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转贴]“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1399 次点击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仗义执言 于 2010-10-6 8:06: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波兹曼：“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 江晓原■ 刘 兵

《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兹曼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娱乐至死”的说法，不过许多人在说这四个字时，并不知道这是尼尔·波兹曼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更不知道波兹曼的深刻思想。有些人甚至将这四个字理解为类似“将娱乐进行到底”这样的意思，那就更离谱了。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我最初接触的是《娱乐至死》，立刻被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深深打动。最先打动我的是他关于电视的深刻论述，因为在电视这个问题上我对书中的论述别有会心。

你知道，我已经有7年不看电视了。对此许多人或许会怀疑我不是说谎就是怪诞：你真的不看任何电视节目吗？我真的不看——新闻联播、综艺节目、电视剧、天气预报乃至许多有我自己出镜的节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认这是我的怪诞好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极端：前些时候媒体报导顾晓鸣教授的标题是：《顾晓鸣：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而且是24小时一直开着！据说此外还有5台DVD播放机在播放着各种剧集。他被称为中国国内“最疯狂的多媒体体验者”。

以前我曾接触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他的意义绝不限于科学哲学领域——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些见解，包括他对电视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最初不甚理解，后来发现背后其实有相当深刻的思考，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到波兹曼那样的深度。

波兹曼告诉我们，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认为电视的出现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意思有点像马克思说蒸汽机是一种革命力量。波兹曼可能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例如在《娱乐至死》的参考文献中，甚至出现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尽管它也有革命性。

从电视问题切入，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当代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困境，波兹曼有着高度超前的、别出心裁的深刻思考。虽然，他的思考已经打动了许多人，但是考虑到这种思考的重要性，我认为，了解波兹曼思想的人还远远不够多。

■ 确实，“娱乐至死”这个说法，如果没有明确地与波兹曼的书相联系的话，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望文生义地误解的，而且这样的误解在当下又是经常地发生的，并不仅仅限于波兹曼这本书。

你说你阅读波兹曼首先为他对电视问题的讨论所打动，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当时阅读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后，我也是很有冲动，甚至很快就根据当时阅读的感受，基于波兹曼的观点，有所发挥地写了一篇讨论我国电视科普有关争议问题的文章，发在我们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上。不过，与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体到关于电视问题的讨论，让我触动更加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位传播学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之所以有这样在阅读感受上的差异，也许与平常的经历和背景有关。你知道，我和我们的朋友刘华杰，都在河北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兼职带研究生，而且，由于近期我们都在关注科学传播的研究，因而也与不少在国内从事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打些交道。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研究风格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更为关注对具体的传播过程的技术性研究，如一种观点是通过什么过程传播的，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但对于这个观点本身，如它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传播它，传播它又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和意义等，就远不那么有兴趣关注了。这样的研究风格，在涉及到对于科学传播研究的评价时，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当我们这些具有科学哲学、科学史背景的人转而介入科学传播研究时，会对于“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的问题更加关注，而且胜过对于传播手段的关注。

也正因为如此，当读到波兹曼的这几本书时，我才会惊叹，原来标准的传播学研究者，其实也有人在关心传播之外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关心中，他的更多的具体而又深刻的观点，也就更能打动我们了。

□ 波兹曼思想的超前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出版《娱乐至死》是1985年，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大行其道，他还只是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但他根据电视推出的有关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时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出现“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这样的场景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可是看看波兹曼是怎么思考的呢？

波兹曼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的发明——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导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

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

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比如你知道了万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既与你在此间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你也不会去为阿德雷德公主送医送药。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你知道了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只是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而已。

■ 你说得不错，像波兹曼这种对待新闻的态度和观点，确实与人们平常默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这也正像我在前面刚刚说过的，作为传播研究者，波兹曼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对于“传播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传播某些东西”的关注和质疑，他显然

并不是像许多传播研究者那样对所要传播的内容毫不关心而只关注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式。因为在平常，人们经常会以默认的方式认为现在所流行的新联传播模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认为人们见多识广，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例如，每天一清早，中央电视台会有“朝闻天下”这样的新闻节日，但人们却很少去想，为什么闻天下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为什么人们宁愿去“闻”那些距我们万里之外其实与我们并无特殊关系的“大事”，却对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小事”一无所知？而且，人们也没有意识到那些所谓“大事”之“大”，或者重要事件之“重要”，恰恰是由传播者，以及诸多与之相关的人或机构所“建构”出来，而不是由受众自己自主判断决定的。

除了这种对于新闻及其传播的意义的具体质疑之外，其实波兹曼的思考又是颇有历史意味和哲学意味的。从历史意义上讲，他将人类技术的发展，与这种技术发展在本质上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巨大后果联系起来，并做出了很有道理的历史分期。对应于这样的分期，对应于印刷术时代的文化，与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入了图像时代的文化，其本质性的差别就被突出了出来。而其哲学意味，则在于在这样的分析中，他指出对于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接受信息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进而影响人们认识世界和对世界之思考的方式的不同。我觉得，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波兹曼的地位，和他的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有别于其他诸多传播研究者。

□ 这就要涉及《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含义了。“娱乐至死”在波兹曼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波兹曼关于“信息过剩”的思想，但是从“信息过剩”为什么可以引导到“娱乐至死”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我们一直认为“信息”是一种好东西，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有效，我们的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这些信息通常就被称为“新闻”，而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同“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之类的老生常谈，以为我们看新闻就是想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在这类关于“真实”的美丽帷幕背后，却浮现着“娱乐”那粗俗而狰狞的面目。

新闻界有谚语曰：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航班失事、火车脱轨，死了几十几百人，就成为新闻；而无数航班火车安然抵达目的地，为什么就不被报导，不是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获得娱乐。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至少还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吧？比如说揭露贪官污吏？不错，新闻确实有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这背后仍然有“娱乐”的影子：贪官东窗事发就可以上报，大贪官获罪可以上头条，可是还有千千万万正常的官员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生活中获得娱乐。

既然我们希望并且可以通过上面这样的方式获得娱乐（更不用说通过明星的绯闻八卦获得娱乐了），那么电视正好大行其道。

电视非常适于娱乐公众，适于帮助公众消磨时间，按照波兹曼的看法，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所以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电视其实只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波兹曼担心的是，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反乌托邦”。这才是《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真正含义。

■ 你对此书名及其含义的理解，我想也是成立的。确实，我们经常会把像“信息”这样的东西都看做是越多越丰富越好，这倒有些像我们看待GDP的方式，似乎是在数量上的增加

越大越好一样。然而，在这种默认的信念的背后，却有诸多为我们所忽视的严重问题。关于新闻的价值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里也许我可以尝试适度地唱一点反调。我觉得，波兹曼在利用《美丽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为隐喻，并认为当下正在出现的恰恰是《美丽新世界》的模式，以此来谈信息、娱乐和新闻的功能时，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官方的统治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东西来实现某种权力的控制，这也正是在《美丽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这种意义上，我可以同意这样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像波兹曼以及你对他的分析和赞同，是不是又有一些过于强调精英文化的味道呢？

比如说，普通公众，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确实有娱乐的需求呢？传统的精英文化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且从来也没有成为唯一的社会文化。即使是在波兹曼所大加赞扬的与印刷术相关联系的那种文化形态，其实也还是更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读者和相应文化的拥有者。就此来说，这倒颇有些像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在历史研究中，确实有着从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历史转向关注平民的历史的转变过程。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其实老百姓是需要娱乐的，包括现在来自新闻信息的那些原来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却因技术发展而新出现的娱乐，这本无可厚非，更是应该满足的（你不是也经常倡导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吗？）。娱乐本无罪。问题只是在于，当本应与之并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态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这又与《技术垄断》一书的一些主题相关）而被压抑，使得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变得更加一味的娱乐化，并使这种模式成为对公众思想的一种控制，以及对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坏，这才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 你的想法我基本同意。其实这恰恰就是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我曾向不少朋友推荐过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其中有一个偷懒的朋友问我：如果我只想读一本，应该选哪一本？他要偷懒我当然也不想批评他——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思考之后建议他读《娱乐至死》。因为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已经将他最重要的思想阐述得相当完备；在《童年的消逝》中这些思想似乎还处在初级阶段，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则是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

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

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由于信息过剩使我们不得不处在信息垃圾的包围之中，而这些信息垃圾又时时处处在向我们提供娱乐，或用娱乐来引诱我们，波兹曼认为，这样的娱乐会毒化（矮化、粗俗化„„）我们的文化。波兹曼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在波兹曼写《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1992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是经过18年之后，我想这样的判断肯定需要修正了，因为今天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这种文化。

■ 除了这种在大框架的思路之外，波兹曼在《技术垄断》这本书中，还研究了诸多的具体问题，表达了一些更具体的观点。这些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例如，他对于医疗技术的垄断，以及电脑技术垄断的详细分析。他在论及医疗技术垄断问题时，其立场和风格与诸多当下国际上医学人文领域的研究颇为相近，其讨论“剖宫产”的部分，甚至与女性主义医学研究的说法也基本相通。而他对于电脑技术垄断的分析，也同样带有着技术批判理论的前沿意味。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的技术批判分析，竟然是由一位传播学研究者做出的，并与传播问题（当然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传播问题）相联系，这才更让人深思。

就具体观点而言，在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这本书中，可以说值得摘出引用的说法比比皆是，就算是信手拈来，也足以让人警醒。例如，他说到“科学的管理”，指出在那样的“管理”中，认为“主观性是清晰思想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任何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如此等等。仅就这里随手引出的三条来看，恰恰与三个不同领域中的最新观念是一致的。

其一，与后现代哲学对于主观性的重新审视和对其意义的新发掘相一致；其二，与人文立场对于过份强调“计量”的意义与功能的批判（我们以前不是也曾在“学术品味”专栏中就谈过有关学术评价中对计量的滥用的问题吗）相一致；其三，与最新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中，开始注意作为专家之对立对象的公众的知识和公众意见的重要性的立场相一致。而这些观点，在波兹曼那里却早就被化作其新型的传播学研究（即国内译为“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了。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波兹曼的诸多观点和分析，与他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明确地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种说法也同样精彩！

我们这里谈论波兹曼的“三部曲”，至少那怕是简略地，也还是应该说说他的那本《童年的消逝》。其实我不太同意你前面对这本书的评价，因为在我看来，那是结合着另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即围绕着“童年”这一历史（而且是不长的历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下童年概念又是如何变化消逝，来进行的有趣分析。而且那种分析也同样很自然地结合到其与另外两本书有关联的一些话题中。我觉得，这种学术分析的独特视角，也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有其特殊价值的。

□ 确实，你对《童年的消逝》的评价更全面。当然他三部曲中的思想也确实有着连续和发展的线索。

波兹曼这三部曲另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是与我们近年逐渐产生的一个疑问颇有暗合之处，这既也可以算波兹曼的先见之明，也让我产生了某种欣慰和亲切的“吾道不孤”之感。

在北京开第六次科学文化讨论会时，有一天晚上我们热烈讨论过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判据，来判断今天的科学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或者说，科学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由“适度”变成了“太快”？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未能找到这样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真没想到，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们可以找到波兹曼和我们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

前面已经谈到，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恰好可以和我们的上述问题大致对应：“工具使用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的“缓慢”时期；“技术统治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从“缓慢”经过“适度”然后开始走向“太快”；“技术垄断文化”自然就对应于科学发展“太快”的阶段了。

这真是有点“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味道了——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

■ 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说法确实有其道理。以前，我曾对学生这样说过：通常，一个人总是在某个学科中从事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在什么学科中具体研究什么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学科只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领域和方法手段，所研究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只是一个思想表达的载体。对于有思想性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来表达研究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从我们对波兹曼的观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你说关于“今天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太快了”这个问题，要寻找判据或者证据，波兹曼的说法当然可以是一种，但也仍然不是唯一的。所谓“适度”或者“太快”，也都是相应于某个标准来说的，而在不同的人那里，这样的标准显然又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那些唯恐科学发展的慢了的人（尽管这种担心可以是出于任何原因，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科学当然是被认为发展的不够快。而我们会有科学发展过快的感觉，以及波兹曼会从传播学中也得出类似的结果，那恰恰是因为相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与人文关怀的理想生活标准出现了冲突。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对波兹曼的著作感兴趣的读者，才不仅限于传播学的专业领域。我们两人虽然主要是在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工作，但也对科学传播的研究有兴趣，因而就这种读者领域的扩展还不算太典型。但仅就波兹曼著作在中国被广泛关注和他的著作的热销，也恰恰表明了在各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中，人文立场的相通性——当然，那一定是有思想性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

附注：

Neil Postman的译音，国内至少有“波兹曼”和“波斯曼”两种，本文统一使用“波兹曼”。

第二篇：娱乐至死

中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读书笔记

题目：娱乐无罪，事在人为—《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指导老师：欧阳友权

学生姓名：杨樯

专业班级：广播电视新闻学1102班

学号：1703110602

完成时间：2013年11月2日

娱乐无罪，事在人为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视这个新兴媒介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并广泛普及。由于电视集声音与图像为一体，功能多样并且表达能力极强，以致人们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中都出现了它的身影。而新闻作为传媒为大众带来的最重要讯息之一，自然而然也就占据了电视节目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作者强调了电视媒介对于宗教、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倾向使得人们的理性逻辑思维的消退，作者呼吁知识分子重拾书本，进行理性思维的学习。对于电视新闻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令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结合作者前几章的观点，大致是担忧电视的出现将原本传统媒介所拥有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破坏得一干二净，娱乐成了所有媒介的中心，不论内容是否符合，形式上全都要向娱乐靠拢。对于此种论述，且不说那些定义为娱乐节目的节目是否符合，单单列举作者已经列举出来的新闻节目，我认为，此种担忧有多此一举之嫌。从三个方面来讲：

1.内容。以上文提到的“好，现在”语言模式为例，这是一个过渡词组，用在两个新闻之间，简洁易懂。我不认为这是将新闻严肃性破坏的罪魁祸首，更不认为它的出现有任何尴尬之处。首先，新闻节目的宗旨便是将新闻无差别的传播给受众。对于像《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来说，三十分钟的节目时间并不长，所以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新闻便成了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无法计量，不同的观众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对于各种新闻的价值要求也不同，这边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尽量将各种人群的需求都照顾到，以满足不同受众的观看需要，这种特点造成了新闻与新闻之间必定是相对独立的。于是，新闻之间就必定需要一个合适的引语，它既要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又要省时，所以，“好，现在”这个语言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是电视传媒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产物，它提高了电视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使得新闻节目不必再花大量时间

来引导观众，而是简洁明快的将一条条新闻串联起来。对于作者所说这个语言模式使得新闻变成了纯粹的娱乐，我认为有失偏颇。首先，新闻的要素之一便有背景，没有背景的新闻根本不是完整的新闻，对于任何一家成熟的电视台来说，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第二，关于价值，这个更加明显，既然事实被新闻工作者加工之后变成了新闻播放出来，就说明了它本身存在着价值，只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因而价值表现不同而已。第三，关于严肃性，新闻本身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新闻本身是没有情感的，只是由于人类的情感趋向和价值观使得观众在接受新闻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于播报新闻的节目来说，他们本就是客观的传达一些事实而已，只要做到客观真实就足够了，至于严肃性，我认为仅仅是与播报员在播报时是否符合大众的情感需求，如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一些天灾人祸以引起观众的同情心，这种行为是有严肃性的，但是对于新闻本身，说严肃性是不准确的。

2.形式。最早的新闻是以印刷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线当中的，那时候文字是主导，图片仅仅是辅助报道。对于一份报纸来说，新闻最好的过渡方法便是将新闻排成方块合理安排在版面上，每条新闻都占据它应有的位置，一个版面是一个主题，但是同一版面下的所有新闻并没有什么的相互的关联，它们相互独立，对于不同的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电视的时代，图片代替了文字成为了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载体，而语言则是对于图片的解释，是为了让观众更加明白图片的含义。作为一种最为直观的信息载体，图片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而电视，则将声音与图片完美得结合在一起。正式这种表现形式的不同，使得新闻节目的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原本的分隔线和小版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引语。所以“好，现在”这个语言模式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新闻播报形式的改变而生的一种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广告的价值发现，电视节目的安排无可避免地要与经济收益相关联，而作为经济利益性最小的新闻节目，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传播最大数量的信息事实就是新闻节目制作人的挑战。所以，将每条新闻事实用最简短的语言播报出来后，还要用最为简练的引语将其连接起来，这样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达到了新闻节目的节目定位。所以，与其说它是尴尬的出现，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新闻活动从印刷时代正式进入了多媒体时代，也表现出了新闻节目的一种发展，即经济与文化利益双赢。

3.主持人。在原本的新闻传播中，由于是以报纸等印刷媒介为主，主持人根本不参与新闻活动。现在，由于电视新闻的出现以及以图片视频为主的报道形式，语言成为了人们看懂新闻的重要工具。而传统的字幕解释根本不适用于有图片的屏幕上，于是，主持人就成了播报语言的载体。在《娱乐至死》中，主持人成了新闻由严肃走向娱乐的催化剂：“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我才疏学浅，不能对此种观点做出评判，但我始终觉得这是对于主持人的一种变相否定，将他们直接等同于了演员而忽略了播音员的特性。首先，播音员播报的是新闻事实，而新闻通常是客观的，本就不应该拥有什么情感趋向。当然，对于有些好消息，比如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好消息，当然允许播音员或主持人用一种兴奋激动的语气将这份喜悦带给大众；再如一些天灾人祸的新闻，比如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就有主持人忍不住流泪的情况出现，不管这是不是在演戏，但这却是广大中国观众的真实情感，而主持人也是人，即使有着主持人的各种职业要求，他们同样有着表达情感的权利。所以这个举动不仅没有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引起了观众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怀疑，也没有因此让观众感到寝食难安，反而由于这种真情流露，唤起了更多人对于此次事件的关注，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使人们对于新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主持人这种真性情表示了鼓励。由此可见，播音员的情感变化其实是对新闻在引起观众情感共鸣方面的一种方式，让观众不仅仅用眼睛和耳朵接收信息，也用心里和情感来体味新闻事实中所隐含的深层的、内在的情感趋向，而要做到这一点，播音员本身就一定要对新闻事实有着充分的了解和见解。所以，对于观众和播音员共同将新闻从严肃推向娱乐的论断，我认为不妥。

综上三个方面，我认为，现代新闻之所以让人们有偏向娱乐化和不可信的错觉的原因实际上是新闻消息的封锁以及刻意的假新闻造成的。每个国家都有新闻审查机构，对于那些不利于国家安定的事实，我们大多数都选择了隐瞒真相或者片面报道，而报道这些消息的主持人也许是出于无奈，即使知道了真相，也必须按照既定新闻内容来报道。如果事实真相没有被报道出来，也许人们还不会怀疑什么。可现如今网络技术尤其发达，很多在当时被视为真实新闻的消息再后来都是通过网络被证实是虚假或者不完整的，这就引起了观众的不满，连带着就对主

持人有了一种怀疑。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新闻可信性的怀疑就越大，连带着，主持人的可信性就越低，以至于带给大家一种演员的感觉。举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对于《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来说，严肃认真的播报出每一条新闻是他们的职业操守。可是由于人们对于新闻联播内容的怀疑，尤其是关于国民发展的报道，使得每当他们再报道类似消息时，都会引来观众的一阵怀疑。这就造成了作者说的那种“观众不得不依靠主持人的脸色来确定这个新闻是否可信”的情况。另外，由于电视媒介是以图片的连续播放集合——摄像作为新闻的主要载体的，这本来是比单纯的文字报道更加具有可信性，然而虚假新闻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现象规律，使得人们不得不花时间来辨别每天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情况，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于先进技术的一种怀疑态度，科技发达了，人们就更容易被高科技所蒙骗。所以，才有些人会怀念以往以印刷媒介为主要载体的报纸时代。怀旧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将两个所处在不同时代的产品以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电视作为现代高科技媒介的产物，必然是比报纸和广播更为先进的，它的出现符合了人类对于信息接收的最基本、最原始要求——图片优先，并且将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载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渠道，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进步。我们对于进步的东西，更多的应该采取一种批判吸取的态度而不是消极否定。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我看到了作者对于印刷时代的赞扬，与电视时代的对比以及批判，却没有看到一些对于电视的肯定与赞扬，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逆反时代的做法，纵然这样有可取之处，能给从事传媒工作的人群的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但作者几乎没有对于电视的发展前景做出任何肯定性预测，在我看来这是不妥的。时代总是在进步的，既然电视出现在了印刷之后并有代替趋势，就说明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定优于印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优点发扬光大，在汲取以往技术特点的同时有开发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传播得到更大发展。

第三篇：最新《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时代：莫让文化成为“庸俗的垃圾”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李欢

开篇想说的。。。

尼尔·波兹曼是在本人所知的所有学术理论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本人几乎是第一次只花很少的时间便看完了一本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术专著。并非是因为著作的字数不多，而是读起来异常轻松。当下许多学术研究专著要么过于晦涩，比比皆是的专业词汇拉远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要么只是某作者为了完成出书任务，将一堆肤浅的资料堆砌了事。波兹曼则不同，《娱乐至死》是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其中之一，他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报发明之后电视媒体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有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并得出“娱乐至死”的结论。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他用朴实直白，而又满怀幽默睿智的语言将读者悄然引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人为电视娱乐而疯狂、而沉沦的时代，如此严肃的大众传播话题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阅读的过程如同在听他讲述一个看似有趣的社会文化故事。

总体来说，阅读时是轻松的，但合上书本之后，你便会发觉浅显易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多么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危机，与此同时，一位传播学者对社会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的警世情怀跃然纸上。

在这里，本人并不想为国外的学者歌功颂德，但仅就对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出巨大努力的尼尔·波兹曼来说，本人真的很想只代表自己对他的研究和著作致敬。在开始长篇累牍地抒发个人感想之前，有必要对波兹曼的人生作一简单梳理，由此表达本人对这位已经因病逝去的学者一点微不足道的敬意。波兹曼出生并一直居住于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倾心于将传播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的变迁紧密结合起来，最终使得他有一批从社会实践层面出发的研究专著问世，《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的垄断》等就是其中最为闪耀的几部。2003年10月，波兹曼因为严重肺癌离开人世，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对这位在传媒文化界充当着瞭望者角色的研究者和批评

家给予极高的肯定，遗憾的是，对于传播学术研究仍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国来说，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关注。直到其《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出版，尼尔·波兹曼才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姓名。无论如何，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能由《娱乐至死》聆听大师的教诲，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

合上书本，反观中国今天的大众传媒文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波兹曼的剖析和警示依旧发人深省。《娱乐至死》成书于1985年，那是一个电视为王，而电脑还未开始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人沉浸在电视这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带给他们的刺激和麻痹之中，社会文化和公众话语的一切几乎都是围绕着娱乐展开的。而如今26年之后，当网络已如当年的电视一样普及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文化却在是否娱乐至死的边缘摇摆不定。今天再重拾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论断，作为中国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其内化为对中国当下传媒现状的警示预言。

开篇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两点；一，波兹曼的著作具有明显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有必要重读和思考；二，对于已进入娱乐化时代的中国大众传媒文化来说，必须在思考《娱乐至死》中赶快警醒，别让我们的主流文化成为娱乐化语境下的“庸俗垃圾”。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能力甚差的普通学生，本人无法对《娱乐至死》及波兹曼的著作思想有任何统领全篇、高屋建瓴的论述，下面仅就阅读中几处颇有感触的地方联系实际抒发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前言中，就别有用心地为读者呈上两则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84年》中，奥威尔设想在1984年，人们会完全处于集权主义暴政的统治下，“老大哥”无处不在，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担忧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将成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客手中的玩偶，从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把一切都交给了统治者。

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这使得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随着1984年的到来，美国处处歌舞升平，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波兹曼相信，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事实上，赫胥黎和波兹曼并不是特别担心纷繁冗杂的信息蜂拥而至，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收集渠道和更新速度的改善，势必导致信息的冗余。比起信息数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垄断下的人类世界将会进入“去思考”的状态。电视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与世界互动的会话方式。变化多端、色彩斑斓的动态画面给予受众以极大的视觉刺激，为了保证刺激的持续性，电视画面必须抛弃如印刷媒体那般的深度思考，只一味地提供娱乐性够强的内容。久而久之，包括宗教、政治、新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渐渐地趋向于娱乐化，电视里的世界重新定义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在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过程中，变得“低智商”，波兹曼担心一个“无脑化”的公民时代就此来临。

上述三位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本人看来，无论是奥威尔的极权主义预言，还是波兹曼和赫胥黎的娱乐至死之忧虑，与作者身处的现实时代有着极其大的联系，其视野难免偏颇。奥威尔所处的时代，人们刚刚走出战争的阴影，在社会心理上普遍有一种对极权的恐惧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奥威尔的预言便只注重极权主义对信息的控制。而波兹曼和赫胥黎只看到了无用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语境被周而复始的娱乐所充斥，而丧失了深层次自我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和能力，理性的思考逐渐被如孩童般幼稚简单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代替，那么这个民族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

二、“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隐喻”

《娱乐至死》一书的结构非常简洁，只有两篇，第一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详细阐释了其关于“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其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

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波兹曼“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受到其前辈麦克卢汉的深远影响。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当时的麦克卢汉仍是一名并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但其“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使波兹曼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回顾媒介的更新换代史，口头传播塑造了《荷马史诗》不可复制的神话，印刷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必须以具象的、严谨而富有逻辑的文字材料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到了电视机主宰人们生活的时代，持续不断的画面冲击使人们没有时间在接受信息后思考问什么和怎么样等等之类深层次的问题，久而久之，人们变为电视传播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电视机制造的“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人们习惯于根据电视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和与人交往，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定义了人们的会话内容，如同波兹曼在书中所举关于钟表的实例一般，新媒介对于文化隐蔽但无比强大的暗示力量是多么的恐怖，一旦我们的文化和思维被这种构建在技术垄断上的会话工具所奴役，娱乐至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童年的消逝与互联网时代

提到《娱乐至死》，就不能不谈及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中另外一部与之紧密相关的著作——《童年的消逝》，正是在意识到美国文化定义中的童年在慢慢消逝的重大危机，波兹曼才有了娱乐至死的论断。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使得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

“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互联网还没有大行其道的1985年，波兹曼对互联网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他认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在波兹曼看来，似乎电脑是一个比电视更能定义一个人的智力的媒介。

但今天的现实再次给波兹曼的期许破了一盆冷水，WEB2.0时代，网络编程只是少数专业工程师的职责，普通网民，包括儿童在内经过十分简单的训练，便可享受网络带来的更具刺激性的娱乐内容。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出现将技术垄断时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隐喻作用发挥地淋漓精致，这无疑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更严峻的课题。

四、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会娱乐至死么？

极具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本人阅读《娱乐至死》一书时，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

回顾广电总局不长的禁令史就会发现,几乎每一次禁令都遵循着 “娱乐化—火爆—打压—新的娱乐化”的路径。这种“谁火就灭谁”的监管方式,不仅反映出管理层面上的捉襟见肘,更显示出当下电视传媒的尴尬处境。

中国曾长期处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时期，民众的话语权被压制，信息流通不畅，思想遭到禁锢，意向表达极为不自由。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当我们开始极力讴歌网络化时代的自由性时，中国的大众传媒文化似乎也朝着娱乐化的方向狂奔而去。过度娱乐的节目四处横行，大多充满着以三俗面目取悦进而麻痹受众的内容，曾经的“超级女声”，今天的“非诚勿扰”，都是“个性”的典范。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中国网络新闻、教育似乎也在一点点倒向娱乐至死。

结语

对于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文化管理制度的生硬和娱乐化倾向，必须重申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波兹曼的警示都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下大众传媒被技术垄断的事实，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在本人看来，人类社会是否最终会“娱乐至死”，仍无法做一定论。但如果人类丧失了安静阅读和深入思考的习惯，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如此长久以往，其结果比娱乐至死还要痛苦，因为我们将在原地被历史和时空抛弃。而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避免我们的文化在娱乐化的时代成为“庸俗的垃圾”！

第四篇：《娱乐至死》读后感

《娱乐至死》读后感

要坚定信念、加强学习

星火二班 滕朝阳

在我开始敲击这篇读后感前，我做的事情是在给刚刚出生的儿子擦屁股，刚刚出生三天的他一个大臭屁把部分粪便喷到了我的鼻尖上。2017年7月7日，儿子降临人世，比预产期早了足足两周。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迷信，但是这样的巧合，也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有些与众不同，在延安十届星火文艺晚会的演出现场，二班同学将我撰写的舞台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演毕，台词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抗日，算我一个！”儿子挑这样一个日子来临是不是知道他爹我是学历史的，对重大的纪念日才敏感，像结婚纪念日、妻子生日这样的日子每每忘记，所以他在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来临，给他爹划了一个重点。也是这个小家伙的待降期间，我加入了星火班的培训行列，表现的相当积极，都忘却了自己已经而立，应该事故圆滑、藏锋守拙地过活了。但是，历次主动上交作业的我，这次的确因为小家伙的突然袭击打乱了阵脚，以致于该读的书目尚未读完就要写一篇读后感上交。因为这篇读物只是题目四个字就足以让每一个当下的人陷入深思——“娱乐至死”.二十年前，美国的电视节目如火如荼的充斥于各个荧屏，各个电视节目的编导们想进一切办法来吸引观众们的眼球，如果你也处在当下这样被无数条吸睛信息包围的状况，你也就能理解那时候的美国人是如何在精良装备的娱乐活动中逐渐迷失的。尼尔？波兹曼是《娱乐至死》的作者。这个家伙是资深的媒体研究者，当然放在今天他或许是一个由写了至少100篇以上十万加的写手，然后总结了一系列的经验，开始在网上兜售如何才能做到十万加，然后成为新媒体界的教父。然而这个人却敢于从时代中、从自己的领域中把自己抽离出来，以客观冷峻的态度关注于人们所得到的新息。在电视时代，一切都被娱乐化，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称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望着儿子、看着书，我们之所以要去敬佩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光辉思想的智者，是因为，他们思考过去、当下，剖析自己，目的是着眼未来。很明显绝大所数人会在选择到底是看原著《西游记》还是电视剧《西游记》时，选择后者。因为如果有一条短视频能够告诉你如何烧菜，你不会去看一本菜谱。然而读过《西游记》原著的人，肯定会比只看《西游记》电视剧的人，对孙悟空的世界更有发言权。因为，文字令你困惑、让你有无限想象。孙悟空头疼的时候，你的脑袋也许也在发麻。

《娱乐至死》（中信出版社2015版）的封面上，一家四口在盯着一台电视机。但是四具躯体，没有脑袋。这样一幅漫画，如果把电视换成人手一部的只能手机，估计就是在表达当下。我们追随着各种娱乐身心的信息，忘记了思考，然而书中反复提及的“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这句警言，正在我们身上上演。书中第二部分第十章《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中指出，当学生们从小习惯了从小就适应的各种娱乐化的知识电视节目，他们欢迎学校的老师们也采用类似的手段进行教学，于是学习理所应当成为一种轻松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们一路走来指导读书苦的人，却永远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教育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苦读书。那么大部分的人，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修完了校园生活后，走进真正的社会人群，才发现，事实并不如此。灰太狼不会被喜羊羊打跑，反而会把羊儿撕咬吞食。但是时间已经被娱乐的、轻松愉快的消磨光了。一个人是这样子接受教育的，那么他的社会价值功能可能只会体现在需要思考很少问题的工种上。一个民族大部分人如果这样接受完教育后，那么她将失去的是一代代会思考的人。二十年前美国人发出有关娱乐至死的深思的时候，我们的娱乐化工具还不发达。但是举目全球，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上中国有这么多的娱乐手段，我们娱乐至死的精神丝毫不逊色于美国人，但可怕的人，极少有人在遵从于娱乐化时代的同时，抽身出来琢磨那些写手们的套路，让自己变成一个清醒的人。更有甚者，我们高举着宽容的名义，去向娱乐妥协，沦为娱乐的拥趸而不自知。

马列的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书记的思想，没有一样是为娱乐妥协而生的，他们不轻松愉快，不让你迷信盲从，有时还需要你付出艰辛去研读，才能略知一二。有人愿意踏着荆棘，不断深究吗？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END

奖 状

滕朝阳同志在“星火十期二班研读经典”学习活动中，被评为

“优秀小作者”

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继续加油哦？？

文章内容：滕朝阳

2017.07.21

第五篇：娱乐至死 读书笔记

娱乐至死 杂谈

10级高本广电刘惠34号

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如果身边有一本纸质的书籍多好，而不是我所阅读的E-BOOK。因为，我实在不习惯捧着电脑看书，密密麻麻的文字下来，麻木机械的记下来一些，只感觉头晕目眩。于是乎，我一时缅怀起印刷时代那些记在纸上的内容，那个时代的却充满了文化与思想的气息。

作为一本媒体文化批评专著，《娱乐至死》的书名很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这里的“娱乐至死”，不是指娱乐到死的勇敢坚决，也非娱乐着死去的生活态度，而是说娱乐终将导致毁灭。配合这个危言耸听的书名，封面图也很不俗：端坐在一台电视机前面的一家四口，衣裳华美，但无一例外地没有脑袋。没错，这本书靶子对准的就是电视这种媒介，这幅图告诉人们，这是个电视娱乐时代，人们不需要思考，最终也弄丢了脑袋。

通读此书，其文字清晰畅达，娓娓道来。虽然开头很难懂，读着太理论，不过，后半部分还是很易懂的，逻辑性很强。需要很多思考。正如此书第一章里写道的那样：“你读这本书时，首先，你应当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的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是的，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花精力去阅读。所以，我会愿意花钱买下这本书，从文字形状和作者的思想两方面来细细研读它，而下面仅是我的一些初略的想法。

相信很多媒体人看了这本书，职业自豪感会消减很多，同时警觉和反省顿生，责任感会更强烈。至少我这个学电视新闻出身的人是这样。《娱乐至死》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国，时隔20余年，这本书风向依然精准，与当今信息社会依然契合，虽然书本批判的是电视文化，但是书中的揭示和判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经得起推敲。从这个角度看，波兹曼是个不折不扣的预言家。《娱乐至死》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波兹曼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那么，真有预言的那么恐怖吗？下面我来盘点一下当今流行文化中的关键词汇：从知识爆炸到信息恐慌，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从全民选秀到网络恶搞，从过把瘾就死到有快感你就喊，在这些词汇的语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绪化，高尚被戏谑化，严肃被无厘头化，深沉被幼稚化，无聊的东西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也许说，“娱乐至死”可能危言耸听，但至少是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

我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诗“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用来描述当下我们所处的这种信息环境恰如其分：在信息的海洋里，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许这些不相干的信息，除了作为谈资，还可以用来填纵横字谜，或者参加《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

如果说，电视“只看重表演，不需要思想”，这个看法的却有些失之绝对，但有几分道理。按照作者的分析，电视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无法也不需要思考，你在电视上思考，观众在这过程中就没有东西可看，而观众一旦思考，就会错过接下来如缕不绝的画面和信息；比起思想性，电视更需要表演艺术和化妆术，电视要的不是证明你内心是否诚恳，而是你在镜头里看起来诚恳，观众说到底不关心你的观点，而是关心你留给大家的印象。

这么一想，我们就不会对今天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这类电视选秀节目的红火和巨大影响力，感到吃惊了。电视选秀，就是纯粹的娱乐，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意义。要是有人认为那些票数代表的就是投票人的观点，那才好笑呢，那不是观点，只是情绪，要不选手支持率怎么隔几天就会变动一下？

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必须着重关注下，新闻又是如何被娱乐化的呢?

按照作者观点，电视培养了一种叫做“好„„现在（接下来）”的世界观。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词通常用于切换新闻，提醒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和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并无关联。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社会事件，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接下来”，一切就可以从我们脑海中马上消失，我们的注意力被牵引着转向其他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轻松宜人的广告。所以，电视观众看见的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严肃性的新闻，新闻成了娱乐。

这不是糟糕的，糟糕的是我们习惯了电视这种不连惯性（奇怪的是我们要求书和电影保持口气上的一致和内容上的连贯，却对电视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人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印度洋海啸、伊拉克战争，或者911恐怖事件的新闻之后，说一声“精彩广告后我们再见”而不适应。我们无法想像，这种情况会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产生怎样的危害。他们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会不会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更觉得，所有关

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和广告一样稍纵即逝，不必当回事，不必做出理智的反应。当然到今天，这已不只是电视的问题了，新媒体层出不穷，新闻也在日渐娱乐化。在网络上，准确的文字已经落伍，幼稚和臆语是流行语言；报纸文字总是很短，阅读者大多有这种感觉，超过一千字的新闻，现在基本是看不下去了，照片、图片和图像越来越多；杂志的视觉刺激就更寻常了，很多时候我们挑选一本杂志，只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美好的视觉享受。

老实说，每当我看到这样一张报纸：排版朴素，几无照片，上面的某些文字却能让人回味再三，不由心生感动，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坚持啊。

波兹曼在书本最后忧虑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面对娱乐对文化的威胁，过于悲观的作者提供不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深刻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怎么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方法在哪里呢？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通过教育，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学会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并无必要因作者的上述忧虑而如剑芒在背，毕竟书本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波兹曼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警示性，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娱乐至死》让我们明白，某些信息形式对文化是有杀伤力的，应该警惕和远离这些信息形式；信息自由是把双刃剑，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保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将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拯救，不是“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而是“amusing ourselves to surv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