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壤污染中遥感研究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针对土壤污染可能出现的概念理解偏差，首先介绍土壤污染及其特点，明确了遥感技术监测土壤污染的目标与内容范畴。从土壤污染遥感监测研究，包括光谱机理、土壤污染反演、植被胁迫遥感反演等方面，全面总结了各种方法的主要进展、特点及应用中的问题。结合土壤污染监测需求，尤其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明确需求，分析了遥感技术在土壤污染源监管、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土壤调查布点优化、土壤污染反演研究等方面中的应用前景，表明遥感技术可以提高土壤污染监测能力，并为土壤环境管理提供全面宏观信息。

关键词：土壤污染;遥感;土十条;重金属;

引言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2005年至2013年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1]。国务院于2016年5月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实施“土十条”是国家向污染宣战的三个重大战略之一，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土壤环境监测是打赢土壤污染战役的重要基础。

传统的土壤污染研究是通过室内分析野外实地逐点采集的样品，获取各样点的污染物质含量，研究大部分则集中污染物化学测定方法、赋存状态、污染与所依附的微观环境的关系、污染分布迁移规律、污染风险评价方法等[2-5]。这种方法能够取得相对良好的测量精度，但耗时费力、效率较低，而且无法较好地获取空间上连续分布信息。遥感作为空间技术为宏观快速获取土壤重金属污染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径，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多源卫星遥感数据在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辐射分辨率、光谱分辨率等方面均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遥感技术在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与监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主要总结土壤污染遥感监测进展，结合目前土壤污染监测的迫切需求，分析遥感技术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中的可能应用前景。土壤污染与土壤污染遥感

1.1 土壤污染及特点

土壤污染是指所引入之物质或制剂的性质、数量或浓度可对土壤功能或使用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土壤污染的要素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土壤污染三要素)，即有可识别的人为污染物，有可鉴别的污染物数量的增加，有现存(直接显露)或潜在(通过转化)的危害后果[6]。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重点关注的是土壤污染或者是污染土壤(指已经构成污染的样点、场地和不同尺度的区域土壤)。然而，由于对概念理解的差异性，容易混淆了沾污和污染的差别，可能导致夸大土壤污染或污染土壤的问题。

土壤污染源可以分为天然源和人为源。天然源是指自然界自行向环境排放有害物质或造成有害影响的场所，此种状况一般称为自然灾害，如正在活动的火山。人为源是指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污染源，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在这些污染源中，化学物质对土壤的污染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按照物质或制剂进入土壤的途径所划分的土壤污染源可分为污水灌溉、固体废弃物的利用、农药和化肥的施用、大气沉降等。

土壤是不可再生资源，形成一厘米土壤大概需要几百年到上千年。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不均匀性和长期存在性等特点，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速度极慢，土壤一旦污染，将是“天长地久”。

土壤污染在土壤中的形态是其毒性的发挥的重要影响因子，同时污染在土壤中的形态也是光谱于遥感识别的重要基础。就土壤重金属而言，可以分为水溶态、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结合态和残留态。

1.2 土壤污染遥感

遥感是以电磁波与地球表面物质相互作用为基础，探测、分析和研究地球资源与环境，揭示地球表面各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时空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技术。近年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卫星遥感技术已经在气象、海洋、环境、减灾等各行各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应用。根据高分专项[7]、《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8]等规划，未来我国将发射多颗具有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辐射分辨率的高分卫星，将进一步丰富卫星数据的供给。

土壤污染遥感即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壤污染的识别、反演、监管或风险评价。遥感器对土壤污染或相关要素的响应是开展土壤污染遥感的基础。因此，土壤污染遥感应用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的监测需求与可遥感性分析(响应可识别性分析)，理清哪些需求可以通过遥感技术来实现，哪些需求可以辅助来实现，哪些需求可以引导遥感载荷发展。土壤污染遥感研究现状

土壤污染遥感监测研究主要是在光谱机理、土壤污染反演、植被胁迫遥感反演等方面。

2.1 土壤污染光谱机理研究

在土壤污染分析监测过程中，运用光谱分析法对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进行分析已成为一种快速的例行分析方法[9]。土壤污染物质及其与土壤结合后形成的特定光谱是进行光谱识别的基础，因此，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染的光谱测量与统计分析是土壤污染光谱机理研究的主要方面。

一些学者对有机污染物光谱测量做了探索研究，从文献来看数量不多，总体处于探索阶段。如刘庆生等对辽河三角洲土壤中石油类物质进行光谱测量并初步构建模型[10];赵春喜利用太赫兹时域光谱检测技术对土壤中滴滴涕等3种有机物进行了检测分析[11];王忠东等利用荧光光谱特征对土壤中有机污染物进行测量实验[12];盖利亚等[13]对农药类污染场地进行光谱特征分析，并明确出污染土壤的光谱响应特征。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较低，反射电磁辐射能量弱，光谱特征不明显，容易被土壤其他成分的光谱特征所掩盖，因此通过直接分析重金属元素的特征光谱来估算其含量比较困难[14]。因此，重金属与土壤中光谱活性物质(有机质、氧化物、粘土矿物、土壤水份等)的内在联系是基于土壤反射光谱研究重金属的基础。国内外学者对利用反射光谱法估算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了土壤重金属含量估算机理、土壤成分光谱特征、土壤光谱特征提取方法和估算模型等研究内容[15]。

使用的光谱仪有多种品牌，国内常用于土壤光谱测量的仪器，以Field Spec便携式分光辐射光谱仪居多。光谱测试范围可以从紫外光到红外波段(波长范围0.35~2.5μm)，波长精度±1nm，测试对象包括固体、液体等，以测量土壤反射率和辐射率为主[16]。

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实验室化学分析得到土壤样本重金属含量和土壤铁氧化物、有机质等的含量，直接计算重金属与土壤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土壤重金属与土壤光谱活性物质之间的相关关系。如王维等[17]通过对350~2500nm波段范围光谱曲线进行测试，分别分析了土壤重金属Cu与土壤化学组分、土壤化学成分与土壤特征光谱之间的关系，通过土壤中铁含量和镁含量实现了光谱法对土壤重金属Cu的间接预测。二是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重金属含量反演模型，分析重金属含量反演模型在土壤光谱波段上的权重，依据土壤光谱活性物质的光谱特征，建立重金属元素与土壤组分之间的联系。如解宪丽等[18]选择江西贵溪铜冶炼厂污染区采集土样，分析了9种重金属元素与土壤可见光-近红外反射光谱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关的原因。吴昀昭等[19]利用单变量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南京地区土壤反射率光谱与Hg含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数量关系快速预测了土壤Hg含量。

虽然光谱分析在理论探索和实用性方面被广泛应用，但光谱定量分析建立在相对比较的基础上，建模的众多假设与实际监测土壤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实际监测的精度。

2.2 土壤污染遥感

从土壤污染光学遥感进展类文献来看[15，16，20，21]，很多学者开展了多光谱光学及高光谱遥感的土壤污染监测研究。有从元素类型上分，建立不同元素的遥感反演方法;从遥感手段上看，有多光谱手段、近地表高光谱、航空高光谱、卫星平台高光谱等开展土壤污染监测。

从监测对象来说，有开展流域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如Eunyoung Choe等[22]利用Hymap高光谱数据制作了河流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分布图，兰泽英等[23]利用高光谱数据进行乐安河流域重金属污染反演。有开展农田污灌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如王燕[24]利用高光谱数据开展石家庄污灌区重金属遥感反演。有对污染场地进行土壤污染进行遥感监测，如盖利亚等[13]对农药类污染场地进行光谱特征分析。也有对一般性土壤开展重金属制图研究，如张威[10]开展三江源草地的重金属高光谱反演研究。很大一部分学者对矿山、尾矿库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开展遥感监测，如Kemper等[25]开展矿区土壤重金属光谱研究。

总体来说，估算探测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其精度和稳定性受限，主要原因在于土壤重金属含量通常属于痕量级，即使在重污染区域，即土壤重金属含量大于三级临界值的区域(参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26]，其诊断性光谱特征也很容易湮没在其他土壤组分的影响之中。但总体而言，土壤污染程度越高，如典型的污染场地，遥感反演与识别的效果更好。因此，针对重点污染场地，分析其土壤污染特征与规律对进行土壤污染遥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应用展望

目前来说，土壤污染遥感研究主要集中在遥感机理与模型的构建方面，与实际的管理应用需求结合不是很紧密。利用已有成熟遥感技术，结合土壤污染光谱、反演、植被胁迫等方面的遥感研究进展，面向国务院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土壤环境质量管理需求，可更为实用地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遥感优势。

3.1 土壤污染源遥感监管

土壤污染源是土壤污染的源头，加强工矿企业的环境监管，切断土壤污染的源头，遏制土壤污染扩大的趋势。《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多次提出对于重点污染源、矿产资源集中开采区、石油开采区的监管及农膜污染的防治。遥感技术上述污染源监管工作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矿产集中开采区，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划定矿产开发土壤污染边界，开展矿区未利用地环境遥感监管。对于石油开采区，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划定土壤污染范围与面积，开展油田开采区未利用地环境遥感监管。对于农田农膜，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对河北、辽宁、山东、河南、甘肃、新疆等农膜使用量较高省份进行遥感监测，分析农膜使用面积以及回收面积变化。对于固体废物集中堆存场地，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对尾矿库、煤矸石、工业副产石膏、粉煤灰、赤泥、冶炼渣、电石渣、砷渣以及脱硫脱硝除尘产生固体废物的堆存场所，开展遥感识别与遥感监管。对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污染地块，利用遥感技术监测污染地块的分布及其环境风险。

3.2 遥感技术服务风险管控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强调，要“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对已污染的土地，要“防范人居环境风险”。立足多源卫星数据，开展相关空间的遥感监测。一是对土壤良好区域、国家划定的土壤环境保护重点区域，依法开展遥感监测，监测可能存在的破坏行为。二是对土壤严重污染区域，国家划定的土壤污染控制区，进行遥感监测，防止在此周边建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

另外，通过收集污染源普查数据、互联网数据、遥感解译等，摸清区域典型土壤污染源分布，形成土壤污染源分布数据集。叠合土壤污染源、遥感专题参数、环境敏感区(如居民聚居区、保护区)、气候气象、河流水系、土壤侵蚀、地形地貌、地表覆盖与土地利用分类等信息，耦合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进行区域尺度上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与分区。在不同情景下，模拟重金属污染过程，进行区域风险评价，并有针对性提出控制方案。

参考文献

[1]《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土资源部，2014.4.[2]Huan Feng et al.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 and PCB contaminants in the sediments of an urban estuary:the Hudson River.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1998，45(1):69-88.[3]李鸣，吴结春，张小林，邹雪静.鄱阳湖五河入湖重金属污染和分析评价[J].南昌大学学报(理科版)2008，32(5):483-486.[4]Yunfeng Xie，Tong-bin Chen，Mei Lei，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estimated by different interpolation methods:accuracy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J].Chemosphere，2011，82(3):468-476.[5]Donato Sollitto，Marija Romic，Annamaria Castrignanò，etal.Assessing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soils of the zagreb region(northwest croatia)using multivariate geostatistics[J].Catena，2010，80(3):182-194.[6]陈怀满.环境土壤学(第二版)[M].科学出版社，2010.

第二篇：电影研究现状分析论文（范文模版）

【内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1997年3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2000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20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文章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美国为主），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写的《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① 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20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

1、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这和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第一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 Jay Leyda（中文名：陈力）②。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中文名：《电影》）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11章讲述香港电影。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这种局面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Stephen Teo（马来西亚人，张建德）的专著《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罗卡和法兰·宾的著述《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港译名：《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是他2000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poshek 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文章，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poshek Fu和David Desser合编《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是伊利诺伊大学在1997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sther C.M.Yau编著的《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怀乡、碎言和错位”。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都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 Kong Electric Shadow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在《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中，Esther 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自从70年代初李小龙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功夫一生》、《功夫：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关锦鹏电影》。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1978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截止2000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1.《黄宗 回顾展》，1978。

2.《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

3.《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96修订本），1982。

7.《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

8.《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

10.《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

11.《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

12.《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

13.《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

14.《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91。

16.《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

17.《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

20.《躁动的一代：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1996。

21.《光影缤纷五十年》，1997。

22.《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

23.《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1999。

24.《跨界的香港电影》，2000。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武侠——功夫电影研究；

2、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

3、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

4、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

5、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

6、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③ 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④ 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1、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第一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历史系）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 Abbas所著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2、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层次。

历史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之

二、《从手艺到科技——香港电影的技术进程》、《香港早期电影轨迹（1896—1950）展览》特刊、《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粤港电影因缘》等一系列活动和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历史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拓取研究。特别是有“活历史”之称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体系浩大磅礴，全面记叙了电影有史以来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目前已经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电影公司运作体制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图展览特刊》、《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等研究书籍，搜罗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制片厂时代，并以肯定的态度认可其贡献。

在导演方面，资料馆以作者论的方式，重点评述了几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导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电影大师，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黎民伟日记》、《张彻——回忆录·影评集》、《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等，把天才和产业间的互动关系统一起来，全面肯定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的历程。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常设性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藏有大量珍贵的胶片和史料。它的设立，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影像资料和历史史料都充足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一个契机。

3、回忆录和传记

由于早期的较多影人并没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著述就多是回忆录的样式了。香港有着宽松的出版环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爱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香港电影发展多年的亲事人，他们的回忆也让人有亲历历史的感觉。这类回忆录实在太过繁多，可以参看余慕云《香港电影八十年》中的三页列表，下面略微介绍几本较为重要的：

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关文清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电影事业，而且和大观片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对很多当年的电影事件、影人有着清晰的记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电影史资料。

《邵逸夫传》，作为控制了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带领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资本流动关系，至今影响着香港的影视业。

薛后所写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林黛、夏梦、张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轶事，“长凤新”和国内电影界的关系，和香港业界的关系，及其80年代内地开放后怎么率先拍摄《少林寺》把香港电影和内地业界联系起来的历史，这些史料具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上面所介绍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口述计划，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次口述计划的主题分别是“南来香港”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被采访人全部是重要的当事人，这份资料对研究中港电影之间的资本、人才关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会和电影业状况，有着极大的价值。

总体来讲，香港众多的回忆录和传记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历史的当事者逐渐老去，历史渐渐就只能成为一个符号来被理解了。能够保存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记录，并非一个功利性的学术课题，而是保留历史的财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评人

王赓武编的《香港史新编》中提到，香港报纸繁多，专栏是报纸的重要特色，而电影专栏则需要专门的影评人，对新片和电影现象发表意见，香港主要的影评人有石琪、罗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电影界的资深评论人士，从70年代开始，每月必有几篇关系全港的影评，连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页上也专门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评，他主要的文章多发在《中国学生周报》（早年）和《明报》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评也曾汇集成书，浩浩荡荡八卷本《石琪影话集》，香港电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琐事，无不一网打尽，对香港电影研究有很好的辅佐价值。他的影评从无破坏性的批评，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实理解业界的关系。

罗卡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界最重要的学者、策划人、理论家之一，不论是资料馆的成立、电影节的创办，还是国外学者的组稿和请教，罗卡都有份参与，但因为他没有专著出版，所以放在此处介绍。罗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的编辑，石琪、林年同等人当年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罗卡本人仅著有《电影之旅》少数几本书，但他的文章总是关注香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在历年的电影节回顾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罗卡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上升到批评意义的学术观点，他的观点极具权威价值。

李焯桃曾从1980年开始主编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刊物《电影双周刊》达7年之久，期间支持新浪潮运动，发表个人论点，颇有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的影子。李焯桃的论文结集有《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笔记》、《观逆集——香港电影篇》、《观逆集——中外电影篇》、《淋漓影响馆——抛砖篇》、《淋漓影响馆——引玉篇》，深度与广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极具国际视野，是一个学者型的影评人。

另外的香港影评人众多，也办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影评人协会等团体。从好的方面看，繁荣的评论和批评环境，是电影产业链中必要的一环，负责着联系公司意图和观众观看心理的作用。香港电影的多年繁荣发展，影评人的地位功不可没。

5、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其刊物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作为一个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有着50余人的作者队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来，其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评价。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回顾香港电影的评论文集，可以作为对一年来电影资料的总汇。他们也经常会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KUbrICK书店举办讨论活动，颇具时代小先锋的意义。需要一提的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编辑的几本书籍颇为重要：

他们编辑、译著的书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导演作品选析》、《诗人导演——费穆》、《丈八灯台看电影》、《戏缘》、《从新浪潮到后现代》、《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从题目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时代紧要的问题和人物，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江湖未定》这两本书，角度新颖有趣，提出的问题别具一格。

通过上面的一番简单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资料翔实，切中实际问题。但有些现象早就暗示了危机，例如专著太少，论文太多的情况，说明本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立场来进行总结性的专题研究。在香港电影业萧条的今天，一些评论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困难而放弃写作，到时香港电影面对明天将会更迷惘。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电影业界和学术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五、小结

电影学科自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高校，并多设立于文学系下，着重点在于欧洲充满思考性和艺术创新的大师。同样的情况可以引用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中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开始引入电影学科，进行专业的电影研究，而最初的兴趣点多会关注中国第五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电影之类的问题。而面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都市香港，一种暗含的对立情绪经常会渗透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香港电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观众同样是如此的吊诡，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关注。

香港电影研究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地域的华人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范畴、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断，在这个领域全无意义。它是凭借着百年的历史、近万部的电影、众多的奖项和成就强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并非因为学院派对香港电影的娱乐性感到津津有味。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不涉及到观众和票房的问题，这种条件下艺术能够生存的空间微小得有限，但仍旧能够体现出体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卫《东邪西毒》上映之时，香港掀起了一股关于雅俗高低的争论，但继石琪在《明报专栏》中批评之后，出现了大量以市民兴趣和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批评文章，专栏作家游清源讽刺那些拥护王家卫电影的人为“盟塞”的知识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影评文章为“猪肉”，并非珠玉。当时，李焯桃在面对这种两极化现况时，有以下的见解：

“这种论调（即强调电影的商品本质的看法）其实是个陷阱，港台两地的影坛，由于没有真正的独立制作及另类发行系统，根本从来没有足够‘个人创作’的空间。而长期面向大众的影评，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绪及反智的倾向，只崇尚直接简单的作法，对稍为脱轨的作品，往往口诛笔伐讥为闷艺、造作扮嘢、故作玄虚、自恋自溺（甚至自渎！）。”⑥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香港电影的研究，更是无法适时地做出判断。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专著，而个人论文集很多的原因。虽然香港有较为成熟的社区和文化形态，但它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场，无法对模糊的香港电影现状加以指导和判断。本土学者同电影业界一样，在边缘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场。

这种对娱乐性的偏见，限定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香港电影的众多现象，并进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缺陷，中国内地的研究碍于刚刚起步，台湾的政治身份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众多的英文学术研究成为了香港电影研究最具国际化视野、最具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有个学科的比喻会让人感到惊叹：埃及学研究的中心，在欧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势并非如此恶劣，众多中国内地、香港的学者在不断做出突破。近年来关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不断出现，钟宝贤女士的《香港影视业百年》图文并茂、观点鲜明，罗卡和法兰·宾的英文香港电影史《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已经出版，而广州的李以庄、周承人的香港电影全史也正在进行。

目前香港电影正在经历“冰河期”的低谷，但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并非坏事，而要从现象中观察必然的逻辑。战后香港电影几经转折，这次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一次。而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回归7年后的香港应该有个自己的选择，如何定义香港电影的文化渊源、发展走向、研究思路。

台湾电影市场一度和香港电影市场紧密相连，但今日已经不同往日了。台湾电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电影的原因之一，⑦ 而台湾境内摇摆的政治风云，以及在东亚地区所处的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影响他们关于电影研究的发展前景，委实不能让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学习西方香港电影研究的同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学界的交流值得让人期待。方言、距离、业界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对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内地电影学研究的发展，在于政府仍没有放弃挽回电影产业的努力。市场的逐渐联姻，奠定了文化寻求合作的基础。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内地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尝不是。在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上，更需要在美学、民族化、产业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释：

① ［美］I.C.Jarvie: 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序言》，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77，第1页。

② Jay Leyda（1910—1989），美国人，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师承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间来到中国，以外国专家身份参与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资料整理工作，回国后著述了中国电影史著作《电影》一书，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国家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开创了美国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查奕恩曾和陈力同在纽约大学教书，直接受到陈力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

③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65页。

④ 原话是“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的《序言》，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转引自黄维墚《香港文学的发展》第十三章，参见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5页。

⑥ 张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识政治：反思“严肃”与“流行”之别》，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页。

⑦ 1988—1993年间，台湾资金流入香港电影影市形成“片花潮”。台资的涌入，不单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卖埠版权费，而且在滥拍风潮的恶性循环下，“烂尾”投资不计其数，即使能够完工的影片也难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坏了香港本土的院线制度。而1993年5月28日，八大台湾发行商组成台北市片商工会国片海外联谊小组，提出压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员上涨的片酬，并提出三个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台湾新闻部放宽西片和日本片在台湾上映的拷贝数量限制，使得港片压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领域占有起码三分之一的台湾市场，顿时消失，拖垮了香港电影产业链。参见钟宝贤《香港影视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版，第360—363页。

第三篇：土壤污染论文

土壤污染的危害与防治

摘要：土壤不但为植物生长提供机械支撑能力，并能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要的水、肥、气、热等肥力要素。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工业迅猛发展，固体废物不断向土壤表面堆放和倾倒，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及飘尘也不断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导致了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并危害人体健康。我国是一个人多耕地少, 土壤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土壤污染对于合理利用土地、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土壤污染现状；土壤污染特征；土壤污染类型；土壤污染原因；土壤污染危害；土壤污染防治 1前言

1.1研究背景

1.1.1土壤污染定义

土壤是指陆地表面具有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其厚度一般在2 m左右。土壤不但为植物生长提供机械支撑能力，并能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要的水、肥、气、热等肥力要素。

土壤污染是指人类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污染物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土壤中与土壤发生交互作用，不断富集，形成多种超过土壤自身净化能力的有害物质，导致土壤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代谢能力逐渐失调的污染。1.1.2土壤污染现状

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机物使用的增多，加剧了土壤的污染速度和程度。土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净化能力，但是随着近年来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污染物的数量、种类和污染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土壤自身净化能力，破坏土壤内部的平衡，使污染物的积累占据优势，导致土壤丧失正常功能。

目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农业集约化正在不断发展，未经处理的废弃物被转移到土壤当中，并由于自然因素不断汇集、残留在土壤环境中。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达 130 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 1.36 亿亩。近年来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大田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危害可能波及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

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例为1.1%。土壤污染以无机型为主。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４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林地点位超标率为10.0%，草地点位超标率为10.4%，未利用地点位超标率为11.4%。

镉、汞、砷、铜、铅、铬、锌、镍８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７7.01%、1.6%、2.7%、2.1%、1.5%、1.1%、0.9%、4.8%，其中镉重度污染点位比例为0.5%。六六

六、滴滴涕、多环芳烃３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

1.2土壤污染的特征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因此，土壤污染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较长的时间。

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质在土壤中并不象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

土壤污染具有难治理性。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则往往很难恢复，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其他治理技术可能见效较慢。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土壤污染具有高辐射性。大量的辐射污染了土地，使被污染的土地含有了一种毒质。这种毒质会使植物生长不了。1.3土壤污染物类型

化学污染物。包括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无机物主要有汞、铬、铅、铜、锌等重金属，砷、硒等非金属，过量的氮、磷植物营养元素，氧化物和硫化物等。有机污染物主要有酚、有机农药、油类、和洗涤剂类等，如各种化学农药、石油及其裂解产物，以及其他各类有机合成产物等。

物理污染物。指来自工厂、矿山的固体废弃物如尾矿、废石、粉煤灰和工业垃圾等。

生物污染物。指带有各种病菌的城市垃圾和由卫生设施（包括医院）排出的废水、废物以及厩肥等。

放射性污染物。主要存在于核原料开采和大气层核爆炸地区，以锶和铯等在土壤中生存期长的放射性元素为主。1.4土壤污染的原因

农药污染。农药属于污染土壤的主要有机污染物，我国每年的农业生产都要喷洒100 多万吨农药，而蒸发和能被植物体吸收的只有一部分，其他都散落在土壤中。散落在土壤中的农药在各种作用下形成导致土壤污染的有机物。

化肥污染。过量施用化肥会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导致土壤板结、孔隙变小。另外，硝态氮肥的过量施用，会使牲畜所食饲料中含有过多的硝酸盐，不利于牲畜体内氧气的输送，进而引起动物患病，严重时可能致死。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合理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一定的增产效果。由于我国污水处理、排放达标率较低，污水中含有许多有毒重金属污染成分。另外，石油化工、肥料、农药等工业废水亦会引起酚、三氯乙醛等有机物的污染。

大气沉降污染。大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有汽车尾气、冶金工业排放的金属粉尘、燃烧废弃物、核试验的散落物、核武器爆炸等产生的有害气体和悬浮物。这些有害物质的主要成分有二氧化硫、氟化物、臭氧、氮氯化物、碳氢化合物、重金属、放射性元素等。这些气体反应化合后生成破坏土壤生态平衡的酸雨，随着自然沉降和降水过程进入土壤中，引起土壤污染。汽车尾气排放的铅和未燃尽的四乙基铅残渣，及轮胎磨损产生的粉尘，从而造成土壤严重破坏。固体废弃物污染。固体污染物的种类繁多，性质复杂，比较常见的有矿渣、煤矸石、核废料处理、粉煤灰等工业废物，不易被蒸发、挥发和微生物分解的塑料膜等白色污染物。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是土壤固体污染的主要来源。大量未经处理工业废弃物随意堆积，重金属元素会在雨水的淋洗下向土壤中释放其有效态成分，增加了对地下水的危害。

牲畜排泄物污染。养殖场内的牲畜粪便和屠宰场内动物体遗留物是土壤污染的生物源。这些排泄物含有多种可导致土壤和水体遭受污染的寄生虫、病原体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如果用这些未经处理的废物当肥料施用在地表，就会使这些微生物长期存活在土壤中并大量繁殖，进而引起土壤污染。

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是指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例如，冶炼、电镀、燃料、汞化物等废水排放引起镉、汞、铬、铜等重金属土壤污染。2土壤污染的危害

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据有关资料表明，由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2000 年已达到 320 亿元人民币。据估计全国近年受乡镇工业污染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在 100 亿以上。全国每年发生污染渔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为 3 亿美元，并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影响农作物安全及农业生产，最终导致其经济损失占 GDP 的0.5%-1.3%。对于农药品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尚难以估计。

导致农产品污染超标、品质不断下降，成为农业生态安全的克星。目前，中国农药产量居世界前列，农药长期大量使用，造成农药对土壤环境的大面积污染，土壤害虫抗药性不断增加，同时也杀死了大量害虫天敌和土壤有益动物，进而使农业生态安全失去基础保障。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生产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土壤环境污染除影响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外，也明显地影响农作物的其他品质。有些地区已使得蔬菜的味道变差，不容易储藏，易腐烂，甚至出现难闻的异味，农产品的储藏品质和加工品质也不能满足深加工的要求。这些有机污染物的自然降解十分缓慢，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性。长期大量使用氮肥，会使土壤板结，生物学性质恶化，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散落在土壤中的农药在各种作用下形成导致土壤污染的有机物，这样，土壤中的农药就会被植物吸收，积累在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种子中进而危害到人类的健康。

导致大气环境的次生污染。土壤环境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表土容易在风力的作用下进入到大气环境中，导致大气污染及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次生生态环境问题。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并成为水体污染的祸患。农田生态系统中仅化肥氮的淋洗和径流损失量每年就约 174 万吨，长江、黄河和珠河每年输出的溶解态无机氮达 97.5 万吨，是造成近海赤潮的主要污染源。土壤环境受到污染后，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金属污染。人、畜通过饮水和食物可引起中毒。

危害人体健康。（1）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2）引起钩端螺旋体病和炭疽病（3）引起破伤风和肉毒中毒（4）急性农药中毒（5）慢性中毒（6）致突变、致畸和致癌作用。3土壤污染的防治 3.1防治现状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现状在治理土壤污染这一问题上，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涵盖了农业环境保护、防治土地污染等方面，这些法律政策对改善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提供的只是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并没有制定专门性的单行法律。因此，可以说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上的法律是缺乏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的。尽管目前法律、法规和标准建设在总体上尚处于初级阶段，但立法速度明显加快，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支持土壤污染修复行业长远发展的大背景和大环境是确定无疑的。

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4年12月17日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同日发布《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告》和《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查与评定主要数据成果的公告》，综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三份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十分严重，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场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令人担忧。公告显示，全国耕地退化面积比例超过40%，七至十等的劣质耕地比例达到27.9%，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达到19.4%，耕地质量整体表现为“四成退化、三成劣质、二成污染”的“四三二”状态。全国土壤污染总体呈现出“老债新账、无机有机、场地耕地、土壤水体”等并存复合污染的严峻局面。

现阶段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尚属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还没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储备，更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标准及环境管理框架体系，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土壤修复产业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一起共同努力，还需要走较长的一段并不平坦的路程。3.2污染防治

科学污水灌溉。工业废水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有些工厂排出的废水可能是无害的，但与其他工厂排出的废水混合后，就变成有毒的废水。因此在利用废水灌溉农田之前，应按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规定的标准进行净化处理，这样既利用了污水，又避免了对土壤的污染。

合理使用农药。合理使用农药，这不仅可以减少对土壤的污染，还能经济有效地消灭病、虫、草害，发挥农药的积极效能。在生产中，不仅要控制化学农药的用量、使用范围、喷施次数和喷施时间，提高喷洒技术，还要改进农药剂型，严格限制剧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重视低毒、低残留农药的开发与生产。农药施用前必须了解其用法，学会喷洒技术，大限度地减少农药与土壤表面的接触。其次，农药生产企业要积极研制高效、低残留农药。

合理施用化肥。根据土壤的特性、气候状况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特点，配方施肥，严格控制有毒化肥的使用范围和用量。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可增强土壤胶体对重金属和农药的吸附能力。如褐腐酸能吸收和溶解三氯杂苯除草剂及某些农药，腐殖质能促进镉的沉淀等。同时，增加有机肥还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的流动条件，加速生物降解过程。

施用化学改良剂。对于重金属轻度污染的土壤，使用化学改良剂可使重金属转为难溶性物质，减少植物对它们的吸收。酸性土壤施用石灰，可提高土壤pH值，使镉、锌、铜、汞等形成氢氧化物沉淀，从而降低它们在土壤中的浓度，减少对植物的危害。

增加土壤容量，提高土壤净化能力。一方面，可采用砂土掺黏土来改良砂性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吸附有害物质的能力、种类和数量，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活性。另一方面，可分离和培养各种新的微生物，提高生物降解净化土壤的能力。变更土地耕作方法。土壤受污染的程度与土壤性质密切相关，可以通过改变土壤耕作方法使土壤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解决部分污染物对土壤的危害，如铲除表土、换客土、深翻土、旱田改水等。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方法。土壤污染物质可以通过生物降解或植物吸收而被净化。蚯蚓是一种能提高土壤自净能力的动物，利用它还能处理城市垃圾和工业废弃物以及农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积极推广使用农药污染的微生物降解菌剂，以减少农药残留量。利用植物吸收去除污染：严重污染的土壤可改种某些非食用的植物如花卉、林木、纤维作物等，也可种植一些非食用的吸收重金属能力强的植物，如羊齿类铁角蕨属植物对土壤重金属有较强的吸收聚集能力，对镉的吸收率可达到10%，连续种植多年则能有效降低土壤含镉量。

增施有机肥料。增施有机肥料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既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特别是土壤胶体性质，又能增大土壤容量，提高土壤净化能力。受到重金属和农药污染的土壤，增施有机肥料可增加土壤胶体对其的吸附能力，同时土壤腐殖质可络合污染物质，显著提高土壤钝化污染物的能力，从而减弱其对植物的毒害。

实施针对性措施。对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主要通过生物修复、使用石灰、增施有机肥、灌水调节土壤Eh、换客土等措施，降低或消除污染。对于有机污染物的防治，通过增施有机肥料、使用微生物降解菌剂、调控土壤pH和Eh等措施，加速污染物的降解，从而消除污染。总之，按照“预防为主”的环保方针，防治土壤污染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防止新的土壤污染；对已污染的土壤，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清除土壤中的污染物，改良土壤，防止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结束语

土壤是难以再生的战略资源，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提高公众的土壤保护意识，人人参与土壤保护，保护我们的家园，让我们的土壤上结出最美的树苗，最美的花朵，最美的果实。参考文献：［1］郑惊鸿.全国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调查开始.中国色谱网.2006.7.19.［2］张晓峰.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及其防治对策.青年科学.2009.(6).［3］林玉锁.土壤环境安全及其污染防治对策.环境保护.2007.(1).［4］马秀明.汪娟梅.宋波.土壤环境污染的现状及修复.科技论坛.［5］顾远红（河南省南阳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河南南阳473055土壤污染治理方法

［6］百度百科，土壤污染词条

第四篇：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摘要：土壤污染已成为世界性问题，笔者收集了我国大量相关资料，并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得出了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也相当严峻的结论。土壤污染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并危害人体健康。我国土壤污染危害巨大，污染程度在加剧，但污染防治基础相当薄弱。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土壤污染现状的分析，揭示土壤污染防治的必要性，提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切实保护土壤资源及加强土壤保护等方面的建议。关键词：土壤污染；污染现状；重金属;污水灌溉;固体废弃物;有机农药引言

目前大陆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受矿区污染土地达200万公顷，石油污染土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近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达330多万公顷。土壤污染使全国农业粮食减产已超过1300万吨，因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由于污染，土壤的营养功能，净化功能，缓冲功能和有机体的支持功能正在丧失。土壤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综合性自然资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加强研究，采取措施，切实阻止土壤污染继续扩大的趋势，清除被称为“化学定时炸弹”的土壤污染。2 我国土壤污染现状

2.1 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城市污染的加剧和农用化学物质种类，数量的增加，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污染程度在加剧，面积逐年扩大。根据农业部环保监测系统对全国24个省市，320个严重污染区约548万公顷土壤调查发现，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对全国粮食调查发现，重金属Pb，Cd，Hg，As超标率占10％。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差，滞留时间长，大多数微生物不能使之降解。并可经水，植物等介质最终危害人类健康。

2.1.1 随着大气沉降进入土壤的重金属 人类活动产生的重金属粉尘以气溶胶的形式进入大气，经过自然沉降和降水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特别是汽车运输对公路沿线污染严重。江苏省高速公路两边的土壤“病情”严重，公路两边100米成为铅污染区，铅对土壤的污染已深达30cm，而这一深度往往正是农作物生长的深度，这直接导致蔬菜等农作物中铅含量超标，在30个观测点中，蔬菜中的铅含量最高超标居然高达6倍。专家研究认为污染来源于汽车尾气排放的铅和未燃尽的四乙基铅残渣以及汽车轮胎磨损产生的粉尘进入土壤。专家呼吁在交通干线两侧多种植树木和花卉，不要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我国地质化学勘查学科的创始人，中科院资深院士谢学锦指出，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加重与我国当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由于煤炭等资源消耗量大，加重了大气污染，导致了酸雨增加，从而加速了土壤中镉，汞，铅，砷等重金属的累积，造成“中毒”土壤增加。在宁杭公路南京段两侧的土壤形成Pb，Cr，Co污染带，且沿公路延长方向分布，自公路两侧污染程度减弱。大气中经自然沉降与雨淋进入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与重工业发达程度，城市人口密度，土地利用率，交通发达程度有直接关系。污染强弱顺序为：城市-郊区-农村。

2.1.2 随着污水灌溉进入土壤的重金属

污水按来源和数量可分为城市生活污水，石油化工污水，工矿企业污水和城市混合污水等。由于我国工业迅速发展，工矿企业污水未经分流处理而排入下水道与生活污水混和排放，从而造成污灌区重金属Hg，Cd，Cr，Pb等含量逐年增加。根据我国农业部进行的全国污灌区调查，在约140万公顷的污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占46.7％，中度污染占9.7％，严重污染占8.4％。根据《2004年辽宁省环境质量通报》披露，辽宁省8个主要污灌区的土壤环境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污染面积达6.46万公顷。污灌区主要污染物质为镉，其次为镍，汞和铜。2.1.3 随固体废弃物进入土壤的重金属

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其中矿业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最为严重。这类废弃物在堆放或处理过程中，由于日晒，雨淋，水洗重金属极易移动，以辐射状，漏斗状向周围土壤扩散。我国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其中的废旧电池对土壤的污染危害巨大。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对长兴县蓄电池企业最为集中的煤山镇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长兴县煤山镇一带的重金属镉，铅含量已超过国家标准。其污染源就是蓄电池废旧材料的乱堆放。土壤污染使长兴县林城镇上狮村玫瑰花种植基地玫瑰花铅含量超标，销路困难，不光玫瑰花，上狮村的大米，茶叶，桃子，青梅等农产品都被检测含铅量超标，市场前景暗淡。而由于固体废弃物的大量堆积，南京城老居民区土壤中含铅量平均值达到141.6mg/kg，远远超过24.8mg/kg的土壤背景值。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废旧干电池，锂电池，蓄电池等电子垃圾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土壤污染源。据测算，1节一号含汞电池烂在土壤中，可以使1平方米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江苏宜兴的大量陶瓷企业乱堆乱放的废料废渣同样是造成当地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重要原因。2.2 土壤有机物污染现状

土壤中的有机物污染物质主要来源有机农药和“工业三废”，较常见的有有机农药类、多环芳烃（PAHs）、有机卤代物中的多氯联苯（PCBs）和二恶英（PCDDs）以及油类污染物质、邻苯二甲酸酯等有机化合物。另外，农膜对土壤的污染也相当严重。部分污染物质由于其独特的热稳定性能，化学稳定性能和绝缘性能，在生产和生活中用途很广，常造成严重的累积后果，特别是某些有激素效应的种类，对人和其他动物的生殖功能有干扰作用或负面影响，对其毒害效果的消除治理是人类面临的一大环境课题。2.2.1 有机农药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每年使用的农药量达到50-60 万吨, 其中约有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 每年使用农药的土地面积在2.8 亿公顷以上。农药品种有120余种，大多为有机农药。田间施药大部分农药将直接进入土壤环境中。另外，大气中的残留农药及喷洒附着在作物上的农药，经雨水淋洗也将落入土壤中，污水灌溉和地表径流也是造成土壤农药污染的原因。我国平均每公顷农田施用农药13.9kg,比发达国家高约1倍，利用率不足30％，造成土壤大面积污染。据陈同斌等人统计，我国目前受农药污染的土地面积已超过1300-1600万公顷。

有机农药按其化学性质可分为有机氯类农药，有机磷类农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和苯氧基链烷酸酯类农药。前两类农药毒性巨大，且有机氯类农药在土壤中不易降解，对土壤污染较重，有机磷类农药虽然在土壤中容易降解，但由于使用量大污染也很广泛。后两类农药毒性较小，在土壤中均易降解，对土壤污染不大。2.2.2 多环芳烃

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源较复杂，其中主要包括矿物油，化石燃料燃烧及木材燃烧产物等。土壤中的PAHs对人类健康危害巨大。许多PAHs可致癌，还具有破坏造血和淋巴系统的作用，并能使脾，胸腺和隔膜淋巴结退化，抑制骨骼形成。多环芳烃（PAHs）已成为我国土壤中一类较为常见的有机污染物，由此导致全国主要的农产品中PAHs超标率高达20％以

天津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污染严重，土壤中多环芳烃来源复杂，石油，煤，及其不完全燃烧产物为其主要来源。此外，由于水资源短缺，天津自1958年利用污水灌溉，污灌区面积140000公顷，污灌区土壤遭受严重污染，大气沉降进一步加剧了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目前污灌区土壤大多呈黑褐色，有机质含量较高。最大达23.1mg/g（TOC/干土）。根据张枝焕等对天津地区表层土壤中芳香烃污染物的化学组成及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天津地区不同环境功能区表层土壤中分布有多种类型的烃类污染物，已经检测到的多环芳烃化合物有100种单体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主要有菲，甲基菲，萤蒽，芘等。但含量差别显著，污灌耕地和滨海盐土耕地四环以上芳香烃含量较高且随深度降低较大，而非污灌耕地和北部山区烷基取代物含量较高且随深度降低小，但剖面深部（＞40cm）芳香烃化合物组成特征基本趋于一致。这说明天津地区四环以上芳香烃污染土壤较重，且主要分布于污灌耕地和滨海盐土耕地。2.2.3 二恶英

随着我国杀虫剂，除草剂，防腐剂等的生产，金属冶炼以及部分其它农药的使用等，都会使二恶英（PCDDs）进入土壤。城市垃圾焚烧残渣，汽车尾气沉降，纸浆的漂白水任意排放是土壤中PCDDs的主要来源过程。我国从1959年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用五氯酚钠防治血吸虫病，其杂质二恶英已造成区域二恶英类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底泥中的二恶英含量也很高。据研究二恶英具有强脂溶性，可渗入人体细胞核中，与蛋白质结合，改变DNA的正常遗传功能，控制相应的基因活动，从而扰乱内分泌并致癌。2.2.4 邻苯二甲酸酯

邻苯二甲酸酯(PAEs)主要用作塑料的增塑剂，主要用于聚氯乙烯(PUC)加工行业，也可用作农药载体，驱虫剂，化妆品，润滑剂和去泡剂的生产原料。该化合物具有一般毒性和特殊毒性（如致畸，致突变，或具有致癌活性），可造成人体生殖功能异常，发挥着类雌性激素的作用，干扰内分泌，被人们称为第二个全球性PCB污染物。农业土壤中PAEs主要来源于大气污染物（涂料喷涂，塑料垃圾焚烧和农用薄膜增塑剂挥发等的产物以及工业烟尘）的沉降，污水和污泥农用，化肥，粪肥和农药的施用，以及堆积的大田薄膜和塑料废品等长期受雨水浸淋对土壤生成的污染。其中土壤污灌可使土壤中DBP和DOP含量增加49倍和72倍之多。2.2.5 农膜

我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膜，致使农膜污染土壤面积超过780万公顷，且回收率低，导致其在土壤中残留，影响土壤通气透水，使土壤养分迁移受阻，并因此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2.3 不合理施肥造成的土壤污染

我国化肥施用量折纯达4100多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成为世界第一化肥消费大国。目前我国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偏高，特别是氮肥施用量更高。由于有机肥投入不足，化肥施用不平衡，造成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污染了土壤，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产品品质。近几年西北，华北地区大面积频繁出现沙尘暴，与耕地理化性状恶化，团粒结构破坏，沙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有机肥施用量增加很少，部分地块甚至减少，有机态养分占总施用养分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引发许多土壤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中科院侯彦林教授说，化肥污染隐蔽性强，且具有长期潜伏性。

2.4 放射性物质对土壤的污染

土壤辐射污染的来源有铀矿和钍矿的开采，铀矿浓缩，核废料处理，核武器爆炸，核实验，放射性核素使用单位的核废料，燃煤发电厂，磷酸盐矿开采加工等。近几年来，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污染物进入土壤中，这些放射性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损伤人体组织细胞，引起肿瘤，白血病，遗传障碍等疾病。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土壤氡污染致癌5万例，而天津市区公众肺癌23.7％是由氡及其子体造成的。磷矿石中常伴有U,Th,Ra等天然放射性元素，因而磷肥施用会对土壤产生放射性污染。对我国8个省，地区的磷肥进行测定，磷肥的放射性强度在1.7*10-12-8.21*10-10（Ci.g-1）之间，土壤对核素有富集作用，但有一定限度。

3、参考文献：

[1] 徐月珍.防止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措施[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1989(1):29-31.[2] 任旭喜.土壤重金属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1999,25(5):31-33.[3] 陈晶中,陈杰,谢学俭,等.土壤污染及其环境效应[J].土壤,2003,35(4):298-303.[4] 孙铁珩,李培军,周启星.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 赵美微,塔莉,李萍.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防治、修复研究[J].北方环境,2007(6):21 [6] 吴小青.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环境监测,2006,(8)

土

壤

污

染

现

状

第五篇：遥感论文[推荐]

浅谈中国遥感技术在环境灾害中的应用

摘要

由于人类活动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强度的不断加剧引起资源环境环境恶化并导致灾害。近年来我国的环境灾害频发，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今年的南方大旱，中部地区的洪涝灾害„„都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如何预报灾害来临，实时监控灾害发生，为灾害的防控处理善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遥感技术正在进入一个能动态、快速、准确提供多种对地观测海量数据的新阶段。新型传感器不断出现,已从过去的单一传感器发展到现在的多种类型的传感器,并能在不同的航天遥感平台上获得不同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遥感影像，为解决环境灾害的防控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本文从当前的遥感技术着手分析探究其在环境灾害中的应用并对其中存在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简要的处理总结。

关键词：环境灾害 遥感技术原理 动态监测 发展方向

一、遥感技术在环境灾害中的主要应用现状

1.1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划分为泥石流、滑坡、崩塌、碎屑流、水毁、沙害、冰雪害、翻浆及沼泽土等9类,其中泥石流、滑坡、崩塌是主要的地质灾害。我国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地质灾害调查起步较晚,但发展快。经初步统计迄今大约已覆盖了80余万km2的国土。我国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是在山区大型工程建设或大江大河洪涝灾害防治服务中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省率先利用遥感技术在洞庭湖地区开展了水利工程的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调查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分别在宝成、宝天、成昆铁路等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航空摄影,为调查地质灾害分布及其危害提供了信息源。20世纪90年代起,主干公路及铁路选线也使用了地质灾害遥感调查技术。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省级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工作,主要调查成果有:识别地质灾害微地貌类型及活动性,评价地质灾害对大型工程施工及运行的影响等。

1.2洪涝灾害

洪涝灾害具有突然性、持续时间短、危害大等特征。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洪水,必须及时、迅速、准确了解灾情,并及时对其做出反应。遥感技术在我国洪涝灾害中的应用比较成熟。因为遥感技术可以不受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通过航空、航天手段获取监测影像资料,实时对洪灾进行监测,应用相关软件迅速分析出洪水态势,然后将分析结果以直观的图形、图表等形式传递给决策部门,作为制定防洪减灾对策的重要依据。我国将遥感应用于洪灾监测始于“八五”、“九五”期间,并采用资源卫星和气象卫星资料LANDSAT TM和NOAA/AVHRR,建立了7大江河地区洪涝灾害易发区警戒水域遥感数据库。

1.3农业病虫害

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防治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感技术用于农业病虫害综合治理,最终期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早期预报,即通过遥感图像提取生境中与病虫害爆发有关的主要环境要素及其变化,来推断病虫害最有可能发生的区域;第二,灾情监测和评估,即当病虫害已经在局部区域造成危害时,从遥感图像上提取受害植被相关信息,快速、准确地判断出灾情发生状况(分布、面积和程度),及时采取针对性的点、面防治措施,这样既可阻止病虫害进一步蔓延又可减少环境污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结合,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1.4沙尘灾害

沙尘灾害泛指由浮尘、扬沙和沙尘暴等沙尘天气所造成的灾害。我国属于中亚沙暴区,其中,西北大部分地区,整个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西部,都是沙尘灾害的多发区域,而沙尘灾害的影响区域则远远大于上述范围。我国沙尘灾害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展速度一直较慢。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北方地区大范围沙尘天气频繁出现,遥感在沙尘灾害中的应用广泛开展起来。例如,1998年中国国家林业局荒漠化监测中心负责的”沙尘暴卫星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系统”开始研建,2001年试运行,2002年开始对外公布我国沙尘暴灾情评估报告,并首次报告了2002年3月15~17日、20~21日两次沙尘天气过程中的地面损失情况和沙尘出现的时间、移动路径等内容。

二、现代遥感技术在灾害监测中的技术特点

2.1大面积同步监测

遥感探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空中乃至宇宙空间对大范围地区进行对地观测，并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遥感数据。这些数据拓展了人们的视觉空间，为宏观地掌握地面事物的现状情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宏观地研究自然现象和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复杂多变、涉及面广的大型灾害优越性更明显。特别是对于大区域的环境灾害及动态变化(如沙尘暴、特大洪灾等)监测十分有利。

2.2时效性强可动态监测，信息量大

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周期短。由于卫星围绕地球运转，从而能及时获取所经地区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最新资料，以便更新原有资料，或根据新旧资料变化进行动态监测，这是人工实地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无法比拟的。这不仅给灾害监测赢得了大量时间,而且及时获得了丰富的灾情背景资料,为高效数据模型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与常规监测手段不同,卫星遥感监测不仅具有实时、动态的优点,而且全天候工作因此可以对灾情进行连续、动态监测,进而获得连续准确的灾情资料。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对那些具有爆发隐患或周期性爆发的自然灾害(如火山、泥石流等)进行灾前预测;对那些破坏力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灾害(如洪水、蝗灾等)进行跟踪监测。此外,也可以用于对灾后恢复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及时掌握相关资料。获取信息受条件限制少。在地球上有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人类难以到达，如沙漠、沼泽、高山峻岭等。采用不受地面条件限制的遥感技术，特别是航天遥感可方便及时地获取各种宝贵资料。

2.3适应性强

由于某些灾害的灾区自然条件恶劣,如发生雪灾、山体滑坡、密林森林病虫害及火灾、荒漠化等;另外某些农业灾害发生在跨国境线,如病虫害、沙漠化、火灾或一些农业气象灾害等,常规监测手段根本无法奏效,灾情资料难以获取,此时遥感就成为灾害监控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三、遥感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不可否认遥感技术已成为灾害分析、动态监测、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应该看到,我国遥感在环境灾害的应用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问题集中在灾后评估和应急反应方面,灾害预测应用较少;没有很好的与‘3s’，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数据间共享度不高。

3.1数据获取、共享及应用问题

卫星遥感在技术上是能很好地为减轻灾害损失。但由于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精确度不一,造成在有些地区发生重大灾害时,无法利用这一先进技术救灾。因此,加强合作使卫星资源在某些重大灾害来临时,能通过商业或非商业(比如援助)途径共享数据。同时我国应加强地面接收和处理设施的建设,以便快速接收处理和提取灾情信息,及时为救灾服务。在具体应用方面则不及发达国家,比如在应急救灾中,国外会用到多种数据源:对地观测卫星和气象卫星数据;高分辨率和中、低分辨率数据;光学和雷达卫星数据;航空和航天数据等,还会用到定位系统和通信卫星等高科技设备,它们反应速度快,效率高,更符合应急救灾的特点。所以这些都是我国将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3.2遥感数据应用的技术问题

如何将常规的方法从点到面进行扩展,应用模型的构建,遥感数据和信息与模型的链接以及多种数据同化等技术是应用遥感技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目前这些技在我国尚不成熟有待提高,真正结合实际应用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将遥感应用与常规方法结合,发挥遥感的优势,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要跟踪遥感、地理空间信息应用的前沿技术,促进遥感、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应用的集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强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技术和新的算法引入到遥感信息分析技术中。大力加强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迫切需要的海量地理空间信息网络共享和商业化大型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软件技术,大型实用的遥感图像处理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工作,不断提高国产化水平。加强遥感图像的智能化分类和识别、基于影像的地球空间核心要素的自动提取与变化发现地学信息的知识提取和挖掘技术攻关和创新,加强应用模型与遥感的结合,加强3S技术集成和系统集成才是解决应用遥感信息技术问题的关键。

总结

遥感技术不论在灾前预警预报、灾中的灾情监测和损失评估和安排救灾，还是在灾后减灾与重建中都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所以逐渐成为灾害防治的最佳手段，若将其更好的与GIS、GPS 结合将有助于解决灾害减灾的两个核心问题。加强对地观测系统的完善，建立良好的数据模型与应急机制。这样既可以对灾害进行准确的预报，又可以确定灾害的影响范围强度已采取有效的应急响应措施。才能真正的减少因环境灾害所带来损失。我国的灾害遥感的应用现在主要还集中在灾后评估和应急反应方面 , 灾害预测应用较少；在许多应用中还没有很好地与 GIS 地理信息系统和 GPS 全球定位系统结合 , 以致大大限制了 3S 技术强大功能的发挥。努力加强3s技术之间的相互合作，建立良好完善的数据模型，提高数据共享技术。相信遥感技术在灾害监测中的应用前景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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