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_误译_的文化使命与文本_来生_的重构_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

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

翻译研究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例 卢玉玲

(复旦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33)摘要: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误译”往往只是被用来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 的“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然而,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重新 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败”的语言转换行为,往往是负 载着特殊文化使命的译者对文本“来生”的重构,是具有历史时效性的改写行为。本文 以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照新时期以来的新译本,揭示“误 译”所隐含的中西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碰撞、扭曲与变形;而新时期以来对“误译”的 不断修正,则折射出复杂变迁中的中国面对她/他者时更为自信而宽容的文化气度。关键词:误译;改写;“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文化碰撞

Abstract: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mistranslation is either regarded as a yardstick of the translator s language ability or a proof of the translator s betrayal a-gainst the author.However, with the furtherdevelopment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will reveal thatthose seeming-ly unsuccessful language transactions turn out to be the reconstructed afterlife of the texts encoded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mission of the translator, a rewriting effective in specific historicalperiods.Targeted at th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 aswell as the new translated editions since 1978, this paper,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discloses the cultural conflictand distor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West in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and the re-visedmistranslations after 1978 reflect a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 ofChina towards other cultureswhich ismore confident and tolerant.Key words:mistranslation;rewriting;theChines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cultural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2_)02-008-11 ·8·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一、引

言

一个文本的诞生往往与它生存的土壤———社会、文化、历史、作者个人的 精神探索和美学追求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这些来自原语文化母体的诸多 因素是构成某一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石,并由此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民族文 学”的独特个体。在这些保持着原语民族文化个性的文学的“环球旅行”中, 其身上特有的异域痕迹既可能因其差异性而备受接受语境的尊崇,也可能被 视为对译入语文化造成威胁的“异端分子”而备受挞伐。而这种境遇往往随 着译入语语境的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对于身处文化对峙语境中的翻译文 学,即使是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看似符合译入语语境时代需求的异域文本,也 往往存在着逃逸出译入语语境话语规范的“叛逆分子”。因此,当它们飘洋过 海接受一个全新环境的掌声时,也往往意味着同时必须接受译入语语境的

“移植再造”———将译入语语境的自我需求、对“他者”的想象植入文本的血脉 之中。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谈到欧洲读者“认识”远东作家时 这样说过:“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的内容与读者在作品中寻求的内容之间,可 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致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于是,读者使用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自己与作品之间安置一面我们称为神话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由读者所 属的社会集团提供的。欧洲读者‘认识’大部分远东作家就是通过这个办 法。”[1:135]对于翻译文学来说,埃斯卡皮所说的那面“神话的镜子”折射出 译入语语境的权力话语在异域文本符号中的“涂鸦”。这种“涂鸦”行为与安 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改写”概念如出一辙———贯穿于具体翻 译过程-语言转换过程,并延伸至译入语语境对译品的解读-翻译作品研

究。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来看,译入语语境中的专业人士包括译者、批评 者、评论者、教师等人形成了对翻译作品意义重构的“阐释链条”[2: 14]。因 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这一文本意义重构的过程中,“译者添加了什么,遗漏 了什么,对语词的选择和他/她是如何处置这些语词的。因为他/她的每一次 选择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些自觉的行为揭示了译者个人的历史和他周遭 的社会-政治语境;换言之,就是他/她自身生存的文化。”[3:5] 在对文本“来生”的重构中,译者对于原文本的干预形式多种多样,其

中潜藏于字里行间的语词的扭曲、变形———语词的“误译”尤其令人难以觉 察。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中,语词的“误译”无疑是一个常为人诟病的大 忌。因此,在建基于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误 译”往往被视作判断译者语言能力、或揭示译者不忠的证据。然而,近年来 随着翻译研究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不再把翻译视为纯粹的语言符号 ·9·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的转换行为,重新检阅翻译史上的“误译”行为,却不断发现这些看似“失 败”的语言转换行为背后潜藏的历史隐情。由此,“误译”被赋予了文化意 义上的价值,成为重新反思历史的话语手段。谢天振在谈到“误译”之于比 较文学的意义时指出,“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误译有时候有着非同一般的研 究价值,因为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或文学交 流中的阻滞点。误译特别鲜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 与变形。”[4: 151]由此可见,“误译”常常是译者自觉地,或在权力赞助者干 预下对原作的有意改写。译本中语词的改写往往因其不留痕迹的“鬼斧神 工”而将译入语语境的社会集团关于“她/他者”的那面“神话的镜子”交给 译入语语境的读者。对于缺乏对原作真实世界足够认识的读者来说,这面 “神话的镜子”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当译入语语境的时代话语发生根 本性的转变,这面“神话的镜子”才会现出原形。

本文以处于中西文化对峙时期的建国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为

例,深入探讨“误译”所负载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问题。中西 文化对峙的局面导致建国后“十七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选择十分严格, 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文本尽管有着“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所需的某些 特质,但是这些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母体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品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与“十七年”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捍卫、建设新 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工程”[5: 109]相互 牾的“杂质”。因此,如何在利用这些来自异域的文本为自己言说的同时 根除那些纠缠在文本中的“杂质”,成了重构文本意义的各种改写者必须 面对的任务。根除“杂质”也就意味着对原文本的背离。在新时期中西 文化重新展开对话的历史语境中,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译 本,在原作与新译本的比照下,那些反映其间政治文化碰撞的语词扭曲才 跃然纸上。这些语词的扭曲既有译者在时代话语的干预下自觉的选择, 亦有译者在规避时代话语干预下的“戴着镣铐的舞蹈”。以下将通过分 析两个个案在历史流动中的变化,来揭示“十七年”间英美文学作品中语 词翻译所隐含的历史玄机。

二、从《抒情十四行诗集》到《爱情十四行诗集》

爱情是“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不可触碰的一个话题,同样也是翻译文 学的一个禁忌。在僵化而冷冰冰的革命话语试图强行剥离一切人性温情 的历史语境中,任何一次温情触碰都将招致无情的批判。《英语学习》 ·10·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1962年第1期刊载了王佐良注译的《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Son-netXVIII),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永 恒。王佐良小心翼翼地做了这样的交待:“它不仅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诗, 或通常的爱情诗———这里所说的‘美人’甚至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青 年男子„„”[6: 4]可见,王佐良试图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诗中的“爱情 地雷”。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高涨,时代渐渐迈向文化自闭的“文革” 时期,这首诗遭到严厉的批判。1965年殷红在批判《英美文学欣赏》选材 上的问题,就以这首诗为例。她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革命性和无产阶 级的理想和革命性有着本质的差别,要青年们去熟诵这首诗,很难说对他 们的革命化有任何好的影响,相反的,倒会培养了艺术第一、爱情至上的 观点。”[7: 13]该集子中的另一部作品奈希的《春天》也因涉及青年男女 谈情说爱而遭批判。又如1965年《外国文学新作提要》第9期(6月20 日)的“美国黑人文学专辑”,刊载了美国黑人“进步”作家基伦斯(John OliverKillens)的小说《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Heard The Thunder, 1963)的节选。编者在赞扬基伦斯这部作品的革命进步性外,也 指出“小说的缺点是节外生枝的爱情描写太多,有几段颇为猥亵。”[8: 1] 对于这些在异域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作品,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 作品,除非彻底拒之门外,否则与译入语语境相抵触的爱情因素永远存 在。因此,如何巧妙地绕过爱情“雷池”、规避时代语境的制裁,便成了译 者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白朗宁 夫人(Elizabeth BarrettBrowning,又译勃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1950年代中期正逢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小阳春”,这部记录着诗人不平凡 爱情发展过程、与翻译大时代语境并不太协调的爱情诗集也获得阳光的沐 浴,得以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①白朗宁夫妇的爱情堪称文学史上的一段 佳话。伊丽莎白·巴莱特15岁时因骑马跌伤脊椎从此被禁锢于病床。然 而,她在诗歌上的才华令她赢得了年轻的罗伯特·白朗宁的爱情。爱情令 这位早已放弃生活希望的女诗人获得了生命的活力和诗歌创作的灵感与激 情。这部诗集见证了白朗宁夫妇真挚感人的爱情。

《抒情十四行诗集》依据白朗宁夫人的Sonnetsfrom thePortugese(直译: 《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翻译而成。之所以以此为名,一方面是为了遮蔽 ·11·

①这一年,同样与时代音符不太协调的简·奥斯丁(JaneAusti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王科一译)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的《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杨必译)也

被译成中文出版。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诗人的女性身份①,另一方面是因为白朗宁夫人曾写过关于一对葡萄牙爱 人的抒情诗,白朗宁很爱这首诗,常称妻子“小葡萄牙人”[9: 32]。1920年 代,白朗宁夫人的诗歌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深受新月派诗人的喜爱。1928 年,《新月》创刊号和第2号(1928年3月10日)刊登了闻一多、徐志摩翻译 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10: 239]。但是在1955年版诗集中,方平没有像 闻一多、徐志摩那样张扬地把这本诗集的题目译成“情诗”,也没有直译为 《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因为对于不谙其中曲折内幕的中国读者来说,这 样的直白不仅对读者的理解毫无帮助,而且也遮蔽了诗集所要传达的炽热 爱情。因此,方平只是在“关于这本诗集”这一部分对原书题目的原委作了 交代。方平用了看似“政治正确”的“抒情”②二字,既部分传达了诗集的内 涵,也避免了原题目隐晦的含义。尽管如此,诗集中无法遏制的爱情火苗, 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爱的宣言,还是令身处阴晴不定的历史语境中的译者 感到不安,不得不主动要求出版社停印。方平在新时期这本诗集的第一次 重印本(1982年版)中回忆了这段不堪的历史:“拙译本在1955年出版,因 原名生涩,为了方便,改称《抒情十四行诗集》。没想到这个小册子在我当 时几种译本中却是印数最多、最受欢迎的一种。但它的出版生命很短促,只 不过两三年罢了———那是多么值得怀念、而消失得太快的两三年啊。1958 年,这个译本还准备印第四版,但那时候,肃杀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安,知识 分子感到的精神压力越来越沉重。我只得要求出版社停印此书。”[11: 188-9]这个版本出现于新时期之初,方平在交待诗集改名的原因时还是显得 小心翼翼。不过,尽管1982版的诗集译名与1955年版是一样的,但翻开书 的扉页,就可以觉察到在新的阳光下爱情终于可以言说了。这一点从两个 版本的“目次”差异上就一目了然:

1955年版

1982年版 目次目次

诗人小传她的诗和她的爱情

关于这本诗集

———女诗人伊丽莎白·白朗宁的小传 抒情十四行诗集关于这本诗集 ·12· ① ②

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作家还备受歧视,因此,很多女作家为了作品顺利出版,往往改用男

性名字,以避免评论界、读者的性别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以男性假名Currer Bell出版)和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原名MaryAnn Evans)就是两个有名的例子。

无独有偶, 1950年代,查良铮翻译的拜伦与雪莱的诗选也以“抒情”命名:《拜伦抒情诗选》(1955年)和《雪莱抒情诗选》(1958年)。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附录

———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最初的书信抒情十四行诗集 后记浅释十二首诗 注解

附录:情书选译 译后记 “情诗”、“情书”终于不用再遮遮掩掩。不过,在关于诗人身份的交待上,译 者还带着刚刚走出的那个时代的话语烙印,称女诗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 级家庭”[12: 1]。1997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不仅修正了这个“政治烙 印”①,而且将“爱情”光明磊落地摆上书的封面:《爱情十四行诗集》。但是 在陈述1955年书名译法的原因上依然没有作变动。直到202_年收录于 《欧美文学研究十论》的《爱情战胜死亡·序〈爱情十四行诗集〉》,方平终 于道出改名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顾虑,当时不敢直书‘爱情’”[13: 101]。身处爱情“见光死”年代的译者不得已以“抒情”取而代之,这种无奈是 在时代镣铐之下的“舞蹈”,竟也在历史的曲线中带给那个时代渴望温情的 读者一些可贵的慰藉,这一点从该书出版后一版再版的情形中就可以窥探 到。译者方平的良苦用心在1955年版的《后记》中十分隐晦:“但愿将来我 们有系统地介绍各国的诗歌时会有更有才能和修养的同志,用完美的形式 把这部诗集重新译过来,并给这部诗集以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是译者所 十分盼望的。”[14: 144]从“抒情”到“爱情”,译者当年的期望终于在新时 期翻译的春天中实现了!

三、谁是麦琪?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O.Henry,原名William Sydney Porter, 1862-1910,又译奥·亨利,本文除个别引用之处外,均用欧·亨利)素有“美 国的莫泊桑”之称。他的短篇小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节曲折,悬念迭起, 语言生动朴实,幽默中带着辛辣的讽刺。他一生中创作了300多部短篇小说, TheGift oftheMagi是其中的一篇杰作。小说讲述的是一对贫贱夫妻感人肺 腑的爱的故事。互赠礼物是西方圣诞节的一大习俗,小说中的年轻夫妇德拉(Della)和吉姆(Jim)却因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为圣诞礼物暗自发愁。为了给 ·13·

①1997年译文版的新版序言关于作者的介绍上完全删除了“资产阶级身份”一说。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自己心爱的人买一件相称的礼物,在圣诞节前夕,德拉背着吉姆忍痛剪去瀑 布似的漂亮长发,换来白金表链,用来搭配吉姆从祖上传下的珍贵的手表,而 同样,吉姆偷偷卖掉珍贵的家传手表,为妻子买回一整套梳理心爱长发的梳 子。两件看似无用的礼物见证了德拉与吉姆为了心爱的人而作的自我牺牲, 传达了爱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王仲年翻译的《奥·亨利短篇小 说选集》,其中就收录了TheGift oftheMagi,译为《麦琪的礼物》。1958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文学小丛书”《麦琪的礼物》,收集了欧·亨利包括 TheGiftoftheMagi在内的10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也成了 欧·亨利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短篇故事之一。因此,可以说王仲年是新中国 第一个将《麦琪的礼物》带给读者的译者。

《中华读书报》202_年9月7日刊载了黄源深的文章《是“麦琪的礼

物”吗?》,对《麦琪的礼物》的翻译提出了质疑。黄源深的质疑针对的是篇 名中“theMagi”的翻译。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Magi”一词所隐含的 《圣经》含义。他说,“Magi是M' agus 的复数。此词源自《圣经》,见于‘新 约’中‘马太福音’第二章。耶稣诞生后,东方三博士(又称三贤人)‘在东 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孩 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为礼物献给他。’也就是说,Magi意为赠送礼物 的‘贤人’。而欧·亨利这里之所以使用Magus的复数Magi一词,是要通 过《圣经》典故,赞扬男女两位主人公都是贤人,都具有贤人的品格。”[15] 更确切地说,除了《圣经》中的含义,“theMagi”也指古波斯的教士(或僧侣)[16: 1075]。因此,总的来说,把“theMagi”译成“麦琪”显然只是音译,没有 传达出弦外之音,因而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黄源深认为,“把‘Magi 译成 “麦琪”的不妥之处还在于:

一、‘麦琪’成了人名,成了专有名词,而原文 ‘theMagi 中有定冠词‘the ,因此‘Magi 不可能是人名,不可能是专有名词, 因为除了特殊情况,专有名词前是不能加定冠词的;

二、‘麦琪的礼物’容易 给读者造成错误印象,以为‘麦琪’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妻子。我问过不少 文化层次相当高的朋友,‘麦琪的礼物’中的‘麦琪’是谁?他们几乎都不假 思索地说,就是那个为了给丈夫买礼物、忍痛剪去漂亮长发的女人。其实妻 子的名字不叫‘麦琪’,而叫‘德拉’,更何况小说中赠送礼物的不仅仅是妻 子,还包括丈夫,双方都是煞费苦心互赠礼物的。译成‘麦琪的礼物’就把 丈夫撇开了,这显然与原作的内容不符;

三、把‘Magi’译成‘麦琪’,阉割了 原作的《圣经》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义,浅化了小说的内涵。”[15] 黄源深的质疑有理有据,不仅令人对最初的翻译产生许多疑问。难道

当年王仲年没有觉察到theMagi中的弦外之音?然而翻阅1954版的《麦琪 的礼物》,这种疑问更加复杂化了。王仲年对theMagi的弦外之音显然了然 ·14·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于心。虽然篇名是《麦琪的礼物》,但是页末的注解把theMagi的含义说明 得清清楚楚:“麦琪(Magi):指基督出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又说是东方 的三王:茂尔契埃(Melchior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巴(Gasp-ard洁白者),赠送乳香代表神圣;巴尔赛石(Balthazar),赠送没药预示基督 日后遭人迫害而死。”[17: 118]除了篇名外,“theMagi”还在小说中出现过 3次:

第1次: The magi brought valuable gifts, but thatwas not among them.[18: 30] 王仲年的翻译是: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是其中没有那件东西 [17: 124]。

第2、3次在小说结尾处: The mag,i as you know, were wise men———wonderfully wise men———who brought gifts to the Babe in the manger......Everywhere they arewises.t They are themag.i [18: 31] 王仲年的翻译是: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都是有智慧的贤人———

非常有智慧的———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无论 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17: 125]。

因此,从篇名的注解到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可以看出,用“麦琪”音译“the Magi”,“阉割了原作的《圣经》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义”,显然有客观 的“隐情”。

首先, 1950年代,把欧·亨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

他来灌输《圣经》中传达的爱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奥·亨利 短篇小说选》是依据1951年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ShortStories andMoreO.Henry翻译出来的。书中附带苏联学者鲍·康捷尔所作的“序”,就把苏联 人“酷爱”欧·亨利的理由交代得很清楚。他说,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描 写了资本主义的野兽世界,以及它的狰狞的法律、贫乏的生活理念、苦难和 贫困的压迫。作家并没有涉及美国现实的另一些特征:例如美帝国主义在 其他国家的无耻主宰、政府机构的贪污腐化、企业集团和帮会、警察甚至和 罪犯的勾结;他的小说只反映了劳动人民艰苦生活。奥·亨利虽然没有积 极地揭发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循用杰克·伦敦和西奥道·德莱塞的批评现 实主义,虽然没有提出社会制度可能改变的问题,他的短篇小说仍然暴露了 美国‘民主’的特征、掠夺抢劫的社会,在那儿,野蛮的法律主宰一切,而幸 福的唯一标准只是金元„„苏联读者藉了奥·亨利的短篇小说的帮助,能 够更鲜明地想象出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美国。”[19: 3-6]苏联学者康 ·15·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捷尔对欧·亨利的解读强行加入了苏联模式。通过比较美国本土对欧·亨 利作品的解读,我们会发现苏联式解读所隐含的政治性判断非常明显。《欧·亨利读本:佳作20》(An O.HenryReader: TwentyBestStories,初版于 1953,本文参照的是1980年版)的“序言”这样介绍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在这些故事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很贫穷,有些人 则非常富裕。但是欧·亨利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有 相同的情感:爱、抱负和忠诚。欧·亨利的大部分故事发生于1900年代的 纽约市...尽管他所描绘的世界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不管世事如何变换, 我们仍然能够认出欧·亨利中的人物。这也是欧·亨利至今依然被我们阅 读的原因———尽管他的故事忠实于他的时代,但他描写的是人性中永恒的 东西。”[18: 31]由此可见,《麦琪的礼物》在原语世界中旨在传达一个永恒 的人性美德:普通贫贱夫妻感人的爱情,在译入语语境中却被用来反映资本 主义社会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艰辛生活,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 判”。

其二是《麦琪的礼物》所蕴含的宗教含义在“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 中是一个遭禁忌的话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共同纲领》 中明确规定中国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宗教信仰自由也写入颁布于 1954年9月20日的宪法中。但是1949年之后,天主教教皇所在的梵蒂冈 在意识形态上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一贯偏见和敌视,拒不承认中国政府。中 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些人与外国势力勾结反对新生的共和国。因此,在1950 年代初,中国天主教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目的在于 肃清天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20: 252]。所以,西方文学中涉及到的宗

教问题在“十七年”语境中尤为敏感。例如,“十七年”期间中国翻译了英国 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的4部小说,作为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素材, 尽管如此,威尔斯复杂多样的创作难以为译入语语境全部接受。其中他在 “一战”期间创作的许多宗教题材作品就遭到苏联学者亚·扎苏尔斯基的 严厉批评。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在威尔斯的创作中出现了危 机。他写了许多充满神秘色彩、宣扬信奉上帝的长篇小说(如‘上帝是看不 见的国王’、‘主教的灵魂’、‘约翰和彼得’、‘不灭的火焰’)。威尔斯在这 些年代里企图钻进宗教世界的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他没有看出战胜现存 秩序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曾和它们作过斗争)的任何合理的方法„„”[21: 18]“十七年”中国翻译界当然也就没有选择威尔斯这一时期涉及宗教的 小说。而那些主题“健康”但难免带些宗教习气的作品在翻译时也必须加 以“修正”。例如,英国19世纪诗人、小说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75)的《希腊英雄传》(TheHeroes orGreekFairyTales, 1856)·16·卢玉玲 “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

是根据古希腊神话改写的书。译者在“前言”中作了这样的交待:本书是一 部古典文学作品,原作者是一个宗教徒,所以在他的文章里个别地方难免有 些宗教气息。为了适合我国少年们阅读起见,有两三处被我们删除了,特此 声明。”[22: 2]因此,在宗教话题成为禁忌的历史语境中,译者王仲年只能 无奈地淡化《麦琪的礼物》中的《圣经》意义,在文本之外,通过注解的方式 隐蔽作者的原初意义。

所幸的是,王仲年的无奈只是一个时代的无奈。在1998年译林出版社

出版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警察和赞美诗》(王楫、康明强译)中收录的 “TheGiftOf theMagi”中,译者直接将篇名译为《贤人的礼物》,并加入注

解。故事中出现的2处“theMagi”也高调地将原文隐含的《圣经》意义张扬 出来。前文所提到的第1处译为:《圣经》里讲的三位贤人给圣婴带来了宝 贵的礼物,但这件礼物不在其内[23: 5]。第2、3处译为:你知道,《圣经》里 说的三个贤人都是聪明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带了礼物送给生在马槽 里的圣婴.......他俩到哪里都是聪明的。这两个人就是《圣经》里提到的 贤人[23: 6-7]。

四、结语

从《抒情十四行诗集》到《爱情十四行诗集》,从《麦琪的礼物》中《圣 经》意义的遮蔽到回归,其间的曲折既折射了中国在复杂变迁的历史曲线 中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也见证了中国社会语境在时代变迁中面对她/他者 截然不同的态度。中西文化对峙的“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在文本符号转 换过程中,通过“误译”对文本重新“拗造型”,构建一个符合“十七年”时代 需求的英美文本的“来生”:一个忠于自我的她/他者的来生,揭示的是一种 粗暴而怯弱的文化偏执。而新时期以来新版本、新译本的逐渐“脱胎换 骨”,一步一步地回归原文本,构建的是一个忠于她/他者的来生,揭示的是 一种更为坦荡自信的文化气度。参考文献: [ 1 ]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2 ] 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Manipulation ofLiteraryFame[M].London: Routledge, 1992.[ 3 ] Román Alvarez andM.Carmen-áfrica Vida.l“Translating: A PoliticalAct”[A].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ed.Román Alvarez and M.Carmen-áfrica Vidal Clevedon PhiladelphiaAdelaide: MultilingualMattersLTD, 1996.·17·中国比较文学 202_年第2期(总第71期)[ 4 ]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5 ] 方长安.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J].学术研究, 202_(1).[ 6 ] 王佐良.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J].英语学习, 1962(1).[ 7 ] 殷红.评《英美文学欣赏》(第一集)[J].英语学习, 1965(4).[ 8 ] 基伦斯.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 J].外国文学新作提要(内部发行).北京:版社, 1965(9).[ 9 ] 方平.关于这本诗集———表的经过[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0]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_.[11] 方平.译后记[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2] 方平.她的诗和她的爱情—女诗人伊丽莎白·白朗宁的小传[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 四行诗集[Z].方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3] 方平.欧美文学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_.[14] 方平.后记[A].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Z].方平译.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15] 黄源深.是“麦琪的礼物”? [N].中华读书报, 202_-9-7.[16] 陆谷孙.英汉大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17] 奥·亨利.奥·亨利短篇小说选[Z].王仲年译.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18] O.Henry.AnO.HenryReader:TwentyBestStories[M], ed.Lou P.Bunce.GlobeBookCom-pany, Inc.1980.[19] 鲍·康捷尔.序[A].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Z].王仲年译.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20]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_.[21] 亚·扎苏尔斯基.序言[A].白祖云译.威尔斯.隐身人[Z].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 1956.[22] 吕天石,黄衡一.前言[A].查·金斯莱.希腊英雄传[Z].吕天石,黄衡一译.上海:儿童 读物出版社, 1955.[23] 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Z].王楫,明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