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改革

1、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加快改革创新 激发农村活力（社论）

3、农民持股进城 兴农资本下乡（十八大关键词·现代农业）

4、农民持股分红

5、土地确权释放“三农”活力（一线观会）

1、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全面部署202_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

《 人民日报 》（202_年12月23日 01 版）

○ 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

○ 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

本报北京１２月２２日电 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２２日在京闭幕。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系统总结２０１２年和过去１０年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深刻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重点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了会议文件，对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２０１２年，全国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圆满完成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村民生有大改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发展持续向好、快速推进喜人态势的承接和延续。１０年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克服多种困难和风险挑战，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１０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开辟了农业农村发展历史新纪元，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关于“三农”发展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会议强调，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对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阶段，要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灾减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要不断增加农业补贴，使之成为发展农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守住一条底线”，即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要“抓住两个关键”，即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又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会议强调，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关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今后一段时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要从战略上研究采取综合措施，营造有利环境条件，不断开辟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继续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明年农业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是：“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就是要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再获丰收，确保农民收入增长势头不减弱，继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会议提出，明年要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挥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带动作用。

（二）继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三）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其他各项改革。

（四）继续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强化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强化农村社会公共安全保障。

会议强调，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不能动摇、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不能减弱、农村改革发展的步伐不能放慢。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努力谱写农村改革发展新的篇章，奋力创造城乡共同繁荣新的辉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凯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河北、山西、吉林、浙江、山东、四川等６个省有关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2、加快改革创新 激发农村活力（社论）

《 人民日报 》（202_年12月23日 01 版）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回首１０年，谋划未来，深入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研究部署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战略任务，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对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再登新台阶、再创新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业农村的好形势，是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进”的亮点，也是“三农”发展快速推进、持续向好的延续。党的十六大以来这１０年，是农业发展最快、农民得到实惠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统筹城乡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的１０年。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迎来又一个黄金期。

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自然和市场风险加大，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特别是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然存在着不可低估的风险和隐患。要补上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尊重经济规律，总结基层经验，在改革发展中寻求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四化同步”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落实党的十八大的重大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潜能，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新的更大的解放。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必须解放思想、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加大多予力度，巩固少取成果，做好放活文章。“守住一条底线”：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做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必须始终铭记，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主体，决不能限制或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创新经营体制，决不能动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抓住两个关键”：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新型合作组织；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只要有利于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热情，都可以试一试、闯一闯、看一看。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刮风，不走偏，不能包办代替、强制推动，更不能下指标、定任务、搞一刀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潜力和希望也在农村。我们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做到思想不放松、政策不减弱、改革不停顿，求真

武汉农村改革新气象

3、农民持股进城 兴农资本下乡（十八大关键词·现代农业）

本报记者 顾兆农 田豆豆

《 人民日报 》（202_年12月21日 01 版）

如何在充分保障农民利益，保护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

202_年底，武汉被国家20个部委确定为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主题的全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一年多来，武汉市在9个街（乡镇）开展试点，为农业资源资本化进行了探索。

武汉市农业局局长付明星说：“随着城乡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农业资源产权不清、资产固化日益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资源资本化，就是将农村耕地、养殖水面、„四荒‟资源、旅游资源等有形农业资源和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及其未来收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票据化变成能够流通的金融资本的过程。”

土地、林权“股份化”，农民持股走四方

11月底，寒气正浓。走进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孙岗村，连片数百亩的果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在一座挂着“新洲区仓埠街孙岗村仓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牌匾的农家小楼前，一个50多岁的农民走了出来，他就是合作社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柳仕堂。“合作社集中了10户农民500多亩土地统一经营，每户农民按土地面积折股分红，我负责搞种养殖，其他农民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已在城里买了房，过年过节才回来。”柳仕堂说。

在仓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墙上，记者看到了股东的姓名、土地面积、股份比例等，一目了然。柳仕堂介绍，合作社在503亩丘陵岗地上统一种植优质黄花梨，并全部套种无籽西瓜，轮作油菜、芝麻、优质中稻等。合作社种植实现机械化，常年固定用工6人，临时用工230人次。一年来，合作社实现各项农产品销售收入110万元，纯收入75万元，预提留下年费用后，给每亩入股土地分红1192元。入股农民的亩均收入增加900多元，是入股前的4倍多。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下的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既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又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现实中，为什么有许多农户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人？柳仕堂说：“根本原因是农户害怕彻底„失地‟，毕竟„外出务工是出路，回家种田是退路‟。”

因此，土地合作社以确保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为前提，按照“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户利益”的原则，实行股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民主管理、自主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试点一年来，武汉市积极推广仓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地的经验，出台《关于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大力发展街（乡镇）、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以“一公司（街乡镇级集体资产股份公司）三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富民股份合作社）”为主，创新农村资源资本化实现形式。目前已有32家社区股份合作社，10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挂牌并运营。其中，街乡镇级集体资产股份公司和社区股份合作社是以村、乡集体资产组建经济组织，给符合条件的原村民配发股权，提供股份分红，补贴各种社保，确保“失地农民”有长期稳定收入。

资本下乡与产权聚合，种植养殖业规模化、企业化

黄陂区六指街的武汉群益种植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了两个村3800亩土地，股民372人，主要发展花卉、苗木、茶园、有机蔬菜等绿色产业。“瞧这一棵小苗，买进来只要几百块，修剪成型两三年后，就变成盆景，可以卖几千块。”合作社的“小股东”、武汉群益绿色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先奎说。

郑先奎是当地村民，靠房地产业发家致富。最近，他看中生态农业这个“朝阳产业”，投资数千万元回乡创业。过去他按一般土地经营权租借形式流转土地，今年，他主动按照“土地合作社”方式吸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他这样的“大老板”只能持股49%，村民集体才是最大股东，持股51%，从而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他受到的“限制”还很多，比如不能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符合农业土地利用规划，应优先吸收本地农民在合作社打工，在农村新小区建设中应适当出力，让利于民等。

11月30日，正在挖土的农民杨国芬说：“过去种地很辛苦，现在不光坐着可以收租金，在公司打工一年还能挣1万多元工资。”

让农业跳出“体内循环”，让更多外来资本下乡，才能使农业现代化大跨步前进。但资本下乡，必须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在资本与农民资源结合的土地合作社，以及各区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中，武汉市农业局一方面积极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创新经营模式，保障农民利益。目前，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49.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8.7%。

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条件是“确权”。截至目前，武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率达99.5%，集体林权确权率达99%。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实地调查也已全面启动，202_年9个试点街（乡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发证率达到50%。

武汉还初步建立了农村登记查询数据库总体框架。全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代理平台已经建成。这些基础性工作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林权、宅基地等各种资源资本化流动成为可能。

推动农村产权流动，让农业项目融资不再难

农业项目贷款难，是个老问题。武汉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曾深受其苦。202_年，该公司流转江夏区法泗镇珠琳村、法泗村、大路村土地2114.05亩，从事生态循环农业开发，两年间，银河公司投入3000多万元，但项目建设资金缺口依然很大。“幸亏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业务，我们贷得1000万元，企业可算„起死回生‟了。”公司董事长胡贤和兴奋地说。

近年来，武汉大力推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通过农交所开展交易鉴证、融资等一条龙服务。武汉市还推动中国银行、汉口银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等为100多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办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98宗，贷款总额达7.44亿元。

除了抵押融资，如何让农业资源变成资本真正流动起来，吸引更多形式的资本下乡？武汉农交所作为规范化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农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农业知识产权等九大类交易产品，农村产权交易累计达1099宗，涉及集体土地面积77.54万亩，交易金额达67亿元。

农产品品牌、农业专利、农业新品种等是现代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目前，武汉市已培育了洪山菜薹、天种、周黑鸭等14个农业知名品牌。此外，武汉市还鼓励农业专家和技术农民以技术入股参加企业经营，允许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承包和入股，给骨干科技人员分配相应股份。全市已有100多家农业企业给科技人员配股和设定了配股条件，有力推动了农业科技发展。（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4、农民持股分红

唤醒沉睡资源（昂首迈入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走进农村改革试验区）

——听上海闵行失地农民聊农村产权改制

本报记者 谢卫群

《 人民日报 》（202_年01月15日

01 版）

编者按：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燃起了中国改革大业。1987年开始，我国建立了30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推出了20多个试验主题和上百个试验项目，为推动全局改革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子。202_年底，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主题，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启动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工作。新年之际，我们组织7路记者奔赴7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看农村改革如何啃硬骨头、涉险滩，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释放发展“最大红利”。今起本报开设“走进农村改革试验区”专栏，陆续刊发来自基层的探索报告。

今年，上海闵行区将基本完成集中城市化地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寒冬，雨夹雪，莘庄工业区。记者来到申北路清馨苑乔仁林家里。67岁的乔仁林一只脚骨折，单脚跳着给记者开门。他的妻子何仁弟忙着给记者倒茶。1994年村里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因动迁住进了这个社区两室一厅的房子。屋内简洁、干净而温暖。

闵行区202_年起率先在上海市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莘庄工业区所在地的六个村是全区第一个实行整体改制的试验点，并组建了全市首家股份合作社——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社区股份合作社。当过村干部、工业区信访干部的乔仁林，全程参与了改制，大伙称他“老干部”。

202_年底，闵行区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的主题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202_年，闵行已有30个村完成改革；202_年，又完成了23个；202_年，将基本完成集中城市化地区村的改革；202_年，完成全区所有村的改革。

改制如何进行的？改制后农民过得好不好？记者脑子里有一堆问号，想和乔仁林聊。

村民“悟心”：与干部同股同权

“改制最难的是村级资产评估和农民的农龄确认。”靠着四方餐桌，乔仁林侃侃而谈。

闵行的农村产权改制，路径大体如下：先评估村级组织的集体资产，然后按农龄（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将资产量化给农民。在组建股份合作社时，农民再根据需要，按规定认购合作社股份，成为合作社股东，享受合作社的年终分红。

闵行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较大，155个村中集体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就有92个。同时，土地补偿费、集体不动产收益等形成的农村集体资产逐年增多，但越来越多的村在城市化中消失，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居民。资产的收益如何分配？失地农民如何享受集体资产带来的红利？这些问题成为闵行全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乔仁林所在的申强村1996年4月由横泾村、水产村、牛桥村合并而成，因此，在集体资产评估时比较复杂。“202_年2月，我们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村民代表，所有改制重大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农龄的计算也是一项庞大工程。自农业合作化开始，所有16岁以上，为村集体劳动过的人都要计算农龄，包括曾经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申强村有22个生产队，1万多人口，每个人的农龄都要通过派出所核对，仅农龄公告就发了3次，便于监督。

202_年改制启动时，乔仁林家里有5口人，按农龄计算，平均每人计得14年，分得1.5亿元集体资产中的权益14.7万元。合作社组建时，按规定，村民可以认购股份，也可以不认购，每人最多认购4股，每股5000元。乔仁林一家5人，共认购20股，共计10万元。

直到202_年5月组建合作社，莘庄工业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基本完成。“认购股份时，村干部以及合作社管理者与村民一样，同股同权，这一点老百姓老„悟心‟（上海话，„开心‟之意）。”乔仁林说。

农民股东开心：连续3年分红，合作社管理更公开

现在的乔仁林多了一个身份：股东。“过去50多年，我们都在为集体劳动，没有一分钱红利，通过改制，已经分红3年。”

闵行农村的村级资产主要是仓库等固定资产，合作社的主营业务是房屋租赁。202_年起，合作社每年按利润分红，入股股东都有份。

202_年，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分红比例为当年利润的9%，202_年，分红比例11%，202_年分红比例达到13%，每人每年分得2600元。“202_年，分红肯定超过这个数，因为房租上调，合作社利润有增长。”乔仁林忍不住笑了。

因为每个已改制村集体资产经营情况不同，分红的情况也各不相同。202_年，闵行区农民分红总额为1亿多元，202_年增至1.5亿元，202_年达到2.08亿元。

改制后，合作社（公司）的管理更加公开，资金使用更透明，农民也更关心集体经济。村集体资产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村党支部、村（居）委会、合作社（公司）“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职能不再模糊不清。村里如遇到投资、经营、分配等重大事项，由股东（代表）大会决策；干部的报酬，也根据其业绩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

合作社“社员”盼舒心：税收少些，发展快些

土地被征后，乔仁林与许多失地农民一样到企业找工作。现在他已退休，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加上一年26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一年能有15000元左右的收入。他闲不住，再做些零工，增加点收入。

不过，他也有许多忧虑。

“合作社靠自身积累无法持续发展。”乔仁林说。

他一笔笔和记者算账：合作社靠的是房屋出租，要增加收入，就得扩大出租房屋的面积，新造厂房。造厂房需要地，而土地都要招拍挂，价格是市价，没有优惠。“合作社前一段拍得一块地，仅3.6亩，每亩价格87万元。买不起。”

最让乔仁林激动的，还是纳税事宜。“合作社税种太多，纳税太高。”他掰着手指说：“现在要交7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要交25%，个人所得税要交20%，太高。”根据这些规定要求，乔仁林等股东每年2600元分红，也得交20%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给农村合作制企业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要不，失地农民的收入增长会受到限制。”

乔仁林还在区里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虽然不是合作社的经营者，但是，因为改制，他与合作社连在一起，合作社的发展与所有村民连在了一起。“我还得多为他们说说话啊!”

5、土地确权释放“三农”活力（一线观会）

谭伦蔚

《 人民日报 》（202_年03月14日 09 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把集体土地确权当成大事来做”、“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让农田活起来”，代表委员纷纷建言。

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权利，尤其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随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紧迫。一方面，囿于土地使用权不能流转的束缚，农业经营规模一直较小，农业科技发挥作用空间有限，农业生产力也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征地补偿过低，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工业化冲击下农民弃耕打工，耕地荒废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根源，也都与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和土地使用权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一些地方土地确权试点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要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经营权直接交到农民手中，允许自由流转和债权抵押，就能再次带动广大农民的包地种地热情，也能解脱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的种地负担，还可以培育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组织，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

35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怀着“吃饱饭”的朴素梦想，用18个鲜红的手印，开启了农村土地由统到分、由“吃大锅饭”到家庭联产承包的新时代。35年后的今天，亟待以土地确权为突破口，开启农村土地制度的二次改革。唯有做好“现实的土地上”的制度改革、制度保障工作，才能帮助广大农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放飞梦想，拥抱未来。（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春晖集团董事长）

第二篇：农村改革

中国电器之都——柳市的历史改革情况：

1982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袁芳烈听到这一句感慨万分。三个月后，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发展经济重点户、专业户表彰大会。人们怀疑是要“一网打尽”，暴发户们都带着脸盆铺盖出发，亲朋好友间含泪相送。

可是在大会上，袁芳烈说，你们是发展我们温州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大家要向你们学习。温州满街敲锣打鼓，贴上许多“劳动致富光荣”这样的标语，气氛热烈。

但是刘大元们的心情，却一直低落。

袁芳烈经过调查，认为抓“八大王”的事错了，决心给八大王平反。他甚至专门与中院院长谈话，“我说错了我负责，你没责任，我是市委书记，第一把手，错了不会叫你院长去担，出了事我承担。”

终于，刘大元等人盼来了平反，这是1986年的一天。来人居高临下，语气冷漠地宣布几人无罪。刘大元忍不住反唇相讥，“这算什么平反呢”。宣判人被激得无话可说，怒气顿生，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但刘等三人并不理会，神情倨傲，扬长而去。

尽管八大王事件已经平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仍然严肃。1986年，一个同情他们的记者在《江南报告文学》上发表文章，写刘大元在如何上下奔走，并捐5000元钱为柳市搭建彩色电视差转台云云，涉及身份处只字未提。

时值政策敏感期，全国上下各新闻单位无人敢直接论及八大王处境。只有刘大元心知这记者是从侧面呼告支持，拿到杂志后，潸然泪下。

1985年，晋江假药案震惊全国，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力挺“去粗取精”，支持农民致富，但却因之落马。而巧合的是，项南挂冠前夕，即1986年1月，曾经来过柳市。柳市和晋江，中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柳市都在光影交织中度过。

1983年3月，熟悉温州的王芳出任第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这年末，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新动向》。该文在报道温州地区几个专业基地时，重点报道了柳市五金电器生产的情况及新鲜经验，肯定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方向。嗣后，温州电视台专题录制《柳市崛起之谜》电视记录片，在温州地区广为播放。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农牧渔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报道指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并提出乡镇企业的范围是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极扩大到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为此，乐清政法部门释放了在押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和翻砂大王吴师廉。使受挫的柳市低压电器生产重发生机。是年6月，柳市区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0000余人。

1984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王芳要求温州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卢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

1985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去温州参观后，在杭州和王芳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

当时，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除了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王芳认为，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

挑不起。

关于这一问题，王芳在202_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

王芳组织中共省委调查组亲赴温州乡间调查，后来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发表于《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上。

1986年，7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一文上批示浙江省委：“王芳同志，大胆试验，中央支持。” 7月18日，温州市委召开全市经营大户座谈会，会议提出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地位，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经营权，鼓励他们当好商品生产的“排头兵”。

此话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比喻。

排头兵的本意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在队伍前面冲锋陷阵，打开局面，扫清障碍，率先提供前进路标。

有的时候，排头兵也是祭旗者。

到了1986年，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着手建立电器总厂和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引进1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中级以上占80%）。

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也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

1987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时说：“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对柳市叫好的人有很多，但是阻力仍然很大。从84年开始的一系列文件频频戳中柳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手段低劣，柳市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的批评文章。接着，煤炭工业部因柳市生产的某些矿灯配件不符合防爆要求，通令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的电器产品。柳市一时被搞的声名狼籍，退货的、退合同的、拒付货款的接踵而至，供销人员到处碰壁，步履艰难，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再度陷入困境。

1984年4月7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不得安排计划，不得供应原材料、动力和提供生产资金。”

1984年10月5日，温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整顿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的报告》，虽是整顿报告，措辞却诚恳，文末提出三点要求：合格产品可以临时性许可证、乡镇工业可以向银行按略高于国家牌价购买白银，产品价格可以灵活掌握。浙江省政府迅速向上转送了这份报告，并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柳市区生产中的困难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白银是“银触点”的关键原材料。以1984年为例，柳市乡镇企业的交、直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继电器等低压电器产品全年白银用量10多吨（1985年9月29日乐政[1985]137号《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问题及其管理方案的报告》），乡镇企业被排除在白银统购统销的体系之外。

这些原料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困扰柳市的制度死穴。1987年2月17日，乐清县工商局在柳市查获走私白银88公斤。整个八十年代，类似的走私案件层出不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供应放开。但此时的低电压电器，已是技术成熟且利润微薄的产品了。

1985年12月底，机械工业部对柳市镇生产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突击检测，结果是“所检产品均不合格”。据北京面粉五厂反映，该厂从英国进口一套生产线设备，选用温州长城控制元件厂和温州莲池电器厂以及只标有浙江制造而无厂名的空气开关配套，由于质量太差，给该厂造成了经济损失。

关于这次抽查结果通报，机械工业部选择了第二年4月9日发布。要求“请有关单位„„应向持有相应的认证标志或许可证的企业采购„„否则，出现质量事故，由采购单位负责。” 此前的4月5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中规定不得以“处理品”生产和组装用以销售产品。

类似的国家级产销禁令在84年后层出不穷，文件中常出现“各地（特别是浙江省）”、“温州”、“乐清”、“柳市”。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机械电子工业部对柳市低电压电器愠怒已极，柳市人暗自心惊。

1987年6月，柳市一些假冒电器产品在上海被查获。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销售伪劣电器产品提出批评。

王芳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虽然很少参加各厅局的工作会议，但每年省乡镇企业局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都到会讲话。据他回忆，一位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干部，调查了浙江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后说：“浙江县市的一把手都成了乡镇企业局局长了。”言下之意是浙江各级主要领导对乡镇企业太重视了。既是肯定，也是疑问。

风向是重要的。当时，上海大众的总裁与刘大元交好。某日这总裁意味深长地说，假如有机会与邓公同席吃饭，他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你不能不预先打听清楚。刘大元深以为然，他秉性玲珑剔透，一口沪腔可以说得让上海人真假难辨，对于政治，尤其敏感。

柳市人中至少有九成经商，其中订阅《人民日报》的不少，在那个年代里，政治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可以和商人的性命攸关。

但是，对这些存在于神经末梢上的小人物来说，真的能分辨出八十年代的风是朝哪个方向吹吗？

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有遏制，但似乎也有鼓励。可是就在人们都放松注意的时候，风雷激荡的日子来了。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据说，在温州柳市拥有钢琴500多架，家庭拥有量在全国位居前茅。这些昔日捏锄把的手奏出的不一定是最美的音符，但一定是时代的最强音。

因为他们在创造，所以他们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在这农村改革30年之季我们怀着关注农村改革的意义，我们向柳市上峰村调研。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

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坐落在柳市镇的繁华地段，经济实力雄厚，土地资源丰富，有人口435户、1815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5亿元。先后被授予“乐清市文明村”、“乐清市卫生示范合格村”、“乐清市消防先进村”、“计划生育示范合格村”、“柳市镇先进党组织”、“镇妇女工作先进集体”、“柳市镇综治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上峰村“两委”积极响应市、镇党委政府关于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的号召，积极行动，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着力开展交通、环境、通讯、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新建和扩建公共设施工程，大力改善村民人居环境，村内建成了多条道路和模具加工市场一条街。兴建了村老协会“东沁阁”活动中心，为本村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健身活动环境。增设1台400KW变压器，解决了村民用电难问题。兴建了占地5亩，建筑面积1万平米，总投资700多万元的村办公楼，彻底改变了村委的办公条件。

上峰村“两委”着力打造平安村，积极投入乐清市委、市政府的“平安千村”工程活动，通过组建村义务联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等举措，治安环境进一步明显好转。村“两委”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农村财务公示制度以及相关政策，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村各项收支和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经村民代表小组核算，报镇里统一审核通过后，在村内宣传栏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里制定了奖学金制度，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以鼓励村民重视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富裕而文化贫穷现象以及经济发展快、教育投放少不协调的局面。

上峰村书记说：

第一步，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管理很严，市场自由交易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农民到城里自由买卖农产品。放开城市市场，允许农民进城贸易，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活跃了城市市场，这是城乡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开始。

第二步，到了1984年左右，随着乡镇企业的繁荣，国家进一步放松人口的流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进一步冲破了分割城乡的就业樊篱。在这之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的就业流动很难，农村人要“跳出农门”进城，只有上学、参军、招工三条路可走，而能够真正实现进城梦想的农民少之又少。给予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打工”权之后，农民真正有了通过自身的工作而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时，一个叫“民工潮”的新词汇开始出现，这股人潮的涌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过去农民进城做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农民工和城里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使农民有了更多机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一层面的改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融入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五个统筹”、“新农村建设”都是这种“统筹城乡”思路的体现。目前有不少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差别，而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根本的制度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政策上，国家正在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统筹考虑，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三个层面看都分别走了三步，这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中的三步是互相交叉交融、互相依存依托、又相互促进、促动的，这三个层面的改革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西藏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第三篇：农村改革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新平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根据‚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省发改委作‚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的辅导发言，这个辅导本来由我委米东生主任亲自来讲，但因近段时间米主任随秦省长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汇报争取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和资金工作，我受米主任的委托代表发改委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探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座的各位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长期工作在基层，奉献在基层，对农村工作最熟悉，对农民疾苦最了解，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愿望也最迫切，对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最有发言权。可以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都是我的老师。为此，我在发言过程中一些不妥或错误的东西敬请提出批评指正。

下面，结合自己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思考，以及云南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就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二体化进程问题，从思想认识、工作思路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体会和认识，供同志们参考。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一）充分认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内涵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农两大产业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发展，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会被吸纳过去，这种情况_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工资水平上升，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经济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产业差别的伴生现象，并不是专指城乡二元结构。国内学者认为，我国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具有因制度因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也始终高度重视城乡、工农差别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提出要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党中决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统筹，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做出了新概括和升华，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基本思路更加清晰，重点任务更加明确。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这就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从这一认识出发，《决定》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进而提出到202_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的奋斗目标。《决定》在有关制度建设部分，进一步阐明了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决定》还以‚五大统筹‛部署了重点任务，即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决定》还强调了县域经济的作用，强调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决定》的这些论述完整而深刻，对于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二）深刻认识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竹形势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作了准确定位，是对总体形势的重大判断，是我们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的基础，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们从两个方面认识和理解：

一方面，总体形势是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是否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是判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条件是否具备的重要依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发展阶段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以上，二是非农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三是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60％以上，四是城市化水平达到40％以上；五是工业部门己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202_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方法核算，己远远超过3500美元；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88.7％；非农劳动就业比例59.2％；城市化水平44.9％。以上指标表明，我国总体上己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目前，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财富日益雄厚，已具备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经济基础。202_年，我国GDP总量比五年前增长了65.5％，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4位-_国家财政收入从202_年的1.34万亿元增加到202_年的5.13万亿无,年均增长21.2％，新的发展阶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工农关系调整的重大转折，标志着农业由过去受‚挤压‛、作‚奉献‛的部门，变成了受‚哺助‛和‚帮助‛的部门，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体现到‚带动‛和加快农村发展上，必然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推进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关键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物质财富还不是巨大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任务艰巨，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突出，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缩小城乡差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差别伴生现象，更重要的是因长期以来体制机制原因而形成的，制度原因是带根本性的原因，而体制机制的转换和改革涉及工农、城乡之间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难度最大的，并且改革越深入，改革的难度也会越大。三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内涵丰富，涉及到公共资源、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涉及到土地、产业、就业、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的调整变化，也需要具体的统筹规划和工作落实，需要全社会的协调配合共同推进。

（三）深刻认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基本思路、基本内涵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

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农民与市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这一矛盾已严重制约着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只有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才能从全局和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

2、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首要任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只有广大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民各项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只有加快发展，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3、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是要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从而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

4、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到202_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民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

（四）深刻认识我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我省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我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省改革开放的突破为云南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有利于加快我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是十分巨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水平上看，我省仍和上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经济发展不足，工业化程度低，农业基础条件差，城镇化率低，综合经济实力弱。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既面临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又要着力增加投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困难程度大。二是从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看，我省农村绝大多数处于山区和半山区，基础经济发展能力弱，广大农民收入低，增收困难，城乡差距大，统筹城乡发展任务艰巨。三是从投入角度看，我省广大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要统筹城乡发展，除中央加大投入外，更需要各级财政增大投入，强力扶持推进。

我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农业十分艰难、农村十分艰苦、农民非常艰辛。具体来看，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仍然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较弱。202_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7.7:43.3:39，一产比全国高6.4个百分点，一产不成情况突出。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全省近2/3的耕地只能靠天吃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二是农业增长方式粗放，综合生产能力不强。我省农业机收水平仅为10%，有效灌溉率仅为36%，低于国家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三是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弱小，产业发展规模较小，优势特色产业总体上弱、小、散；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滞后，产品精深加工滞后，品牌培育滞后，产品市场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总体质量和效益水平较低。

2、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统计数字显示：1978年，云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27.7元，农村人均纯收入是130.6元，收入的城乡比是2.5:1。202_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496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634元，收入城乡比为4.36:1。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差距为197元，城里人比农村人多收入197元，202_年差距是8862元。从1978年的差距197元变为202_年的8862元。

3、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到202_年底，全省不通电的农户有29.8万户，不通公路的行政村5480个，不通广播电视的自然村71780个，还有将近1000万人没有完全解决人畜饮水和安全喝水的问题。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不够，‚两基‛欠帐高达37亿元，全省仍 有8个县没有实现‚普九‛，县医院业务用房危房面积达32.1%；医疗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尚未建设，卫生资源配置不够，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不均，占全省总人口70%左右农村人口拥有的公共卫生资源仅占全省总量的30%。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城市轻农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还有问题但总体上不断配套和完善，广大农村的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等配套很低；城乡之间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差距十分明显。

4、农村投入力度小，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不健全。一是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总量虽然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2%，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农村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重很不相称，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对农民的补贴虽然增长较快，但补贴标准仍较低，覆盖范围有待扩大，补贴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突出，投资配套能力弱，影响项目实施。四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农户贷款难，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业保险发育迟缓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5、城乡社会管理制度有待改革。集中反映为土地、户籍、就业兰大问题。土地问题：城镇工矿、交通等建设用地需求大，供需矛盾突出，农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依村征地制度有待改革，土地流转中不能很好实现农民的权益，失地农民保护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户籍制：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人出生后就分为城里人和农村人两个类型，限制和束缚了农村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一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进城打工带来很多问题。就业制度：多年来我们在对就业的研究上偏重城市，考核业的的一个 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破解我省城乡差距拉大难题，统筹推进全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在组织领导、改革创新、政策体制、资金投入等各方面全面加强推进解决‚三农‛问题，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必将给处于西部的云南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着力推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进程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省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又面临许多困难，如何抓住机遇、突出重

点蠢力破二元结构难题，加快推进城乡体化进程，各级各部门领导都作了许多思考。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省实，1、统筹城乡规划建设

规划建设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我国建国以来重市建设，轻农村建设，重城市规划轻农村规划，农村的发展建设未能和城市的发展建设统一起来考虑，造成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脱节。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树立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理念，把农村的发展与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规划范畴，统筹考虑城乡产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等各项发展规划和建设。完善省、州（市）、县（区）、乡（镇）、村五级乡规划体系。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鼓励、指导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要让规划覆盖到农村，不留‚空白‛。小城镇要做到镇镇有规划，每个县市区要有村镇体系规划。全省中心村和重点基层村要有建设与整治规划。

2、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产业发展和布局多年来是偏重城市，重工业、轻工业和很多资源配置在城市，很多产业聚集在城市：但是，整个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的规划和布局严重不足，农村发展缺乏强大的产业来支撑、来带动，很多地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产业的发展农民要增收难度很大，今后，在产业布局上城市和农村要回时考虑，同时规划，同时布局，特别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卫生、文化、广电等社会事业方面城乡反差太大，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将这些公共服务配置到农村，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村的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共同成果，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巩固提高和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着力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促进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4、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保证。社会保障是实现以人为本、维护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的保证。目前，整个保障体系的状况是城市实施得好、落实得好、覆盖得好，而广大的农村才刚刚开始。农村的低保问题、养老保险问题、农业农村的财产保险问题、大病救治问题、贫困学生的就学问题等突出。今后，要能够逐步做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这也是中央提出的要求。今后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二是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三是扩大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覆盖面；四是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的基础上，就城市建设、人口计划生育、农村土地承包、、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军队转业干部和退伍士兵安置等实行统一标准的管理政策，‘进一步推进完善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套改革，为建设小康云南提供有利的政策通道。

6、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支持。就业是民生之本。民生的首要问题是就业问题，多年来我们在对就业的研究上偏重城市。考核就业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只管城镇而没有包含农村，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是没有纳入到统计的，而且在劳动就业的培训和用工等方面，从政策到条件城市和农村都是有区别的。因此，今后要统筹城乡的劳动就业，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象城镇一样纳入统一的培训计划，纳入统_的就业安排，享受统一的就业政策。积极采取措施，切实扩大就业；加强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重点建设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服务体系。

7、统筹城乡基础

建设基础建设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我省农村在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防灾减灾等方面与城市差距很大，在一些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和高山深谷地区的一些村寨未通路通电，饮用水安全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发展的基础和后劲。当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这有问题但

最薄弱的环节，’整个农村的发展多少年来就是一个信用社和农行，其他金融机构覆盖的不多。中央提出要改革农村的金融体系，加快农村金融信贷事业的发展，把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到农村，支持农村发展。今后，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深化城乡金融企业改革；二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三是建立贷款担保机制；四是加快发展小额信贷；五是调整贷款结构。

9、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依据。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省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使得耕地保护压力加大，呈现出用地内部结构不合理和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要把城乡的建设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合理使用，城镇化、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用地要合理的规划和利用，基本农田要严格保护。集约使用现有城镇建设用地，建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协调驱动机制，把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出发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为导向，以优化用地结构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尽快启动和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配置，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有序有效流转。一是进_步明确界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各种权利，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二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充分利用经济手段落实城乡建设用地统筹规划。三是加强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安排，推行增减挂钩。

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绿色云南、生态云南的思路，以深入开展‚七彩云南保护行动‛为抓手，抓好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的落实，全面规划、治理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统筹城乡生态

防治，建立城市对乡村的生态补偿机制。

以上十个方面的统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进云南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做到全面规划、共同推进。

（四）根本任务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涉及方方面面。总体上讲，要围绕以上十大统筹抓好工作，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和加强农村制度建设，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二是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植支柱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从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着手，加快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怎样实现村经济，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云南一切矛盾的根本前提，只有农村经济、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都有坚实的基础。

村劳动力，提高从事农业的人均生产资料占有率。我省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进一步加快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以城带乡的作用。二是提高农业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立足种植养殖业，：选准产业，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强化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措施，提高产出率，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三是通过公共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支农惠农的投入给农民增收带来实惠。这方面需要改革创新，理顺机制体制和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的强化实现。根据我省实际，统筹推进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特别要突出提高农业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重点和根本。从实现财政增长的方面看，关键是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核心是推动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一产是国家需扶持的产业，对财政的贡献十分有限，三产则是活县富民产业，对财政的贡献率不大，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它是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然而，在我省广大农村，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由于受到资源、交通、人才、能源、资本等诸多方面制约。在现代工业日趋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的今天，一走传统工业产业发展的路子条件有限，难有大为；必须别辟捷径，走符合云南实际的发展路子。我认为，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以山区综合开发为依拓，以农业产业培育为基础，以企业加工为龙头，加

第四篇：农村改革汇报材料

农村试验试点改革汇报材料

自开展农村综合改革以来，乡党委、政府以基层治理方式改革为突破口，以产权制度改革和金融服务方式改革为重点，实现了“三资”的“自由转换”，为全乡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基本做法：

长期以来，投入不足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是贷款难，贷款难的核心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或农业企业有资源无产权，造成不能抵押；二是金融机构没抵押不敢放贷。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乡一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或农业企业的资源按“土地、山林、茶园、果园、住房、机器、农民专业合作社”7个资产评估办法，按照“谁主管、谁确权、谁登记、谁颁证”的原则进行产权确认并颁证，进一步明晰了农村产权，将农民或企业从“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实现了集体资产由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的转变，为产权入股、抵押，将资源变为资本做好了基础。二是进行了评估。聘请县评估公司对确权后的资产进行评估，确定授信金额，群众或企业可以在授信额度范围内自由借贷。这就实现了“资源——资本——资金”的自由转换。

二、取得的成效

（一）规模农业实现了大发展。开展农村综合改革以来，对农民手中的资源进行了“确权——颁证——评估——授信”，让每户农户都有自由借贷的条件，促进了规模农业的大发展。全乡新建茶园近3万亩，实现人均一亩茶目标，新建桂花基地5个近202_亩，蔬菜基地3个近202_亩。

（二）农业企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如202_年4月我乡招商引资的黔雨枝茶业规划投入420万元，建园500余亩，确权510.41亩，评估为481万元，信用社对其授信450万元，获得首批贷款200万元，解决了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对有4家（双塔茶业、凤茗泉茶业、嘉禾茶业、永宏茶业）500亩以上茶业的茶叶企业进行了确权，获得金融部门100万元至1000万不等的授信额度，获得50万至1000万元不等的贷款；有4个专业合作社（双峰茶业种植合作社、林丰茶业专业合作社、爱农果蔬专业合作社、瑞丰金银花专业合作社）的资产已经获得确权，共计获得123万元的授信额度，涉及农户51户。在林光村，确权农村房屋14户，获得授信200万元。

改革进一步明晰了农村产权，盘活了农村资产和资源，提高了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增强了农业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后劲，为全乡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篇：农村改革工作

农村改革工作

一是完善农村改革机制。按照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要求，加强农村改革专项小组的领导，拟设11个农村改革专题小组，由相关涉农部门任专题小组组长，负责专题小组的业务工作。

二是有序开展农村改革。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综合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同时，各乡镇也成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乡镇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县委农办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期调研、宣传工作。完善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后续工作，全面开展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稳步推进房屋所有权调查，制定农业综合水价相关政策，推进国有林场人事、财政、领导体制改革。创新脱贫攻坚俗新载体，助推精准脱贫，实现农村24000人贫困人口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