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曹植诗歌研究 毕业论文

曹植诗歌研究

——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要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Key words: Cao Zhi;Poetry study;Five-character poetry

目录

引论................................................................1

一、曹植简介........................................................1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2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3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5

（一）曹植前期诗歌..................................................5

（二）曹植后期诗歌..................................................7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9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10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10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11

六、结束语.........................................................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2 谢辞...............................................................13

引论

诗歌作为人类吟咏性情的产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态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诗歌，带有较大的自发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较大的地位，诗歌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处于蒙昧的、不自觉的状态，原始的发展很缓慢。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大概到《诗经》时代，就取得了对诗歌的初步自觉。但《诗经》和汉乐府与音乐、娱乐、祭祀等功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不能算是纯粹的诗歌艺术，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觉。诗歌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它走上自觉的发展道路之后，这时的诗歌不但远离了原始的诗歌状态，而且也摆脱了音乐的母体，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而存在。这种自觉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萌芽于《诗经》，初现于屈宋的楚辞，而最终成立于中古时期的文人诗歌艺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系统的确立，以及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是由以五言诗为主要体裁的魏晋诗人来完成的，而处于魏晋最前沿的建安诗人，尤其是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诸子则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诗歌发展过程中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向着文学的觉醒与独立而发展，为诗歌的自觉而努力。

一、曹植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与父亲曹操、兄长曹丕被后世称为“三曹”。以“三曹”为中心，“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等人为羽翼，共同构成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先锋文学家。他们创造出来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备受关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固然与他诗歌创作成就更为突出有关，“邺中诸子，陈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历代读者为他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1]将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章，深得曹操宠爱，甚至曹操曾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为嗣”，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观感情强烈、行为放任、屡犯法禁、任性而为，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成熟与稳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最终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从此，曹植生活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公子，变成处处 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政治才能，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一场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文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曹植《迁都赋》中写道“余初封于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号，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得不到信任和处处被折磨的艰难处境跃然纸上，尝尽世间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说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体味了生命的无限尊贵，又遭遇了极度卑微，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陈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汉代，文人写作诗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为，直到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才日益觉醒，诗歌创作风气日益兴盛，开始出现了一些追求审美意蕴，作风较多越出经学与经世之学范畴的五言诗人，初步形成诗人群体。魏晋时代，虽然已经形成了群体的诗歌创作风气和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但还不普及，即使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期，写作诗歌也还只是曹魏士人集团中以“三曹”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吴蜀两国基本上还没有进行五言诗创作的风气。

汉末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思想产生剧烈震荡，开始以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希望赢得人生的不朽。汉代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因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旧有的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种种悲剧，深感到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兴衰荣辱难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认识与发现自我，儒学之外的思想（玄学）因之兴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又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建安时期，思想上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诗歌艺术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凉的美，兼之汉末文章渐趋华丽，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当然建安诗歌的发展也遵循着诗歌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既吸收汉乐府 “缘事而发”和《古诗十九首》无名氏诗人单纯抒情的特点，又吸取汉末名士以气节志望为诗为文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儒学自然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子学范畴也不局限于儒学，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奋发有为之外，兼有务本尚用的特点，企图通过学术和文章培养思想能力和从事政治事务能力。这是一种务本尚用的治学主张。

“建安”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无论是实际的政治，还是思想、学术都显示出质朴、明朗、刚劲、大气、有为的特色。建安诗人的思想风貌，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锐气以及自觉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历代文人少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使得士人们面临劫乱仍能关注文化，而且正因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激发起复兴文化，建设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刺激而生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直接动力，此时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流露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总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诗歌艺术的觉醒与独立，以及建安时期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较为全面地表达其文学观点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对诗文的爱好，提出了文人之间应有正确的批评观。同时他也表露了一些轻视文学的倾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重谈扬雄所谓辞赋是“篆虫雕刻，壮夫不为”之论，并强调自己意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声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讲文章可以“经国”，是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典论·自序》）出发；曹植不屑作辞赋君子，是因为他志在建功立业。曹丕强调的是文章的体用，曹植强调的是人生最高理想，两人侧重 不同。曹植的文学创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业，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诗还更明白地表达了致力于政治功业的想法：“„„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勋，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骋我寸迳翰，流藻垂华芬。”表白他即是用笔创作，也要为“王业”效力，所谓“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这些诗文流露出来的思想都可确切地证实，曹植与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中，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差异。很明显，曹丕文学思想开放而洒脱；曹植则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羁绊。曹植《与杨德祖书》也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关于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前录序》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与雅颂争流可也。”由此，可以见出，从文学的批评、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为文学由汉而魏的渐尚华丽，建安文学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诗歌创作主体，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诗人的气质，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现，善言谈，“任情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他受到的思想影响也是纷繁复杂的，最主要的还是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业，志在政治。强烈的诗人气质，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继嗣的资格，更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天然地，曹植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心高气傲。黄初以后，曹植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猜忌与迫害的对象，“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愿望理想就此破灭，“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心理承受能力差，难以接受挫折和失败，无可奈何的闲愁之外，更频添了几多恐惧。不得不面对后半生穷苦困顿的生活时，他文人的高傲无处安置，他脆弱的心灵也就不堪一击。现实的困境无法改变，只好求得精神解脱，于是他的热情、才华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倾注大量精力于诗歌创作。他兼善各类文体、诗体，尤长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晓佛经，能注意追求诗歌的音律和谐之美，这些都成为曹植本人诗歌产生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

对于诗歌艺术的新变，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与创作表现也有所不同。曹植紧跟诗歌发展时代潮流，主要是从事五言诗的创作，五言占他现存完整诗篇的70%，虽然多是乐府歌辞，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古诗十九首》在五言兴起的时代，[2]尚属凤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为洋洋大观，钟嵘《诗品》屡称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警策”，在现存的63首五言诗中的确比比皆是，他为五言诗的发展并走向艺术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五言腾踊”的时代，曹植诗歌之体又突破《诗经》的四言体和带“兮”字的楚辞体而兼有六言、七言和杂言体，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

就“五言腾踊”的文人诗歌自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来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其创作成就上，曹植都远远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的一代大家，钟嵘称为“建安之杰”（《诗品序》），其诗歌被钟嵘《诗品》推崇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列为上品。由此可见，曹植在这个特定的诗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诗歌发展贡献尤为卓著，具有鲜明的代表意义，是魏晋时代文人五言诗歌自觉创作蔚然成风的一个缩影。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这时曹操去世，曹丕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奋发进取与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应地从前期的积极乐观、奋发有为转变为后期的抑郁痛苦，无可奈何，甚至悲观消极。无论哪一时期的思想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他的人生遭遇决定的。当然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状况的前后不同，从而见出诗歌题材内容的前后差异。

（一）曹植前期诗歌

在建安时期昂扬向上、奋发有力、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励下，建安文学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阳刚霸气，折射出了以曹操为核心的军事集团雄才伟岸的气魄。因此，受此风气影响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聪颖才华，让曹操在太子的人选上也想打破“立长不立幼”的常例，考虑立曹植为嗣，这也更增强了曹植施展政治才华的斗志和期待。有了这样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乱长于军”的曹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数也是吐露这种志趣和抱负。于是，曹植作为一个天才人物在整个建安文学中横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侠时代潮流的影响。前期体现这种思想和抱负的作品有《白马篇》、《鰕鳝篇》、《名都篇》等。

《白马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这样一位武艺精湛、忠勇爱国、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幽并游侠儿”，正是曹植青年时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写照。诗歌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领起，又以“借问谁家子”十二句来补叙“西北驰”的原因。诗人说，健 儿立功扬名于边陲已非一日，连翩西北而驰当然也非第一次，描写了健儿的武艺高强，背景广阔辽远，由近及远，先马后人，轮廓渐渐清晰，“游侠儿”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继而又倒叙“名编壮士籍”，告别家人时的心情；最后策马“赴国难”的一幕则与开首重合。使白马英雄的形象渐次深化，忧国去家，捐躯济难的主题得到了鲜明突出的表现。最后几句赞扬人物“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道出了“游侠儿”的思想底蕴和壮烈情怀，写的声沉阔远，荡气回肠。这样豪壮的诗句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实反映。《鰕鳝篇》中曹植以“鰕鳝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六句诗用了三组鲜明对比，最终引出“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服。”仕宦之徒唯势谋，壮士抚剑志在报国，构思别出心裁。诗人以豪迈气势登五岳而小陵丘，“俯观上路人”，以居高临下之势藐视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达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雷音，猛气纵横，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名都篇》表面写战乱之后洛阳城市终于恢复昔日的繁华，贵族子弟斗鸡走马、射猎饮宴、寻欢作乐的情景，诗人选取少年游乐的片段来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乐又集中选取驰骋来表现、极力描写驰骋少年身手的轻捷、射技的精湛，绘声绘色。同时也写出了都市富贵子弟游手好闲、终日斗鸡走马，饮宴嬉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虽然也有高强的骑射技艺，“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但止于佚乐，无益于国家，表达了一种对世俗的轻蔑，以及高行远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结尾四句“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流露出了作者对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寿命不长的忧惧，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国意识。也表现了作者对高超的骑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赏，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终日游乐，沉湎于享乐，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时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以利于国家。

游侠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惜其躯的化身，不管是《白马篇》中的“游侠”，还是《鰕鳝篇》中的“壮士”，《名都篇》中的“少年”，身上都凝聚着一股侠气。曹植借用其来形容马上健儿，主要着眼于不惜其躯而为国立功这一点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侠情结上。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精彩纷呈的一面。而侠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属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属于道家文化，而是在这两个文化体系中分别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质。于是就产生了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从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他的影响遍及社会方方面面，从而使侠儒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强烈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己任”；三是“自我”的牺牲精神。而道家之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个体智慧，个性鲜明而不容于世。显然，曹植的侠偏重于儒家之侠。结合《白马篇》、《鰕鳝篇》和《名都篇》，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在世，讲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对曹植的深刻影响，以及曹植身上潇洒自由、重情尚义的游侠气质和游侠情结，结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为国建立不朽功业的迫切愿望及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迈气概和英雄精神。

（二）曹植后期诗歌

黄初（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以后，即逐年收杀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如以“私受西域货赂” [3]杀了孔桂，有“以市不丰乐” [4]冤死杨俊。对于曹植及诸王，曹丕令他们回归封地，并派监国使者对其进行监视。曹植因有争太子之嫌，更遭罪贬，朝廷不让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换他的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备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说自己是“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其物质生活也很匮乏，曾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僚属皆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许多的艰辛在诗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诗歌创作也就转入了第二个时期。

刘大杰曾说过：“中国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 [6]这种危机和苦闷往往来自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环境由于处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祸福无常的感慨，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来说，更高地则是以个人生命的悲剧来理解整个社会的苦难，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志向，表现得更深刻、更执着。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薤露行》、《当墙欲高行》、《仙人篇》和《升天行》等。《赠白马王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气魄宏伟，章节蝉联，结构严谨。这首诗的题目是“赠白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但这“赠”是赠别，为临别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黄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马诸王一同朝京师会节气时的情景，来时大家一起来，归去时却少了曹彰。对曹植来说，和曹彪是生离，和曹彰是死别，生离是这首诗的主线，然而写生离却又不能不带出死别，从更深的层次看，诗人写与任城

[5]王的死别，意在点醒这与今日和白马王的生离实无二致，与曹彰的死别很悲痛，而与白马王彪的生离无异死别，更是悲痛。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使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悲愤之情。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当时走投无路、悲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连结起来，文气贯通，使全诗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情感表达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兴寄托，都是“悲”、“愤”两字的不同表现，富于变化的表达方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赠白马王彪》诗序中的“大别在数日”似乎是对自己的命运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闻之颤栗。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诗人为国效力的宏志不仅得不到实现，而且还感受到生命的恐惧和生命的悲哀。这种生命之悲既是诗人的自觉在情感形式上的体现，更是苦难现实与自己苦难处境的共鸣音。但是这种对死亡的强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诗人的弦外音，而表现出来的是超脱生命的悲哀。其中饱含着哀伤、愤慨和悲惧，但又显出慷慨激昂的格调。曹植的“知命复何忧”就是一种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种对未来生存满怀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恼。表现出的情感基调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争力量的建功立业之曲，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尺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悲哀之中升腾起一股忿争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强度。这正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建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慷慨之情。这种感情以一贯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终，同时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质特征。抓住了这一本质，曹植后期创作的两种很重要的题材内容的诗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那就是游仙诗和饮酒诗，其中无尽的惆怅和深沉的悲哀，镂心刻骨的悲凉，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情感现象，深层次上是假游仙诗、饮酒诗以寄慨，以表现建功立业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对遭受严重压抑的不满和“冷”反抗。诗人蒙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迫害，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一再幻灭，苦闷与彷徨无法解脱，于是精神的安慰变得异常迫切。假诗歌希望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点安慰，苦闷得到一些解脱，心灵得到一丝慰藉。

“曹植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诗人，但在黄初、太和时期，他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的发展的机会。这使得曹植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心灵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力求恢复平衡正是曹植后期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主题。” [7]，“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 [8]曹植后期的作品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较多的游仙诗，这主要是受到当时诗歌创作风起的影响使然，游仙诗名为游仙实为咏怀，以此作为安慰自己痛苦灵魂的一种选择和方式，通过虚幻的时间和空间意象使自 己解脱。曹植后期局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致“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现了封建上层统治的当权者对他的压制与防范，以及对他自己在失势后所遭受的严重压抑的不满与反抗。《当墙欲高行》借用“鼎湖飞龙”的神话传说来作起句，将“龙”比作跃跃欲试的自己，把“天”比作施展抱负的舞台，把“浮云”比作“谗巧令亲疏”的监国使者，进而感到骨肉谗间，真伪莫辨，流露出一种心事难言的痛苦和受尽压抑的愤懑之情。还有《仙人篇》的“乘龙出鼎湖”和《升天行》的“愿得行阻辔，回日使东驰。”对天上神仙世界热烈赞美，实际是对人间的否定，对曹丕一伙人一再迫害的愤怒控诉，也是对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都深切地表现了他爱国忠君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地希求待时而动，徘徊天上、转日回天的积极进取精神。尤其是《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一首，曹植自喻为高达千丈的扶桑神木，倾心向日，守护天涯海角。红日西颓如国家衰败，想将象征着权力的疆辔抓在手中，把装载太阳的车子扭转，使之转日回天。而《野田黄雀行》则很特别，采用比兴手法，以一个很感人的寓言故事，寄托自己愿“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奋身拔剑，捎破落网，挽救丁氏兄弟。可惜“利剑不在掌”，有负于朋友，虽然很无奈，但还是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精神和对险恶政治环境的反抗。

同时，这种假诗寄慨，释放自己的情感状态，也是曹植儒道互现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侧面。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一生用力在儒，儒家传统文化赋予其固有的道德规范及价值取向，志在立功济世，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撞使得其理想志向幻化成了一场迷梦，且带来了恒久的痛苦。为了化解人生的痛苦，平衡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曹植心灵中的道家思想开始奏效，以诗歌为媒介，向着艺术想象世界的空间开掘。在道家思想中，没有绝对对立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互相依存，曹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亦是如此，是道家思想给曹植指出了一条实现精神自由的道路，给其无拘无束的想象思维提供了艺术渊薮和广阔无垠的伸展空间，也给其伤痕累累的心灵开出了一剂拯救的良药。而根本上，道家追求超越现实和自然规律的终极目的，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超脱，成为曹植解构精神与肉体双重痛苦压迫，在诗歌面貌上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

总之，无论曹植诗歌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多么丰富复杂，但都不过是其在理想、志向、追求支配下激烈的建功立业旋律的一个个符号，真正的思想感情是潜意识中终生奋斗不息的建功立业和报效国家。

[9]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

曹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天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多方面 的努力和贡献。为我国古代诗歌在建安时期的发展，后世诗歌艺术的承继和新变，以及在唐朝发展为显赫的“一代之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10]、“门户各立”[11]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 [12]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13]更是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曹植正是这一时代诗歌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长于五言古体，大力创作五言诗歌。“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曹植五言诗在数量上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个建安诗人的五言 [14]诗。”因此，我们可以说曹植才是诗歌艺术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从题材范围上来看，有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 [15]，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郭璞、谢灵运、李白、杜甫惠泽甚远。在艺术上，由于精通音律，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调谐、音节铿锵，对五古到五律的规范有着重要影响；而其诗深于取象，善为比兴，也是一大创举，如《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等。诗歌语言清丽，出语自然，浑然天成。吴乔《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王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孟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虽不免溢美，但确实道出了曹植于五言诗方面的重要贡献。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建安文学是在继承和创新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两汉时期，抒情因素在诗歌中只是一股流于内层的潜流，但这股潜流反映了诗歌的本质特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和文人诗歌创作意识的觉醒，抒情遂被确立为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汉乐府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很少超脱出事件和具体感受去表现某种情感，事件为汉乐府的基本要素，抒情依附于叙事过程进行。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等文人无名氏古诗中，在某种程度上则摆脱了单纯的“缘事而发”的创作观念，更加趋向了抒情性的写作原则，“事”被提炼为诗歌抒情活动的主要元素，这也是诗歌艺术由民间向文人变化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曹丕的“文气”论的诗歌理论探索，诗歌艺术方才觉醒，以情为本，但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诗人当为曹植，他既吸取了汉乐府“缘事而发”和无名氏诗人趋向抒情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超越了前代。其诗“本乎性情”[16]，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 [17]，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庾信《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岁寒堂诗话》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王世懋《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较为中肯地概括出了子建诗对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确立的影响和贡献。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华美壮丽，到了《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建安时曹植“檃栝《风》《雅》，组织屈宋”，吸取乐府诗精髓，“法《十九首》意象” [18]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锻炼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品质，而且“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19]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鰕旦篇》)，“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闲情》）；“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这类诗句或悲壮宏阔，或凄恻委婉，或清丽工致，无不气韵流注，意象相生，都充分显示了诗人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锻炼字句相结合的用心，“意厚词赡，气格雄浑”（方东树《昭昧詹言》），总体上呈现出壮美的风格和文质彬彬的总体特征，后世的阮籍、左思、乃至鲍照、庾信等，受曹植“骨气奇高”、文质彬彬的影响，诗歌创作有风有骨、重文存质，到了唐代的陈子昂更是高举“汉魏风骨”，为唐诗开创了一条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总之，曹植以五言体式、抒情为本、情文并茂为诗学品格，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同时也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贡献。

六、结束语

本文在前人关于曹植诗歌研究的基础上，对曹植本人生平经历做了简单介绍，从时代文化背景、学术文化风貌和曹植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原因，讨论了曹植的文学思想，并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述了其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题材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以及贯穿始终的情志旋律。最后，简单地概括出了曹植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但建功立业的理想愿望难以实现，于是退而立言，“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最终被后人垂范并师法千秋，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为后世诗歌艺术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故曹植被誉为“诗歌隋珠”[20]、“五言圣境”[21]、“百代宗工”[22]，正如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说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注释

本文所引用的曹植诗文均来自傅亚庶注译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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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第三篇：曹植小传

曹植小传

曹操者,魏公也,字孟德,有四子,为其妻汴氏所生,名日:丕、植、熊、彰。爱丕、植二子，又更甚于植。植者，字子建，操次子也，有文之大才，极善于文，故操常谓丕曰：“子建之才可胜汝之十倍矣。”丕妒忌之，深恨之建。

明年，植以父任为临淄侯，兄丕继父任，为魏王，更甚暴于其父，魏国有日下之势也。操时年六十有六而亡，三子熊及四子彰皆往丕处报丧，独子建于临淄，每日饮酒作诗，不理临淄之事也。因故，不知父死之事也。丕大怒，忆父在时，言子建胜其十倍之事，遂令人往临淄，拿子建回京，欲问罪而杀之，以报前日之不快也。

比及子建至京。次日，丕上朝，令带子建，须臾，子建立于堂下，同行者，丕左右丁仪、丁庳二兄弟也。丕问曰：“子建，吾等父死，尔何故不至，欲无视当朝礼数乎？”遂令斩丁仪、丁庳二兄弟，子建喝曰：“兄欲治臣弟之罪不？何故拿吾下人问罪？”丕曰：“此二人误临淄甚矣，不斩，又何置之！汝以为汝如此方可脱得干系？”丁仪、丁庳曰：“临淄侯爷，汝待吾兄弟二人甚厚，吾兄弟二人无以为报，古人云：„士为知已者死‟。吾兄弟二人死而无憾矣，汝自珍重！”

斩丁仪、丁庳已，丕难子建曰：“父在时，常言汝文章之大才胜于吾十倍，今曰，汝于此殿之上行七步，作诗一首，汝便可无罪，如诗不成，亦斩，无赦！”子建闻此言，心中满怀幽愤，跨出一步，随口吟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丕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句，不觉泪下，曰: “子建矣子建，吾与汝上朝为君臣，下朝为弟兄，汝难煞为兄！”

汴氏，即操之妻，丕、植之母，闻丕欲诛子建，立于帘后，听之良久，此时，出帘指丕骂曰：“汝，汝，汝为兄长，安能如此迫汝弟也，欲置汝弟死罪乎？”丕大惊，起坐，曰：“母后息怒！儿臣非欲诛子建，实为国不可无法也。”谓子建曰：“汝虽能吟诗自赎，然死罪虽可免，活罪亦难逃，汝从今贬为安乡侯”。植拜谢而退，往安乡就职。（未完待续）

第四篇：曹植名言精选

第一部分：

1，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2，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3，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

4，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5，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6，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

7，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

8，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9，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

10，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

第二部分：

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3，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4，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5，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

6，立功立事，尽力为国。曹植名言

7，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

8，隐然长寝，其乐无逾。

9，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

10，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

11，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12，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13，傥终顾盼恩，水副我中情。

14，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15，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16，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

17，炎光再幽。殄灭无遗。

18，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19，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20，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21，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22，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

23，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24，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25，愿为西南凤，长逝人君怀。

27，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28，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2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0，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31，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32，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第五篇：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众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些趁镇压黄巾军起义之机发展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控制中央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混战。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265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其间战乱频仍不绝，致使国家残破，人民遭殃。诗人曹植正是亲身感受到了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自己的诗作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的《送应氏》一诗这样写道。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

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经，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

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据《魏志·董卓传》记载：“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献帝（刘协）都长安，纵兵焚烧 洛阳宫殿”，后由于连年战乱，未经收复，故洛阳城更显荒芜。诗人用了史诗般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洛阳一片苍凉萧条、惨不忍睹的景象。你看，宫室被焚，垣墙崩坍，农田荒芜，中野萧条，荆棘参天，人烟稀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首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曹植身为王侯，还能关心人民疾苦，把当时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贫困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杂诗·转蓬离本根》）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战乱游子征夫漂泊无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从中，读者使人不难感受到封建战乱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浓重的阴影。“剧哉海边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兽，行人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免翔我宇。”（《泰山梁父吟》）这又真实地展现了汉代边地人民贫困不堪，凄苦万状的生活场景，令人感叹不已。他还有不少诗篇，对劳动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表现了他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归山，霖雨或川译，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赠丁仪》）“嘉种涩膏壤，登秋毕有成。”（《喜雨》）等诗，既有对农夫遭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担忧，又有因雨救灾，登秋有收的喜悦。诗人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把人民的忧乐融注于笔端，从而使他的诗篇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倾向。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侯，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出人民的思想情感，这在建安诗人中是很少的。

妇女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由于四大枷锁的束缚，劳动妇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运非常悲惨。曹植同其他进步诗人一样，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用诗歌形式加以艺术表现。如《浮萍篇》描写一个“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欢而无端获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欢、愁苦满怀。《种葛篇》写一个妇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遗弃，他如坠入痛苦的深渊，“攀枝长太息，泪下沾维衿”。这些描写弃妇的诗篇，可能也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从客观上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的悲剧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恶，我们可以从这悲怆动人的诗篇中，感受到古代劳动妇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诗歌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愤心情。建安诗人，大都具有远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乱，长乎军”，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并且，年轻时曾跟随其父转战疆场。现实生活的熏陶，超乎众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越来越强烈。他曾在《求自试表》中说：“昔从汉武皇帝，南极赤岩，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曹植这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如他的《白马篇》一诗，以游侠儿自此，把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现得非常鲜明。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

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按飞猱，俯身散马蹄。……

这里，诗人给我们刻刻的一个武艺高超、勇敢机智、捐驱赴难、奋不顾身的游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体现。在曹植的其他诗篇里，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时有表露。如：“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鱼 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都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当然，曹植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在这些诗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烙印，我们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业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他的诗作“没有出离个人得失的情况”，郭茂倩在阐发《白马篇》的主旨时曾这样说：《白马篇》“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5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总之，曹植这些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曹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诗人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植纵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无从施展。在曹丕继立以后，由于有争立太子的前嫌，他备受曹丕的迫害。首先，他的好友丁仪、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杀害，给了他以沉重的打击。接着，他又被曹丕责令离京，并处处受到监察官的密切监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长逝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真是转徙飘泊，饥寒备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植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于是，这种贫困不堪的现实处境和远大的抱负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诗人产生的苦闷、怨愤的心情，积郁于胸中，发之于笔端，就使他的诗歌具有怨愤不平之气，金石掷地之声：“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鱼 篇》）这一声长叹，人不我知的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信念尽含其中。曹植这种“抱利剑而无所施”的怨愤在《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它和表现诗人建立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诗作流露出的怨愤之情，由于植根于当时社会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看到了社会政治的 黑暗和腐败，因此，曹植的诗作也有直接和间接地反映这一现实的。如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其回国途中和白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的描写，反映了封建集团对有志之士的迫害，诗人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的黑暗现实。在《野田黄雀行》中，诗人感叹“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险恶、恐怖的政治环境。对曹植这种揭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诗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诗人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黑暗政治压迫的控诉。钟忧民先生在《关于曹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争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别是曹丕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后，他们之间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兄弟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君臣关系，怎么还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去观察他们的矛盾性质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统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寻常的个人得失。”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描写的虽然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细加体味，它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的曲折的映照。诗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摆脱尘世间的烦恼，求得精神的暂时宽慰，正如朱乾所说：“游仙诸诗嫌九州锔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6如《五游泳》、《远游篇》等诗，写诗人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以寻求理想境界之所在。《挂之树行》等诗篇，又描写了瑰丽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这些诗篇，颇有一种“列仙之趣”，然而，这种“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它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评论者没有领会到诗人写游仙诗的主旨，认为“曹植所写的游仙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他想当神仙这一思想实际的反映”。这种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创作游仙诗的真正意图，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实际。应该说，曹植对封建迷信之类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辩道论》一文中说：“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嬴州，……弃六骥而美飞龙哉？”可见，诗人对道术是持有否定态度的。至于他的诗中出现“飞龙”，乃是诗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诗看成是作者要当神仙思想的反映，这实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诗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诗中，也颇有一些“忧患之辞”。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仙人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远游篇》）应该说，这种“忧患之辞”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体现，这和屈原的“悲时俗之迫承诺厄兮，原轻举而远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曹植这种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来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这是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别的途经来吸取精神力量，改变黑暗的环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渊明、李白等都无不如此。我们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更何况，诗人在忧患之中并没有厌世轻生，也没有沉湎于梦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写过一些赠答诗，这些诗的感情是健康、真诚的。如《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诗，大多含有劝勉之意。“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 番 美，积久德愈宜。”“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这些诗，都充满着真挚的情谊和人生的乐趣，表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写的慨叹人生行止无定，宣扬及时行乐的赠答诗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用他那苍劲有力的大笔，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画，使诗歌更具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有人无视曹诗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认为曹植很少描写现实的诗篇，这不免有失偏颇。在曹诗中，社会的**、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即便是那些游仙诗、赠誉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当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诗人未经世事，志满意得，写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鸡诗》这些思想内容极为平庸的作品，但这不是曹植诗歌创作的主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

二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除了表现在它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表现在它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上。曹植在艺术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他得以成为“建安之杰”的重要标志。

每一个成熟的作者的艺术创作，由于其思想、经历、个性等等的差异，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色。曹植和建安时代的作家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刘勰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的任气”。但就曹植诗歌创作的实际来说，他的风格往往和其他诗人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的。比如曹植沉雄古朴、气势豪放，曹丕清丽明朗、细腻委婉，而曹植意厚词瞻、气势雄浑，显示了明显的个性特色。

曹植诗歌风格是和他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昂扬激奋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壮志、怀才不遇的怨愤，形诸笔端，就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和骨气奇横的艺术风格。请看他的《杂诗·飞观百尺余》：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 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此诗可称为曹植诗歌风格的代表作品。他抒发了作者甘心赴难、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达了壮志被压抑的愤激之情。作者处逆境而壮志不灭，这就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气。在曹植的诗集中，这种诗篇俯拾皆是。如“时俗薄朱颜，谁为发浩齿。”（《杂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野田黄雀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这些诗同样也是刚劲有力、令人振奋的。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诗，依然保持着诗人这种独诗的艺术风格。“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诗人凌清风，奋六翮，游太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着不懈的追求。这种峻洁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远远超脱于流俗和现实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8

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如《种葛篇》、《浮萍篇》、《七哀》、《杂诗》等。或写空闺愁妇思恋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缠绵排恻，婉约柔和，但字里行间，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块垒不平之气。在“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叹声中，我们又不难体味到一股沉郁浑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诗里，柔和素雅和刚健慷慨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艺术风格只不过是曹植刚健慷慨性格的一种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中，曹植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最为严格。“质素也如秋莲，擒藻也如春葩。”（《前录自序》）这是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的语言标准，而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历代的一些评论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诗“词采华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质素也如秋莲”的一面。事实上，曹植诗歌既具有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绮丽优美的语言，又具有《东门行》率直朴素的语言。他的大多数游仙诗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诗的语言属于前者，文彩缤纷、流丽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黄雀行》等诗的语言则属于后者，不假修饰、朴实如话。诗人正是从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与诗歌内容相谐和的语言风格。《游仙诗》大多描写瑰丽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诗人在描写中付之以华艳的词语，使神仙境界更为令人陶醉。这种语言风格与诗歌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正是曹植运用语言技巧的高妙之处。

曹植非常讲究诗歌语言的韵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美。他喜用对仗这种整齐匀称的形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音调明朗，声韵谐和，读来自有意趣。诗人还十分重视炼字炼句，使诗歌语言精炼简约。如在“俯身散马蹄”、“嘴落轻毛势”句中，作者用“散”写驰马之状，“轻”状斗鸡之势，十分贴切传神。还有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绿叶摇缥青”中的“发”、“激”、“摇”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贴。这些精炼而又传神的语言，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曹植诗歌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于起调”。诗人特别重视诗的起句的运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开首突兀非凡，着意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懑和决心摆脱黑暗现实羁绊的雄心，气势磅礴，全篇为之振起，同时，超现实的描绘为全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用形象的语言渲染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全诗蒙上了一层暗淡的悲剧色彩，正是“兴家自然，无限深意，横著顿注”。9诗人巧妙的起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让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这种出手不凡的起句的运用，同样也表明了诗人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

由此看来，曹植诗歌语言颇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诗人很高的语言素养。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诗“雕琢词藻”，并认为他“开出了六朝骈骊文字的先河”。对此，我以为值得商榷。曹植的“锤炼词句”和“雕琢词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雕琢词藻”是指不顾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片面地追求词藻的华艳，一味地雕琢文词，这样的作品一般是华外而虚内的，斧斧雕凿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曹植诗歌的语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畅，并无斧雕琢之痕迹，且又饱和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曹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雕琢词藻”混为一谈。至于曹植诗中的一些骈骊文字，也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开了六朝骈骊的文风”，因为在曹植以前，汉赋固不必说，就是在清新流丽的汉乐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骈骊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诗作中，骈骊的句子也时有可见。如果把“六朝的骈骊文风形成的原因一味归诸曹植，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诸诗人中是学习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进行艺术表现，这突出地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在曹诗中比兴的手法运用非常的圆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随水飘荡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人生；“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则用凉气初发，树叶凋零比喻天下肇乱，令人悲凉的社会现实，都非常恰切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汉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不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在汉乐府民歌中，虽然也有通篇用比兴来构成完整形象的，然而这类作品极少见，而且比兴所显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显得很为单纯。但曹诗却不同，他不仅有许多诗篇用比兴来构建形象，而且比兴所构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相互有密切联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云飞。渺渺

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日白露晞。游者叹黍离，处

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此诗借遥役思妇之情，喻诗人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之意。“微阴”喻文帝，“阳景”喻武帝，“清风”喻进谗的群小，“客行士”喻诗人自己，“徭役”喻诗人被贬异乡，“久不归”喻诗人长期不被重用，“严霜结”、“白露晞”均喻政治环境之险恶。这里的比喻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压抑而又愤激的心情正是在这些完整的比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如《美女篇》、《白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构筑形象、表达感情的。这种成功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曹诗收到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加强了诗歌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的艺术形式的运用上、诗人善于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艺术表现。胡应麟评述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11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在多种形式中，五言诗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2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五言诗这种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五言诗中溶进入深广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诗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诗也写得很好，如《矫志》一诗，情事崎岖，语脉参差，而气甚高古。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模仿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虽然他模仿的痕迹还略有显露，但不可否定他的乐府诗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虽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叙述的方法、描写的重点、艺术表现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们只要从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就可以窥见曹植创作乐府诗的娴熟的技巧。

对曹植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没有加以肯定，他在《论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贬斥，他说：曹植诗“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这可能是郭老全盘否定曹植诗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事实上，这个看法似乎特别强调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创新的一面。郭老的这种评价全盘否定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从以上对曹植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手法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植的诗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结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诗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三

通过以上对曹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曹诗确实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建安诗坛上，可请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们把建安时期的其他诗人同曹植进行对比，就更能印证这一观点。

曹操是建安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在乐府诗中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使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加强。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生活，是曹操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从曹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曹操在诗歌形式上似乎没有更多的突破，他现有的二十多首诗中，大多是四言诗、杂言诗，且全系乐府歌辞。虽然曹操也写过一些五言诗，但数量太少，和曹植众多的五言诗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且就五言诗的创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圆熟，因此，从诗歌形式建树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功绩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现有诗四十余首。他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也曾作过大胆的尝试，其七言诗《燕歌行》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致使两人的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差异。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处廊庙，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圈子十分狭窄，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诗歌创作的激情，因而，虽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敌的才气，也难免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刘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14这是不无道理的。就曹丕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大多写的是身边琐事，题材狭隘，现实主义成分不够充分。他还有的诗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诗反映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诗歌所反映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的诗作颇多婉约缠绵之辞，“建安风骨”似表现不够明显，因此，客观地说，就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曹丕是明显逊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时代的又一位著名诗人。刘勰称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见他在建安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创作，由于亲身经历过战乱和流离的生活，对战争的残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写出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七哀诗》这样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缺少亲身的体验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内容大为减少。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主要都是歌颂曹魏功德，反映邺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这就大大降低了他诗歌的艺术创作成就。同时，王粲的诗歌“体弱”、“质羸”，缺乏曹植诗歌雄浑的意象和壮盛的气骨。这只要我们将王诗和曹诗作一比照，便可见他俩在诗风上的差异。

刘桢是被称为可和曹植差可比拟的重要人物，钟嵘曾称誉他的诗歌“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6他的《赠仁弟》三首确也反映了这种诗风。但钟嵘 把他和曹植并称为“文章之圣”，这对刘横来说，实在是过誉了。刘桢现存十二首诗，大多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思想情感，社会生活面貌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辞采也不精警秀出，诚如钟嵘所言：“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其风格也不如曹植多样，诗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诗坛上的孔融、阮禹、陈琳、应汤、徐干诸人，不可否定，他们在文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并不多，现存作品仅八首，内容多为抒发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气。阮 禹、陈琳以章表符檄称誉当时，虽各有《驾出北郭门行》、《饮马长城窟行》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钟嵘的《诗品》将阮 列为下品，陈琳未曾提及。至于应、得干的地位，又较阮 禹、陈琳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语。

从以上对曹植和建安诸作家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曹植的诗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诸子之上，独步诗坛，出类拔萃。所以，钟峙称曹植为“建安之杰”是毫不过分的。

正因为曹植诗歌的实际成就超越建安诸子之上，所以，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对后代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曹植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发展。远在西周、春秋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开了现实主义的先河。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得到了发展。但是，《诗经》、《汉乐府民歌均属于民间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诗歌中得到运用，还是建安时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或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或摆脱旧题自创新题，以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这不仅使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且为以后的文人采用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正是曹植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诗人，激发了他们描写现实，反映世事的创作热情。从曹植等人的乐府诗写作到杜甫的新乐府创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密切的继承关系。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曹植诗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杜甫并自觉地效法曹植的诗歌创作。可见曹植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的影响，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胆的创新精神，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革新，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诗经》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经不能容纳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也不能尽情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别是到了建安时代，时代的风云变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怀，已经很难用固有的四言诗来反映。这样，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势在必行了。这时的建安诗人，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经验，在诗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曹操一方面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另一方面又尝试着进行五言诗的创作。从他现有的几首五言诗来看，可见他在诗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诗写得毕竟太少了，他没有使五言诗得到更大的发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创作进行了反复的尝试。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诗这种始自西汉歌谣，乐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渐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运用五言诗体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诗人情感，而且表现手法灵活多变，词采丰赡质朴，使五言诗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观。曹植成功的五言诗的创作，不仅为后代诗人反映社会生活，抒情述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为后代诗人从事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诗歌创作还为后代诗人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后代的诸多诗人都自觉地模仿学习曹植的诗，从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学习曹植谋而布局的章法，如严沧浪的《从军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转合，全都借鉴曹植的《白马篇》。谢惠连的《西陵遇风献康乐》、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杜子美的《游何将军园》都本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有的诗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诗句，将之融合在自己的诗作之中。谢玄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调极似曹植，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杜甫的“异方惊会面，终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的诗句。杜甫“乾坤万里内，莫见客身畔”、孟东野“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化用了曹植诗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诗意。仅此数例，足以说明曹植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所决定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封建意识凑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诗歌将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注释：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1955年第6期《文史哲》刊载的贾斯荣先生《关于〈论曹植〉》贝《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57年第2期《历史研究》郭茂清《乐府诗集》朱乾《乐府正义》卷十四1982年第2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刊载的黄盛陆《曹植和曹植的游仙诗》《诗薮》内编卷一方车树《昭味詹言》卷一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诗薮》外编卷一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魏书·武帝纪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