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第一篇：合江县旱灾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影响情况简析
合江县旱灾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影响情况简析
今年，我们遭遇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干旱天气，旱灾对我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影响较重。针对市局抽中我县农村住户的7点-二里乡小沙坎 6社和12点-佛荫镇上房村5社，我队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亲自到二里乡和佛荫镇实地考察旱情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现对了解的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缺水是此次旱灾对农民最大的考验
今年以来，本来雨水较少，再加上这次高温天气连续了接近一个月，许多农户家鱼塘、田、水井的水几乎都干涸了，甚至无法供应自家的生活用水。二里乡小沙坎和佛荫镇上房村缺水情况也较严重，自家打的水井都干了，打不出水来，偶尔有两家的水井能打出水，但是水也不多，勉强能够一天的生活用水，牲畜用水也短缺。
二、干旱对水稻影响稍小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由于每天的高温，农户的水稻都差不多顺利地收起来了，虽然说跟往年相比有一点减产，但总体来看还比较可观。从两个点的总体来看，今年水稻种植面积92.1亩，产量39424公斤，平均亩产428公斤；去年水稻种植面积87.8亩，产量41995公斤，平均亩产478公斤，亩产相对来说有所减少。
三、红薯几乎绝收，蔬菜无法下种
这次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就是红薯，农户刚栽红苕藤不久，就遭遇了这次连续高温，他们的红苕藤几乎全部晒死，导致今年有可能绝收，他们饲养的生猪、家禽没有青饲料，大受影响。还有就是蔬
菜，之前的丝瓜、南瓜等蔬菜也都晒死了，再加上高温，无法种新的蔬菜，往年的话这会正是农户栽白菜，点萝卜的季节，可现在都无法下种，以前农户现在有吃不完的蔬菜，可现在蔬菜短缺。
合江调查队202_年9月6日
第二篇：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2_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2_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2_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3]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6]；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7]；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8]。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2_）。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 [9]。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2_）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三、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状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和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先后领导和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后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这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但因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江西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下，为此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来作出耕作种植的选择，如古竹村、吴村有种植棉花，东林村有种植烟草，马岭村有种植芝麻和苎麻，肖田村有种植花生，朝阳村有种植白莲。但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合作化运动的实施，正如黄宗智（202_）所指出的，中国乡村社会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所取代，农民的耕作和生产也由自上而下的经社合一的政府组织统一计划和安排。同时使得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生产经营上的选择权。至1956年，这些村在种植结构上基本是单一的水稻种植 [13]，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至此从源于生产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产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掀起了第一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为了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采用了“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与农民的第一轮“密月” [14]，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回顾解放后农民迁徙权利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可发现，随着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从此，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有所松动，但严格地说，这些制度到现在仍还在延续而未能彻底改革。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流动基本上是处于禁止，当时的政策条件下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见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动，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还有就是开发建设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设导致大量库区居民迁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县市的农村，如吴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少数的自发性流动，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业。
表21950－1979年间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
四、从历史视角看江西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在1956年前，江西农民的流动都还是比较自由而又频繁的。自明清以来至1949年，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种，外在原因是因为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生存资源紧缺。当然，因这两种原因作用而形成的农民流动，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之前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这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所固有的农民流动方式。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及其带来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农民的流动变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过，这只是农民流动走向出现变化――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说成是推动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虽然自然经济解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流民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我们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一作用不宜过于夸大。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农民流动的原因，通过对2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解放前江西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大的农民流徙是因为战乱和灾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动中，既有人口压力（人多地少）带来的迁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转移，有经济压力迫于生计而迁移如逃荒、外出打长工或短工等，有经济（利益）趋动如外出做生意或经商等，还有外出求学及其它原因而造成农民的流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结果（见表3）也证明了这一特点 [19]。如果从农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发，把农民的流动分为谋生型、谋富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的话，那幺表3中的前四项（天灾、匪灾、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产生农民流动）属于谋生型，而表3中第五项――经济（利益）吸引和趋动则属于谋富型，表3中的第六项――求学则属于发展型。
表31931－1933年间江西农民离村原因统计单位：% 美国学者威廉•彼得逊根据移民的处境、动因和目标将移民类型分为五种，即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夏明方，202_）。如果从前面分析的江西省农民流动状况，结合威廉•彼得逊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灾害和瘟疫而形成的农民大量流徙就属于原始型移民；战乱期间富裕家庭和贫困农民因不堪强制性捐赠和税赋的压力而产生的流动，以及解放后出现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属于强迫型移民；农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产生的人多地产矛盾而产生的分化徙居是属于推动型移民；农民外出做生意或经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动及后来的青年农民为进入工业企业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农民转移，是属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时期因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的，大量农民到江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区进行垦荒而产生的移民，属于大规模型移民。不过在期间也出现了三次时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与江西在这三个时段间的历史特点相吻合的，因为这三个时段江西处于大战乱之中，战火所带来的对生命的忧虑、繁重的捐赠和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农民的非正常流动的结果是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导致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崩溃。
五、结语
1956年以后，农民的流动从政策制度的角度看，是失去了人身应有的自由，当时农民的流动（或转移）的政策性信道只有考学、参军、招工等极少的机会和途径，而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进展缓慢，因此当时的农村劳力就象“袋装马铃薯”捆绑、挤压在本就紧缺的土地资源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不计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农民只能以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出现的内部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温 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_。3.曾绍阳 唐晓腾：“江西农民流动问题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2_、1。4.唐晓腾：《变迁中的困惑与选择》，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2_。5.张玉林：《迁徙的自由是如何失去的》，载王思斌主编：《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2_。6.钟家明：《江西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内部资料），1988。7.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8.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读书》，202_、7。11.［美］毕克伟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_。* 本文是曾绍阳、唐晓腾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1世纪农民流动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02BJY035]课题的综合分析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曾绍阳、唐晓腾202_-202_年组织的对江西省20个村的个案调查和实证研究。
注释：[2] 同上。[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1页。[4] 《江西民国日报》，1930年7月15日。[5] 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10、7）》，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p361。[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p184－199。[8]《兴国县志》，1988年，p5。[9] 同8。[10]许德瑗：《十年来江西赈济事业》，见《赣政十年》，转引自温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2]当时对江西农村及土地改革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江西是新解放区，又是老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变化，农村情况复杂，进行土改很有必要。二是（如上所述）。三是江西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农村劳力缺乏，土地大面积荒芜，农村的地价低而工价高，地主一般不雇工，而是乘机兼并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14]关于解放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曹树基(202_)在《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著名学者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论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中共与农民的“蜜月”关系。[15] 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_，p94－95。[16]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户离村统计》，载《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7] 按经济学的观点，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方，农民的离村率也必然越高。[19] 同16。[20] 文洁、高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与水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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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旱灾对山核桃影响的调研
202_年高温干旱灾害对宁国山核桃的影响调查与思考
余益胜吴志辉
（宁国市林业局，安徽宁国，242300）
摘要：本文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202_年高温干旱对宁国山核桃的影响。此次灾害天气对山核桃影响是多方面的，短期内林木生长势、结实量受到抑制、植被修复进程和土壤质量受影响、有害生物总体加重；以加强天然林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和提升土壤质量为重点的生态修复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仍需长期坚持，继续重视林业科技研究、示范与推广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有机山核桃生产基地建设是今后一段时间山核桃产业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高温干旱；宁国山核桃；分析与思考
202_年7-8月，宁国市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高温干旱，给林业生产，特别是山核桃产业带来严重影响。本文在对宁国市受灾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旱灾对山核桃造成的影响并客观评估造成的后果，明晰了今后山核桃产业的发展思路，同时对山核桃生态修复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对于促进该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1灾害基本情况及影响分析
1.1罕见高温干旱对我市山核桃产业造成重创
202_年9月统计，宁国市山核桃受灾面积33.5万亩，受灾率99.5%，整株枯黄林木近18万株、9000亩左右，新造林平均死亡率超过30%，当年空子率增加15%，我市减产20%。
1.2高温干旱对山核桃林分的影响
1.2.1林木生长势受到抑制。此次高温干旱造成极少数整株林木死亡，枝条枯黄、枯死林木较普遍，202_年春季调查，绝大部分林木均已抽发嫩枝新叶，受旱严重的林分202_年结实良很低。林木恢复时间的长短主要看肥料是否能够科学补充以及立地条件的优劣，一般2-3年不等，而未结果的中幼林的恢复速度相对较快。
1.2.2林下植被修复进程和土壤质量受到影响。林间植被的生长也受到抑制或死亡，林间植被的恢复进程将减缓；近期一项研究表明，高温干旱造成土壤中酶的活性降低，土壤中微生物，尤其是浅土中根系密集分布区的三大类群(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大大降低，土壤养分转化能力会因此变弱。
1.2.3高温干旱总体有利于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干旱过后，林木和林分的健康水平整体下降，会加重一些有害生物的发生程度。一是弱寄生真菌，如常见的山核桃溃疡病、枝枯
1病，这些病害和寄主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而其防治十分困难；二是次生虫害，如咖啡木蠹蛾、天牛类、红蜘蛛等，受干旱影响较小，尤其是咖啡木蠹蛾和红蜘蛛，为害程度会逐年加重；三是其他虫害，特别是桑盾蚧等会加重危害。当然也有一些有害生物因为高温干旱会减轻，如山核桃花蕾蛆，在表土中越夏的卵的大量死亡而使危害程度暂时减轻。
1.3影响原因简析
通过对南极、万家、甲路、胡乐、云梯、霞西等地多点受灾基本情况的初步调查，发现对林木带来影响的各项因子中，影响程度从大到小：高温和干旱＞立地条件质量＞小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天然林或天然次生林所占比例及质量、树种组成合理）＞林间植被情况；立地条件各项因子中，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土层深度（土层浅薄影响大）＞土壤种类（沙土影响最大）＞坡向（阳坡影响大）＞坡位（山脊、上坡影响大，山洼、下坡影响小）。
1.3.1高温干旱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7-8月份部分气候因子见下表）。一般来说，秋旱对于林木的影响大于伏旱，但是7-8月极端高温干旱却另当别论，此时正值果实旺盛生长期的山核桃，对林木正常生长影响很大。不仅会因为造成叶片蒸发量大，引起叶片失水，高温还致使土壤蒸发量增大，直接灼伤叶片和枝条，引起叶片不可逆的萎蔫或整株死亡，同时，土壤温度提高，也使浅土中根系加速死亡。
表1：202_年7-8月宁国市部分气候因子表
202_年7月
7月多年平
202_年8月1-21日
8月多年平69.4 200.5 59.3 170.5 30.1 27.9 30.5 27.1 23 12.6 17 8.1 0 0.1 9 0.1 1.3.2立地质量影响超过小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如南极乡马头岭、胡乐镇龙池村阳日山，虽然同为大面积人工纯林，但属于最适合山核桃生长的区域，土壤质量普遍较高，海拔较高，一般450米以上，所以仍未出现大面积枯黄现象。
1.3.3小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的地方受明显影响较小。例如南极乡杨狮村、霞西镇石河村、石柱村1-2队，天然次生林占总面积分别为43.2%、56.7%、39.4%，整株枯黄比例不到5%，整株枯黄林木出现在土层浅薄、沙土、强阳坡等林地，但比例明显低于天然次生林所占比重较小的区域（一般10-15%）。
灾情最为严重的南极乡梅村村五一和高山两个村民组，很多林分也为混交林，天然次生林比例占到35%，但整株枯黄仍达到60%，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土壤为沙土，保水能力极差，而近50天几乎无降雨，出现枯黄的林分土层均十分浅薄，在一些山洼、阴坡、土层深厚的林地，尽管没有进行人工浇灌，叶片生长仍正常。
1.3.4同等立地条件下、同等周边环境下，林下植被保护好、土壤质量高的林分受灾相对较轻。土层深厚、壤土、石砾含量少、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则土壤截蓄、保水能力强，根系分布深、广，植物耐旱能力增强；林下植被保护较好的林分，一方面截留雨水，滞留、阻延了径流的发生，促进了水分的下渗，同时林下植被对于减少土壤蒸发量、降低土温，从而对于缓解旱情有正面影响。
2山核桃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2.1山核桃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不仅高温干旱，几乎每次自然灾害，都对山核桃产业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12年“海葵”造成大树倒伏1.4万株；09年“莫拉克”造成大树倒伏0.9万株；08年7月份持续阴雨，造成籽粒总体偏小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生态破坏造成山核桃林健康水平下降，抗逆性很弱。自实施山核桃生态修复与重建工程以来，经过4年时间禁用除草剂，大部分林间山核桃植被种类和数量增多，但土壤结构、土壤质量短期内还不可能根本改善，尤其是极少数林间目前即便不施用除草剂，已经很难生长杂草，需要采取人工引种水土保持草种等措施进行干预。
2.2林农经营水平有待提高。近10年，通过政策引导和林业部门的努力，我市山核桃过度经营的势头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单户经营的格局在短期内仍难根本改变，目前从事相关科研和林业科技推广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很少、相关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科技示范户数量有限、生物农药和有机肥的普及率不高、紫穗槐等生物措施普及程度还不够、与提高植物抗旱能力相关的土壤保水剂、抗蒸腾剂等新技术还未真正应用到生产中，仍有极少数林农坚持使用除草剂和高毒化学农药。
2.3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保护难度大。天然林林木结构复杂，立体性好，截蓄能力高，对降水的调节作用较好。目前，对于已纳入生态公益林保护范围的一部分天然林，国家森林生态补偿金很低，和发展经济林相比，效益差距显而易见，山核桃栽培区一些重要的天然次生林尚未纳入生态公益林，由于利益驱使，正逐步被蚕食。
3山核桃产业发展总体评价
3.1山核桃是一种耐旱力中等的树种
山核桃耐旱能力超过香榧、油茶等，低于枫香、化香、栎类等阔叶林以及毛竹等竹类。调查中发现，此次高温干旱中，一部分山核桃受灾严重区域是一些极不适宜栽植山核桃的林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自然选择和淘汰的过程。
3.2山核桃栽培区域整体生态质量较高
我市全市林业用地面积286.7万亩，其中有林地278.7万亩，森林覆盖率75.85%，林业生产具有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效益明显的特点，经济林（含竹林）与用材林（含天然林）的比例为2︰3，林种、林种结构较为合理。我市山核桃林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时间的不超过20年，目前只有极少数山核桃种植区域生态出现了不可逆的改变，整体生态破坏程度并不是十分严重，实施生态修复完全可行。特别是近年来割灌机的推广使用以及其他工程技术的实施，使得山核桃林生态质量下行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步恢复和提高。
3.3生态修复工作成效初显。
整个生态系统的修复与重建是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最根本的方法。生态修复的重点是加强天然林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和提升土壤质量，其核心是利用大自然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辅以适当的人工措施，使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向良性化方向发展。202_年宁国市全面实施山核桃生态修复与重建工程以来，设立了8个有机山核桃生产示范基地和110户山核桃科技示范户，出台了国内首个生态修复相关的省级地方标准，先后推广了10项技术措施，重点推广的两项措施是：禁用除草剂和使用割灌机抚育和林间挂设频振杀虫灯。202_年的轻度干旱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禁用除草剂山场与使用除草剂山场之间的差异；今年高温干旱的中期以前，两者之间差异也还是比较明显，一些区域由于植被保护较好、林间长期使用果蒲还山的林分，受灾较轻。
4下一步工作建议 4.1进一步完善经济林产业发展思路
适地适树、适度规模、科学管理是发展经济林产业最重要的三点经验。山核桃、竹林仍然是我市经济林主导品种，要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科学、适度规模发展香榧，逐步形成东部竹笋、南部山核桃、中西部香榧的产业格局。按照更严格的适地适树原则，对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进行更严格的保护。
4.2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体系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鼓励特定区域发展树种调整；扶持林下经济；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生态修复工程、科技推广和基础科研等；建立完善、扶持的公益性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农资、技术、市场等各方面；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尤其在重点山核桃产区，根据生态区位重要性设立不同补贴标准；引导支持林农以联户、专业化合作组织、林权入股、林权流转等多种形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尤其要加大对已流转和即将流转的规模化造林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力度。
4.3加大成熟技术和新技术推广力度
加强基础研究，尽快解决突出问题，用科技来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今后几年，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以建全和完善有机山核桃生产技术体系为重点，加大科技示范与推广力度。集中财力、每年重点推广1-2项技术措施。加大土壤保水剂、抗蒸腾剂、滴灌设施等与提高抗旱性能有关的新技术示范推广力度；重点推广生物农药、种植绿肥，果蒲还山、有机肥；林下、林缘重点推广种植紫穗槐、百喜草、白三叶等。
第一作者简介： 余益胜，男(汉族)，（1968--），安徽宁国人，长期从事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联系地址安徽省宁国林业局 *** 联系人 吴志辉wzh0563@163.com
第四篇：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对策
宿迁市农业局何井瑞
气候资源是自然资源中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提供的光、热、水、空气等能量和物质，对农业生产类型、种植制度、布局结构、生产潜力、发展远景，以及农、林、牧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分布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热量是决定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与热量的关系更为密切，光合作用最适宜的温度是20℃-30℃，其下线温度为O℃-5℃，这对规划作物布局、安排农事活动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个地区热量的累积值不仅决定该地区作物的熟制，还决走着农作物的分布和产量。气候变暖，会由于生长期延长而使得作物的产量提高。但气候变暖后，如果没有新的适应技术，主要作物的生长期会普遍缩短，这会对物质积累和籽粒产量有负作用。例如宿迁市以往冬小麦的适宜播期在9月25日左右，随着全球变暖，现在的适宜播期在10月5日-10月15日，整个生育期缩短7-10天。同时，近年我市夏天温度平均温度与以往相差不大，但是高温天气减少，导致夏熟作物热量积累不够，生长量偏小，单产徘徊不前。热量资源增加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降水变化的制约，如果降水不能相应增加，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2、气候变化对作物品质和产量的影响。CO2浓度的升高，会导致农作物品质下降。CO2又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之一，在其它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含量增加有利于植物生长，作物生长发育加快，对于有限生长习性的谷物，由于生育期缩短而减少品质降低；而对于无限生长习性的作物如块根作物和牧草，则有利于生长期延长，增加产量。对产量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于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变化。同时，增温直接影响光合作用速率和呼吸速率这两个决定作物生产率的主要过程。大气中CO2浓度倍增后，温度升高、作物原有品种发育速度加快和生育期缩短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3、气候变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影响。对农业影响最大的是极端气候条件，比如干旱、风暴、热浪、霜冻等，气候变化对这些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影响情况尚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近年来我市极端天气的增加。
4、气候变化对作物病虫害的影响。气候变暖会使农业病虫害的分布区发生变化。低温往往限制某些病虫害的分布范围，气温升高后，这些病虫害的分布区可能扩大，从而影响农作物生长。同时温室效应还使一些病虫害的生长季节延长，使害虫的繁殖代数增加，一年中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可能加重。据统计，我国农业产值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大约为农业总产值的20％～25％。
5、气候变化对化肥、农药使用的影响。肥效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尤其是氮肥，温度增高1℃，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速效氮释放量将增加约4％，释放期将缩短3.6天。因此，要想保持原有肥效，每次的施肥量将增加4％左右。
气候变暖也将改变农药的施用。随着气候变暖，作物生长季延长，昆虫在春、夏、秋三季繁衍的代数将增加，而冬温较高也有利于幼虫安全越冬，各种病虫害出现的范围扩大，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将不得不施用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
二．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
1、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农业结构就是要针对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光、温、水资源重新分配和农业气象灾害的新格局，改进作物、品种布局，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和低温等抗逆品种，采用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及预防可能加重的农业病虫害。在改革种植制度时要深刻了解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气象条件的关系，进而开展合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防御农业气象灾害的研究。
2、培育和选用抗逆品种，加强稳产增产技术研究。发展生物技术，选育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家畜新品种。要加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术、抗御逆境、设施农业和精确农业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和研究，力求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以强化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影响的能力。为此，必须建立及强化农技推广体系，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选育优良品种是最根本的适应性对策之一，将生物技术与常规农业技术的融合，通过体细胞无性繁殖变异技术、体细胞胚胎形成技术、原生质融合技术、DNA重组技术等，快速有效地培育出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作物新品种。
3、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加强
节水农业和科学灌溉的研究、推广及应用，研制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新工艺，开发自动化、智能化农业生产技术，强化综合防治自然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产量、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防御灾害能力具有长远意义。
4、监测作物病、虫、草害与畜禽疾病的变化趋势并加强综合防治。气候变暖、大气CO2增加与紫外光的增强必然会对各种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危害程度、病原、害虫与杂草的种群结构以及天敌种类等产生连锁影响，畜禽动物疫病状况亦会有所变化。
5、建立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这是抗御气候变化的根本性措施，包括：适应气候变化及调整农业布局；合理规划农业耕作；发展生态农业与资源节约型农业；推行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增加农业系统的抗逆性和可恢复性。
第五篇：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气候谚语
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气候谚语
一）天时谚语
天时，是节气农时的条件，即温度、水分和光照等自然条件。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为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准确把握农时。我国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时”的影响，因此，掌握节气变化，不违农时地安排农事活动，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重要的原则。“节气”是固定不变的，而自然条件，却往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必须根据节气的变化，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安排生产，使庄稼的生长发育过程，充分适应自然气候条件。大批的农谚都有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如“种田无命，节气抓定”，节气反映的是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节气抓定”即抓住了生产安排的关键，如“节气抓不定”则会出现“人忙天不忙，早迟一路黄”的现象。在面积广阔的中国领土上，同一节气在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有些谚语就明确体现了这种精神，我们以冬小麦的播种季节为例：
华北地区中部的农谚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华北地区南部的农谚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华北北部的农谚是“白露节，快种麦。”
又如芝麻的播种季节：
北方是：小满芝麻芒种谷，过了冬至种大黍；
中部地区是：芒种种芝麻，头顶一棚花；
南部地区是：头伏芝麻二伏瓜，三伏栗子老庄稼（江西）；
即使是在同一地区，由于地形地势的不同，彼此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也不一样。还是以小麦的播种为例，华北的农谚就是“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湖北的农谚则是“白露种高山，寒露种平川”，高山和平川，即使它们是属于同一地区，播种同种农作物，农时上也要有所差异。由此可见，气候、时令节气、温度等变化直接影响着农民们的春种秋收、衣食饱暖，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地域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农时，古代农业主要是靠天收获，因此农民对天时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十分注意。为此，农民们根据多年来对天时节令的关注，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无数经典的农业谚语，成为了农民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天气预报”，给农民的生产带来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