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大十三个代表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

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 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刘静仁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包慧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简介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简介

毛泽东(1893.12.26——1976.9.9)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3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 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所以称为第四军，并不是因为另有第一军至第三军，而是因为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共产党的力量较强，战功卓著，深受人民爱戴，所以沿用第四军的番号)，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

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委。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省东南部的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指导方针，在他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就把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了扩大会议，纠正了错误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由张国焘(1938年叛逃)、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原曾计划成立的红三方面军并没有成立)也经过长征达到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这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反对蒋介石拒绝抗日、坚持反共内战而发动的在西安以武力拘禁蒋介石的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夏，他写了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在抗日时期，他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着重提倡从实际出发和依靠群众，纠正与此相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为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矗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它被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和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战，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战略进攻，并使自己转入战略进攻。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解放全中国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建国以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国后的头三年，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一面在国内完成了繁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一面迫于美国军队攻入北朝鲜，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这部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同年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个学说在他以后的活动中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1958年，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不久，他又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他所认为已经再次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的阶级斗争。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开始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

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66年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的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这一**一直延续到他1976

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巨大功绩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高尊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五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所犯的错误被认为是对这一思想本身的违反)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何叔衡（1875－1935）湖南宁乡人。1918年参加毛泽东等组织的湖南“新民学会”。1921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党所举办的湘江学校教师，为党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到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到中共革命根据地担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内务人民委员等职。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随部队驻于都公馆乡，不顾高龄各级地帮助乡政府作动员工作。1935年2月底，从江西转移福建，在长汀与江西边界的地方遭敌军包围，敌军迫近时，坠崖后与敌人搏斗时牺牲，时年六十岁。

董必武（1886～1975）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名贤琮，号璧伍，又名用威。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清贫的乡塾教师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从事律师工作。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编为《董必武选集》。

陈潭秋（1896～1943）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学校英语班。五四运动期间，曾参加领导武汉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参与创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与恽代英、董必武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武汉任区委书记，并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7月北伐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30年9月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被捕。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3年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并留驻共产国际。1939年回国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9月被捕入狱，次年9月被盛世才

杀害。

李达（1890.10.2-1966.8.24）哲学家。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自动离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是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全国人大第三届常委。“文化大革命”初，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毕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史学、法学、货币学的研究和教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有《李达

文集》。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思，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初回国后在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译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2月，代表上海小组出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反对张国焘专权，次年脱离共产党回武汉，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汉口市督政办公署总工程师。1925年先后任北京国立中俄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次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组织西征军攻占武汉，驱走汀军唐生智，他被桂系军阀胡宗泽，陶钧部逮捕，在武汉遭杀

害。

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１９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大成立，刘仁静和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并在1920年10月底，联合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大学生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在一次解决与无政府主义者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这一次会议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后来，刘仁静信奉“托派”，并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然而，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由于颅骨破裂，当场遇难，终年８５岁。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

一大代表，是这样去世的。

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成为叛徒。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

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

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王尽美（1898～1925年）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的创始人。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今属诸城）人。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发起组织励新学会，主编《励新》半月刊。1920年9月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组织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和邓恩铭一起代表山东共产党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1922年1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回国，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主任，创办《山东劳动周刊》。8月被派往山海关从事工人运动，是京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3年2月回山东负责党的工作，主办《晨钟报》、《现代青年》、《十日》等报刊。遵照党的指示，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致力于山东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11月，中共山东省地方委员会成立，当选为书记。1925年初，赴青岛领导工人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

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中共党同东早期组织的领导之一。1921年参加中共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去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青岛市委书记。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后，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秋，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牺牲于济南。进年三

十岁。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处死。

周佛海（1897-1948）源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

狱中。

包惠僧（1894-1979）曾用名包晦生，别名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同年10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2年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1926年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脱离共产党组织，1949年从澳门回到北京。10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第三篇：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吗

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吗

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及其所代表的地区，历来有不同说法。早期多说是13人，间或也有11人之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持12人的说

法。其中11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难以成立。在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11人。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有一个当事人在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也提出过异议。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产生一大代表的经过以及有关的情况。

当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之后，即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据当事人的回忆，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有些地区的代表是领导人指定的，有些地区的代表是个别协商产生的，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 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张国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进步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有了相当的经历和学识，马克思主义水平、工作表现都不在一般代表之下。第二，长沙党组织根据上海发起组的通知，与其他地区一样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一大，没有任何理由单独要从长沙两名代表中减去一人。在同一个回忆中，张国焘又说：“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前 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张国焘的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由此可见，张国焘关于何叔衡代表资格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人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一大代表有不同的看法，比如：1971年董必武在与 访问者的一次谈话中说：

“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李达1957年3月18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l日晚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刘仁静1979年6月在接待笔者访问时回忆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来参加会，也没有人不同意。”

也有的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另外，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中说过，出席一大会议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 1935年的回忆中说到，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以及出席会议的由来问题，有必要把他的简历，特别是在一大前后的活动情况，作一些分析。

包惠僧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为职业。1920年9月中旬，由刘伯垂介绍，被吸收为党员。武汉的第一批党员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武汉临时支部，包惠僧是武汉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汉活动，曾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俄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后因去海参崴的海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本人就留在上海，参加党的教育宣传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上海党的工作由李汉俊、李达主持。李汉俊“要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要陈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去”。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在广州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从广州动身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包惠僧本人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 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

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大出席者的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我认为，从包惠僧初期的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参加一大是有理由 的。至于包惠僧政治不坚定，后来脱党，那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的由来和代表哪个地区的问题，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代表武汉出席一大的；二是代表广州出席一大的；三是串门碰上参加的，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四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我认为：

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汉小组出席。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区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是无疑的，武汉不可能派出包惠僧作第三名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没有在武汉工作，又是从广州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不可能是武汉代表。

第二，包惠僧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的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论据。虽有两个当事人和包本人说是代表广州的，包也的确是从广州动身参加“一大”的，但有些疑点不能排除。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有两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这是无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广州和日本了。陈公博的回忆中也只说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并没有说他代表广州，如广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话，首先应是陈公博，包惠僧毕竟是后来去广州的，而且时间不长，至于文中所说12名代表，是指“来自七个地方”的代表，并没有排斥还有第十三人参加会议的可能。因为当时上海已有李汉俊、李达两代表，他们又请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会议，假如陈独秀当时回上海参加一大的话，出席一大的也不是12人。所以，这一段引文并不能决定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但对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广东代表还是起作用的。

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的列席代表，这是不合情理的。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不可能随便允许串门的人参加会议。退一步讲就是串门参加的，碰上一、二次会还有可能，何以能从上海开幕到南湖闭幕都碰上参加呢？再者，当时还有几个党的骨干 在上海，他们怎么没有参加，而唯独包惠僧千里迢迢从广州到上海来串门参加呢？因此，这个说法看来是站不住的，至于说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来的习惯推论的。事实上党的一大并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参加了会就有同等的权 利。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的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事实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又一次到广州，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局意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综上所述，中共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第四篇：一村一大工程新生代表发言稿

“一村一大工程”新生代表发言稿

新潭镇梅林村村委会主任 余国强

尊敬的各位领导、学员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余国强，是屯溪区新潭镇梅林村主任，也是“一村一大”工程11级的学员。首先，非常感谢区委组织部和黄山电大以及各位领导，给了我这么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让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一村一大”工程的一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代表全区所有参加“一村一大”工程的学员在这里发言。

“一村一大”工程是区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而启动的一项系统工程，通过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方式，将高等教育延伸到农村，尽快为农村第一线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使他们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从而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我第一次了解“一村一大”工程时，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圆自己未竟的大学梦想，努力学一技之长，扎根基层，服务农村，奉献自己的春春和力量，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回报组织对我的关怀。

同时，作为“一村一大”工程的一员，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是一名学生，在学校里，我们不再是村干部，不再是青年致富能手，我们要做的是自我约束，严于律已。一是按照时间要求参加集中学习，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有特殊情况，必须向授课老师和所在的学习小组负责人请假；二是遵守课堂纪律，不抽烟、不交头接耳、不随意走动，认真听课并做好笔记；三是坚持自我学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不耻下问、”“温故知新”。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给全区的各级领导和基层百姓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把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时刻铭记于心，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努力去服务基层、奉献基层，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我，用我们的行动去履行作为农村大学生所做出的承诺，用我们的汗水去寻求通往未来的成功之路。

谢谢大家！

二0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五篇：大学语文——认真学习十三个专题

一、认真学习十三个专题，写一篇心得体会

读《西厢记》有感

是怀着一股虔诚甚至有点惶恐的心去读《西厢记》的，因为在读之前，就知道前人给它封的至高荣誉——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巨著，号称与《楚辞》、《庄子》、《史记》等名著并驾齐驱的“十才子书”，被誉为“天之夺魁”之作，是公认的元杂剧的“压卷”之作。我不知道这些是否足以给我造成主观上的影响，使我在品评此巨著时脱离不出前人的圈子。不过在解读过程中，我还是觉得，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不同时代的读者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背景和要求，用不同的思维和立足点去解读它，并从而读出不同的社会意义，是从根本上决定了《西厢记》取得相同的成功的。

《西厢记》的盛名，在古代，我觉得首先是得益于它蕴含的反封建思想，如果没有这一个主题，而纯粹是一个爱情故事，相信它的魅力在当时也不可能这么大，就更不用说到以后了。剧本塑造了崔莺莺和张生两个形象，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向往爱情，追求幸福。他们互相爱慕，可是他们的地位悬殊：一个是相国之女，处在母亲严厉的家教之下；一个是书生，地位远远不及相国之女，在封建社会里，门当户对是婚姻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注定要通过反抗封建传统观点、反抗封建礼教，并要求两个人能够始终真心相爱，才能够取得胜利。故事就是围绕他们为爱情而反抗封建、以及他们面对重重考验时对爱情是否执著而展开的。这就使故事一开始就具备了反封建反礼教的社会意义，而作者在设计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充分地为他们设置了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障碍和要面对的困难，并且围绕如何排除这些障碍和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相应办法，因而他们在走这条反抗之路时迈出的每一步都具有了典型的意义，使得那个社会里，那些希望追求自己幸福而不甘于妥协在封建礼教压制下的青年男女读者，就以他们为榜样，或者从中吸取反抗的勇气，迈出反封建反礼教的步伐，追求婚姻自由的幸福，或者在阅读之中使自己进入角色中，在没有条件、能力和勇气抗争的现实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于是争相阅读《西厢记》也就成了一种现象，这也是作品在古代取得成功的关键。

而到了今天，崔张们自由结合的障碍早已不存在，造成他们当年悲欢离合的客观社会因素也已经当然无存，那么，失去了反封建主题得到人民青睐的这一成功因素，《西厢记》为何还能够在现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呢？《西厢记》又凭借什么去打动恋爱自主、婚姻自由的人民呢？笔者以为，《西厢记》里面人物形象的高大以及情感的美好是打动现代人、使其在现代社会还能够拥有这样为数众多的读者和获得厚厚的荣誉的根本原因。新时代，物质丰富了许多，风气也改变了很多，当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从封建青年人渴望而不可求变为今天的“再平常不过”时，那种得到以后就不珍惜的现象在颇大一部分人身上再次上演，滥情、假情、矫情大量充斥在原本纯真美好的爱情里，使得很多人愿意追溯那种纯情、深情、钟情之美。《西厢记》里的人物形象有这样的美，张生之钟情、莺莺之深情，都是典范。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两情相悦，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是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门第财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伦理道德毫无关系的感情，是那种情到深处随风飞，自由而舒适的境界，《西厢记》里的莺莺对张生的情感就是这个爱情的典范解释和表率，因此，在当代一些人对爱情随意挥洒、对世上有真正的爱情提出质疑时，《西厢记》不愧是一剂熨帖心灵、解毒除热的良药。它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那样的美好，是那样的值得期待，真正的爱情是存在于人间的，并且是可以追寻、应该而且必须去争取才能够得到的。就这样，《西厢记》就从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里切入了现代人的心灵，取得了现代人的认同和首肯，再次焕发出绚丽的光芒。当然，《西厢记》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这些，其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文采优美华丽，写景写事自得工力，也是其成功的原因，但比起它的文学功用来，这些就只能够划入纯文学

讨论的范畴，属于少数专业研究者了。

提起元稹的《莺莺传》可能许多朋友并不熟悉，可一提起《西厢记》，一提到红娘，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其实《西厢记》就是根据《莺莺传》改编而成的。只不过《西厢记》是歌颂自由恋爱的喜剧，而《莺莺传》则是一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如果说《西厢记》是根据人们美好愿望而写成的一篇成人童话，那么《莺莺传》则是描述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看《莺莺传》缘于《西厢记》，因为被《西厢记》中美好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当我无意间看到《莺莺传》后，便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想知道它到底与《西厢记》有哪些不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故事竟然是以崔莺莺最终被张生无情的抛弃作为结局。说心里话，我是不喜欢读悲剧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都希望每个爱情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的认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罢了。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另人悲伤的故事，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而且我觉得《莺莺传》比《西厢记》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结局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崔莺莺的个人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这既有张生的原因，也有她自己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在里头。

首先说张生这个人物，小说开头交待说：“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従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张生是当时社会一个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既长得英俊潇洒，又性格温和，还不近女色。当然文中也提到了，他对人说：“不是自己不好色，而是没有找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张生对爱情的态度非常的认真，不是那种烂情的人。在没有遇到自己心依的人之前，他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文章紧接着交待说，张生出去游玩寄住在普救寺，而他的姨母郑氏也寄宿在那里。正赶上当地军队的最高统帅病死了，而新任的将军还没有到，所以士兵们便开始到处烧杀抢掠。张生与当地的将领是朋友，所以请就请他派军队保护郑氏一家。郑氏对张生非常感激，所以便让他的儿子和女儿出来拜谢张生的救命之恩。张生对郑氏的女儿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所以他就私下里多次送给莺莺的丫鬟红娘许多礼物，并请求她代为传递感情。红娘起初不同意说：“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而此时，张生则耍起了无赖。他说道：“余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大家注意，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若张生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崔莺莺自然会乐意娶她，怎么可能像他说的那样因为多等两天就会因相思而死了呢！我觉得人的性命决不可能像他说的这么脆弱，否则人类早就绝种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不负责。前文交待过他是个对感情很负责的人，而此时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呢。我认为可能是他此时正处在一种矛盾当中，首先是他的确深深的爱上了崔莺莺，可他又非常明白自己和崔莺莺门第不合，父母是决不会同意的。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便是不负责任的偷情。

这种以牺牲崔莺莺的终生幸福来换取他个人短暂快乐的做法，是非常的卑鄙和龌龊的。但红娘并没有看出他的狼子野心，相反的，她觉得张生是个痴情的男子。为了成全他，红娘给张生出主意说：“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生大喜，立即写了两首情诗交给红娘，希望能打动崔莺莺的心。崔莺莺给张生回了一首《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知道莺莺已经被他打动，约他在西厢见面。所以张生便在当晚趁着月黑风高，悄悄的跳墙进去与莺莺约会。张生

本以为可以与莺莺尽鱼水之欢，谁想到莺莺之所以写这首诗，就是要把他引来，好当面说清楚。张生被莺莺回绝以后，只得灰溜溜的走了，并从此对莺莺死了心。若故事就此打住，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了。可谁知过了几天，莺莺竟主动送上门来，和张生缠绵了一夜，张生自己都以为是在梦中。

崔莺莺为何会有如此转变，一般人都会觉得很突兀。可若是仔细读读，崔莺莺写给张生的诗，不难看出些端倪来。”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半开的又岂是门户啊，还有莺莺一颗萌动的芳心。莺莺自幼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把女人的名节看得很重。刚开始他的妈妈另她出来见张生时，她托病不肯出来，出来后又不发一言。可她必竟是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正所谓：“哪个少女不怀春！”也许在她的心里，早就对张生有意了，可又迫于封建礼教不敢表露出来。接着张生以情诗来打动她，她对待张生的态度便似她诗中所写的那样欲拒还迎。可作为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女孩子，在社会舆论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才在西厢拒绝了张生。

我想在她看到张生失望的离去的那一刻，她的内心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她明明是喜欢张生的，却迫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得不拒绝他。应该说崔莺莺是勇敢的，最终她终于冲破了一切束缚投入到了张生的怀抱。可她又是懦弱的，当她得知张生有意遗弃她之后，不但一点也不反抗。反而向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她将一切责任都归结于自己太过轻浮，张生若是一直对她好下去，那是她的运气。张生若是舍弃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临了，还为他拂了一曲《霓裳羽衣序》，然而没有弹了几声，就因曲调哀怨而停止了。莺莺丢弃了手中的琴，哭着跑回去了。当时，张生也被感动的热泪盈框。然而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还是无情的将莺莺抛弃了。

而崔莺莺面对张生无情的抛弃又是怎么做的呢？第二年，张生科考失利，莺莺寄书于他：“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寝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従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多么痴情的一个女子啊！可惜她遇到了一个薄情负心汉。那张生竟将此书到处展示给人看，好让别人看他多么有手段。当别人问他为何抛弃对他一往情深的莺莺时，他竟然无耻的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真是一个无耻至极的混蛋。然而更另人可悲的是，当时世人竟没有几个同情莺莺悲惨遭遇的，反

到将张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可悲，可叹啊！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张生之所以这么做，也是顺应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的。在他认为他自己做得很对，而根本没有把莺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想。只不过把她当成一个玩物，正像刘备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能够白头偕老的妻子都可以视为衣服，就更不要提情人了。也许在他们眼里，莺莺连衣服都不如，简直是一盆祸水。

从崔莺莺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是很难冲破大众普遍所持有的观念的。社会认知是什么样的，人们行为便会怎样。生活在现代的青年们是幸福的，我们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然而有利必有弊，现在的人对爱情过于轻率了，人们不再相信这世上有忠贞不二的爱情了，认为那只是美好的童话而矣。现在像崔莺莺一样被人抛弃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而她们倒是比崔莺莺更想得开，因为这太普遍了。所以她们可以很快的再找到新的情人，因此上爱情便也就贬值了。若长此以往，恐怕以后再想看到纯真的爱情，也真的只能在书里找了。这才是真的可悲可叹啊

0、在课外阅读书目中任选一本阅读后写文学评论 小说的主人公是保尔。柯察金。保尔既是一名革命斗士，又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青年人。保尔是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的缩影。他的个人命运与十月革命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保尔精神的主要之点在于他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也做过傻事`错事，犯过军纪，在生活中、爱情上也有过失望和悔恨，在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也曾一度动摇绝望。但正如保尔自己所说，“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年轻，然而多半是由于无知造成的。”保尔.柯察金这一形象可敬而尤可亲。他既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英雄，又是一个超越时空局限的人性英雄，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永恒强者。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意义的许多哲理性思想已成为我的人生箴言，特别是他那段关于“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以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全部经历，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名句将成为我的座右铭和树立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坐标。

虽然，光阴荏苒，保尔所处的那个烽火年代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而保尔精神仍被一代代地传承。保尔.柯察金那种反对压迫、反对以强凌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假公济私，见义勇为、知难而上、不怕艰苦，忠于职守、为公众的利益勇于献身而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依然光彩照人。这种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要求，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谈物质多了，谈精神少了，而一个人文精神失落的社会，它是不健全的，甚至是危险的。

也许有人认为保尔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并不存在。那就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不是传记作品。但他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是他对生活的切身体验，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哲理性思考与总结。

这篇小说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最值得学习的是保尔那钢铁般的意志。他那在困难之中百折不挠的精神。现在我们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但这种精神却在慢慢丧失。我们青年一代，应该在保尔精神的激励下，树立起人生的目标，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向目标前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杰作，自问世以来60多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该书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还塑造了保

尔·柯察金执著于信念而坚韧不拔的崇高人格，其形象超越时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震动着数代人的心弦。

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仅在前苏联，这部作品就以61种文字印刷了600多次，发行量达3000多万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保尔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人生的追求、执着的拼搏奉献精神以及对人生的坚定信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优秀小说。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作者为什么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 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小说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革命者在斗争中百炼成钢，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揭示保尔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刚毅性格，小说形象地告诉青年一代，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为共产主义理解去努力奋斗。革命战士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小说的又一主题。保尔在凭吊女战友娃莲的墓地时所说的那段话，就是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白，也是对小说这一主题的阐发：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可以这样来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的一生应当象保尔.柯察金那样去度过。

1、在以下思考题中任选两题完成作业

1、中国神话的主要内容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1、创世神话

2、始祖神话

3、洪水神话

4、战争神话

5、发明创造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

2、根据你所阅读的神话故事说说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内容（不少于500字）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简要分类如下：

1、创世神话

盘古不仅分开了天和地，同时也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缔造者。另一则神话说他死后，呼吸变为风云，声音变为雷霆，两眼变为日月，肢体变为山岳，血液变为江河，发髭变为星辰，皮毛变为草木„„。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

2、始祖神话

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女娲补天，显示出她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女娲不仅有开辟之功，她也是人类的创造者。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

和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以上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

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3、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4、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5、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