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航海罗盘

指南针海上应用及传播(图)

根据古书记载，最晚在北宋时候，我国已经在海船上应用指南针了。

我国的海上交通，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为了寻找仙药，就曾派人乘着大船大规模地航海了。秦汉以后我国的航海事业逐渐发达起来。晋朝时候，有个有名的和尚法显，曾经走海路到过印度，还写过一本《佛国记》。根据《佛国记》的记载，那时候一只海船大约可以乘坐二百人。到了唐代，海船有的长达二十丈，可以乘坐六七百人，可见规模之大。当时，中国海船的活动范围，东起广州，西至波斯湾，是南洋各国之间海上运输的重要力量。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在大海里航行是非常困难的。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天连水，水连天，很难找到什目标。白天可以看太阳出没来辨别航行的方向；晚间可以看北极星。阴天下雨时假如航错了方向则很危险。指南的针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宋时候有个朱彧，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写了一部《萍洲可谈》，书中讲到，当时海船上的人为了辨认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阳，阴天落雨就看指南针。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还有一个许兢，他出使到高丽去，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记载：船行过蓬菜山以后，水深碧色，象玻璃一样，浪势更大了„„，这天晚上，洋中不能停船，开船的人看着星辰前进。如果遇到天阴，那就只能用指南浮针来辨认南北了。

到了南宋，根据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当时航海的人已经用“针盘”航行。这就说明当时指南针和罗盘已经结合在一道了。

这种罗盘，有用木做的，也有用铜做的，盘的周围就刻上东南西北等方位。人们只要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和盘上所刻的正南方位对准，就可以很方便地辨别航行的方向了。

明代的铜制罗盘

明朝著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领导的船队，共有二万七千多人，乘坐大船六十多艘，这些大船称为“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丈，阔十八丈，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这些船上就有罗盘针和航海图，还有专门测定方位的技术人员。

这支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过非洲东岸，前后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在这样多次大规模的远航中，罗盘针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而且是最早把指南针用在航海事业上的国家。这件事在人类文化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船从此有了眼睛，人们在海上航行，再也不怕迷失方向，航海事业就更加发达了，这当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有了指南针，人们在航行中慢慢地摸出条条航路。元明两代，我国很多书记载着到海外各国去的航路。这些航路，因为是依靠指南针得来的，所以当时称为“针路”。

早在北宋时候，我国的海船就往来在南海上和印度洋上。我国的海船一直开到阿拉伯，和阿拉伯人做意，阿拉伯人到我国来的也很多，而且大多是乘中国船来的。他们看到中国船都用指南针，也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把这个方法传到了欧洲。到了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用指南针来航海。

指南针传到欧洲以后，对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欧洲各国航海家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他们用来辨别方向的法宝就是指南针。

文章来源: 中国网

7、明代航海水罗盘

10、清代航海旱罗盘

明代航海罗盘24方位图

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指向仪器，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测量和日常生活之中。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用于海上导航。

指南针是一种磁性指向仪器。它与以齿轮系为基础的指向机械即指南车完全不同。磁石的一个最易被人发现的特性是它的吸铁性。在战国晚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就有“慈石召铁，或引之也”的话。这种吸铁性曾被喻为慈母爱恋子女，因此，秦汉以前，都把磁石写成“慈石”。

最初的指南针叫做“司南”。战国时的《韩非子》里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话；《宋书·礼志》所引的《鬼谷子》里也说：“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所说的“司南”大概就是指用磁性指南指示方向的器具。关于司南的形体及其机制，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曾有记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的“地”，是指汉代□占用的“地盘”。地盘中央的天池,平净光滑,四周刻有由八干、十二支、四卦组成的二十四向。司南勺可能是用天然磁石摹仿当时常用的酒樽中勺的形式，采取琢玉的工艺琢制成的。它的底部呈球面圆形,勺可以在平滑的地盘上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图1司南和地盘复原模型，并见彩图司南和地盘复原模型）。古代司南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这里所说的，是对《论衡》等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约成书于1044年）中介绍了一种“指南鱼”。“鱼法用薄针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钳）钤鱼首出火，以尾对正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磁化过程。薄针叶应是一种碳钢，把鱼烧红至居里点以上后,让它在地磁场中急速冷却,使其产生相变,以获得剩磁性。由于北宋都城在开封,地磁场方向应是北端向下，因此要让鱼尾正对子位（即北方）并略向下倾斜，才能得到最大的磁化强度。这是利用地磁倾角现象的一种经验方法。“以密器收之”，可能是把铁叶鱼收藏在放置有天然磁石的密器内，减少退磁作用，以保持它的剩磁性。这种指南鱼使用时，只要在无风处将鱼放入盛水的碗中，让它浮在水面，等到静止的时候，鱼首便会指南（图2指南鱼复原模型）。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另一种磁性指向仪器。他写道:“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这是又一种由经验积累的更为简易的磁化法，是磁性指向仪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在近代电磁铁出现以前,指南针都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沈括还着重指出,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中国有关磁偏角的最早记载。

《梦溪笔谈》中还介绍了磁针装置技术的4种试验：“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腊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水浮法的磁针，据宋代寇东□的《本草衍义》和元代程綮的《三柳轩杂记》引用《梦溪笔谈》这段文字所增补的阙文可知，是靠横贯或者积贯一根到数根灯芯草之类可以漂浮的物体而取得浮力的(图3沈括指南针四种试验复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磁县、大连、丹徒等地出土的元代“王”字瓷碗，碗中绘有三大点，中贯一细划，有的还在碗底背面圈足内墨书一“针”字(图4大连出土元代磁州窑绘浮针瓷碗)。这表明此类瓷碗是元代的水浮针碗。王字表示水浮磁针的形象，中贯的细划代表磁针，三大点代表浮漂。浮漂安在磁针的中部和两端，使磁针能在水面上保持平衡。

元代的《事林广记》中记载有木刻指南鱼和木刻指南龟。木鱼、木龟都只有拇指大，腹开一窍，嵌入天然磁石，然后用蜡封住。木鱼没入水中即可指南；木龟则是采用有固定支点的装置，于其腹部下方挖一小穴，安放在竹钉子上，可以自由旋转，旋定以后也会指南（图5元代指南龟复原(剖面)）。

指南针的装置技术是随着在海上航行中日益广泛的应用而发展的。最早记载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文献，是北宋朱□所著的《萍洲可谈》。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该书记述1099～1102年间广州的海运情况。可见指南针在11世纪末与12世纪初年已作为海上导航的一种辅助设备，在天气阴晦时使用。其后，南宋福建路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其所著的《诸藩志》里写道：“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可见当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最初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一种水浮针。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的徐□，在海上航行时就是使用“指南浮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指南针在使用之初，没有固定的方位盘。上举诸书均未涉及罗盘定向问题。实际上，后来的四方定位罗盘当时已初具雏形。南宋曾三异的《同话录》最早提出罗盘的名称，书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地罗，是从古地盘向罗盘过渡的名称。盘的分度袭用古地盘的二十四向，加上两方位之间的缝针，合而为四十八向。中国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把这种带有方位盘的指南针用于航海了。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记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取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是中国航海中使用罗盘的最早记载。海船使用罗盘导航时，每条航线都是由许多针位点连接起来的，这就是“针路”。将针位方向记录下来,就是“罗经针薄”,作为航行的依据。元代周达观于13世纪末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在他的《真腊风土记》中记载“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又自真蒲行坤申针”等，都是按针位航行。

自南宋至明中叶,中国航海中所用的罗盘,都是“水罗盘”。所谓水罗盘，是指磁针浮于水面，没有固定支点的水浮针盘。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在他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曾对这种水罗盘作了记述：“皆□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图6明代航海水罗盘复原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出现一种“旱罗盘”，这是指磁针不借助水的浮力，而用一个支轴的尖端顶在磁针的中部，使磁针可以平衡旋转的装置（图7航海木帆船沿用“旱罗盘”）。这种装置法同前述木刻指南龟的装置原理基本上相同。这种旱罗盘是16世纪从国外传进来的。

中国指南针用于航海以后，通过阿拉伯人于1180年左右传入欧洲，到了14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万向支架（或称平双环架），它由两个铜环组成，小环内切于大环，用枢轴连结起来，再用枢轴把外环安在固定的支架上，然后把旱罗盘挂在内环上。这样，不论船体怎样摆动，旱罗盘可以始终保持水平状态。这种万向支架的构造原理，在中国早有记述。《西京杂记》里曾经记载西汉长安的巧匠丁缓作“被中香炉”。这类球形薰香转炉唐代实物出土很多。民间滚绣球灯，也是以同样原理制造的。中国古代所以不用它来作为航海罗盘的装备，是由于水罗盘能自然保持磁针的水平状态，况在罗盘下部设有砂盘，既可随时矫正罗盘的倾斜，并可稳定盘体的移动，设备简易方便。

在西方国家，18世纪末叶将蒸汽机用于海船和19世纪中叶装甲舰出现以后，轮机和炮火的强烈震动以及舰身磁场的干扰，使磁罗盘失去作用。经过不断改革，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磁罗经和附属的防磁设备，即近代各国船舰中通用的液体磁罗经。它是在特制的密封罗经体内注满液体(水和酒精混合剂或石油防冻液)；在罗经的底部设有调节液体膨胀的装置，盘下支轴上装有浮体。由于罗经体内注满了液体，可以大大减小外界震动对磁针的影响，保持罗面的稳定，有利于操舵时观测。同时液体的浮力将浮体托起，减轻了磁针盘面的重量在支轴上产生的摩擦阻力,使盘面运转自如。这种设计,是在欧洲传统旱罗盘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800年来浮针的技术,将中西两种罗盘的优点结合起来，使磁罗经臻于完善。液体罗经的出现，是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的结果，象征着各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书目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上、中、下，《中国考古学报》，第3、4册，1948，第5册，1951。王振铎：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王振铎: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第3期，1978。

第二篇：罗盘智慧差旅

一、”概念（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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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企业的差旅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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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大大的节约。在差旅行为中，同一目的地同一时间航班的机票价格瞬息万变，同一区域同一标准的不同住宿酒店价格也千差万别。传统的差旅报销制度，作为员工，往往在公司的差旅管理制度基础上“用足政策”，即机票在规定仓位上选择8折甚至全价机票，住宿选择权限内最高价格。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企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往往就意味着企业的“净利润”的流失。

“罗盘智慧差旅平台”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根据企业制定的差旅管理制度，通过我们的强大的搜索引擎，系统智能寻找符合员工出差需求的最优线路以及机票、酒店、火车票等产品，自动筛选展示最低价格，限制并指导员工的预定行为，节约大量的差旅成本。作为专业的差旅管理公司，罗盘差旅帮助众多企业优化预订及审批流程，完善和执行差旅政策;基于行业差旅数据分析，提出商旅管理建议，提升企业差旅管理水平，实现最高达30%的差旅费用节省。

2、真（1）发票真。

假发票是员工差旅过程中最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财务人员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识别各种形态的假发票。尤其是出差报销，核实异地发票的难度和费力度会比较大。对于出差员工而言，假发票同样令他们深恶痛绝，除了无法拿到差旅报销款以外，还有可能被老板和财务质疑其诚信问题。当然最怕假发票的还是老板们，如果财务未能严格把关，不仅可能多支出了差旅费用，更甚的是，万一被税务局查出，还要支付额外的罚款。

罗盘差旅可以轻松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员工通过罗盘智慧差旅预订行程时，系统会智能的记录每一个项目的具体信息，无论是机票、酒店、火车票，所有项目都由罗盘商旅汇总并开具在一张大发票里。发票不需经过员工之手，直接由我们寄送至差旅负责人。财务人员更不用再去逐个核对五花八门的发票，更不用费尽心力地去鉴别每一张发票的真假。（2）发票内容真。

除市场上倒卖的非税务机关监制的假发票以外，另一种是发票虽然本身是真的，但某些员工出于个人利益故意提高发票金额，而伪造出经济业务事实的“假发票”。由于很多公司仅仅在差旅费用方面对员工有约束，具体用怎样的交通工具和住哪个酒店并没有严格要求，这其中便会滋生一定的灰色地带。例如：小部分操作不规范的酒店私下和员工达成“默契”，开具出与金额不实的发票从而“互惠互利”。通过小代理、个人散订等传统的差旅机票预订方式，由于预订过程不透明，价格造假的问题很难完全杜绝，酒店预订更是如此。罗盘商旅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上述道德风险：所有产品价格在同一平台公开显示，预订过程透明规范，可避免人为的价格造假。（3）事实真。

企业差旅行为中，突发事件屡有发生。如某一员工根据制度只能享受某城市的300元的住宿标准，但是，他拿了一张450元的住宿发票至财务报销，并强调各种理由（如：房间紧张、特殊公务等）称当时只有这个价格的房间。遇到类似的情况，一般企业都会给予报销。无论企业采取事前审批或者事后报告形式来监督这种超标现象，都无法确定员工所说情况在当时的真实性，监管便流为形式。

通过罗盘的智能平台，这样的问题将迎刃而解。我们可以帮助企业落实差旅标准管理制度。差旅负责人可通过差旅管理系统设置差标，员工在预订时，系统会自动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产品。员工选定产品之后，系统会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向相应的审批人发送授权请求。通过系统设定，公司还能要求员工提前预订以获得更多的价格选择。

3、赢(1)员工赢

对于企业而言，一个员工垫付的差旅费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个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员工每次出差回来都要找齐大大小小的各种发票，期间还可能会遭遇发票遗失的尴尬。然后逐个填写报销单、再一张张贴发票，交至财务。审批的时间短则几周、长则一个季度，期间可能因为报销单填写不规范或者发票不合格的问题而被退单，漫长而繁琐的报销流程会影响员工的现金流状况以及出差热情。(2)财务赢

财务部无需通过一一核实、整理发票、主管签字、报销这一系列的流程。通过系统一键查阅，自动生成对账单及报表。并能根据需求设定不同的成本中心，关联项目进行核算。(3)老板赢

通过系统，规范企业员工差旅行为，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实现净利润提高并且提升企业的形象。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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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预订及审批流程,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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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帮助企业完善差旅政策，并将政策执行力度的最大化。

7、通过行业差旅数据分析，提出商旅管理建议，提升企业差旅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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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智慧差旅平台在产品形态上、服务上、技术上都遥遥领先国内同行。“罗盘智慧差旅”概念的推出将掀起新一轮国内商旅产品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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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

第四篇：明代农民起义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五篇：明代画家

孙克弘：（公元1533－1611年）明书画家。字允执，号雪居，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以父荫人仕，官至汉阳知府。擅画花鸟、竹石、山水，师法沈周、陆治。中年多作设色，工整清丽，晚年放逸，笔法简炼。善书法，能诗。代表作 《百花图》

孙隆：生卒年不详。明画家。一作龙，字廷振，号都痴，毗陵（今江苏省常州）人。宣德中曾为翰林待诏。擅画翎毛、虫草，不作墨线，纯以色彩点染而成，谓之“没骨”，别具一格。亦善山水。代表作《芙蓉游鹅图》

蓝瑛：（1585～）中国明代画家。字田叔，号蜨叟，晚号石头陀，又自号东郭老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以画为生。擅山水，初师黄公望，后又师法郭熙、李唐、马远、夏圭、沈周以及米芾等，功力深厚。曾游历大江南北。其画或作浅绛，笔墨爽劲疏宕，气势博大，画风苍秀；或为青绿，作没骨法，以石色写山石树木，而不勾勒，色彩浓丽夺目。亦能画花卉，兼工带写，颇富生趣。蓝瑛在明末影响很大，师承者甚众，为武林派之创始人，亦有人称其为浙派殿军。有《秋山红树图》、《江皋话古图》、《白云红树图》等传世。子蓝孟、蓝深亦善画。

戴进：（1388～1462）中国明代画家。浙派创始人。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画工家庭，少年时当过金银首饰学徒，后改学绘画，刻苦用功，画艺大进，宣德年间供奉宫廷，因画艺高超而遭妒忌，遂被斥退。后浪迹江湖，卖画为生。擅山水、人物、花鸟，山水取法宋元，用笔劲挺方硬，水墨淋漓酣畅，发展了马远、夏圭传统。人物画师法唐宋传统，兼长工笔、写意。工笔用铁线描和兰叶描，写意从马远变化而来，笔墨简括。花鸟画工笔、写意、没骨兼长。戴进的绘画在当时影响极大，追随者甚众，人称浙派，成为明代前期画坛主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图》、《归田祝寿图》、《葵石蛱蝶图》、《三鹭图》等传世。子戴泉、女戴氏、婿王世祥等皆善画，能传其法。

陈洪绶：（1599～1652）中国明代画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性情孤傲倔强，崇祯时为监生，召为内廷供奉，不就；明亡后，清兵入浙东，出家为僧，号悔迟、老迟。善诗，工书法，长于绘画。擅人物、山水、花鸟、竹石等，以工笔人物著称。其人物初师蓝瑛、李公麟，而又能变化发展。所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线条细劲清圆，晚年则形象夸张，或变态怪异，性格突出。花鸟等描绘精细，设色清丽，富有装饰味。亦能画水墨写意花卉，酣畅淋漓。还长于为文学作品创作插图，能表现出原作人物的精神气质。其画手法简练，色彩沉着含蓄，格调高古，享誉明末画坛，与北方的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有《荷花鸳鸯图》、《升庵簪花图》、《婴戏图》及《九歌图》、《水浒叶子》、《西厢记》、《博古叶子》等木刻插图传世。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筮仪象解》等。

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

唐寅：（1470～1523）中国明代画家，文学家。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商贩家庭，少时读书发愤，青年时中应天府解元，后赴京会试，因舞弊案受牵连入狱，出狱后又投宁王朱宸濠幕下，但发现朱有谋反之意，即脱身返回苏州。从此绝意仕途，潜心书画，形迹放纵，性情狂放不羁。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枯槎鸜鹆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文徵明：（1470～1559）中国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初名璧，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早年攻诗文、书画，师事吴宽、李应祯、沈周，中年后以岁贡生荐吏部考试，授翰林院待诏，4年后辞归故里，以诗文书画自娱。擅画山水、人物、花卉、兰竹，尤以山水著称。其山水师法沈周、董源、赵孟、王蒙、吴镇，多画吴中山水，主要表现文人生活题材。作品早年以工细为主，中年后粗细兼具，但细笔是其主要面貌。其画景致平和恬静，构图层叠而上，笔墨清秀含蓄，苍劲秀润，天真生拙，富有书卷气，反映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人物师法李公麟，笔致细秀，风格清雅高古。花鸟兰竹，笔墨劲健而秀逸。其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尤精行、楷，取法晋唐宋诸名家，笔致遒劲，书风清俊秀逸。与祝允明、王宠合称吴中三家。文徵明绘画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湘君湘夫人图》、《林榭煎茶图》、《惠山茶会图》、《江南春图》、《古木寒泉图》、《真赏斋图》、《溪桥策杖图》、《古木疏篁图》、《春深高树图》等传世，书法有墨迹《上吴愈尺牍》、《真赏斋铭并序》、《南窗记》、《诗稿五种》册、《西苑诗》等传世。

沈周：（1427～1509）中国明代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一生未仕，为人宽厚，工诗文、书法、绘画，享誉极高。出身书香门第，曾祖与王蒙友善，父、伯皆为文人画家，他自幼学画，擅山水、花鸟、人物，以山水最有名。山水早年得杜琼、刘珏亲授，主要师法王蒙，所作多盈尺小幅，笔法细密。中年后转师黄公望及宋代诸家，作品也始拓为大幅，用笔劲健，颇具骨力。晚年又醉心吴镇，笔墨粗简，苍劲浑厚，秀润雄逸，意境清幽淡远，同时讲求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文人画的笔情墨趣。作品多画江南山水，注重师法造化。其花鸟，形象写实，笔墨简括厚润，画风质朴。沈周的绘画在明清时影响很大，创绘画中的吴门派，并被后世列为明四家之一。有《庐山高图》、《仿董巨山水》、《东庄图》册、《沧洲趣图》等传世。著《客座新闻》（已佚）、《石田集》等。

仇英：中国明代画家。江苏太仓人。一说生于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或嘉靖三十一年腊月前；一说生于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居苏州。出身低微，初为漆工，后改学画，初从师周臣，结交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文人画家，对其提高文艺修养和画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曾在收藏家项元汴家作画，遍观项氏所藏历代法书名画，并加以临摹，潜心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仇英擅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亦精于临摹，均技艺精湛。其山水师法赵伯驹、赵伯骕，作青绿山水，山石勾勒，皴染细密，色彩浓丽明雅，境界宏大繁复。人物画分细、粗两种面貌，前者取法唐宋，线条流畅、圆劲、细秀，造型准确，色彩清艳而具文雅之致；后者师承马远、杜堇、吴伟，笔法劲健，造型简洁，画风豪放洒脱。仇英以画工身分步入画《吹箫引凤图》坛，经过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其画既有职业画家技艺精湛，造型准确的长处，又具文人画家的清逸秀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后人将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合称明四家，被视为吴门派的代表人物。有《桃源仙境图》、《剑阁图》、《莲溪渔隐图》、《摹萧照中兴瑞应图》、《人物故事图》、《秋原猎骑图》、《右军书扇图》、《柳下眠琴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吹箫引凤图》等传世。

另有：

徐渭（著《水墨花卉图》花鸟）、陈淳（著《洛阳春色图》花鸟）等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