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什么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什么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是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出现根本性转折，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社会主要矛盾以一种集中、凝练、典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核心要素、关键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新的性质、新的内容、新的水准，实现了人民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跃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富起来的过程中让中国全面强起来、真正强起来、持久强起来，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于质量水平提高期、实现现代化的酝酿过渡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状况的一个尺度，主要矛盾的概括和定位，实质上是社会发展的“地标”。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处于初级阶段与现代化的衔接过渡期，走出初级阶段的酝酿加速期，以及初级阶段的质量水平提高期，进入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跃升期。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的基本依据，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主导的、支配的、决定的作用，贯通于时代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阶段。新时代是新的主要矛盾的总体性概括和历史性表述，新的主要矛盾则是新时代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首先就要认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是什么，据此进一步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

主要矛盾转化，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新的主要矛盾表明，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具备了充分的条件。主要矛盾是问题、动力和主攻方向，主要矛盾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解决主要矛盾的目标和途径。新的主要矛盾表明，只有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由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所适应、协调和满足。

第二篇：如何看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科学地概括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矛盾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基本方法把握主要矛盾

科学分析时代特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矛盾是推动事物前进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找准并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推动重点工作,带动全盘工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群中占据主要地位,起支配作用。在社会发展中，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就是坚持重点论,就能顺利地带动解决其他矛盾,从而推动社会整体前进。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会发生转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对立统一法则，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并依据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对这一矛盾的认识确定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国情，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内容。1981年6月27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被定位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延续了30多年。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认识进一步形成共识，并延续至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里所说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情况主要说的是生产力发展落后的有关表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及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一表述依然存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矛盾在变化。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许多奇迹,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和显著进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用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的观点，科学分析新情况新变化,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全面分析了社会矛盾的变化状况，及时而科学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判断的客观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一如既往地坚持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判断，但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上有了重大变化或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客观依据主要表现在，经过近40 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社会生产力整体上有很大提高，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并进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

上述情况导致社会矛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需求日益多样化,变得更为丰富和广泛，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些需求仅用“物质文化需要”难以概括。二是制约日益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关键因素,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生产”因素，而是扩展到包含生产发展因素在内的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发展社会生产仍然是重中之重,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发展的第一要务,但是它已经不是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唯一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地位发生了转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表述已经不能够完整地概括或科学地表达新时代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之间的关系呢? 必须把握两点: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未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或低级阶段,它相对于高级阶段而言是发展水平和程度还不高的阶段。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也没有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尚处在初级或低级的阶段、即还未达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的状况。我国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看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落后面貌,已经接近或赶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但是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状况依然突出。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总体性质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产生了新的阶段性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新特点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情形下,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矛盾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会对我们党和国家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基本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种转化，不是朝着绝对否定或倒退的方向转化,即不意味着简单地否认发展社会生产的前提性意义,而是朝着更高层次和更广泛领域的社会矛盾运动方向转化,即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在社 会更高层次和更广泛领域中的复杂变化。对矛盾转化的及时而准确地把握或概括，有利于更好地带动解决社会复杂多样的矛盾，有利于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矛盾转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我们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急躁冒进，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矛盾转化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广泛性和高质量，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关注社会的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转化判断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这一判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为我们深化认识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阶段，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我们要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矛盾，善于总结变化发展的实际，勇于在实践创新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点。从这一重大判断中,我们获得的重要启示是: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必须首先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把实现人民幸福安康作为始终不忘“初心”和始终牢记的“使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至上的理 念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过程;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始终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把影响或制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把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特点，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涉及结构性、合理性问题，包括发展中的结构、区域、领域不平衡、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内在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区城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东部西部之间的不平衡，表现在收人分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发展程度和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展创新动力不足、就业质量和机会不够充分、局部区域生产发展水平滞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尚待提高、民主与法治建设有待改进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水平有待提高、生活和工作环境需要改善，等等。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是新时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决定我们实际工作重点 和着力点的基本依据。

再次,要在实践中牢牢抓住解决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问题这一“牛鼻子”。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是带动解决全盘矛盾的前提。可以说,牢牢抓住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抓住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战役的“牛鼻子”。当前，我们要打好扶贫脱贫、改善环境、提高创新能力的攻坚战，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教育领域,要着重解决好教育资源、教育结构、教育质量的不平衡问题，坚持教育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向贫弱群体倾斜，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既要解决好高校区域布局、学科专业结构、教师队伍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问题，也要解决好素质教育发展、内涵式发展、国际性水平等不充分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现代教育，才能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公平教育、优质教育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充满活力的理论

自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直是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这充分是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党与时俱进，依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要求，逐步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成果。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党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年来的历史与现实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充满无限活力的新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鲜活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是一种鲜活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十三个字，既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又显示出它是一种立足国情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地说:第一,鲜活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首先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延续与继承。这一点必须明确。对此,总书记讲得非常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其次,鲜活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式的延续与继承,而是紧贴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国情的延续与继承,是在延续与继承中有创新、有发展、有丰富。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具有无比的鲜活性,呈现出空前的活力。实践证明，鮮活的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是立足于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只有立足国情才能依据国情发展丰富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常青常鲜活，才会具有持续不断的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紧扣中国实际、牢牢立足中国大地、密切联系中国国情来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即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种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又根据国情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从面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又“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论

实事求是的理论，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能落地的、能接地气的、能反映社会发展要求实践证明，凡是能引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理论,都一定是实事求是的理论,因而，都一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何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就因为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论，其实事求是的根本点在于:毛泽东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多数这一最大的国情。正是基于这一最大国情，才提出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论,其实事求是的根本点在于:该思想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的基础上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12 月26 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 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道世界的根本要求”，并要求全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获得健康发展并取得伟大胜利,就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提出符合这一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理论体系准确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与具体要求,呈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引领中国走向强大、引领人民走向富裕。正是在这一实事求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人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国的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已经步人世界前列,国家日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所出现的新变化，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尽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总书记仍然告诚“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充分显示出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显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必然是一种种充满适力的实事求是的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以人民为本的理论

以人民为本的理论必然是充满活力的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处处闪现出以人民为本的光辉理念。臂如,总书记在谈到坚持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又如，在谈到中国梦这个问题时，他深情地说道:“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总书记心中装着人民、高度重视人民、紧密依靠人 民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五年来全党产心协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奋斗，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如党的子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精落地实随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因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 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人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人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五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一直孜孜不倦地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在今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总书记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开篇就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细细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不难发现，报告中多次出现“人民”的概念,如“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加 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等。可以说，“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书记可谓是处处想着人民、时时念叨着人民。所以,我们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以人民为本的理论。以人民为本，这就必然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无穷的活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能卓有成效引领人民走向富裕、国家走向强盛的理论

充满活力的理论，一定是能卓有成效引领人民走向富裕、国家走向强盛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的理论体系，作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的理论。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研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直就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与使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富裕与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经济获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不断走向强盛。譬如，我国改革开放短短30年就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1978-2008 年，中国连续30 年GDP年均增 长率超过9.5%，到2009 年，中国GDP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所以,总书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 个 全 面”战 略 布 局、“ 十 二 五” 规 划 胜 利 完 成等,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大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历史性成就: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3980元，比2012 年增长29%;人均国民总收人从2012 年的5940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之，五年来，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在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强军兴军、港澳台工作、全方位外交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我们已经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且很快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种与时俱进在实践中获得丰富与发展的理论

充满活力的理论,一定是能与时俱进、立足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样的理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坚守的初心与使命。从1956年我们进人社会主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进行理论探索与理论创新,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提出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一国两制”的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科学性、正确性的理论,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 步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基于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小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题，“进行观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么主义思想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国内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我国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提出了诸如“中国梦”“三个倡导”“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三严二实”“一带一路”“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执政如何治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等重大问题，深人回然了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把我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活力。

第三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2017年11月13日 内蒙古日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林

密

【核心提示】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

●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

●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乎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大局与大计 极为重要的新论断。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总体而言，这一重要的科学新论断立足我国实际，扎根历史，展望全球与未来，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

第一，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人们理解历史发展的主导基础、发展规律、发展现状与阶段性提供了总体的分析原则与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之本。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永远不负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因此，我们党引领的“伟大梦想”，以及党的宗旨与奋斗目标，在原则与方法论上是深深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毋庸置疑，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过程。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也就意味着，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条件，并且只能提出历史发展本身已具备解决问题之条件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它既是前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结果，也是开启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新前提。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主要矛盾判断，呈现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因此，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阶段性与新形势新条件的科学判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尊重，对我党执政规律的尊重。

此外，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展开的过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展开的过程。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美好生活”是一种抽象而笼统的表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来看，恰恰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逻辑与科学认识方法，彰显的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要面对的“富起来”这个阶段，是一场以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核心驱动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战斗。经过近4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 界。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所有的这些日益广泛与增长的各种需要，总体上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当前阶段上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新阶段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以前一个阶段“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的，是继承与丰富发展，也是历史的具体展开，因而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也是一个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阐发。这在根本上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体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第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在风雨近百年的历程里，不论弱小还是强大，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问题与矛盾，勇于修正错误，敢于刮骨疗毒，不断自我革新与进化，时刻准备着攻坚克难。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形式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实践是核心，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本。但是，这种表现为社会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历史过程，无一不是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人们就必须得发展生产，而且必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生产实践。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动力。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党提出的要求在于，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我们 党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过程中，一方面必须直面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勇于开展“伟大的斗争”；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不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立足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聆听时代的声音，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对于新阶段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我们党直面的新问题新挑战。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选择历史实践开始的条件，而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个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与过程中，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才有了当下必须直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突出的问题与后果。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首先，主要矛盾表述变迁是我们党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及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历来重视抓主要矛盾并基此制定与施展治国理政大计。这一传统奠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一著名的哲学论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依据这一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都要对我 国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关于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之相比，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表述上的明显表述变化体现为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表述之“变”背后的“不变”之处，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其次，这“变”与“不变”背后不仅体现了我们对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中开展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虽然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更主要也更关键的制约因素是落后的生产力。而伴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凸显成为突出的问题，构成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前一个阶段，不平衡发展既是条件，也是方式，意味着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先富有能力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到了后一个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却严重制约了共富的实现。这是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以及主要任务等都不一样，因 此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层次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等具有普遍共性，但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同于西方，尤其在根本上异质于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逻辑驱动的“美好生活”展开过程。同样，“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全球的共性过程中，也必须意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消灭这种不平衡性、实现共富为目标导向的，并且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因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必须以“四个自信”伸张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致力于推进的“伟大事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第四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能源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能源逻辑

“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精准定位，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任务和新挑战。

体现在能源领域就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能源消费增长换档减速，保供压力明显缓解，供需相对宽松，而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在供求关系缓和的同时，结构性、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成为制约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能源行业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必将促使我国能源行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站在新起点上，我国能源转型该如何面对和迎接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以什么逻辑解决好新的社会矛盾？ 能源清洁转型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此也带动我国能源领域发展战略、理念和政策取向的系列变化，推动了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成为重要发展基调。能源革命的理念涉及能源消费者、生产者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义，本质是主体能源的更替或其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主要特征是能源供给消费的清洁低碳化发展，目标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些意味着我国能源朝着清洁化方向发展的的重大思路转变。朝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我国能源发展方式正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2012年增长了9.1%，年均增长2.2%，远低于本世纪以来能耗总量年均7.1%的增速；能源结构正在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分别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4.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了6.5个百分点……能源生产消费发生了巨大变革。推动能源革命之路，并非坦途。需要解决许多矛盾问题，应对各种风险隐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能源当中有着充分体现。比如，部分地区能源生产消费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上限，“以气代煤”和“以电代煤”等清洁替代成本高，洁净型煤推广困难；部分地区弃风弃水弃光“三弃”问题严重；此外，跨省区能源资源配置矛盾凸显、天然气季节性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等等。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能源清洁低碳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高效、清洁、多元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进程加快推进，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国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也越来越强烈。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进一步坚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能源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

纵观人类能源发展历史，任何一种能源的占比提升都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实现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从高贵能源向普惠能源的转型，仍需要突破技术、商务和管理多种瓶颈。因此，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体系中仍将较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不仅将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加速期，也将是化石能源绿色发展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黄金期、承载使命变革转型的关键期。

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系统集成、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天然气作为清洁的化石能源，将成为向新能源体系过渡的重要桥梁。通过推动能源革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方引导培育，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将持续提高，天然气更加广泛的开发利用将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必由之路。“三去一降一补”推动能源行业强身健体

当前，我国能源供给结构还不合理，破解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以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为根本目标，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为主攻方向，通过正确有效、清晰可行的结构优化措施，使能源供给体系更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重磅规划、政策和配套机制，积极引导和推动去产能、补短板、增动能重点工作。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能源储运能力显著增强，保供压力基本缓解，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清洁能源比重提升，包括上游勘探开发、油气储运、电力体制改革、成品油主体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体系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能源市场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创新推进缓慢，已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后一公里”难以落实，成为释放市场活力和培育增长新动能的主要制约因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是一次惠及长远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写入党章，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推动能源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进一步着力化解和防范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在实施去煤和能源替代战略、防范煤电过剩风险、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等方面继续下大力气。其次，要统筹资源、环境和市场条件，推动非化石能源可持续发展。大力改革创新，尝试通过实施一定的价格补贴政策，重点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不足和“弃风弃光”现象。三要继续加强国内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大页岩气、页岩油、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调查评价，积极扩大规模化开发利用，夯实油气资源供应基础。四是要加强电网、管网及能源储备建设，补齐能源基础设施短板。五是要优化高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推动能源协调发展、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节能环保成为能源行业重要命题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我国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排放量大，污染严重，面临异常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有世界上最强烈的环境改善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12年至201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分别比上年降低3.5%、3.7%、4.7%、5.6%和5.0%，降幅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5年，除单位GDP能耗外，单位GDP电耗比上年降低6.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降低8.4%，这三个指标均为2005年实行节能降耗约束性管理以来降幅最大的。

但是，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能效和排放上。从世界范围看，我国能耗强度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高。按照2015年美元价格和汇率计算，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3.7吨标准煤/万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2.4倍，德国的2.7倍，英国的3.9倍。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我国人均排放是全球的1.44倍，单位GDP排放是欧盟的4.32倍，美国的2.79倍，全球的1.7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说，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硬约束，也是主目标。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绿色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补齐资源环境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兑现国际气候承诺的要求，已成为我国能源行业的重要命题。

科技创新成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作为能源革命战略的重要一环，能源技术革命是助推能源消费、供给、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转型的速度和进程。

近年来，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显著提升，但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核心技术缺乏、关键装备及材料依赖进口问题比较突出，新能源、页岩气等领域关键技术长期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燃气轮机及高温材料等依然落后等。与此同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创新活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这一背景下，能源科技创新正迎来最好的机遇期。我们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技术，把握创新重点方向和领域，依托重大工程，以重大科技专项攻关为抓手，力争突破深海油气、页岩油气、可燃冰、新一代核电等能源领域的一批关键性技术。另一方面，要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拓宽视野，积极吸收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加强新技术运用和新模式探索，推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大电网技术、智慧能源、储能技术等国际先进技术在国内应用；同时密切跟踪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动态，及时把握一些发展机遇。

“中国智造”呼唤制造业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既有技术上的欠缺，也有工匠精神不够的原因。

能源装备是能源技术的载体，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和核心部分。推动能源装备自主创新是落实“中国智造2025”的重要举措，是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趋势，许多国家都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把推动新能源和新型绿色产业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变化，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构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能源技术装备亟需革新和提升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报告还提到，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当前正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发扬工匠精神，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对能源领域而言，要顺应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在高效洁净发电、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利用、能源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抢占先机，实现重大突破，从而进一步扩大优势，迈上新的重要台阶。提高自主创新和整体劳动队伍技能水平，使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

倡导企业家精神，推进能源行业变革与国企改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众多新兴行业的民营企业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能源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尽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重大改革进展和社会关注度上显得沉寂。这种反差并非因为国企缺乏潜在的优秀企业家，更多源自于国企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加之市场化激励不足，导致国企高管政治家身份更加浓厚，而企业家精神相对缺失。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不久前，中央下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承担着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和风险，这也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改革发展需要和企业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尤其是在相当多企业处于爬坡过坎的情形下，更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作为领头羊，对企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能源企业处于厚植发展优势、调整优化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需求增速大幅下滑、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形势，承担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市场化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行业深度调整和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激发和弘扬国有企业家的担当、创新、进取、奉献精神。但是，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手段，更需要建立一种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诸如推行董事会行使高管人员市场选聘、薪酬水平与业绩挂钩机制、企业管理人员合理流动机制、国企员工持股制度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厘清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边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当国有企业中涌现出一批散发强烈企业家精神、既有政治素质又有市场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会同时站在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上。版权声明|稿件为能源杂志原创

第五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判断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判断

湖北日报讯 顾杰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下了光辉的哲学著作《矛盾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全党，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80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判断，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最鲜活的哲学理论指导，也是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必须把握的重点。新矛盾的判断源自于新方位方位决定方略。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观察。确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以往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源自于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的正确观察，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新矛盾源自于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变革和成就。改革开放让中国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开出了一列特别快车，生产力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西方人将高铁、支付宝、网购和共享单车称为中国新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生活新面貌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已经告别了生活物资短缺的社会主义时期，跨越了温饱年月，并即将迈进全面小康。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也取得令世人瞩目、令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成就，各项制度也日渐完善和定型。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必然随之发生转化。另一方面，新矛盾源自于发展起来以后还有众多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70多位；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高出国际警戒线；高端的、有效的、人民所需要的供给不足，而低端的、低效的、人民所不需要的供给却过剩；“城市建设的像欧洲，农村发展的像非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教育不够公平、就业不够充分、医疗不够完善、社保不够健全、生态不够保护等民生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摆在党和政府面前，人民群众的需求进入“升级换代”，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向盼环保，从求生存转向求生态，正如20多年前邓小平就预见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里显出双重性的特点，在落后中有大发展，在大发展中仍有落后。一方面，快速的生产力发展满足了人民原有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不够平衡不够充分的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是“新矛盾”形成的现实依据。新矛盾的判断丰富了新思想十九大关于“新矛盾”的重大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最鲜活的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其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关于抓主要矛盾思想活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实质和核心，它回答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确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其二，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再认识。十九大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转变时，强调了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将“变”与“不变”结合起来，既坚持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又拓展和丰富了这一理论，既及时敏锐地看到我国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又客观清醒地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从而克服急于求成和消极保守两种倾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遵循规律，科学发展。其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十九大关于“新矛盾”的判断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视为党的使命和责任，围绕着新时代的“新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一系列重民、贵民、亲民、惠民的方略和举措，明确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提出“新矛盾”的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永不忘人民的初心，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生动表现，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自觉体现。其四，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认识的深化和成熟。重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我国在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原有的因发展不够、生产力比较落后难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敏锐地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因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新矛盾已突现出来。从而在原有的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表明今后的发展的“重中之重”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追求数量、速度的平面式的发展，而是更加重视质量、结构的立体化的发展，拓展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新矛盾的判断决定了新方略主要矛盾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作用的矛盾，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矛盾即问题，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仍面临着众多的问题，而对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就决定了我们党所制定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新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十四个方面的新方略，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解决新的主要矛盾而部署的。新矛盾决定了新方略，也决定新方略实现新目标的着力点。其一，着力解决“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是四大不平衡：一是领域不平衡。经济领域发展这只腿长，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这只腿短，或一只腿走前一只腿走后，这样的不平衡走起路来未免不摔跤。因此，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既要经济强国，也要文化强国，既要增强“硬实力”，也要增强“软实力”。二是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全国百强县市约有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东部或发达省份。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卓有成效地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东部崛起的战略。三是城乡不平衡。这些年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投入不够，欠下不少历史旧账，以致不少地方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无法实现更多更好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建设的像欧洲，农村发展的像非洲”。因此，必须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城乡一体化。四是群体或阶层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差距过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偏高，贫富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致社会形成“仇富”心理。因此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切好“蛋糕”，既要提高效率也要注重公平，尽快变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的财富分配格局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财富分配格局。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的总量不够充分，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第二，GDP总量已达到80万亿元，但人均GDP却只有德国人的十五分之一，排在世界70位以后。因此，还必须提高经济总量。二是发展的质量不够充分，高端的有效的供给不足，低端的低效的供给过剩。因此，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化供给侧改革。三是发展的水平不够充分，或是发展程度不够高，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必须在新的起点上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追赶。其二，着力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极为丰富和多样，既要坚持全面性，也要坚持兼顾性。一是满足“硬需求”的升级换代。“新矛盾”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硬需求”消失了，而是要求升级换代，要求公共服务从“有”到“优”、从“更多”到“更好”。二是满足“软需求”的多样化。在原有“硬需求”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产生了许多的新元素，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过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要有更充分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满足这些“软需求”，执政党和政府就必须有大担当、大智慧、大作为，要善于在人民群众有怀疑的地方播下信任的种子；在人民群众认为是黑暗的地方播下光明的种子；在人民群众出现失望的地方播下希望的种子。（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博导，省委决策支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