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统计造假背后的政绩冲动:源自干部考核机制
统计造假背后的政绩冲动:源自干部考核机制
202_年06月10日 16:51:10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6月7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信息称,将调整部分省份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总队负责人职位,加大系统内干部交流力度,目前一些省份交流调任的干部已陆续到位。这是继6月1日,国家统计局联合监察部、司法部召开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会议后,国家统计局又一个大的动作,目的是想通过人事上的调整,为下一步的大检查铺路。
6月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将重点检查202_年以来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对查出的恶性弄虚作假案件,要集中通报、公开曝光”。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对于GDP数据造假的新一轮大讨论。
“数据造假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6月7日,年初刚卸任的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道,“一位地方的统计局长在电话里向我诉苦,统计工作压力很大,有些事情无法左右。”
从科员到司长再到副局长,林贤郁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20多年,熟悉统计工作的前台幕后,认为光打统计局的板子是不对的,“任免和提拔干部不能过多看重GDP,如果干部考核体制不改,统计数据造假现象很难有大的转变”。
统计造假由来已久
1994年9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中滋长起来。反映和汇报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些统计数字水分很大。
在党的会议上提出统计数据造假情况甚是少见,江泽民的讲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作为主管统计工作的国家统计局开始从制度设计上着手,进一步优化统计制度。
1998年6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对统计工作也提出要求:一是统计工作要把快放在第一位;二是统计数据要精,不要求全;三是要把统计数据搞准。
202_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向国务院建议:调整国家普查项目和周期安排。
“普查次数太多,太频繁,调查项目过多,效率太弱,造成经费的大量投入,数据准确性也很难把握。”林贤郁如此解释当时调整统计制度的重大背景。
由于202_年国务院才批转同意实施全国经济普查报告,因此,从202_年12月31日才开始进行首次全国经济普查。
在首次全国经济普查不久,202_年4月,湖北省出现两起统计造假事件。其中湖北省汉川市脉旺镇三台村经济普查弄虚作假,竟然捏造了9个多亿,虚夸了10多倍。此案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我们是在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系统内部通报的,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林贤郁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社会上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关注与日俱增。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2_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本地区上半年的GDP。各省、市、自治区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多出1.4万亿。
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少阶在政协会上作了《应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公信力》的发言。他举例称,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至少202_年以来,几乎年年如此。
国家统计局官员则辩称,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既有重复统计的原因,也有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相同导致的,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考核过关或政绩需要而高估GDP数据。
“第二次经济普查比第一次暴露出的问题更多。”林贤郁介绍说,第一次经济普查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发现,五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是重新考核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因此都想把GDP的数据弄得高一些,“这也是这次要搞全国大检查的一个原因”。
全国启动统计执法大检查 三部门向“注水的GDP”说“不”
统计数字造假,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GDP“政绩化”
202_年7月,国家统计局核算得出上半年GDP增长数据为9.3%,而按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相差19.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三季度。
GDP统计数据连续不一致,再次引起中央高层重视。当年10月,国务院召开会议,要求国家统计局提供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
202_年10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统计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怒斥地方数字造假的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统计工作中还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少数干部甚至利用虚假的统计数据编造政绩得到升迁”。
为了规范地区GDP核算方法,提高地区GDP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202_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由于地区GDP核算中基础数据缺口较大、核算方法不完善、统计体制不健全,特别是
某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家和地方之间在统计数据上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因此,国家统计局开始将地方计算本地GDP数据的权力上收。202_年9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GDP核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之一,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实行GDP下算一级,并上收GDP发布权。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推行GDP“下算一级”的新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全国与各地GDP数据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
但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并不认同:“单纯上收发布权和下算一级,不能改变数据虚假的现象,GDP统计和发布程序的改革,容易因利益妥协而流于形式,治标不治本。”
“假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提供给国家统计局的基础数据就是不真实的,国家统计局怎么去核实呢?”上述官员疑惑道。
“GDP的核算统计和国外早就接轨了。” 林贤郁说,“从技术层面讲,统计方法已基本上与国外相同,并且地方各个统计部门也已经同步,但依然存在数据不实问题,这说明改革已经不是技术层面所能解决得了。”
叶青总结出数据造假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统计的制度方法在某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另外一个是统计制度之外的原因,提供数据的有关单位、企业,在提供数据时存在造假的情况,“这些数据我们不能直接去改”。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阐述GDP指标的局限性,列出其诸多“不能”: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表示,“本来GDP是企业法人、群众创造的,市场主体是老百姓,而不是领导个人的贡献,但现在人为把它政绩化了。”改变干部考核制度
作为《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读本(202_年5月1日实施)的主编之一,林贤郁认为《处分规定》有很多局限性,很难甄别出哪些数据被行政干预。
“在核算数据时,某些领导把统计官员叫到办公室,说“你是不是核算错误了,我感觉不准确,你再回去算算”,像这种情况,很难取证。地方统计局的人、财、物等都归属于地方管理,统计官员很难顶住压力。”
林贤郁疾呼,让GDP客观存在,不要过分看重它,不要把它看成万能的指标,“尽快把干部晋升和GDP增长相脱钩”。
“唯GDP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绩观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叶笃初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部分地区,这些问题的确有些积重难返。”
同样,叶青也认为,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在国家统计局核算各省上报的数据过程中,很多地方领导跑到北京,讨价还价、挑刺,不是说统计局漏报就是说某些方面应该增加一点。”上述国家统计局官员介绍说。
“实际上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叶笃初表示,在近几年干部考核中,唯GDP考核已经有所调整,比如说对干部考核增加了生态指标,“再唯GDP考核,是愚蠢的”。
202_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和实施《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考核内容,增强考核内容的科学性,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又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今年两会期间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透露,广东将改变对各级干部的考核办法,新考核办法中,经济增长的指标占整个考核指标不到30%。本刊记者/王全宝
第二篇:政绩考核机制
政绩考核机制
政府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已在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绩,其中基层干部、群众民意调查在考核、选拔干部中所起的作用明显加大。
在原来的“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标准下,许多地方出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一大批“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浪费。国家积极出台的中国官员绩效考评的新机制,不再单纯地以GDP增长速度为唯一考核标准,而是在考核中更加重视官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力度,以及民意的支持度。这一系列新颖的措施,也使得地方官员必须打破常有的发展机制,积极探索新的、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还必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重视民意。
考核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成绩和干部政绩,要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成效作为重要内容,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绿色GDP既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又意味着全新的政绩观。它不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更加关注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并以可监测的形式与干部的政绩挂起钩来,使之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是促使干部从思想上提高自己的生态意识,努力在自己本职工作范围内,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自己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二是促使干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资源环境保护的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有力的道德自律,对自己行为的环境后果负责,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从根本上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非理性冲动;三是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国家批准实施后,便具有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对干部的上述要求就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结合起来,这样也保证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同时国家应该逐步建立起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长效机制,把它作为考评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指标,使之真正成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晴雨表”和改进组织工作的有力杠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对干部的选拔,要看他在群众中是否有较高威信,在民主推荐、民主测验、民主评议中是否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并推行公示制,“凡是群众信不过的,绝对不能提拔”。关注民生问题,是执政党的自然选择。改变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评价方式,明确提出更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这种考核内容导向上的调整,就是要求干部对自己“要做什么事”不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为干部工作提供指南。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机制,重视环境、生态保护以及民意在考核中的比重,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中国官员考评新机制的建立也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第三篇:长春创新政绩考核机制
长春创新政绩考核机制,近百人被免职
干部不干事 真会摊上事
本报记者 孟海鹰 李家鼎
《 人民日报 》(202_年01月10日 11 版)
核心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干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吉林长春创新市管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开创季度考核方法,科学设置考核指标,精准定位到每个区县班子成员的重点任务与中心工作,解决了一部分领导干部“不会为”“不敢为”“为官不为”的问题。
在吉林长春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焦晓辉的办公室内,上百份报告摞成“山”。
“这都是我们收来的‘账’!”焦晓辉笑称。长春市15个区县级作战单位(长春市所属县市区、国家级开发区)班子成员的工作报告都在这里,每个报告后面都有组织部门给出的评语:“某某,工作勤勉努力,但由于此前没有政府部门工作经历,存在方法不当、方向不明的问题。”“某某,年龄偏大,工作精力不足,所分管领域业绩连续两季度排名靠后。”„„除此之外,一旁的汇总表上,明确列出:“某某,精神状态滑坡,不能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到工作上,建议区委书记约谈”,“某某,工作不够扎实,有时听不进下属意见,处室约谈提醒”„„
发现问题
分季度、全方位考核干部,第一时间约谈提醒,及时纠偏
考核本身不是目的,发现问题才有价值。“过去有的干部长时间不发挥作用,或者身体不佳,甚至是出问题,我们都没有发现。”长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灵计介绍,通过建立季度考核制度,能第一时间发现干部存在的问题,约谈提醒,及时纠偏。
为使考核内容“无死角”,长春设立“4+3+2”考核核心指标体系。所谓“4”,以区县一级作战单位为例,就是重点跟踪地区生产总值、地方级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建亿元以上项目投资额等4项关键指标;“3”,即各地各部门每年分别确立3项重点工作任务,作为季度考核的重要内容;“2”,则是每名班子成员确定2项重点任务。“这样设计既考虑了各单位干事创业的共同目标,又兼顾了不同地区的特点和不同人员的分工。”焦晓辉介绍。
由于考核指标内大多涉及经济问题,组织部门是如何保证体系建构科学性的?焦晓辉给出答案:发改委等专业部门会将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作战单位,各单位都有细化的工作目标,在参考专业部门意见和调研的基础上,组织部设计出了“4+3+2”体系,这些指标是最核心、最关键的。
“更为细化,加强量化,强化考核这根‘指挥棒’,引领全市干部劲儿往一处使。”郭灵计说,新的考核机制重在一个“实”字,考的都是干部的“必修课”,如果说过去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现在则是“几架马车牵着跑”,好干部会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通过创新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实行季度跟踪考核,真正把干部们‘愿为’的觉悟境界提升上来、‘善为’的实际本领增强起来、‘有为’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不为’的懈怠思想矫正过来”,郭灵计说。
压实责任
看能力重实绩,严管厚爱解决一些干部“不会为”问题
季度考核的压力,能否层层传导到最前线?乡镇干部最有发言权。
“现在压力是一股劲顶着你往前走。”农安县农安镇党委书记周德库说,“县里的考核方法也与市里同频共振,且在对乡镇一级考核时更注重区分区域发展特点,有因地制宜的‘特色指标’,以我们镇为例,我们就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城镇化作为重点任务来抓。”
“现在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亮点不能被组织发现,考核本身就是一种与组织对话的方式。”周德库说,“甭想那些杂七杂八的,好好干活儿就得了!”
严管同时,还要厚爱。市委组织部以季度考核结果为依据,建立与各班子成员约谈机制,帮助他们查找不足、分析原因。去年全年,因工作不力、状态不佳、作风不实,被部长约谈的干部就有49人次。每次约谈都在区县干部中引起较大震动,特别是被约谈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山大”,确实“着了一把急”“上了不少火”,经历了“吃不香、睡不着”的反思与彻悟,也激发出“咬紧牙关、搏他一回”的干劲。
由于所在区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缓慢等原因,绿园区常务副区长李瑞就被组织部长约谈过。“开始时紧张,但谈过以后心里敞亮多了。”李瑞说,坐落在绿园区的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占全区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由于受国际国内订单影响,去年长客产值明显下降,对全区经济产生较大影响。“部长帮着我分析,提出了调整区内产业结构的中肯建议。”李瑞说,约谈让她更加明确了目标。
“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但绝不唯GDP。”除了约谈,市委组织部举办了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科技创新、效能政府等多期域内外专题培训班,对市管干部进行系统化、多元化培训,切实解决一些干部“不会为”的问题。
郭灵计介绍,现在的考核办法将干部任用机制推向透明化,过去“找找人、说说情”的官场不良风气被有效遏制。他说,“托关系也没用,毕竟你的‘成绩单’就摆在那。干好干坏,不再一个样了。”
鼓励实干
根据考核及时调整干部,干事创业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但是有了目标,干得带劲儿!”作为一名在5个县市区工作过的市管干部,长春市南部都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赵明瑞对干部状态的变化感触颇多。
“前些年干部群体中弥漫着‘宁可不干活也别出错’‘我只要不干事,就不会有事’等不良心态。手里掐着政策,桌上摆着文件,企业要办事,抓着一点瑕疵就‘高高挂起’。”赵明瑞说。
能者上,庸者下。去年,根据季度考核、考核结果,长春已先后组织调整干部17批次,涉及346人,其中提拔170人,调整81人,免职95人。在积极干事创业风气的引领下,长春市各区县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现在大家那是‘呱唧呱唧往前蹽’啊!”焦晓辉说,班子成员走出了办公室,走向了自己服务的项目中,为企业、群众现场解决难题。
“我们正在做一个雪乐园项目,需要人造雪,缺水,林凤生副县长亲自调度,一车一车现场盯着卸,每次路过都会问:还有什么困难吗?”农安县海之恋广场总经理李娜说。不只是林凤生,农安县每一位班子成员均有自己包保的项目,“我们就是企业的服务员。”农安县委书记韩明玉说。
考核机制创新助力老工业基地振兴,去年前三季度,长春市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稳中有进,GDP完成4262.9亿元、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946.8亿元、增长9.3%。
第四篇:干部政绩考核工作心得体会
干部政绩考核工作心得体会
看政治表现,淬炼明晰辨理的“火眼金睛”。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考察干部、审视工作,挥舞好政绩考核这根“指挥棒”,引导广大干部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将高质量推动各领域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根本标准,深入检视扶贫、民生、人才、科技、经济、党建等各领域工作是否取得实效,严厉杜绝虚假政绩工程,防止劳民伤财、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的情况发生。
要将政治标准作为最大的标准考核干部,让党的科学发展理念深植于心,切实强化宗旨观念,把政治品德高、政治素养好、政治能力强、政治纪律严的干部发掘出来,进一步培养使用,将作风虚浮、信念缺失、思想腐败的干部树为反面典型,奖惩并重,以清明政风带清朗作风,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高质量发展。
看平时状态,定好干事创业的“基准调”。科学的政绩观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绩考核必须考准、考实,多看干部的平时表现,通过实地调研、随机抽查、个别群众访谈等多种形式结合,考实绩、核实效,树立正确干事创业导向,让广大干部把工作做在日常、把功夫下在平时。
要引导激励干部培养塑造“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的博大胸怀,以“我将无我”的高尚情怀真正服务于民,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等事业发展不利因素滋生的土壤,维护健康长效的生态环境。
看战时担当,选拔能打胜仗的“英雄队伍”。正值脱贫攻坚决胜收官之际,“时代楷模”黄诗燕同志却与世长辞,“他为脱贫而来,也为脱贫而去”是对他的真实写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生命为我们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还有许多像黄诗燕同志这样的党员干部,冲锋在“三大攻坚战”、疫情防控、征地拆迁、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条战役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以办公室为家,加班熬夜成为常态。要通过政绩考核推动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必须为担当者站台、为实干者撑腰,真正选拔出令百姓称赞的好干部,加强考核成果运用,以时代担当引领“时代之干”。
第五篇:干部政绩考核心得体会交流发言
干部政绩考核心得体会交流发言
注重听取民意,增强考核公信力。要切实增强政绩考核群众参与度,在政绩考核中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广大党员干部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坚定立场,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的作风,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注重多种形式结合,增强考核科学性。在贯彻落实《干部考核条例》时要坚持平时考核、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情况相互补充印证,不搞临时考察“一锤定音”,使考核结果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考核对象的真实情况,让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唯一的政绩导向,把政治上的“两面人”清除出去,在广大领导干部群体中架构起风清气正的“政绩生态”,真正让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指挥棒”作用发挥出来,做到公平公正。
因此,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要紧紧抓住考核工作中的重点突出问题,对一些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逐项解决问题、逐个破解难题,才能够真正确保效果。
注重结果运用,增强工作导向性。因此,干部考核要打破以往“不提拔不考核、不换届不考核、不到年底不考核”的“老行情”,让考核结果成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奖优的重要依据,让有作为、有成绩、有贡献的得到褒奖;对不担当、不作为的领导干部予以惩戒。
坚持把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与加强领导班子和建设结合起来,最大限度激励广大领导干部投身高质量发展中,成为考核领导干部的关键指标,使其树立能上能下、治庸治懒的考核“风向标”,激活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