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乐死范文

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但安乐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安乐死从其产生至今,始终处于支持方与反对方针锋相对的境地。虽然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却屈指可数。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两派争论的焦点以及各自提出的伦理依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安乐死是否违背伦理？安乐死的道德基础、生命价值与尊严

西方社会一个对安乐死的强烈的反对力量来源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的伦理道德观。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教义都坚持“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神赋予的，因此是“神圣的”。生命至高无上,即使生命享有者本人亦不能随意处置。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危及他人的生命。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了社会文化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允许安乐死将导致传统伦理的破坏,使以往的社会基本价值理念难以为继,是文明的倒退。

而安乐死的赞成派认为：安乐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使其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维护其生命的尊严。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而是痛苦的解脱，因而是人道的，符合伦理的。这是为安乐死辩护的“人道论”。这种人道论建立在新的生命观上：“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它是患者在病情不可逆转,生命失去质量和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它可以解除临终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义”、“死的尊严”,以及病人的自主决定权。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

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执行安乐死、医助自杀是否违背医生的职责？ 医学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反对为主动安乐死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

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间，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安乐死（病人请求下）也就成为一种医疗处置行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医疗水平下，还存在 着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疾病。传统医德把“救人活命”、“延年益寿”当作医生唯一职责，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这种伦理观偏重生命的数量，而不顾及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但医学并不能征服死亡，阻止死亡，在某种情况下,安乐死是为病人利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医学的真正目的是“治疗疾病，维持健康”，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仅注重维持生命，而应从生命质量角度出发，尊重病人的人格尊严和选择死亡的权利，帮助他们消除痛苦、迅速结束痛苦。

赞成派还认为,安乐死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让其在安然无痛苦中死去,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这既符合自主原则,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医生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而帮助自杀或执行安乐死。同情是那些赞成安乐死的人在伦理上所坚持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仁慈而富有爱心的人，在面对他人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不应无动于衷。如果只能在病人的死亡与极端痛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同情心将倾向于帮助病人尽快摆脱苦难，这是一种善举，最符合不堪忍受痛苦之人的利益。

但是安乐死反对者对所谓“因同情而致人于死”表示强烈置疑。奥德伯格指出，“对每个人而言，生命本 身即是一种好事(a good)，”，“假想一个人的死亡对其本人而言可以是一件好事，那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一种行为对一个人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话，它应当改善该人的状况，或者将使该人的生活变得比不做出该行为更好。截掉某人折断了的腿对该人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它是为了根治疾病。但你永远不可能靠杀死一个人去为该人根治疾病!死亡不是，而且一直不是，根本的药方。” 讨论题：

1、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2、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3、你对安乐死持有何种政策主张？试说明理由。

第二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2_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

第三篇：安乐死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一、安乐死在中国

（一）安乐死在中国的起源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是“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之意，我国最早提及安乐死一词是孟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这里的“安乐”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终”之意。含有“好死”“善终”之意的安乐死的一词源于佛教净土宗的思想。净土宗创立者为唐代善导，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中国净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安乐集》其中安乐一词即为善终之意。近代，据说早在1925年，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极大痛苦时，他的亲属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与世长辞，这实际上就是实施“安乐死”的典型实例之一。邓颖超同志也在电台讨论中提出 “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民众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注释①）。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安乐死的定义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注释②）。《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注释③）。

三、安乐死的类型

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

（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作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无脑儿童）。

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医生具有的不过是病种病情的判断权利和提供病种病情判断结论以及有关资料的义务。决定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只能属于公民本人。任何其他人无权代理同意或擅自作出决定，否则就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注释④）。建立在医生，家属或其他第三人同意基础上的主动与被动是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要求的。另外，关于划分主动与被动的依据，一般认为是“作为”与“不作为”，显然作为指的是主动采取措施，而不作为是指“中止维持，不再采取挽救措施”。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让其自然死亡，其实“作为”与“不作为”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采取措施是一种作为，中止维持实际上也是一种作为，最后必然又涉及权利问题，涉及本人意愿。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无意愿。然而无意愿安乐死中也存在主动和被动之分。这就是行为因素和意识因素在安乐死问题上的交叉混合导致的。因此给安乐死一个明确定义，严格界定安乐死对象范围非常必要，也是解决问题的最有利措施。

四、安乐死法律分析

（一）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释⑤）。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注释⑥）。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二）安乐死的刑法分析 一般都认为我国刑法仍将安乐死视为谋杀。事实并不是如此。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义，导致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非自愿安乐死中的无意愿安乐死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混淆了。基于前面安乐死的定义，无意原安乐死不在安乐死的对象范围之内，但并不是说无意愿安乐死就不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意愿安乐死行为不是权利主体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客体上是侵犯了他人（安乐死对象）的生命权。因此对于此类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我国刑法倾向于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但是又作了区别，对于无意愿安乐死中的被动无意愿安乐死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避免了定罪。

事实上我国刑法不是将安乐死视为谋杀而是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而又酷似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视为谋杀。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们对安乐死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与恐惧。

然而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进行科学调节的安乐死与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呢？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笔者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即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应该的。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笔者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有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笔者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注释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我国回避安乐死立法的原因

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回避态度主要取决于两种观点： 观点一 认为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生命的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社会，个人对生命的义务实质上是对社会的义务；医学的研究突飞猛进，今天的绝症也许明天就能攻克，轻易放弃对生命的挽救是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以被利用。它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提供了方便；重病患者意欲求死之人依然有求生的欲望。时常在痛苦和平静之间摇摆，如何去判断他的真实意愿呢。

观点二 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但我国条件尚不满足。

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着手对安乐死立法，使其尽早合法化。对安乐死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性问题，即怎么实施的问题。反过来说，不使安乐死合法化，对那些求生无望，只能在病痛里忍受无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人们是不人道的。是不符合法的精神的。安乐死应该从生活世界迈入法律世界。给安乐死立法，制定安乐死的严格条件，从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安乐死的适用主体，安乐死的适用主体之承诺及公示，安乐死方式之法定性，执行安乐死主体之法定性，安乐死之法定程序，控制程序，监督程序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立法。这样才能真正限制安乐死的滥用，杜绝其危害犯罪行为的发生。现代文明社会，既鼓励人们敢于战胜困难乐观向上，又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

五、对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

第四篇：安乐死

从生命权看安乐死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国家和完全归属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提出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的观点，根据生命权的归属得出对待安乐死的方案。文章认为，立法机关既要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合法化。关键词：生命权/安乐死/完全归属/主要亲属

安乐死背景

近来，人们对安乐死的关注非同一般，法学界人士对此出言谨慎，各国立法对安乐死的态度也诸多迥异，不同历史阶段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有所发展。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xx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1）

而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202_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2_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2_年4月，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 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厘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人类的行为应当促进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规定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现实的情况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美国至今未实现人人生而平等。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只要发展就会有力量的变化，就会产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个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决定权利分配的依据，法律从来都是在暴力的支撑下才成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实现人与人或人与组织平等是不现实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3）《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观点为生命权是当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赋权利，国家只是加以宣示。这种观点仅是价值判断或称为天赋人权观点，不是科 学的分析和论证，仅仅是价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从价值分析上来得出生命权的应然不一定会采取价值判断的结论，更不一定采取天赋人权的价值判断的结论，所以天赋人权的观点不能作为立法的理论依据。从实证分析上看没证据表明人的权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造物主”是什么东西并没有证据来证实。权利只有法律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如果能赋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只授予个人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利用生命；还有可能，生命权未被授予个人，这些可能的实现依赖于立法者的意愿。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6）所以生命完全属于个人没有任何依据。个人如对自己的生命有完全处决权，个人结束自己生命有可能极大的损害社会利益。假如个人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自杀，这将严重破坏社会关系，对其他个人或社会造成损失，这种死亡不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死亡将必然难以为社会认同。当个体完全拥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7）指望这个生命对社会无害是困难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才可能自己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基于这种考虑，完全给予个人生命权未尝不可。多数人不具备独立人格-——对人、社会、自然关系充分认识的能力，难以确保这种人对社会有社会责任感。所以国家不应当给予个人完全生命权，个人也必然没有完全生命权。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8）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生命权的合理归属

生命权归属的应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生命权。一切的重大关乎以上主体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抉择都必须经过以上这些主体的一致同意，不能忽略一个方面的主体，但有个前提是这个生命没有罪大恶极。一个生命如果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罪大恶极，阻碍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应该代表社会的利益，剥夺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的生命而不必经过三方面的主体一致同意。国家在处死罪大恶极的人的问题上拥有绝对力量优势，拥有绝对的社会正义性和体现了社会的利益性。任何一方越权剥夺生命都要受到国家的惩罚。这样才会自觉地按照社会认同的方式行使权利，这样才合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才有利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从力量上看，生命权归属的实然是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以及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共有生命权。个人生命上有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特别是生命个体的近亲和对生命个体有权利可

以主张的个人。个人、国家、其他社会主体对生命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共同影响着这个生命的状态。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影响是任何主体都无法忽略的。比如，个人下定决心自杀，国家的法律对其没有任何威慑力。所以要对对生命有利害关系和力量影响的人进行充分考察，洞悉他们各自的力量对比，做出最合适的权力分配。忽略或者轻视了一方的利益和力量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违背了法律的可控性，这不是立法的本意。

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主要亲子代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以下意义：

一、生命权归个人、国家、个人亲子代主要亲属、以及同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共有避免了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被以合法的形式损害和完全剥夺。没有罪大恶极的生命不被以合法的形式剥夺已为多数法制国家重视，并起到保护个人生存权的巨大作用。有些情况下，因为过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却忽略了个人的舒适死亡的利益，认为让个人舒适死亡不是在保护人权。法律的使命是让人们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尊严，它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准则。《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不得使人受到非人道或丧失体面的待遇的权利。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情况下的安乐死，这种法律根本不是保护社会利益，而是危害社会利益，危害个人的生命尊严，阻碍个人利益的实现，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应当认定它为恶法予以废除。西安九名尿毒症患者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病人热爱自己的生命，但无法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在恢复健康无望、生命感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他们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亡。在中国，这并不是偶然和个别的现象，每年都有大量的垂危病人在病痛的蹂躏下悲惨地去世，他们临死的惨状让亲人们无法承受。由于我国没有安乐死法案，这些病人只能在剧痛中坐以待毙。冲破不适宜观念，废除不利于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尊重个人人权利益的恶法，给予个人应当得到的尊严。确保没有罪大恶极的个人关于生命的重大利益不被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剥夺，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家过多的干涉个人生死选择的自由，尊重个人人权，维护了个人生命尊严。

二、国家有权对罪大恶极的生命进行严厉惩罚，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人因为可以行使对自己生命重大抉择权利而不受惩罚而为所欲为，从而保护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这个权力来源于社会的授权。人不能无限的行使权利，当他一方面的权利行使过度，必然要以另一方面的权利牺牲作为代价。当罪大恶极的人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包括剥夺他的生命权。虽然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并没有废除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剥夺，在对罪大恶极的人的权利予以剥夺这一点上没有不同，只不过剥夺的程度不同而已。

三、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主体对申请有发言权就避免因为实施安乐死而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比如债务人要求安乐死就不应批准，应鼓励他还清债务，然后才能安乐死，这样会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个人实施安乐死有可能损害到申请者主要亲属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对安乐死申请者生命的发言权，至少会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为了类似这种要求安乐死的人没有尽到义务的情况，没有尽到自己的重大义务而实施的安乐死应当认为非法，这样就可以促进一些人因为惧怕可能因为没有尽义务而求活痛苦，求死不爽进而比较积极的尽到自己的义务。安乐死立法建议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

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9）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10）《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1992年起我国全国大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提案。“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11）综上笔者对安乐死立法持赞同态度，为此建议如下：

一、个人主体以及其他对这个生命有直接重大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必须依其对生命的权限进行行使，否则便是不合法；

二、当个人的生命已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的确来自疾病本身确认病人尽到自己应该尽的义务，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个人安乐死；

三、个人对生命权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国家不能容忍剥夺生命的权利由其它主体侵犯，想自杀的人也不能不经过国家同意擅自剥夺自己的生命，否则，如果自杀未遂，国家一定给予惩罚，当然惩罚的方式要因自杀者的情况灵活掌握，这样做目的是限制生命还有意义的人自杀；

五、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立法一定要保证这一点；

六、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参考书目：

（1）王利明主编《民法》，5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_.（2）《独立宣言》。（3）《人权宣言》。（4）《世界人权宣言》。（5）唐。姚崇《执秤诫》。

（6）曹诗权、李政辉著《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05.（7）《荀子。性恶篇》。

（8）H.D.P.李（H.D.P.LEE）译本《理想国》，473页，（企鹅丛书，伦敦，1955）。（9）张田勘著《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10）陈礼国著《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0510.（11）《庄子。天运》。

第五篇：安乐死

安乐死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身体不健全的人，应任其死亡；灵魂败坏的且无救的人，将会自取灭亡.英国政治学家莫尔在其著名的《乌托邦》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把安乐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即根据医生、教士、法官的建议，社会可以对那些患有痛苦的、医治无望的的病症的人实施安乐死，还提出了“节约安乐死”，即社会可以用某种手段结束那些不适当的耗费有限资源的生命，根据这个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等纳粹分子打着“安乐死”的旗号，对慢性病或者精神病病人以及犹太人实行大屠杀，这一理论因此变得臭名昭著。关于安乐死的争论：

反对者认为，1、如果允许安乐死合法化，就会造成遗弃罪，至少为放弃对病人应有的医治找到了开脱的依据。

2、科学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天治愈不了的疾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找到合理有效的办法，让病人过早的死亡，不仅对病人不公平，也使医疗机构存在的积极性和必要条件

3、选择死亡使医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基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允许安乐死，对医生的信心是个打击

4、违反理性。提出安乐死的病人多实在疼痛难忍的时候才决定要死的。要在他们清醒的时候来征求他们的意见。5有失公正。要求别人杀死自己，对你来说是个解脱，可是对于实施杀人的人，特别是医生和家人，他们会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这个要求本身就是要求别人犯罪，本身有失理性和公平。

一些伦理学家和学者认为，对安乐死的争论来源于对人的两种基本权利——生和死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这正是法律上很难界定，伦理上很难统一的地方。

支持者认为，安乐死结束了一个痛苦不堪的生命，却维护了他的尊严，缩短自己痛苦的期限，减轻家庭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制定好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可以防范由此带来的一些副面影响。

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协会1935年创立于英国，1938年，美国也创立了安乐死协会，致力于普及教育安乐死。1936年，英国上院率先提出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实行自愿性安乐死，结果以35：14票被否决。1947年，美国的纽约自治州提出志愿者安乐死的法案，也被法院否决。

202_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院顺利通过一项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比利时紧随其后，于10月16日通过安乐死法案，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在中国：

我国学者对于安乐死的定义：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许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从1992年起，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例：

此案涉及两名被告人，一是医生蒲连升，他是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主任。二是王明成，死者夏素文的儿子，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夏于1984年10月曾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变腹水”。1986年初，夏病情加重，腹胀伴严重腹水，多次昏迷。当年6月23日，夏病危，王明成与其大姐、二姐、妹妹一起将其母送往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治疗，被医院诊断为“肝硬变腹水”。入院当日，医院就给患者家属发了病危通知书，后经常规治疗，症状稍有缓解，但夏仍感到疼痛难忍，喊叫想死。

6月25日上午，王明成和其妹向主管医生蒲连升询问其母病情，蒲连升说对夏治疗无望，并向他们介绍了国外使用“安乐死”的情况。6月27日，夏素文病情加重，烦躁不安，值班医生注射了10毫克安定后方入睡。次日8时许，该院院长带人查房，夏仍昏睡未醒，查房结束时，王明成问院长其母是否还有救，院长摇了一下头说：“病人已是晚期，现在不行了。”王明成说：“既然我妈的病没有救，能不能采取措施，让她免受痛苦。”院长说：“不行，在国外，对绝症可以进行所谓‘安乐死’，但我国没有立法。”王明成再次向院长要求给其母采取“安乐死”，并就革命人道主义的真正含义与院长进行了辩论，院长仍不同意，并说：“你们不治了就把病人拉回去，在医院坚决不行。”

6月28日上午9时左右，王明成及其妹又到蒲连升的办公室，要求给夏素文实施“安乐死”，蒲连升先是不同意，后因王明成和其妹一再要求，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蒲连升便先给夏素文办理了出院手续(实际未出院)，后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处方一张，在处方上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并让王明成也在处方上签了名。护士长接到处方后，一面指示当班护士不能打，一面找蒲连升说：“这个医嘱不能执行！”蒲连升便强令在该院的实习生蔡某给夏素文注射。蔡借排空气之机，将部分药水推向地面，实际推入夏素文体内只有75毫克。蒲连升下班时对接班医生李某说：“如果夏素文12点钟不行了(指还没有死)，你再给她打一针复方冬眠灵。”李某回答：“可以。”当日下午1时至3时，王明成和其妹见母亲未死，两次去医生办公室找值班医生李某，李某去病房看了夏素文后，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由值班护士作了注射。夏素文在6月29日凌晨5时死去。6月23日，她的4名子女将其安葬。

夏素文死亡后，王明成的大姐、二姐为了让医院赔偿其母的医疗费用和埋葬费用找了院长，院长让她们向检察机关控告。7月3日，两人向汉中市公安局、检察院控告蒲连升故意杀人。汉中市公安局遂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9月20日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医生李某、王明成及其妹四人收容审查。王明成的两个姐姐见其弟和其妹被收审，颇感后悔，多次要求撤诉，但公安和检察机关以此案属于公诉案件为由拒绝了。同年12月20日，公安机关对4名被告人解除收审，转为取保候审。

1987年3月31日，汉中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夏素文的死因作了鉴定，鉴定认为：夏素文的死因与病变本身和冬眠灵的作用两者兼有，其中冬眠灵则更快促进了病人的死亡。汉中市公安局据此鉴定对蒲连升、王明成等4人以故意杀人罪向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汉中市检察院于同年9月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王明成批准逮捕，并于1988年2月8日向汉中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另外两人则免于起诉。

汉中市人民法院遂与1988年9月3日委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对夏素文死亡原因进行鉴定。1990年2月22日，省法院法医室作出“夏素文病程及死亡经过”鉴定：夏素文的主要死因为肝性脑病，严重感染也不能排除。冬眠灵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

省法院法医室在鉴定的同时，又委托陕西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夏素文的死因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与省法院法医室鉴定结果相同。

1987年3月31日，汉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夏素文的死因做了鉴定，鉴定结果：①夏所患疾病系门脉性肝硬化，程度为肝功失代偿期②就夏所患疾病的情况，冬眠灵是禁用药物，因其可进一步损海肝脏功能③夏的死因与病变本身和冬眠灵俩者的作用兼有，其中冬眠灵则更快促进了病人的死亡。

1991年4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明成在其母夏素文病危难愈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再三要求主治医生蒲连升为其母注射药物，让其无痛苦地死去，其行为显属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被告人蒲连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要求下，同其他医生先后向重危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对夏的死亡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行为已属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宣告蒲连升、王明成二人无罪。”一审判决后，汉中市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两名被告行为不构成犯罪提起抗诉；蒲连升和王明成则对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服提起上诉。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3月25日二审裁定：驳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蒲连升、王明成的上诉；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至此，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重视和指导下得到了正确处理。

安乐死是一个高尚的行为，它的合法化必须是在一个整体公民素质都非常良好的社会里。当整个民族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和认识都达到一个层次，安乐死才有可能在一个安全真实的情况下进行。目前来看，我国无论是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