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范锐平同志在全市做大做实做强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范锐平同志

在全市做大做实做强工业工作会议上的

讲 话

201

110月20日

年范锐平同志

在全市做大做实做强工业工作会议上的

讲 话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是襄阳经济跨越发展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前，市委、市政府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由振邦同志牵头，带领市经信委等部门，就推进工业跨越式发展，健全完善服务工业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党政领导联系服务企业和企业家工作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帮助大家开阔视野，专门组织100名企业家到宜昌考察学习，实地察看宜昌企业迅猛扩张、做大做强的架势，切身感受宜昌企业家干大事、创大业的劲头。市委、市政府提请各位企业家讨论《关于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目的就是使文件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襄阳工业做大做实做强提供强大的政策推动力。希望各位企业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从工业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分析，我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处在这一发展阶段，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仍然是经济跨越发展的主导引擎和根本动力，襄阳的发展速度、层级、层次和影响力，仍然是由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总量规模、发展质量和综合竞争力来决定的。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工业化中期特征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呈加速发展态势。不论是工业企业个数的增加，还是单体企业产能的扩张，都进入了递加速状态。从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都会有10年至20年的加速发展期。这个时期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可以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如过去人们常提的“亚洲四小龙”，基本是以20%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

二是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初期，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必须大力发展轻工业。同时，还因为资本积累极为有限，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只能选择投资相对少、劳动力需求相对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即轻工业。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业有了基础，发展重化工业和企业的重型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

三是产业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大型化。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集中专业人才做精专业事情，开办专业公司做大做强专业项目，成为这一时期不可阻挡的潮流。潮流是由规律推助的。专业分工可以最大限度地聚集最优秀的人才和资源，最快速地把产业做得更精，做得更具竞争力。经过工业化初期一段时间的无序竞争后，行业和产业发展逐步回归理性，由相对分散走向集聚整合。

古人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工业化中期的这三个特征，对每个企业都非常重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臵身事外。世界经济环境、国家宏观政策、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都是政府决策者、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考量的因素。做大做实做强工业，是从襄阳当前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的目标要求。既符合当前工业化趋势，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应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

刚才，必雄同志对做大做实做强工业，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希望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我强调三点意见：

一、树立建设工业大市的雄心壮志

“大”是强的基础，是实的外在表现。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必须从全省战略布局中定位发展坐标，必须以“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作为参照系，确定追赶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襄阳与武汉、宜昌相比，都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工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从武汉市、宜昌市、襄阳市202_年工业规模看，在“大”的差距上，襄阳与武汉、宜昌相比差得很大。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1941亿元，占全省31.6%；宜昌是747亿元，占全省的17.2%；襄阳是681亿元，占全省的11.1%。从单体工业企业块头看，在“强”的差距上，襄阳与武汉相比差得很远。202_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襄阳是武汉的1/2，但工业总产值却仅有武汉的1/10。通过与“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襄阳的资源禀赋和相对优势，我们一定要把工业发展作为赶超的重点，牢固树立做大工业的雄心壮志。

第一，襄阳具有开工厂、建基地的比较优势。《福布斯》杂志曾把襄阳列为中国大陆最适宜开工厂的城市之一，是很有道理的。企业家开工厂，有几个因素要首先考量。一是有没有足够的土地空间；二是有没有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三是有没有产业配套的环境；四是有没有便捷通达的物流。综合这几方面因素，武汉和宜昌都不如襄阳。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过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一、二线城市“用工荒”已成为摆在企业家面前的大难题。仅从这个角度讲，襄阳比武汉有优势。襄阳中心城区周边及襄阳东部几个县（市）一马平川，可供生产要素配臵的平台，条件优越，建设成本相对低廉。从现实和长远来讲，我们比宜昌发展空间大。而且越发展，襄阳的优势越明显。

第二，襄阳有足够覆盖市场的相对区位优势。襄阳七省通衢，在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处中心地位，距郑州、西安、武汉三个省会城市都在300公里左右，与重庆、成都的距离也不远不近，是中东部地区人流、物流进入西部地区的重要桥头堡。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唐太宗李世民，准确把握全国战略格局，确定国家一级行政区划治所时，曾高瞻远瞩地说：“盖天下之要膂，襄阳实握之！”任何一家有战略眼光的大企业、大集团，谋划发展战略布局，特别是在全国布局时，寻找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性市场集散中心，必定会把襄阳作为重要的选择。

第三，襄阳具有破解工业瓶颈制约的潜在空间优势和弹性容量条件。现在对产业约束力最直接、最紧要的因素，是土地、环境承载力、劳动力成本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往内地迁，也是基于这三个因素的推动。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没办法生存；二是土地紧张，企业没有空间扩张；三是环境约束，让很多有环境指标限制的企业没有办法在这些地方发展。而我市综合承载能力很强，这三个问题都有办法来破解。

二、创新工业经济的领导方式

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总体态势看，30多年来以劳动密集性产业为特征的低成本生产、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以10年左右为周期的动态化产业结构调整期。这是工业化进程中发展态势的重大转变。出现动态调整期、发展不稳定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种突变的进程，是借力外资发展的进程。突变中，形成了各地产业层次差异性大的客观现实。在领导和组织工业经济的方式方法上，政府一定要适应这种转变和动态调整。只有提前实现这种转变，在动态调整中抢抓主动权、优先权、主导权，才能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提高地区产业综合竞争力。

（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建设“一个龙头、六大支柱”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由于没有基础，工业是以招商引资形成初级的产业集聚，基本上不加选择，以至于在工业化的初期和城市发展的初期，没有产业分区，也没有产业体系。一个城市，特别是许多县级城市，可能几十个产业汇聚在一起，甚至还有可能是化工企业和食品企业混在一起。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工业有了相当的基础，政府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城市发展的定位，来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前一阶段，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科学论证，提出了发展“一个龙头、六大支柱”的工业产业体系，即以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为龙头产业，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和化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六大产业为支柱产业。这既是从襄阳现有产业规模来确定的，也是从襄阳产业自身的比较优势中筛选的。从目前的产业规模和带动能力来看，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是襄阳当之无愧的龙头。而新能源汽车，从它目前的产业规模和贡献份额看，还不足以成为支柱。但它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面，是未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襄阳是全国唯一的省会城市之外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城市。这是我们未来参与全球、全国竞争的“种子产业”。这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我们超超一、二线发达城市的后发优势，也是许多后发城市难以赶超的独特优势。明确产业体系只是一个基础，而要增创产业发展新优势，就要进一步调整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第一，政府要用强力的支持政策作引导。优惠政策要从面向外资向面向园区和产业转变；政府扶持从普惠制向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重点产业集聚的园区转变。以政策引导，推动主导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第二，要改进对工业的领导方式和服务方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要以宏观指导和协调服务为重点，减少对企业微观管理和运行的干预。沿海发达地区行业协会的专业性都非常强，凝聚力也非常强，能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他们的产业办公室，主要任务是研究这个行业的国家政策、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这个行业最新技术的演变方向，以及市场变化动向。企业家们很乐意跟这些部门和这些政府官员打交道。我们成立了创业服务局，但专业性管理机构和行业性协会发育不够，必须尽快改变这一现状。

第三，要推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提升主导产业的竞争力和贡献率。襄阳工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加工厂和加工基地。这种加工厂的模式，决定了我们原材料的来源和初级中间配套产品的销售“两头在外”。发展只能靠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产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从我们工业税收、特别是地方税收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分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襄阳工业地方税收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202_年是1.49%,202_年是1.47%；到202_年变成1.15%，比全省低0.56%，比武汉低0.89%，比宜昌低0.65%。不仅水平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反映出我们工业企业的产业层次不高、整个工业经济运行的质量不高。同时，也表明我们使用优惠政策是过度的。从经济利益上讲，意味着我们企业税收是外溢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襄阳在为外地“打工”，襄阳在为其他城市做贡献。税收流失导致财政保障能力不够，财力不足导致政府没有能力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没有更多资金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只能靠土地优惠、靠牺牲未来的税收来招商引资发展低端产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反应，恶性循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状带来的严重后果，必须以壮士断腕的气概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切实抓好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一要以产业集聚区为平台，推动产业的上下游配套、整合和联合。把产业链的上下游变成上下游企业的原料和市场，追求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让产品在一次又一次的精深加工升值过程中，一次又一次伴生的“肥水”全部留在“襄阳田”里。作为地方政府的组织者，首先要有这种意识。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研究，特别是在引进一个龙头企业进入后，就要围绕这个龙头企业做整个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尽可能让其所需原材料全部在本地提供，使其提供的初级产品在本地进行深加工，变成二次产品甚至三次产品。

二要把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产业龙头和关键配套能力建设上。对有基础的产业，要下大决心、用最优惠的政策，把这个产业的龙头企业引进来，把产业链中所缺的环节补上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算大账，一定要不惜血本，以大“舍”求大“得”。

三要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产业聚集的竞争要素，目标就是稳定商务成本竞争力，提高要素资源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在这个方面，政府要问需于企业，问计于企业，问效于企业，毫不迟疑，投资建设。

四要加强市场支撑体系建设，重点是金融支持和物流水平。特别是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突破性发展，要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给予更大的优惠政策。

（二）加强产业人才体系建设。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判断，就是出现“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开始由过剩向短缺转折，依靠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来提升竞争力的情况将不复存在。在“刘易斯拐点”的倒逼下，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悄然兴起。第一轮东部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体，正在兴起的第二轮产业转移，而是以初级人才和较高资本密集度为主体的产业转移。面对这种形势，一要大力培养和丰富劳动力资源优势，特别是以农民工、职业技工人员为主体的蓝领员工队伍。二要大力营造“白领阶层”安居乐业的环境。我们就是要给这些初级人才包括一部分中高级人才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用人文的理念来推动人才队伍建设。这样，才能形成新的人才优势和竞争优势。

（三）加强政策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支持全民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使微型企业创业便利化，技改能够得到财政的扶持，研发、设计、建设技术中心能够得到政策支持，云计算、物联网高度发达，为企业提供一个可得性、便利性、经济性的公共服务。这三大平台建设，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改善发展环境的主攻方向。要加快建设进程，提高建设水平，增强服务能力。

（四）运用政策和规划，引导优势资源向优秀企业集中。在继续坚持资源配臵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要运用政府的政策优势和规划的引导及约束，把有限的资源交给最优秀的企业，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这种政府资源的调控式配臵，一要公开，二要明确标准。公开，就是政府、主管部门要把政府所有支持企业、扶持企业创新和发展的资金，全部设定条件，面向社会公开。明确标准，就是优选优秀企业，优先扶持。具体地说，就是要选择投入产出比例高的企业，选择创新性强、成长性好的企业，选择关联性强、对产业带动力大的企业，选择对社会和地方贡献大的企业，重点跟进，重点扶持。对那些事关“产业襄阳”建设大局的战略性项目，还要量身定做最优惠的政策，使这些项目早日建成，产生带动效应、综合效应、长期效应。

三、努力建设一支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团队

企业是工业做大做实做强的主体，是“四个襄阳”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一定要把企业家团队建设摆在最突出的位臵。从政治上关心，让企业家开会坐前排，在社会上有地位，争当引领工业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从企业家的成长方面关心，为企业家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的认可提供平台；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让企业家安全、安心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希望每名成功的企业家自尊、自爱、自强、自励，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始终保持创业创新的激情。管理大师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他背后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是有眼光，第二是有胆识，第三是有组织协调力。我们当前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处于一个机会均等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而且极有可能成功。企业家作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群体，不能只维持现有的成就，应该珍惜时代提供的无限商机、创造的优越条件、赋予的光荣使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一个有利的位臵，寻找一切可以发展的机会，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我所用，把企业做大做强，创造属于自身的神话。“神话”被创造之前，是决心创造神话者的梦想。梦想，对于有创业激情的企业家来说，就是要努力实现、通过努力一定会实现的目标。希望全市广大企业家，永远保持创业创新的激情，不断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发展“神话”。

第二，要努力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最近，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乔布斯。作为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他有一句非常精彩也非常有哲理的话：“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要打败竞争对手或者赚钱。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做不平凡的事或者更伟大的事情。”我们的企业家，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赚钱，不让别人赚钱。总想把别人算计得血本无归，这在社会上是难以立足的，是不受欢迎的。希望襄阳的企业家都像乔布斯一样，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学会与人合作，顺便赚钱。从历史来看，每一位伟人的后面，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合作者，都有与人合作、与竞争者合作的胸襟，甚至是与敌对者合作的胸怀。从现实来看，浙商、苏商、徽商成功，都基于强烈的合作共赢理念和意识。他们看到一个好项目之后，不管有多大，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做，都把它先敲定下来，再寻找合作伙伴。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有这种胸怀，一定要有做大事的胸怀。只有大家团结合作，才能做成大事。只有这样，襄阳工业经济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要把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追求的永恒目标。企业家，是社会的优秀分子。获得成功，既有个人的奋斗，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因此，我们的企业家要胸怀大志，回报社会，服务人民，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忘社会责任；在享受成功中，不忘感恩社会。安徽京东方的企业文化宣传中，有三句话讲得非常好。第一句是敬畏事业，第二句是感恩社会，第三句是超越自我。就是说，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要有一份敬畏之心。企业家的成长是社会关爱的结果，是社会支持的结果。企业不能脱离社会。当企业家们自己有一份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服务社会。企业家之所以超于常人成为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止步于物质的享受，不止步于一点点物质财富的积累，我们价值的体现，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是以社会贡献和取得成就的大小来衡量的。只有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企业家的社会形象才越好，企业家的社会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大家都要有这种胸怀，并不断超越自己。

詹姆斯〃C〃柯林斯在《基业常青》这本书中写到，那些真正能留名千古的宏伟基业，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有令人振奋并可以帮助员工做出重要决定的愿景。我们生逢盛世，赶上了一个大好时代，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中部崛起的目标近在咫尺，省委、省政府对襄阳的发展给予一个非常高的定位，已经成为凝聚全市上下的精神动力。希望各位企业家树立远大理想，确立更高目标，在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中，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实做强，以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成就“四个襄阳”的宏伟愿景！

第二篇：20110910范锐平在全市做大做强做实投资会议上的讲话

范锐平在全市做大做强做实投资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会议的主题叫做大做强做实投资工作会。

何为大？有两个坐标可以衡量。第一个坐标，就是202_年我市GDP总量是1538亿元，占全省的比重是9.37%，投资总量是835亿元，占全省投资总量的7.73%。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投入产出比，这两个数字一摆出来，就可能会有一种结果：在投资形成的后两年，GDP的位次有可能在202_年的基础上下滑。因为投资的占比低于GDP的占比，这就说现在的投资不大。第二个坐标，我们确定的目标是202_年全市GDP要占到全省的六分之一，只有投资占到全省六分之一以上，GDP才有可能占到全省的六分之一。1-8月份，全省投资额7788亿元，襄阳624亿元，占全省的8%，如果按六分之一测算，是百分之十五，差7个百分点。我们做大的目标就是保基数，是百分之十，达目标，是百分之十五。如果低于百分之十，我们GDP的位次还会后移，达不到百分之十五，六分之一的GDP总量就是一句空话。做大的标准就是要占到全省总投资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何为强？有三个指标可以体现。一是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特别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我们只拿一项做比较，1-8月份，武汉的工业投资总量是665亿元，宜昌是432亿元，襄阳是383亿元。总量会决定今后的产出。考虑三市的产业结构，如果把服务业加上去，襄阳的数字可能会更差。二是重大项目占总投资的比重，这是衡量带动力。我认为现阶段，至少是县（市）区一亿元

以上、主城区五亿元以上才算得上是重大项目。亿元以上的项目投资，测算到每个项目平均投资水平，武汉市是11.3亿元/个，宜昌是10.3亿元/个，襄阳是4亿元/个，武汉和宜昌基本相当，襄阳只相当于他们的百分之四十。三是投资项目对城市功能和主导产业的快速形成所起的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这是两个概念，即基础设施项目对城市功能的支撑作用和产业投资项目对支柱产业形成的带动作用。从基础设施方面三个城市比较，1-8月，武汉市基础设施投资739亿元，宜昌163亿元，襄阳80亿元，我们相当于宜昌的二分之一，武汉的十分之一。

何为实？至少有两点。一是统计数据要实。投资统计要有实物量的支撑，统计指标之间的关联指标要相匹配。讲速度，1-8月，襄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42.7%，宜昌是42.3%，武汉是22.8%。讲增速，襄阳第一，宜昌第二，武汉第三。讲规模，投资总量，襄阳是624亿元，宜昌是945亿元，武汉是2507亿元。讲质量，别的不看，建安营业税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投资水平，襄阳是4.3亿元，宜昌是7.1亿元，武汉是25.1亿元。我们用营业税评估投资推算的建筑工程量占建安投资的比重，就可以看出我们投资总量和投资增速是不是有实物支撑。全省的比例是48.9%，襄阳是37.6%，宜昌是51.2%，武汉是52.1%，都是10-20个点的差距。把这四个数据放在一起来分析，就知道我们的实物量对投资总额的支撑是不够的。二是签约项目的落实。从招商反映的数据来看，元至8月份是303个招商项目，其中亿元以上的项目是186个，投资是1034亿元，但通过我对各地调

研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数据不太实。可以通过另外两个数据来验证，一个是电力报装，一个是银行今年的总体贷款余额和总体资本容量。电力报装我也做了个比较，襄阳新报35万千伏/安，宜昌90万千伏/安，武汉265万千伏/安，襄阳和宜昌有很大差距是因为两市产业结构不同，宜昌高能耗产业较多，用电总量是我们的一倍以上，可比性差点。但武汉产业的轻型化要更轻一点。1-7月，用电企业报装，襄阳增长21.7%，宜昌增长111%，宜昌在很高的基数的基础上仍然有如此高的速度，可见发展之快。另外，从金融角度的资金总量来源看，襄阳是774亿元，比去年增长38.7%，与我们的投资不匹配，低4个百分点。襄阳固定资产贷款的余额是165亿元，而宜昌是368亿元，武汉是3893亿元，我们比宜昌少202个亿，比武汉少3728亿元，宜昌比我们多一倍还多。

我说这么多数据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强调做大、强调做强、强调做实，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既不大，也不强，可能也不够实。大家如果能接受这种观点的话，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我们现在跟宜昌亦步亦趋的9个亿的GDP差距，很有可能被它甩下来。如果在今后4个月仍然不能把投资做实，现在这种高速增长所形成的逻辑数据的不匹配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不能统一思想，不能认清这种形势，将是非常危险的。襄阳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容来做，唯一不能从容做的，并且必须要紧迫、紧迫、再紧迫的就是投资工作，决不能因为领导的调整影响投资的进程。这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压力不是投资而是换届，但是我每周都要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来

做项目的事。如果问我到襄阳做了什么，我认为是三件事：第一是换届，第二是投资，第三是从长远谋划襄阳的发展战略。真正在投资上我花的时间最多，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请大家来花一天时间谈投资、抓投资的原因。从今天上午各县（市）区汇报及提供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各县（市）区的主要领导看来对投资情况还不很熟悉，汇报时止于念稿子，讲思路。以后汇报，不允许拿稿子，掐头去尾，只谈项目，主要汇报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未开工的原因以及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的问题。

今天别市长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非常有指导性、有操作性，也非常有力度，对当前投资形势分析，对下一阶段投资工作的着力方向以及对做大做强做实投资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工作要求，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抓落实。下面，我重点从政治上、方法上、政策上、作风上对推动落实工作强调四点：

一、把抓投资作为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作为评价干部经济工作领导能力第一标准、作为四襄阳一中心建设第一抓手

鸿忠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盘、底力和硬支撑”，“是推动跨越发展的四大支柱之首”。国生省长也反复强调，“投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且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先导力量”。两位领导把投资与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关系讲到了极致，现在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实际行动，并且是主要领导的行动。这种行动不是靠会议落实会议，不是靠文件落实文件，不是靠讲话落实讲话，而是要求我们各级主要领导：招商，主帅上阵；协调，亲力亲为；服务，做好表率，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部门一把手真正行动起来。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领导干部能走出去就是本事，能把项目争取回来就是政绩。现在的问题是走不走得出去的问题。县（市）区、市直部门首先要争项目，要到省直对口部门、中央对口部门去汇报。如果能像发改委、科技局等部门一样，在省、中央对口部门做到“进去都是熟人，领导面前能说得上话”，那就是本事。天天在家里不算本事。走出去是请人办事、求人办事、劝人办事，要放下官架子，搞好服务。我今天讲两句话：“走出去才算本事，争回来就算政绩”，下基层给老百姓办实事，我们鼓励，借检查之名行娱乐之实是扰民之举，我们反对。今天我讲“三个第一”、“两句话”，也是判断一个领导班子，评价一个干部的标准。

二、要把投资平台建设作为做大做强做实投资的基础工程 我们目前存在招商项目落不了地，开工项目进展慢，建成项目不配套，经营企业不安心等问题，皆源于现在的投资承载平台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为什么招商引资落不了户，原因很多，首先基础设施不匹配。为什么入驻企业不能按时达产？配套能力不够。为什么高端企业到襄阳落户之后，高端人才进不来？生活环境不行。这些问题在襄阳可能很普遍。这几年襄阳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加快，其中主要因素是工业园区的建设在加快。凡是工业园区建设加快的地方，投资上的就快，县域经济发展就快，无一例外。今天这个会，我

要提个要求，市区要按照80-100平方公里产业新区起步，各县（市）区按照20平方公里产业新区起步，作为本地城市新区的组成部分进行规划。产业新区在今年启动，一定要在年底之前完成规划和项目招标、骨干路网开工建设等工作。今年年底，在党代会前，组织一次全市范围的看新区现场观摩活动。有现场的看现场，没现场的看规划，没规划的听汇报。做不好投资平台，未来五年的快速发展是天方夜谭。各级主要领导要集中精力、财力，整合要素资源，注入最优势的企业，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三、以改革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

土地、规划、环评、拆迁、资金是项目建设的基本要素。在目前的宏观政策和社会氛围中，都是难题，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面难以改变。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在长期要素约束和政策约束条件下抓投资的思想准备、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要素的紧约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影响我们的投资工作，不要抱怨。这种状态不是个人能改变的，也不是一个城市可以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我们就要学会在这种状态下工作，要有精神准备、能力准备和思想准备。

第一，坚守法律底线，以勇于担当的精神破除约束发展的体制机制。任何一个城市的快速发展都是对旧有体制的突破而形成的。没有改革、没有创新、没有突破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改革、创新、突破是不可以逾越法律底线的，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制度性的规定，都可以突破。我在开发区调研的时候就讲过，决不允许任何部门以部门的条例、部门的规章来约束高新区和经开区项目发

展。制度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不代表它永远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法律的底线之上，要突破，要超越。这一点，鸿忠书记也多次讲过：“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个人违法乱纪的事不要做，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的事，都可以放手去做。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同志在鄂州现场办公会上讲过：纪委的责任就是为那些想干事、敢干事、干净干事的同志创造一个环境，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干部。几位领导的讲话都表明，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要勇于突破现在约束跨越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政策。希望大家坚守法律底线，勇于担当。

第二，要善于创新、创造。针对这些约束，我们不能硬着来，要善于创新，善于创造。一是土地问题。从今天汇报的数据来看，1-8月用地是1991公顷，我们可以测算这些土地可以承载多少投资。不算去年已经取得尚未形成投资的土地，也不算老城区改造的面积，按照现在120万-150万每亩的投资强度，这些土地是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的投资量的。所以，从总量上来讲，土地不是约束，土地约束是在结构上、时序上、成本上。要盘活老城区三区（工矿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把这些文章做好，形成3000亿的投资不成问题。要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通过加大项目争取的力度来破解难题，增量不足用活存量补，总量不足提高强度补，时间不足征转分离补，关键是我们要有开放性的思路，要有应对困难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环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通过积极地提高环保设备水平，而是通过找关系、找门路来规避检查考评解决环保问题，我们就陷入了解决环保问

题的误区。环保问题除了国家的产业政策约束之外，老百姓的监督更为重要。在招商引资问题上，我们确定一个底线，两类项目，不管多大的投资，不管有多大的好处，都不可以引进。严重污染的项目，有很大安全隐患的项目，这两类企业，哪怕是一千亿的投资我们也不能要。因为它对一个地方造成的伤害不是一千亿可以买回来的。对没有这么严重的环保问题，只是由于环保产业政策约束造成的，我们就需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一要实行产业集聚发展；二是对于轻微性污染，督促企业提高装备水平。再比如拆迁，一提起拆迁大家都怕，在拆迁上我一直坚持两句话，一是程序合法，二是补偿到位，只要把握住这两点，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现在面临的土地、环评、规划、拆迁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灵活运用政策，统一规划，对下放权，对外搞活。要善于运用政策的引导力来吸引投资。要以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体制，要在市区城管体制下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市委、市政府管什么，第一管规划，第二管统一政策，很多操作的主体要下放到县（市）区。需要对若干个政策进行调整，在一个阶段内调动多方面积极性来加快发展步伐。目标只有一个，要提速。现在的速度还是慢了，总是在为企业开协调会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协而不调，调而不动，这个现象在襄阳目前还很突出。比如说开会，副市长通知开会，有些部门不要说局长不来，副局长不来，连科长都不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就代表市委、市政府，通知谁开会谁就必须要去，今后问责就要先从这里开始。

四、统一调度，资源共享，强势推动大开放、大投资、大发展 首先，要实行招商信息共享，建立一个全市统一的招商信息平台。主城区和卫星城市要错位发展，形成都市体系，这是都市襄阳和城市襄阳最大的不同。主城区重点抓五亿元以上的项目，一般性的、附加值不高的放到周边县（市）区。我在高新区、经开区调研的时候说，你们争一个项目，要记一功；为了产业集聚，让一个项目，我看还可以记两功。对这样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境界不一样。作为襄阳来讲，一定要形成良性的产业配套体系，不能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管好的、坏的项目，一把抓。招商信息的平台一定要建立，各个城市之间的主导产业的规划，发改委要提出来。对县（市）区来讲，我是鼓励大家既要一轮满月，又要满天繁星，只要不是污染严重、有安全隐患的项目我们都支持，无论大小。

第二，争取中央、省投资。招商引资、启动民间投资和争取中、省投资力度统一。争取中、省投资以市直部门为主体，也鼓励各县（市）区积极争取。招商引资以园区为主体，启动民间投资以政协、统战、工商联为主体。争取省里投资的总量达到十分之一只是合格，超过百分之十才是称职，达到六分之一才是优秀。

第三，每周举行一次集中开工活动，强力推动项目落地。项目开工到哪里，督办组就跟踪督办到哪里，并及时汇报工程进度。

第四，实行重大项目秘书制和分区域投资督导制。

第五，抓协调落实。落实不够、执行不力是项目进展迟缓的主要原因。主要领导一定要抓关键的具体，主要是抓落实，在经济工作组

织、项目投资上一定要亲力亲为。

同志们，抓投资工作靠的是尊重规律和躬身实干，空谈不行，忽悠更不行，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真正动起来，干起来。这个社会需要实干的，敢干的，真干的人才。襄阳的跨越发展，要的是要敢于横刀立马、纵横驰骋的猛将、闯将，靠的是一批长于谋划、善于执行的能臣干吏。希望以这次会议为起点，真正以投资的跨越带动经济的跨域，进而推动襄阳的跨越发展。

第三篇：范锐平同志讲话

范锐平同志在视察规划建设工作时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202_年9月3日

我来襄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在农村跑，因此对襄阳的城市建设还没有做过认真研究。今天上午和大家看了半天，对襄阳有了初步的了解。襄阳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厚重的城市，是一个山、水、城、洲呼应的城市，是一个承载力很强、发展潜力很大的城市，也是在区域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工作，任何一个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都会感到很幸运，因为它可以为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提供一个成就事业的平台、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大家干这个工作很辛苦，但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走过的历程，也很有成就感。这么一个舞台，值得让我们每个人为它奋斗。

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由一个地方的城市发展水平决定的，一个地区的资源聚集能力也是由这个城市在区域中的首位度所决定的。因此，城市的规划建设是襄阳振兴崛起的龙头，也注定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拿在手上的重点工程。今天我重点从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理念的层面，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一、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从战略上确定功能定位。中心城市是以功能论实力、论输赢，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地方人口的规模和建成区的面积，更重要的取决 于它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它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功能的强弱。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准确、科学的城市功能定位上，这主要因为从城市发展、资金发展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区域的价值与产业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不同的产业会选择不同的价值区域；一个城市在区域中的价值也会因产业的分布而变化，再影响其它产业的选择和分布。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由行政主导力决定，而是由城市的承载力和城市功能的强弱来决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来发展，首先会选择北京和上海，这不是因为上海和北京的地域面积大。论人口规模，目前河南最大，论地域规模，目前新疆最大。但这些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北京，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它能靠近政治中心；为什么选择上海，因为上海是经济中心，最活跃的地方，这是以功能决定的，而不是由城市决定的。一个地方在布局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位问题，我们的功能定位会影响我们的产业结构，反过来讲的话，襄阳的城市功能定位，会决定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会决定它的产业发展层次的高低。大的企业进入中国都是以一线二线城市来分别的，它也是与功能定位相关联：一线城市基本是一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二线城市基本上是省会城市，三线城市基本上是区域副中心城市。所以一个城市功能的强弱决定了他的产业结构，比如襄阳要搞金融中心，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从战略上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承载功能。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这样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承载着什么功能。拿襄阳来讲，我们可以考虑做比如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物流中心和旅游目的地，这是有可能做到的。目前在我们的规划中，有一个判断我是不赞成的，比如说襄阳是区域范围内的唯一的特大城市，那么南阳怎么讲？襄阳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瞧不起宜昌和南阳，我们安排政协专门就三个地方做了一个比较分析，我准备发动所有的干部参加。不是长别人志气，而是要理性。你说你是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你承载着什么功能 ？政治中心是不可能的，经济中心有可能，文化中心靠我们努力，商业中心、物流中心也靠我们努力。二是产业功能。在经济一体化的布局下，在进行产业功能布局的时候，不能用封闭的观点来看待，也不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来谋划，更不能用现有的产业结构来确定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这种国际化、一体化的背景。所以我们产业定位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就是在区域内是一个集群式的，以集群发展来展示我们的实力。其次，它要拥有国家级的园区，目前我们有两个。第三，它要有一个国际性的园区。襄阳要成为一个特大城市，竞争力一定要吸附在产业上，从长远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在东津新区布臵一个新加坡工业园或者是日本工业园、台湾工业园。综合起来就是，城市的产业功能，它在一个区一级的层面上，是集群建厂，在国家层面上，有国家级园区，在国际层面上，它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辐射功能。主要是对周边区域范围内的资源集聚能力，包括区域内对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的吸纳能力，教育、技术等资源的可得性，有这种能力，才能对周边产生辐射。第四是服务功能，城市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市民，一个是市场主体，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作为主体，必然需要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来满足人的生活和企业运行的需要。所以城市在战略规划上一定要把承载功能、产业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作为战略定位首先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就很难使每一个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每个区既是城市相对独立的空间，它一定又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区所有的产业、所有的街区、所有的城市风格都是一样的，那就没有分区的意义。襄城、樊城、襄州以及未来的东津新城、鱼梁洲，如果都是一个同质化的小城市、同质化的小社会，那么这个城市的竞争力是不够的。因此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从战略上确定功能定位的时候，就是要创建功能性的载体，聚集功能性的产业，培育功能性的市场，吸纳功能性的主体，来增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我发现襄阳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惯用数字反映我们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什么经济翻一番，产值翻两番，它只是经济上一个概念，是量的概念，不是质的概念，更不是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用数字来反映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如果对一个城市的功能不 能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就很难让大家明确我们的发展目标，就会引起很多争论。因此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需要请城规院、请新加坡的专家来研究，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的发展方向、城镇体系、区域范围内我们应承担什么功能，如果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请他们来做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呢？因为我们对国际经济格局的了解、对国内经济格局了解、对城市布局的了解不如他们，我们要用他们的知识结论。我们做规划的同志，也就是“踱方步”的同志，在“踱方步”的时候，一定要有历史的方位感，这种历史的方位感要在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市民中间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五十年以后，城市往哪个方向发展，二十年我们城市要发展到什么目标，五年又有什么样的阶段规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定会走弯路的，余家湖工业园显然就是这种决策的产物。

二、以都市襄阳为理念，从整体上构建大襄阳的城镇体系。四个襄阳的龙头工程，我认为还是都市襄阳。都市襄阳和大城市的区别，李鸿忠书记用英语做了个诠译：大城市是一个区域范围，都市是一个城镇体系。所以我们讲的都市襄阳不是指的主城区，是以主城区为核心的完整城镇体系。整体上构建城镇体系，需要做几个工作：

第一，要坚持整城设计与分区规划的协调统筹。首先明确城市的发展方向，形态和定位，再完成城镇体总体规划的编制。刚才听了规划部门的同志汇报，感觉规划缺少一个层次，就是农村、社区。中心城区、卫星城、特色镇、农村是四位一体的，你越不过农村这样一个概念。比如尹集，它现在在我们主城区规划范围内，注定将来会成为一个以田园风光为特色的文化街区。它的风貌是农村的，产业是农业的，但它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因此城镇体系要四位一体，要把这个体系做出来，如果不做，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远郊区的改造一定会成为你们说的村民新区，而不是市民新区。在远郊区的范围内，农民很难在四年五年内成为市民，你不能等他成为市民你再来改造他的房子，现在房子都做的好，也五十年要管吧，你一定要涉及这个层次，解决远郊建设城市化的问题。

第二，坚持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协调规划。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以襄阳为中心在市域外形成一个功能差异化的布局，就是与十堰、宜昌的部分县市、随州、荆门和南阳的组合。一个是市地域内引导我们的卫星城、卫星镇按照比较优势，科学地定位，努力形成产业配套的圈城和组群，形成城市功能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圈城解决的是一个综合影响力的问题，组群解决的是一个建设成本的问题，这两个层面都要有一个战略比较定位。

第三，坚持产业布局与城市建设协调推进。形成一个产业园加创新园、加物流园、加生态园、加生活家园综合组团发展的这一个规划理念，避免人流进城带来交通拥堵、资源浪费。我赞成刘太格来做襄阳200平方公里的规划，他是新加坡的规划之父，上海的城镇体系与新加坡类似。新加坡以一个商业中心为主体，沿轻轨布局 了九个生活圈城，按我们中国的理念就是一个镇，生活圈城以轻轨站为中心，轻轨外就是居住圈，生活圈外是产业圈，老百姓80％的生活需要可以步行解决，可以走路上学、看医生，走路吃饭、购物。我们现在一讲拥堵就要扩宽，这样解决不了问题。香港道路很窄但不拥堵，新加坡也不堵车，这就是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协调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深入我们的人心，规划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东风家园有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有别于机关办公区和生活区在一起，它是相对集聚的，不是在一起，不是前店后厂、前店后家。它是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工业街区、研发街区相对集聚，人们80％的日常生活需要可以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解决。

第四，坚持历史文化和现代风格协调融合。襄阳以古城为特色，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这代人在城市规划中一定要承担起传承和保护历史古城、历史文化、历史风貌的重大责任。今天看了襄阳古城，看了九街十八巷，印象更加深刻，这要通过城市规划风格的区别、设计风格的区别、街道建设风格的区别这三个层次，把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现代风格的体现有机地进行协调。比如古城范围内做的不错，古城内只能拆不能建，除非是古建筑复建，这一点要坚持。同时，古城周边一定范围内高层建筑要限高，把整个襄城全部限高不现实，也没必要，但在目力可及的范围要限高，比如紫禁城、中南海，两公里范围里限高五到六层，并且做到风格的统一，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这个我们可 以做到，要通过制度定下来。现代风格也要以历史文化做参照。一个商业街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商业文化，背景文化不同，它的模式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相关联的，受教育程度和消费习惯是相关联的，农村人一定不进商场进市场，收入高的人群一定不会进市场进超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收入水平，会选择不同的消费文化。比如知识分子喜欢去“轻吧”，企业家喜欢去现代音乐味非常浓的街区去，它绝对是不同的方向。企业家可能追求一个感官上的刺激，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一个清净，通过我们每个街区的风格设计以及我们相关的服务企业的匹配，能够产生不同的消费文化和建筑风格的街区，引导人们选择不同风格的街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相辉映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一个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述，它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中，渗透到建筑的设计。比如我们讲南城北市，如果认为樊城做商业就符合北市的概念，那是不对的。比如十堰、南阳、荆门人他们的消费习惯就不会一样，这是地域文化特色决定的，不单是饮食习惯，连抽烟的喜好、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对服装的选择、对消费习惯的选择也绝不一样。你要把北市做成区域性的消费城市，你一定要研究你准备吸纳哪一个群体，比如要你这个市场要吸引十堰人，那你就要做到超过十堰，模式和商业定位一定要考虑到消费对象。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先做一个历史街区文化的规划，房地产开发要与这个规划相匹配，谁为主的问 题很清楚：历史文化街区是主体，房地产开发的建筑是副主题，任何一个建筑都可以在今后不断的涌现，但历史文化建筑是不会重现的。任何历史文化的建筑，哪怕它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跟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价值产生了很严重的冲突，我们也一定要非常清醒地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如果做不到这点，文化襄阳就没有依托，四个襄阳就缺了一角。

第五，坚持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协调配合。现在一些城市已到了设计城市的阶段，不再是规划城市，意思很清楚，城市的规划要靠城市的设计来体现。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包括天际线的设计、景观设计、街区设计、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以及高层建筑外立面的设计，要分街区反映城市总体规划的理念和意图。这一点是必须要做的，做不到这一点，做出来的建筑就会造成视觉上的污染。一是沿山，一定要做天际线的设计，如果不做就会成为一堵墙，就把山遮的严严的。山没有了，城市灵气就没有了。二是沿江，站在江里看城市，站在城里看江景。三是沿城，就是襄阳古城，全市人民齐努力把襄樊名称改成了襄阳，如果没有襄阳古城，还不如仍叫襄樊。我们要把襄阳在历史上的这种厚重带给我们的知名度真实地反映到襄阳的发展上。这三个天际线的设计、景观设计，我主张提交人大讨论，这样市委书记、市长不会轻易去改。其它的规划也可以参照。一旦大的规划由人大、政府讨论通过，就在市民广场做标志化的规划展、永久性的规划展，防止随意更改。

三、以宜居城市为标准，从规划上完成由经济为重向人文为本的根本转变。

我们现在所有的规划都从经济利益来考量，很少从市民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人永远是一个城市的主体，人来了经济就来了，这是鸡和蛋的问题，这要成为规划理念的转变。宜居城市是我们长远发展的一个准则，这个概念从96年联合国二次人居大会提出后，已经成为各个城市追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不管是幸福城市、国际化城市，我觉得最终就是一个宜居城市，因为幸福城市是一个感觉，国际化城市是一个概念，宜居城市是一个标准。现在从联合国到各国城市政府对宜居城市都已界定的很清楚。宜居的概念应该深入到我们城市的建设者、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骨髓。以人为本的城市就是一个家园式的城市，它会增加这个城市的归属感、市民的归属感，这个转变不是理念性的，一定是思想性的。我讲这个转变要深入到我们城市的建设者、规划者、管理者的骨髓，就是我们要时刻以此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经常讲以人为本，实际上经常性忘记它。没听说新加坡讲以人为本，但处处是以人为本。比如新加坡的雨多，每天都有雨，它在车站与商场之间一定有人行廊道。在地铁的站口与老百姓相关的商业服务设施全都有，不用家里做饭，从小学到初中一定是在这个片区，一定是步行可以达到的，从不会让人感觉到不方便。为什么要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因为我们习惯把它当政治口号，比如我们很多城市干道就不太重视人行道的建设，只想 做宽，比如说８车道，人穿行很困难，另外人要步行，人行道和车行道没分离，不安全。我们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主要考虑怎么气派怎么漂亮。有几个方面的建设要提上我们的日程：

一是交通体系建设。襄阳的城市形态其实是一心四望、带状发展。“四城望洲”很形象，但没很好体现洲的重要性。鱼梁洲实际是我们城市的绿心，是我们城市的客厅，要突出心的地位，它不是望洲，它是核心。另外带状发展的城市，它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通达性和便利性不够。现在我们的规划都是围绕两百平方公里来做，从战略上，两百平方公里是不够的，按阶段性的规划，两百平方公里够，但如果我们城市规划超出两百平方公里，达到三百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百万、五百万，那么现在的内环线、外环线以及可能的中环线还足不足以支撑我们的交通？如不能支撑靠什么？因为现在的规划建设在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会影响到未来的布局，所以我们现在要按三百万到五百万这个人口来考虑。一个汉江分割的城市，一个带状发展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城市间的交通怎么解决？现在不作为战略性课题，以后要吃大亏的。武汉为什么堵车那么厉害，就是两江分割，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现在做轨道交通，我们襄阳也可以做，我想从新加坡的情况看是一定要做的。新加坡为什么做的很好，没有堵车呢？他三个城市的衔接非常好，就是我们说的组团与组团之间的衔接，绝不可能通过陆路交通来做，大容量交通全部都是通过城市轻轨和城市特殊干道来连接的。我们 现在没有能力做或者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都不是理由，但是从战略上我们一定要留出四个城市之间，城区与城区之间交流的骨干通道，这个骨干一定是城市轻轨或城市快速车道为支撑。公共交通是解决区域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樊城区范围之内的交通便利问题，绝对不能解决城市跨区域交通的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在城市的西部，和城市中心连接就是靠快速通道，靠轻轨，没有见过高速公路上有公交，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绝对不能坐公交。所以我们规划一定把未来城市轻轨建设通道留出来，有能力我们建，没能力为后人留下出通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眼光那就是历史性的低级错误，所以一定要做战略性研究。鄂州本来有城际铁路了，但还做了一个轻轨通道，主干道中间留了12米。当时讨论的时候，觉得留十二米太宽了。为什么留12米？现在做绿化，目的为将来做城市轨道交通做准备。

二是“生态廊道”建设。刚才汇报的数字我很高兴，就是我们的绿化率比较高，但是我们低于宜昌、低于荆门、低于黄石。襄阳有襄阳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山、有水，但是这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市民的亲近性不够，所以我们的生态走廊的建设要与城市交通网格的建设同样重要的位臵来规划。刚才东灵同志说的水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态廊道，生态廊道是城市空间区格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的生态屏障，一定要把这一概念提上很重要的议事日程。

三是社区服务建设。就是重视主体社区的规划，形成鲜明的生 活群落，重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生活的便利性。这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节点，第一个就是社区居委会，我们上次到了襄城的施营社区，我讲了这个问题。主题社区是什么概念，象今天我们看那个回民区、九街十八巷，规划的就是主题社区，回民社区、居委会就是一个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就要自己全部配套。社区医院、小学、幼儿园，都要在这个区域内解决。包括它的日常生活服务便利生活设施，这是一个，主题社区要强化主题社区的概念。与主题社区相配套的社区管委会的建设，就是我们讲的施营那个经验，它一定是一个市民的服务中心，也是一个市民活动的中心。从细节上说，这个规划我们要做到，比如，5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要给社区提供300平方米的公共免租房，或者是根据比例确定，以成本价购买1000平方米之内作为社区公共用房，这要作为一条规定严格落实，主要是应对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社区的划小等所带来的政府负担。

四是社区文化建设。城市文化的建设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鲜明的城市主流价值和民风民俗，应该反映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设施建设重视不够，博物馆很小，没有大剧院，没有音乐厅，没有展览馆。我们一味强调工业、发展工业，当然工业也是对的，但是文化设施不够。文化设施不够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没办法传承、没办法延续，没有物质载体反映。另外，现代文化发展也很不够，一个城区至少应该有一 个与这个城区生活习惯、居民素质相关联的体育文化设施，比方说，襄城人喜欢打乒乓球，建个乒乓球馆；樊城人喜欢打网球，建个网球馆；襄州人喜欢游泳，建个游泳馆；这个地方普遍搞书画，建个书画馆。这种设施，在整个城市，在主城区，要按组群的理念均匀分布，不要集中，一集中的话就有问题，试想一下，怎么可能让襄州人跑到樊城去看电影？市内电影院肯定一个社区一个街区一座。所以这个文化建设的问题，规划局要重点设计，着重考虑，不要老想着建筑，既要搞房地产、搞市场，文化服务设施也要跟上，不然怎么叫“文化襄阳”呢？具体实施中，还是要市、区联手，每年拿一至两个亿，相对集中精力，城投再拿一到两个亿，至少四到五个亿，每年建一批，坚持十年，这个城市就起来了。针对文化建设资金，两级预算中，市里至少拿两个亿，区至少拿一个亿，哪个区有配套积极性，就往在哪个区建，没有积极性就往后安排。比方说全市整体规划了100处文化体育设施，按照2：1配套，市里拿2，区里拿1，区里有预算，我们就先在你这搞，没有预算就放别的区搞。总是有人有积极性的，这样坚持五年，整个襄阳文化体育设施就起来了，进而影响整个市民的素质。大家想想，为什么襄阳这么多人喜欢上网呀，为什么襄阳的论坛这么活跃，我是这么思考，一个，北方文化，关注政治。一个，历史街区逛一下差不多10点就结束了，12点以前年轻人睡不着又没地方去，网络就成了最好的平台，如果有音乐厅、咖啡厅、体育设施、图书馆等等，这些人就不会到这些 地方去，就不会过度关注政治，也不会打架闹事。一个城市的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强制力，一定是靠长期的文化引导和熏陶，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软功，而是一个硬功，不是一个虚功，而是一个实功，一定要重视。

四、以市民感受为根本，高品质更新改造旧城和规划建设新区 城市发展快不快，城市管理好不好，最终以市民的感受为根本标准，老百姓的口碑是从他们的感受得来的，新建同志说，古城旁边的公园修的很好，新建同志感觉很自豪，为什么自豪呢，老百姓经常表扬，这就是感受，另外一个地方建筑没做好，老百姓要骂，这也是感受。市民的感受是最好的标志。这中间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第一，加强公共设施的规划，加快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步伐。主要是除文化之外的教育、医疗、市场、商业等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要做专项规划。产业发展到哪里，市民居住在哪里，公共服务设施就要配套到哪里。每一个都要有专项规划，没有专项规划，就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地留不出来，二是招商引资没有依托，三是缺乏长远考虑。

第二，加强公共政策的研究，统一标准，明确责任，理顺体制，提高效率。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涉及几个大的方面需要研究：一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今天我跟新建同志说，不要叫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是拆旧建新，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是以保护历史文物古 迹为主体，做法不同，叫法不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要摆在第一位，市里要拿在手里，这个不能下放，一下放就会出问题，改造历史文化街区缺点钱，要上市委常委会议集体讨论，不能只靠规划局，我看规划局不一定顶得住；二是三区改造要提速。这三区指的是的城中村、棚户区、旧的工矿区要提速。改造主体是哪个？三区改造，市的管规划，统一政策，区为主体；三是拆违透绿。这包含两层，一个是拆除违章建筑，一个是拆除围墙。违章建筑是一个城市的毒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它拆除，这个态度要坚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动员会，行动还是有效的，但是我看这个阻力还是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各级要高度统一思想，不能有任何杂音，不允许有任何人让步，必须按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任何人在拆违过程上动摇，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任何人在拆违上谋私，都要受到纪律追究，必须要以坚决的纪律、铁的手腕推动这项工程。别市长抓的很紧，我看绝大多数市民是拥护的，不拥护的是利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要坚决。最近要请人大、政协组织视察，这不光是政府的事，各个区要支持，区里不支持这个事情不好搞。对于拆除围墙，政府部门、公共服务部门、企事业单位要带头，拆围透绿，这个要做规划，请王市长跟别市长商量，要纳入计划。拆围透绿工作，政府所有的部门不能讲价钱，政府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不能讲价钱，必须全拆，做不到这一点，城市品位就无从谈起。最近有人说，到襄阳来，感觉襄阳变化很大，主要感觉襄隆公路进 来以后，两边绿化做的很好，没有别的，文海书记带队搞这个事，他就感觉变化很大。今天看了古城周围也是很有条件的，比如说自来水厂，为什么不能拆？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如果觉得确确实实需要保护的，用绿篱围起来。防盗有很多办法，但是绝对不能用围墙。围墙多是城市不自信的表现。鄂州政府院就是没有围墙的，没见我们的政府被别人盗了，就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四周都是广场，老百姓天天在周边转，也没见谁动我们的东西，一样保护的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情态度要坚决，请王市长安排城管局拿个方案。四是背街小巷的整治。这是最大的民生工程，襄阳“大”是我们城市的特点，但是襄阳管理粗放也是我们城市的特点，所谓粗放就是什么呢？我们几条主干道看起来很漂亮，里面却看不得，路灯不亮，道路不通，脏乱差到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抓，这是最大的民心工程。不要只看表面上很好，我从06年开始在鄂州当市长，每年财政拿出1个亿，已经坚持5年，虽然鄂州很小，走哪儿看，随时随地去看，鄂州主城区到背街小巷都很漂亮，所有背街小巷改造都不是城管局和建设局定的，全部是老百姓提出来的，经大家投票，坚持数量，目前主城区的背街小巷基本完成。所以对于我们襄阳，今年要做出规划，明年开始，市、区、街道和共建单位，按1：1：1投入。市里拿一个亿的话，区里共同拿一个亿，街道和共建单位再共同，1：1：1。如果市里拿两个亿，就6个亿。按照实际财力一定要拿钱出来改，你把面子搞得很漂亮，当然城市形 象好，但是老百姓感受不好呀，老百姓家里路灯是不亮的，下水道是没有的，走的是泥巴路，走的是黑夜灯，要老百姓说是文明城市，说书记市长好，说政府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讲群众观点，这就是群众观点；讲民生工程，这就是民生工程；讲民心工程，它就是民心工程。这个事情必须要做，四年规划，你们做出来，这个事情城管局做比较好。王市长会后交代城管局，实施主体、规划主体和指挥主体是市，建设主体是区和街道，资金市里拨付。要有个办法，搞个四年规划，按照3个1比1比例投入，搞个四年规划，争取“十二五”期间，全面解决建成区内的背街小巷亮化、硬化、绿化，这就是标准。我刚才说的加强公共政策的研究，我就讲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城中村改造政策、旧的工矿区改造的政策、棚户区改造的政策，市里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标准，把规划管死，把政策管好，下放到区，区为主体执行，都拿到市里来，城投公司有这个精力吗？没有这个精力，算帐都算不过来，怎么管得了呢？但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下放，这个要管死。这样就涉及三个政策，三个政策也可以做一个政策，要抓紧时间研究，研究后别市长回来讨论，市里管两条，管规划、管政策，其他到区里去，这样调动各个行政区对“三区”改造的积极性，城市建设的速度就会加快。

第三，加强新区的前期工作，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筹划，强力推进。按照鸿忠书记提出的“十二五期末，襄阳主城区建成区达到20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大目标，如果在今年规划和项目的前 期工作不启动、不完成的话，明年开始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应该说你们的工作滞后于鄂州，为什么呢，鄂州当然没有这么大胆子，提的是200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全覆盖，没有说建成200平方公里，觉得做不到。但是鸿忠书记已经说了200平方公里，我们还是要按他说的来，但是需要在今年12月底之前，当然越快越好，要把200平方公里基础建设的规划、项目的设计规划、建设规划以及招投标工作基本完成，才有可能在明年一年把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覆盖基本完成，用三年时间来建设，才有可能在十二五期间形成200平方公里的雏形，不然，这个话就可能是空的。现在这个工作还未启动，所以我已经说过几次了，我跟别市长都经常讲这个200平方公里，但是在哪里建呢？建哪些内容？都没做，那怎么行？现在这段时间要集中精力，按200平方公里全覆盖，抓紧时间。首先抓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东津新区，第二个是鱼梁洲，第三是庞公新城。高新区已经划入市区规划区范围，就跟襄州区随着工业园后期的20平方公里同步。这个一定要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筹划。按新城新区这个标准搞，我还不是很赞成“工业新城”“工业新区”这个说法，就是新城新区，它也不一定是工业，它也可以是服务业、旅游业。

第四，以问题为导向，促进规划建设管理的有效衔接，为城市高水平长效管理创造基本条件。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提升，既源于我们决策者、规划者、建设者的自身素质的提升，人才队伍的提升，建设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流动性商贩源于我们市场发育不全，出店经营源于我们建筑管理不科学，因为留了门面肯定就导致出店经营。堵车、塞车源于交通组织不合理和设计规划不科学，比如公务员小区在檀溪，而规划的行政中心在庞公新城，这之间的道路将来肯定要堵，因为大量的人流会集中到一个时间上下班。所以，我们要善于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发现问题来纠正规划的缺失，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就像东灵同志刚才讲的，城市管理水平提升靠政治动员做不好，搞也只能坚持一个月、最长三个月，最终还是会搞不下去，最终还是要靠制度、靠机制。所以在我们襄阳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大都市襄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追根溯源，逐条进行分析，从源头开始纠正，规划不好、建设不符合的、管理不规范的、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都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梳理，这样我们才能很快的提升建设管理水平，不然的话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运动”只能是抱怨式整治，只能管一时，决不能管长远。

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创造建设高品质城市的体制机制 第一，要有“静气”。现在襄阳有很强的扩张冲动，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士气，这些需要肯定、鼓励、保持。但是城市建设和经济组织都有内在支撑规律，除了要有扩张冲动外，要做大事要需要有一种“静气”，“静气”就是要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比如刚才敬东同志说的1万7千亩土地，没有钱用把土地卖了，但是把土地卖了划不划得来？为了发展工业，本来规划的商业区却搞成工 业区，这都属于没有“静气”的表现，是源于政绩的冲动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我们希望用一天的时间把楼盖起来，也不问该不该盖，也不问设计合不合理，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 “静气”要具备两种思想，就是建得好是水平，管得好也是政绩。你有能力建设好，那肯定是为襄阳立下了汗马功劳，建不好但管好了那也是政绩。一定要有这种“静气”，所以很多时候不要急，比方说历史文化街区改造，60年过去也没改造，迟一年也没多大的问题，如果忽忽喇喇地把高楼全部盖起来了，还有什么办法改造呢？留下的是骂名，留下的是遗憾。不要急不是要慢慢吞吞，是要快速度做事，但同时也要有“静气”做事，在没有想明白之前，在没有论证充分之前不要急于动手。要有习近平同志讲的“功不必在任内”的思想，建功立业不需在任内，十年之后来再来评价，这个人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第二，要有“大气”。有“大气”就是不能有小团体利益，不能有部门利益，不能有局部利益。比如说作为区委书记，讲大气，就应该站在全市的角度、在大格局中想这个区，一定要在省域副中心城市大的战略上找位臵，一定要在“四个襄阳”中找出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思想，你就算不上大气。作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当时全省十二个城市，省长只表扬了鄂州，就因为我们说了在全省的定位问题，如果没有这样思想，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就要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心胸，这是讲大气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要争蝇头小利，就是刚才讲的市里有市里的责任，区有区里该做的事。李瑞环同志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大城市和小城市不同之处，就是小城市只有一个，大城市包含若干个小城市。就是如果管理大城市像管理小城市那样来管是管不好的，人的智慧、人的精力都有限，在鄂州当市长、当书记，我能把每条街都搞的很清楚，来襄阳当市长、当书记能搞清楚吗？在武汉能搞清楚吗？在北京、上海能搞清楚吗？肯定搞不清楚。但一定要强调，把一个大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小城市，你们就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管理，对区委书记的要求就是市委书记的要求，反过来说大家要有这个胸怀，才有可能当市委书记，区长就是市长，区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把这个地方搞好那就是你的责任。所以，在今后我觉得在规划体制上面，市里管大规划，管主干道规划，分区、街道规划以区里为主体，但审批权还放在市里，至于是以备案的方式还是怎么具体分，还要仔细琢磨，至少街区改造可以由区里搞，哪些市里管哪些区里管要分清，市里不要管所有的规划，可以管历史建筑，或者多少层的大建筑，还有区域方案，别的区里面管。这样我们把这个城市划小，把规划、建设、管理的体制划小，这个城市才会由粗放走向精细，不然的话襄阳永远是一个比较粗放的城市，这个问题希望要重点考虑。

第三，要有“勇气”。所谓勇气就是我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碰到的困难太多，我们要攻坚克难，要破解拆迁难，破解安臵难，破解筹资难，破解建设管理难，也要破解人情的公关难，这些问题怎么破解，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有勇于担当的勇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成为这个城市的执政者，就要为这段历史负责，没有什么好怕的，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任内为这个城市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为这个城市留下什么，希望不是太多的骂名，骂名是一定有的，但是一定不要是主观的，主观的骂名是真正的骂名。

第四，要有“志气”。“志气”就是要有国际视野，要有一流眼光，不能是一个地级市的视野。我在襄阳开第一次常委会，就讲省域副中心城市首先是一个省级城市，不是一个地级城市，不能局限于站在襄阳看襄阳，一定要跳出襄阳看襄阳，一定要有国际视野，一定要有一流的目光和国际水准。要保持这种国际视野和一流的水准，就是要敢于引进大师级的、国际性的设计单位、规划单位、建设单位来参与襄阳的规划、建设、管理。跟规划局的同志讲过，不是说我们襄阳规划设计院很差，但是要承认这种地区差距。我们规划局按层数或者按体量规定，比如说十层以上的建筑，三个设计院其中有一家可以由规划局指定，每个规划单位3个规划一共9个规划来比选，5万以上体量的让5个设计单位做，每个单位3个一共15个规划来比选，才能够保证保持一个地方的规划品位、水平，不然的话个个规划单位都是襄阳的，水平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五个单位都是武汉的也高不到哪去。再比如土地，在襄阳拍卖，都是襄阳的投资企业，在武汉拍卖，都是武汉的投资企业，也不会高到哪去，因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规划伙伴，都是老乡、朋友，但是到上海、到深圳、到北京去，情况就不一样。广东的一定会是找香港的，上海的一定会请新加坡的，江苏、浙江的一定会请一流的设计院，招标投资的承包人，就会有一个好的团队，就会保证他的品质。所以要有“志气”，我们不敢提把襄阳建设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但是一定应该是高品质的、在区域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的、独具魅力的 城市，这是我们敢想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规划上、我们的建设上一定要有引进大师级的勇气和智慧，有引进国际性的企业参与建设和管理的勇气和智慧，没有这种心胸，没有这种勇气和智慧，没有这种眼光，襄阳在三五年内整个城市想有很高层次的提升，是绝不可能的。我们的房地产都像亲兄弟，长的都一个面孔，为什么呢？都是一个设计单位做的。

所以，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创造建设高品质城市的体制和机制，这需要我们有“静气”、有“大气”、有“勇气”、有“志气”。

襄阳这个城市确实非常好，前人给我们留下很丰厚的宝藏沉淀，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发展腹地，省委、省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政策支持，时代给了我们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通过“十二五”的努力，使整个襄阳城市能够有一个大幅的跃升，这一点我们要充满信心。谢谢大家！

第四篇：范锐平同志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范锐平同志

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

讲 话

202_年15

月日范锐平同志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_年1月5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既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传达贯彻，也是作好明年经济工作的动员会。下面，我就推动工作落实、抓好目标实现，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以超常规发展服务稳中求进、跨越发展大局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落点在“进”。省委、省政府提出以湖北之稳之进之快服务全国工作大局，鸿忠书记讲了“六进”，落脚点也是在“进”。这充分体现了中央的坚定信心和省委、省政府的高远追求。

一个区域、一座城市发展的快与慢、优与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世界经济走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程度决定被影响程度，开放度越高，受影响越大，任何地方概莫能外。二是国家宏观政策、产业关联度决定被影响程度。宏观调控中央实行有区别的政策，有保有压，压的是产能过剩的，保的依然是鼓励发展的。三是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引导力，而政府的主导力则又决定受影响力。一个地方调控经济的能力越强，组织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就越多，对主体经济的影响越小。

从国际上看，欧债危机、中东乱局、亚洲纷争，政治经济问题交织使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变化，中央提出要把握扩大内需、实体经济、改革创新、改善民生四个方面，这是中央稳中求进的英明之举，也是中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长远之策。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保持清醒头脑，把自己的事做好。扩大内需、实体经济、改革创新、改善民生这四个方面，都是“以我为主”的重大决策。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导向，最关键的宏观环境，最重要的决策依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我们襄阳在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中担负六分之一经济总量的重要政治责任，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们必须用超常规的发展，来服务全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超常规就是突破一般性的工作格局，打破思维定势、摒弃墨守成规，超越自我、超越旧我的一种创新型行为，这种行为的核心在超越，关键在创新。所以，就我们襄阳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就是超越奋进，实现超常规发展。主要把握好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目标不给自己留退路。从国家层面来看，计划制定讲宏观总量平衡，宏观指标留有余地，有利于市场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但对于一个地方来讲，确定一个留有余地的目标，是难以激励士气、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我们必须给自己确立一个高目标，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我们提出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按照“两个高于”、“两个突破”来确定。“两个高于”，就是预期目标要高于202_年预期目标，工作目标要高于202_年实际完成目标。“两个突破”，就是固定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就是要确定这样一个高目标，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奋勇前行。

第二，重视基础和长远。一个城市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襄阳的发展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超越。因此，我们从党代会、人代会开始，所有的工作布局既立足于今年，更着眼于未来五年。市委、市政府大的工作布局都要以五年为阶段，不图一时之名，不贪一时之功。要按照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总目标，从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制度体系、人才支撑等各个方面，稳住神，沉注气，全面推进，一年接着一年干，实现由地市级城市到区域性中心城市脱胎换骨的变化。

第三，发展方式要用更高的站位配置资源。要自觉地、主动地把襄阳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国家区位战略中来考量，用更大的决心和气魄推进大开放、大开发，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内配置资源，运用人才。超常规发展要有超常的境界，我们各级干部都要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襄阳发展问题，尽管我们的各级干部身在基层，站在内陆，但是，这不能妨碍我们站得更高一些，想得更远一些，走出去的力度更大一些。这一点，是对我们每一个干部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发展动力要有创新。要用持续的改革和创新破除一切影响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建立能够满足企业和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衡量一个地方竞争力是通过其营商环境来表现的，主要指标有五个。一是开办企业的难易度。就是办一个企业，是一张纸就能解决，还是要几十个章子办成。二是合同执行的难易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法制保障，也是信任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重要信息的披露度。在企业发展进程中，需要政府在政策出台时，给企业一个预警期，让企业配合政府政策的调整。四是司法产权的保障度。就是创造财富要有安全感。五是经济的制约度。就是很少受地方政府和微观行政经济的干预。这五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委、政府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主观努力和客观规律的有效融合，以工作的硬投入改善市场的软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观努力如何与客观规律有效融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东西方在经济理论上争论的焦点，毫无疑问，这种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政治经济体制。历经凯恩斯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西方现代经济学越来越理性和完整，大家都知道西方早期经济理论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创造了国家干预经济模式，凯恩斯把它作为国家干预主义，在60年代美国经济碰到困难以后，又被华盛顿共识所取代。现在经济学家们对比各方面经济理论形成模式，总结了最容易取得共识的十条理论，其中有两条比较适合我们。一条说政府有职能改善市场，也有改善市场的能力，承认政府在市场中是有责任的。第二条说利润和成本改善人们的行为，成本低利润高企业一定会去，因为成本低意味着回报高。有利可图，商业资本一定会介入。再加上要素资源的配置，我们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的融合就会改善一个区域的市场，尽管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还是可以改变的。由此证明，政府的有效管理，是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和城市为什么会在某一个阶段形成爆发式的增长，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政府的主导力和市场竞争力能够形成有效的融合。

202_年，历史的机遇再次惠顾襄阳，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一主两副”战略，全力支持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在襄阳召开办公会，指导襄阳发展战略调整，建立新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制发促进襄阳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实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增强襄阳气场。与此同时，我们召开党代会和人大政协“两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产生了新的“四大家”班子。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迫切需要把政治优势、体制优势、政策优势、人气优势，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转化为城市竞争力和现实生产力。这就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通过高强度、高效率的硬投入，产生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平台上的新机遇、新变化和新动力。这靠一般化的工作、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旧有发展模式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创新创造，推动落实。

第一，整合资源、创新模式，推动园区晋级和新城开发。园区开发是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支撑点。现在园区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新开发区模式，就是建立以生产模式为主的工业园区，园区与城市相分离，生活不配套，发展到一定层级后，由于受到功能的制约，吸引力下降。第二种是新城模式，就是在城市周围建设以生活为主的城市新区，居住和生产仍然分离，交通不配套，就业渠道不足，成为新城发展的最大障碍。许多城市都是以居住为目的新城开发，最后变成了空城。这两种都是前期规划理念上严重不足造成的。我们襄阳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襄阳城市大而不现代，粗放而不精细。最近一家美资企业的高管到襄阳考察，讲了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他说不希望我们的产品像襄阳的交通一样。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外管的这些高端管理人才看惯了有序的城市、繁华的都市，习惯舒适的生活方式，到襄阳来感到不自在。这是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我们必须快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以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来赢得投资的竞争力。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要调整规划理念，走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融合之路。把园区当作新城建，用环境引企业、引人才、引投资。新城建设和老城改造都必须下决心来做。我们在老河口召开9个县（市）区未来城市规划协调会时，强调了这个观点，下一步，这样的会议还要开，并且面向所有的干部讲新区规划，让大家认同。

二要整合两个开发区，进入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高新区和经开区这是我们襄阳人为之骄傲的两张国牌，但目前没有起到1+1＞2的效果，高新区有项目、有品牌，但没土地；经开区有土地，但设施不配套，企业不愿意去。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形成错位竞争，而是一种相互竞争，迫切需要对两个开发区进行整合，力争进入国家级开发区第一方阵。

三要探索开发区的开发区和功能区结合，高起点规划启动东津新城。就是国家级的经开区与东津管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启动，作为我们未来五年襄阳战略品牌来建设。要用两至三年时间让东津新区具备与高新区一样，或者比高新区更好的投资平台。

四要有步骤地推动内城二产退城入园，形成产业集群。鼓励在内环线以内的工业企业，有条件的逐步在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城区周边兴办工业园，集群发展。特别是军工企业要走这条路，市政府要给予鼓励和支持政策。

五要对老工业区进行城市化改造，实现由生产型模式向复合型模式转变。让城市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走生产高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大力推进城市居民区改造，改造的底线不能低于100亩，鼓励1000亩以上成片开发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功能配套完善的主题社区。

第二，文化引领，政策扶持，活跃民间创业，壮大微型企业。内陆城市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既差在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和社会的行为习惯上，也差在对经济与法治的认识上。首先是就业观念的不同，越是发达的地方经商办企业的就越多，越不发达的地方找关系托门路进机关的人就越多。这是由不同就业观念决定的。其次是思想认识不同。说到底经济架构是由不同市场主体组成的，是由大企业、中小企业包括个体户构成的，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如果细胞不活跃，创业者不多，都靠政府办企业来解决就业，都靠招商引资来引进企业，经济是不健康的，也是难以持续的。襄阳土地广袤，人力资源充沛，商务成本较低，我们能不能把潜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在于我们能不能把市场主体的总量做大，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一批个体户培养成微型企业，把一批微型企业培养成小企业，把一批小企业培养成规模企业。必须在商务成本低的情况下，推动微型企业的创业，这个时候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是最容易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转变社会的就业观念，鼓励和支持创业。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降低创业的成本、减化程序，提供培训，让有创业意识的人都有能力创业。要制定操作性强的政策扶持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用支持、资金担保，让更多的人有创业的机会，有实力做大品牌。要在推动经济发展改革上下功夫，支持产业上下游整合，支持产业横向联系，支持多种方式融资，支持退城进园，支持企业品牌创建，支持院校合作，凡是有投资人和做大做强的企业，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全力支持。

第三，支持创新、大胆改革，改善发展环境，降低综合成本。一要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企业投资给予贴息，鼓励企业进行改造。市政府要将所有资源进行整合，再加上省政府给予的支持资金，做成产业基金，对企业扩能改造的，在银行贷款给予银行贴息。要围绕“一个龙头、六大支柱”，抓紧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二要尊重市场决策，减少行政审批。要下大决心建立服务性的城市。以政府的高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要瞄准昆明市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标准，只能比昆明少，不能比昆明多。各职能部门都要高度重视，不讲价钱，全力支持。

三要引导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向优秀企业和优势项目倾斜。在政府资金紧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是要让优秀企业和优势项目得到更优势的资源。对优秀企业、优势项目，实行土地优惠与投资强度挂钩，环境容量与税收挂钩、与产出水平挂钩，人才扶持与技改挂钩，努力实现政府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四要降低综合商务成本。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应该是低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融资成本、人力资源培训成本的结合体。政府服务部门要由宏观管理、行政控制转向产业监督、专业服务上来。强调专业服务，就是要帮助企业降低商务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融资成本、人力资源培训成本，政府部门的服务要专业化，只要有专业精神，一定能成为专业人才。政府对经济、对企业的服务要强调专业化。

五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核心就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实际上是把服务第二产业核心制造的辅助性行业成立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用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和促进工业发展。所以，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但是一个经济支撑问题，是发展环境的问题，更是现代区域中心城市竞争的核心要素，是衡量一个城市功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

六要加强政策激励，提高直接融资能力和水平。这是我们破解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约束，特别是信贷政策趋紧情况下的一个最重要办法。我们搞经济领导方式改革，重组金融办，将金融办和上市办合并，成立一个专业办公室，来帮助企业做上市辅导和融资服务，就是一个创新的办法。用创新的办法来破解我们发展中的难题，这对我们领导经济方式方法是一个考验。

三、凝聚社会共识，树立开放形象，强壮社会力量 高度的社会共识和认同是发展的基础，是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生产力。社会对一个城市的认同和信任，需要那个城市的领导团队自身开放、清廉、清明、务实形象的感染。对内形成高度的共识，对外形成开明的形象，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气场，激励人，鼓舞人，让更多的人支持这个城市，参与这个城市的建设。做到这一点，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思想上尊重群众和真心关注关心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经济人。市民是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经济人是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和希望所在，党委、政府就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增加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认可。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同时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努力增加市民对市委市政府公信力的认可，增强市民和市场主体对城市未来美好前途的信心。明确了这一点，就明确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襄阳在历史上曾经几度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先辈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新襄阳振兴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得到全市上下的高度认可。在此基础上，动员全社会包括所有社会主体在市场建设上和社会发展上倾情参与，在改善环境、提升形象上人人自觉，在面对困难、利益受损时顾全大局。只有每一个市民真正像建设自己的家庭一样来经营这座城市，每一个经济人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城市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襄阳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是我们各级干部需要做的工作，也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和职责所在。我们反复强调社会共识的问题，就是要“一个目标、一个团队、一个声音”，尽量减少内部摩擦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内部矛盾造成运作的低效率，这是每一个襄阳人都要共同承担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城市的现代化首先是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因此，市十二次党代会把建设幸福城市作为重点工作目标和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府工作报告又把幸福城市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具体化，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拥护。所以，我们要把增强市民的幸福感，提高市民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工作推进的方向。要大力整合资源，加大资金投入，率先在全省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吸引更多的人到襄阳就业和创业。

第二，改善城市环境，加大产业投入。现代城市不同文化、不同收入的群体需要不同的社区。我们要大规模推动主题社区建设，这要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任务。目前，要在高新区抓紧新建一个日本社区。我们要通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综合改造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让襄阳这座城市一年一变样，两年大变样，三年全变样。变化怎么来，没有投入就不会有变化，一年20亿投入100年也不会有变化，投入300亿我赞成，把这些钱用在改善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壤和家园上，我相信会得到全市上下的广泛支持。

第三，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完善区域性功能载体。要通过创建功能性载体，集纳功能性主体，提升区域功能，推动区域性功能地位的确立。建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必须按照区域性城市必备的功能载体和功能设施进行规划和建设。现在，我们要一项一项列出清单，排出时间表，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向前推进。

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城市产业体系、空间形态体系和城市的影响力、美誉度、向心力提升的过程。强大气场的形成是经济增长和信心的增加。今年，我们提出开展管理年活动。推动市委、市政府工作精细化管理，使党委、政府的工作更加精细化、人性化、国际化、法制化。精细化管理就是人本观、效能观。党委、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措施都要让群众、让企业感到党委、政府的服务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这样全社会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才强，谋发展愿望才强，我们这座城市才有希望。新的是新的起点，新的班子确定新的目标，我们要有新气度、新思维、新作风、新变化，在新襄阳的振兴崛起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创造属于自己的这份荣光。

第五篇：范锐平同志在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范锐平同志

在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的

讲 话

202_年5月

3日 范锐平同志在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202_年5月3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动员全市上下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的跨越。刚才，别市长根据市委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部署，大家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十一五”期间，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纳入全省考核的7个县（市）区都有很大进步，最快的5年进了36位，最慢的也进了12位。这是我们大家接续努力、奋力拼搏、争先进位的结果。但与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比如，去年，江夏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9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8.3亿元；而襄州区、枣阳市分别是318亿元、301亿元和8.5亿元、10.5亿元。从经济总量上看差距不是很大，但从地方财政收入看差距就很大。正常情况下，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该达到10%以上，GDP达到了300亿元，财政收入却没有达到与之相适应的规模，发展的差距显而易见。当然，襄阳的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枣阳市和襄州区都曾是全省十强，这说明资源禀赋、基本条件可以支撑我们进入全省十强。大家要务必保持争先进位的良好作风和奋力赶超的强劲势头，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县域经济工作的新要求，鼓足干劲，坚持数年，力争县域经济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跨越、更大的发展。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枣阳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枣阳是我的联系点，我来的相对多一些，情况也比较熟悉。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枣阳有三点经验值得学习。一是拉开了城市框架，改变了城市格局，初步形成了产业承载平台。规划建设的65平方公里城市新区已具雏形，基本构成了中等城市发展框架，拓展了城市空间，改变了城市面貌。二是集聚了一批支撑性的龙头项目，奠定了产业基础。一个主导产业的形成，必须有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去年以来，枣阳相继开工建设了倪氏玫瑰产业园、中国(枣阳)汉文化产业园、湖北福田专用车二期工程项目、章正农业机械工业园、湖北立晋钢铁集团百亿元产业城和神驰车轮公司等七个重大项目，增强了枣阳的发展气势。这些龙头项目达产后，大多都能形成百亿产值，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产业，枣阳必将形成相对完整的具有特色的产业体系。三是敢于确定高远的发展目标，具有攀高折桂的勇气。枣阳提出，未来五年要承担全市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按全市5000亿元算，就是800亿到1000亿。枣阳以去年的300亿为基础，未来五年要翻一番到两番。提出这么高的发展目标，需要有非常之勇气和非常之胆略。以枣阳现有的产业总量规模、项目建设势头、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几年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达到这个目标。省委、省政府对襄阳的发展期望很高、要求很高，各县（市）区、开发区都要以枣阳为榜样，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敢想、科学想，在全市经济发展大局中明确定位、找准目标、主动承担，力争有更大作为。

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李克强副总理参加湖北代表团讨论时专门强调了“三化同步”的问题。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襄阳的实际，确立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大家对工业化引领高度认同，但对城镇化引领缺乏普遍认识，这是我们与东部省份发展上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襄阳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外界带来的感觉是变化并不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不高。河南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搞城镇化建设，目前许多城市的发展水平都比我们要高。安徽过去是很落后的，这几年大搞城市建设，发展变化也很大。江西过去也很落后，新世纪以来他们大力推进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整个城市格局、城市面貌都有明显改观。从襄阳来看，县级市中除宜城和老河口有点城市味道外，其他的很少能够给人留下城市的感觉。以城镇化引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既是一些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由襄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

（一）襄阳进入了以城镇化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了产业规模扩张和层次提升。去年，全国城镇化率是51.27%，湖北是51.83%，襄阳是52.06%；全国工业化率是40%，湖北是43.6%，襄阳是52.2%。工业化率达到50%以后就很难提升了，如果继续提升工业化率，三次产业比例就会失衡，城市发展就会出现畸形。襄阳的第一、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从全国统计数据来看，襄城的城镇化率是71.63%，樊城是86.11%，襄州是47.25%，枣阳是45%，宜城是41%，老河口是46%，谷城是39%，南漳是35%，保康是35%；襄城的工业化率是26.8%，樊城是34%，襄州是36.2%，枣阳是45%，宜城是51%，老河口是54%，谷城是59%，南漳是35.1%，保康是31.1%。主城区的服务业比例高，不能用工业化率衡量其经济结构合理不合理。除襄城、樊城两个主城区之外，其他几个县（市）区的工业化率都要高于城镇化率，少数地方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当。城镇化率，是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更多的人到城市居住，城镇化率才会不断提高。一个地方的城镇化率低，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就不能吸纳更多的人来这里居住、工作和生活，就无法更好地承载和支撑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就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层次的提升。我们面临着加快城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只有城镇化领先于工业化，才能避免再走依靠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老路，而是走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新路。谷城在引进深圳电子产业园项目时下了很大功夫，结果这个项目还是落户到了高新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城市化水平不高，电子行业集中了很多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更愿意在襄阳的主城区工作和生活。城镇化水平滞后已经影响了城市产业规模扩张，影响了高端产业的进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影响了劳动力资源流向和比较优势的发挥。《福布斯》杂志认为襄阳是最适宜开办工厂的地方，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资源富裕，企业用工方便；再一个是土地资源丰富，承载能力强，大企业、大项目好摆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但是，襄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没有在本地直接转移，而是大量流向了沿海地区。这说明，我们的城镇还不具备大规模吸纳劳动力就业、承载居民生活的能力。什么时候襄阳在外务工人员回来创业就业的多了，南阳、安康等周边地区人员来襄阳务工、居住的多了，襄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高了，中心城市地位就凸显了。城镇化水平滞后，已经影响了劳动力资源流向，使我们固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第三，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城市功能形成和作用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承载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高端商业，居民的日用品消费大多是在社区完成的，但高端商品的购置必然是在中心城区；二是区域性物流中心，没有区域性物流中心作支撑，一个地方不可能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三是高档居住社区，只有把更多的有钱人吸引到襄阳来居住，才能拉动更大的投资消费，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带来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四是区域性的文化教育卫生中心，吸纳更多的人到这里就医、就学和文化消费。只有城镇化进程加快了，城市的承载功能和服务功能才会提升，城市的吸纳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才会更好地发挥。

第四，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襄阳的乡镇规划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江汉平原，很多乡镇基本没有规划，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不重视乡镇规划建设，不注重引导农民到城镇集聚，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适度规模经营就无法开展。比如，枣阳的倪氏玫瑰产业园项目占地十万亩，需要几千户的农民把土地流转出来，到乡镇去就业、去生活。可以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问题，它最终也会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强调城镇化的引领作用，不是讲工业化不重要，而是既要重视工业化的龙头作用，更要注重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来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工业化水平。

（二）以城镇化领先优势形成区域发展比较优势 在全省各地坚持工业领先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襄阳的县域经济发展要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必须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以城镇化的领先优势参与区域化竞争。

第一，要强化城镇工作意识。主要有三点：一是要学会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发展。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战略的思考、考量和设计。去年以来，我们要求各县（市）区抓紧编制城市建设规划，并上报市政府审批后请专业部门制定控制详规。在完成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基础上，今年下半年，各县（市）区要全面启动乡镇规划编制工作。二是要学会用城市功能的完善聚集资源和人才。一个地方的发展，要靠人才支撑、产业支撑。城市规划建设不以人为本，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就无法吸引人才创业、吸纳要素资源、承载产业发展。三是要学会用城镇发展提升市场影响力。城镇发展，展示的是一个地方的形象、魅力、活力和吸引力。谷城外滩规划建设很大气、很漂亮，看后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外滩建成后周边的地价会马上升值，会发展成为高档住宅区和高端商务区。这就是城镇发展展示的形象和给市场带来的信心。

第二，要提升城镇工作能力。城镇工作主要是八个字：规划、经营、建设、管理，要围绕这四个方面提升城镇工作能力。

一是提升规划能力。在上次的城市规划汇报演示中，很多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只能照稿汇报，原因是重视不够，没有全程参与规划编制工作，舍不得花大价钱聘请一流的规划团队来制作。规划是政府发展理念与规划专业技术、城市发展规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的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定位、理念和思路。任何一个规划师都不可能脱离地方政府、脱离发展实际独立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千万不能把城市规划完全甩给分管领导去做，涉及城市规划中的方向性、基础性决策，必须亲自拿在手上，研究提出编制规划的指导意见。一个城市规划的编制完成，必然凝聚大量的心血，每一个环节都要深入实地亲自视察、亲自感受，每一个地方都要与规划部门认真沟通、仔细研究，否则就难以作出正确决策，难以形成符合实际的科学规划。规划的最高境界是，经过科学论证，能管长远发展，经得起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在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上，各个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一定要亲历亲为，要有专业意识，主动听取专家意见，绝不能搞主观臆断，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二是提升经营能力。现阶段，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要加快城市发展，必须敢于和善于经营城市。比如，枣阳市现在的财政收入是10个亿，仅仅够修若干公里道路。靠财政投入推进城市建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怎样经营城市？一要善于运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对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优良资产等公共资源进行清理，合理利用。二要善于运作土地资产，就是搞土地财政，通过土地级差、改造环境、迁村腾地等，整合土地资源，推进集约节约利用，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收益最大化。这是经营城市的有力手段。三要善于利用时间差降低城镇化成本，只要能够使用的国外贷款、政府贷款都要尽可能使用。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外将持续升值，对内将趋于下跌。我们必须抓住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城市建设成本上升的时间差，合理利用国外贷款、政府贷款和BOT模式等，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四要争取政策支持，就是千方百计向国家和省里争取项目、争取资金。

三是提升建设能力。一要善于引进优质市场主体。各地要善于设置准入门槛，大量引进外地优质市场主体进入本地城市建设市场，提高城市建设的品质。二要建立政府工程监管体系。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必须有一整套政府投资管理体系，包括规划、投资、建设、监管和审计等，防止工程领域腐败现象发生。同时，要筹建政府投资管理中心、政府投资资金审计管理局，防止浪费财政资金。三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统征统建。主城区范围内要统一规划、统一安置，这样既能够避免过渡期太长增加城市建设成本，又可以避免过渡期太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不满，更避免了项目拆迁安置困难导致的建设周期延长。现在，有些项目没有两三年的过渡期就难以落地，这期间大量的老百姓房屋要拆迁，而老百姓的安置房又没有提前规划建设，两三年下来，过渡费比拆迁补偿费还要高。各县（市）区都要下决心推行征建分离、统征统建，否则项目建设时间越长，政府要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矛盾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尖锐。

四是提升管理能力。要实行专业化、市场化管理。所谓“专业化”，就是要大规模引进物业公司、专业公司管理城市；所谓“市场化”，就是要采取企业化运作方式，把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务产品交给市场主体，解决过去“既养人又养事”的问题。比如，将城市环卫工作承包给清洁公司去做，政府不再负责环卫工人的招聘、培训、管理和养老等问题，只负责制定标准和进行验收，既提高了城市环卫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又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希望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用心研究城市规划、经营、建设和管理工作。

（三）加快城市新区建设步伐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各县（市）区要新增2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区，这是考验各县（市）区领导班子能不能在有效任期内为各地发展立下功勋的一个重要标准。最近，我看了几个县（市），城市新区建设进展太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开工。今年年底，要以现场会的方式，组织大家观摩各地20平方公里产业新区建设情况，要把20平方公里的新区建设作为检验各县（市）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各个县（市）区只有建成2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区，才能在未来五年大规模集聚产业，才能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能级，才能增强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四）构筑都市产业体系

鸿忠书记在讲“都市襄阳”时，专门引用都市的英文单词“capital city”，来说明“都市襄阳”与“城市襄阳”的差别。“都市”与“城市”的差别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都市是完整的城镇体系，而不是单一的城市；还一个与产业相关，没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一个城市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这些都必须以工业化快速推进为依托。我们强调城镇化引领，绝不能否定工业在产业体系中的龙头地位和在城市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当前，襄阳的发展进入了以城镇化引领、以产业化支撑的新阶段，各县（市）区要把以城镇化引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理念，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使襄阳的发展实现更大的跨越。

三、抓班子、带队伍，以能力素质和工作作风的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

（一）要把换届后新班子能力提升作为党委工作的“第一位任务”。市、县、乡三级领导班子换届结束后，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市委也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和“学、讲、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能力素养、精神状态。如果领导班子建设不好，干部队伍管理不好，只是少数人忙多数人不忙，少数人急多数人不急，少数人亲企业多数人卡企业，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难以管好的，再好的工作思路也不会得到贯彻实施。各县（市）区党委书记，要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首要任务，专注更多的精力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二）要转作风、树新风，以实干创实绩、求实效。当前，襄阳正处在发展的最好时期，市党代会、人大会确定了很好的工作思路，全市上下人心思齐、干劲正旺，发展环境、发展态势非常好。这种好的发展思路、发展环境，要靠全市广大干部的良好作风和良好形象来巩固、来提升。不转作风，不树新风，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已经形成的发展气场，既难以持续，也难以扩大。从经济上讲，一个地方的发展要靠两点，一是要素驱动，二是创新驱动。所谓“要素驱动”，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吸纳聚集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所谓“创新驱动”，就是要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提升服务效能，以优惠的政策、优良的环境、优秀的形象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大家要把鸿忠书记讲的“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发展理念、“宁可政府麻烦百次，不让群众麻烦一次”的人本理念，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成为广大干部的行为准则，让干部作风真正得到群众认可，让投资环境真正得到企业家推崇，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去年以来，到襄阳考察投资事宜的企业家络绎不绝，带来了许多项目，龙蟒硫磷钛一体化、兴发精细磷化工、华中工业博览城、珠江数控机床产业园、三环（谷城）工业园、福田工程机械、中兴绿色产业园、东风特种车产业园、英菲尼迪等一批大项目、新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此外，因信守保密协定承诺，还有一批重大项目在没有正式开工之前没有对外宣传。可以说，我们的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在大踏步向前走。需要强调的是，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些已经签约即将落地的项目又被迫停下了。在这种情况下，转作风、树新风，改善发展环境，增强市场信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重要。

（三）要强化维稳保安的政治责任。迎接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维护稳定、确保安全、促进和谐，是每一名党员干部最大的政治责任。县（市）区委书记、市直部门“一把手”要守土有责，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在执行政策、做群众工作上下功夫。今年，在维护稳定方面如果出现了问题，不简单是工作责任的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责任问题，大家务必高度重视。我相信，每一位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每一位市直部门的局长，都有能力把所辖区域、所管领域的工作稳妥有序地推进，确保稳定和谐。

当前，襄阳的发展形势、发展态势非常好，希望全市广大干部以更大的创新勇气和落实力度，以更加专业的要素引导和政策驱动，推动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