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佛大学校长

哈佛大学校长：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

思想说 2016-07-18 17:54:49 举报

阅读数：12740（图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每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算是一个规划。这个习惯似乎从小就有，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至今日，我每年都会和孩子们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用学习的方式来旅行已成为一种传统，而它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成长。

“了解整个世界”

无疑是每一个旅者内心的动力

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陌生人打交道，都在熟悉各种的第一次。孩子们身处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科技让我们的国籍变得模糊，让通讯变得快捷，让我们不得不适应各种多变的社会环境。所以，孩子们的将来必定是和各种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所以，了解整个世界也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前不久，由教育界、商界领袖共同组成的“美国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刚颁布的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四大技能中把“了解整个世界”作为首项标准列举出来。

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他国的语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比它更重要的是学习陌生的文化与历史，他国的人文与生活。所以，孩子们和我一起品尝其他国家的食物；熟悉交通路线和公共标志；欣赏形式各异的建筑；体会种类不同的宗教现象；体验和陌生人的相处；适应各种气候状况；甚至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的不同味道。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听到孩子们这样的话，这个和我们那里不一样，这个一样，也总会比较，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我们在这样的比较中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扩张了自己的毛孔，也扩展了彼此的胸怀。

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了解世界的方法是每个人整体能力的提升 了解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书籍、影像资料和别人聊天都能让我们了解世界，但哪一种都没有身临其境的学习更重要。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我们的一贯做法是“行万里路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阅人无数，行万里路后思索回顾。”

每次到一个陌生国家之前，我们都会和孩子们一起进行长达一周的培训，其中包括语言、文化、当地情况和摄影技巧。印象很深的是去意大利之前的一个月就让孩子们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并且在培训中很好的让孩子们对文艺复兴有基本的了解，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卢浮宫的神秘和拿破仑的传奇。简单的语言培训让孩子们可以自己通过海关简单的询问，可以让他们自己找到方向，而当地公交行政标志减弱了他们的陌生感。

到陌生的国家之后，孩子们开始验证之前获悉的资料是否和眼前的一切吻合，开始在陌生的城里使用那些自己熟悉的工具开始行走，开始和当地人和事之间有了碰撞和交流，开始需要借助当地人的帮助来完成一件件我们事先策划好的任务。在陌生的城市，一定要融入他们真实的社会。我还记得在慕尼黑他们使用地铁公车的运用自如；在柏林到科隆火车站转车的时候他们的忙中有序；在玛丽娅广场写毛笔字引来老外们的围观；在罗马奔波于各种喷泉之间完成城市任务；在菲森的草坪上和外国小孩们踢球。只有让他们充分自由的接触这个社会，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沟通能力，加强团队合作，才能真正提高自己。

孩子们需要和当地的人接触，更重要的是要用当地人的方式生活，使用他们的交通工具，看他们经常去的博物馆，不仅仅是在那里走马观花，而是停留在那里，认真地欣赏，如同我们在卢浮宫整整呆了三天，相比较旅行团对于“卢浮三宝”的照相工作，我们是何等的自由。夜晚，我们在埃菲尔铁塔前草坪上的游戏，看到这个雄伟的铁质建筑夜晚的亮灯后，踩着巴黎夜晚的灯光晃晃悠悠的坐着地铁后来青年旅社。

和孩子们“浪迹”在国外的日子里，总会遇到人问：“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的旅游都是大巴车里，而孩子们总是在学习语言。当我们的孩子们自豪的回答“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我想，不仅仅以“语言”为目的的出国活动也代表孩子们成长机会的多样性和中国父母们思想的变化。在这个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我们的旅行也需要与世界接轨。

带着激动和疲惫、收获与成长，我们完成了旅程，但这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离开了那里，但却把对陌生国度的思考也一并带了回来，除了留在脑子里的回忆，我们还有日记、明信片、相片，我们还有各种类型的小组讨论，这些都会让一次旅程的收获变得更长更厚重，直至我们下一段的重新开始。

“认识自己，了解世界”

每一次到陌生城市或者国家，从学习和成长入手的旅行方式都能有效的帮助孩子们在大脑里构建自己的思考模式，他们知道在陌生的地方需要向哪些机构需求帮助，他们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完成任务，而当一个人处于陌生环境下，他的优点和弱点都会显示的异常清晰，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不仅是孩子们，每次，当我和孩子们面对这样的陌生冲击时，我也在成长，我也每一次都看到了更加清晰的自己。当孩子们在成长中一次次的面对陌生的环境，那么，当他们长大后要面对的各种陌生环境都不会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模式。

很多人会说，孩子太小了，让他们在七八岁出国他们能记住什么？更别说在低幼的孩子了。他们什么都不懂。其实，这是我们对孩子们的误解，通常情况下，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获得什么，我们会通过他的表达或者他的改变作为判断的标准。但对于一个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表达能力不足以让他们清楚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收获反映他们的成长，于是大人们很武断地说，他们年龄太小了，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以后都记不得。其实，也许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等他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不记得的，但对于他在接下来一年的成长绝对意义非凡。也许我们不用带他们出国，但是经常到不同的环境看到、听到、感受到一样和不一样，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能在陌生喧闹的人群中鼓起勇气去听去看去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哈佛大学的一任校长曾说过，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从小开始的一种旅程是扩展生活广度的起点，我喜欢那句话，Life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您的认可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第二篇：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说

哈佛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

2008-04-28-08-59-37 yyb350322-阅读：216

哈佛大学校长 德鲁·福斯特

郭英剑 编译

转自：http://www.teniu.cc/show.php?id=10889

[译者按：《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是美国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07年10月12日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编译”，是指译者删去了——也就是没有翻译——原文中的一些客套话和一些（在译者看来并不太重要的）词句，但不改动原来的句子，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语句，都出自原文，非译者“编辑加工”后再“译”而成。原文见：Installation address: Unleashing our most ambitious imaginings

就职演讲常常会罗列一些新校长的具体构想或是计划。但是，当我在考虑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样的罗列似乎过于束缚人，它们限制了而不是去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限制了我们去思考我们最深远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今天是超越普通日子的一天，如果今天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不仅是作为哈佛人聚集在一起、而是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教学与学问的世界站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现在就是哈佛以及像哈佛这类大学去思考的时候了：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学的确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但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一些特别的部分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比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释我们的责任感，也更加困难。

那么，让我斗胆提出一个定义来吧。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着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对于那些努力去证明这些传统不过是工具性的、不过是对某些当代需求有一定用处而已的说法和作法，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恰恰相反，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追寻它们，因为它们使我们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洞察力增加了深度和广度，而这，则是我们在难以避免短视的当下所无法发现的。我们同样追寻它们，也因为正如我们需要食物和房屋生存一样，正如我们需要工作和寻求教育来改善我们的运气一样，我们作为人类同样需要寻找意义。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而已。但对意义的找寻，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了“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知识的扩充就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它在你得到的同时也会失去，在你发现的同时也会迷失方向。然而，当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去拥抱那不稳定的变化，它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对未来的责任还对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大学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的所在地，这是独一无二的。对未来承担责任要求我们，要跨越地理与智力的界限。正如我们生活在田野与学科正在缩小差距的时代，我们所居住的是一个逐渐跨越国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知识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连接体。

真理是渴望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占有物。而在这其中，我们——和所有以思考和自由询问精神显示其特色的大学一道——向那些拥抱不容争辩的确定性的人们提出挑战乃至是提出警告。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不断质疑（doubt）这种令人不舒服的状态，使自己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地相信：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了解、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讲授、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理解。

上述所承担的种种责任既代表着一种特权，也代表着一种责任。我们能够生活在哈佛这样一个理性自由、传统激扬、资源非凡的王国，因为我们正是被称为是“大学”的这样好奇而神圣的组织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向总持批评立场的公众加以解释，更要为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而坚持自我。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不仅是作为学生和教工、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律师和医生，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作为大学中的成员，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我们必须把彼此看作是相互负有责任的，因为由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组织，反过来界定了我们的潜在价值。对未来承担责任包含着我们对学生所承担的特殊职责，因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和财产。

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的思维设定，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哈佛大学不能孤独地为此奋斗。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这就是她对我们意味深长的原因。

上一周，我拿到一个深黄褐色的信封，它是在1951年由哈佛的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Conant）委托给哈佛档案馆保存下来的。他在留下的简短说明上称，请下一世纪开始时而“不是之前的”哈佛校长打开它。我撕开了这封神秘信件的封口，发现里面是我的前任留下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它的抬头是“我亲爱的先生。”柯南特写作时给人一种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将“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

“我们都想知道，”他继续写到，“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但是，当他想象哈佛的未来时，柯南特就由不详之兆转向了坚定的信念。如果“厄运的预言”证明了是错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长能活着读到这封信，那么，柯南特就对哈佛的未来有信心。“你会收到这封信，会带领一个比我荣幸地执掌时更加繁荣、更有影响的大学。……[哈佛]将坚持学术自由、容忍异端的传统，我确信是如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此，确信他在未来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共同拥有和支持他的这种信念。

柯南特的信，就像我们今天在此聚会一样，标志着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一块引人注目的交汇地。在这个仪式上，我接受了我对他来自历史的声音所祈求的传统应付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也与你们大家一道，确认了我对哈佛现在和未来的责任。正如柯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但我们同样要对这所大学的目的和潜在发展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她终究会尽其所能地去设计从现在起之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将会怎样。让我们拥抱那些责任和各种可能性吧；让我们分享它们“紧密相联……如一体；”让我们开心地去从事这项工作吧，因为这样的一项任务是一种难以衡量的特权。

第三篇：哈佛大学校长名言录

《哈佛的起源与校长逸事》网址http://usa.bytravel.cn/art/hfd/hfdqyyxcys/

(一)约翰-哈佛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10月28日，但它最初的校名不叫哈佛。

1637年冬，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时年29岁，刚结婚不久，尚没有孩子。他的名字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来自伦敦。他住在查理斯镇，与那所新成立的学院(当时尚没有正式的校名)的所在地剑桥镇中间隔着一条河，河的名字叫查理斯河。

约翰-哈佛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查理斯镇教堂的助理牧师。可惜他在1638年9月就因患肺病而逝世于查理斯镇。临死前，他立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约值780英镑)和所有的图书(约400本)捐赠给河对面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所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表示感谢，马萨诸塞州议会一致决议，将这所尚无正式名称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

哈佛所赠的780英镑捐款，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用时下之术语来讲，校方用这笔钱开发了不少的“硬件”和“软件”。但哈佛所赠的400本书却毁于一场大火。只有一本书因一个学生前天晚上借书未还而免遭劫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哈佛院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还是以“借书不得带出图书馆”这条校规开除了那位学生。

哈佛本人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一个屠夫。他曾有过不少兄弟姐妹。可惜发生在1625年的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父亲和四个兄弟姐妹的性命。哈佛本人也是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想当年，当约翰-哈佛凄凉地死在查理斯镇的小木屋时，他一定会为自己不能在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感到十分的悲哀，并为自己不能和太太育有一两个后代而感到无限的惋惜。望着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新学校，哈佛或许会想：那将是我对这片新大陆的惟一贡献了，希望它能有所作为。

而令哈佛感到无限宽慰的是，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学校不仅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而且最终成为全新大陆乃至全世界最出色的大学之一。

九泉之下，约翰-哈佛可以安息了。

(二)最有成就的退学生

不少人都知道，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退学生。但比尔-盖茨绝不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退学生。在他之前，还有不少的哈佛先辈们因退学而成名。

例如，在1894年，有一位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迫不及待要投入石油开采行业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果然因石油开采而成为美国的巨富。他的名字叫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在1926至1927年和1929至1932年间，有一位学生在哈佛大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的书。最后他禁不住各种科研工作的诱惑，还是自动中止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他后来获得了500多项的专利，是继爱迪生之后美国最出名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波尼-莱特(Bonnie Raitt)。

在1966年，有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哈佛二年级学生，因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乐队“国际潜水艇乐队”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成为当时一名著名歌手，他的名字叫格兰姆-帕森斯。

当然，在所有哈佛大学退学生中，比尔-盖茨的退学大概最具戏剧性。比尔-盖茨于1973年入哈佛读书。在此之前，盖茨被公认是数学天才，他也曾一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但到了哈佛之后，盖茨很快发现，竟有人比他还有数学天分，这曾使他甚感沮丧。后来，他一门心

思钻研电脑，认定这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但当时，他并没有从哈佛退学的打算。盖茨最后下定决心从哈佛退学，得归功于他的老搭档艾伦。为了拉这位小兄弟回华盛顿州去创业，艾伦不惜放弃原来的工作，随盖茨来到哈佛，并就地找事做，以便劝说盖茨退学。

在艾伦三天两头的劝说下，盖茨终于动摇了读完哈佛大学的信念，在大三时退学。盖茨当初决定从哈佛退学，曾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劝阻，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位室友。有趣的是，数年后，当这位室友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MBA课程时，盖茨又来劝他退学去共创天下。他禁不住昔日室友的轮番劝告，最后真从斯坦福退了学，去出任盖茨那间20来人小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是当今微软公司大名鼎鼎的行政总裁史蒂夫-鲍尔默，说来他也是一个退学生。

(三)校徽

哈佛大学的办校方针是求是崇真。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其英文为“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其中文翻译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句话原出自威廉姆斯-艾米思(Williams Ames)的一句名言。自哈佛建校以来，它就一直是哈佛学生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Veritas”，它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

哈佛校徽诞生于学院在164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其图案设计：它以三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这组字母。三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那次会议是由哈佛学院第二任院长邓斯特主持的。应该说，这个校徽设计是很有创意的。

可惜，有谁能料到，这个图案是在等足了200年之后才被启用的。

其原因是，邓斯特院长在主持了那次会议后，就随便将那次的会议记录丢置在一堆文件当中，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0年后，当时任哈佛院长的昆西(Josiah Quincy)在主持200年校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他把这份失而复得的校徽图案作为本次校庆的一个重要项目来推介给师生，大家在欢呼之余，无不感慨万分。

它似乎在昭示着人们：真理是不会被遗忘的，纵使它一时半会儿可能被人们所忽略。

(四)校长逸事

1640年，哈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伊顿牧师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将收购来的牛肉做饭给学生吃，还有就是贪污了学生饮用的啤酒。这在当时是一桩巨大的丑闻。

1848年间，在艾佛雷特(E.Everett)任哈佛学院院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黑人入学。这引起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院长办公室提抗议，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位黑人学生，他们将会退学。对此，艾佛雷特院长静静地回答说：“如果这位黑人学生通过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则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作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那位黑人后来成为哈佛校史上第一位入学的黑人学生。

1853-1860年间，詹姆士-沃尔克出任哈佛学院院长。这期间他为大学课程增添了音乐课。而有意思的是，沃尔克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聋子，什么都听不见。

1870年，在查理斯-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他找到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想聘请他出任中世纪历史的教授。对此，亨利-亚当斯谦虚地说：“校长先生，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懂中世纪的历史。”而艾略特校长则不客气地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为我举荐出一位比你懂得更多的教授，那我就聘请他。”结果亚当斯接受了聘请。

1884年，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找到艾略特校长。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请教艾略特校长用多少钱可以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当时想在加州办一所大学，以悼念他们新近逝世的儿子)。艾略特校长在听完了他们的讲述后，一脸认真地说：“这起码需要500万美元(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吧)”。听了这话，斯坦福太太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沉默良久之后，斯坦福先生开口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艾略特校长没有料到的是，这对夫妇用其姓名所建立的学校后来会与哈佛大学齐名。更难想象的是，那所学校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后来竟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主政哈佛20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本人。

(五)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哈佛与中国的缘分由此开始。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他们当中有罗邦辉、秦汾、金岱、李嘉同、马岱君和刘瑞恒等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有21位。1928年，哈佛--燕京学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胸怀大志，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做的努力。他们包括：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作曲家。1915年入哈佛攻数理哲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陈寅恪(1890-1969)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18-1921年在哈佛大学研究古文字学和佛经，后入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东方古文字学；林语堂(1895-1976)作家、语言学家。1919年入哈佛大学留学，后获文学硕士学位；杨杏佛(1893-1933)我国现代科学倡导者。先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后转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竺可桢(1890-1974)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系攻读气象学；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1920年入哈佛研究人类考古学，1923年以学术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博士学位，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梁实秋(1902-1987)文学家、翻译家。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受教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璧德；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后，入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进一步研习。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大石碑，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校园留下的一片集体足迹。

(六)校长名言录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这是哈佛大学第1任校长伊顿(Eaton)牧师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祈祷，然后去学习。”这是哈佛大学第2任校长邓斯特(H-Dunster)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这是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J-Quincy)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祝福。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哈佛学院建设成美洲大陆最出色的大学。”这句话是哈佛大学第20任校长希尔(T-Hill)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刚结束时提出的办学目标。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这是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C-W-Eliot)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这是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A-L-Lowell)说过的一句大白话。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这是哈佛大学

第23任校长科南特(J-B-Conant)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这是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N-M-Pusey)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学生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届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致辞。

参考网址：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伊顿，此话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期望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的名言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

——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第四篇：哈佛大学校长致辞

哈佛大学校长致辞

In the curious custom of this venerable institution, I find myself standing before you expected to impart words of lasting wisdom.Here I am in a pulpit, dressed like a Puritan minister — an apparition that would have horrified many of my distinguished forebears and perhaps rededicated some of them to the extirpation of witches.This moment would have propelled Increase and Cotton into a true “Mather lather.” But here I am and there you are and it is the moment of and for Veritas.You have been undergraduates for four years.I have been president for not quite one.You have known three presidents;I one senior class.Where then lies the voice of experience? Maybe you should be offering the wisdom.Perhaps our roles could be reversed and I could, in Harvard Law School style, do cold calls for the next hour or so.We all do seem to have made it to this point — more or less in one piece.Though I recently learned that we have not provided you with dinner since May 22.I know we need to wean you from Harvard in a figurative sense.I never knew we took it quite so literally.But let’s return to that notion of cold calls for a moment.Let’s imagine this were a baccalaureate service in the form of Q & A, and you were asking the questions.“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President Faust? What were these four years at Harvard for? President Faust, you must have learned something since you graduated from college exactly 40 years ago?”(Forty years.I’ll say it out loud since every detail of my life — and certainly the year of my Bryn Mawr degree — now seems to be publicly available.But please remember I was young for my class.)In a way, you have been engaging me in this Q & A for the past year.On just these questions, although you have phrased them a bit more narrowly.And I ha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I might answer and, perhaps more intriguingly, why you were asking.Let me explain.It actually began when I met with the UC just after my appointment was announced in the winter of 2007.Then the questions continued when I had lunch at Kirkland House, dinner at Leverett, when I met with students in my office hours, even with some recent graduates I encountered abroad.The first thing you asked me about wasn’t the curriculum or advising or faculty contact or even student space.In fact, it wasn’t even alcohol policy.Instead, you repeatedly asked me: Why are so many of us going to Wall Street? Why are we going in such numbers from Harvard to finance, consulting, ibanking?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to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answer it.There is the Willie Sutton approach.You may know that when he was asked why he robbed banks, he replied,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money is.” Professors Claudia Goldin and Larry Katz, whom many of you have encountered in your economics concentration, offer a not dissimilar answer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student career choices since the seventies.They find it notable that, given the very high pecuniary rewards in finance, many students nonetheless still choose to do something else.Indeed, 37 of you have signed on with Teach for America;one of you will dance tango and work in dance therapy in Argentina;another will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Kenya;another, with an honors degree in math, will study poetry;another will train as a pilot with the USAF;another will work to combat breast cancer.Numbers of you will go to law school, medical school, and graduate school.Bu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tern Goldin and Katz have documen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ou are selecting finance and consulting.The Crimson’s survey of last year’s class reported that 58 percent of men and 43 percent of women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ade this choice.This year, even in challenging economic times, the figure is 39 percent.High salaries, the all but irresistible recruiting juggernaut, the reassurance for many of you that you will be in New York working and living and enjoying life alongside your friends, the promise of interesting work —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explain these choices.For some of you, it is a commitment for only a year or two in any case.Others believe they will best be able to do good by first doing well.Yet, you ask me why you are following this path.I find myself in some ways less interested i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than in figuring out why you are posing it.If Professors Goldin and Katz have it right;if finance is indeed the “rational choice,” why do you keep raising this issue with me? Why does this seemingly rational choice strike a number of you as not understandable, as not entirely rational, as in some sense less a free choice than a compulsion or necessity? Why does this seem to be troubling so many of you?

You are asking me, I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ough you have posed your question in code — in terms of the observable and measurable phenomenon of senior career choic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unfathomable and almost embarrassing realm of metaphysics.The Meaning of Life — capital M, capital L — is a cliché — easier to deal with as the ironic title of a Monty Python movie or the subject of a Simpsons episode than as a matter about which one would dare admit to harboring serious concern.But let’s for a moment abandon our Harvard savoir faire, our imperturbability, our pretense of invulnerability, and try to find the beginnings of some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I think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your lives not just to be conventionally successful, but to be meaningful, and you are not sure how those two goals fit together.You are not sure if a generous starting salary at a prestigious brand name organ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ise of future wealth will feed your soul.But many of you are now wondering how these commitments fit with a career choice.Is it necessary to decide between remunerative work and meaningful work? If it were to be either/or, which would you choose? Is there a way to have both?

You are asking me and yourselv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values, about trying to reconcile potentially competing good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have it all.You are at a moment of transition that requires making choices.And selecting one option — a job, a career, a graduate program — means not selecting others.Every decision means loss as well as gain — possibilities foregone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embraced.Your question to me is partly about that — about loss of roads not taken.Finance, Wall Street, “recruiting”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this dilemma, representing a set of issues that is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just one career path.These are issues that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ll at some point face you all — as you graduate from medical school and choose a specialty — family practice or dermatology,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use your law degree to work for a corporate firm or as a public defender,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stay in teaching after your two years with TFA.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both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successful one;you know you were educated to make a difference not just for yourself, for your own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but for the world around you.And now you have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make that possible.I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you are worried — related to but not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first.You want to be happy.You have flocked to courses like “Positive Psychology” — Psych 1504 — an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in search of tips.But how do we find happiness? I can offer one encouraging answer: get older.Turns out that survey data show older people — that is, my age — report themselves happier than do younger ones.But perhaps you don’t want to wait.As I have listened to you talk about the choices ahead of you, I have heard you articulate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 perhaps, more accurately, how to define success so that it yields and encompasses real happiness, not just money and prestige.The most remunerative choice, you fear, may not be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the most satisfying.But you wonder how you would ever survive as an artist or an actor or a public servant or a high school teacher? How would you ever figure out a path by which to make your way in journalism? Would you ever find a job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after you finished who knows how many years of graduate school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The answer is: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But if you don’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 whether it is painting or biology or finance;if you don’t pursue what you think will be most meaningful, you will regret it.Life is long.There is always time for Plan B.But don’t begin with it.I think of this as my parking space theory of career choice, and I have been sharing it with students for decades.Don’t park 20 blocks from your destination because you think you’ll never find a space.Go where you want to be and then circle back to where you have to be.You may love investment banking or finance or consulting.It might be just right for you.Or, you might be like the senior I met at lunch at Kirkland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n interview on the West Coast with a prestigious consulting firm.“Why am I doing this?” she asked.“I hate flying, I hate hotels, I won’t like this job.” Find work you love.It is hard to be happy if you spend more than half your waking hours doing something you don’t.But what is ultimately most important here is that you are asking the question — not just of me but of yourselves.You are choosing roads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ing your own choices.You have a notion of what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and you are not sure the road you are taking is going to get you there.This is the best news.And it is also, I hope, to some degree, our fault.Noticing your life, reflecting upon it, considering how you can live it well, wondering how you can do good: These are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that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equipped you to do.A liberal education demands that you live self-consciously.It prepares you to seek and define the meaning inherent in all you do.It has made you an analyst and critic of yourself, a person in this way supremely equipped to take charge of your life and how it unfolds.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liberal arts are liberal — as in liberare — to free.They empower you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ing agency, of discovering meaning, of making choices.The surest way to have a meaningful, happy life is to commit yourself to striving for it.Don’t settle.Be prepared to change routes.Remember the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we have of you, and even as you recognize they are impossible, remember how important they are as a lodestar guiding you toward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o the world.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is for you to make.I can’t wait to see how you all turn out.Do come back, from time to time, and let us know.

第五篇：哈佛大学校长名言录

哈佛大学校长名言录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

——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伊顿，此话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

——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期望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的名言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

——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学生“学生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院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

——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届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致辞。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学生一代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在第340届毕业生典礼上的一句致辞。为人的历史是单调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在第340届毕业生典礼上的一句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