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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制度 案例
编辑:繁花落寂 识别码:13-979215 4号文库 发布时间: 2024-04-28 16:41:15 来源:网络

第一篇:内部控制制度 案例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为经营管理做好服务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核电集团)从1979年筹建,向中国银行贷款3亿美元作资本金起步,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合资设立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负责建设和经营大亚湾核电站,到1994年国务院决定以大亚湾核电站为基础,组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已经走过27年历程。按照“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方针,广东核电集团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又开发建设了岭澳核电站,大连红沿河核电站和福建宁德核电站,现有13家主要成员单位,已形成以核电为主业,常规清洁能源开发、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研发和后勤服务配套发展的新格局。截至202_年1月,广东核电集团拥有总资产57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32亿元人民币。两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拥有4台百万千瓦级发电机组,年发电能力达300亿千瓦时。

广东核电集团多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始终保持健康发展态势,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集团内各公司的管理层,都高度重视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内部审计监督。

一、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审计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评价活动,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线来组织开展的,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既是各公司健康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也是内部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就参照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管理体制、机制,结合自身的实际,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审计监督体系,实行科学的程序化管理。通过各种技术程序、行政管理程序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与相互接口,确保所有重要的经营活动都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通过建立科学的授权管理体系,合理地分配和约束权力,真正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集团公司成立后,通过推进集团公司管理政策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不断规范母子公司管理。这一系列内部控制措施在核电站的工程建设、运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2_年初,广东核电集团审计部在组织对集团公司治理及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并实施了从策略控制层(政策)、管理控制层(制度)、运作控制层(程序)三个层次构建集团政策程序框架体系,与管理政策相配套的还有62个制度。集团公司管理政策从“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安全质量与环境保护”、“科技管理”、“商务管理”、“信息化管理”、“公关宣传与企业文化”和“行政与后勤管理”等10个方面,明确了集团公司与成员公司的职责及分工,规范了集团公司重要事项的管理原则,为集团公司整体协调有序运作确立了行为规范与准则,为实现集团公司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推进建立集团公司政策程序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各成员公司根据集团公司管理政策和配套制度的要求,也对原有的制度、程序进行全面的梳理和修订,逐步形成了集团公司上下原则一致、层次分明、各具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广东核电集团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二、开展有效的内部控制审计

1、理顺内部审计管理体系。大亚湾核电站引进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审计理念和模式,设置了总审计师,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工作,行政上接受总经理领导的双向负责制,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了较强的适用性和优越性。向董事会负责,有利于保证内部审计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有效实施对公司的全面监督,公司董事会也能够通过内部审计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公

司的经营风险。定期向总经理汇报工作,融洽了与总经理的关系,也有利于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管理咨询及监督服务,促进增加企业价值,这也是股东的终极目标。大亚湾核电站的内部审计管理模式,用程序规定的风险分析评估方法,从公司管理目标计划和预算、政策和程序、组织机构分工和授权、管理信息和记录、资产管理与效益、员工培训、合同管理与成本分摊7个风险因素方面,对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逐项进行评价与分析,确定每个项目风险的高低,并全部列入“审计项目清单”。“审计项目清单”是制订周期性循环审计计划和年度专项审计计划的依据。通过开展以风险为导向的全方位的审计监督,确保了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性和有效性,有效控制了不正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条件。

2、以预防为主加强事前、事中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根本宗旨是“增效益、防风险”,本着“以防为主,防范胜于纠正”的审计理念,广东核电集团始终将内部控制审计的重点放在事前的防范和控制上,适当兼顾事中的检查和事后的监督,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约束与监督机制。通过将控制点前移,发现违规现象及时报告和处理,尽可能地将不正常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如对于超过一定金额以上的采购项目,审计部门在合同招评标阶段就介入,并对采购过程中的各关键点,包括:采购计划、立项申请、供应商选择、评标规则、价格谈判策略、合同推荐、合同条款、授权审批等进行全面的监督,确保采购过程规范,并取得最佳采购效益。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审计部门对合同的执行情况、变更情况进行跟踪,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通过开展事前、事中的内部控制审计,避免了潜在的风险损失。

三、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

1、推行审计公示和问责制度。通过对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分析,找出制度不严、有制度不执行、管理不规范或内部控制有盲点的主要原因,通过三个“必须”,即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必须查明原因,对审计建议和改进措施必须落实,对相关人员的责任必须追究。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通过强化审计的问责制度,确保了审计的效果。在强调审计“问责”的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审计“公示”,实行审计公告制度。

2、整合监督力量,创新监督模式。整合纪检、监察、审计、监事会等监督机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协同配合,发挥监督合力。一是推动建立集团内部控制监督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集团公司党组和总经理部领导,纪检、监察牵头,审计、财务、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负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参与,沟通和分析集团在物资采购、工程招标、资金管理、资产处置、产权转让、改制重组、人力资源管理、合同商务管理、投融资管理和安全质量管理等关键环节上的有关信息和情况,适时分析集团内部控制监督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形势,研究内部控制监督工作的重点和有效方法,提出解决的意见、建议和措施。集团公司审计部承担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按时汇总相关的信息,提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并及时跟踪落实有关问题的整改。二是整合审计监督和监事会监督,通过健全完善成员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监事会运作,来进一步强化监督。集团公司审计部对成员公司的监督和监事会的监督同样是代表股东的监督,其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过去由于二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整合,在监督作用的发挥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此,集团公司调整了成员公司监事会管理和运作模式,在集团公司审计部设立了监事会办公室,成员公司的监事原则上由集团公司审计人员兼任,集团公司对成员公司的监督将主要以监事会年度检查的形式进行,形成监事

会年度检查报告后报股东会。这既理顺了集团公司审计部与成员公司审计部的监督分工,又进一步完善了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确保内部控制审计的质量。

摘自:中国内部审计

第二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2_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2_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2_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2_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2_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2_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2_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2_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2_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2_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2_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2_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2_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2_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2_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2_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2_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2_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2_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2_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2_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2_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2_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2_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2_年8月至202_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2_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2_年、202_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2_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2_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2_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三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2_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2_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2_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2_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2_年至202_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2_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2_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2_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2_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2_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2_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2_年11月至202_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2_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2_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2_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2_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2_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2_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2_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2_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2_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

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

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第五篇: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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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

作与后台管理支持适当分离。

(四)独立性:承担内部控制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应当独立于公司其他部门。

在项目投资业务方面的员工素质控制上,通过员工能力素质模型,要求相关员工必须具备七项核心能力素质和与岗位相应的专业能力素质。这些素质要求同样适用于招聘、晋升、培训和考核等方面。

同时,公司应当通过有效的员工激励制度,鼓励员工努力提高核心与专业素质,打造个人、团队乃至公司的竞争优势。

(二)公司计划财务内控组织体系以会计核算组织体系为基本依托,以各会计岗位为基本风险控制点。公司设财务总监,分管全公司计划财务工作。该部门至少要配备两名具有会计专业知识、取得会计上岗证的会计人员,该会计员工中为本单位正式员工,其中一人为现金出纳员。

(三)各级会计人员行政隶属于所在级次的核算单位,受上级计划财务部门的业务领导。主要会计人员的任免、调动,需商得上一级会计部门的同意。一般会计人员的调动,需商得本单位会计主管的同意。会计人员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轮换。

(四)公司制订了完善的会计档案保管和财务交接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工作由专人负责。公司内部调阅会计档案应由会计主管人员批准,并指定专人协同查阅。司法部门认可的部门因特殊需要查阅会计档案时,须持有县级以上主管部门的正式公函,经公司负责人批准,并指定专人负责陪同查阅,需要复制时,须经会计主管人员同意、公司负责人批准方可复制,并做登记。

(五)公司在强化会计核算的同时,建立了预算管理体系,强化会计的事前控制。

(六)公司自有资金与客户委托资金实行分户管理,在管理、使用和财务核算上完全分开。客户委托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监控,客户资金划付的授权、指令录入、审核、执行及与银行对帐等适当分离,任何个人无权单独调动资金。

(七)公司固定资产的购置、更新、转移和报废,首先要在经营计划中列出计划,购置前有书面申请报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经公司批准,由公司计划财务部下达公司批复后,方可办理有关购买手续。

每年结帐日之前,要由固定资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财务部门统一进行清查,填写写固定资产盘点表,交财务部门进行帐实核对,做到帐帐相符,帐实相符。盘点时发现盘盈(亏),应及时查明原因,并编制固定资产盘盈(亏)表,报经公司计划财务部确认后,做帐务处理。

(六)严格风控人员奖惩制度,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对在风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应予以适当的表彰与奖励。

(四)信息及沟通——内部控制必须能产生规划、监督等所需的信息,并使信息需求者能适时取得相关信息,主要包括与内部控制目标有关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在公司内部的传递及向外传递。

(五)监督——指对内部控制的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包括评估控制环境是否良好,风险评估是否及时、准确,内部控制活动是否适当、确实,信息及沟通系统是否好顺畅等。监督可分为持续性监督及专项监督,持续性监督是经营过程中的例行监督,包括经理层的日常管理与监督,员工履行其职务时所采取的监督等;专项监督是由公司内部相关人员或外部相关机构就某一特定目标进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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