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假如中国不是“倒”向苏联

假如中国不是“倒”向苏联

中国当年向苏联“一边倒”，“成绩”已经出来，这里不多说了。假如我们当年“倒”向美国会怎么样？“假设”虽为虚拟，但有些事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说国门以外的事吧——

第一，朝鲜战争不会发生，这应该没有异争议。这将会使哪些人受益、受益多大呢？

1、中国几十万同胞（志愿军）免于流血牺牲，据沈志华对俄国解密档案的研究，中国有1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经常保持130万的军力（联合国军最大兵力60万）。志愿军阵亡15万多，伤几十万。

几十万青壮年，无论是死亡，还是伤残，对家庭都是天大的不幸，对新生的国家也是巨大损失。

2、遭受抗战和内战严重破坏的新中国免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战费62亿人民币（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总支出只有一百多亿），还欠了苏联几十亿的军火费和贷款利息（苏联淘汰给我们用的二战旧武器不是白送的）。这一笔巨资如果用于国家建设或民生工程，会是什么效果？

3、老毛受益。其爱子不会客死他乡，有了可靠的“接班人”，老毛心情好了，兴许能多活几年。间接受益的还有“林彪一伙”，没有“抢班夺权”那处戏哪会摔死在蒙古，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于伟人行列。

4、朝鲜人民受益。半岛统一，而且肯定是南统一了北，朝鲜人民致富奔小康了，哪会连收音机都听不上，只怕不少中国人要偷渡鸭绿江呢。

5、韩国人民受益。国家统一了，也不用提心吊胆防着生性怪异凶狠好斗的北方狼了。

6、中国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朝鲜。几十年来中国对朝鲜的援助究竟有多少，咱百姓无法知道，肯定不是个小数目。但看最近朝鲜漠视中国“半岛无核化立场”耀武扬威的狠劲，我们有些人这才意识到中国对朝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的大。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无论其社会是否动荡，对中国都不是好事。——凭什么几十年我们“勒”自家裤带给他送银子让他胡作非为？这个哑巴亏都源于中国人舍身炸碉堡救下个金蛋蛋。

7、美国受益。毫无疑问，韩战中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美国有史以来的战而“不胜”记录）。

损失最大的是金日成，没有韩战他就日不成，日不成何来金二世、三世？

受益多多，受损了了，从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看，当年“亲美”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而实际上我们选择了最坏的（选择中间路线也可以“独立自主”）。

第二，祖国统一大业完成，也是基本肯定的。2009、5、22人民网《美国曾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一文披露，早在1948年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限制对国民党的援助，并聚焦于“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在毛访苏以后，美国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以换取中共对苏疏远。1950年1月11日，正在赴苏访问途中的周恩来向毛报告：上月美国通过史良丈夫陆殿栋传话，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周同时认为“原则上以不理为好，如有接触容易暴露我攻台的弱点”，毛同意，认为不应与美过早建交。后来中国出兵朝鲜心无旁骛，与美交战，美也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了。

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一方面大陆的腰杆子就能挺直了，不会象现在这样，为了“一个中国”的承诺而任人要挟；另一方面台湾也省了许多“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冤枉钱免得内外受气。

第三，越战也不会发生。中、美、越各参战国十一年（1965——1975）的战争消耗，生命和经济上的损失可想而知，不赘。与韩战一样，有了“保家卫国”的口号，我们作出巨大牺牲对朝、越的所有“支援”，就不那么“高尚”和“无私”，说中国利用它们做“抗美”“缓冲区”也有理有据。据说老毛给了胡志明二百多亿美元的援助，越南人至今并不领情，而2000年俄罗斯免除越南一百多亿债务让越南人感激不尽倒是公开报道的。到越南旅游的人都能感受到，越南人对中国人有明显的“情绪”。

两次“抗美”，一无所获。

第四，中国的外交环境将有巨大变化。韩战之前，美英法都有意与新中国建交，美国甚至准备弃台以拉拢中国（大陆），但老毛沿斯大林的“指引”执意出兵朝鲜。1951年2月联大以47票对7票的压倒优势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显然苏联投了弃权票，它为什么不投“反对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向苏“一边倒”，外交环境很恶劣。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经济制裁，这使得中国更依赖于苏联，苏联一闪身，我们将会摔得很重，后来事实正是如此。

蒋介石到苏联转了一圈就看出俄党不讲信用，中共与之交往那么长时间居然不识庐山真面目，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先是亲得要死，后又仇得眼红，苏联差点连核弹都要扔过来了——“苏联老大哥”居然对社会主义兄弟仇恨到这种地步，寒心哪！我们外交极大失败处境尴尬不说，弄到仇美又仇苏，腹背受敌，国际关系很紧张，国内建设也因此失当：先是老鼠躲猫似的进山进洞，耗不下去了又从山洞里出来。“折腾”，是中国几十年的“主旋律”。它不仅损耗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更“折腾”民众纯朴的信任——这个教训我们认真总结了吗？

第五，军队现代化水平将大大提高。能和日本一样可以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老美想让俺牵制北极熊呢），那咱的军队现代化水平是啥样，不多说了。

第六，日本的二战赔偿就不会单单“漏”了咱中国。这里要做个简单的背景介绍。二战后，国民党要求赔偿，战胜国在赔偿数额（各国所得的百分比）上争执不下，一拖就是四年。1951、7，美国召集“旧金山会议”，起草对日和约草案。当时，美国要请国民党政府与会，苏联则坚决反对，因此出了怪事：在邀请名单中，抗日最久、损失最大的中国却不在其中。美苏争执的结果竟然是：由于国、共哪一方出席会议不好定，那就让中、日单独缔约；究竟哪一方“代表”中国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决定”。日本掌握了主动权，理直气壮地向国共双方讨价还价。1952、4、28，国民党政府匆忙与日本签约，竟然未提“赔偿”二字。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公开声明“不承认”。1972、2，尼克松访华，日本紧跟着也要与中国改善关系。9月，田中首相访华。谈判中，毛、周争得了“面子”：亲口允诺“放弃赔偿”（而不是让蒋介石说了算）。至此，中日争执了27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由于中国人的“慷慨”而获得“圆满解决”。此后中国的民间索赔，日本都以“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原告）不能通过司法行使索赔权”为由驳回。

赔不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就是窝心。

第七，睦邻“友好”。如今环顾周遭，中国的邻邦还真不省心，视中国“不出头”为软弱，纷纷圈海占地咄咄逼人，看上去是各抢各的食，实际上都在看美国的眼色。如果中美“一条心”，这些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发生。

第二篇：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其中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经历的最惨痛的历史，最后在苏联和美国等多国的帮助下我们才战胜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一切百废待兴，建国初期少不了苏联的帮助，不夸张地说建国初期我们其实是在模仿苏联前进，后来苏联解体，中苏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好了。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苏争霸的局面已经开始，而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国大陆刚刚解放，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使得新中国的经济百废待兴，而美国铁定不会借钱帮助中国了，所以中共为了争取到强大的帮助和依靠选择了与之对立的超级大国——苏联。一方面，中共与苏共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两党交往的历史悠久（正式开始于国民革命时期），且中共之中许多领导人也都去过苏联留学，双方对彼此有着深厚情谊。另一方面，苏联为了牵制美国，削弱美国的力量，那么支持中共也成了绝佳选择。在我看来，中苏结盟完全是各取所需。首先，当时苏联早就可以预料到以后必定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在自己本身短时间内不能有大突破的情况下，拉拢队友是必然的。当时美国已经早一步开始支持蒋介石，如果最后蒋介石成为中国领导人，那么中国必定会倾向于美国。就地理位置而言苏联会很难受，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美国的计划得逞，那么苏联就必须找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来支持，这时共产党就进入了苏联视野。对于中共来说投靠苏联是必然的了，当时的蒋介石已经有了美国的支撑，光靠中共是不可能打的赢得，中共必须找一个可以和美国抗衡的靠山，这样才有机会打败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中国很落后，一切百废待兴，我们需要苏联的技术支持中国发展，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势，毕竟很近，所以当时中国和苏联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1950年到1957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 ,贸易急剧下降 ,军事摩擦不断 ,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至于为何中苏关系会恶化到如此程度，在我看来无非两点。第一点，苏联的开始搞“沙文主义”，中苏都是采取的共产主义建国，主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在全球范围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必须受它的指挥，服从它的战略需要。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第二点是中国在不断进步，最初新中国刚成立，一切都是新的，当时和苏联合作是必然因素，为了可以快速发展，也为了躲避美国的压制。后来慢慢发展中国慢慢发展起来了，而苏联却越来越想控制中国，希望中国对他言听计从，但中国不想被别国操控，久而久之中苏关系就慢慢恶化了。其实中苏关系就好想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最初孩子对大人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慢慢长大，而大人却老了没有了对孩子的约束力，孩子也变成了大人，这是大人已经不能在随意左右孩子的想法了，慢慢孩子和大人的关系自然不好了。

虽然中苏友好关系并没能持续多少年，但就中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说还是有很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意义来说有这几点：1打破了欧美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2增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3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之一。4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对新中国初期建设起了巨大作用。而现实意义是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打好基础，如果没有中国之前和苏联的合作，那么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这么好。虽然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俄罗斯毕竟是苏联解体后留下了的最大国家，其大部分还是有苏联的影子的。

2、《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很大程度的帮助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在短短60多年的发展中发展到如今的程度，所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等多方面有很大帮助。

中苏关系虽然没能一直友好下去，而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也解体了。但是就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说，虽然也走过弯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但是总的来说中国是在飞速发展。如今世界主张和平发展，中国虽然没了苏联的帮助，但是还有俄罗斯的帮助，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与俄罗斯要相互协助才能和美国共同前进。

第三篇：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十月初，由中国中央编译局与人民出版社合作编撰的9卷本《苏联史》第一批5卷在中国出版发行，分别为：第一卷《俄国革命》、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八卷《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第九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丛书展现了能引起中国精英阶层兴趣的苏联各个历史时期。

如何才能不重演“老大哥”的悲惨命运？这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经常提出的问题。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表示：“江泽民同志当选总书记后，指示中国社科院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苏联解体经验。过去30年有关论著被大量发表。中国正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既可以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也可以避免自己犯错。”

现阶段，中国重蹈苏联历史覆辙的可能性有多大？俄专家认为，苏联的命运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文明比较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表示：“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威胁只在1986年出现过一次。当时的中国改革与苏联改革很相似。两国知识精英都曾向往西方，如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经过1986年和1989年两次震惊舆论的事件后，中国精英阶层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两步，这是苏联未能走出的。

第一步即所谓的1986—1989年‘体制停滞’。第二步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选择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中国”中心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受重蹈苏联覆辙威胁的原因有二：

第一，得益于对苏联经验教训的认真研究； 第二，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入手，而并非像苏联一样从政治入手。

“两国的历史起点大致相同。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更合理的道路——政治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实行一党制，以及维护经济稳定并实施经济改革。因此，曾经存在的体系并未被动摇。苏联的改革从政治体系入手，苏共失去领导地位后，国家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

两个几乎同时开始改革的国家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彼得罗夫斯基在对影响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时表示，苏联的军事和社会支出负担沉重，而中国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不要忘记，对军工综合体的支出几乎占苏联经济总量的75%，而社会负担也很沉重。这种情况却完全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并未积极参与军备竞赛，而且现在才刚刚建立起完整的免费医疗、教育和养老体系。”

在毫无条件地承认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前领导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俄专家提醒中国同行，不应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出太过单一片面的结论。通常被视为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原因之一的改革具有三大特点，即公开性、与西方合作以及私有化。

罗曼诺夫表示：“如果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媒体不应批评政府以及媒体必须受到绝对管束，那么很容易走回苏联改革前的老路——要求公开透明。如果中国政府选择苏联改革前进行的类似冷战时期与西方对抗方式的话，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如果中国取消私有财产，并作出企业收归国有且摒弃市场经济的决定，那么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中国已经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

罗曼诺夫认为，改革是对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回应，而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未来10—15年保持经济6%—7%的年增长率。然而，即使发生经济增幅急速放缓的情况，苏联经历的事也不会在中国上演，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的强度和深度，而这一点正是苏联所没有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管委会成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总结道：“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与中国的起点大致相同，但二者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如今中国正在崛起，而俄罗斯可能已跌入谷底。中国何时将到达顶峰尚无法确定——有人说2030年，也有人说2050年，不过，重要的是，无论到达巅峰还是跌落谷底，事态总会朝相反的方向继续发展”。

本文刊载自《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

第四篇：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路在何方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2009年，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成为拉动世界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和“中国威胁”等论题被国内外广泛讨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心情不同，态度各异。如何评价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我国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又一次站在新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问题，当热也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心议题，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他的回答。

关键词：改革发展

一、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似乎总也找不到准确答案的问题。在革命的历史大幕落下之后，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回归到自己的单位、家庭和各种社会生活当中时，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心中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加平安、富裕、体面的未来，这也是过去的革命先辈和思想先贤们的理想。但愿景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我们进行更深意义的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一个近代中国背负几百年的“老”问题，在今天开放的思想环境下，似乎比以往显现出更加让人焦灼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００年，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００年，现代化之于中国，有路却难于抉择。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６０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１９４９—２０４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在这攸关未来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必须做出抉择。面对民族的忧虑、国家的困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以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提笔报国，铸就《中国向何处去》这么一部鸿篇巨著。

周天勇先生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本书主要是研究并论述发展的中国道路。周天勇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着自身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度转变。作者强调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这一关键时期，如不及时进行调整，极有可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书中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对中国目前发展道路的风险和发展的“中国陷阱”进行了深入论述。首先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的经验：政治上的集中体制，持续推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结构改革，坚定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对外开放政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作者客观分析了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即城市化严重滞后、土地供给体制不顺畅及其导致的住宅价格过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党政事业供养规模过大、行政干预过多以及税费负担太重等。这些问题相互影响，进而引发就业问题无法随着经济增长得到妥善解决、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角度比较拉美、印度、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后，作者指出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为此要完成五大任务：推进城镇化；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服务业；开征财产税；管住和改革政府；提供较为均等的公共服务、建设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本书是周天勇先生在他过去众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过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深入思考和提炼，秉承了作者一贯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对重大问题的把握能力，是作者又一精心之作，更是对中国发展成功之道及其未来发展之路作出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难得之作。在我读来，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对比中探寻中国现代化最佳路径是本书的首要特点。作者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未来发展的任务”一章中纵向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３０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阐述了每个３０年发展的得与失以及矛盾所在、症结所在，指明了哪些矛盾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矛盾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并预见，将来信息化世界将会改变工业化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横向对比方面，作者系统分析了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拉美、印度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并且，通过与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比较，从而提出了中国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其次，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是本书也是作者治学的又一显著特点。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有可能陷入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比如在谈到公有制问题时，作者强调所谓的去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但是这些观点，作者并不是凭空放炮、隔山打牛。全书各种数据统计图表达数百个，通过数据对比、计算、分析，从而使得本书的每个结论都有据可查，真实可信。

再次，该书在著述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发展这根红线。本书站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层面，从经济这个方面切入，同时也广泛涉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充分体现了作者思考的全面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特别是作者能够从民生的角度，对解决住房、土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提出独到的见解，并就这些问题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支点而进行极具前瞻的系统阐述和精密论证，实属难得。

全书最值得阅读和思考的就是第三篇。作者周天勇从极其深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指出了中国未来道路的艰辛。正所谓“苛政猛于虎”。政府机构臃肿，揭露了为了供养扩张的人员和增长的实际支出，各种税收增加，最终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企业员工收入水平不见增长、失业率增加。曾经的曾经，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而现在，这本书亦尖锐、直白的指出了如此事实与道理。

在我所看到的，众多讨论中国房价问题的论著中，唯有这本《中国向何处去》真正指出了其本质的原因。它不仅指出，高房价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指出了，高房价是土地管理取向、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在就业方面，它更是深刻的讨论了大学生与农民工失业的问题。社会上有很多对大学生失业原因的讨论，但多数都归责于大学生自身条件不足这一表现原因。这本书揭示了导致其失业的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原因——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国家政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偏向，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这导致社会上适合本学学历的工作太少，而本科学历学生过多。于是，很多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去做不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甚至是农民工的工作。以此，大鱼抢小鱼的食物，小鱼抢虾米的食物，最终又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二、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

这是书里总论当中的一句话，也道出了今天中国道路选择的困境。借用一句曾经很流行的电影台词说，就是路怎么走，自己挑。中国走向何方？也只能由我们自己作出选择。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当下，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诸如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群增多、金融危机影响仍在继续等现实因素困扰的情况下，读《中国向何处去》相信每个读者都感慨颇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自己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三．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而在人口布局上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道路。1978年以后，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仍然是认识不清楚的，犹豫不决和半推半阻，虽然政府推动的建设和建成区面积方面的城市化似乎也不慢，但是，农村人口较为永久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还是很慢，城市化进程还是慢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服务业领域的狭小和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严重困难，分散的发展形式造成了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城市化推进缓慢对生态和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城市化水平低也是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不能不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为遗憾的一个重大的失误。但是，总而言之，瑕不掩瑜，作者不仅能够提出问题，而且能够把所提出的问题，提出有力的佐证，并最终根据自己的研究探寻出中国现代化的最佳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张鑫：“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金融博览》，2006年第6期。

3.杨世松：“谈‘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理论月刊》，2008年7期。

4.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见《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4月15日发表题为《樊纲反驳吴敬琏重化工之论》的报道。

5.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和扭曲”，《商务周刊》2005年8月19日。

6.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财经专栏和相关杂志。

第五篇：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众多原因中，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苏共最后解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杜绝腐败。

关键词：苏联解体;腐败;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52-02

苏联，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老大哥，它的解体给苏联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的国家和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内出现的特权阶层不断壮大，贪污腐败盛行。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惩治腐败刻不容缓，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一、苏联腐败问题的历史演变

腐败是指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作风不正进而产生的结党营私、循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也可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苏联固然毁于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代，但有人认为苏共倒台的全部原因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苏联崩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结果，而腐败是一个过程，苏联的腐败则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

（一）列宁执政时期党内风气公开透明

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使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执政期间，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合夹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共产党人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完善而独立的纪检监察制度。列宁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让腐败现象有任何产生的机会。当时强调党的纪律性，在成立了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之后，并于1921年党的十大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基于这一时期苏联各项国家权力是公开透明地运行的，使得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和特权阶级没法形成，因此有力地抑制了政府和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腐败现象开始滋生

斯大林执政后，为了快速巩固苏维埃政权，加速其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苏共中央管理一切，基本不受群众的监督，最后形成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必然伴随着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等现象的出现。随着斯大林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公开建立干部等级制，并按干部官阶高低赋予不同的特权。这就使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开始扩散。

（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腐败走向普遍化、常态化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开始出现问题。他片面追求领导干部的稳定，最终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不但使领导阶层缺乏应有的活力，而且非常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果不其然，在其执政后期，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级，并且领导干部的特权进一步制度化。这个时期苏联几桩著名的腐败案，如“黑鱼子酱案”“钻石走私案”“驸马案”等，都与勃列日涅夫的直系亲属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有恃无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断膨胀，使苏共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分子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苏共垮台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当特权阶层不仅满足于自己享受，还希望将这些特权永久占有并传给后代的时候，他们发现只要苏联还是共产党执政，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通过特权得来的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财产就无法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认为原有的特权必须得到根本改变，而资本主义则是使他们需求得到满足最合适的制度。因此苏联搞了“公开化、民主化”的运动，最终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转而投向西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共产党员听之任之，特权阶级则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样不仅继续为腐败提供有利条件，更将腐败分子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二、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究竟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当中，腐败是怎样在党内迅速地产生发展，最终导致政党的失败、国家的灭亡呢？这既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在苏共内部特权阶级的强大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这些都造就了腐败在苏联的盛行。

（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执政期间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然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高度集权统治不断地发展为个人的专断，“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1]35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缺失，这就从根本上腐蚀了执政党的根基，动摇了政权存在的阶级基础，是苏联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体制一成不变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期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一成不变，没有经历任何实质性改革。1957年赫鲁晓夫失败的经济体系改革，使得苏联的“影子经济”开始产生，非法的地下作坊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获得国家严格控制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那么只能通过贿赂工商行政部门干部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等非法途径取得。这种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影子经济”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是苏联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特权阶级强大，官僚主义盛行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自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之后，就造就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成员的新特点是他们本人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未必有很多存款。其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2]68官僚特权阶层十分反对来自党内党外的监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和社会的落后也在所不惜。并且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由于特权阶层势力的强大，造成了裙带风、官官相护风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是苏联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亡党亡国对我国反腐建设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由于腐败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对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开展了高强度的新一轮反腐后，大批官员落马，我国反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反腐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防范腐败现象的产生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本身就容易产生腐败。为了避免我国在改革深水区腐败问题的滋生发展，我们要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更加完善，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反腐败斗争胜利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存在的权力制衡机制，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起了很好的制约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在反腐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加大权力制衡力度，需要对监督权力机构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经济领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日渐加重的趋势，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遭受到了损害。腐败问题再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将和苏联一样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从当代国际社会看，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零容忍，在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国家公职人员会因为不申报财产或偷税漏税等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正是因为国家对腐败的零容忍造成了腐败现象无法生存。习近平提出了“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3]，这使多年以来官官相护，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然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4]，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保障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民群众不是和党站在一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反而被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这都和苏共的党员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造成党员蜕化变质，使得党严重脱离群众是分不开的。

我国要从严治党首先就要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白“人民公仆”的责任和义务。一是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二是要抓好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的考验;三是要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廉洁操守。只有首先从思想上入党，从源头上控制腐败思想的产生，这样才能够杜绝腐败现象的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