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内容摘要：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资产阶级与政治近代化

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一阶级的主体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所谓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他们由于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观念的羁绊，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会引起**，危及其经济利益，因而在革命 发展 到高潮之前，资产阶级大多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为数甚少。他们赞同立宪派的主张，希望通过敦促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相比较，君主立宪无疑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应看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也属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范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支持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作用。

从资产阶级支持立宪的主观愿望，可以看出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华商联合会报》曾载文一一列举封建专制的弊端，并阐明这些弊端“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资产阶级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是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政治近代化与经济近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当然难以获致全面的理解，但他们从直观上意识到不实行立宪，民族工商业就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苏州商会的杭祖良和上海商会的沈缦云代表全国工商界呈递的敦请速开国会书，即曾说明国会召开与工商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洋货之输入，惟国会能设法以抵制之，外人之要求，惟国会能侍民气以抵御之。„„国会不开，商困莫挽，则商情之涣，商业之衰，必视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势。”(《时报》1910年7月21日。)

资产阶级支持和参加立宪运动，还体现了较强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因此，敦促清廷速开国会以实行宪政，又是资产阶级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具体措施。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特殊历史条件下，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谘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疏远甚至反对变革封建制度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不过，资产阶级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许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武汉资产阶级在起义的次日即公开声明站在革命一边，向起义军提供财政援助，并组织商团协助军政府维持地方秩序。“阳夏战争”期间，武汉商团又协同起义军抗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经革命党人联络和争取，直接参加了起义，曾会同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为上海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之后，各业商人纷纷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商团则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

更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虽然只是鼓动和平独立，但对于壮大革命声威，加速清朝的灭亡同样产生了积极效果。上海独立后，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军数十人开赴苏州，苏州商团“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在资产阶级及各方面压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苏独立。10月底广州商界举行集会，认为“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页。)会后，推举代表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转达商界承认共和政府之决议，同时向革命党人“宣达”商界的政治态度。当日下午，商界各团体再次集会时，有人树起“广东独立”的白旗，许多商店也悬旗挂灯以示庆贺。最后，张鸣岐也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1月9日承认广东独立。

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这一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中，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即又表露出来。当袁世凯督率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与革命党人开始谈判时，曾公开支持革命的武汉资产阶级声称：“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1911年11月13日。)。专注于一时经济利益得失的资产阶级，显然已淡化了追求政治近代化的热情。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尽快实行统一，以便挽回战争造成的损失，为此不惜胁迫孙中山让位，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大肆绞杀革命力量，1913年3月更密谋刺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资产阶级唯恐战事又起，试图再次胁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向袁世凯妥协。6月，上海总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放弃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恳请袁世凯“率师讨贼，万勿再误时机，陷民水火”(《申报》1913年7月28日。)。同时，还秉承袁的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以“速平祸乱”，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

但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又与其政治代表站在了一起。其原因在于，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转而大肆敲诈盘剥工商业者，尤其是不顾全国舆论反对，一意孤行复辟帝制，引起资产阶级所担忧的时局动荡。因此，护国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积极予以支持，向护国军提供各种援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图赖在总统宝座上，资产阶级又相继通电逼袁退位。可以说，在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他们时而成为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时而又扮演了阻碍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反面角色。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素质与性格相吻合的。

二、资产阶级与经济近代化

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中国近代 工业 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而肇始，但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 企业，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资。如果没有商股，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创办，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得以出现第一批工矿、交通、电讯企业，民间资本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者还开始兴办私营近代工矿企业。虽然处境极为艰难，但不少资产者坚持在逆境中奋斗，仍使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不断获得发展。到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包括制造业、矿业、铁路、航运业）已达到1．54亿余元，大大超过了包括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明显占居主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也日趋向近代化发展。清末，各地资产阶级主办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劝业奖进会如雨后春笋，层见迭出，使传统行会畏惧和限制竞争的习俗日见式微，劝奖竞争之风则日渐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准，江苏、上海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已粗具全国性商品博览会的规模，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前往南洋劝业会参观订购商品者达20余万人次，日本和美国实业界也闻讯先后派出代表团来南京参观考察。

不仅如此，清末的资产阶级还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参加了约20次国际商品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既是资产阶级从事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又是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一项有效措施。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是爆发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政府拒不废除已经到期的迫害华工禁约，并一再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苛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率先倡议“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同时，通电全国各埠商会，“祈传谕各商知之”(苏绍柄辑：《山钟集》，第28页。)。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一致表示“全体赞成”。甚至许多中小城镇的商人也闻风响应，表现出极大热情，使这场斗争很快从通商大埠扩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镇，达到前所未见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

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开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的当年和以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持续急剧下跌。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59页。)。美国在华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阅月。(《时报》1905年11月9日。)资产阶级当中一些有识之士则借此时机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时报》1905年8月4日。)如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棉纺、面粉等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划分势力范围，大规模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无数利权旁落外人之手，不仅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四川》第3号。)于是，为维护利权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协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能否发展的关键，因而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首开其端。自1904年起，许多省份的资产阶级相继自筹股份，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自建铁路以保利权。同时，通过不断斗争先后收回被帝国主义强行攫取的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对商办铁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为了获得列强的贷款以解救其财政危机，清政府又不惜出卖路权，要求商办铁路公司借债筑路，为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大开方便之门。此后，许多地区的收回路权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清朝出卖路权，拒绝奴役性借款，坚持商办铁路的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进一步激化成为导发武昌起义的铁路风潮。

收回矿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山西，资产阶级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国侵略者夺取的诸多矿权。安徽绅商经过力争，也收回了铜官山矿权。此外，四川、山东、黑龙江等省的资产阶级都在收回本省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尽管资产阶级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曾表现出软弱、动摇乃至妥协等等弱点，但以其为主导开展的这场运动，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如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铁路的侵略行径。虽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争，如收回苏杭甬路和津镇路的斗争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复失（如粤汉路），但整个运动却直接导致了全国十数省商办铁路公司的成立，扩大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形成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矿权方面，1907至1911年中国先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9个重要矿产的开采权，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为民族资本主义矿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回利权运动还促使爱国的工商业者更加关心国家的兴衰，纷纷起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维护利权，从而带动了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即比较重视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象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发展，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他们深感“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尽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识之弊，于商务前途关系诚非浅鲜。”(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8卷，第66页。)此外，他们还将发展新式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要使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从自身利益和国家盛衰两方面认识到发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这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础。

对于发展新式近代教育，当时的资产阶级还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30页。)因此，新成立的商会等资产阶级社团，即将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表示，凡有发起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新式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务总会特别强调，商学不讲，致遇事牵掣，亟宜妥筹经费，创办商务学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伊始，也表示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振兴商业。

不久之后，还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例如杭州的商学公会，“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为“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该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包括：

一、研究商学、商法，讲求专门商学；

二、编辑商务杂志；

三、延聘精于商学、商法及专门 科学 之人员讲学，设立商业学校；

四、联络各处商会，以交换智识，互相商榷(《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8页。)。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为宗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7页。)。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著名资本家张謇任会长，苏州绅商王同愈任副会长。该会比较注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同时也努力“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此外还“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类新式学校均重视 体育，并办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预备地方自治”。

苏州资产阶级于1905年成立了学务公所，其职责和具体活动为：“甲、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乙、管理宾兴、公车、紫正书院及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丙、养成教员、管理员；丁、推广小学；戊、注重实业教育，提倡军人资格。”(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21页。)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 理学 务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员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1907年，因学务公所改为学务总汇处，苏州绅商又联合学界人士创设教育会，作为参与领导和管理苏州地方学务的民间团体。该会“注重义务教育，推广城乡各处初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并“劝办简易识字学塾，冀使识字人数日多，藉速宪政之进行”。另还“开法政、警察等研究会，养成城镇乡举办自治人才”。在提倡实业教育方面，进一步“劝令各学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农工商等科，以期养成人生必须之智识技艺”(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9页。)。

上海的学务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参与创立的教育团体。该公所的发起者系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还担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其后，他又发起成立教育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会与沪学会合并，联合各学董、各学校校长共同组成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海南园民国七年刻本。)。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

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商部批示：“我中国商务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无人才，而其故由于无学堂以为储才之地。今该商等拟就纱缎一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且足为各业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许。”(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109页；第93卷。)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认为“近数十年来，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业之所以不竞，实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3卷，第53页。)，也呈请农工商部准允创立了初等小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第二篇：专题：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2

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1、近代化的含义：也称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主要标志。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

近代中国前80年（1840---1919）的近代化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化，以发展资本主义、追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后30年（1919--1949）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近代化的主要领域及其主要内容：

A、政治领域：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用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用法治取代人治）

B、经济领域：经济上的工业化、机器化（用现代机器生产来取代手工生产，人类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在生产力方面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在生产关系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C、思想领域：思想上的理性化（以民主科学的理念取代精神独裁和文化专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以及政治制度。

D、军事领域：创办新式军队和军事工业

E、外交领域：由传统的闭关锁国向近代化外交转变

F、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衣食住行随着社会的变革与经济的发展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3、近代化的两大任务及关系

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反侵略、反封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幸福

关系：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完成反封建、反侵略（取得社会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

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的阶段性成果： 政治：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经济：“实业救国”运动出现，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

思想文化：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不断深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实 业救国”思潮兴起；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阶级结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5、中国近代化探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结论：

A、民族独立、社会民主、社会制度的优越是国家真正实现近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B、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C、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首要条件

D、社会进步是近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其中，教育和科技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基本内容。

6、东西方近代化的不同道路：

西方：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近代化的自然发展历程，成功了）

中国：经济（技术）-------政治（资本主义制度）--------思想文化（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最终都失败了）

7、中国近代化探索艰难起步，曲折推进，对此你有何认识？

A、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资本主义道

路在中国走不通）

B、只能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能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能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

C、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D、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成功 E、要实现国家富强，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

历届三中全会

主要内容及会议成果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202_年11月9日——11月12日）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等。这些重大突破，巩固和发

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理论，对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十七届三中全会（202_年10月9日-12日）推进农村改革

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荐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十六届三中全会（202_年10月11日-14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14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出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14日）制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

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30日）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建议在考虑物价上涨因素的同时组织实施。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第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变企业的领导体制，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拨乱反正

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結一致向前看的指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会建设上來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決策。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篇：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何谓近代化？从近代史史观来看，通常情况下，现代化和近代化意思相同，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动力是工业化，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军事、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洋务运动首创近代工业企业，追求工业化来“自强”“富国”，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幕。当然，洋务运动不具备在政治领域开启民主化的地位。

第四篇：中国近代化探索

主题二 中外史上的近代化问题

近代化也称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变革的过程。其核心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的进行，给封建思想制度以巨大的冲击，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为思想武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这大大推动了世界向近代化的迈进。中国由于坚固完善的封建体系的束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但最终没能阻挡这一历史洪流。

（一）经济上的工业化──洋务运动和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这些人称为“洋务派”。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洋务汽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第一个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家轮船运输公司（上海轮船招商局）（要求记忆军用于民用企业各两个）2.洋务运动的口号、对中国影响口号：自强、求富。影响：（1）是一次失败的统治者的自救运动；（2）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3）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4）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3.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民族工业的发展──洋务运动刺激

（2）民族工业的先驱：方举赞和孙英德（1866 上海发昌机器厂），陈启沅（1872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清末状元张謇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实业与教育是”富强之大本”）。（3）民族工业从兴起到衰落的几个时期：洋务运动－清末（兴起）、1895—1913年（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3年（”黄金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中国成立（萧条）

（二）政治上的民主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1、戊戌变法（1）1895年，《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维新汽的政治团体是强学会，它的机关报是《中外纪闻》。（2）1898年，戊戌变法。在此又称“百日维新”。开始的标志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内容：（略）注意：皇帝是光绪帝。结果：封建顽固派发动政变，变法失败。（3）失败原因：①主观：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②客观：封建顽固派势力强大。（4）性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的改革。

（5）意义：它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变革，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教训

（它的失败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半封中国行不通。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在临死前说的）。

2、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团体，口号为“振兴中华”。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刊物，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性质是：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孙中山推举为总理）。意义：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2）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生、民权”三大主义。

（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又称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政府统治结束。

（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然而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三）思想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化

1、萌芽

（1）林则徐──中国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

（2）魏源编《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对洋务运动产生重大影响（3）严复—《天演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武器

2、新文化运动

（1）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

（2）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口号：“民主”与“科学”。（3）性质：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4）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掀起了文学革命。1918年鲁迅的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的典范之作。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颂扬十月革命。年底，又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近代中国最早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5）新文化运动的分期，前期：1915年-1917年：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后期：1917年-1919年：主要宣传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第一人，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中国图书馆之父。（6）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基本内容：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意义：（1）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2）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第五篇：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有感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外名著阅读活动”论文

题目

作者和学号 班级

日期

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有感

梅馨月

1320520121

13财务管理1班

202_年12月3日

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有感

摘 要：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且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两个国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可是进入近代，仅仅不到半个世纪，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沦为丧失了独立主权的一个为列强所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近代时期中日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因此探讨与比较中日近代化的成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关键词：中日；近代化；成败；比较

在70年代日本奇迹般的重新崛起时代，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也一度成为学术热点。研究日本现代化不但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日本反思现代化历程的需要。在中日近代化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一书十分具有代表性。在研究中，依田熹家发现，中国学者和日本本土学者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有很大差异。“中国朋友感到‘惊诧’希望知道的事，很 多却是我们日本人感到‘理所当然’、不屑一顾的事，而很多我们认为通过大量史料得到证实的事，却使很多中国朋友极难理解”，故依田熹家在写了成名专著《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后，人为还有进一步阐述近代日本的现代化问题的必要，由此著述了《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依田熹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在本书的辅助书目中有大量的日本史名著，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依田熹家在《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日中两国有很多差异，采用类型比较，对中日社会类型、文化类型和教育类型进行分析。

一、社会类型

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道精神的忠，这就有利于现代企业发展；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孝。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表现为亲族谋利，日本企业表现为派阀谋利。

在日本，他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也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都是在恩情债务这张巨网系统中的适当位置上生存奋斗的，因此日本人非常讲究“恩情难报”与忠诚之道；在中国，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最注重孝道，家族和自 己人的观念一直存在。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日本人更加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

二、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方面，日本的文化是并存型和全面摄取型，不同文化可以并存，而且对外来的文化加以全面的摄取；中国则是非并存型和部分摄取型，对外来文化不能全部吸收，只能一部分吸收，表现出来就是中体西用的顽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骨子里“赶英超美”的意识与愿望非常强烈。明治维新所倡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赶超欧美”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日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坚船利炮后，马上激发了学习的欲望，他们不仅学习科学技术，学的更是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思想。战后日本国内的超强投资需求吸引了大规模的投资。日本充分发挥了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日本新建大型工业基地，挖筑深水港，广建商业码头，为输出工业制品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日本属于文化摄取型，在日本并没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日本擅长摄取各国家的文化长处，因此各种学术思想在日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技术，使日本加快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文化底蕴，属于文化发生型。在我们都为我们是历史悠久的古国而感到骄傲时，恰好就是这悠久的历史阻碍了国人思想的进步。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里是早已根深蒂固了的，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没有打破儒家思想，过于繁 重的文化拖累了中国人的脚步。所以在接受外来不同文化时，中国人不敢大胆的接受，因此外来先进文化在中国很难生根发芽，因此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上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三、教育类型

在教育类型方面，两国的教育形态存在差异。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比较注重普及和提高能力，所以日本很讲究教育普及和国民文化的普及。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过去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做官，选拔精英，而不是注重能力。

进一步分析中日两国教育理念差异的历史根源：书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以选拔为前提采取科举制教育，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中举而学习的类型，所以整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功利性很强，就是“选拔优秀者进行教育”——对非优秀者没有必要进行教育。这种思路一直演变到现在的“重点学校”的形式。而同期的日本采取的是义务制教育，日本明治5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在此之前，日本的初等教育早已获得普及，甚至比同期的欧美各国都先进。首先让全民识字率大幅度上升，虽然人才的选拔还是世袭制，但可以不论身份而研究学问，致使在权力机构以外存在学问和人才，为日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人员基础。可见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文化意识的进步。

对当代中国而言，日本是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它最能引发中国人的心理和时空错位，有时你觉得它是你欲罢不能的美梦，可一转眼又成了午夜凶铃里那双直钩钩盯着你的眼睛。所以，对当代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首先是一种情绪，然后才是一个真实存在，对极端者而言，甚至它首先是一种天然不自觉地的恨意，然后才会去寻找一个恨的理由。在这样的气氛中，任何真正的日本研究都变得微弱而小心谨慎，好多时候我们有着这样的逻辑，日本是通过学习西方而完成近代崛起的，那我们为何不直接绕开日本学习西方或者直接学习日本从西方学习的东西，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任何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依靠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日本自身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以及其特有的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和学习能力才使得日本在近代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我们有接触、理解和学习日本的必要，因为相似的文化源头和几乎差不多时间的近代化改革的起点使得日本在很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我们所借鉴反思，我们要有担当的勇气去告别周作人式的孤独的微弱的小心翼翼，告别《地道战》里卓别林式的无益夸张和《鬼子来了》式的过分宏大空洞抽象的人性思考，告别站在自己越来越大的泡沫上嘲笑着日本泡沫破灭的虚荣心态，去实实在在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对自己快速变化的历 史身份的重新定位，是一种正常时代的正常国民心态的回归，虽然有时我们对此还不是很适应。我们不是要忘记过去，而是要学会在变化中重新开始，从中得到思考和启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注意人才的综合培养；深入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1]汤重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2]依田熹佳：《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文帆：“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