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

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

徐楠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靠近——“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逢——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自——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轮回——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并连带知青因此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拨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

三十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一个个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运输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远赴重庆，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头的车流中，无所适从的他们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知青们大哭。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当年，李长寿在熄灯后睡不着觉，抱着曼妥林（一种乐器）在木堆上唱歌。连长是退役军人，哗啦一声便端起枪来：“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留在记忆中很多年。那个晚上，李长寿同宿舍的三名知青听到动静，揣着砍刀摸到了连长家的后门，如果枪响，他们打算砍了连长的老婆孩子。

连长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样，在农场老去。三十年后，李长寿听知青战友说：连长的老伴去世一年了，连长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觉得自己太亏欠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长寿感慨说：“出生在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所有需要人去承担和承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聚——“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2_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2_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淘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丁惠民，在将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过程中，选择了前一种姿态。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请愿九十天中结下的情谊，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

202_年初，刘先国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他从上海赶回，未事声张，料理丧事。此前，在知青问题上虽已话不投机，却不知丁惠民从何处得到消息，赶来守灵两天。

几天后刘先国返沪，临走前来到丁惠民家时，丁正在与一群老知青谈话。

刘先国静静地呆了一会，离去。

第二篇：走不出这围城

走不出这围城？

--《飞越疯人院》观后感

看完《飞越疯人院》后，第一感觉是悲哀，对麦克墨菲的悲哀，对拉奇德护士的悲哀，以及对医院其他病人的悲哀。其实，我对电影中所反映出的政治制度什么的倒没有多少感悟，我所悲哀的，是他们都对那个地方充满排斥和抱怨，却没有勇气，走出那围城。

首先，我想谈一下电影中的各个场景给我的感受。在电影中的疯人院里，看起来气氛似乎是和谐的，光线是柔和的，吃药治疗时放着轻柔的音乐，病人有着充分的自由在医院里活动，可以打牌可以抽烟，甚至表现好的人有机会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外出。但是只有麦克默菲可以轻易地击中看似完美的疯人静谧世界中的脆弱，一开始，他就要求把音乐声减弱，而不是象其他人那样乖乖地在音乐下吞咽无名的药丸，对秩序完整、封闭的疯人院来说，麦克默菲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而麦克默菲也并非刻意地去反叛，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天性，他的无拘无束的个性必然与严谨的压制格格不入。在麦克默菲的撞击下，众“疯人”，原来规矩，安分守己的病号开始流露正常人的天性：他们欢乐地享受海边阳光的沐浴，和女人在一起的乐趣，以及争取自我的反抗。这是在一种反常规的活力的冲击下体验到发自生命本身的愉悦。麦克默菲破除的是一种规则，抑或说，是他们内心的围城。他到

来之后，吃药、开会心理治疗这些程序都遭到质疑，尽管麦克默菲每次的要求都遭到拉奇德的拒绝，但是对于一直机械、呆板地重复这些程式的疯子们，麦克默菲的举动无疑触动了他们，使得他们在面临这种非暴力的压抑时，可以产生新的反映，可以使他们开始观望这围城外的世界。如一病人对拉奇德的质问：“既然比利不愿意说，你为什么非要问他？”。而查理也可以大声哭泣着要自己的香烟。在一个“坏孩子”作了示范之后，所有的“好孩子”都被诱发了“坏”的天性，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这围城的意义。

而印第安酋长则是另一种文化的体现。他来自丛林，梦想回归丛林。他的反抗并不是像麦克默菲那样毫无顾忌地舒展自己的天性，他的装聋作哑也不完全是为了避免伤害，而是为了躲避，躲避医院的折磨，躲避不必要的伤害。我们看到的酋长很象一位真正的隐士，他安然地生活在这个类同于囚禁的围城里，而麦克默菲似乎警醒了他身上的原始力量，他主动对他说话了，最后，他用解除躯壳束缚的方式让麦克默菲的灵魂随着他回到丛莽之中，酋长搬起了麦克默菲生前扬言要举起、却没有力量举起的大理石水槽，用它砸破了桎梏，飞越了麦克默菲没有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飞越了那个一直禁锢他们而无人有勇气逃脱的围城。

最令我悲哀的莫过于麦克墨菲。从活跃分子到脑部手术后的真正崩溃到死，哪个是最好的状态？那个对他本人最好？那个对这个社会，对一个神经病院的权威更好？当酋长逃出了精神病院，他不仅仅是逃出了自己对于外界的恐惧，逃出了自己内心的围城，更是逃出了一个在“帮助你”的名义下残酷扼杀人类思想的围城。

不仅仅是精神病院了，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怎样的状况对别人是好的。就像是西方国家总是想要拯救中国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像是父母逼着你放弃你真正爱着的人，为你选择“真正适合你”的人“对你有利”的人；就像是老师说：要做个乖孩子，然而乖孩子一定能有成就？

看完这部电影，很多同学说这部电影很没意思，说看不懂。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生活是好是坏，不去想那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对于自己的生活却也没有不努力。而我，对于那些人生总是思考很多，有什么成果么？没有的。相对于自己的生活，过得并不必别人优秀到哪里。生活还是那个样子，无论我想多少，只要不去做，生活就还是那个样子。乍一感觉似乎些许围墙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去的样子，可是不对，这里是疯人院，没有谁真正想进来，在里面的人未必都想着出去。自由是什么？围城又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就像在这个社会存在很久的世俗的人们，像是被氧化的苹果那样，一点一点，失去了最初的光泽新鲜，直到腐朽发霉，或许最后一刻都没有意识到最初是怎样被氧化的。

那个在一群疯子中因为有思想而显得格格不入的麦克墨菲，一直都在想着逃脱，帮酋长逃脱、帮自己逃脱，可到最后却还是回到了原地。最聪明的 莫过于是能够忍受周遭的一切默不出声，等待到了对的那一刻突然爆发出所有能量的那一个。而最后的成功，都是以之前一个个傻瓜的尝试为代价基础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世界。我突然想起一首诗中所写的：生活真的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如此而已...我已在我生活的这座城里关的太久,似乎已经开始慢慢迷失，,我知道有一天会找不到方向,忘了来时的那条路，，,那时的执着与信念已渐渐腿色,当激情过后留下的还有什么?

只有心灵孤寂的孩子才会把所有的热情集中在一个点上?还是那个孩子吗? 是的,还是当初那个孩子?那个依旧在学会怎样去爱的孩子..只是孩子心中的城池，已经存在了太多的隐患,...他恐慌，迷惘, 无助...他困惑,落寞,时而贩卖忧伤.....他已经不会哭了，只会流泪.......他的心是完整的,只是已不能跟随感觉走了.,他说他害怕,害怕走不出这座城池，，他说他曾想逃离,他说他曾想远离尘世的喧嚣,他说他曾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于成功逃出围城的酋长，我想对他说：祝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走出那一直禁锢自己的围城，同时，也走出自己内心的那座围城。

第三篇：走不出的梦境

走不出的梦境 走不进的现实

杨澜与李安合影

如果把电影节比作选美比赛，那么李安可以算得上是万千佳丽中的佼佼者。自从影以来，他的作品获得包括奥斯卡、金球、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在内的诸多世界顶级电影奖项。202_年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安凭借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获得最佳导演奖。今年，作为电影节评委之一，李安出又现在了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杨澜访谈录》在戛纳采访了他。

走不出的杀青忧郁症

李安说，自己每次拍片结束之后都会有所谓的“杀青忧郁期”。而家，才是治愈自己的良方。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他写道——“1993年，赴台拍摄《饮食男女》，是我第一次长期离家拍片。杀青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美国，当晚七点多飞抵纽约。没想到车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就看见家里灯光通亮，原来太太带着儿子已经在家等我回来了，家的温暖，治好了我的杀青忧郁症，也是我做收心操的地方。”

然而这一次，李安却迟迟没有走出来。在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李安宣布退出之前已签约的美国电视剧《暴君》的导演工作。在采访中，李安说，从电影《卧虎藏龙》开始，每一部电影的拍摄都下手很重，很容易受内伤。而这次持续四年之久的《少年派》的拍摄，不论是3D的制作方式，故事的叙述方法，还是好莱坞的生产模式，都让他感到身心俱疲。

电影市场要警惕恶性循环

尽管常年在好莱坞拍片，但是李安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却一直颇为关注。他回忆道，202_年在内地拍摄《卧虎藏龙》时，由于电影工业尚不成熟，觉得很吃力。而至此之后，内地电影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电影市场也呈爆炸性增长。然而，在种种繁荣背后，人们也对内地电影有着诸多反思——比如，过度的商业化，以及关于电影艺术水准的争议。对此，李安也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看法，电影人一定要警惕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

家里的尊重也是挣来的

在李安的眼里，太太是一个很“酷”的女人。李安曾经这样写到：我拍片后，很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而她却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呆着”。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在今年奥斯卡的获奖致辞里，李安感谢了自己的太太。这时，现场直播的镜头切换到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林惠嘉脸上，而这个上一秒还在微笑的女人，表情立刻变得有些尴尬。无论是六年待业在家，还是成为国际大导演，无论是经历拍片过程中的纠结和痛苦，还是片子拍摄完毕后的颓废、懒散，太太林惠嘉始终是李安的支柱。

第四篇：走不出的汉江情

走不出的汉江情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需移民约33万人，其中湖北省移民约18万人，这是继三峡大移民后，中国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湖北台记者历时半年，走访丹江口、郧县、黄冈等地，记录下发生在库区人民身上的故事，以此反映调水源头人民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和大痛、大义，以及那条流淌了亿万年的汉水伟大的涅槃和另一种永恒。请听特别节目《走不出的汉江情》由湖北台记者宋丽娟，李维佳采写。

出【上下货物声音，狗的哀叫声】

记者：这里是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村，移民刘忠群正和他的女婿一道将家具行李一件件抬上卡车，明天他们将要坐大巴，随着移民大军搬迁至他们的新家襄樊宜城。

刘忠群将几年前亲手做的几张椅子放上卡车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走向了家中那只狗黑子。黑子已经陪伴他5年了，一向非常听话，但这一次，它却低叫着躲开了。（出录音）

平常你到哪里去手一指它就去，到街上买菜穿来穿去的。这次搬迁人家不让带。细想起来眼泪都可以下来。

这是搬迁前的最后一天。所有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搬上了卡车，屋场上只剩下空空荡荡的三间老屋。

“再也看不到汉江水了啊”，刘忠群失落地对我们说。顺着他的目光向远方眺望，汉江如玉带静静地流淌于阡陌之间，阳光下波光粼粼，风景如画。

出【江水声】

均县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如同深入汉江之内的一个小岛。路边大多是建设在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夹杂不少泥坯房。这里的人们告诉我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委就派人在库区测量水位，划下172米水位线，随后下达停建令。从那以后，新房子不能建了，公共设施不能建了，时光仿佛停滞，近二十年来，“移民”二字一直悬在库区百姓头顶。刘忠群说：

（出录音）

望了这么长时间，今天说今天走，明天说明天走，这一走就放心了。

话虽这么说，但已经四十好几的刘忠群早已习惯当地相对清闲的劳作方式。春季收拾下橘园，夏季在消落地种一季芝麻，再养上几头猪，一年的收入也有个三四万。而移民将来的生活，完全是个未知数。

这已经是刘忠群家的第二次移民了。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曾经“铁打的均州”在1967年后被抬高的江水所淹没，至今江水之下还有古老的城

上篇《移民路上的痛与梦》 墙。那个时候，刘忠群随家人上移到了海拔更高的位置，但没想到，如今他再次成为移民。回想过去，刘忠群说，这次的移民搬迁无论是从补偿标准还是安置地条件都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出录音）

我们往年也搬过迁的，我们搬迁就搞个草棚棚，现在国家搬迁，国家扶持得很不错，房子跟你搞好，国家想得很周到，基本上群众都很满意。

刘忠群的大女儿刘勤在武当山打工，这天她专程请假回家帮忙。刘勤指着院子里的大槐树告诉我们，这棵树是他们家第一次移民搬迁到这里来栽的，几十年了，小树已经长成了碗口粗的大树，而他们又要离开家乡，离开亲人了。

（出录音）

我外婆这几天都在这边，这几天都在这里转，她说你以后肯定不会回来了，我说你还在我们肯定会回来的。一下子走这么远，她七十多了，还能看我们看多久啊？

说这话时，刘勤一边把一双旧鞋子放在窗台上，她说等到十月份家里的6亩橘子树成熟了，回来收橘子时还用得着。（出广场音乐声）（出录音）

明天我们就是宜城人了，就归宜城管了。

吃过晚饭，刘忠群一家人在小镇上散步。广场上跳舞的人群依旧，习习的微风依旧，如果不是那些停靠在路边装载着货物的卡车，你很难想到，明天又将有几百人告别家乡，奔赴未知的远方。这个夜晚，注定是个不眠夜......（音乐渐弱）

出{收麦子声} 记者：送别了刘忠群一家人，我们来到了与均县镇隔江相望的丹江口市土台乡。八月的午后空气夹杂着丝丝焦灼，土台乡彭家河村的村民们顶着烈日赶在搬迁前抢收麦子。再过十几天，他们就要移民搬迁到天门了。

彭家河村文书彭大正今年没有种粮食，这几天闲下来，他总爱在自家的橘园附近转悠。

（出录音）

舍不得桔园嘛，20多亩橘子我每年再怎么样也要收个一两万块钱嘛，但是一搬下去收入肯定是少了。（出录音渐弱）

这里以前是猪圈，现在已经拆了......彭大正的家紧挨在公路边，掩映在一片桔树下，门前，迎面是连绵的青山，漫山遍野的橘树，风吹叶动，沙沙作响。在这里，彭大正的父亲彭祥生向我们讲起了彭家河的人们与橘子树的故事。

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从山西大槐树迁移过来，刚来时遍野荒山，一片贫瘠。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人们靠种粮食勉强度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荒山中开辟出柑橘园，日子也随着橘园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红火了起来。（出录音）

开始买炸药，炸窝子。

那时候种橘子树挺艰难的吧？ 哎呀，那时候去都是石包。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是呀，都长成大树了

也成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恩，都指望这。

彭大正告诉我们，这些橘树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融入了血液之中。

（出录音）

这些树就跟伺候小娃子一样，辛辛苦苦把它伺候大了，上肥啊，除草啊，然后以后要被淹到河底去。

可就是这样一个对橘园，对家乡怀有无限眷念的人竟是村里第一个带头签合同，同意搬迁的人。

（出录音）

我们说起来也是一个干部，最后都看着我们，我要是不走可能我们这就没有什么人走，所以我就带头第一个自己先签了，我自己签了别人一看说哎呀他那个位置又好，那么好的桔园，人家都舍得走，所以就都签了。

不仅自己带头搬，彭大正还要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在一次给村民送明白卡的途中彭大正发生了意外，差点丢了性命。

（出雨声，脚步声）

那是一个雨天，晚上九点多钟，大山里早已是漆黑一片，彭大正领着包保工作队的同志们到移民家中确认实物指标。他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打着手电，身上还揣着几十户移民的移民补偿明白卡。路陡天黑，彭大正一不小心踩了空。

（出石头滑落声）（出录音）

那多高，多深啊，那个坡？

那深得很，好歹旁边还有树，摔了几跤还被拦住了。那手上的明白卡呢？ 那还在我手上装着呢。还拽着在？

那肯定，那个东西你要是弄脏了，最后还能交得上？

彭大正同我们说，别人的工作都算不上难，最难的就是给自己的亲人做工作。按照当地风俗，老人去世后都是土葬。彭大正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就为自己准备好了两口寿棺。可搬迁到天门后，统一实行火葬，许多老人无法接受，继而不愿外迁。彭大正的父母起初也不愿走，还和儿子闹过好几次矛盾，每一次都不欢而散。可没过多长时间，彭大正又回头来锲而不舍地给父母做思想工作。老人拗不过儿子，几天前，父亲彭祥生偷偷把两口棺材卖了。（出录音）

听说您把您的寿棺都卖掉了？

哦，都卖掉了，不叫带，带下去也没用了，底下去就是火葬，以后就是火葬。

彭祥生说这话时一脸的平静，他的老伴在一旁抹起了眼泪。都说叶落要归根，老人们在垂暮之年远走他乡，他们深深明白，这一去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音乐减弱)

出【结婚的鞭炮声，喜庆的音乐】

记者：老人们在搬迁前卖掉棺材，而年轻人却在这个时间办起了喜事。

（出录音）

结婚嘛，按照农村的风俗就是要找个日子嘛，选日子嘛。

说话的年轻人叫曾德强，这天他当新郎倌。听说大山里有一场婚礼，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曾德强的家在土台乡石桥沟村，从彭家河村出发，我们坐着老乡的摩托车在大山里盘旋了好久，直到看见了丹江口水库的粼粼波光，老乡告诉我们目的地到了。

（出喧哗声）

曾德强是个英俊精干的小伙子，穿着粉红色的衬衣，一脸的喜气洋洋。曾德强告诉我们，他在武汉念过中专，毕业后在江苏打工，邂逅了美丽的长阳女孩刘祖香，两人很快堕入了爱河。

还有十来天，曾德强一家人就要移民荆门了，赶在走之前，趁着亲戚朋友都还在身边，小两口决定把喜事办了，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和山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曾德强这些年一直在城里打工，对于家乡，他没有和他的父辈那样表示出太多的留恋。曾德强更关心的是搬迁以后如何发展。家乡种经济作物，还可以发展养殖，还能捕鱼，来钱的路数多；荆门每人只有1亩5分地，种的都是普通农作物，光靠种田收入肯定不如老家。但荆门是平原，交通便利，信息畅通，较之于山高路远的土台乡，发展的空间更大。这些问题，曾德强在心中盘算了无数遍。

（出录音）

心态只能说是一种好奇吧，因为有很多疑问，包括以后的发展是什么样，他那里是什么样，最简单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东西拿去跟他们比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打个问号。

曾德强告诉我们，自己的理想是找一个合适的项目回农村创业。去年，他联系了一家养殖孔雀的公司，买了十几只孔雀交给父亲在家发展养殖。没想到，孔雀还没有成功繁殖，全家人就要移民搬迁了。好在移民包保队的工作人员帮他们解决了孔雀出售的难题，才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曾德强没有灰心，在他看来，移民到荆门说不定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出录音）

在那边目前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对于搬迁也希望早点搬，有点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好。

20出头的曾德强脸上仍然透着些许的稚气，未来通向哪里他并不知道，可他说，无论移民搬迁后等待他的是什么，都必须得勇敢面对。

（出录音）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后悔搬下来，我只能说我往前看，怎么把现有的问题改变，我该怎样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

（音乐渐弱）

出【歌曲汉江情怀】（出录音）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忍不住掉眼泪。

记者：收音机里，反复播出的这首歌名叫《汉江情怀》。郧县柳陂镇大桥村村民涂德利对歌词已经烂熟于心，而她的妻子黄立荣更是听一次流一场泪。

涂德利一家要移民至武汉汉南区，临走前，黄立荣一直在綉一副十字绣，准备到了新家就挂起来。涂德利告诉我们，这几天晚上他们两口子整晚整晚地聊天，聊的都是新家新生活。

（出录音）

商量到两点钟计划什么时间我们把亲戚朋友接一接，在一起聚一聚，把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我们基本上是轻装，不带什么东西。我们准备下去新家有个新气象，有个新的起点。

和所有的移民一样，在这故土最后一个秋天，涂德利也深深地留恋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吻着生我养我的故土，哭辞邻里乡亲至亲好友，我走了，奔走在他乡路”。临行前，从未写过诗的涂德利用诗句书写出一个郧阳汉子的赤子情怀。

（出录音）

大江北去，一江清水送京城，郧阳人做的牺牲确实难以说，我看着一车人走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越是临近走的时候我的心情越复杂。为啥子？最终我们要抛离故土，要到新的点去发展。

对于移民，中央的政策是“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新的安置地，对于移民的考验是，如何度过新生活的适应期，融入当地社会。为此，大桥村成立了外迁移民临时党支部，着手制定移民新村发展规划，为再次创业找出路。

涂德利骄傲地对我们说，他曾6次代表柳陂镇外迁移民到安置地汉南考察。说起考察后的感受，老涂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第一次到汉南安置点看了后，还真是不愿去；第二次考察后思想上有些松动；后来几次有目的地围绕汉南的区位优势、人文优势等方面去考察，感觉越来越好。汉南土地广阔肥沃，移民村建设全部是按照新农村的标准来建的，配套设施齐全，有超市、读书室、健身房、卫生室、广场、绿地等，道路也是纵横贯通，这一切，让老涂铁了心要搬去！

（出录音）

我在那访了几户他们当地的农民，有一户养了两个池子的黄鳝，投资20万。我说你一年搞多少钱？搞个十几万，十五六万。哎呀，我说行啊，看着不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下去需要引导，需要发展，需要去开拓创造自己的生活。

现在，涂德利的心中装满了许多发展致富的好点子，他豪迈地对我们说，郧县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活出个样。

（出录音）

希望我们移民下去了，能把郧阳人的智慧，郧阳人的风采展现在江汉平原上。

下篇《新家园里的乐与愁》

（垫乐）

“我想到在我的故乡、在调水源头，从政府到百姓，从城市到乡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机关、厂矿、学校，也无论大街小巷、酒楼、饭庄，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保证一江清水送北京！”

记者：202_年，生于库区郧县的著名作家梅洁完成了一部反映南水北调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北去》。今年，梅洁再次走访了库区的十几个乡镇，可不巧的是，每一次我们都和梅老师檫身而过。

记者：9月初，我们拨通了梅洁的电话，此时的她已在北京家中，她告诉我们，不久之前她还去了一趟移民安置地宜城邓林农场，在那里她遇到了许多返乡探亲的移民。

（出录音）

我说你们老家的房子都拆了，回去能看到什么啊，我已经去看过了，房子全拆了啊。他说那我们也回去看看嘛，我们在那个房子旁边看看嘛，我说那个房子已经都拆啦，他说拆了，我们在那坐一会嘛，我们就是想回去看看，这种感情真是让我泪流满面的。

记者：梅洁对我们说，你们也到移民安置地去走走看看吧，那里一定有很多可以打动你们的故事。

记者：是啊，移民们在新家过得好吗？我们还能看到曾经熟悉的面孔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踏上了旅程。

（压混车声，脚步声）

记者：我们将出发的日子定在中秋这天，在这个月圆团圆的日子里，移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我们来到了湖北省移民最大的安置地团风县黄湖新区。

一大早，黄湖新区郧阳村村民王长禄一家就迎来了他们在团风的新亲戚——当地为他们安排的一对一包保干部。

【出录音】

中秋节到了，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今天送点月饼你吃。【录音止】

月饼虽小情谊重，干净整洁的新房前，几张小凳、几声问候，拉近了包保干部与王长禄一家的心，也使他们在新家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备感温暖。

【出录音】

高兴，很高兴，他们大小节都来了。【录音止】

团风县黄湖新区一对一包保干部王水平： 【出录音】

中秋节到了，我们每一位包保干部就到每一个包保对象户，给他们送点温暖，让我们的移民感觉到团风的温暖，使他们能够尽早地与团风人民融合在一起。

出【笑声】

与此同时，村民刘士安的家里也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出录音】

快叫奶奶，过中秋节，我们特意回来和你团圆的。

这是刘士安一家人在新家的第一个中秋，也是这么多年来最热闹的一个中秋。一大早，刘士安和老伴在附近买了些菜，回家后他又和家乡的两个兄弟通了个电话，送上中秋的祝福。（出录音）今天早上打电话问候了，他们都非常开心，第一次在这边过中秋节，蛮高兴的。儿子们原来在老家都是从广东寄来月饼，今年大儿子媳妇孙娃子都来了，非常高兴。

刘士安的媳妇周敏一边在厨房忙着做菜，一边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她和丈夫刘军这些年来一直在广州东莞经营一家餐厅，好些年都没有回来了。

（出录音）

这次刚好也回来看一下，顺便也看看这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交通啊都很好，肯定比我们老家好很多的。

刘士安和老伴今年五月坐移民车从郧县安阳镇来到团风县黄湖农场，而他的儿子刘军则开车从广州出发，一家人差不多时间抵达。刘军告诉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看到整齐划一的房子，美观整洁的环境，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出录音）

走到大路过来到移民新区的牌子，看到那牌子特别激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感觉父老乡亲都过来，一下子生活几十年，一下子搬走，心理多少有点激动，对老家多少有些留恋。没办法，要服从国家大局，一方面这边生活水平好一些。

刘军说，他不仅花了十多万装修新房子，还准备让女儿在团风上学，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回到家门口创业，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上幸福的生活。

（出录音）

这边政策也好，如果不愿意在这读，读小学什么，都可以到县城，都自己选的。我们站在小孩子（角度），还小，父母照顾近些。一方面这边刚过来，要看这边情况，情况好了大家都愿意过来，也靠国家帮助我们。

（出喧哗声）

下午6点，夜幕悄悄降临，刘士安家中灯火通明。我们和老刘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端起酒杯，共同祝福移民们在新家园展开更加精彩的人生。（出现场音）端起端起，为庆祝我们今天下来过第一个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嫂子，把杯子拿起来）以后这都是家了（我们的新家）。

记者：再次见到丹江口市土台乡的移民彭大政时，已经是冬天了。刚刚下了一场雪，屋顶上白皑皑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老朋友相见，大家的心里都热乎乎的。9月29号，彭大政一家人搬迁至天门市托市镇龙山新村，现在的他是这个移民村的村支书。（出录音）

它这里还没完工，应该说这个月要完工的，他就是差外墙了，门还没有安。这里面都有些什么？

有一个卫生室，这设计的是一个超市.....开春以后，龙山新村新建的村部大楼就要完工了，彭大政每天都会走到这里看上几眼。他说，修好后，在这栋大楼里，不仅设有医务室、图书室，还有一间十几平米的便民超市，这一切都将给搬迁到这里的移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出现场装修嘈杂音）

村部建设一天一个样，自己家里当然也不能落下。眼瞅着新年快到了，彭大政打算在年前铺上地板，红红火火地迎接新的一年。

（出录音）

这里可以做个小活动室，有的别人都装修了。这里有个小阳台，都封起来了 记者：家具都是您到天门来以后买的吧？ 我走的时候家具都没带嘛。走进彭大政150平米的新居，客厅里的液晶电视和布艺沙发让人很难想到这是一个农民的家。不仅如此，闭路电视、宽带网络的开通更让他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彭大政得意地说，这里的房子可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出录音）

这个房子设计的合理呀，我觉得他的设计比较超前，这种房子再过20年都不会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城里没有多大的区别，网线什么的基本上都落在里面了，并且都是非常好的，当地的天门居民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我们移民还达到这一点了。

搬迁前，彭大政家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要想出一趟山不是件容易事。如今，搬迁到了位于天门和沙洋交界处的龙山新村，南来北往的车辆每天都从村前经过，到哪里都是四通八达。

（出录音）

在老家那个地方，你要是错过一班车你就出不去了。现在方便了，几乎十分钟一班车，十分钟一班车。

临近黄昏，彭大政的小儿子，在南河小学三年级上学的彭嘉鑫放学回家了。彭大政说，他们移民搬迁到这里的第二天，孩子就顺利入学了。几个月过去了，小嘉鑫很快融入到了新的学习环境中，还交了不少好朋友。对此，彭大政和他的妻子都很满意。（出录音）

应该说比原来好，天门也是教育比较出名的地方。读书方便些，他都是车接车送。

小孩子比较满意，他说好多新同学跟他们交流上了，每天玩得很开心。生活已经安定了，但提及他们的经济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彭大政便陷入了沉思。他说，现在移民们发愁的就是这个问题。

山里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并不如平原地区的人们，来到江汉平原，移民们仅靠种普通的农作物只能混个温饱，但当地较为复杂的农业技术他们还没有掌握，对比过去收入一下少了很多。在还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来源之前，有一些移民又返回老家，重操旧业，或者外出打工。

托市镇移民办主任严汉平坦言，受到土地、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制约，要在当地办工厂可能性不大，目前，移民办正计划通过“公司+基地”的形式，组织移民们开展马铃薯规模化种植，专门向乐事、好丽友等知名企业提供加工原料，预计明年5月就能见到效益。与此同时，他们还准备引导部分移民发展大棚蔬菜，为移民们的增收致富排忧解难。

（出录音）

我们镇里计划，不出去打工的准备搞大棚。现在除了种蔬菜以外，把市场行情摸准以后，跟大超市对接以后，种蔬菜会有一些经济效益，种常规的棉花啊，蔬菜啊都不行。我们现在唯一就是走农产品集约化，规模化，然后再把农产品深加工。

就是还是有一些思路，但是需要政府的扶持。对！

临行前，彭大政说，等你们下次来，我们这里一定又大不一样了。他笑着说，等移民们的发展上了正轨，大家有了钱，就要在村口装上一个卷闸门，就像城市里的小区一样，那个时候，日子可就美了！

记者：移民们的就业问题，与当地的融合问题都是关系到移民在安置地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移民们搬迁到安置地的时间并不长，在新家新环境里他们能否适应呢？在天门，我们认识了一名叫徐婷的女孩，一个月前，她在这里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24岁的徐婷眉眼清秀，是个喝着汉江水长大的女孩。她的家乡在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凭借水库得天独厚的资源，徐婷的父母早上下江捕鱼，再拿到集市上卖，一家人生活过得很是滋润。

（出录音）

还是比较富裕的吧，也很方便，家乡有山有水，挺舒服的，空气也很新鲜。10月份，她和她的家人搬迁来到了天门市多宝镇。对于搬迁的那天，徐婷的记忆格外地清晰。

（出录音）

来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正好车上再放一首千里之外那首歌，一车人都在难受，真的是把我们送到千里之外了，再也不回来了。一个地方的邻居都走了，装东西，上车啊，家具都装上车，感觉这个地方从此以后要离开了，感觉心里很难受，很酸的感觉。现在会不会想家呢？

咋不想呢？想啊。过来了又回去了一趟又过来的。回去做什么呢？

也没做什么，就是回去看看。

想家归想家，但生活总归是要继续向前的。（出录音）

既然稳定过来了，家人都一起过来了，就想找份工作，先从这边开始，先从工作着手，其他的慢慢来，一步一步打算吧。

一个月前，徐婷上班了，在一家医药公司做开票发货的工作。说起这份新工作，小徐说这还得感谢天门市就业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出录音）

当时还写信谢谢他了，那时候过来他们招聘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我就问了一下，大哥他就说，他跟我打电话询问了一下神州医院各方面的作息时间啊，制度，感觉还可以，工资待遇也都还行，他就非常好心开车给我送过来，找他们负责人，下午就找了杨经理了。

杨宇泽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听说小徐是移民的孩子，专业也比较对口，二话没说就接收了。

（出录音）

这个想法也挺简单的，首先移民政策要落实到实处，四海之内皆兄弟嘛，移民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一视同仁，但是工作上出了差错还是要批评。这孩子还可以，很快就和大家融为一体。

对于这份新工作，徐婷很是满意，她说，同事们都对她很好，把她当小妹妹看，没事的时候也会拉着她出去逛逛街，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

（出录音）

来到这个地方感觉他们都很好心的，而且乐于助人，感觉挺温暖的。像昨天他们看到我手冻了，他们就给我手套带，她们还拿自己的工衣给我穿，她们不穿给我穿，这都非常好。

徐婷说，前段时间她的父母回了老家，重操旧业，下江捕鱼，她的弟弟也还在丹江口上学，只有她独自留在了在天门。一个人的时候，徐婷也会偷偷地掉眼泪，抹干了眼泪她又笑着继续新的一天，继续新的工作和生活。徐婷说，新工作就是一个新起点，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她会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到时候，把父母亲人全都接过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在这里展开新的人生。

（出音乐）记者：7.6万人举家迁徙，120次跨市大搬迁，要做到“车不掉漆，人不伤皮，不伤不亡不漏不掉一人”，谈何容易？在移民外迁任务全部完成的今天，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迹。

记者：近半年的跟踪采访，我们被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而震撼，我们被移民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而感动，而这一切都只为流向北方的一江清水。记者：正如作家梅洁所说，当北方的人们端起从遥远的鄂西北送来的一杯清水时，请不要忘记为此两度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

（出录音）

汉江，三千里迢迢，流到北方来。那我。充满了一种感激嘛，充满了一种感恩啊，我觉得整个受水的北方都应该感恩，感恩这条母亲的汉江，更应该感恩，在汉江两岸牺牲了自己家园，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50年里面，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生活都不能安定的鄂西北人民。他们完全是一种牺牲奉献的群体他们是一种完全忍受着痛苦的一个群体。他们还是有顽强的意志，创造新生活勇气的一个群体。历史应该记住这里的人们，记住这片土地。

（音乐减弱结束）

第五篇：走不出的梦境散文

2月29日，天是阴沉的，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下午两点到安顺开会，接到一个电话，虽然在电话里，打电话的人知道我开会的事，只轻声地说了一句：“有点事和你讲，等你回来再说”就挂断了电话。但这电话总是像老虑刺一样抓进了我的心。

会毕而返，主动上门。说话的人仍然轻言细语，但说出来的话，我只有听的份，没有解释的余地。无论我说啥，最终都只一句话：左右不是人。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只能在这矛盾的漩涡中任凭沉浮。这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两句话的份量！

我不由得又一次羡慕起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来！作为教师，只要始终如一地像阳光、雨露一样，让一双双渴求的眼睛不断地在温暖的抚爱中光彩夺目起来，让一片片纯洁的心灵在不断地滋润中丰富多彩起来，让一个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生命在无私的给予中茁壮成长起长起来，就会感到满怀的欣慰，就会感到人生价值的所在，就会感到人世的美好。

相对于勾心斗角的势利社会，学校是一片净土，教师是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人说教师清贫。却很少有人想到教师这份职业，有如高山上的雪莲，有着自己纯洁的风采。在众多失去自由的人中，真正属于教师身份者，寥寥无几。更何况，势利社会中，那些看上去红红火火的人，其实，很多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要想保住自己已拥有的，亲想谋取自己所没有的，得花费大量心思不说，还得冒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有的还付出健康的、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

作为一个小小的公职人员，年近半百，虽然已无意于功名利禄，但要生活，要工作。工作的苦和累，我早已习以为常。可最头痛的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被不由自主的冲击得头昏眼花。理解和安慰，像河流遭遇河床断裂似的，化着泡沫，并被无情的忽视！

如果在1982年初中毕业考师范的时候，我能梦想成真，那该多好！

面对现实，曾经的梦想像彩色汽球一样一次又一次高高升起，又一次次破灭在天真可笑之中。

都说人在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得适应环境。可谁知这环境不是说想适应就能适应的。你想尽到最大的努力适应它，它有时却会像百慕大三角似的神秘莫测，处处危机，处处风险。进退两难，欲避不能。想听天由命又实在不甘心！

面对身不由己的环境，我真希望我化着激流恶浪中的礁石！然而，这毕竟只能是一种梦想，一种天真的梦想！

带着沉重的感叹，我走进春天的深处，看着哗哗流淌的溪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融进一个大大的池塘。我像一条鱼，游到溪水入口的水汇处时，不知为什么，溪流突然变成了洪水，我被卷进了池塘的漩涡！脚下是越陷越深的淤泥，眼望着越来越浑的水，淹上了肩、漫到了耳，惊恐万状之中，声嘶力竭地狂叫一声，从一身如洗的梦中醒来！

也许，很多处境艰难的人，甚至志得意满的人，或多或少生活在这样那样的梦与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