秀城市雕塑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些雕塑之所以好，并不只是这些作品本身在说话，它们的背后还有时间。好的城市雕塑总是和背后是几千年的传统在一起在说话，发出声音。单独把雕塑剥离出来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当它和传统联系在一起，和城市的总体氛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力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城市雕塑与城市文化的密切联系，强调整体性地看待城市雕塑的根本原因。

第五篇：楚雄州城市特色定位：突出彝族文化

楚雄州城市特色定位：突出彝族文化

楚雄日报讯（周有方 李光辉）10月12日，州委、州政府专题听取楚雄市彝族城市特色研究暨街区改造规划汇报。州委书记丁绍祥要求，楚雄城市的特色定位，要突出彝族文化，彰显地域文化，兼容现代文化。

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红卫，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马红梅，州委常委、楚雄市委书记张之政以及州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了汇报，并就彝州首府楚雄市特色城市改造提升规划提出了意见建议，对工作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丁绍祥指出，楚雄州作为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一度时期以来，楚雄市、州建设局按照州委、州政府的部署，就楚雄城市的特色、品位提升做了大量工作，研究成果有特色、有深度。为进一步突出楚雄的彝州特色，构建我州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谋划楚雄文化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2008年州庆50周年时充分展示彝州的“彝味”，展示楚雄特有的地域文化，展示楚雄城市的现代文化。楚雄市城市定位的关键，在于挖掘民族文化内涵，突出彝族文化，彰显地域文化，兼容现代文化，创新城市建设规划，把城市建设和彝族文化融合在一起，用彝族文化突出城市的文化特色，彰显和创造地域文化充实城市的文化含量，兼容现代文化丰富城市的现代魅力。丁绍祥指出，城市的灵魂在于文化，城市的特色在于城市地域与城市建筑。城市建筑的基础在于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构思安排，贯穿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全过程。城市的特色、文化又在左右着城市设计。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特色、文化。楚雄的城市特色定位，要突出彝州地域文化中特有的彝族文化，兼容现代多元文化；作为彝州，城市特色一定要打“彝牌”，地域文化必须服从彝族文化；城市特色的改造提升，要更多地融入彝族粗犷、豪放的图腾文化，融入古老的彝族文字符号，充分体现文化差异性的美。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继承和弘扬彝族古建筑的文化，在有条件的老城区改造中，借鉴和学习大理古城、丽江四方街的成功经验，用一系列优秀创意确立楚雄的城市形象，塑造楚雄市“彝族风情文化”的品牌，提高楚雄作为旅游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特别是建筑和门牌、门匾上，要增加彝文字等民族文化色彩，体现彝族风情和风格，让人感受到到了楚雄就到了楚雄彝族自治州。

丁绍祥强调，楚雄的城市改造提升，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目前，改造的重点要放在上章村入口节点、火车站入口节点、程家坝入口节点、龙川江滨河景观休闲带及桃源湖广场的改造提升上，相对集中特色区域，以便分区分片实施。

杨红卫在讲话中指出，围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尤其是围绕2008年州庆，如何强化提高楚雄的城市设计水平、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提高增加楚雄城市的美誉度、影响力，延续楚雄城市的特色“香火”，最终达到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楚雄市要将城市文化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着力在城市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文化人才和文化街区等方面突出彝族文化特色，体现地方人文内涵，打造城市彝族文化品牌，建设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文化形象；要循序渐进，高标准、高起点、高规格统一规划建设一批彝族文化特色明显的旅游、康体、健身、娱乐等设施，扎实做好楚雄城市的改造提升工作，进一步丰富楚雄市的旅游、文化内涵，突出彝族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知名度，达到“到楚雄看彝族文化，品彝族文化大餐”的城市品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