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把信贷的权力坏给穷人？

如何把信贷的权利还给穷人？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0 日 由 章劢闻

——《Google前CIO借大数据“破解”贷款黑洞》

穷人是否应该有信贷的权利？有人暗中怀疑，有人坚信不辑只导向一种结果：用更高的资金价格来对冲低收入借款风险；而后者中间则有些“颠覆分子”，这些人近几年来创立了一系列公司，试图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先进手段来重新塑造信贷行业，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为有利和信用环境。

这些颠覆者包括Google创投支持的贷款公司LendUp，硅传奇人物、“PayPal 黑手党”核心人物彼得·泰尔（Peter 的信贷数据分析和担保公司ZestFinance、以及两种身份Think Finance公司等等。国内最近也出现了几家优秀的跟进者，读者很容易搜到，就不一一列举了。分析清楚这些先行公司的商业逻辑和进化过程，可以帮助创业者微调前进的方向，从而避免落入机械、死板的C2C陷阱。

社会底层的贷款黑洞

疑。前者的逻

人的信用在硅谷的技术的贷款

谷投资界Thiel）投资兼备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建人

分析硅谷创业项目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找到它所指向的那一个、或者一类“问题”，随后的创业过程其实就是问题的解决过程（problem solving）。如果以ZestFinance为例，它的“问题”指向了一个非常美国化的产物：payday loan，也就是“发薪日贷款”。维基百科对它的解释就是“一种短期的无抵押贷款”。常见的例子：一笔14日期限、100美元的贷款费用是15美元。如果转化成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以下简称APR）就接近391%。而由于美国各州对于该项贷款的限定不同，在不允许贷款延期的州，借款人则不得不借新还旧；如果以此为计算方式，APR则可能高达3733%。有统计发现该类贷款的借款人通常都会陷入长达数月的、借贷循环的黑洞。

在美国，这是社会生态的一个灰色地带，甚至连ZestFinance的CEO道格拉斯·梅里尔（Douglas Merrill）在创业之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事实上美国每年有超过3000万人会至少申请一次发薪日贷款。很显然，我们都会同意这是一种对社会底层人群不利的“猎食性”的贷款服务。然而，《纽约客》的一篇深度报道却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一位同时欠下5笔发薪日贷款的母亲在陷入无止尽的借贷循环之后却希望政府能够继续支持这种贷款形式的存在。这背后浮现出一种更深层的社会现实：虽然这种猎食性的贷款服务根植于社会道德的灰色地带，但是它却是具有“灰色”信用者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种资金来源。

所以，我们看到连纽联储都站在支持它的一边。那么反对它的人该怎么办？于是就诞生了ZestFinance这样的公司，它们以发薪日贷款为一种亟待优化的、粗糙的信贷手段，通过更为广泛的银行业之外的数据来源、更为精密的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技术、为低收入者提供新的信用担保，最终提供替代性的信贷解决方案。目标：让发薪日贷款的费用降低一半，为这些“缺乏银行服务”（underbanked）的家庭节省数十亿美元，最终帮助他们摆脱债务、而不是日渐陷入危机。而这种“银行业之外”的数据可能包括：借款人的房租缴纳记录、典当行的记录等；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项目，比如：社交媒体的一些事件、填写表格时使用大小写的习惯、在线提交申请之前是否阅读了文字说明等等。同时，会加入人工判断过滤掉一些明显无关的数据项，比如借款人的身高等等。以上均是梅里尔亲笔函中提出的构想。

从3位数到2位数的进化

定义了问题之后，我们就要看同样的商业模式能否在中国找到适用依据。首先，根据梅里尔提供的数据，美国人有64%的人银行存款低于1000美元，同时大多数的美国人无法向家人借款或获得传统的银行贷款。那么如果“发薪日贷款”成为了仅存的手段，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第三方数字表明“发薪日贷款”的平均APR接近400%，按照梅里尔的构想，这些先进的手段只能把APR降到200%左右。事实上，LendUp的CEO声称自己的平均APR也就是在220%左右。而这些领域的创业者也在其它采访中认同一点：由于为类似人群提供如此小额的、违约率很高的贷款天然就会带来很高的运营成本，所以3位数的APR是有存在必要的。

写作本文时，我正好在一个中国西部小镇，当地人平均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生活成本比大城市低得不多，一瓶矿泉水也要2、3元钱，两居室的房租也要400到500元，所以最终储蓄率和额度都很低——非常类似美国需要发薪日贷款的人群。但是，当地人的生活压力和借贷压力并不高。简单询问之后就发现几个和美国不同的特点：

绝大多数当地人很容易得到家人几千元额度的借款，超过单笔发薪日贷款的额度，同样也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信用背书。作为对比，而美国只有17%的人可以向家人借到钱。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代际关系上的文化差异，还有可能是因为一种宗族或家族间的信任“补足了”那些不可量化的、银行外的信用。

由于近年来生活成本高企，也的确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当地家庭，同时催生了大量的、对个人和家庭的高利贷。但是，据称当地的高利贷往往在3分到5分之间，换成APR也就是在26%和60%，很轻松得控制在了2位数范围内。动用了最先进的计算和统计模型的美国创业者所不可能达到的2位数目标在我们这里却稀松平常。同样是灰色地带，其灰度也不尽相同。此外还要记住一点：大数据再神奇也要基于数据化的前提。和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美国不同，对于我们的低收入人群来说，如果把工资压在枕头下，买单付租从来都用现金，用无身份信息的手机上网等等，再神奇的数学模型都无能为力。我们的金矿在哪里？

以上说明我们的创业者需要对ZestFinance的商业模式作出调整：首先，我们的低储蓄、低信用的人群并没有产生类似美国那样大量和强烈的标准化需求；其次，即便假定这样的需求随着贫富分化会增长，或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来收集过程中的长尾，也不能忘记在中国我们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用户习惯、成本构成和利润区间。

纵观美国的创业者，他们诞生的环境归根到底是因为一种标准化的、普遍的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的量级，给可延展的、更智能的技术手段留出了颠覆性的解决空间，而这次机会被新生代的数据科学家抓住了。而在中国，我们的类似问题既不标准化，也不普遍，是否达到量级这一点上也值得商榷。但是，我们的市场上也许存在其它标准化的普遍问题，比如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等等。这些为我们未来的讨论留出了空间。这才是金融

文末，我们还是要从ZestFinance这个优秀的商业案例上发掘出一些价值：除了此前论述的对于问题的精准定位，他们还非常迅速地从最初的贷款提供者的身份转换成了贷款担保平台——也就是从运动员变成了纯粹的裁判。这样一来避免和自己未来的合作伙伴竞争，同时又成为了一家估值想象空间更大的平台型公司。这里面与投资人彼得·泰尔的眼界有很大关系。在创业团队的组建上，梅里尔作为前Google公司的CIO继承了很多颠覆者的文化，其中一条就是团队成员背景的多元化。梅里尔认为广泛的团队视角是帮助他们走完这段“模糊的”创业旅程的关键。类似情况在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也出现过。最后，要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廖理老师把这么优秀的案例和前沿领域介绍给我们。记得当他在台上念这家公司名字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成了“That’s Finance（这才是金融）”。现在想来，这也许是一种故意的设计，因为ZestFinance正在重新定义金融业。对于一家由数学家组成的公司来说，这是他们的擅长领域；因为金融产品说到底也是利用数学工具、通过计算概率分布来对冲风险。用梅里尔的一句煽情的话来结尾：“如果我们没有伟大的梦想，那么最后就只能沦落到提供小而平庸的解决方案了”。

作者：章劢闻，《财富》（中文版）

第二篇：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

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

摘要：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加大监督和处罚力度，坚决查处腐败案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权力制衡，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力制约机制，防范腐败的发展蔓延；依靠法治制约权力，确保权力在“刚性”的制度笼子里运行，有效防止腐败。最终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美好局面。

关键词：权力；制度；反腐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制度建设在规范权力运行、防治腐败中的根本作用，为当前的反腐倡廉指明了方向。

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能被滥用来谋取私利，滋生腐败。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腐败就会随之产生，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在体制转轨时期，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在有些领域还十分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到根本，与权力行使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特别是与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权力行使约束不住、监督不力直接或间接相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不被滥用，就必须抓紧建设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性。

加大监督处罚力度

及时揭露腐败行为，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法律、民主、社会、舆论等体制内外监督，健全举报、信访、质询、听证、监察、审计等制度。要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群众检举的线索发现腐败行为。要充分发挥舆论媒体在揭露腐败中的作用，特别要健全网络举报受理制度，发挥“网络反腐”的“秒杀”优势。许多高官、实权人物滥用权力，不怕知情者上告，不怕权力机构查处，却怕公开曝光，这充分显示了舆论的巨大威力。还要发挥好

纪检、监察、审计、司法等权威机构的优势，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及时揭露滥用权力的腐败活动。

有效处罚腐败行为，必须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大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和速度，对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以起到警示作用。同时提高处罚腐败的有效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增强专项监督的独立性，健全对相关机构的内外问责机制。

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透明”是腐败的天敌，透明度越高，治理腐败成效也越大。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监督。通过权力公开，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扩大了权力监督的主体和力量。通过依靠社会公众的力量来监督权力，改变了仅仅靠反腐机构来监督权力的格局，形成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由于这种改变，也使掌权者积极自我约束，慎重行使权力，避免滥用权力和“暗箱操作”行为来。

进一步增强透明度，要按“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作出制度安排，健全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公开听证制度等制度，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诸如公共服务事项、政府采购、收费罚款等事项，都应全部公开。加快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探索对主要官员或新任主要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为政治廉洁、防治腐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抓紧制定政务公开的国家法律，明确公开的范围、标准、方式、时限等内容，为增强透明度提供法律保障。

加强权力制衡

权力具有扩张性、支配性、腐蚀性的一面，一旦失去制约就可能滋生腐败。哪里的权力失去制约，哪里就可能出现腐败。因此要遏制不同领域的腐败，就必须在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领域、环节和部位，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力制约机制，防范腐败的发展蔓延。

一要合理界定权力行使的边界。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行政、企业、市场等行为往往混淆不清。为了防止某些官员通过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来牟取私利，应合理界定公权力行使的边界，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的不正常干预，压缩权力配置资源，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机会和条件。

二要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当权力过于集中时，便容易诱发腐败。对此，要对

重要部位和环节的权力进行分解，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以权制权，形成制衡机制。通过合理配置权力、严格民主决策程序等途径，加强制衡“一把手”权力超载现象，对干部任免、改革政策、工程项目、大额资金等重大事项，要坚持集体议决制度，以民主制约专断，以程序制约擅权。

三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权的制衡。要加强对支配财政资金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广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健全统一透明的预算控制制度，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审计和社会的监督；严格财务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统一财务支出标准和福利津贴标准，消除隐性收入、灰色收入。

依靠法治制约权力

建立健全相关的权力约束制度，使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一要权力法定。对国家机构权力的授予、形成和范围作出实体规定，使国家机构和人员依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不得逾越，否则就是无效权力。二要程序法定。应当抓紧制定统一适用的行政程序法，以保证权力依照法定程序运行，一旦违反法定程序，有关监督机构就可裁定其行为违法，并使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要监督法定。抓紧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行政监督程序法》《反贪污贿赂法》等法律法规，对各种腐败行为的内容、认定、处罚等，尽可能地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以便于依法监督和查处。四要坚持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无例外。

反腐倡廉，监督是关键，制度是根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种束缚，更是一种保护。各级党组织要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有效的方法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缩小个人权力，最大限度地防止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来维护保证我们党和政权肌体的高度纯洁。最终使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行使，最终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美好局面，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王超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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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穷人把钱存入银行

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履职两年多的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

林毅夫的观点振聋发聩。对林教授的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我国目前缺少真正为中小企业、个人和农户服务的金融机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诸如村镇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从这些金融机构的实际运作来看，并没有完全按照其定位开展业务；二是大银行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他们的目标，不是服务，而是赚钱，他们的服务对象，也只会是大企业和富人，而不是中小企业与穷人。

其实，按照目前多数银行的做法，以及银行资金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来看，穷人将钱存在银行，不仅是补贴富人，而且是伤害自己。以公众最为关心的房地产市场为例，穷人们省吃俭用将钱存在了银行，目的就是通过以小积多达到购买住房的目的。但是，这些钱被银行贷给了开发商以后，开发商不仅没有给穷人带来好处，反而将房价抬得高高的，使存钱的穷人越存越买不起房。

但是，如果穷人不把钱存在银行，又该放在哪里呢？哪里是穷人投资的场所呢？即便有的穷人想通过投资创业改变生活，又有几个银行会支持穷人呢？

中国的穷人不仅傻，而且可怜。傻就傻在明知道钱存在银行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学习和家人的看病以及住房等问题，又不得不把钱存入银行，甘作傻子。可怜则可怜在除了银行，很难找到稳妥的投资增值渠道。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即中国的老百姓缺乏创业意识、创业精神。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安分守己和循规蹈矩，确实多数老百姓缺少创业的热情和冲动。但是，假如老百姓有创业的冲动和热情，他们又能得到哪些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呢？很多情况下，可能不仅没有支持和帮助，反而可能是通过收费、罚款等不断地损害他们的利益吧。如此，老百姓的创业意识和精神还如何形成呢？

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因为创办农村银行，而被称为“穷人银行家”，又因他所倡导的小额信贷业务在全球帮助数百万人口脱贫，而被授予了２００６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我们的银行和银行家们，何时才有这样的奉献精神呢？“穷人银行”、“穷人经济学”何时才能进入中国的教科书呢？

穷人追求平等、渴望公平，并不完全是为了财富，而是权利。如果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还何谈公平、平等呢？从这一点来看，林毅夫关于“穷人将钱存在银行等于补贴”富人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警示了。

林毅夫作为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希望林毅夫不仅要在世行多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还要能够把“穷人银行”、“穷人经济学”的理念带回国内，能够让中国的银行、银行家、企业家和官员们多一点穷人意识、穷人观念，能够实实在在地为穷人做点实事、办点好事，让中国的穷人能够不再穷下去。

第四篇：主管如何把权力和责任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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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如何把权力和责任放出去

身为主管，如果你发现自己常常忙得焦头烂额，恨不得一天有４８小时可用；或者常常觉得需要员工的帮忙，但是又怕他们做不好，以致最后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懂得授权。

有效授权对主管、员工及公司三方都有利。在主管方面，授权可以让他们空出较多工作时间做策略性的思考。在员工方面，授权可以让他们学习新的技巧和专长，让主管及员工都有机会发展能力，在事业生涯中更上层楼。在公司方面，授权可以增进整体团队的工作绩效及士气。所以授权是主管必备的领导技能之一。

授权有两种

管理顾问盖斯达最近在《人力资源杂志》（ＨＲ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上撰文指出，根据授权希望达成的目标，可以把授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而授权，另一类则是为了培养发展员工而授权。

在第一种情况中，要达到效果，员工必须知道主管所要求的成果，并且有能力了解和完成任务。在第二种情况中，员工不一定是最有能力完成任务的人，但却是最适合接受挑战的人。主管授权是为了让员工从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主管必须花费一些时间和心力，协助员工成功地达成任务。

盖斯达指出，许多主管之所以无法成功授权，主要是因为：

１、缺乏计划。主管没有花时间做授权计划，找出哪些工作应该要交给部属执行，哪些则是自己应该花更多时

间好好做的事情。事实上，花时间就是为了省时间，几个小时的完整计划与说明，可以为主管及员工节省 许多执行的时间。

２、没有充分沟通。授权不仅仅是一句“你照着我说的去做就对了。”主管必须清楚沟通任务的目标，并追踪过

程，才有成功的可能。

３、主管害怕失败或被取代。把权力和责任交出去并不容易，而且也具有风险。许多主管在授权的过程中，都

会担心不安，害怕员工可能失败；有些主管则是害怕看到员工把原本是主管在做的事做得很好，甚至更好，因而取代了自己；有些主管则是不愿意把权力下放。这些害怕都造成主管揽下过多责任和工作。

如何成功授权

那么，究竟如何成功授权？《今日管理》归纳指出，成功授权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１、完整计划授权。

在授权前，主管必须先评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之间的关系，检视是否有些执行性或例行性的工作，妨

碍了自己投入更多时间在思考性或计划性的工作上？

主管可以写下工作团队目前负责的所有主要工作，找出哪些工作非自己亲自做不可（例如，工作绩效评估、管理员工），然后将其它剩下的工作，依重要性、风险度及急迫性的高低分类，决定哪些工作可以分配给员 工完成。例行公事的工作或以前员工曾参与的工作（例如，制作每个月的销售预算或活动报告），便非常适 合交给员工。

此外，主管必须厘清自己想要授权的原因，不要将“授权”与“只想丢出不想做的工作”混为一谈。如果主管授

权员工是因为员工比自己更有能力完成任务，或者可以节省主管的工作时间，那么授权没有问题。如果主 管只是因为懒惰，或者任务份量其实很小时，那么还不如自己动手做。研究指出，当员工拥有具挑战性和 博罗启达电子五金厂学习小组编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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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的工作内容时，他的工作士气会提高；但是如果员工发现主管只是想占他便宜，员工的工作士气便 会降低。

２、谨慎选择授权的对象。

授权的任务必须和员工的特质相符。要把任务分配给最适合的员工，主管必须对所有员工的技能以及他们

对工作内容的好恶有所了解才能选出具有能力及意愿出色完成任务的员工。

３、充分解释授权内容。

主管要确定员工了解授权的内容、任务在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重要性及急迫性），并警告员工他们可

能会面对的问题（例如，机密信息可能难以取得）。还要向员工说明之所以授权的原因和对任务结果的预期 等，帮助员工全面地了解任务的意义，避免员工只是单纯被赋予任务。

告知员工任务内容后，主管应该要求员工复述，以确认他了解工作内容。只是询问员工是否了解，然后对

方点头称是，并不代表员工真正了解。有时候成功授权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主管亲自执行，因 而主管必须有心理准备。

４、排定支持措施。

例如，告知员工，当他们有问题时，可以向谁求助，并且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或场所。当主管把自己的工

作分配给员工时，确定也把权力一起转交。例如，告诉合作对象，自己已经授权给某位员工负责分析市场 现况，请他以后直接给予该名员工协助，事先为员工的成功铺平道路。此外，主管要让员工了解，他们日 后还是可以寻求主管的意见和支持。

５、做到真正授权。

授予员工权力和授予责任一样重要。主管应该相信员工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给予员工完成任务所需的弹性

和自由，不要处处插手。员工是不同于主管的个体，所以主管不要预期员工会采用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做事 方式。

６、定时追踪进度。

成功的授权并非在交待完员工的时候便结束了，主管需要定时追踪员工的进度，给予员工应得的赞赏与具

有建设性的回馈，并且传达关心之意，必要时提供员工需要的协助和指导。主管可以和员工一起设定任务 的不同阶段应该完成的期限、评估工作成果的标准、双方定期碰面讨论的时间及项目等，并且确实执行这 些追踪检讨。即使定期的会面只是短短１５分钟，主管与员工也可以一起检视当初所设定的目标，防范执 行任务可能出现问题。

７、任务完成后进行检讨。

主管及员工都可以藉此了解，下次在授权及接受任务时，各自可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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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窝案”、“串案”一再向我们告诫我们仅靠抓人、换人的被动式反腐是不够的。只有建立一套过硬和完善的制度和监督体制，才能降低和消除腐败，才能确保权力在阳光下健康运行，因此制度是反腐最好的“笼子”。

一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使领导干部有权“不能腐”。从诸多腐败案例来看，掌握人权、财权、物权的“一把手”占同级违纪违法干部的比例在1/3以上。16年来，河南省交通厅已有4名交通厅长相继落马。江西省3年时间处理了22名县委书记、县长，充分说明了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反腐败的核心是管住权力，要合理优化权力结构，依法规范权力运行，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要严格执行党内各项监督制度，尤其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避免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要使其在日常管理中掷地有声，坚决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凌驾于组织之上，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让权力在阳光下更加透明规范地运行。

二是要严格执行反腐法律，使领导干部有权“不敢腐”。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而滥用权力的人有两个特点:非法的攫取财物和占用财物,因此,预防官员的腐败就必须相应地限制官员的权力并及时审核官员的财产。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实践历史来看，财产申报制犹如一把利刃，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的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我国有很多县、市正在推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中纪委表示，将配合全国人大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包括刑法、公务员法等在内的反腐败法律体系，这是惩治腐败的坚实“铁笼”。

三是要让群众充分监督，让权力“不易腐”。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中，有70%来自群众举报，而近来网络也逐渐成为监督权力的利器。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曝光到受到处理，仅63个小时，充分彰显了网络媒体反腐的震慑效果。群众是权力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对反腐败的要求最迫切，对解决腐败问题的愿望也最强烈。把群众监督纳入制度监督范围，在“动真格”中依靠群众力量，既是前期反腐成效显著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啃好“硬骨头”的关键所在。而民众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才会真正震慑权力滥用者，从而获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力量源泉，建立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良性制度和行为习惯。为此，执政党和领导人有必要在加强反腐的同时，着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还权于民，让人民真正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监督者和对“权力僭越人”的审判者，使权力必须按照规范和轨道运行，不具备权力滥用的条件，无法去腐败。

另外，“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请出“常”、“长”二剑，既要经常抓、长期抓，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又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取信于民。

总之，要将“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要将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要绑在一起，改变一些领导行使权力毫无顾忌、责任却想得很少的现状。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有人监督，使领导干部“不能腐”，让反腐法律成为惩治腐败的铁笼，使领导干部“不敢腐”，让群众、网络、媒体的监督有效制约权力的运行，使领导干部“不易腐”，确保权力按照规范的轨道运行，不具备权力滥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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