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清华一门课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从清华一门课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下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解读历史，而且更要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它既是编年体史书，也是通鉴体的开山之作。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用19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书篇幅浩瀚，有294卷300万字之巨，再加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总字数有600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难以通读并领会其要旨。

所以，历代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这部经典。当年宋神宗看到这部书之后，首先给予“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度评价并御赐书名。南宋理学家朱熹有感于此书内容繁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另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代以来，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据说床头放着一部翻烂了的《资治通鉴》，书上留下了多次阅读痕迹以及大量的批语。1954年冬，他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近年来，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此书进行单一地学术性解读，而是以史学家的视角，以读史著经典、讲历史故事的方式，重新展示了《资治通鉴》的魅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专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顺应大众史学要求、深受读者喜欢的一部力作“好书”（该书荣?@2016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

举重若轻，以讲故事方式呈现史著的资政价值。《资治通鉴》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迹来警示后人，尤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集中地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历史观点，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史学家认为，这是史家治史过程中自觉资政意识的体现。

如何把史学家这种自觉的资政意识表现出来，《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并未故弄玄虚或者高章大论，而是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娓娓道来，逐步阐释历史事件中的深刻道理。例如，第一讲“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任命为诸侯，正式瓜分晋国。司马光评价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为什么会说周威烈王自坏礼制和名分呢？张国刚阐幽发微，进一步分析“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做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做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既把历史上三家分晋的复杂故事讲明白了，也剖析了司马光将此事作为《通鉴》首章内容这个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广泛关注的问题。

寓教于乐，以独特的读史方式体现史著的鉴赏价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认为，阅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指出了史家读《通鉴》的三重境界，即通过读史提升自己、教育他人、分享探寻经世治国之道的乐趣。《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书过程，是阐释读《通鉴》、用《通鉴》三重境界的一个极好例证。

该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之后，作为全校慕课（MOOC）课程转型的一个新成果。该课程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及国家部委机关、国内外知名高校讲授。张国刚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今天）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读史关注专业资料，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为作者的“自淑”行为；读史关注史著的鉴赏价值，引导青年学生认知历史智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为大学教授的“诲人”之举；与成年读者和领导干部一起分享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的乐趣，此为历史学家的“知道而乐”。可以说，作者以40年的教学科研经历，通过此书见证了读《通鉴》从“自淑”到“诲人”再到“知道而乐”的全过程。

例如，第七讲中的“兔死狗烹”一节，集中讲述西汉初年刘邦如何处理与权臣的关系，尤其是与功臣韩信的恩怨。作者先引用《通鉴》原文，用通俗语言解释韩信最终身死的道理，“（韩信）趁艰难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这是君子之心。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拿出君子之心来回报他的功劳，毫不计较他当年的要挟行为，这就难了。”一个人怎么避免这种不自知又容易犯的错误呢，作者再根据司马迁的评论给出答案，“如果韩信能够学学道家的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那么也许他还能保全下来。”

别具一格，以随笔漫谈方式表达作者的史学观点。张国刚告诉读者，他撰写此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此书不仅呈现了众多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正文旁注乃至序言、后记中，以随笔漫谈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精彩史评、对史学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堪称书中的点睛之笔。现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

“历史是前人应对挑战后的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但可让人明权变”：“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史实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

“不间断的历史书写，是国家对历史的重视和社会精英对历史的坚持”：“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釉诘苯竦氖贝?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历史工作者如同摄影工作者”：“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

“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总之，该书能够让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史著的资政意识、感受史著的鉴赏价值、分享重大历史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了当下人们读史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传统史学当代价值的生动阐释和使命担当。

当然，该书在布局方面，因篇幅所限，详于战国秦汉，而略于南北朝隋唐，难免舍弃了一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在文字表述方面，个别细节还有必要推敲，例如，商鞅变法中徙木立信的故事，《资治通鉴》原文是“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该书这样叙述，商鞅“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此处“市门之南”，应为“集市的南门”。类似细节，相信再版时会得以完善。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央党校第一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

第二篇：《资治通鉴和家国兴衰》读后感

《资治通鉴和国家兴衰》读后感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被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巨著名字的由来，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所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商业、农民起义等，以史为镜，警示后人，而张国刚教授以更深层次的角度和论点剖析了领导者头脑和决策、审时度势对团队发展的重要性等问题，以全新的视角来解读《资治通鉴》。

商鞅的变法是多势造就的，秦孝公广发求贤令，招募天下能人志士，力求在秦国变法是一势；商鞅以先进的思想和过人的智慧舌战群臣，驳斥“法古”，“巡礼”之见，为变法赢得舆论准备为一势；“南门立木”，一诺千金，将法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一势，以法为纲常，取信于民，是以最后变法获得空前的成功。虽然商鞅最后车裂而死，但其所立之法，所倡导的价值观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流传。

项羽--天不亡我，是自取灭亡。“羽之神勇，千古无二”。一代天骄西楚霸王以自己的勇猛精进，号召天下能人志士破秦立楚，建立霸业。其有将能，而非帅才，以威服众，以强服众，没有团队意识的领导者只会众叛亲离，成为光杆司令，终将团队连同自己推向灭亡的深渊。

民间常言刘邦是位“流氓皇帝”，不学无术，吊儿郎当，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又是怎么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脱颖而出？他又有哪些异于常人的智慧呢？善纳谏，有判断，以礼待人，统筹帷幄，立制度明文法，能用人，用好人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带领团队走向成功的诸多要素。后人不懂刘邦而笑之，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不过流氓无赖之徒。然而聪明的领导者不必事事展露锋芒，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扎实沉稳的不断向着目标奋斗。

作者以领导者的对团队的重要性作了现代化的解读，让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读懂这本书，观古人治世，亦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三篇：《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书心得1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书心得

最近，有幸作为xxx进入xxx学习，亦借此机会认真拜读了张国刚老师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深刻领会了《资治通鉴》的治国理政之道。

毛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在中国学术里面，《资治通鉴》是一部能治国安邦并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当过宰相的天才史学家，他花费毕生精力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宋元之际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意思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想治亦不知从何治起，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即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如何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对于任何人，都是大有裨益的。《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是《资治通鉴》一种政治上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政治意义。张国刚老师在书中提到，司马光曰：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这是《资治通鉴》的精髓。

一、修心之要：仁、明、武

所谓仁就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就是要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所谓武就是讲才干、讲正直、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一是要重视思想引导；修政治就是我们常说的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主席什么是政治，毛主席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主席严肃说道，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要修政治，就是要使自己的政治清明，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要讲政治。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新形势下，要成为“讲政治有信念、讲规范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就必须把提高政治素养放在首位。二是要有充分的是非观、价值观，做人要磊落，能够心如明镜，分辨身边和手下的人哪些是贤能之人，哪些是愚笨之人，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作为青年干部，要始终保持政治认同感强，政治思想严谨，独立思考性强的党员素养，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任能不仅是今日中国共产党干部选任制度的重要特征，从更深层次来看，更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作为领导者，需要“拨开云雾见青天”，分辨贤愚，任人唯贤。三是做领导者要有决断力和执行力，做好决策就要勇往直前，不能受有心之人迷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对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执行力，善于在目标任务和利益关切上合理统筹，既敢于担当、积极应对，又头脑清醒、务实稳妥、科学决策。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作出决策，还要善于组织和带领群众执行决策，推动决策事项和预期目标的实现。决策一经作出，就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执行有效应对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二、治国之要：用人、信赏、必罚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其中最关键的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其中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先贤的学问，也是当代治国当领导的学问。“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干部选任等话题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在甘肃调研时，他强调要重用“四种人”，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他提出干部要做到“心中四有”。“知人者，兼而用之”，作为领导，不能用一个观点看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一定跟他的岗位，跟他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一定要“用人如器”，锤子很有本事，那是对于钉子来说，那么对于布，就不如剪刀了。所以“用人如器”就是这样。要时时刻刻应想着用人一定要放对位置，单位培养人才也是这样，用人也要放在合适的岗位。张国刚老师还提到“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割政分机”的意思就是要注意人才”的组合。人才在这种组合下，它不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种组合下，就能施展才华，互相配合得很好，作为领导者需要深刻了解每位团队成员的优势和劣势，注重如何在团队中发挥各人的所长，避其之短，通过合适的岗位分配达到团队绩效最优。仁明武出于内，就是领导的自身德修养，在政治措施上要用贤，选拔有才能的人贤能的人，要选贤举能，把贤能之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能让贤能的人到真正适合他才能的位置上去。所以叫用好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其后才是信赏，就是该赏则赏，该罚则罚。

三、领导的不同层次

张国刚老师在书中提到，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团队各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比如，医院的外科主任未必是专业能力最强的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与院长做出良好的沟通。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作为领导者，亲力亲为是好事，但是也会有弊端，具体的事情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自身精力有限，往往可能是事倍功半，因为每个人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作为高层领导者，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要举重若轻，遇到再大的问题都需要合理地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把握好事情发展的方向。书中还提到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恢弘的气度，要容许自己的下属能力超越自己，容忍耿直顶撞者，要有大修养，放在今天就是说，作为领导者要惜才、重才、容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跨越发展的实践中来。纵观全书，结合十八大精神，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子思的“用其所长，弃之所短”和十八大提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处处都是”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第二个是说我们作为不同层面的领导者，要有“人才处处有”的认识。当我们感叹人才匮乏的时候，往往是缺乏培养，缺乏科学的调配和使用，建议我们加强这方面的修炼；第三个是作为领导者，除了要明辨贤愚，还要能根据实际情况因人制宜，还需要有容人之量、恢弘的气度，把人才团结凝聚到新时代新中国的发展主力军来！

第四篇：《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心得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 由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著，全书分二十讲，按照时间顺序，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深入分析了从三家分晋春秋转向战国时代开始，到浪漫天子唐玄宗终止，前后约一千二百年的历史，阐明了国家兴亡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大汉立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国家繁荣富强的辉煌，也经历了三家分晋、三国鼎立、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分裂等国家分崩离析的苦难，有秦始皇、汉武大帝、唐太宗等千古大帝，治世明君，也有杨广等有名昏君。期间有成有败，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但无论成败其原因则皆相似，成有成的因，败有败的由，成功的原因相似，失败的原因雷同。王朝更迭如此，人生成败亦如此。

史书的价值分为史料价值和史著价值。读史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历史，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修身养性，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虽然我们不应该惧怕失败，但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能一直采用试错的方式逐步的成长。须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实，仔细想想，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很少是新问题，类似的或者完全相同的问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中一部分是规律性的东西，会反复的出现，但更多的我想应该是人性问题，人的“健忘”、短视、人性中“恶”的东西不断膨胀，再加上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外部约束机制，完全依靠个人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远不如制度，从而导致历史的简单“轮回”。相似的悲剧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雷同的发生。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悲剧也是人主导的。

道理往往是抽象的，而历史是具体的，具体的历史蕴含着抽象的道理，从中就可以明白权变的道理。或许，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成就霸业都有机遇或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无论是王朝建立，如刘邦以弱胜强胜西楚霸王项羽建立大汉王朝，还是群雄征战，如曹操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以少胜多，还是新君即位，如商人吕不韦支持异人继位并传位给嬴政，成就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看似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其中，但仔细分析却又不难发现，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历史的主流是前进的，不可能是偶然或者运气因素决定历史的发展，否则，历史将无规律可循，学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潜力可以成为领袖人物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自律。这也是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明白清虚卑弱的为人之道。人做不好，从大处着眼有可能失去王朝江山，胡亥、项羽皆是此类，从小处审视将会丢掉卿卿性命，战国时期的吴起母死不奔丧，杀妻求将，虽然从鲁到魏再到楚，屡立奇功，但最后楚悼王薨后吴起本人却死于乱箭之下。密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即位的赵高也是多行不义而自毙。既要相信人的天赋存在差异，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帝王之师，也要相信“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带着感恩的心，与人为善，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境界格局。特别是作为领导人，需要有大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格局大小决定了事业大小。领导人的胸怀要大到能够藏污纳垢。曹操的儿子曹丕格局就不够，利用自己的王权，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缺少为大事者不计小怨的胸怀。

不仅要会做人，也要会做事。很多事情不是完全依靠个人主观努力就可以解决，而需要因势利导，需要随机应变。人不遇其时，虽贤亦不能行。为人处世需要居仁由义，刚柔并济，内刚外柔，内刚讲究的是原则，外柔看重的是手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使用。战争中必要时需要采取“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策略，日常事务也需要灵活运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 在坚持守好道德底线不突破的情况下，如何做事的“术”考验的是每个人的智慧。把精明用在大事上，把厚道用在小事上，也成就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曹操的机敏睿智也是表现在大事上不糊涂。

再者，要知常、知止，让人生留白。要给自己准确的定位，无论功劳多大，都要适可而止，真正做到识时务，以成俊杰。富贵到极点，就离遭遇祸患不远了，一定要谨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功劳是历史，人活的是未来，该退出时要及时退出。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其经历和最后的下场需要引起深思。不知进退的霍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他本人得以全身而退，并且没有被历史否定，但家人惨遭灭族。王莽更是如此，在辅政的过程中，自己逐渐恃权高傲，为权所惑，篡夺王位，最后祸国殃民，身败名裂。人的行为之大者，没有超过谨慎、恭敬的。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为人者，需要善于处下，难的也是处下。这方面真正能够做好，很难，也很有益。

第五篇：从《家》到《寒夜》

从《家》到《寒夜》

看巴金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变化

——徐佳军

《家》是巴金的成名作品，而《寒夜》创造了巴金创作的巅峰，两部作品都是巴金小说创作道路上极为重要的转折与历史性的突变。同时，两部作品都选择了以“家庭生活”作为其写作背景，而进行的叙事性的讲述。

但既然是文学作品，就必然存在其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是爱与恨，热与冷的矛盾，同时也是封建社会制度与近代文明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作者幼年时就形成，并伴随走过生活的全部。

封建家庭守旧的教化与母亲人道主义的启蒙。让巴金从一开始就接受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并在这种现实与向往中、追求与情感间不断冲突、徘徊。它们没有交集，平行的两条线，永远走不到终点，巴金在它们之间，做着反复的斗争，也曾狰狞过，或者妥协了。不过，后来的巴金还是选择了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而离开生育自己的故土四川，远赴南京、上海，但客观的讲，这当中不全是巴金个人的主观倾向，还有求医、养病在“作怪”。然而我认为，巴金思想的成熟时期，是毅然选择了去法国，追随他的“无政府主义”，虽然，这不过也是他在向他的家人（大哥李尧枚）证明着自己的选择和不愿因循守旧，接受家庭的安排，但是毕竟是他作出的对于世界观的一次抉择。当然，这当中也不怀疑有巴金年轻的叛逆性格在左右着。对于这些，我们不能全部的给予认同或者反对，而是应该客观的去分析和认识他们，从而剖析出自己的理论。

这种矛盾，在巴金后期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并伴随着巴金作品的成熟，而逐步得到了弥合。当然，这也是巴金小说的必然性，母亲的教导还是较为深刻的反应在了巴金的一生，包括前后期的作品上。巴金后来回忆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世界的中心。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笑容的脸。”就不难看出，母亲对他影响的深远。他的“博爱”思想也就植根于这一时期，但面对现实的残酷、军阀割据，他理想的膜拜者被施以刑罚，就逐步的把这份爱分割开，对统治阶级的憎恶与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以此，更丰富和成就了其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

巴金小说作品的写实性伴随巴金走过他创作的人生轨迹，《家》的取材源自于作者真是的生活和与家族长兄的亲切关系，觉新与觉慧人物形象的塑造就透着巴金与大哥李尧枚的影子。我们大多认同了《家》的创作背景即是引取了这条线索而写成的，我们检索巴金的一生，他对大哥李尧枚的感情格外的深厚，后来巴金在回忆录中也曾说过：“大哥是爱我最深的人，三哥是最关心我的人。”当然，《家》毕竟是作者早期不太成熟的作品，自然算不上是其留世的最经典、最杰出的文字，但是巴金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却注定了这部作品除了其文学价值以外的更深刻内涵，是我们追溯巴金家庭关系的重要蓝本，必然值得我们后辈仔细考究，更为后世研究巴金小说创作与巴金本人的无数学者们青睐，是很重要的参考与依据。虽然我们不能截取其中一句或一段作为理论研究，但却可以究其原因而成为研究巴金的线索。

当然，巴金的小说不仅是在《家》中淋漓表现了其写实的特点，在其个人感触良好的《爱情三部曲》 《雾》 《雨》 《电》，以及同为《激流三部曲》的《春》 《秋》中也极深刻而形象的表述了出来。就像巴金说的“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这三本小书，可以说是为我自己写的，写给我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安慰。”（汪应果《巴金论》，第78页）这样的表达既直观的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喜爱，也毫不修饰的说明了其作品的客观叙述和背景色彩。所借鉴的，让自己心灵颤动的革命情怀和个人情愫。当然，在并不为众多人所熟知的，巴金的一些短片中，如《房东太太》，也丰富表现着这种写实风格，它渗透进了巴金全部文学作品中，并延续和发展着这种现实主义。巴金在替劳苦大众吐露心声的同时，也成功叙述出一个个真实且客观的人物形象，并艺术的加以刻画。

巴金在这一时刻，对于两条平线的问题，开始作出倾斜，面对“封建制度与近代文明”的问题，他尤其深刻的理解了近代文明的重要与历史的必然性，从而作出了鲜明的转变，逐步摒弃“吃人礼教”的束缚，当然这毋庸置疑得益于其留法三年的成绩，虽然这过程中，让他的“无政府主义”观念遭受灭顶，但是“无政府主义”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即是“个人主义”，主张个性自由，追求民主，这自然也就或多或少的与其中心思想相吻合了。但巴金毕竟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不过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他对于社会认识并不具有排他性，母亲陈淑芬的良好教育和熏陶让他思想更加“离经叛道”。家族传统礼

教根深蒂固的他，在追求近代文明的同时，极度的反对这种现存的“家庭制度”，这自然表现出了他的不满，但毕竟不彻底。在其早年创作的《灭亡》中就能看出他体内蕴藏着革命种子，但是这颗种子在后来并没有催促其投身革命斗争，而是一直孜孜繁衍着他的革命热情，并转化成文字，倾注在了笔端，才有了巴金的高产，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爱情三部曲》等诸多名著。

但较为成熟的表达出他的不满，和对“家庭传统”的不认同，是在《家》中，刻画的觉慧与鸣凤两个艺术形象上，虽然说这部作品较为成熟的设计了这一角色，但还是隐性透露着其妥协心态。这当中，自然离不开巴金本人的影子，更是其革命不彻底和自身软弱的表现，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最终迫以社会责任和家庭压力而破产，导致鸣凤这一艺术形象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

同觉慧一样，巴金的迷茫离不开他的封建教养，虽然从小接受母亲循循善诱，但其从根本上接受的还是封建礼教下传统的私塾教育和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历史遗留下来，并根植于贫苦大众的封建传统，加上自小受家庭熏陶而不容褪却的封建道德伦理、森严的等级。当然，觉慧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艺术形象，并不能全部概括成巴金本人，但多少会含盖些作者本人的影子，或显性的、或隐形的。从纵向来看，巴金既是一个近代文明的拥护者与奉行者，又根植于封建传统礼教而不能自拔。他坚信封建制度必然会灭亡，却又在一生探索和追求如何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平和的、友爱的，并且合理的家庭关系，这种矛盾自然而然随着巴金个人的色彩渗透进其全部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包括《家》和《寒夜》。不过，巴金母亲对其全部文学作品的影响还是不容忽略，巴金的母亲不仅用“爱”抚育了他，还教会了他要去爱包括下层的人民，就像他回忆的那样“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性格的根柢。”

经历长时间战火的硝烟，自身的流离，巴金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得到发展、认识日益深化，创作面貌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文学创作风格更加成熟，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也更加的透彻了。《寒夜》等作品就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的，但笔法与笔调却趋向凝重、冷峻。详尽而细腻的表现一个人的屈辱心理和被侮

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剖析一个家庭悲剧的社会原因，较前者《家》的个人悲情来说，完全放弃了对封建传统的依依惜别，而是恶狠狠的批判病态的社会，造就了病态的家庭、病态的人。笔锋直接指向社会，更说明民主进程推动下，社会的进步，但却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巴金的作品也不在是写以前局限下的批判个人的保守，而是剖析造成这种病态心理、人格分裂的原因。从这条线索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巴金后期的作品，受封建制度和“吃人礼教”在现实主义的表达上，逐步淡化，而不具备明显色彩。

也正是于此，巴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抛弃了“封建主义”，放弃了“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进而丰富和深化了其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