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冯小刚电影风格

冯小刚电影风格

在今天的中国谈到导演，大家总会想起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与前两位获过国际奖项无数的第五代导演先驱者来说，冯小刚的个人奖项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因为他的身份是定位于一个具有巨大的票房号召力的以民众口碑建立的导演。冯小刚一直以普通观众的口碑建立起自己的电影风格，同样也是唯一一直在拍商业片的导演。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导演，他的艺术成就可能的确比不上张艺谋陈凯歌这些从专业电影学院毕业的专业导演，但是这不能否认他的电影深处的小人物的大智慧，至少这些人打动了中国观众，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走进电影院。

冯小刚1958年8月18日出生于北京的普通家庭，因父母离异和母亲姐姐生活在一起。冯小刚的母亲是个有着坚强生活精神的好妈妈，在冯小刚的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冯妈妈四十多岁时就开始与病魔做斗争，五十多岁起身患重病瘫痪在床，尽管冯妈妈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她始终以坚强的精神鼓舞着儿子冯小刚，她曾经在病痛中对冯小刚说；儿子，你将来会顺顺利利的，因为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人尝尽了，只要你有了出息，妈妈的罪就没有白受！应该说冯小刚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幼喜爱美术、文学。高中毕业后首先投身了军营生活，在北京相关装甲部队从事基本宣传工作，涉足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刻苦努力，很快正式踏进北京军区文化单位，随后作为部队文职人员获得提干而具备美术职称和部队军级。1984年参军转业到地方后，经过思考和选择进入北京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担任工会文体干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85年，调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为美工师，他先后在《大林莽》、《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好男好女》等电视剧中担任美术设计。当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仅有几年的基础，但是其中朝气蓬勃的业务人员成分，以及思想意识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得没有科班学历的冯小刚，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与工作生活，奠定了后来拼搏腾飞的坚实基础。还曾担任小品等舞台剧的编剧，导演。《遭遇激情》是他与郑晓龙联合编导的第一部作品，后被夏刚拍成电影，影片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等四项提名，他与王朔、马未都联合编剧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92年，他再次与郑晓龙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大撒把》，搬上银幕后，又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等五项提名。1994年，他又干起导演，处女作是《永失我爱》，这也是一部城市题材的影片，冯小刚还兼做美工。1997年，冯小刚他推出电视剧《月亮背面》。

下面来分析一下冯小刚贺岁喜剧的创作特色:（1）平民策略和都市小人物的欲望表达

这些喜剧带着特有的冯氏幽默和调侃讲述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冯小刚不同于香港喜剧演员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他是扎根于中国大陆的导演，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自幼喜欢文学和美术，20岁进入北京文工团，再后来到电视台做美工，他的生活给了他创造力，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参与了剧本的编写。他的早期喜剧影片中的故事人物多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没有固定的工作，甲方乙方的姚远，不见不散里的刘元，大腕里的尤优和没完没了里的韩冬。姚远是一个帮别人实现梦想的好梦一日游公司的员工，说员工已经很正式，其实就是四人组的一员。刘元是一个在美国混日子的移民中国人，尤优则是一个彻底的下岗工人，在电影开篇就表明了他的身份。韩东是一个跑运输的司机。这些可以说都不是上层人物，但这是这些人物的现实与荒诞中的游离感吸引了观众，毕竟当下的生活才是最接近我们的。除去《夜宴》，后来的几部电影他的镜头仍然是对准了特殊身份的小人物，《手机》中的严守一是《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还有了婚外恋。《天下无贼》的王薄王丽则是小贼，因为被傻根儿感动走上保护他的路程，同时又启动了人性的回归之路。甚至《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也只是战场上一个曾经被遗忘的九连连长。《非诚勿扰》里的秦奋则是靠着一些不靠谱的发明而致富的学无所成的海归。中国人之所以喜欢这些小人物，不仅是他们身上的喜剧性和俏皮话，还因为他们具有平民性，冯小刚最初的电影起家也是小成本获得大票房，演员也是找葛优这种没有一般人定义的男主角气质的，虽然外表上输了底子，但是都是不输才气的，个个有着小人物英雄梦的豪情，也就是讲义气。这些小人物在影片最初通常以让人物在影片最初通常以让人鄙视的姿态出现，包括王博薄王丽他们是小偷，秦奋则完全是靠着嘴皮子耍赖卖了他的分歧终端机，但是他们以后的行为可以用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来概括。像王薄夫妇要还原傻根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这些不像是一个有着多年偷盗经验的小偷会去做的。秦奋选择已经坐在轮椅上的梁笑笑，刘小云回到中国找韩冬和他一起照顾成为植物人的姐姐看上去也很幸福浪漫。所以冯小刚所传达的并不是一般电影中才子配佳人的典范模式，传达出只要一个人实诚，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对生存、生命的反思

(2)假定式的游戏情节 应该说冯小刚的贺岁系列电影继承了王朔小说中的游戏反讽等特色，进而把“游戏”扩大到了贺岁片中。他把对生活的调侃对人生的戏虐和对主流文化的揶揄推向了极致。他的几部贺岁片无论情节还是语言，游戏化的语言都贯穿于创作的始终。冯小刚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建构了一个成人游戏的童话故事。如在情节层面上《甲方乙方》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不见不散是一个追逐的游戏《没完没了》是一个关于智力的游戏，手机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

（3）沉重却不失深刻的主题

不难发现他的作品的主题都是沉重而深刻的，无论是《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对人性的反思和人的卑微尊严的关怀，还是大腕手机对现在传媒暴力的警惕都是十分深刻的。在贺岁片戏剧形式的包装之下冯小刚所追求的对当下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正是冯小刚的贺岁片没有流于纯粹的搞笑和无聊闹剧的原因。同时有紧贴时代的主题和节奏，这就好比是畅销书一样，在当下时代特别能引起共鸣。像《不见不散》里的李清一直梦想在美国这个淘金的土地上发挥自己再国内所学的本领并且赚得大钱，这正是90年代末许多中国人梦想，冯小刚的摄像机也让很多出国未果中国人从刘元的车房中感受到了洛杉矶，李清在美国由于不会讲英语遭遇警察的尴尬，生活中并不缺少这样的事例。《大腕》中导演泰勒葬礼广告拍卖的那一段，放在今天其实更加深刻，我们的电视广告已经泛滥，甚至春晚都有广告植入，而尤优对泰勒遗体的处理更是令人咂舌，一些盗版侵权山寨放在现在都是一个普遍的话题这让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更多的是反思。《手机》中严守一表演接听婚外恋对象手机的那一段更是神来之笔一般，手机也成为当下的一个谎言连接器。《非诚勿扰》中秦奋相亲也反映了中国一个剩男剩女的问题，这个拼接式的故事模式从每一个相亲对象都可以看出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他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一个同性恋，后来有爱上有妇之夫，有的是未婚先孕的,这些人物一个个出场来造就的效果其实非常具有生活质感，以及中国当今社会暴露的一些问题，风冯氏调侃最终放在这些有代表性的普通人中。观众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秦奋，韩冬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身边的你我他。人们在电影中找到了归属感，当冯小刚把故事以现实手法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或许只是想折射当代人在生活中的影子。以一种让人觉得是荒诞虚构的手法来表现令人捧腹的场面。或许是他在规避现实，但也许正如他所说的“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冯小刚的电影有时候的确没有像第五代导演那样来叙述一个故事反映一个主题，有时候他的电影很商业化，但是人物的话语中透露出的精炼观点本质上也来自于这个世界的主旋律。《甲方乙方》中“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没有房子的婚姻更是不幸福的”。《不见不散》中刘元教训李清时说“今天大踏步的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这些话放在今天也是很有这里的。过多的细小谩骂其实掩饰的是一种本质的悲剧，这种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无奈，最后只能付之一笑。

(4)京味儿语言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不像早期的欧美喜剧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展现特有的喜感，而是用一种通俗易懂的又值得品味的语言来叙述，叙述主人公往往是一本正经的表出，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不见不散》中刘元装瞎是用诗一般的朗诵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伤感，可是这一切却随着被揭穿后的一句：“我又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在强烈的对比中突出了庄谐相生的幽默。而“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善意而温和的揶揄。《甲方乙方》中川菜厨子“守口如瓶”的“打死我也不说”彻底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含义。

他的电影语言都是带有京味儿的特别能侃的本事。中国观众对于接受哲学思考有些难度，但是对于这些世俗化的语言中国老百姓很喜欢，甚至成了日常语。冯小刚的电影很多台词看似胡诌，但就是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并且一度流行，像“做人要厚道”“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二十一世纪最缺的事什么？人才。”

第二篇：冯小刚电影1942 影评

《1942》影评

文/墨惜

那么巧，昨天去看电影，又那么巧，早晨看到博友也看了这部电影。今天一大早晨就爬起来，原因是想说一下《1942》，它给我的触动太大了。

昨天电影院有四部片子，《王的盛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1942》和一部韩国灾难片。去的路上，我和男友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韩国灾难片中做选择，猜拳，谁赢了看谁指定的，然后我一如既往的没赢，再然后到电影院的时间是13点15分，韩国灾难片刚上演，可是零食没买，这个大男生没了零食进不了电影院，所以时间刚刚好的是《1942》。

于是我们看了片长150分钟的虐心的电影。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老东家叫范殿元。大灾之年，战争逼近，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娘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摘自百度百科）

太虐心了！压抑的要窒息，从电影院出来对男友说，这部电影只适合看一遍，第二遍都不想看也不能看。1942，在河南省发生这样的悲剧，旱灾，蝗虫，饥饿，逃荒，战争。

美国李培基对老蒋说，灾区受灾群众政府统计有1062人，老蒋问，实际呢？李培基说，300万人。

老东家的家产和粮食被一群受灾饥饿的百姓抢了、吃了。去找兵来赶走这帮龟孙，报信的在中途被行进的日本兵吓退了回来。报信没成功，反倒把老东家害了，灾民在饥饿和愤怒中爆发，抢了粮食，烧着了老东家的宅子，打死了老东家的儿子......老东家套上马车，对一家老小说，咱不是逃荒，只是出去躲灾，过一个月半个月灾难过去了，咱就回来了。

逃荒的路一天天走，家人一个个的减少，儿媳妇的遗腹子在逃荒的路上出生，儿媳妇产后用尽力气说的第一句话是，把他掐死吧！反正他也活不下来。老东家的孙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产妇很虚弱，几天没吃东西，没有奶水。老东家最后把一路陪伴女儿的小黑猫扒皮做猫汤给儿媳补充营养，好让孙子活下来。小黑是女儿的宝贝，逃荒路上女儿星星宁愿自己不吃东西也要喂小黑。

逃荒数天以后，嫂子生产，星星忍痛把小黑献出来做猫汤。老东家觉得很对不住女儿，正要和女儿说自己的无奈和苦衷安慰女儿。只见女儿起身说，爹，我也要喝猫汤。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悲伤。这就是饥饿。

由阿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的美国记者白修德骑着毛驴一路随着灾民的逃荒路线，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一幕幕惨剧的发生。路上碰到了老东家和佃户瞎鹿和花枝一家，饥荒使得老东家对白修德的驴打了主意。趁白修德睡着的时候，老东家带着瞎鹿和拴柱去偷驴，顺便抢了白修德的饼干和相机。白修德被惊醒，用不标准的汉语说驴和饼干给你们，相机不能吃，给我留下。

栓住拿着饼干，瞎鹿牵着驴，可是驴死谁手还是未知。老东家与美国记者交涉完，找到瞎鹿，却没看到驴。问瞎鹿，驴呢？瞎鹿说怕那个洋人醒抢回驴，就照着驴屁股打一巴掌，结果驴惊了，跑了。黑天也没看清跑到哪里。瞎鹿和拴柱分两个方向找驴。瞎鹿看到一群灾民在那烧水，扒驴皮，准备吃驴肉。走近一看正是自己抢来的驴，瞎鹿对灾民喊，这是我的驴。灾民还会管这是谁的驴吗，不听瞎鹿说话继续分肉，瞎鹿拿起一块驴肉准备回去，嘴里还说着，杀了我的驴总得让我拿回一块肉走吧！

灾民怎么会让瞎鹿拿走肉呢，一群人和瞎鹿厮打起来，抢肉的灾民一不小心把瞎鹿推到了烧的滚烫的水锅里。灾民停住了，有人小声说，咋把他推锅里了呢！花枝是瞎鹿的老婆，见不到瞎鹿怎么也不肯继续逃荒，要老东家给个说法。老东家说，这里找了三天了，哪里都没发现瞎鹿的影子啊。花枝不依，说，别人死了能看见个尸首，我家瞎鹿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还我瞎鹿。逃荒的人群已经陆续转移，只剩下老东家一家和瞎鹿的媳妇带着一双儿女，在空旷贫瘠的荒郊喊着，瞎鹿，瞎鹿，瞎鹿.....河南300多万灾民，老蒋只知道河南大旱，灾情并不严重。直到美国记者白修德几经波折找到老蒋，说在灾区看到人吃人和狗吃人的惨剧。老蒋才知道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几乎空前绝后。

花枝和老东家逃到陕西，老东家的儿媳死了，紧接着是老母亲没了，再然后是老东家的媳妇在陕西城门前咽了气。只剩下老东家，星星，老东家襁褓中的孙子和长工拴柱，另外还有佃户瞎鹿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陕西的政府下了命令，不让灾民进城。老东家在城外搭个窝棚，灾荒之年什么事都会发生，几升小米就能换个大活人。在大年三十那天，老东家的女儿星星

提出来让老东家把自己卖了换几升小米。老东家不答应，星星说，是自己坚持不住了，卖了也好，自己有个活路，家人也有小米吃。

于是悲剧的一幕又拉开了，星星在自愿被卖的人群中被选中，老东家竟然露出了笑容。一是女儿不会被饿死了，二是自己有几升小米。在逃荒的路上，小米比金子、比活人都值钱。

花枝穿上自己结婚时的红棉袄，也被选中，只是花枝带着两个孩子，又被刷下来。

拴柱喜欢星星，老东家也曾许诺等灾难过去就把星星许给拴柱。在星星被带走的那一刻，拴柱拼死拉回星星却被老东家拽下来。老东家对拴柱说，留下她你也得让她饿死。这时候花枝过来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在陕西城门外，老东家主持，拴柱和花枝拜了天地。当晚，花枝对拴柱说，你知道我为啥和你拜天地。拜完天地你就有媳妇了，有媳妇就可以卖媳妇换小米了。我带着两个孩子不好卖，现在卖了我，孩子也有个爹。

拴柱在有了媳妇的第二天把媳妇卖了4升小米。

花枝临走时对栓柱说，卖了我，就是即便饿死也别卖孩子了。

剩下的这几个人爬上了火车进了陕西省。老东家一家人只剩自己和孙子了。爬下火车，老东家对孙子说，现在就剩咱们俩了。说着低头打开包裹着孙子的棉被，发现孙子早就没了气。

于是出现了这一幕，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他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1942，如果没有播出这部电影，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1942年河南省有这样大的灾难，逃荒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河南闹饥荒，河南人去陕西逃荒。山东闹饥荒，山东人逃荒到东北。

听父亲说，我们的根在山东，太爷爷逃荒到东北，途中失散了一股人，找不到了。这也就是父亲常说的老五股丢一股。父亲认了几个同姓的兄弟，原因是得知他们也是老五股丢一股，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走散的那一股的后代，这个谁也查证不了，都算作是亲人罢！

就像老东家对路边一直对着咽气的母亲喊娘的小姑娘说，“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逃荒时会有多少不是亲人的人成了亲人。五百年前都是一家人，谁还不自己的亲人呢！

70年前的1942，只愿悲剧别再重演。活在当下的人，善良一点，好好活。

第三篇：电影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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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美学风格》

绪言

当代世界电影展示给人们是这门20世纪的艺术媒介依然在持续不的不景气中奋力挣扎，好莱坞影坛展示给人们的仍是票房纪录的连年上升。而在这一矛盾景象中，世界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笔却似乎是当代世界影坛首席电影票房大师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以两部看上去差不多是截然相反的大片获得了电影票房和艺术成就的双双丰收。他的集科幻、灾难与恐怖于一身的《侏罗纪公园》创下了惊人的票房收入，迄今为止在全球的总收入已经超过11亿美元。而他在这一年的另一部作品，主要以黑白胶片拍摄的《辛德勒名单》又在下一年的奥斯卡评选中一举获得12项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金奖。这一近乎超人的记录，对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来说，可以说是名至实归。他在经历了无数次商业的成功和几乎同样多的艺术失败后，电影美学风格愈加成熟又不失独特，比起一些电影导演，他的电影美学风格带着浓重的商业性质，在现代电影美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样非常具有意义与可行性。

主要内容

本文将从他的代表作《辛德勒名单》作为例子，通过电影符号学分析其商业价值及艺术美感，从而论证其电影美学风格，更多的做着眼于对《辛德勒名单》的电影文本以及电影与观影者的关系，并且分析其镜头、画面、剪辑、背景音乐及背后的深刻内涵，构建起完整的论文体系。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一位个性浓厚的导演，他一向以好莱坞既定成功元素为基础，精心制作大众梦幻，营造商业奇迹。在《辛德勒名单》中，这种“个人化”的创作尤为明显。在童年时期，作为班级中唯一一名犹太孩子，备受欺辱，这一切使得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告别幻想、追踪自己的生活体验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终于可以不在依赖使他屡获成功的美国公众对幻想的期待和那些为他建立起不朽名声的魔术、动作和特技，而把视点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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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实生活的描绘和历史场面的展示。影片是在靠近科拉阔集中营的地方实地拍摄，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影片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展示出一种仿佛纪录片式的方法，使用黑白胶片描绘着一幅幅表现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图景，而其视点已不再是以往好莱坞表现大屠杀故事里主人公的心理闪回，也不再玩弄以往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叙事的视觉花招。除个别段落外，其大部分镜头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地位，客观记述着由大多数是不知名演员或者群众排演出来的历史背景。片中有几次接近于重复的对犹太人进行登记的场面，在这里，一个个犹太人的形象、名字和那台打字机成为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新道具。它为影片带来一种具有高度逼真和纪实感的风格。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往往具有深刻的民族和文化特征。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电影的题材选择上具有多元化、多类型的特点。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前期电影中，能体现出他个人心理以及民族情结的无疑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心理沉淀，它不停发展并创新。作为具有犹太民族意识与美国文化观念融合的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是犹太民族与美国文化的激荡下的产物，《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世界大战》、《大白鲨》、《ET》等作品中都能深刻体现出来。这种电影理念鼓吹美国国家意志，宣告着美国必胜与反战理念。从国家意志角度而言，美国常常在不侵犯自己利益的时候，通过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和实行一定范围的救助，体现大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作为大国的风范。于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主题都在人道主义关怀和救赎的立场，以史诗般的镜头与宏大气魄的场面剪辑烘托出上帝班的人文关怀，具有美国意志与商业气息的完美结合。

以巴赞、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实性电影美学观对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蒙太奇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辛德勒名单》中出于历史客观性，从不缺乏暴力与凶杀，在好莱坞的商业片中暴力场面服务于其电影激烈的动作和特技的主题，那些可以寻求的机位和快节奏的剪辑使暴力被处理为一种给观众带来快感的兴奋剂，尽管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不能免俗——如片中一群德国士兵把一张藏有犹太人的床掀翻，然后用冲锋枪把床打出一片枪眼的场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商业片中类似的镜头，但是大多数有关法西斯的暴力画面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采取的是一种纪录片式的“冷静”的方式，一个个并不十分激烈但却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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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动魄的杀戮场面不断出现在镜头中：一个独臂老人被拉出铲雪的队列，一声沉闷的枪响，老人倒地；一个试图逃避集中营的青年在被押回的途中，被一名士兵开枪打死，棉衣后飞起一片棉絮；一个不识时务的犹太女工程师当场被枪毙，随后，集中营的头子高斯却下令将工程按照她的意见重做„„以及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高斯穷极无聊的站在阳台上，像打猎一样，对着院子里干活的犹太人不慌不忙的扣动扳机，在这些场景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大多使用了中、远景，并极少利用镜头的组接进行渲染，淡化了血腥，却充实了记录的美感。

不过，不仅仅如此，成功的使美国公众接受这场银幕上的暗杀、虐待和各种暴行的不仅仅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纪实手法。深受好莱坞作业指导熏陶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不会被一种“个人”的感受迷惑到把自己变成一位欧洲艺术导演的地步。事实上，他之所以成功把大屠杀搬上银幕并被美国观众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机智的在那些“历史记录”的场面与好莱坞故事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平衡和有机的关联，影片开始不久，一组乘火车被拉到科拉阔的犹太人和收拾行装的辛德勒的画面就开始把四十和它的主人公的故事交叉在一起发展，差不多每一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残酷场景之后，都是一段辛德勒费尽周折或者神话般的救助。同时，辛德勒故事中不仅包括了他对犹太人的救助，还有他如何发财、与女友之间的爱情发展、与他的犹太会计师泰尔恩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友谊。除此之外，影片中也随处可见具有生动故事性的情节，而其中一如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许多影片一样，儿童常常成为故事的主角。如当纳粹追查集中营房的偷鸡者，并威胁要把那些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犹太人一个个打死时，一个机灵的孩子哆哆嗦嗦的站出来，告诉纳粹士兵，那刚刚被他打死的犹太人就是可恶的肇事者。

实际上，斯皮尔不但没有放弃他讲述故事的熟练本领，也不可能淹没他那出色的电影手法。在诸如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进行体检甄别的段落和那个把杀死的犹太人尸体掘出来焚烧的地狱般的场景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以镜头令人赏心悦目的大幅度运动和剪辑切换、渲染，也掩饰着痛苦的场景。而片中另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则是，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妇女被赶进一间烟囱冒着黑烟的大房子里，灯忽然灭了，妇女们恐惧的惊叫着抱在一起，等待着将使她们结束生命的毒气降临。一段令人紧张的延迟之后，妇女们的头顶上的龙头终于喷出了清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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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所再现的那个被称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是在纪实性的画面、生动的故事、富于魅力的人物、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出色而充满张力的电影技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片中一段不起眼的小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其各种要素之间进行转换的巧妙例子：几个孩子为逃避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命运，机灵的逃走了。但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他们为了求生不得不躲入粪坑之中，并开始了争夺空间的“斗争”。

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后阶段的电影创作中，温情变为主打牌，也更加契合了好莱坞主流市场的需要，在拍摄了《辛德勒名单》等一系列二战电影后，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把镜头瞄准了一战，同样充满人文关怀，同样向着普通生命致敬。《战马》以一匹马的视角向人们展现了战争残酷与人性的温暖，这部典型的温情制作片，人文关怀再次溢满屏幕，可以说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立身的电影哲学。虽然国家意志也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美学风格的基点，但是《战马》却代表着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电影成熟的一个新的标志点，在整个战争的大格局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思考了战争泯灭的友情与爱情，不去表现这场战争的自我评价，而是着眼于战争的非人性去探讨战争的价值与意义，用一匹马的视角去温暖观众，电影美学方面也更加侧重商业化与艺术化并重，放弃常用的快速剪辑而多用长、固定镜头来展现温情与艺术化的场面。

回顾其创作，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创作，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充满幻想和打斗的影片不同于一般动作特技片之处还在于他们触动着广大美国中产阶层的普遍和隐蔽的忧虑，还在于其贯注在其中的一种充满宗教意味的情感，它使其影片在幻想之外有了一种神圣的光辉，这也许是其重要的个人印记之一。在其第一部关于外星来客的科幻片《第三类接触》中，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以一反传统科幻片中对宇宙世界的恐惧之情的态度，描写了人类迈出与外星人接触的第一步。影片最后，怀着敬畏之情的人们迎接巨大和灯火通明的外星飞船在缓缓降落的情景则被处理的如同上帝降临的宗教意识，充满了神秘的崇高感。在随后的《外星人》里，他则在其儿童般的幻想中嵌入了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个偶然来到地球的小外星人历经坎坷，而又不断创造出各种“神迹”，最后终于乘坐飞船回到他的天国。同样在影片的最后场景中，片中小主人公伊利奥特的父母也终于领悟到天外来客中所包含的真谛：他们双手抱在胸前，跪倒在地，在著名宗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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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约翰·威廉姆斯的乐曲声中，以一种神圣的目光仰望着外星飞船消失在夜空中。这种浓厚的宗教情感一直延伸到如《抢劫约柜的人》等影片里对于宗教圣物的寻找以及对其神秘力量的渲染。而在《辛德勒名单》中，它则终于可以使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把英雄的神话和社会的史诗所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史诗，它使美国观众接受了大屠杀的故事，也向他们提供着一种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神话，并且通过那种宗教式的神圣感和那些来自《旧约》中记录的故事，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也使观众接受了一部关于它的民族——犹太人的历史；影片中多次出现逃离死亡的辛德勒工厂的犹太人徒步走来的镜头，而那一幅幅表现犹太民族不断前移和遭受折磨的画面，在约翰·威廉姆斯悲泣又富有神圣乐感的乐曲的再次伴奏下，已经变成了对具体历史图景的超越。

神话式的表现手法、史诗般的历史记录，究其根本，其美学风格在于个性化与浓厚的宗教情感，共同交织出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独特的电影美学风格。

第四篇：冯小刚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被誉为“影坛鬼才”的冯小刚似乎想用自己的电影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艺术的高下不以得到专家的认同论成败，他拍电影似乎只有一个终极目的，他将这个目的表述为“我的片子是拍给人民看的”。也许，说是拍给大众看会更贴切一些。的确，他导的电影创造了中国近年来票房的新高，给本不景气的电影市场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冲击，冯小刚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他自己就曾说：“每年12月，我都过一节，我的电影节就在12月份。是观众掏自己兜里的钱给我做了一奖杯。”可是观众群的增多，并没有给他带来桂冠，“金鸡奖”落选，“百花奖”也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好成绩，甚至连一直为评论界看好的傅彪（《没完没了》中男配角扮演者），也是名落孙山。冯小刚的失落是自然可以想见的，“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话虽然说得英雄豪气，但是失落和不服气还是掩饰不了的。这就难免给人们带来思考，那就是票房高的电影是不是就该这么倒霉，或者，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观众电影欣赏水平有问题或者是专家们的眼光有些问题？这确实需要好好地加以研究，否则，中国电影专家与观众欣赏的错位无疑将导致电影创作的两个极端。因此，笔者意欲通过对冯小刚类型电影的个体研究，探讨贺岁片这一文化快餐的得与失、成与败，以期为电影的艺术创造和可观的票房相结合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探索。

1、从类型电影的诞生看冯小刚电影创作的初衷

有人说，好莱坞电影的“杀手锏”就是生产类型电影，他们靠编织一个个相同或相类似的电影童话来打动观众的心。所谓类型电影，无非就是按照不同的类型或样式来创造影片，其中主要有西部片、喜剧片、歌舞片、侦探片、惊险片、幻想片等。它从诞生之初起就和经济效益紧密相连，由于制片厂商为攫取最大利润，对一些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大量仿制，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某些相对稳定的影片类型。20世纪20年代末期，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引起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强烈动荡，人们朝不保夕，填饱肚子尚且困难，哪还有心事欣赏什么艺术。可是好莱坞的编导者们却独具慧眼，他们制造出了大量的逃避现实的电影童话，来麻痹被现实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在这点上，好莱坞电影赢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效益。

冯小刚加盟“贺岁片”之初，就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他曾经说过：“好莱坞本身把电影当生意来做，这是文化产业，它坚定不移，不犹豫、不含糊地走了一百多年，咱们现在还在讨论呢。人家想好这是商品，都已经一百多年。”冯小刚正是把电影作为一个商品来做。“贺岁片”就象是中国人传统的“年夜饭”，不在于好与不好，关键还在一个热闹、一份喜庆。所以，就象人们每到岁尾就会期待大年夜一样，到了春节，文化上的期待自然就少不得“贺岁片”，正是出于这样的创作初衷，冯小刚拍“贺岁片”也就少不了欢乐和搞笑的成分，但是，插科打诨毕竟不是电影唯一的任务，相声和小品在这方面比电影更有优势。电影毕竟还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空间和更为生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将东方式的喜剧原汁原味地奉献到观众的节日餐桌就成为冯小刚贺岁电影的追求。正如，香港影星关之琳所言：冯小刚“是一个能将生活中的幽默搬到银幕上的人。”一言中的，关键就在冯小刚生产的快乐不仅仅是获取人们一点廉价的笑声，更有让人们面对银幕，如同面对着一面镜子，将自己的苦乐相伴的生活又在脑海中回味一回，如此贺岁片就又变得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年终总结”的意味。因此，冯导电影将票房放在首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创造的快乐不是类似《男妇女主任》那样有着悖逆、变形生活的幽默，而是逼近完全的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这在虚假和欺瞒随处可见的当今社会，无疑和人们内心深处对真诚和真实的渴求正相契合，因此，火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传统电影观的一个挑战，优秀的电影在表现生活的真实的同时，更要表现出生活的深度，而这往往又是习惯于“有钱没钱过个好年”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人们希望在节假日能有个身心的彻底放松。这就带来了“贺岁片”创作的两难，这也是冯小刚电影在票房和获奖之间倾斜的重要原因，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2、冯小刚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

冯小刚说，电影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对人性有新的认识价值的；一类是有娱乐价值的。“并不是说有认识价值的电影排斥娱乐性，它也需要有好的包装；有娱乐性的电影也不能说这部电影里就没有认识价值，但它们是两个方向，要看你的脚踩在哪个方向上，这不能含糊。而我是坚定地踩在娱乐这个方向上，但力争使我们这个电影在娱乐之余，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这段话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冯小刚导演电影的艺术立足点，那就是票房，这似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给电影最现实的冲击。要有票房就要有卖点，要有商业的“炒作”，而这在历来被认为是高雅艺术的电影界，芬芳自有人知，就难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低俗意味，让同行们看不上眼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存在，我认为，冯小刚在经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到《没完没了》《一声叹息》甚至刚刚上市的《大腕》，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我把它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都市生活脉搏的迅速逼近、板块结构的散文化组合、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夸张、幽默调侃的喜剧化倾向、反思生活的浅层次视点、文化历史背景的极度虚化、镜头语言空洞而快速的转换。下面一一论述：

（一）都市生活脉搏的迅速逼近。

冯小刚的电影都是取材于都市生活中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甲方乙方》关注的是现代都市人富裕生活背后，心灵的空虚和孤独；《不见不散》则将视点放在了异国他乡中国的小人物艰难的现实生存以及关爱与共的传统情怀；《没完没了》关注的是现今商业社会司空见惯的债务问题；而婚外恋这个现代都市人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正是影片《一声叹息》所要演绎的故事；最近，哥伦比亚公司投资冯小刚的电影《大腕》，将目光投向了在现代人们生活中无孔不入的金钱意识很浓的商业广告„，这些都是现代都市生活中困扰人们的问题，尤其是一般的城市居民，这就使冯小刚的电影在普通百姓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亲和力。贴近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就是贴近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这也就为影片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

（二）板块结构的散文化组合

尽管冯小刚电影的叙事性是很强的，但是他并不刻意追求故事的连贯和首尾圆合，他似乎更愿意把电影做成具有散文意味的抒情方式，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用一根主线串起不同人物或是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这就使影片显得很有些立体感，而非人们熟识的流线型结构。就拿《一声叹息》来说，所谓“风流不下流”的男主人翁张国立的爱情是全片的中心，可是他的叙事却基本是由若干个板块组成的。海边邂逅（婚外情的开端）、小屋激情（婚外情的进行）、返回城市（婚外情的考验）、布置新家（婚外情的终结）„„，在一个个风格鲜明、抒情指向明确的板块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加以间离，使观众的审美印象变得细腻、丰富，在片段的审美基础上完整，这就使得影片有了线形结构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魅力。

（三）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夸张

有人说，冯小刚的电影票房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有葛优那张极富戏剧性的脸。葛优在冯小刚电影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的。但是，有一点要明确的就是在葛优成就冯小刚电影的同时，冯小刚的贺岁片也使葛优的艺术生涯变得更有色彩，这当然要归功于冯小刚电影对葛优演员表演风格的把握，如此才能做到所谓“量体裁衣”。重视明星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应，是好莱坞类型电影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她不仅强化了电影表现生活的力度，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这也正是冯小刚电影的追求，启用明星就无可厚非了。他自己也说：“葛优对贺岁片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还不仅仅是在贺岁片上，我觉得中国观众产生想进电影院的愿望、想花钱买票，都和葛优这个演员的魅力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贺岁片也确实借了葛优很大的势。反过来呢，我们也没有给葛优拖后腿。也是不断地在一年又一年地做出不同的东西来，对葛优也是有好处的，这是互利的。”冯小刚类型电影塑造了一组具有相对定型化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有着中国传统的江湖义气，心地善良、生活处境却较艰难、性格深沉、生活态度乐观、乐于助人、语言幽默、爱贫嘴会贫嘴，是有着我们十分熟悉的小聪明的市民阶层的代表，比如宋元（《不见不散》）、刘亚洲（《一声叹息》），这些人物形象本身脱不了艺术夸张和虚构的成分，但作家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它的立足点扎在了中国普通百姓之中，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普通观众们熟悉和亲身感受的，接受他们似乎就等同于接受生活本身，因此要观众接纳其电影就不再是艰难的事情。

（四）幽默调侃的喜剧化倾向

冯小刚电影得到观众认同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他独特的幽默、喜剧风格。他自己曾经说，不仅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武打片，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幽默，他认为他的电影是最具有中国普通人幽默风格的。说白了，就是将生活中的平凡的点点滴滴转化成幽默的源头，他不再将幽默的目光放在巧合和夸张上，而是将笑料放在人物的语言中，用人物那极具京腔的声调来演绎贴近生活的精言妙语，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耍贫嘴”来制造包袱和笑料。不管人们对这种幽默的方式是否认同，它都以它和生活的接近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不过，现在冯小刚也是雄心勃勃地想要将这样一种幽默方式作为独特的艺术风格推向国门以外，但是语言的障碍和欣赏习惯的差异肯定是要使效果打上折扣的。

（五）反思生活的浅层次视点

冯小刚电影对生活的贴近是显而易见的，它抓住了都市生活中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试图从生活本身去逼近某种现实的真实，从而传达出编导者们对生活的关注和反思。《甲方乙方》反思的是现代物质文明发达的背后，都市人们心灵的空虚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及追求；《不见不散》则对异域他乡普通中国小人物的命运加以关注；《没完没了》则将视点放在困绕人们的债务问题；《一声叹息》的主人翁是一个所谓的“风流不下流”的中年有妇之夫，折射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婚外恋”问题„„，这些视点都来自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关乎着千家万户，冯小刚的电影关注它们，也就等于关注了百姓，只是这些影片的主要出发点不在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或社会背景，也无意要寻找其中的答案和对策，而仅仅是一个揭示而已，所以其反思的视点也就显得有些浅、有些浮于表面。而这就和中国传统的大椽之作揭示生活和人性中的本质有了一定的差距，得不到专家的喝彩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六）文化历史背景的极度虚化

冯小刚电影的商业行为必然导致电影文化背景的虚化，因为他不要求自己的电影涵盖太多的意义色彩，也不想要它承载拯救社会、人生的目的，而仅仅是以票房作为他艺术追求的首要出发点，那就没有必要给电影附加更多的所谓社会历史的责任，一切都是为了好看，为了有人看，因此淡化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似乎也是都市发展的一个趋势，不过，对于习惯于给电影附加政治或哲学诠释的中国电影来说，就有些不和时宜了，难免让人感觉非为正宗，同时表现生活的层面和力度也就显得小了许多。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丰盈也就很难承载，于是即便是大制作、大投入往往可能达不到所谓的大片的深度。比如，今年春节期间推出的《大腕》，尽管冯小刚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评论界的关注却是寥寥无几。

（七）镜头语言空洞而快速的转换

冯小刚电影习惯用长镜头，摇拉的过程中似乎想要传达某种情绪，就拿《一声叹息》来说，影片一开头，我们就看见了一组十分快速的镜头，画面的主角男、女主人翁在沙滩上尽情享受大自然，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更抒情的意味，它似乎只是要解释片头的那一段话：“对于一个在一九五七年出生的中年人来说，这半个世纪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叶。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的心里。” 话说得似乎很有些历史的沧桑，但是镜头的快速变换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意义，而仅仅是要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而对人物性格、情节推进、故事展开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冯小刚电影中不在少数，比如《甲方乙方》，为了增加电影的喜剧效果以及和现实生活的贴近，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在电影界人们长期以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蒙太奇语言的1+1≠2的效果，显然，这对电影语言规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使用镜头语言的经济而有意义。冯小刚电影似乎并不十分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则，很多的时候，它似乎更看重对一种现代人情感的渲染和冲击，更关注观众的审美和情趣，而非电影表现本身，这也就使得冯小刚电影和传统的中国式的镜头语言有了一定的隔阂，所以难以得到圈子里的褒扬也就在所难免。

3、冯小刚类型电影票房的基础

不管人们对冯小刚电影的艺术成就褒贬如何，它都实实在在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纪录，这是以往许多的类型电影都没有达到过的。即便是象张艺谋这样的享誉海内外的大导演，把个明星巩俐装扮成中国最最地道的农村孕妇形象依然卖座，把“魏敏芝”这样的普通中学生原汁原味地搬上银幕依然喝彩声四起，他的电影的票房和冯小刚比，就又差了不是一点两点，这就难免要引发人们的一点思考，那就是冯小刚电影高票房的秘诀究竟在哪。当然，这自然少不了舆论宣传和媒体的功劳，但似乎又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看过许多将十几个大牌明星象搭积木似地堆在一部电影中，最终召来一片骂声的先例；更不乏雷声震耳，雨点却稀稀拉拉的状况„„，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迫使我们要好好地研究冯小刚电影。他说：“实际生活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种智慧，我觉得是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

乔治•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一书中，将路易•德吕克的观点，“电影也是一种企业，并且带有许多别的东西。”深化为，“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冯小刚电影票房的成功自然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它也有它成功的独到之处，我认为抛开大的背景不说，它的成功至少有下列这些因素：

首先，是它的平民视点。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葛优扮演的人物总不是什么英雄，却常常带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小缺点：自私、功利、爱贫嘴等等，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呈现出善良真诚的一面，不由让人爱恨交加。”不将艺术的关注点停留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关注市场经济大潮下躁动不安的普通人的生活，是它让观众产生亲和的法宝。

其次，是它的娱乐视点。以往，我们的电影强调寓教于乐，习惯于给电影附着许多的使命和教化功能，可是冯小刚电影却漠视这些，它所有的创作都围绕的是“好看”、“热闹”，而非意义，这无疑和在前所未有的挑战及竞争面前变得日渐疲惫的当代人的渴望放松、渴望逃避的心理不谋而合，卖座是必然的。再则，是它的喜剧视点，这和上一点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的快节奏，也带来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珍视。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安康，也同样地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冯小刚电影将一种源于现实生活的轻松、幽默和平静带进了银幕，这自然迎合了信奉“笑一笑，十年少”的普通中国大众的审美心态，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最后，是它的京腔口语视点。最有中国味的地方方言当属京腔，被称为“国粹”的京剧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京剧唱腔的繁杂和冗长，又使得惜时如金的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愿驻足。冯小刚电影吸收了京腔中幽默、诙谐和调侃的长处，同时摈弃了其中有些饶舌的儿化音，吸收南方方言的暧昧和温和，融合成现在这样具有浓郁的口头语言特色和流行风格的语言风格，颇受喜欢“侃大山”的各界观众的欢迎，而且，迅速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4、冯小刚类型电影的艺术缺陷

当然，票房和艺术成就毕竟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冯小刚电影卖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它的艺术局限。它的缺陷和它的成就几乎是一样的明显，笔者将它概括为下面几点：（1）淡漠崇高、远离英雄。

这几乎是冯小刚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走向，也是他热衷的王朔的一贯追求。《甲方乙方》我们看到了贵族们在贫困面前的窘迫、在战争面前的狼狈、在严刑逼供面前的变节„„，《没完没了》，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的一场闹剧；《一声叹息》，我们看到了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肮脏的内心世界；《大腕》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委琐的生活状况„„，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同样的观点，那就是对“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的传统意义上的崇高和悲壮进行消解，着眼的是“生存本身的平凡和单调”，只有人们现实生存的窘迫才是永恒的。这无疑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悖逆，是对意义的消解，这势必影响它的主题内涵的纯正与深刻。

（二）人物形象雷同，性格缺乏变化。

到目前为止，冯小刚的贺岁片中的主角除一部《一声叹息》外都是由葛优主演的，大概是因为量体裁衣的原因，主要人物尤其是男主人翁形象的模式化和套路化是相当明显的。作品中的人物无疑都和英雄不沾边，他们都是无法改变历史和自己命运的小人物，还原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窘迫、喧哗和躁动不安是他一贯的追求，迷乱、无奈、失落、自嘲、奇遇、误会、善良，外在的冷漠包裹着的是内心火热的赤忱，还原小人物的现实生存状况，写出他们生命的艰辛背后的欢乐，个性阴暗背后的光明„„，于是，一个个人物的长廊，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物的简单重复，缺少应有的变化。女主人翁的塑造相对更为苍白，宋小英、李小丹之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男主人翁生活中的一个陪衬和参照系，写她们是为了反衬他们的内心温存和人情的一面，因而没有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三）过份追求喜剧效果，肆意调侃。

冯小刚说，中国不光有武打片，还有很好的幽默感。他甚至认为，把中国的喜剧电影推向世界比把以成龙为代表的动作片推出去意义更大。正以为这样，他的影片中追求的一种轻喜剧的效果，确实为他赢得了“地道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的赞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他的影片中幽默的编排倾向。冯小刚说过，中国幽默是因为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影片中将喜剧定位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在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状态下创造类似相声小品的喜剧效果，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比如，在《一声叹息》中，家喻户晓的那句“我摸着你的腿像摸自己的腿，没有感觉，可是要把你的腿锯掉也跟锯我的腿一样疼„„”，感觉很有些生活的哲理之外，恐怕那段关于“贼心贼胆”的论述就过于直白和粗俗了。将底层生活的艰辛编排出乐观的随遇而安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于是就将煽情、贫嘴和调侃甚至是人体的某些正常需求作为味精和胡椒面肆意乱洒，难免有低俗之感。

（四）表现形式单一，艺术张力不足。

几乎所有看过冯小刚电影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影片中令人回味的东西太少了，笑过了，热闹完了，就过去了，引发不了人们心灵上的颤动，这当然和他的艺术追求及主旨传达有关，更在于它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一。《泰坦尼克》创造了一个艺术形式的神话，它将电影界悲观的理论“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了新鲜的故事，只有新鲜的嘴唇”做了最完美的诠释，同时更显示出艺术创造的巨大艺术潜力和魅力。相形之下，冯小刚电影的艺术形式就显得过于单调，音乐平平、画面平平、场面调度升降突然、镜头剪接迅速而苍白„„，这些无疑都为影片的主题传达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调侃和幽默的语言就成为本应该十分丰富的电影的支柱，这也就难免会有“贫嘴”之薄。

5、冯小刚电影的发展前景。

尽管冯小刚的电影还有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但是他毕竟给春节的文化市场带来了丰富和活力，并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所以，只要它还能始终关注普通百姓的家居生活，关注小人物的现实生存状况，歌咏平凡心灵背后的朴实和善良，它的观众群就不会减少。只是在商业的票房追求的同时，还是要牢记英国著名理论家柯林伍德教授在《艺术的原则》一书中指出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艺术家，是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懂得自己的心；而一个社会如果不懂得自己的心，那它就会在一个无知等于死亡的问题上欺骗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将票房和艺术的传达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革命的大众的”电影，成为普通老百姓的“年夜饭”，而非少数人的“珍馐佳肴”。

第五篇：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发展探讨

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发展探讨

摘要：无论是提到中国内地的草根电影，还是贺岁电影，都不能不提到冯小刚。他自称市民导演，开创了中国的贺岁档期，被誉为“贺岁电影之父”。

关键词：贺岁电影；草根；高概念；大片冯小刚的十年贺岁之路

1997年末冯小刚携贺岁影片《甲方乙方》亮相中国影坛，3600万的票房，打败了成龙的《我是谁》，给低迷的大陆电影带来了希望之光。1998年《不见不散》上映，创下了4400万的票房。1999年《没完没了》在全国电影票房普遍下滑50%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5000万的票房佳绩。之后，冯小刚推出伦理片《一声叹息》，由于题材原因没能大卖。《叹息》之后，冯氏贺岁片开始探索黑色幽默。尽管《手机》里的讽刺尖锐而发人深省，但背后支撑的是5600万的骄人票房。2004年《天下无贼》创造了“理想世界”也创下1.2亿的票房。从2006年开始，冯氏贺岁片进入大片时代。《夜宴》、《集结号》用票房书写着冯小刚的贺岁传奇。冯氏贺岁电影中的草根情怀

“我就是一个市民导演”这是冯小刚的口号。在他的电影里，没有所谓的英雄来提示我们的渺小，也没有所谓的精英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们。在他的贺岁片里，表现的大多是普通市民，“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冯导也屡屡表示，他的电影不是拍给电影节、拍给少数人看的，而是拍给老百姓、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冯氏贺岁电影的“高概念”尝试

3.1 从创意上向“高概念”电影靠拢

（1）故事：陌生的熟悉。

“高概念”电影一般选择大众熟悉的故事，或者是改编小说、戏剧、传说。冯小刚的贺岁片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一声叹息》均由王朔的小说改编而来。2006年的《夜宴》俨然一部晚唐版《哈姆?雷特》。

（2）营销：贯彻始终。

早在《甲方乙方》拍摄之初，冯小刚的创作团队就十分重视影片的营销策略。据高军回忆：“我们光剧本讨论就有八次，前后进行了11回修改，并第一次在创作阶段就请来各影院经理，因为他们最能代表观众。”高还认为《甲方乙方》最有意义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尝试了制片、发行、影院结盟。

（3）明星：明星效应。

冯小刚的电影有个标志，叫“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冯式贺岁片不仅有葛优、徐帆、傅彪、刘蓓的稳定搭配，还有张涵予、王宝强等人的加盟。2004年《天下无贼》牵手刘德华与刘若英，此举缩小了影片的地域色彩，淡化了南北差异，最终改变了影片票房收入唯一来自北方票房的局面。

（4）成本：大投入。

冯小刚的《夜宴》、《集结号》的投资均超过1000万美元，前者赢得票房1.3亿人民币，后者挣得票房2.6亿元。

（5）制片商：品牌+实力。

“高概念”电影一般由大型制片机构制作而不是独立制片出品。冯小刚与王中军的合作开始于《没完没了》，这位华谊的王董事长曾在采访中坦言：“冯小刚+王中磊+我，华谊就是内地老大。”

（6）电影类型：戏剧性+奇观+场面。“高概念”电影倾向于选择动作片、幻想片、历史爱情片、探险片这样的戏剧性强、场面大、奇观性强的类型。高军在分析完张艺谋的《英雄》后，得出“要想成为世界大导演，必须要有古装商业大片，这已不是导演们的潜规则了而是潜意识了。”这也是《夜宴》诞生的原因所在。

3.2 冯氏贺岁电影在营销上的新尝试

(1)广告：强迫关注

说起冯小刚贺岁电影的广告话题，《天下无贼》可算一个成功的典型。

首先，是影片对置入式广告的巧妙运用。置入式广告是一种广告主付费方式，使自己的产品或品牌标识在多媒体作品中出现，从而达到宣传效果的广告形式。在电影《无贼》中，冯小刚巧妙的设置了诸多的场景和情节，将相关品牌广告与电影精巧融合。影片开始的六分钟里，主角傻根儿还没出场，佳能最新款摄像机、宝马汽车、惠普笔记本早已闪亮登场。这些广告的应用，使得《无贼》还未上映就已赚回前期所有投拍的成本。

其次，是影片在发行阶段的大肆宣传。2004年12月7日，为宣传《天下无贼》，华谊兄弟包下从北京西站沿京九线开往香港的T97次列车，命名为“天下无贼”号，冯小刚率领刘德华、刘若英、葛优等众多演员与全国各地60多位记者，浩浩荡荡开往香港，沿途一路宣传新片。

(2)口碑：迎合+暗示

“高概念”电影都高度重视口碑效果。首映周的口碑对于“高概念”电影来说生死攸关。首映周的票房收入也是判断影片整体收入的风向标。《集结号》首周末创下了7000万元的票房奇迹，再度刷新了冯氏贺岁电影的记录。随着对网络影评的深刻认识，制片商逐步通过媒体来设置议程，引导观众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