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中国在上世纪进行的抗日战争，几十年来一直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教材，这是应当也是必然的。不过，在一段时期，宣传口径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使得今天遇到现实争端时产生了困惑。由于多年来国内强调突出“正面教育”，强调中国才是打败日本的主力军，结果反而引来不少人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何日本不肯谢罪甚至其政要多不承认侵略？为何中国要放弃对日本要求赔款？如今，人们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信息，对当年那种片面的“正面教育”已不易全面接受，大量“愤青”的出现恰恰是对僵化教育的逆反。客观地说明当年中国抗战胜利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多数人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中日矛盾的历史由来，从而在目前的争端中以理性的态度爱国。

1、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

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因积贫积弱，为振奋民气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战绩。例如一些宣传口径强调，抗战时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是打败日本侵略的主力军。这种说法虽反驳了西方贬低中国抗战作用的论调，歌颂了当年抗战军民的功绩，不过严格而论却不太准确。事实上，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的讲话，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过去一些正面教育的口径，恰恰违背了毛泽东这一客观评价。国内有些人着力宣传抗战重大意义的动机虽是好的，却不谈中国因贫弱而导致战力有限。至于宣传“主力军”、“主战场”而引用的一些数据，按科学的史学态度来分析并不严谨，甚至存在偷换概念的错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仅有中国这一个交战国，另有苏联这个发生过局部战事却主要采取军事对峙的潜在敌国，还可以说中国是东方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年间，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确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是“一个支队”。

2、对日作战美国展示了最强实力，战后处置日本才掌握了主导权

包括中国抗战史在内的战争史证明，不仅落后就要挨打，而且落后和衰弱的国家即使获得战胜国地位，最终也没多少发言权。国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商议战胜日本后的利益分配时，居然拿中国的领土权益（包括外蒙古问题）做了交易，国民党政府还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导致战胜国的领土损失面积比战败国还大。

在战争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靠实力决定。中国在抗战时国力衰弱，掌国柄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当时连美国政府也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多数是游击性质的部队，这就决定了对日作战主要是以持久战方式拖住对手。

美军在太平洋岛屿战中能大量击毙日军，并成建制全歼日本不少军、师团单位（这样其伤病员也大多会死亡），是因为美军拥有占绝对优势的火力和技术装备。中国军队对日军一般只能零打碎敲，没有全歼过一个师团、一个旅团，连歼灭联队（团）级单位也仅在腾冲这样的个别地区出现过。保全了建制的日军，便能将大量伤病员后送治疗，各部队经补充也能恢复战力。至于海战方面，当年中国海军未打过一次海战便自沉，空军力量也弱，战争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本大中型战舰。日本海军的几十艘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绝大多数都沉入海底，又基本上是由美军造成。

日本除了在海外战场遭受重大损失，本土也遭受了猛烈轰炸，包括落下两颗原子弹，这些全系美军造成。中国在抗战时没有攻击日本本土的能力，苏军出兵只攻击了满洲、朝鲜和日本北方岛屿（按苏联讲法这些岛原来曾属俄罗斯）。日本宣布投降时，只有拥有强大海军的美军能够开入日本境内并单独实施占领。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就会明白美国在打败日本时展示了最强的力量，战后在处置日本时也就掌握了主导权。

3、正视国家病弱才能客观看待历史，振奋民族精神要靠科学理念

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又是理性化。一个民族要振奋人心、凝聚内部，自然需要突出英雄主义和宣传自己的战绩，不过对自身的历史病弱和败绩也不应回避，如同古人所说的那样——“知耻近乎勇”。历史从来是多棱镜，国人对抗战史要从多个角度看，才能知道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艰难；同时了解民族的传统病弱，如此方能以更为理性的教育鞭策后人为强国梦而努力。

客观地回顾抗战，首先要看到当时的中国是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农业国，面对工业强国日本的大举入侵，能够坚持八年全面抗战，最后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一起将日本打败，众多志士仁人的英勇奋斗确实值得后人大力颂扬。如今国人歌颂抗战英雄，主要应弘扬他们顽强持久奋战的精神，夸大战绩则属画蛇添足。

讲抗战史又不能避开当时中国的病弱，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也表现为当政的国民政府的腐朽。

现代科学要注重定量分析，战史分析的科学性应体现为准确考证战绩和损失数，不能使用夸张或歪曲的资料。若不进行定量分析而只搞定性宣传，对抗战的战果加以夸张，就会顾此失彼、自相矛盾。

过去几十年宣传教育的事实证明，只有正面教育或片面的解说，会导致受教育者在思想上非常脆弱且经不起风浪，一旦遇到现实与正面宣传不相符，便会出现大批偏激的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同样，如果不搞正面宣传，否定当年的奋斗史且一味贬低先辈，又会导致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看一下如今社会的思想状况，恰恰是这两种倾向都在滋长，这又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全面、科学地宣传历史的重要性。

4、当年未能让日本对战争悔罪，如今只能以自强处理中日关系

国家间的关系，最终以实力和利益来决定。1945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间，日本不断侵略和欺负中国，战败后又长期不承认侵略罪行，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力不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又在战后多方庇护日本。

许多国人多年来总是愤慨于日本政要大都否认侵略罪行且参拜靖国神社，不理解为何德国能深入反省历史日本却不能。要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客观地回顾历史。对传统说法“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传再做深究，就能看到当年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其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保留国体”。美国从减少自身伤亡和战后牵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出发，对此表示同意，导致头号战犯天皇裕仁及其重臣继续在位，甲级战犯岸信介（即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后还长期任首相。直至现在，日本政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战犯的后人，他们怎么可能清算当年的侵略罪行？

追溯二战结束时的历史可以看出，若想让日本社会清算并真正承认侵略罪行，必须在战后清算各级战犯并改变当权者。由于美国的包庇和日本社会的局限，这一历史机遇业已丧失。现在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多已不在世，就普通日本民众而言，部分老年人还存留一点对华歉疚感，中青年则大都不愿再追究当年的战争责任。当然，日本出现这种社会思潮，根源又在于其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而进一步追随美国并煽动反华情绪。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由今人来照。在明治维新和甲午战后，“日强中弱”的形势导致日本几十年持续侵华。当年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却因国力衰弱并未赢得战败者的尊重。战后日本在军事上虽无独立地位，却在经济上长期对华居于优势，结果中日邦交恢复后中国曾处于受援国地位。现在中国实力增强使得亚洲出现了中日“两强并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刺激了日本当权者要加强同美国的联盟。由此看来，近年中日关系出现的紧张恰恰说明了中国已经崛起，并真正让日方有了些敬畏心理。对一向有着崇强凌弱传统的日本来说，中国越发展、越强大，才能真正获得它的尊重。我国国内对抗战史的回顾和宣传，也要努力做到全面客观，这才有助于国人以更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中日关系。

第二篇：正确认识和评价抗日战争的两大历史问题

正确认识和评价抗日战争的两大历史问题

2015年09月02日 08:09:20 来源： 光明日报

曲青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开展纪念活动时，有两大历史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第一个问题本来历史早有定论，但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观点，亟待加以澄清。而第二个问题则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忽视和贬低，也需要给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并深入研究，从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和作出新的历史结论。

1、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2014年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为有如下理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抗击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起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事变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至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游击队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敌1万余人。

第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政治核心。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2月9日党领导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国共产党与10多个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初步建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翌日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并发展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不容易，坚持和维护同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和坚强的政治核心。

第三，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成为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 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1938年5月他撰写《论持久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明确指出持久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中国持久的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持久战战略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战略战术。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说，在战略防御阶段，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在日军背后发起战略性的攻势作战，尤其是对日军的交通线发起频繁的致命性的持续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长期而不是暂时分散兵力两面作战，从而为推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阶段，实现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从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作出重要贡献。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解放人口1700多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到1945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东北、华南，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扩大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是战略上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有效的作战形式。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他们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大江南北到珠江两岸，中国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与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一起流血牺牲，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壮歌。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付出极大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客观的历史 事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缅怀先烈，珍爱和平，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在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往往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地位，强调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的斗争，轻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忽视和淡化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是，西方一些正直的学者已经在努力改变这种现象，客观公正地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推出新作《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2014年中译本书名改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他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但在蒋介石和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是第一个奋起反抗，也是最坚决地反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因此，正本清源，在正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上，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科学的评价，仍然是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个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按照世界现代史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是1939年至1945年。然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间早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 族抗战的开端，中国战场成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这是历史的事实。正是有了中国这个主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按照日军师团编制计算，在抗战中中国牵制和抗击的日军兵力最多。从七七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年份超过其编制总额的90%，最少的一年也约占其编制总额的35%，在全民族抗战的8年中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平均每年超过其编制总额的70%。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约70%的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牺牲，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以上。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对日战争的胜利来自于同盟国共同作战，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进攻，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对日作战，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都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起到了作用、作出了贡献。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贡献不仅表现在抗击的时间上、牵制的力量上、消灭的人数上、损失的财产和人员上，还表现在中国的全面持久抗战，粉碎和打破了德、日、意轴心国的全球进攻计划，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军的南下步伐，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同时，在战略和战役上对美、英盟军的作战行动给予了支援和配合，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配合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是建立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同美、英、苏等盟国的联系。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宣言提出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中国政府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不仅与同盟国并肩作战，而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邻国的独立运动，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正如拉纳·米特教授所言，西方国家应该“还历史公正与完整”，“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更多、更新、更深入的认识。当然，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这些国际援助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并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结果。按照1937年的比价折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是5000多亿美元。中国全面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力，也对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战略支持作用。可以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旗帜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也熔铸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卓著功勋。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第三篇：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1．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全军共4．6万余人。12月25日，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万余人。1938年以后，共产党又先后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后变化了的外部条件，中共中央规定了我军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决定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在敌手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游击战争原则。这些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对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抗日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战场。最初，八路军主要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山西作战。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八路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近千人。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至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军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各部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第一一五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由中共地方党组织抗日起义，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南、鲁南等多处抗日游击区。至。1938年底，八路军共作战1 500余次，歼灭日军5．1万人，缴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也壮大到15．6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集中完毕后分头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战场。至1938年底，新四军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 800余人，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准备长期作战。此后，日军减缓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集中主要兵力保守占领区，“肃清”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抗日力量。为了适应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9一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战区和敌后，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很快进入高潮，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在正太路和其他铁路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3个半月的时间里共消灭日军2万余人，攻克敌人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缴枪5 600余支、炮53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胜利信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在战役中，八路军伤亡1．7万人。战役后，日军向华北增兵，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冀鲁豫五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壮大到40万人，华北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中，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新四军在敌、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处境异常困难。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并先后派出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助新四军作战。华中敌后游击战争逐渐进入高潮。到1940年底，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伪顽的包围进攻，建立了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拥有1400万人口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公约正式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世界法西斯势力进入了最猖獗的时期。为早日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加紧了占领区的“肃正治安”，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军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军事压力减少，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也频繁起来。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开始，敌后战场的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军队大量减员，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以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据统计，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在严重困难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648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侵略者没有达到消灭根据地抗日军队的目的。中国抗日战争由于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而得以继续。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在北非失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持久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给侵华日军以极大的消耗，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年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攻克敌据点5000多个，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 200余万，军队发展到65万人，民兵发展到168万余人，抗击着当时全部侵华日军56万人中的64％。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穷。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4—6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会后，人民军队向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作战计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共有60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对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赢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存。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它们之间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正面战场的坚持创造了条件。战争中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肯定敌后战场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也不能忽略正面战场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决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海陆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辖平汉、津浦两铁路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晋、察、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江、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闽、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9月改李宗仁)，辖山东，总兵力为现役军人170万人、后备军人150万人。以后，战区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增减，各区司令长官和辖区也有变化。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历经平津抗战、山西抗战、淞沪会战、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作战、武汉会战，担当了正面防御作战的主要任务，起了主体作用。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打过几次比较有影响的硬仗和胜仗。其中，淞沪会战坚持了3个多月，虽然最后失败，却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这次失败，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30万南京军民被惨遭屠杀；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武汉会战，中国投入百万部队，日军参战25万人，战役进行了4个半月，战斗数百次，消灭日军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虽然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给予敌人以很大消耗。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评价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有力地抵抗了敌人的进攻。虽然中国军队损失了近百万，丢掉了将近1／4的国土，但也使日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财力、物力均遭到极大消耗，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实行的“速战速决”计划被彻底打破，抗日战争顺利地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也暴露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弱点。丢失广大土地和损失众多军队，除了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原因外，国民党实行的不动员人民群众、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的存在，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在战略方针方面，正面战场的指挥者没有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以单纯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也是丧师失地的重要原因。

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敌我态势基本趋于稳定。但为了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仍然不断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针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有限度攻势与反击”，“极力保持现有状态”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对日军的“冬季反攻”。至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包括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大部分能够英勇作战，其中很多人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抗战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也曾取得过局部的胜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作战并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败，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变成了伪军，成为日军进攻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帮凶，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这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无疑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蒋介石也由此产生了依赖思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存实力将来与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方面。其后，尽管正面战场仍然坚持对日作战，但这种作战基本上是消极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是年4月，日军调集了50万人的兵力，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先后向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部署了5倍于敌的250万人兵力。这次战役经历了8个月，最终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6 000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战争后期，国民党也曾制订过反攻作战计划，但由于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这个反攻计划成为了泡影。而实际上，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主要是在缅北滇西展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部分远征军进入印度，后补充官兵成立了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美、英军队联合，开始进行缅北反攻作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展开了滇西反攻作战。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云南。这次战役振奋了中国民心士气，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盟国中的威望。1945年4月以后，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战线的收缩，国民党军队跟进收复了一些失地，于8月完成了反攻部署，但尚未实施，日本已经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抗战在前期比较努力，在中后期也一直坚持。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会战和近4万次战斗，牺牲官兵130余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尤其是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正面战场的重大军事失败，这对全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明显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

3．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八年抗战中不仅存在着两个战场，而且两个战场的两种不同抗战指导路线，存在着代表中国进步方向和落后方向的两种政治力量。由于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八年时间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开展而消失，在八年抗战期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两个战场在解决民族矛盾的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代表中国落后方向的政治力量不断消弱。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最终又为解决阶级矛盾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也因此而发生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由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共产党掌握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它在施政纲领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条件下，是独立的政权。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都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具体的施政目标。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主要是：

一、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专政；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是“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伪汉奸，保护人民，调节各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四、强调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在这些方针之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基本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进步和发展。

国民党虽然也提出了基本符合根据战时需要的抗战建国纲领，但在实际上，它的对内统治政策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方面，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延续和新制订了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在经济方面，坚持实行所谓的“战时经济政策”，不肯改变落后的经济制度，并且加强了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坚持把中国人束缚在所谓“中国固有的政治和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下。这些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与专制，经济危机，生产凋敝，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从社会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共两党所代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客观存在，又使代表着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种矛盾和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由于日本把作战目标首先放在巩固占领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国民党产生了忧虑和恐惧。于是在抗日和反共之间，国民党产生了摇摆。在对待日本方面，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之后，蒋介石虽然强烈谴责了这种叛国行为，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希望，于1939年开始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在对待共产党方面，同年国民党秘密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反共文件，加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面临着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在此形势下，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毫不动摇地继续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予以坚决打击。

1939年末到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分别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在八路军的坚决反击下，这次反共高潮未能达到阻止人民抗IEI力量发展的目的。1941年1月，国民党调集8万余人在皖南袭击绕道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 000余官兵。新四军除2 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一面做好反击国民党继续进攻的军事准备，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进行政治斗争，向人民揭露和斥责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在共产党的斗争和国内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被迫声明“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1943年7月，国民党以3个师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由于八路军做好了守卫边区的充分准备，并且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这次反共尚未形成高潮即被制止。

在军事较量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党的主张截然相反。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是反映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仇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代表了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它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43年，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极力为国民党***寻找历史依据，宣扬封建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把“四维八德”说成是立国之纲，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还指责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军阀”和“变相割据”；也指责西方民主制度，说人民要求自由民主是离经叛道，应予取缔。国民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理论和这些做法，受到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的批评，也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进步政治力量与落后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是在国共两党的上述矛盾与斗争中发生了变化。沿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运动这条主线来考察，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结为一体，是把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作同一个目标，代表中垡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敌后战场也因此得到开辟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战场，它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也因之发展壮大。国民党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对立起来，是把打败侵略者和恢复旧中国统治秩序作为同一个目标，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正面战场也因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不能长久地占据主体地位，它所代表的落后力量也因之削弱。

再从实际结果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民兵则发展到220万人，并且拥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其次是精神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体战场，而且它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和行动，是中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而没有半途而废的重要保障。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共产党得到了包括国统区在内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真诚拥护。与国民党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这后一个演变，在抗战胜利后不过四年就实现了。国民党、蒋介石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宣布了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问题，而且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前途，中国的历史新生了!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决定性因素。

第四篇：2018世界杯最后战况

..亮彩英雄榜：世界杯，小鹿猜中法国20年再度捧杯

2018世界杯就此落下帷幕，彩彩只能依依不舍的跟各位明星球员们道个别，4年后我们再见好吗，漫长的等待结果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法国队最后凭借出色的实力赢得大力神杯，克罗地亚与实力之间，还差一点点运气。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出色的表现会一直记在我们的心中，2018年的世界杯，是很多冷门出现的世界杯，正因为这些冷门的出现，见证着各个国家的高强训练，球队之间已经不是球迷们能猜测得到的结局，世界杯给予我们的更多是精彩与惊喜的比赛。这不仅说明国家球队之间的较量，高能的训练强度，把大家进入世界杯的球队都是实力相当的，更因为世界杯的精彩纷呈而更显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法国20年再度捧杯：在击败克罗地亚之后，法国历史上第二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时隔20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法国6次参加重大赛事的决赛，3次欧洲杯3次世界杯。取得4次冠军。所谓实至名归。所以当今后再想到法国的香水，法国的巴黎铁塔之后，我们还会想到法国的足球，彩彩真心喜欢法国呀~名牌超级多的。

法国队的胜，是有精确的战术的。法国本场排出4231阵型，吉鲁单箭头，姆巴佩、格列兹曼和马图伊迪身后埋伏，博格巴和坎特双后腰。后卫线上，瓦拉内和乌姆蒂蒂搭档中卫，埃尔南德斯和帕瓦尔一左一右，门将还是洛里斯。克罗地亚则由曼朱基奇突前，雷比奇和佩里西奇两翼齐飞，拉基蒂奇、莫德里奇和布罗佐维奇构成中场铁三角。洛夫伦和维达搭档中卫，斯特里尼奇和福萨里科分守两边，门将还是苏巴西奇。

在此次的2018世界杯，球迷们纷纷都有感慨： @小豪：20年前7岁的我，第一次看世界杯，齐达内带领法国夺冠。如今27岁，再一次看见年轻的法国夺冠。时间真快，一晃而过，不知20年后是否还是法国。只希望20年后47岁的我依然有这份热爱，送给所有人。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小鹿：掐指一算~~~哈哈，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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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知识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