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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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传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引 子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

从社会学角度，角色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体现。农民这个庞大群体激烈的阶层分化，正证明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忽略的对象。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不仅仅因为其人数的大量减少，还在于他们无论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还是经济收入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以我们此次在乐园村入户访问的800多名村民为例，在家务农的劳动者都有以下特点：

从年龄上看，务农人员中，46岁以上的人数占其留守总人数的51.71%，超过一半的比例；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含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务农人员占其总人数的79.92%；从经济收入来看，乐园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人均耕地0.381亩，近63%的水田由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按一家5口人一年种双季来算，一亩产700斤稻谷，每斤0.7元，扣除税费60元/人，农药等农支费200元/亩,一年收入才504.9元。但现实，农村农民这一“躬耕土地”的角色内涵早已开始有了较大的迁移，主体角色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使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村中成为弱势群体。而相比在家留守务农人员来说，乐园村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打工者的出现及其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军，这一阶层形成了农村向城市的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于乡村社会，打破城乡之间阻隔的方式是流动。作为文化信息高地的都市，未必能了解农村，固守于自己的

“山峰”文化而沾沾自喜。而农民工进城，却打破了这种阻隔。当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土地，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时，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思想观念。因为这种流动，使农业和非农业产生了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乡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交锋。随着务工人员辛勤的劳动不断付出，随着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逐渐明显，城市市民和媒介也逐渐接纳了他们，“农民工”一词，不再带有刻意鄙薄的意味。务工人员也开始融进城市，闲暇之余，他们会和城市人一样，买份报纸来看，媒介上报道的各种新闻，也成为他们工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穿着打扮渐渐变得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城市化的衣着消除了以往另类的眼光。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是在遗忘与妥协，与乡村久违，与都市合作。随着腰包日渐圆鼓，他们对于媒介也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与城市，也不完全同与农村的需求。与务农人员相比，他们具备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年龄低的特征。以乐园村为例，初中以上（含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总数的69.33%；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达到87.75%,与在家务农的留守人员的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年龄低于45岁的人员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1.21%。我们知道，在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中，文化程度、年龄、经济收入、职业等因素无不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决定受众接触某种媒介或传播的某种内容，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需要；二是受众自身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因为这些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选择态度。而外出务工人员“两高一低”的特点，表明他们具备了与在家务农人员不同的条

件。因此，他们必将产生与农村劳动者不同的接触媒介的行为。换言之，农村受众群早已经开始了分化。2．受众群阶层的分化

在湖南我们共调查148户人家，我所在小组共调查50户人家，在与被访者的接触中，我们分别采访了利用假期回家正外出的打工者，赋闲在家曾外出的打工者，及在家从未外出的打工人员对媒体的接触程度及对传播效果的态度，预设了类似的问题，总结出如下特点： A． 媒体的接触率的不同。

现如今，电视已经深入了农村家庭，成为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之一。电视已跃居为第一媒介，占用了最多的闲暇时间。据2003年8月对常宁市洋泉镇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有86.6%的被访者的家中拥有电视，远远高于其它媒介的拥有量。然而农村受众的角色却呈现出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收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渐渐习惯了城市的作息节奏，有定时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因此其收看电视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另外，融入同时也意味着生活观念的趋同，看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所传播的内容成为与人交往时的谈资，一旦与其远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失去这个圈子即在心理上又造成弱势的垄沟。而相对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受到经济及收视条件的影响，加之农村有着明显忙闲两季的差异，获取功利性信息的需求不急切。采访中一老农表示：他很喜欢收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但很少收看，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完回到家新闻已经结束，种种客观原因阻碍了务农人员的收视频率。

对于电子媒介外出务工者与务农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在印刷媒介的接触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在采访中乐园村在家务农人员定时购买或订阅报纸、书刊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人是因为其家庭经济比较优越，订阅的《老年报》也是其儿子孝敬老人的一种表示。并非自觉主动去接触此类媒体。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成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相对固定的消费群。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文化水平方面的因素，阅读与理解文字媒体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水平越高，对文字的接纳越容易。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化精神用品是以一定物质付出为代价。与廉价的电视消费相对应，另一些有偿的选择是否物有所值？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职业定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外界信息与其生存条件的好坏关系不是太大，因此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娱乐性不强的报纸，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关注政策方针，就业动向，订购报纸是他们争取更好工作与生存条件的要件之一。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城乡受众的处境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农村，它很少被使用：在城市，它却是仅次于电视、广播、报纸的第四大信息传播渠道。可是在入户访问中，不论是在家务农的人员，还是外出打工的人员，甚至是已外出打工近10多年的“老江湖”对网络的知识都并不了解。一些老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电脑，经济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农村居民不可能大范围的购买电脑，对于处在并不富裕的门槛的乐园村民来说这并不奇怪。但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接受到一定新思想及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打工人员在观念上尚未清楚地认识到电脑的用途。他

们大都把电脑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所谓的网吧也就是游戏厅、聊天室。在采访中，一个月收入已达3、4千的农民工表示有钱也不会买电脑，“那东西只是用来消遣一下”。事实上，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可以获取信息。相对于农村受众，城市受众他们更注重信息的时效性，讲求质量的同时，把快、准、到位作为评价的标准。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主选择信息，这是突破传统媒体霸权文化现实中相对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则表示出比较淡的意识，对于他们，知道、了解新闻已经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自豪的情绪，传统媒体完全能满足对新事物的需求，也就不会对信息的质量和报道方式做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B、节目内容的选择的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务工人员对媒体新闻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内、国际新闻，内容涉及多方面，对于枯燥的经济类新闻也有所关注。而务农人员多喜欢看国内、本地的新闻，内容除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报道，多集中于一些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多是“里巷之事”，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琐闻”。笔者认为，传统农民囿于土地耕作，目光较多局限于自己休养生息的有限区域，局限于对家长里短的关注也即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而市场经济把跨出一方狭土的井底之蛙融入到了更为广泛的鲜活市场来。开阔的视野，竞争的意识是他们正在集结的资本。一位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制鞋厂小老板在谈到他的鞋已销到东南亚一带时，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经常收看财经类新闻，不知道他究竟从中获益多，？但一脸的欣慰分明流露了自信的神情。

对于农村受众来说，娱乐节目更是影响了其观念的变更。面对娱乐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所获得的感受也常常比城市受众多。在采访中，关于“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受众回答最多的则是电视剧。面对一部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农村受众不仅获得了娱乐感，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现代化的世界。这种反映在在家的务农人员身上更为明显，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收视最大的热情在于满足自我，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通过剧中人物的人生追求来实现自我，比如“灰姑娘的故事”，通过机遇改变生活等。两者出现的选择往往会相同，但目的可能会有所差异。对于城市受众，因为长期生活在其间，尽管也很喜欢此类节目，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小于农村受众。相对于讲究时效性的新闻来说，此类信息谈论过后很容易遗忘。而娱乐节目虽未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最新信息，但由于常常讲述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当代人的某种人生态度。人物的服饰、谈吐、生活方式都包含着新的观念，反映都市文化的精髓，对人的观念、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偏低，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渠道单一。因此，他们对此类节目的兴趣相对会更浓些。C、反馈意识的不同

媒介参与度是衡量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重要指标。虽然在采访中外出务工人员表示没有过多的对媒体提供的参与性较强的项目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刊登广告，给媒体提意见，电视直销”的反应都不太积极，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但其中“利用手机进行有奖竞猜”有人提到。这至少可以说明，变了身份的农村人与纯粹的务农人员相比，显示

了更多的主动意识。在接触大众媒介时，他们已开始不满足做被动的受众，而是有意识地拉进自己和媒介的距离，不管是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起码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是有一定反馈意识的受众。3．“文化反哺”现象的思考

当乡村文化渐行渐弱，当大众文化在农村渐行渐强后，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教授对“文化反哺”做出定义：“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这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所必须面对的改变，年轻的一代往往胜过年长一代，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人具备施教的能力。

近十年来，年轻人成了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年轻人成了家庭对外交流的主角，成为购买家电、使用家电的传教者。其一，在家务农的多为老人，其文化程度大大低于青年人，面对新事物，尤其面对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够接受的事物时，缺少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主动将裁决的地位让给青年人。其二，大批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者和一些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与学习中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这些人员在定期返乡时，必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并以此冲击乡村文化。而由于城市文化代表了相对富裕阶层的文化，随即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便当仁不让的成为施教者。

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速度最快、兴趣最高、主动性最强的是青年人。大众媒介的种种内容，都会促

进大众文化的流行。农村青年人在迅速地接受这种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身体力行。从音乐到舞蹈，从服饰到语言，从爱好到行为，无不镌刻着大众媒介的烙印。农村家长由最初的看不惯不允许到勉强同意到习惯到欣赏的过程中，农村青年人的反哺现象始终贯穿期间。从这个意义上，大众媒介成为这一现象的催化剂，并使这种“反哺”的理由更为有说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反哺现象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文化传承性的间歇式中断，逐步失去权威性，并逐渐慢慢被新文化的替代、覆盖的过程。这种文化缺位使本已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在有合理的理由与充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折服又不甘心地褪色隐去。这毕竟是五千年文化与20年新文化的较量，而这种较量输得不太有尊严，却又惶惶地无可奈何。

二.大众传媒——农村的都市文化霸权的制造者

农民在大众媒介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受传的地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媒体上无法得到充分反映，他们只能接受由“文化高地”流下的文化信息，还依旧陶醉在这一温柔陷阱里。久而久之在农民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累积性的压力，使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倾向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来自都市的大众文化，而认为自身所属的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弱势、落后的文化。大众文化抢占了传统文化，仅剩的那些文化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媒体对于倡导什么，不倡导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面对这一现实，被动的农村受众大多选择沉默的隐忍，在文化霸权的今天这种选择多多少少有些苍凉的悲情主义色彩。崇尚个性的时代，现实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脾气和那点秉性，如

同80年代迷茫一代的垮掉宣言“你——别无选择”。1．文化霸权的表现

很多时候，媒介组织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受众营造一种有别于客观环境的“虚拟环境”。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所能感知与亲身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对于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因此，当代人特别是农村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往往表现出不自觉的软弱无力。他们脱离不开大众传播，而对其大多数内容往往缺乏一种批判与审视的态度，而更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媒体霸权的意志轻而易举地慢慢腐蚀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国的大众，已从混沌的“大众”转化为“分众”的概念。媒介有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受众群，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媒介在受众定位上倾向于寻找有一定社会地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近几年来，我们周围所谓“精英文化”的“白领杂志”盛行，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由于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文化的群体其经济实力与购买力普遍较强，成为众多商业企业追逐的目标，以这群认为核心的读者群的媒体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商业广告。看看周围琳琅满目的电视、报刊、杂志充溢的都是精英文化所营造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定价昂贵，使得普通城市消费者购买时也需三思而后行，更不用说中国社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又根据工薪阶层的购买观念，贴近大众，服务生活，一些服务性的导报应运而生。但是，翻看林林总总的导报价格是降下了，已达到一般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可接受的心理价位。然而，在目标受众的寻求与划分上，媒介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

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回顾全国的农村目标受众，基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上，农民减负、农产品价格、农民进城打工、撤乡建镇、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及报道的忽视。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接受、关注、讨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崇尚都市文化的大众传媒多半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话题。除了农民减负这项议程屡有出现外，其它的却多“大音希声”后闲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些被认为是引领中国正义的栏目、报刊，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在打鱼撒网后也是力不从心。由于大众媒介的较少关注而重视程度较低。由此可见，农村的受众“议程”是由大众传媒代为设置的，而非农民自行设置。2．文化霸权的影响

由于受众对大众传播的权威性缺乏批判，加之农民对于都市文化的心理弱势，使得承载于大众媒介之上的大众文化在农村的文化价值普遍保持一种认同与跟进的态度。然而，这种城乡文化的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距离造成在文化上的“逆差”，使得农村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范围的信息，还不得不去面对、处理这些外来的信息。都市文化在流入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精华，也带来了糟粕。不仅冲击了相对落后的乡村文化，也是一些优秀的文化受到打击，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的境地。新闻报道、电视剧、电影中前卫、大胆的行为成为他们之间默认的潜规则。这种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使得这些原本纯净的农民不知所从，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文化得到的约束力的丧失，尽管受到批评与质疑，尽管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谴责，非法同居，离婚率上升，在我们的入户访问中也有涉及。

从现阶段来看，农村社会暂时还无法改变处于文化霸权下的“低地”的状态，而农村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是如何在吸收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延续性，而不至于走向没落与衰亡。

3．霸权文化隐忍下的“抗争”

强势的大众传媒代表的大众文化向相对弱势的乡土文化流动已是一个大趋势，但这种向乡村的流动却不是绝对的、毫不费力的，而是在不断冲突、不断适应、不断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农村对都市文化的接收情况看，我们可以把流入的文化分为：其一定生活层面的文化，如服饰、娱乐、生活方式：另一种可看作是社会观念层面的文化。对于前者，农村受众所普遍采取的态度与行为是欣赏、羡慕进而模仿、学习，而较少批判与审视。比如在乡村许多年轻人身上都具有区别于年长者特有的符号，离子烫的发式，吊带衫的衣着，与潮流一致的流行歌曲。而对于后者，受众的态度则不像对待流行文化那样宽容。“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威胁时，他们普遍采取戒备状态，在经过观察、分析后，发现这种文化对原有价值体系不构成根本威胁时，并发现它是种更为优秀、更为高级的文化时，则会渐渐接受。”而在农村，受众对于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多采取不接受或有选择的改造接受。这里指出的不接受不是指对这种文化形态完全的拒绝。可能受经济、能力方面的制约，在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如果一旦条件成熟后，他们仍

乐于实践。譬如说，上面提到对精英文化的仿效，他们仍抱着看看而已的心态，现实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往的价值生活。在对自我条件的评估后有一个自我的平衡，但从农民工大举进城这一浪潮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也说明了向精英文化的渴求迈出了第一步吗？ 在入户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个体间的联系相对于城市更为紧密，没有围墙的村落，切肤相息的环境，可以掌控的生活方式，这种个体的群体感会更强。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人际传播的传播效果要强于大众传播效果，因此相对与大众传播可能带来的压力，群体的压力可能会更为直接。媒介资源的相对匮乏、人际相对良好的固定可信赖的交往圈子，成为对不确定信息最好的评估途径，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的人，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精英文化”的无奈中，往往而会寻找相似背景中的“精英人物”。这一点在农村社会更为明显，但由于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群体性“空巢”，在某一特定城市或特定区域已出现了一个数量规模相对大而固定的群落，这种有规模的迁移，同时把农村已根深蒂固所培养的传播途径又迁移至城市的群落中延续，此时“精英人物”在城市的这个群落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也是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城市人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决定，只有在较单一的某一领域中会出现有领导性的人物给出意见，而这种领导人物可能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农村则不同，这种精英人物并不完全取决于此，相对更为复杂，其年龄、家庭沿袭地位、教育、人品都是形成领导者的条件，成为可信赖的对象的因素。一旦他们自己的

决策结果与周围的人或是所谓“精英人物”不一致时，他们会主动修正自己观点，向群体意志靠拢，不至于产生被思想孤立的不合群看法。而正是由于农村所产生的“精英人物”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其个人魅力具有一定的号召性和权威性，但就其思想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与其它人员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这些领导人物，为了保证自己的意见高出其它个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倾向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更多采纳大众传媒众的主流观点。这似乎又落入到笔者上文提到被文化霸权所控制的怪圈中。

在湖南最多的视觉宣传是位于家家户户大堂中央被高高悬贴的毛主席像，处于大众传媒地围裹和压力下，传统文化萎缩殆尽的现实里，在越来越看不懂的媒介为他们营造的氛围里，也许，只有深深地怀念毛主席。“毛主席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不只一户人家重复这样的话。也许，只有毛主席的光辉会能驱除那些阴暗和寒冷，还有那最多的不确定，不能掌握。这究竟是文化的复古？还是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壮的影像，图文的纪录带来憧憬的同时却无情牺牲了精髓中的灵动，应和着没有火药味的霸道，留给悲情村庄人们的却是“甜美”的陶醉，带着笑的嘴角边涌动着的是无病的呻吟，缚茧过后早已伤痕累累。“人是悬在有他自己所编织网中的动物”，有些宿命，有些苍茫，对于这座悲壮化的悲情村庄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三.大众媒介的自省与回归

大众媒介在农村宣传中，长期扮演或长期处于缺位的角色。农民受众长期处于知情权享有不充分的局面。殊不知，8亿农民足可以影响国家决

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民主机制。知情全市公民实现其民主权利的基础，享有同等的知情权，本就是应有的国民待遇。人微也是人，言轻也要言。

1．降低有线电视的收费 增加宣传手段

据我们在乐园村的了解，乐园村每年有线电视的收费为120/年，如果不安装有线电视，村民家中只能收看湖南卫视和湖南经济这两个频道。但是每年120元的收费对于背负黄土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开支。由于在家大多为年老及年幼的村民，是最不能生产价值的生产者，所以这笔开支更为其生活雪上加霜。中青年的人员外出打工，他们对家中的娱乐消遣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并不太在意，使之往往成为忽视的对象。而在家的人员又顾及节省的原则，宁可舍弃本已不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试想，一个连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传播机构都不能收得到人，只能接受到地方信息的受众如何面对瞬息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何与外界沟通？更不用说把自己的需求反馈给媒体。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我安慰，把苦楚付之于仅有的几句埋怨之后也就一笑而过。交谈中，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是对自己某种权利的剥夺。

以乐园村为例，村委会订阅了《人民日报》、《科技报》等为数不多的报刊，且这些报刊都放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名义上村民可随时翻阅，但由于村民把村委会都作为解决纠纷的场所，一般轻易不愿进出来往，这一现象使原本就闭塞的乡村，其信息传播渠道一定程度又被堵塞了。针对以上两点，笔者有些建议：1）在调定有线电视收费的价格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要求，根据地方的不同经济水平，制定不同的收

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2）各地广电相关部门也应时常关心农民的业余生活。定期文化宣传下乡，文娱演出下乡，送电影下乡，把中央或地方的相关政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融进普通农民的生活。3）举办读书读报巡回展，选择适合于农民生活或农业耕作的相对浅显易懂的书，以图文并貌的方式介绍给农民朋友，弥补现今农村较单一的电视传播渠道，提高获取可用信息的传播效果。4）对于一些有条件的村镇，可以由地方政府、村委会补贴或自筹资金的方式成立以村为单位的图书室、活动室，让村民可自由借阅图书，养成村民阅读的习惯。此类图书室也可与村办小学合办，这样可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在书报的构成上，可适当减少党政的一些机关报，这些信息在一般电视上都会有介绍，且篇幅较长、内容相对枯燥。除了国家大事外，受众在选择时会偏向于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如税费、农产品价格、政务公开等，面对可自主选择阅读信息的报纸，受众可忽略不感兴趣的信息，这样只会造成可利用信息的相对重复阅读，造成不必要的厌倦感，并不适合一般农民的阅读口味。选择些大众化、通俗的读本，如《现代家庭》、《读者》、《大众卫生》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真正把实惠和温暖让位于民。

2．调整节目设置 增设农民频道

上文以从多方面论证了农民的角色分化已相当显着。尽管从户籍上看，许多离土不离乡甚至离土又离乡的非农业劳动者仍被我们称为农民，但他们内部已经表现出了很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向大众媒介警示，重视农村中各类受众的差别和变化，在不能简单地视农村受众为一个无差异 的群体。如果仍以传统的观念对待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将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

我们看到，农村中现在正在涌现一批高文化、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面对印刷媒介，相对固定及对受众有一定要求的媒介，能否把过于集中的关注匀一些给农村这片极具潜力又未曾大规模开垦的市场？对于喧嚣的白热化城市竞争，这恐怕就是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吧。对于报纸和电视相对具优势的定位，以往广播对于农村受众多是一些法制、政策的宣传，对于打工群体也多是些援助、倾听的节目，在几年前又兴办了情感咨询等人性化的栏目，但始终把他们处于被说服、传授、同情的角色中，这些节目农民朋友在新奇一阵后也并不领情。面向农村受众，广播要扬长避短，发挥其服务性强的特点，多开办一些服务功能较强的节目是广播节目亟待突破的关键。比如对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常识、小窍门等等。

据了解，现在中央电视台有专门为农民朋友设置的栏目如《金土地》、《致富经》等，但在湖南农村受众对其极为冷淡，不知道的情况大有人在。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节目的内容，不外乎对成功者养殖或种植成功事例的报道，对农村新貌的宣传，对政策、法规的再宣传。更何况在乐园村148户被访人家中有138户人家有外出打工的人员，占总比例的93.24%。农耕人口的外流，真正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数骤降，收视群体也就随之下降了。而对于在家务农的受众，这些节目都注重对样板经验的报道，而对种植中或养殖中面临的问题，做什么好、怎么做、产品市场在哪、市场行情如何、所需的相关科技辅导怎么样、国家的相关法规

又是如何规定和保护的，没有一个系统的一条龙报道。忽视连续、追踪的系列报道，没有像对待像突发新闻的热情与敏感度，节目一直处于疲态，也就难怪观众不喜欢了。

在央视这一中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现有包括军事、西部、少儿等各类为不同受种群服务的频道。而唯独缺少了为8亿这一最大农民受众群所设立的农民频道。是否能够考虑为农民受众设立一个从多角度关注日益需求多样化的，但现仍旧处于“饥渴”状态下的农村市场受众的需求？培养一个日益成熟、民主、法律意识日益完善的新的中国受众群。3．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平等

尽管现在互联网在农村并不普及，但网络走入农民的生活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显得不太现实。但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第四大媒体，网络媒介的交互式作用，提供、回收、反馈信息的能力比传统媒体胜出很多。而这种畅通的“高速公路”也是电视等媒介应当借鉴的。笔者认为，利用网络，现阶段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享受互联网上——话语的平等权。这对一个人，特别对一个弱势群体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身份并不重要，无论权贵与卑微，都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即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平等，虚拟的平等也是一种平等，这是在话语权上的平等。对相对弱势文化的扶持，对相对弱势群体的支撑，这是媒介和普通人在社会属性的一种自省与回归。农民朋友可以在论坛上发贴子，城市人也可以发贴子，在那里没有身份、职业的界限。其实更直白地说，现阶段其受众群还是城市人。但是这个渠道无疑是为城市与农村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特别是架起了青年人之间的

桥梁。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陌生而又未曾企及地方的关注，对国泰民生的关注，对整个中国的关注，把它称为修炼也不为过。使浮躁凌厉之气减少，在实际生活待人中更加宽容，多以宽容的心面对一切事物，平等意识变成自觉而自发的思想。对境遇甚忧的人，学会理解；对权贵，亦以平常心视之。学者平视，不俯视也不仰视。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踏实的成长。从“孙志刚案”，到“宝马体彩案”，这是对普通农民工，普通农民基本权力的捍卫与保护，这种声音倾尽肺腑之情，竭尽了舆论之能，肩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顽强于无畏，让人震撼于深水之下岩浆急剧翻滚和愤怒咆哮的力量，更让人看到了媒介应有的力量，正在的成长。经历了这一巨大变革的新受众必将对媒介有着新的接触态度与评价，必将会对媒介产生新的需求，必将会给媒介带来新的生长点。结 语

对于相对落后于都市的农村来说，这种展示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空间、别样的一种理念，因此它又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乡村文化相比之下也已泛晕黄昏，但请不要忘记，黄昏后的夕阳却是最为灿烂，最为挥之不去的印记。

我们不可否认，大众媒介进入农村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革新。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撤乡建镇是调整城乡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而与此相对应的，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大众文化的一定程度的“侵蚀”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媒介众多的

今天，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特别是对于为此付出过代价的农村受众，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考虑他们的实际利益，充分解释信息，给予应有的知情权来得比什幺都重要。村庄其实不是悲情的，是赋予的过程显得稍许悲壮，任何的变革都需要最后的悲壮，也许悲壮才会牢记。望着即将空巢的村庄，“仓惶而逃”的过客，没有精神依托的悲情生态，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这是我所希望的理想化的大众媒介。参考书目：

1、《在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陈龙著，学林出版社

2、《大众传媒与农村》，方小红著，中华书局

3、《穷人与富人》，李银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传播学概论 论文 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

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技术的发展始终带动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不仅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实现有效管理的途径之一，是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工具，是现代社会娱乐和教育的提供者，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也最广阔的信息系统。

大众传媒在我们社会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它的重要性。而且事物总是有双面性，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它的优点与缺点，在此前提下，才能理清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个人认为，从宏观方面看，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

总的来说，政治体制决定大众传播体制，而大众传播体制又反作用于政治体制。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仔细来看，世界上相当多的政治家都是从创办或接触大众传播开始政治生涯的。例如，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他们或亲自创办报刊，或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主张。还有孙中山，他创办的革命报刊，利用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起到组织民众革命的作用。

而在当今社会，由于现在社会里政治日益生活化，生活日益政治化，大众传播就不得不反映政治、表达政治、服务政治、参与政治。在现代社会，政府和公众的民主对话活动日益频繁。对话也从传达一般信息、发展到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探讨。社会生活中普遍地带有敏感性的问题，如选举、交通，还有如今炒的沸沸扬扬的房价问题，都需要从探讨性的话题中得到一定的沟通和理解，甚至还可能得到解决。而除了依靠“新闻发布会”等人际或口头的传播沟通，还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将这一种大范围的社会性话题引向持久和深入。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协商对话最重要、最普遍的通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手段。

而凡事有其利也就有其弊。大众传媒的政治色彩过于隆重，政治力量的介入，影响了新闻内容应该有的中立方向。同一则新闻，不同媒体却用对其有利点去报道，因为传播媒体的混淆可能会是大众丧失原有的判断力。

某些媒体从众心理严重，追求了轰动效应，丧失了社会责任意识。留意观察如今林林总总媒体，内容与形式同质化，跟风雷同，从众心理产生从众效应。媒体自身也存在的“沉默螺旋”现象，导致有些消息要么不报，要么铺天盖地，一 哄而上的架势让大众有了厌倦、逆反心理。尤其使人担忧的是，片面追求新闻报道的刺激性、猎奇性、轰动性，负信息居高不下，有个别媒体个别记者甚至不惜造假，人为地制造社会心理恐慌。“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这“四大公害”时有发生，这些负面影响，直接污染了人的心灵，诱发了人们背弃伦理道德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二、大众传媒对经济的影响

传播是具有极大潜力的经济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我们每天，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到的广告和新闻，虽然有时会让我们厌烦，但无可否认它让我们很好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动态，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以我个人的观点，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让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运作，还可以大大促使不发达国家加快发展脚步，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个档次。也就是说，良性的大众传播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它可以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创造合适的气氛和社会环境，同时还是经济发展的加油站，不断地为发展提供动力。

如大众传播将存在商机的信息广而告之，便会有伯乐来寻千里马，从而物尽其用。据记载，我国西北西南的闭塞山区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微乎其微，这主要是信息的缺乏所致。后来国家提倡西部大开发，大众传播充当中间人，使国民更快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政策，并触动了很多人积极投身西部的建设中去，同时还让商业人士从这些信息中看到无尽的商机。青藏铁路的开通、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成功运行无一不证明了，在大众传播的支柱下，中国的经济做得更大、更活、更强。

但是随之引起的问题也不少。不少广告商家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不顾良心的谴责，在报纸上投放大量虚假广告，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之带来的是让民众对广告产生畏惧和不信任的心理。久而久之，广告也起不了它最初的作用了。

三、大众传播对文化的影响

大众文化是社会流行趣味和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大众文化与媒体同在，与媒介共同成长。大众文化具有广泛性和普及性，它最特殊的特点是易于媒体传播，它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的生命源于传播过程。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大众传媒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又如在群众中流行的关于名人轶事、足球比赛、家庭装修、流行服装等社会流行趣味，便是我们所办的报纸文艺副刊、电视综艺节目、广告宣传的主要内容，我们媒介传播的这些内容与社会流行趣味吻合好了，就互相推动，使我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有更多的读者和观众群，同时 也进一步引导了时尚、引导了消费，推动了这种大众文化的形成。

第三篇：论媒介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论现实经济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现如今，大众传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它一点点的对我们的生活状态进行侵蚀和吞并，又因为传媒本身所具有的对观众猎奇和揭秘等心理上的略微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知其不宜反而近而近之，当然，受众的程度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媒介也之所以存在着，它对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也是无可争议的。

大家都了解，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经济在政治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充实着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要享受生活而从不是仅仅想要生存，所以金钱的诱惑越来越成为我们多数人的不二追求，当然还有其他生活的享受，但那当然也就只有少数人去做了。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中国的电视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到游戏娱乐时代及观众，只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便风靡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它是我们很畏惧的一件事，当然电视也略微的逐渐取代了别的传播介质，因着它的及时性、全面性、迅速性和对于人们的方便性等从而在媒体介质中独领风骚，人们可以边吃着，边喝着，边打扫卫生等就可以轻松的浏览这一切作为信息植入我们的大脑之中，所以更多的人在其中享受这一种足不出户的快乐，从而有更多的人晋级成为“土豆沙发”或“电视人”等等，媒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在利益的趋势下迅速的失去了传统的电视媒介本该有的一些东西，我不敢断言现在我们所看到电视节目均是背后无比强大的利益在掌权，但现在的电视节目大多给我们之中的参与者是巨额的奖励，他们以此为诱饵，在进行着他们的节目。从语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性格，从电视节目看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不仅如此，电视节目还可以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导向，引导受众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节目首先是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在其范围内可以产生传播功效。娱乐节目作为一种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和大众参与，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种娱乐氛围的节目形态，不可否认也扮演着传播思想，推销观点的角色。而在现代社会，人们也习惯了用媒介传播的“信息”作为判断标准去认识我们客观的生活环境。因此，电视节目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背后作引导，不明白它要传播的核心是什么，最终会“告知”给人们一些错误的认识，传播一种不正确的思想，从而带来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不利于整个社会健康、良性地发展。在娱乐节目中，娱乐是应该的，搞笑也是可以的。但有些娱乐节目不止是搞笑和娱乐了，而完全是在游戏人的情感。它希望你笑，胜过无数。这样的无聊文化导致的娱乐元素在当今的社会表现得很明显。所以，我想说在一个不正确的思想背景下作一些被娱乐化的电视节目，而它们只是想要取悦于观众来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从而在获得更多的利益的话，这样的恶性循环，虽然两方都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但要是一方只要收视率，只要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一方只是面对电视屏幕笑的话，那么我们真要想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了？

对于传媒的真正价值，我只能略说一二，所以在此借用喻国明老师《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中的话来阐述我想说的观点，“传媒在市场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地凝聚起目标受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其所凝聚的那群具有某种社会行动能力的目标受众了解社会、判断社会乃至作出决策、付诸实践的信息来源和资讯解析的“支点”。更通俗地说，传媒作为一项产业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喻老师说的略微专业不过当我们结合现当代的经济基础和传媒介质的取向，以及观众受众的程度来看的吧，也就理解点了。我们要明白传媒的核心价值，寻找人们关注的凝聚点和电视节目的取向，从而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人们对传媒的一个新的认识，而不仅仅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真正融合的东西是不会永远不会分离的，但我们也要懂得怎样在其中取舍，就像电视节目一样，什么东西可以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下运用而生的被取代掉，那些东西是无论外界是怎样个状态，只需要吸收点新的血液，它还是应该保持原有的核心价值。这个很重要。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正走向粗鄙化，即粗糙、粗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的电视节目真的是不伦不类，缺少文化气息。”所以我想我们该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或想点什么了，这样的风气已经形成，在这里我不想说这是什么经济或者利益趋势着它的，因为它们本身也是让我们幸福的东西，我们或许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我们可以改变它，我想说三点，第一：必须全新提高受众者的综合素养，因为再好再烂的传播媒介没有了观众，它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从受众开始。第二：必须全新的去认识和理解传播介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取缔我们需要的新鲜血液要让它像我们的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也只有更好的去认知和理解它，我们才可以知道它是什么，那么之后的就不难了。第三 ：必须要有一个崭新的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和新型的团队为底蕴为支撑，不然就无法将传播媒介推向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竟而前行缓慢。

10级 编导一班

吴凯哲

第四篇：论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及其社会影响

论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及其社会影响

（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系，周昌勇，515063）

摘 要：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直接联系社会及其民众，其权能演变反映国家治理理念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模式。街道权能的合理性、有效性直接决定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效能和社会整合能力，并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以街办事处道发展为线索，就街道权能演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社会影响

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它是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是政府与社会及其民众联系的桥梁、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站，是党和政府的形象窗口。在城市社区，街道办事处是政治权力的枢纽，从根本上制约着社区政治生活。街道办事处权能的演变直接体现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对我国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街道权能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推进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街道办事处权能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前后至文革前：街道办事处的建立与权能设置

街道办事处是在废除国民党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单位制”相并存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并进驻的城市中，国民党政权以及包括保甲制度在内的各种组织制度和组织方式先后被摧毁，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如何将人民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保持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为此，新生的政权首先“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建立了“单位体制”。对大量存在的未能进入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无法纳入“单位体制”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则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由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将居民组织起来。基于此，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得以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根据和组织形式，各城市的市政当局各行其是，街道办事处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在1954年以前，全国各城市的街道组织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设街政府，为城市基层政权，如武汉市、大连市、郑州市、太原市、兰州市、西宁市；二是设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为市或市辖区的派出机构，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江西、湖南、广东、山西等省的一些城市；三是“警政合一”，在公安派出所内设行政干事或民政工作组，承担有关工作，如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①当时由于“单位体制”的强大社会功能，街道办事处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城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而存在。街道办事处建立之初不设立科室，只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其职能比较单一，其主要工作是负责民政和户籍管理。

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法律形式统一并确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性质、任务、作用。条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城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其职能包括：一是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宜；二是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三是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街道办事处设专职干部3－7人，其中包括妇女干部1人。《条①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86－87

例》颁布后，1955年全国各城市都普遍建立健全了街道办事处组织。

由于“单位体制”和街道办事处同时并存，并且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体制”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单位体制”日益向街区扩展，形成了单位社会。街道办事处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逐渐演变成“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的组织。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街道办事处曾一度被“人民公社”所取代。①

1958年至1960年，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建立598个城市人们公社，大多数人民公社建立在街道层面，少数建在区一级。街道管辖范围扩大，并且实行公社党委领导下的“党政一家”、“政社一家”的管理体制，成为市、区以下的一级政权组织，实际上取代了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组织社会生成协作，发展社办企业和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有的地方，还撤消了居民委员会，以公社派出的“街道工作队”代行工作。②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街道权能的嬗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地街道办事处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街道办事处被改名为“街道革命委员会”，并建立街道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上海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为例，1967年12月五里桥街道办事处被造反派夺权，街道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街道设革命委员会，其工作由对居民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转向开展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斗批改、大批判等，以及动员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这个时期街道的权力完全集中在革命委员会手中，行政建设完全停滞。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混乱，许多市、区政府处于瘫痪状态，街道权能在这个时期急遽膨胀。当时，街道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组、居民组、企事业组、文教卫生组、人防办公室、查抄办公室等，统管党、政、财、文大权，权力范围空前扩大。其主要认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次是：动员居民到农村落户和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负责民兵训练和征兵；处理查抄物资和组织生产管理与服务工作。④街道革命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主要工作便是搞外调、抓清队、查户口。

3、改革开放后：街道权能的扩展

1978年，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拨乱反正对基层政权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撤销“街道革命委员会”，恢复街道办事处。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重新确立了街道办事处的性质。1980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重新公布了1954年颁布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再次明确街道办事处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行街道党委、街道办事处、街道生产服务分离，统一由民政部管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单位体制”仍然主导整个社会，加之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街道办事处设有派出机构：“五所一院一场”――即工商所、粮管所、房管所、派出所、环卫所、卫生院和菜场。这些机构受直接区政府领导，因此街道内事务被“条块化”，街道办事处处于“边脚料”的地位，只是做些辅助的工作，如宣传、动员和协助工商税务人员进行检查等等。

在“单位体制”还没有松动的情况下，街道的机构设置相对简单，其权限也十分有限，这与街道所能控制的资源是匹配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这种情况有了新的发展。由单位控制下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社区回归。街道办事处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能权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54年颁布的《条例》中规定每个街道办事处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必要时可设副主任1人，整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般在3－7人，街道下一般不设职能机构。其工作①②夏建中《城市社区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变革及其主要原因－建造新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控制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02 第2期，③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 第4期

④陈家喜 刘军《街道办事处：历史变迁与改革趋向》，城市问题，2002 第6期 

权能主要是三项：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的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然而，这种状况随着城市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单位体制的松动，大量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向街道社区转移。80年代中期，根据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天津市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己经拓展到了30多个方面，100余项之多。北京市部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有120-140多项。杭州、西安市街道办事处的任务约70-80项。①由于街道权能的扩展，街道机构和人员编制也迅速膨胀，1980年代一般为40人左右，现在则远远超过了这一数目。据统计，工作人员在50－180人的街道办事处最多。机构设置上：街道党委（或工委），由书记、副书记组成，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精神文明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办公室、团委、妇联、工会、武装部和老干部办公室等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任和副主任组成，下设行政办公室、民政科、居民科、城建科、司法科、综合治理办公室、社区服务办公室、文教科、计划生育办公室、财务科等；有些街道还管理其下属企业，如街道联社、劳动服务公司、街道福利等企业。

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工人下岗，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街道办事处实际上起到了社会调和的作用。街道权能的急遽扩展，使其成为“社区总理”。但笔者在做调研时发现，街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相匹配，责任甚于权力，往往使街道行政效率十分底下。基于此，1990年代中期后，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对街道办事处权能重构的探索，形成了街道办事处的四种权能模式：即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重心下移，立足基层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青岛市四方区兴隆路街道—－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逐步推动社区的功能转换和组织重构；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设立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以撤销街道办事处为终极目标；沈阳市沈河区泉园街道—明确社区定位，合理划分社区，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③

二、街道办事处权能演变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它是检验一个国家对城市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强弱的衍变。街道办事处权能的演变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城市社会控制模式的更替

在80年代以前，整个社会被高单位化，形成了所谓的“单位社会”。社会控制通过“单位体制”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单位组织体系相比街道几乎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在单位社会中，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因素，单位社会中的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自己的一份档案，档案上都列有成分一栏，成分为干部工人、军人和学生的属于单位体制内的一员，其他成分的城市居民则被打入另册。根据彭真的观点，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工人阶级以外的街道居民将日益减少”，在1953年，这种人口在城市中还占到60％，而在“三大改造”和“大跃进”运动之后，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几乎所剩无几。根据朱健刚的研究："80年代以前街道办工作是不被重视的，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

但是这种社会控制模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建设迅速发展，街道办事处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相对于日益增长的职能，街道对原②①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第194页

②陈家喜 刘军《街道办事处：历史变迁与改革趋向》，城市问题，2002 第6期

③胡熙华《我国城市变革中的街道社区管理组织重构》〔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0

2有的权限感到十分的匮乏。但也正是被授予了这么多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行政权力秩序中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我们如果不把权力看作法律规定的条文，而是看作实际行动中的影响力，那么街道办事处的权能在这段时期实际上膨胀了，在这一时期，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已完全涵盖了一个区域性政府的全部职能。根据笔者对汕头市金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的调研，街道办事处几乎负责了整个政府权能的所有内容。从基层党政党务、劳动人事、工会妇联到统战、侨务和宣传、信访；从街道资产、财政、财务到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甚至社区科技与卫生和环境保护；从“三防”工作、社区治理、治安到计生和司法服务；从社区企业服务、咨询到代理居民身份证、证明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有的甚至说，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始终与街道和居委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按东方街道办事处陈树峰主任的话，除了没有人大、政协以外，街道已经是一级“政府”。①

在我们做调研中还发现，居委会其实是街道下实行社会控制的更直接的组织。居委会由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工作受街道办事处指导，并得到来自街道的财政支持。居委会直接与城市居民接触，更能了解实情和掌握社区动态，因此居委会被吸收到了城市社区事务管理中。城市政府通过街道和居委会这一政治和社会枢纽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但是无论如何，与“单位体制”下的社会控制相比已经明显弱化了。总的来讲，这种弱控制还会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削弱。

（二）行政秩序混乱

街道权能的扩张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行政秩序的混乱。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他们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但并没有相应的职权保障。正如陈树峰主任所说的：我一个人就与区政府签了13份责任合同，而有些合同其实我们并没有权力执行，但是只要在这个岗位就得签。这种行政事务的强行下移并没有伴随权力中心的下移，导致街道办事处处事很被动也很尴尬。街道办事处在实际执行职能过程中常常处于执法边缘，导致与街道居民的紧张关系。

这种行政秩序混乱产生的后果就是行政合法性危机。现代社会居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这一点在我们调研中得到了证实。许多居民学会用法律来拒绝执行或抵制街道工作。街道唯一能做的是通报职能部门并协同职能或执法部门开展在街道范围内的事务。但许多街道往往是强制执行的，结果导致了政群关系的剧烈冲突，甚至导致法律诉讼。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社会控制体系的严重削弱和公民意识的强化。

从普遍状况来看，街道权能的扩展不同程度的导致了行政秩序的混乱。有的学者指出，街道办事处权能存在以下问题：职能权限不明确，“上面千条线，下而一根针。穿又穿不起，理也理不清。”由于法律上缺乏规定，上级政府又没有统一的明确授权，使街道内部的行政秩序很混乱，具体表现为“条块冲突”，许多城市管理的任务层层落实到街道，但街道又没有明确的职权，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管不了”，而条上各机构虽有权管，但由于不与居民直接关连，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管理，就干脆推给街道去做。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导致政府权威的丧失和社会的对抗与冲突的加深。

（三）社区服务缺失与社区自治弱化

随着城市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社会活动的领域前所未有的拓展，城市功能不断强化，市政公共服务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发达和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在整合西方社会，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从西方成功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由于地方财政预算常常处于“预算饥饿”状态，一方面是收入增长有限，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改善服务，地方政府在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建

设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公共服务的挑战，美国各地方政府纷纷把部分职能下放或外包给私营公司或非营利性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营利的社区发展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社区发展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这些社区发展公司主要是针对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建筑和修复、宅第维修和供暖的计划，公共住宅区的管理，以及买卖和租赁房屋的咨询等业务。许多社区发展公司还发起了种种就业和经济发展计划。①1

与此相反，受我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政治体系的社会控制机制从明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向基层延伸。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一直在不断加强，因为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于基层政权对社会的超强控制。因此在“单位体制”解体后，街道办事处取而代之成为社区的控制实体，街道权能扩展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政府为了实行对社会的控制，就必须对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作出响应，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习惯。这种政府权能的扩展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社会本身的自我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残缺，而政府由于财政预算和人力资源的不足而导致服务缺失。政府的服务质量下降和数量不足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分化和政府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政府权能在街道的扩展阻滞了社会自治能力的培养，也人为地导致了利益基础上的地区分割，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小结

有关街道办事处权能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探讨。在国内比较盛行的认识大概有以下五种观点：一是主张把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地方政府，实现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二是主张维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性质，把重点放在改革和完善现行街道管理体制以及简政放权、理顺关系、强化职能上了；三是主张把街道办事处变成政权实体，把区一级变成派出机构；四是主张取消街道办事处，把区的管辖范围划小，由区直接指导居民委员会，实行二级政权二级管理体制；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分类管理，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的城市管理体制。②

街道办事处权能问题，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街道权能的演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发展。总的来说，自建国以来，街道权能趋向于不断扩展，从虚变实，这是伴随着国家权能的扩展而发展的。但是这种街道权能的扩展也带来了许多现实冲突：一方面是基于政府治理结构的挑战，街道办事处只是基层政权组织的派出机构，其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局限。二是源自于社区自治的挑战。街区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渗透与社会力量相互交错的空间，社区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博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理念和社会政治传统。三是资源限制（人力、财政、权限等）与服务效能的挑战。人民对于政府服务质量与服务数量的要求日益增长，但是囿于人力、财政和权限的限制，街道办事处并不能使人民得到很好的满足，特别是经济市场化部分地降低了政治的权威，给街道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探讨如何实现街道权能的合理变革，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社会的整合能力，达到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政治治理模式，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美〕理查德D·宾厄姆等著，九州译《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39页

②李秀琴，王金华《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35页

第五篇：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调查项目：烟草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调查目的：烟草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调查针对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种植农民、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禁言举措对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希望魔能得出对社会有意义的结论。

调查人员：闫晨

调查地点：苍山县烟草专卖局

调查方法：网上查阅走访调查

调查内容：烟草工业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它为货架的税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记忆它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让人们深恶痛绝。鉴于对烟草的复杂情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烟草的影响。

1、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烟制品的两重性和经济性的特性使得烟草工业具有投入少、产值大、税率高的特点。为了巩固财源，防止烟草税金的流失，许多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财政首日的重要来源之一。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烟草所纳税种主要分为6种：有属于中央税的消费税和所得税，有属于地方税的城建税、营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属于共享税的增值税，其中消费税占烟草税收的比例最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烟草工业对税收的影响重大。

2、吸烟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

香烟危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香烟点燃释放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但主要是焦油和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

（1）致癌作用

吸烟致癌已经公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吸烟室肺癌的重要致癌原因之一。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性是不吸烟者的13倍，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10~13倍。肺癌死亡人数中约85%由吸烟造成。

（2）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吸烟是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害因素，吸烟者的冠心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以及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统计资料表明，冠心病和高血压病患者中75%有吸烟史。冠心病发病率吸烟者较不吸烟者高3.5倍，冠心病死亡率前者较后者高6倍，心急梗塞发病率前者较后者高2~6倍。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中的30%~40%由吸烟引起，死亡率的增长与吸烟量成正比。

（3）对呼吸道的影响

吸烟史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的主要诱因之一。实验研究发现，长期吸烟可使支气管粘膜的纤毛受损变短，影响纤毛的清除功能。此外，粘膜下腺体增生、肥大，粘液分泌增多，成分也有所改变，容易阻塞细支气管。

（4）对消化道的影响

吸烟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一般比不吸烟者增加91.5%，致使十二指肠酸负荷增加，诱发溃疡。烟草中烟碱可使幽门括约肌张力降低，使胆汁易于反流，从而削弱胃、十二指肠粘膜的防御因子，促使慢性炎症以及溃疡的发生，并使原有溃疡延迟愈合。

(5)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是指生活和工作在吸烟者周围的人们，不自觉的吸进烟雾颗粒和有毒物质。被动吸烟者所吸入的有害物质浓度并不比吸烟者低，吸烟者吐出的冷烟雾中，焦油含量比吸烟者吸入的热烟雾中多一倍左右。研究发现，经常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的妇女，其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工作场所没有或很少被动吸烟者。

3、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

中国卷烟市场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拥有近30%的全球消费者，而且主要吸食中式烤烟型卷烟。卷烟是习惯性嗜好品，传统上以中式烤烟型为主导的中国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相对稳固。所以，中国卷烟市场在本土中长期内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烟草行业的税收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8%左右，如果占到5%一下，国家会考虑取消烟草专卖制度。因为，如果烟草行业的税收在5%以下，那么在烟草带来的卫生、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支出将远远超过收益。烟草效益是不可能越来越好的。近几年烟草效益之所以有比较迅猛的发展，是因为卷烟的价格在猛涨，而人们卷烟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烟制品以后是往奢侈品的方向发展，就是价高量少，保持一定的税利而减少烟草的销量，所以经过人们对烟草制品从普通消费品向高端奢侈品的观念转变后，烟草的效益就会逐渐下降了。

在烟草工业带来巨大税收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带来巨大的社会支出，如何进一步发展烟草工业，是有待于国家职能部门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