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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周易》与音律
摘要：《周易.系辞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论断，简洁明快地突显阴阳本原性的意义。阴阳之道变化发展的原理可以通融无碍地解说律吕之变化生成规律。由阴阳二气构建起来五声、十二律相生相谐序列，充分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即试图对《周易》的思想及音律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其思想文化的深处底蕴。
《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该书有《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所构成，从总体上看它是一部指导人们和利用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其中，《易经》是我国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进行高度总结概括后而形成的。它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饿规律。《易传》则是对《易经》进行解说，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
几千年来，《周易》以其外在的魅力（奇特的结构形式和抽象的符号显示），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千古永辉的义理和复杂神奇的运算机制），吸引着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从艺术领域来看，文学、书画、建筑、音乐等门类都受到易学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学者依据易学各种爻卦符号、象数模式来构建乐律的变化生成形态，从而使得《周易》与音律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音律呢？通常我们把乐音体系中各音的绝对准确高度及其相互关系称为音律。音律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发展中形成的，音律有多类，而人们熟知的主要音律有“纯律”、“五度相生律”和“十二平均律” 三种。其中“十二平均律”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中国古代的音律，依据《周易》阴阳二气相反相成朴素唯物辩证观点，构建五声、十二律相生相谐序列。《汉书.律历志》指出：“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这说明宫声以律管九寸为基础，而商、角、徵、羽都以九、六为基数，与《易经》的九为阳，六为阴，阴阳二气相应，说明中国音乐之产生贯穿着《周易》的精神，即《周易》就是中国音律的理论依据。
因此本文将集中对《周易》与音律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周易》知识介绍
《周易》：它是我国古代—部指导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典藉，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对其书名含义，历代有多种各有一定道理的解说，其中东汉易学家郑玄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是讲“日月之道普照周天”。为了更好地阐发《周易》与音律的关系，下面对《周易》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
阴阳：《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指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物万象，在其内部同时存两种相反的属性，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为用，处个不断的变化之中；其运动是以彼此消长的形式进行的。并始终处于彼消此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保持着事物的正常发展变化态势。阴阳观念是一种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周易》的主旨，就在于指导我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保持阴阳的动态平衡。
爻：在《易经》中，爻是组成卦的基本单位，其中“—”称作阳爻。“－－’称作阴爻。
卦：由阳爻和阴爻按照一定规律分别组合，进而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排列符号，就叫做“卦”，卦是为特定目的《占筮》而组成的符号排列，是《易经》的基本组成单位。
八卦：八卦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卦的统称：是由阳爻和阴爻按不同的组合规律．以三个爻为一组分别组成的八种符号排列，《易传·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八个由三个爻组成的卦，也叫经卦或单卦。
六十四卦：由八个单卦以不同的次序两两重合、就产生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分别由六个爻组成，也叫别卦或重卦，其中由八个单卦自身相重所成的六爻之卦，也叫做纯卦，其卦名同单卦。
《易经》的构成：《易经》有其特殊的文字体裁，即不分篇章节次，而是由六十四卦组成。而每个卦又由内外卦，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几部分构成。《易经》分为上、下经两部分，上经计三十卦，起于乾卦，止于离卦；下经计三十四卦：起子咸卦；止于未济卦。宋代大儒来熹所著《周易本义》载有《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内容如下：
乾坤屯蒙需讼师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 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 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遯兮及大壮
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继
二、音律的分类及历史发展
音乐所用的音绝大多数是有确定高度的，律制则是以某特定音程为基础，用数学方法规定的一系列乐音高度的体系。律学是指对音乐中所用的音进行研究。体系中的每个单位称为“律”；音阶是按照音程关系的一定规格从律制中选择若干律而构成的音列，其中的每个单位称为“音”。“音”与“律”合称“音律”时，除了单指律制外，还特指在高度上作精确规定的所有乐音。纯 律
纯律中任何两个音的频率都成整数比，这种音律源于号角，因为它可以吹出大调音阶中的三和弦(简谱中的1 3 5)，它们的频率之比为4:5:6。大调音阶中的其它三和弦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得到，例如简谱中的4 6 1和5 7 2。这种音律在演奏和声时很有优势，因为频率的整数比可以产生最好的结合。铜管乐器指法不变时遵循纯律，所以在演奏和声时，要尽可能地使用同样的指法。由于小调以小三和弦为主(简谱中的6 1 3)，所以频率之比正好与大调相反，为1/6:1/5:1/4，即10:12:15，然而没有一种乐器是按照这种音律定音的。
在音乐之父巴赫大力提倡十二平均律之前，西洋的音阶不但有很多种类，同时音程的划分也是用纯律这个系统。纯律是指两个音的声波震动的比例越单纯，则这两个音听起来会越和和谐，反之则越不和谐。这也是人类耳朵天生的特性，所以早期所谓和谐音程的声波震动比例大致如下：
完全一度 1：1 完全八度 1：2
完全五度 2：3 完全四度 3：4
大 三 度 4：5 小 三 度 5：6
大 六 度 3：5 小 六 度 5：8 综上所述，最和谐的音程当然是完全一度，其次是完全八度，但二度和七度则是相当不和谐的音程。其震动比例一定是很奇怪的比例。虽然纯律最符合人类耳朵对美声的要求，能够有非常优美的和声音响效果，但却不太实用。因为这样的比例会因为转移调性而有很大的麻烦，例如C大调的主音是DO，应该以DO为起点，依照比例而定出其他音的音高，但如果转到G大调，所有的音的音高就会稍微做一些改变了。在巴洛克时代之前，因为乐曲形式简单很少转调，但随着乐曲形式越复杂，纯律就变成是相当麻烦的系统了。
五度相生律
五度相生律事实上它是纯律的一部分，它规定五度音的频率之比为2:3，其他音程都由若干个五度产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简谱中的1 2 3 5 6)按照五度相生律定音，顺序是：宫→徵→商→羽→角。实践表明，按照五度相生律的音高演奏的旋律是最优美的，弦乐器就是典型的按照五度相生律定音的乐。
欧洲音乐自从进入多声时期以来，五度相生律三、六度不协和的问题日益明显，要求采用纯律三、六度成为自然趋势，于是有人将古希腊的纯律理论重新提起。英国修道士W.奥丁顿于1275～1300年间提出了含有纯律三度的音列。同一世纪的德国音乐理论家科隆的弗兰科把纯律大小三度作为协和音程。14世纪，法国作曲家兼理论家P.de维特里与音乐理论家让·德米尔(1325～？)分别提出，把纯律小六度(8∶5)与纯律大六度(5∶3)作为协和音程。到16世纪，意大利理论家G.扎利诺根据纯律理论在建立大小三和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纯律音阶。
五度相生律与纯律各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音差，前者为“古代音差”,后者为“普通音差”,大小相近。1726年,法国音乐理论家J.-P.拉莫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极小的差距,称之为“小微音差”。此音差的长度比为32805∶32768（即□×5∶□）,音程值为2音分。凡相距八个纯五度又一个纯律大三度的两音之间便存在这样一个音差，利用它可以进行律的替换。回顾三分损益律的夷则正律到黄钟半律之间的音程(384音分)，与纯律大三度（386音分）相比，其差异就是如此，故在古代音乐家的听觉中，这两律是协和的，这种转化也给中国古代钟律带来纯律因素。
由于纯律音阶一经转调就到处出现大全音与小全音的差异,使律制变得十分复杂,在键盘乐器上形成错综的式样。为消除这一矛盾，15、16世纪欧洲有人提出“中庸全音调律法”，把大、小全音加以折衷平均。西班牙作曲家兼理论家B.拉莫斯·德·帕雷哈(1440～1521)在其1482年的著作《音乐实践》中已记述了中庸全音律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到16世纪初，德国管风琴演奏家A.施利克（约1460～1521？）所著《管风琴制造者及管风琴家之镜》（成于1511年）一书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这一调律法的优点在于和弦发音和谐，因而在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的键盘乐器上盛行达数百年之久。其缺点是能用的调域有限，只能适应7个大调和4个小调，当乐曲转调超出这范围时，音阶中就出现显著不准的音程，俗称“狼音”。这种局面只有十二平均律才能解救。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简称平均律，它是根据对数关系确定音的频率的，然而在八度上，频率的比值却是严格的1:2，也就是说将一个八度均分成12个均等的音程，每一个音程规定为半音，两个半音为一个全音。用现代数学术语表述就很简单：为了把八度音程均匀地分成12个相等的间距,就应将八度的频率比值（2）开12次方，方根就是平均律半音的频率比值，再开平方就得到平均律1/4音的频率比值。
十二平均律最大的优点是不管怎样移调或转调，都能够获得均等的音乐效果。但这是相对的，因为十二平均律是将一个八度均分成12等分，所以每一个半音之间的震动比数都是一个除不尽的无限小数，所以无论演奏哪一个和弦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完全谐和的音乐效果，只不过十二平均律影响的幅度相当小，比较之下仍是非常好的一个音程系统。MIDI再怎么进步都无法取代真人演奏效果的原因是因为真人演奏时演奏家会凭自己的耳朵判断音程和谐的程度，通常比较接近纯律，但在电脑中无法做到，根本原因是音程定义系统上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过差异不太大。
十二平均律是由巴赫首先倡导在钢琴上使用的，钢琴上每个半音具有同等地位，因此这种音律在转调频繁的作品中很有优势。由于这是以建立等比数列概念与掌握开方技术为前提，所以在中西方的音乐历史上,都曾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不过最后都产生了相仿的平均律制。
在中国，是从三分损益律的传统出发，为弥合古代音差的缝隙，由朱载在16世纪后半叶（1584年以前）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精密数据(新法密率)。在欧洲，是在纯律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为了排解普通音差所造成的繁杂和中庸全音律所遇到的困难,由荷兰数学家兼工程师S.斯台文(1548～1620)与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塞讷先后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据。在阿拉伯乐系，则从长期运用中立音程的传统出发，为了解决中立音程的实际演奏与固有理论律制的抵触，由穆沙加在1888年提出二十四平均律律制，将十二平均律包含在内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接受平均律，并非着意于用它取代、排斥、扫除自然律，而是由于它近似自然律，它的各种音程可以当作自然音程来感受。在实践中，平均律是作为各种不同性质的自然律的简便易行的仿制品、代用品而通用于世，并在实际演唱演奏中随时予以必要的调节；在理论上，平均律音程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尺度（或以平均律半音为100，或以平均律全音为1），以简捷明了地量度与比较各种各样的自然律音程，并成为音律测定与计算中的数学框架。
三、周易与音律的关系探微
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古代的音律论，自先秦时代开始，就有着天地自然相关联的思想观念。先秦、秦汉典籍如《尚书》、《国语》、《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有将乐律与阴阳、四时、十二个月、四方、五行、二十宿、三百六十五周天等天地自然之特征，互相联系起来。后来，《周易》的周流六虚、刚柔相推的义理，易学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像数模式也自然加入值配、解说音律的行列。
中国音律以五声音阶为主流，《汉书.律历志》指出：“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这说明宫声以律管九寸为基础，而商、角、徵、羽都以九、六为基数，与《易经》的九为阳，六为阴，阴阳二气相应，说明中国音乐之产生贯穿着《周易》的精神，即《周易》就是中国音律的理论依据。
那么音律是如何与周易的阴阳发生关系呢？
我国古代的“五音”为：宫、商、角、徵、羽五音，用简谱来表述的话对应于“1、2、3、5、6”，唐代开始则以“合、四、乙、尺、工”来表示，乐人称之为“工尺谱”。《孟子》里就说：“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意思是说，必须依靠含有基本调性(如今天的C调D调)的乐器才能对五音进行定调。可见，“五音”一词在我国春秋期间就已出现了，按曾仕强教授的说法，孔子也正在那时候给《易经》正了名，“五音”与《易经》扯上关系是很顺其自然的，因为《易经》的“顺其自然”就是“合适”，就是美。熟悉音乐的人都知道，今天的音符是“七音”，用我国古代音律来表述的话就是：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即简谱里的“1、2、3、4、5、6、7”。《史记》里说“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后汉书》里也说：“黄钟为宫„„应钟为变宫”，实际上，我国的音律组成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只是直到宋元时期“流行歌曲”发达的年代，音乐家们才将它们正式定义为“七音”，即“五声加二变”(见宋代郑樵《七音略》)。
首先说“宫”。宫为五音之首，统率其他音符，所以西方就以“C”音来定义“宫”，钢琴里的“中间键”就是这个“宫”，即“中间C”；对应地，“C-D-E-F-G-A-B”就是“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宫音雄壮，《国语》说：“夫宫，音之主也”，《礼记》说：“宫为君，商为臣”，其中的“主次、君臣”关系就是典型的“阳和阴”关系。今天的进行曲都以C大调为基调，为什么？就是因为雄壮，阳气。比如我国的国歌“1355 6-5 31 555 3-1”，以宫音起始，以“宫角徵(135)”为主音，整个乐曲就充满阳刚气息，因为《易经》告诉我们：“阳是单数，阴是双数”，“1、3、5”就是单数了。《易经》还告诉我们：阴阳相互依存，没有绝对的阴和阳。所以，即便是我们雄壮的国歌里，也要有少量的“商、羽（2、6)”音，这才让国歌带上点悲壮的气氛，“雄壮”与“悲壮”同样是阴阳互补的关系。
前面说到了“悲壮”，近似的音乐形态还有“凄凉、凄美”，这三个词汇就是五音里的“商、变徵、羽（2、4、6)”。古人就有“商音悲壮，羽音凄美”之说，其中尤以“变徵”最为伤感。前面提及《史记》里的“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变徵之声”，最后引致的就是“士皆垂泪涕泣”。今日的音乐理论里，就以“大调”和“小调”对音乐的雄壮、明亮或抒情、凄美进行定调，其中“大调”就以“1、3、5”为主音或起始音，“小调”则多以“6”即羽音起始，以“2、4、6”为主音。比如《小草》、《龙的传人》等均是典型的小调歌曲，其中的“1、3、5”阳音就成为了辅助。用《易经》的理论说，“宫、角、徵、变宫”就是阳，“商、变徵、羽”就是阴；“大调”就是阳，“小调”就是阴。事实上不可能有纯粹“阳”音的乐曲，也没有纯粹的“阴”音组成的乐曲，为什么，就是“不合乎自然”，听起来也就不悦耳，“自然”一直就是《易经》强调的核心。优美的乐曲都是由“阴阳相辅”的音符组成的。不但乐曲由“阴阳”音符组成，在需要的时候，还经常会“大调小调”转换，比如台湾流行歌曲《请跟我来》就是其中的典型。
《易经》里没有“绝对”，所以，“宫、角、徵、变宫”并非一直为“阳”，“商、变徵、羽”也并非一直是“阴”。比如“宫”音，当你以它为起始音的时候它就是“Do”，但当你以“商”音起始的时候，“商”也就是“Do”了(阴转阳)，只是调性提高了一点，以此类推，每个“七音”都可以是“Do”，用今天的乐理来解释就形成了“C调、D调...B调”等调性，调性即我国古代所说的“律”。这里的音律互换，就是《易经》里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以是阳，阳亦可以是阴”。
无独有偶地，当一首音乐要转调的时候，无论是中西方音乐，肯定是从“宫”转往“羽”的，即“Do-la，1-6”，为什么？因为“宫和羽”处于五声里的两个极端，在《易经》里就是“物极必反”，“羽”到头了就得返回“宫”，“宫”要往前也只能到“羽”。我们听流行歌曲也好，听西方交响音乐也好，转调的规律如“C大调转a小调”，就是“C-A，即宫转羽”；“G大调转e小调”，在G大调里面，“123456-567123”，当以“徵”音(G，Suo，即5)为起始音的时候就是G大调，“徵”就顺应地成为了G大调的“宫”音，以此类推，“567123－徵、羽、变宫、宫、商、角”，“角”音(E即)就转化为G大调里的“羽”。
应该说《周易》中的阴阳概念，是中国古代先哲对宇宙万物之特征属性及其变化发展的观察与把握，经过精妙地概括、提炼而形成，这个概念被巧妙运用于象征、喻示至为广泛的食物、现象。在古代音律论中，十二平均律的命名则与阴阳学说息息相关。
“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人们把十二音律按次序分奇、偶排列，分成两组：一组居奇位者为阳律；居偶数位者为阴吕。律以黄钟为首，长9寸，吕以林钟为首，长6寸。郑玄注《周礼·大师职》说，黄钟这个九，就是易卦的阳爻初九；林钟的六，就是阴爻的初六。依次类推下去，产生乾卦的六阳，坤卦的六阴。其他各卦，当然也可以据音律得出。据《史记、律书》说：天地间阴阳二气在运行，天通过音律使阴阳二气的运动畅通，和谐。音律有十二个，分别表示阴阳二气运动的不同状态，和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互相对应。
《吕氏春秋·音律》云：孟冬生夷则，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以冬至之月为黄钟，以下依次排列十二律与十二月的关系。每季三月，每月分为孟、仲、季；每年四季，故共为十二月。
阴阳律吕，其数各为六，这与易卦的阴阳各六爻有关。进一步看，这也与易卦的方位说有关，尤其是与气候有关。杜甫《小至》诗云：“吹葭六琯动飞灭。”所谓六琯即六律之管。古人将葭膜烧成灰，放在竹管中以测气候，到了与十二律管相应的节气，管中的灰就应时而动。这就是“律以应候”的由来。
《吕氏春秋·音律》还认为十二律是由风产生的。它说：“大圣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日行其风，以生十二律。”音律和月份相对应，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月份刮不同的风。春风和煦，秋风萧瑟，夏风狂暴，冬天的北风凛冽。不同的风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否和十二音律相匹配？古人认为是匹配的。
风是阴阳气的运动，阴阳气的运动表现为十二音律。阴阳气的运动决定着十二月，音律也决定着十二月。描述月份是历法的任务，自然应以音律为本。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古人如何倒因为果的思维运动。
“天地之气合”，就是阴阳之气化合而生万物之意。同上书又云：“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至也。”可见十二律与天文历法的时令相关，而“八风从律”也与易卦的八方位相联系，没有八方位就没有八方之风。风，就是气的流动，这显然与元气说相一致。
从中国音乐史来看，从《管子·地员篇》提出“三分损益”的乐律开始，中国音乐进入五度相生规律的产生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史家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五声音阶占主要地位。秦汉以后，中国音乐进入新律时期。汉代，易学与声律之学的密切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汉书·律历志》载： 京房受学于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
看来焦延寿与京房不但对易学作出了新贡献，独树一帜，他们在声律学上也是革新派，把传统的十二律还相为宫发展为六十律还相为宫，以缩小十二律中从出发律(宫)到第十一次回归时的差距(即不能复归于宫)。焦延寿的六十律，到五十四律时已与出发律极为相近，也就是已超过了十二律的精密度。不过京房不肯停留在乃师的水平上，他为了使音乐律数与天文历法之数相一致，增至六十律这个整数，并将六十律中的每一律代表一天至八天的时间，这样就使得六十律周转相生之数正合一周年三百六十六天（实为三百六十五日）之数，即律数与历数相等。京房的这个创见，在王弼注《周易正义》中还能找到根据。如复卦彖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王弼注云：阳气始剥而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又有《易纬·稽览图》云：卦气起中孚，故离坎震兑各主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易学家们认为六日七分为“天行”也，即阳气灭后至七日复生，乃自然的规律，故称之为“天行”。
由上可知焦、京六十律还相为宫的变革，实从易卦中思悟得来。六十律即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在声律中即为每律的平均长度。而京房的“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虽然与十二律的上生下生相继承，但实是从易学的阴阳相生中来，从天文历法中“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中来。
京房的六十律虽然并未解决全部声律的差距问题，但他的变革精神给后代一定的影响，如南北朝时期的钱乐之就在六十律的基础上，将声律扩增为三百六十律，直截了当地以一天为一律，合一年三百六十日（实为三百六十五日）之数。焦延寿、京房都是集易学改革与律学创新于一身的人物。他们在这两方面的改革虽然有学科上的不同，但他们总的依据是天文历法和阴阳二气之学。前面我们提到，古代天文历法是易学产生的科学基础之一，看来声律之学也同样导源于此。声律学是从“天乐”以生“人乐”，不难看出，它与易学由自然推及人类社会、由抽象推及具体的演绎过程基本相同。
第二篇：周易与智慧.doc
如何认识和看待《周易与智慧》
《周易与智慧》号称“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民族之魂，它深刻地揭示了宇宙的奥秘和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千百年来在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与智慧》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处世方式之中。通过学习《周易与智慧》这门课程，我感触颇深。
《周易与智慧》集中体现在乾卦和坤卦上，即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但是，整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不可能呈现真正的全阴或全阳，都是阴与阳相互结合而成的。乾卦代表天道的规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刚强的代表；坤卦代表地道的规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柔弱的代表。简单的说，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但这两面不会是绝对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存在的，是无法分清的，人也是如此。
《周易与智慧》主要阐明的是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三大法则。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正所谓要“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要适应这个不断在变的世界，要以平静的心态来应对各种变化。很多时候，突然而来的事情把一切都改变了，一切计划都被搅乱了，易经告诉我们，事情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西方谚语里也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同时也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所以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来应对人生成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去追求，安然等到结果的到来。
世间的变化不是乱变，有规律的变。学习易经就是要把握这种变化的有序和规律，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抓住事物发展的规律异曲同工。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是完全可以后天养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要多学、勤思，培养洞察大局的眼光。另外，还要主动地适变、应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能预测到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远大的前途。若前途渺茫，就要主动生变，尽可能尽早地减少损失，完后去谋求另一番洞天。
通过学习《周易与智慧》，我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我的将来指明了方向。
一要与人为善,人是社会中的人,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生存,任何人要有所成就必须借力于社会环境和其他人,所以就要与人为善,努力地帮助别人,营造一个适合个人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要厚德载物,要用宽广的胸怀对待别人的失误与不足。要会协调和驾驭矛盾,工作学习中会产生矛盾。
三要耐得住寂寞,“初九,潜龙勿用”。如果时机不到,就要修养素养，静以待时,时机来临,举而用之。人生当中每一段积累都不会白费 ,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四要有恒心,“立心勿恒凶。”现实世界错综复杂,工作学习生活中我们面临太多的选择,很容易迷失方向。我们必须平心静气地思考,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然后耐心地走下去。时机到来之前,我们要学会等待、耐心等待。等待是痛苦的,未来有着极大不确定性,是对信心、韧性、心智的极大考验。同时又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第三篇：周易与书法
周 易 与 书 法
——书法本体源头漫议
袁 炳 煌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文化经典，历尊为三玄五经“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夫易，广矣大矣”，“ 其大无外”，“ 无所不包”。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宇宙论、儒道诸子百家的开始，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唯物辩証法经典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当然也是书法本体的总源头，从汉字的产生、“六书”的出现到书法意象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源于这部古
老的大典。
（一）太极说是汉字产生的源头
《系辞上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的“太” 是两个字，一个叫“大”，那一点代表“小”。“ 太极” 在这里告诉我们，宇宙有的事物大极了，但有的事物又小极了，其大无外，大到没有外面，真大！其小无内，小到找不到里面，真小！《易传》在这里用了一个“生” 字，太极“生” 两仪，两仪“生” 四象。《周易》就是生生不息的一部经典。三玄五经都是从这里“生” 出来的，所以，《周易》就是宇宙万物万象的共同基
因。当然也是汉字的基因。
《系辞下传》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七千年前的伏羲氏是通过观察大自然，观察人类自身，而一画开天，创造出了代表阴阳的符号，又根据阴阳合一、阴阳相对、阴阳互动变化，创造出了八卦。我国一九五九年发现的六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仰韶文化陶器文字，是汉字的起源。现在看来，其源头就是《周易》，也是从一画开始，画出了汉字。陶器文字中就有代表一种语意的符号文字，如“热” 字，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
这样的符号文字。一九五四年发掘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即是简单文字，诸如‖、×、＋、↑等等，这都是“观物取象”、“ 结绳而治” 的“书契”。這就是起源于“近取诸身，远取万物” 的天、地、日、月、身、物……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仰韶文化陶器文字的出现，就标志着汉
字的产生。
对《周易》，自古以来就认为是一部占卜的书，占卜未来的吉凶。先民占卜需要记录，仰韶陶器文字就应运而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到殷商时期，就形成了汉字的雏型——甲骨文。从发掘出来的甲骨文看，其内容大都是占卜吉凶的记载。这就说明，汉字的发展也是源于《周易》。
为了创造汉字，先民还发明了“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这些方法都是从《周易》人工编码系统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而来的。这个“六书” 理论，早见于《周礼》，完成于东汉，东汉许慎在他编的中国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中全面
系统讲述了“六书” 理论。
从此看来，从汉字的萌芽到汉字的定型和发展都是源于《周易》。太极，大到无外，小到无内。从一点开始，到一画，一画开天，画出了阴阳，画出两仪，画出了八卦，画出了乾坤。看看汉字及以汉字为根发展起来的书法，也就是集点成画，从一画到八画，从八画到万画。汉字基本笔画只有八画，横、竖、点、撇、捺、鈎、折、挑，由八个基本笔画引伸变化到万画，单就楷书形成的笔画就有七十多种，如将篆、隶、真、行、草计算一下，那就是成千上万。这种成千上万的笔画就是造成书法美的因素，这是任何他国文字所不及的。
（二）意象说是书法意象美的源头
《系辞上传》中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又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易传》在这里既提出了“象” 与“意” 的概念，又揭示了两者的关系。这就是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所以要用直观的“形象” 来表达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意”。这里既提出了认识事物的世界观，又述说了认识事物的方法论。《系辞上传》中说：“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种“象”，就是“卦象”，就是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象”，这是唯物的。如要以“象” 表“意”，明辩卦象，当需从具象到抽象，从抽象到意象，从表及里，周密的思维，“精微” 的推敲，既需形象思维，又需逻辑思维，以表其“意”。也就是说，这种通过“立象”来表达用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意思、意趣、意味、意欲、意蕴，这就是《周易》思维模式，也就是“意象” 思维。这是辩证的。
刘熙载在《书概》一开头就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意思是说，《周易》用卦象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规律，用以辨别事物，认识世界。文字书法亦然，《周易》与书法都是以“意” 为本，以象为用。汉字的创造，先民就是以这种仰观俯察宇宙万象，“通德”、“ 类情” 意象思维而成。汉字从仰韶陶器文字的萌芽发展到汉朝隶变以后，汉字已是“不象形的象形字”，这种“不象之象”，就是“意象文字”。张怀瓘在《书议》中说得好：“探彼意象，入此规模。”就是说，探究书法那看似随心所成之象，实也有客观必据的规模。或者说，书法就是书者将从万象之中捕捉到的“意象” 寓于文字书
写之中。
以《周易》一画开天，创造了汉字；受《周易》意象模式启迪，汉字成了意象文字；随着汉字书法的发展，《周易》的“意象”，又成为了书法艺术的一种审美观念——意象美。西汉扬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就是指书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万物相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活灵活现的生动美。对此，蔡邕说得更具体确切，他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精妙地指出了书法必须有的这种“纵横有可象”、“以象达意” 的“意象美”。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这就明确地指出，书法谓之心画，书法纵横可象，书法意象美，其源头就是
《周易》。
我认为，中国书法，集点成画，集画成字，集字成章，既是宇宙万殊之象的启示，也是人所感悟宇宙万殊之象普遍规律的抽象。就是说，书者将他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万象之美、生活之善、心灵之真，诸如起伏的群山、奔腾的万马、婀娜的舞姿、悅耳的歌声，乃至人间的七情六欲，无不缩微到尺素之中。且是一种神似，是一种写意，是一种意象。並以此作为对书
法的审美观照。
中国书法，“观物取象”，“ 假象喻意”，法中有意，意中有法。笔法上铁画银钩，如屋漏痕，字势上云鹄游天，蛟龙戏海；布白上天女散花，云烟满纸，处处是“意象” 之美。陈方既先生说得好：“书法，就创作者来说，是以意求象，以意成象。然对欣赏者来说，则是以象观意，从象味意。不是具象，却有生命，看似抽象，却有意味。”故此，中国书法，别于他国文字，登上艺术殿堂，这就是中国书法的生命本质。
（三）阴阳说是书法矛盾论的源头
《系辞上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说是《周易》的总体哲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周易》的卦象就是建立在阴阳二爻两个符号的基础之上，这两个符号按照阴阳二气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成八卦。这种排列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八卦又经过重叠排列组合成六十四卦，循环而无穷尽。阴阳就是其核心。
太极图象，六十四卦卦象启示我们，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两个方面，即阴阳两个方面。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昼为阳、夜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父为阳、母为阴，君为阳、民为阴……刚为阳、柔为阴，进为阳、退为阴，高为阳、低为阴，顺为阳、逆为阴，伸为阳、屈为阴……《周易》认为无论是社会生活、自然现象、文化艺术都存在着阴阳的对立面，而这两个对立面又互相依存于一个整体之中。
一体之内，阴阳两个方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互相斗争，使得事物不断发生变化，推动
事物不断前进。
一体之内，阴显阳隐，互根互寓，显隐性易，互易互化，恒运无休。故，精气互动，阴消阳长，阴进阳退，阳杀阴藏，使得事物始终保持和谐平衡。
《周易》这种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书法艺术矛盾论的源头。纵观整个书法发展史，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明之姿、清之变，都是源于《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其中就列举了大量易学中的阴阳辩证理念。
刘熙载在《书概》中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又说：“画有阴阳。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唯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书法艺术的形成就在于阴阳之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从书法艺术系统来说，不论是笔法中的起与收、提与按、中与侧、藏与露、方与圆……还是字法中的正与斜、缩与伸、避与就、盼与顾……还是墨法中的浓与淡、干与湿、燥与润……还是章法中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还是书法艺术审美中的巧与拙、生与熟、雅与俗……还是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等，都是阴阳调和、对立统一。所以，我认为，书法创作就是一个制造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过程。在书法创作中要寻求矛盾、制造矛盾，还要解决矛盾，“数画并施” 就要“各形各异”；“ 众点齐列” 就要“为体互乖”；“ 横” 要“斜”，“ 竖” 要“曲”…… 有变化、有差异、有矛盾，才富有情感，富有意味，富有生命。毛泽东主席深知矛盾理论，所以他的书法变化神奇，风貌独特，气势非凡，布白新异，是在书法创作中制造矛盾而后又解决矛盾
达到统一最突出的高手
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他道出了书法艺术源于自然，源于《周易》的阴阳之说。书法创作中的共性与个性，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等都要遵循阴阳之律。创作不是模拟，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东西，在共性的基础上创造出富有个性的作品。“以古为法，而后悟生于古法之外”，才能自我作古，创作出新的、有別于他人、富于个性的书法作品。刘熙载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创作书法不但要了解对象，更重要的是了解自我，发挥性情在创作中的作用。清王文治诗云：“天姿凌烁未须誇，集古终能自成家。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酿蜜不留花。”在继承传统、遵循共性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关鍵就在于“酿”，博採众花之精，酿成自己之蜜，使自己的作品呈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而不留花。我的说法是，遵循古法，以我性情，我书我书。这就是书法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即阴
阳变化规律在书法中的统一。
（四）通变说是书法艺术创新的源头
《系辞下传》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的辩证法则就是“通变致久”。
故，《周易》又有《变经》之称。
什么叫“变”？《 系辞上传》中说：“化而裁之谓之变。”又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化” 是生出新的事物；“裁” 是去掉旧的事物。生新弃旧，就叫“变化”。事物变化，其象表现出
新的事物进化了，旧的事物退化了。为什么会产生“变化”？《 系辞上传》中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因为“阴阳相薄”，“ 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就使得天地间闪电雷鸣，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春夏秋冬，运行
不止，不断变化。
《系辞下传》中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由于阴阳相互矛盾、相互斗争而促使宇宙万事万物不断变化，而有变就有不变，有不变就有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昨天不会变了，今天正在变，明天一定要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不论宇宙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界，还是文化艺术界，都是如此。《周易》在这里告诉我们，既然人类处在万事万物不断变化之中，那就一定要掌握这种天道“恒常通久”，“ 唯变所适” 的规律，不违其规，顺时适变，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长久。
《周易》这种“通变” 规律，就是书法艺术的创新之源头。用《周易》来看书法史就是一部“通变” 的历史。单就草书就有三变，隶书变章草，行书变今草，今草变狂草。善变者活，不变者死。只有从笔法上、结体上、章法上不断求变，才能创作出仪态万千，妙趣无穷的艺术作
品。
《周易》的“通变致久” 之理告诉我们，“生生之谓易”，宇宙万事万物总是变化无穷，生生不息，变化就会“生”，不变就会“死”。书法艺术亦然，求变才会有生命。唐戴叔伦的《怀素上人草书歌》诗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 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此诗述说了怀素狂草成功的奥秘，就是有法无拘，志在求变。细细品味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千字文》等传世之作，无论是笔法上、字法上、布白上都在追求着“变”，正如五代贯休所描述的“东却西，南又北；倒不起，断复续，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秦王肩上剔着枣木槊”。字各欹斜，互相借让；动静起伏，变化万端。他的“变” 是创作实践之“变”，是符合书法规则之“变”，是适应书法发展规律之“变”，是历史和现实、传统与自我的交融。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学字要有帖，学好帖后要发挥。”“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毛主席一生爱好书法，南征北战，碑帖不离身，他收藏的碑帖就达六百多种。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字犹用兵，同在制胜。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临阵决机，将书审势，权谋妙算，务在万全。然阵势虽变，行伍不可乱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军事家的毛泽东深知其理，用兵在“变”，用笔也在于“变”。毛体行草书，就是笔笔新迹，字字新姿，字字笔笔，如刀、如剑、如烟、如云、如珠玉之珲，如鹰击长空，变化无穷，变化神奇。
书法艺术的最高品位就是“变”。变化多彩，才能抒情达意；变化多彩，书法艺术才有生命。
（五）系统模式是书法系统论的源头
《系辞上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地与天相辅相成。天地代表着宇宙自然界。在《周易》看来，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统” 于天下，地与人都顺从于天。一统天下，天人合一，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天行健，万
物生生不息。
在这个系统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阴阳相薄，而万物生，天地转，日月行，白天黑夜，寒来暑往；人生人死，代代相承。系统中的万物变化，表现了极强的规律性。在这个系统中，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有着许许多多的大系统，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小系统。大系统中有小系统，小系统寓于大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自始至终，保持和谐平衡。系统中有着严密的结构，表现了极强的整体性。
《周易》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而《周易》本身也就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整的内码数理结构。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周易》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我们的系统论应用树立了典范。《周易》系统遵循严密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等规律。它运用简单的卦符对宇宙万事万物演变发展规律进行摹拟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它是和谐社会，人文文化，国学传统思想的主要来源。《周易》系统模式告诉我们，在系统中既有自然系统，也有人造系统。宇宙是自然系统，《周易》是人造系统。所谓系统，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如宇宙系统是由阴与阳两大要素组成的，且阴阳是具有特定结构的有机整
体。
《周易》系统模式启示我们，书法艺术当然也是一个人造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又有书法理论、书法作品、书写工具等小系统。在书法理论这个小系统中，又有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等要素，诸如书法史学、书法哲学、书法美学、书法心理学、书法文学、书法创作、书法技法、书法欣赏、书法鉴定……在书法作品小系统中，又有笔法、字法、章法等要素；在书写工具小系统中就有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如此等等。
整个书法艺术是一个系统，那么一幅书法作品也是一个系统。它由笔画、结体、文字内容、幅式、布白、题款、印章等等诸要素组成，且要素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有着特定的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
一幅书法作品是一个系统，那么一个汉字也是一个系统。它是由点、横、竖、撇、捺、鈎、折、挑等要素，按汉字规则构成的。如果少一个或多一个要素，就“形” 不对，发不出“音”，就无“义” 了，则无从认起，丧失了应有的功能，不成其字了。
书法系统和《周易》系统一样，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表现出了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各个要素都是互相关联的，点画呼应，顾盼有情，斜正相辑，阴阳相浑，似奇反正，纵横成象。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也好，李淳进的八十四法也罢，都是讲的结体规律，整体性原则。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是对书法整体性原则最好的辩证阐述。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的“五乖五合” 就是讲的书法系统中的相关性原则。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各笔、各字、各行，情感、情绪、心境、环境、材料、工具等要素都是互相制约、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一处败笔，整幅难看。一笔穿插不当，其他避就则难行。题款有误，整个章法就不美。书法系统和《周易》系统一样，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宇宙间的阴与阳，它们之间是对立的，但又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有阳就有阴，有阴则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与阳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书法中的黑与白，也是一样，有黑就有白，有白则有黑，白中有黑，黑中有白，计白当黑，黑与白当然也是辩证关系。书法系统中的横与竖、撇与捺，提与按、徐与疾，正与斜、直与曲，疏与密、虚与实，干与湿、刚与柔……还有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以在研究书法时，一定要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从辫证法的观点出发。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既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也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写字不是书法，书法不是写字。如不用系统论、辩证法去对待书法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导致出谬论。关于书法艺术系统，我曾写过一篇《书法系统浅论》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中国书法艺术博览会首届西安国际书学研讨会上发表，刊登于该会《论文集》。在这里只是认定《周易》系统
模式是书法系统论的源头。
谚云：“八十岁婆婆学绣花，老来发愤。” 笔者年逾古稀，沉迷书法，近读《周易》，探求本源，千虑一得，漫而议之。不知方家与读者以为然否？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于清斋
第四篇：周易与成语谋略
周易与成语谋略！
《易经》乃中华文化之发源。其对后世之影响，非世间任何一门学说所能比拟。《易》被后世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其对中国之哲学、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无不产生深远影响。《易·系辞上传》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易学文化繁衍而行数千载，君安知日常生活中之易学易理之应用？尤以成语论之，君安知今之所用成语多皆源于《周易》邪？
笔者搜集部分于下，以飨读者
自强不息(《周易·彖传、乾》)：语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即天上之日月星辰不分昼夜，永恒运动，是故“天”为“刚健”，人应效法天，积极进取，永不停息。
九五之尊(《周易·乾卦》)：《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因此也就成了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爻，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因此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了，成为了帝王之相。这里的“九”本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来运用，窃以为一来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再者，“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是非常符合美学原则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群龙无首(《周易·乾用九》)：指一群龙无领头者。喻无领头者，无法统一行动。出处 《易·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虎视眈眈(《周易·颐·**》)：出处《周易·颐》：“虎视耽耽，其欲逐逐。”眈眈：注视之样。如虎之凶视。形容心怀不善，伺机攫取。
云行雨施(《周易·乾、文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蔗物，万国咸宁。”乾的元气是多么伟大！天下万物因它而产生，它统率着大自然。云行雨施，大自然的一切流布成形。太阳运行规律了昼夜和四季，乾卦六爻根据时间形成，阳气按时犹如乘坐着六条巨龙驾御天下万物。乾是大自然有规律变化的表征，确定了万物的类别和寿命，保持这种均衡生息的状态，才有利于占卜。天道循环，万物复苏，天下康宁。
反目成仇(《周易·小畜》):《周易·小畜》：“舆说辐，夫妻反目。” 《周易·小畜》：“舆说辐，夫妻反目。”反目：翻眼相看，不和睦。
谦谦君子:《周易·象传·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指谦虚而严格要求自己的人。
日月合璧:《周易参同契》:混沌初开,乾坤乃定,日月合璧,凤凰和鸣。
立竿见影：《周易参同契》
正大光明(《周易·离卦》)
物极必反(《否·泰卦义》)
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
否极泰来(《周易·否、泰卦》)
三阳开泰(《周易·泰卦》)
革故鼎新(《周易·杂卦传》)
文过饰非(《周易·贲卦》)
防微杜渐(《周易·坤卦》)
天地玄黄(《周易·坤卦》)
结绳而治(《周易·系辞传》)
乐天知命(《周易·系辞上》)
洗心革面(《周易·系辞上》)
风雷激荡(《周易·益卦》)
止所当止(《周易·艮卦》)
乱极必治(《周易·蛊卦》)
不速之客(《周易·需卦》)
井冽寒泉(《周易·井卦》)
原始返终(《周易·系辞上》)
穷神知化(《周易·系辞下》)
王用三驱(《周易·比卦》)
女先正内(《周易·家人》)
三品之功(《周易·巽卦》)
见几而作(《周易·系辞传》)
勿药有喜(《周易·无妄》)
井泥不食(《周易·井卦》)
以上临下(《周易·临卦》)
不戒不虞(《周易·萃卦》)
鸟焚其巢(《周易·旅卦》)
出入无疾(《周易·复卦》)
设险守国(《周易·坎卦》)
至日闭关(《周易·复卦》)
劳民劝相(《周易·井卦》)
我仇有疾(《周易·鼎卦》)
治历明时(《周易·革卦》)
居易候命(《周易·困卦》)
类族辨物(《周易·同人》)
幽独之贤(《周易·履卦》)
商兑未宁(《周易·兑卦》)
枯杨生华(《周易·大过》)
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传》)
无妄之灾(《周易·系辞下》)
介疾有喜(《周易·兑卦》)
王臣蹇蹇(《周易·蹇卦》)
飞鸟遗音(《周易·小过》)
三五归一(《周易参同契》)
太和中和(《周易·乾卦》)
节以制度(《周易·节卦》)
用晦而明(《周易·明夷卦》)
龙马出河(《周易·系辞传》)
申命行事(《周易·巽卦》)
翰音了天(《周易·中孚》)
正位凝命(《周易·鼎卦》)
观国之光(《周易·观卦》)
守中保大(《周易·丰卦》)
有戎勿恤(《周易·央卦》)
舍尔灵龟(《周易·颐卦》)
朋友讲习(《周易·兑卦》)
丧羊于易(《周易·大壮卦》)
威明相济(《周易·噬嗑》)
思患预防(《周易·既济》)
载鬼一车(《周易·睽卦》)
辨物居方(《周易·未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比喻只要两个人一条心，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
否极泰来：物不可以终通，故泰极否来；但物亦不会终否，故否极泰来，这些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常理。《周易·否》上九爻辞说：“倾否，先否后喜”。倾否，有否极泰来，转变于顷刻之际。上九以阳刚之才，居否卦的终极，能倾覆其时代之否塞，所以不曰“否倾”，而曰“倾否”。因先必有危亡之惧，通过人的努力而转化，及终得“倾否”之喜。
乱极必治：乱极必治之理，见《周易·蛊》。蛊卦卦辞说：“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这就是说，蛊是天下乱而多事，因本卦卦象，下巽上艮，巽顺艮止。居上位者，如艮之静止而不动作，颓废偷安；居下位者，如巽之卑顺而不敢违杵，因循苟且。上下彼此懈怠，积弊而致蛊之败坏。又，本卦卦性，上刚下柔。上太刚则情不下达，下太柔而情难上达，上下不交所以致蛊。但天理之常，乱极必治，因败坏而出了事故，不是坐视不理，就可拨乱反正，必须整治一番，才能涉险济难，利泽万物，这就是卦辞所说：“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可参《周易·坤》初六爻辞。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这就是说，当我们足下踏着霜的时候，就应想到阴寒已甚，阳气渐消，天气就要逐渐冷到结成坚冰了。比喻到人事上来，就有“防微杜渐”的意思。如殷纣之宠爱妲己，咸丰之纵容慈禧，不慎之于始，以致身败国乱。如孔子在《周易·系辞传》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矣。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些都是表示未注意“履霜”的坏信息而加以防止，从而酿成“坚冰至”的祸患，天下之事，大多如此。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顺之则为祸，当防微杜渐。
弟子舆尸：“弟子舆尸”，语出《周易·师卦》九五爻辞。九五爻辞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长子指九二之丈人，使帅师以征；弟子指三四之小人，用以监军，此必然取舆尸之败。因本卦六五君主过于阴柔，不知任将在审慎与专一，若任长子而使弟子参与其权，任君子而使小人参与其权，出师名义虽正，必有覆败之辱，故曰“弟子舆尸，使不当也。”舆，在此指战车；尸，指战死之人。舆尸，指用战车载尸而归，形容大败之状。
何天之衢:“何天之衢”，语出《周易·大畜》上九爻辞说：“何天之衢，亨。”何音荷，有担负、肩姚之义；衡，指四通八达之道，天衢喻朝政大事。因上九大畜大道已成，往日乾阳不可上进。现在可以上进了，往日贤才不得用，现在贤路大开，可以得用了。君子才德充实，又得大有作为之时，故象辞曰“何天之衡，道大行也。”
舍尔灵龟：“舍尔灵龟”，语出《周易·颐卦》初九爻辞。本卦上艮下震，上下皆为阳爻，中为阴爻，大象为离，有灵龟之象。阳刚之爻，本以能养人为贵，但其位卑，无养人之功，有待正应之四以养之，故日“舍尔灵龟”。
官衙南向：“官衙南向”，从历史上的帝王宫室，到府县衙门，都一律南向。如北京的天安门和各省、市、县的衙门，都是南向的，所以有“小小衙门向南开”之俚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起源于盖天派的古天文，南向以立圭表测日影，或南向立竿见影以测晷景。南向有方向为正，目标光明和纪念南向测日影所取得的伟大发现，因为前人在古天文的观测中，发现了一整套认识、分析、处理事物的规律和方法，由此可见官衙南向的意义了。
治历明时：“治历明时”，语出《周易·革卦》。如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泽中有之”，指水火不能相容，即自然界相互革命之象。“治历明时”，指治世的大从君子，取象于历法，因时而革。如昼夜不同为一日之革，晦朔不同为一月之革，分至不同为一季之革，四时不同为一年之革等。但古代帝王，改朝换代，必须改历，这亦取“治历明时”之义。《周易玩辞》说：“凡改世者必治历，改岁者亦必治历，治一世之历者，可以明三正、五运之相革，治一岁之历者，可以明十二岁、六十甲子之相革。”
朋友讲习：“朋友讲习”，语出《周易·兑卦》卦辞。卦辞说：“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有连的意思，兑为泽，上下皆兑，有两泽相连，互相滋益之象。结合人事，朋友互相讲所不明之理，习所不熟之理，也可双方互相滋益，故日“君子以朋友讲习”。来知德说：“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水就湿，各以类而相从，朋友之道，不出乎此。……朋友之间，从容论说，以讲之于先，我又切实体验，以习之于后，则心与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与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
两派六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派和义理派；六宗，一为太卜遗法，二为京房、焦赣论机祥，三为陈抟、邵雍穷造化，四为五弼黜象数，五为胡瑷、程颐阐儒理（实际应为程、朱），六为李光地、杨万里参史实。《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说：“《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样，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瑷、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地、杨万里，又参证史实，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物极必反：“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现举剥卦之象说明之。剥卦上艮下坤，五阴爻自下渐长，消剥在上之一阳，阴盛阳孤，势将尽剥，这就是“物极必反”之象。凡事物发展到了极限，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如病情发展到了极限，就会阳证似阴，阴证似阳，出现假寒真热，假热真寒的症状；舆论造过了头，就会言过其实，文过饰非；遇事过于残暴，逼人太甚，就会引起反抗，这些都是物极必反的例证。
易更三圣：奠定易学基础，推动易学发展的“三圣”，就是指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文言，孔子作彖、象、辞及易传。后来又有易为“四圣”之书，则加上周公作爻辞。
周流六虚：“周流六虚”，语出《周易·系辞下传·七章》。六虚，指卦六位，六位无固定之物，如虚的空套子；周流，指阴阳刚柔，往来变化于爻位之中。《易例》说：“天地设位，易行乎其中矣。天地，有乾坤之象也；设立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指日月），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
系于金木尼：“系于金木尼”，语出《周易·[女后]卦》初六爻辞。初六爻辞说：“系于金木尼，贞吉。”其象辞又说：“系于金木尼，柔道迁也。”[女后]者，遇也，[女后]卦初六，一阴始生，当遇之时，阴不当遇乎阳，宜静自守则吉，故有“系于金木尼（音痴），贞吉”之象。木尼在车下，可以制止车轮不动，金木尼指基坚固，本卦上乾下巽，乾为金，所以有此象。
丧牛于易：“丧牛于易”，语出《周易·旅卦》上九爻辞。上九爻辞说：“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因本卦上九当羁旅穷极之时，在上而过于高亢，故无守卫之人，而丧牛于田边之地，造成了欲行无资的境地，祸生于所忽而不自觉，故日“终莫之闻也。”
承筐圭羊：“承筐圭羊”，语出《周易·归妹》上六爻辞。上六爻辞说：“女承筐无实，士圭羊无血，无攸利。”本卦上震下兑，兑为女，震为士。古者新婚夫妇祭祀，女妇提竹筐以采苹蘩之类，男子宰羊而盛于鼎俎，若筐中空空无物，屠羊无血，空筐死羊，意味着夫妇之礼不成，故日“无攸利”。
承乘比应：“承乘比应”，讲爻与爻之间的关系。承，在六爻顺序中，凡阴爻对上一爻的阳爻关系，称为承。如井卦，初六爻承九二爻，**爻承九五爻等。乘，当阳爻在上时，阴爻对阳爻称为乘。如泰卦，**乘九三等。比，指阴爻与阳爻的相邻关系。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都呈比的关系。如观卦，**比九五等。应，指六爻中，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之间的呼应关系。如否卦，初六应九四，六二应九五，六三应上九等。
革面洗心：“革面洗心”，见《周易·革卦》上六爻辞。上六爻辞说：“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小人，在此指百姓；革面，言百姓旧日屈从于暴政，面从而心不从，今则革除其表面之假意屈人，而真正心悦诚服，拥护新政，故日“革面洗心”，也就是顺以从君意。
革故鼎新：“革故鼎新”，语出《周易·杂卦传》。杂卦传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鼎卦上离下巽，巽为木，离为火，木上燃火，有烹饪之象。《释文》说：“烹，煮也；饪，熟也。”即以火烧鼎，变生物为熟物，这就有“革故鼎新”之义。后来引伸到社会上，以革除旧政，建立新政，拆去旧房，建成新房之象，称为革故鼎新。
参伍错综：“参伍错综”之义，参，指用参天之法，即取奇数一、三、五；参伍，即取一、五之数而三之，以为十五之数。错，指洛书之图皆三三纵横，可以罗络而数，其数皆十五，这就是错；综，会三个五以为十五，而又三其十五以为四十五，这就是综。《易原》说：“若其错综所及，功用不胜其广矣。……推一五而三之以为十五，十五已见，又从而三之，则夫始而象变五矣，已而为参两之九六也，已又为七八之六子也，则八纯卦已成，而六十四卦者悉有其象矣。
参天两地：古人以五行数为基数，按奇阳偶阴的原则，所以“参天”则用天数之一、三、五而成其为九，“两地”则用地数的二、四而成其为六。推之则不仅乾阳用九，坤阴用六，举凡阳爻皆用九，阴爻皆用六，故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以应周天三百六十度。《易原》说：“参天云者，并天之一、三、五而成其为九也，阳主进九者，在天地后五数中，阳进而极也，故圣从画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为九，命其卦为乾也。两地云者，并地之二、四而成其为六也，阴主减六者，在天地后五数中，阴退而极者也，故圣人画耦以象乎地，而名其爻为六，命其卦为坤也，此其倚数以成九六之初也，……则卦数在易，无有不生乎天地五初之数者也”。
制器尚象：“制器尚象”，也就是观象制器，这应该说就是中国古代对科技发明所用的辞语，但学者在探讨时有不同意见，这里引顾颉刚和胡适的一场辩论：顾颉刚认为：《系辞传》把制器都归于圣人看了卦象而制作的，这不合逻辑。这等于把一切文明都归于易卦，而易卦又归于圣人所画，圣人由卦形而悟出新器具，这是莫须有的事。造船一定是看了木头浮在水面而想起的，不是看了涣卦的结果。胡适认为：观象制器是一种文化起源的学说。所谓观象，只是象而已，并不专指卦象。卦象只是物象的符号，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若不依据历史上器物发明的程序，乃责数千年前的人见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发明汽船，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程序的。瓦特见水壶盖冲动，乃想到蒸气之力，这就是观象制器，牛顿见苹果落地，乃想到万有引力，这也是观象制器，同样是有象而后制器。
类族辨物：“类族辨物”，语出《周易·同人》卦辞。卦辞说：“象日：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类族，言天生万物，各类殊分，此法乾天之无私，于殊分之族中，而类聚其所同，这就是“异中求同”的方法。辨物，言火之所及，凡物必照，此法离火之普照，而辨析其义，这就是“同中求异”的方法。来知德说：“类族者，于其族而类之；辨物者，于其物而辨之。如是刚同轨同轮，道德可一，风俗可同，亦如天与火不同而同矣。”
何天之衢：“何天之衢”，语出《周易·大畜》上九爻辞。上九爻辞说：“何天之衢，享”。何音荷，有担负、肩挑之义；衢，指四通八达之道，天衢喻朝政大事。因上九大畜大道已成，往日乾阳不可上进，现在可以上进了，往日贤才不得用，现在贤路大开，可以得用了。君子才德充实，又得大有作为之时，故象辞日“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帝乙归妹：“帝乙归妹”，语出《周易·归妹》六五爻辞。因本卦六五柔中居尊，有德而贵，上应九二，故以帝乙归妹为喻。帝乙，指始制帝女下嫁之礼的人；归，出嫁；妹：帝女，即以帝王之礼出嫁帝女，这是既地位尊贵，而又很有德行之象。
羝羊触藩：“羝羊触藩”，语出《周易·大壮》九三爻辞。九三爻辞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本卦上震下乾，中爻为兑有羊象，震为木有藩象，藩指藩篱，罔言冒昧而进，羸为瘦为病。九三当乾体之终，交震动之际，有阳刚冒进之象。但小人用壮，多以血气之强，轻率妄进以取困，如羊之以角触其藩篱，角反出其藩篱外，易去而难反，不能用其力，是角之壮者，反为藩篱所困，故得贞厉。此恃壮反得厉，乃戒君子勿学小人用壮，而当以义理为勇，不能冒进以取困，着就是羝羊触藩之义。
涣奔其杌：“涣奔其杌”，语出《周易·涣卦》九二爻卦。九二爻卦说：“涣奔其杌，悔亡。”本卦上巽下兑，中爻坎互震，为足为动，有奔象；中爻震木，应爻巽木，有杌（音侮）象。杌，木凳。比喻天下人心涣散之时，二居坎陷之中，本有险难不足以济涣，但能脱险出奔，以应九五中正之君，则悔可亡而愿可遂，不仅有脱险就杌之安，而且可遂其济涣之志愿。
乾坤交媾：“乾坤交媾”，见泰卦。泰卦上坤下乾，坤为地，乾为天，只有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才能乾坤交媾，交媾则上下气机通泰，故万物化生，这就是泰之象。地天泰则上下通，国运泰则民安乐，这都取乾坤交媾之象。
威名相济：“威名相济”义出《周易.噬嗑》卦。本卦上离下震，其卦上下两阳而中虚象口，只九四一阳间于其中，乃象腮中有物，所以必咬而后合。引申到人事上，天下事有强梗谗邪参于其中，则须纯之以法乃能除之，所以全卦以治狱之事为喻，治狱则提出“威名相济”一词。上离为电，下震为雷，用刑狱治化，若明不如电则不能察秋毫，动不如雷之威则不能当机立断，电耀雷震，一切是非曲直，无不使之光明昭著，这就是威名相济之义。
幽独之贤：“幽独之贤”，语出《周易履卦》九二爻辞。九二爻辞说：“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因本爻以刚居柔而处中，有坦途之象。九二在下，与九五不相应，有幽独之象，而幽独之贤，多惊世骇俗，索引行怪。此种幽独之贤，必坦率恬静，不受外界干扰，才能得到好结果，故曰惟贞乃吉。
弧矢之利：《周易.睽卦》上九说：“睽弧，……先张之弧，后说之弧。”睽卦上离下兑，有火炎上而水润下，二体相违，睽为弓矢，弧指弓。“弧矢之利”，取弧矢相反相成，以武力推翻暴政，巩固新政，救民于水火之中，这就是的弧矢之利意思。
诲淫诲盗：“诲淫诲盗”，语出〈周易.系辞传〉释“解卦六三爻辞”。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有人问孔子说，研究易经的人，能知道强盗会来袭击吗？孔子即举本卦辞为例，说明其理。孔子指出：“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漫下暴，盗思伐之矣。漫藏海盗，治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诲淫诲盗”，是说如有珍贵之物而漫不经心，保存于不妥当的地方，这等于教人家老盗窃；妆饰妖艳，态度轻浮，这等于教人家来玷辱。前者将了诲盗，后者讲了诲淫，诲，有教诲、招惹之意。这都说明“负且乘”是一个不正常的行为，必然导致“致寇至”的结果。
结绳而治：“结绳而治”，语出〈周易.系辞传〉。如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央”。结绳，以结绳两头，其结的形式大小相同，然后从中割断，长短相等，各持其一，以为他日对验的证据。在上者，亦本此结绳为信之俗，以判断其欺伪和真理来治理之，故取央卦，央，有以刚决柔，以君子决小人之象。
洗心退藏：“洗心退藏”，语出《周易.辞传》。洗心，就是清心之意，心中无一毫私意；退藏，即不仅无一毫私意，亦不产生任何欲念。来知德说：“洗心者，心之本然，圣人之心无一毫私欲，如江汉以濯之矣。……退藏于密者，此心未发也。”
比类取象：“比类取象”，是易学五行学说的一个重大研究方法。即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作用与形态，分别归属于木火土金水无形的项目之中，借以阐述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生理、病理复杂关系，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对这种事物属性的归纳方法，称为比类取象。
取坎填离：坎离两卦，是由乾坤两卦中间一爻呼唤位置而变成的。炼丹家认为。人成胎儿后，即由先天八卦的乾坤相对变为后天八卦的坎离相对，则形成火上水下的未济局面，但如果通过练功，则可返还本原的先天八卦图形，使水上火下，坎离既济，达到心肾之气相交的局面，就可以延年益寿。
南杭北尚：“南杭北尚”，即指南方的杭辛斋，北方的尚秉和，这是近代两位杰出的易学家。他们都有专著和自己独特学术观点和创造性的见解，所以获此美称。
枯杨生秭：“枯杨生秭”，语出《周易·大过》九二爻辞。大过，下巽上兑，巽为木，兑为泽，有巽木为杨生于泽下之象。但木过老，故曰枯杨；秭，指根之荣茂于下者，以喻下卦巽错震，为长男，有老夫之象，应爻兑，为少女，有女妻之象。由此可见，本爻“枯杨生秭”是指古老的杨树又从根上发出了嫩芽，老头子又娶了一个小媳妇，这是老阳合少阴，可以遂其生育之功能；但阳盛而老，阴弱而小，双方虽然匹配，却很不协调，故一方面说“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一方面又说“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枯杨生华：“枯杨生华”，语出《周易·大过》九五爻辞。因本卦兑错艮，为少男，有士夫象，指未婚少男；应爻巽，指上六，为长女，有老妇之象，指已嫁而老者。杨指杨树，华同花，有花生于枯杨之上，不会结子，无益于杨树。如小伙子与老太婆结婚，这是少阳合老阴，这种匹配虽然象枯树开花，但也只能新鲜一时，长久不了，只是勉强凑合而已。假设一个机构，不是选贤任能，而是冗员充斥，勉强凑合，必然不能把事办好，故曰“老妇得其士夫，……亦可丑也。”
载鬼一车：“载鬼一车”，语出《周易·睽卦》上九爻辞。睽卦上离下兑。离错坎。坎为隐伏，为舆，隐伏为鬼，舆为车，故有载鬼一车之象。睽卦火炎上而泽润下，二体相违，人鬼殊途，亦是睽的意思，故以载鬼一车相喻。
陷必有丽：“陷必有丽”，语出《周易·序卦传》。《序卦传》说：“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坎水中实而暗，离火中虚而明，有暗必有明，有夜必有昼，陷于险难，必有所附丽，度过艰难，便是光明，由此可见，陷必有丽就是祸福相依的道理。
晋角之躁：“晋角之躁”，语出《周易·晋卦》上九爻辞。上九爻辞说：“晋角其，维用伐邑，利吉无咎，贞吝。”角，刚而居上；伐，此作治理；邑，私有领地。上九刚劲之极，前无所进，若刚以上进，必有悔吝之事，所以虽有光被天下之才，亦不敢躁动，只好去智力自己私邑了。来知德说：“前无所进，不能成康侯光明之业，反系恋其私以伐邑，虽邑所当伐，其事固贞，亦可羞矣。
原始要终：语出《周易·系辞传》。如说：“原始要终，以为质也。”画卦之法，必始于初爻，终于上爻，然后成一卦之体，质，即指卦体。来知德说：“初者，卦之始，原其始，则二三在其中矣；上者，卦之终，要其终，则四五在其中矣。卦必原始要终以为体，故文王之辞，亦必原始要终以为辞，如屯曰元亨利贞，蒙曰童蒙求我，皆合其始终二体言之也。”后来则发展成为研究事物的始终学说。
谋事在人：虽然古语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关键还是在人。易学论天（包括天地），主要是讲自然界的规律，易学论人，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与其事物不一样，他有复杂的思维能力，他有智慧，所以只有人才能与天、地配成三才。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效法自然规律，所谓要“推天道以明人事”。如谦卦有“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是教人效法天道，加强道德修养，树立好的品性。旅卦说：“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是教人效法，谨严礼仪法度，正大光明，治理好国家。由于天人之间有共通规律，所以人道可以效法天道，如人的道德行为，生活习俗，以至于社会制度，治国方法，用兵原则等等，都可以效法天道，按照自然规律进行。但八卦在效法天道的同时，大量论述的是人谋之事，讲人的地位和作用，讲人的成就，讲人的努力，即所谓谋事在人。人的努力表现在几方面：第一，乾卦强带哦“自强不息”。第二，系辞还强调“穷神知化”。第三，系辞还指出“裁成相辅”。即言要有所作为，遵循自然规律，从而与天地协调；又要在遵循固有的基础上，加以辅助、节制和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当然，卦辞、爻辞只体现了他们对事物判断的可能性，每一卦辞和爻辞都不把问题表示得绝对，都是大概如此。必须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即要触类引申，举一反三，善于联想，善于归纳出原因，以便于去改变环境，趋吉避凶，这就是谋事在人。
谦谦君子：“谦谦君子”，语出《周易·谦卦》初六爻辞。初六爻辞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初六，以柔处下，有谦而又谦之象；君子如能效法此德，则称“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就是老子“卑弱以自持”的意思，平时自养谦德，居柔而处下，则愈无人能超越他，若当危难之时，若非深自屈折，则不足以济险难。由此可见，自觉修养谦虚之德的重大意义。
随时变通：“随时变通”，语出《周易·随卦》卦辞。卦辞说：“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顺时以动，人必随之，动皆走正道，故上下悦从，这说明大亨通，也会发生错误，要“大亨通无咎”，则必准之于理，随时变通。理在于上之随下，则随其下；理在于下之随上，则随其上；理在于泰，则随其时之泰；理在于否，则随其时之否，总之，要随其时之所宜而变通。
童牛之牯：“童牛之牯”，语出《周易·大畜》**爻辞。**变离有牛象，艮为少有童象，于小牛角上系以横木有牯象，因中爻变震有手持施于角之象。于小牛角上系一横木，使无法以角顶人，逐渐改变其习性。借喻当禁止为恶于未行之先，防患未然，安分自养，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故爻辞赞其结果有元吉之象。
惩忿窒欲：“惩忿窒欲”，语出《周易·损卦》。本卦上艮下兑，艮为山，兑为泽，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此言君子观山之象以惩忿，因愤怒之发，气涌如山，易发难只，惩怒必如摧山，惩于今而杜绝于后；观泽之象以窒欲，欲之起甚微，不易觉察，如泽之使人沉溺，思想顾虑很多，故防欲当防止陷于沼泽之中，必遏止堵塞，使不再产生此种念头，这就是惩忿窒欲的意义。
颐以养正：“颐以养正”，语出《周易·杂卦传》。养之道，以养人畜贤为正，就颐卦六爻言之，下震动，多言求人之养，求人之养者多不正，故多凶；上艮止，多言养人，养人者多得正，故多吉。吴慎说：“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这些都讲的是颐以养正之理。
感而遂通：“感而遂通”，语出《周易·咸卦》。咸，就是感的意思，何以能“感而遂通”呢？因本卦上兑下艮，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因男女相感，莫若少者，所以感而遂通。咸有感义，何以不曰感而曰咸，古人认为，咸字去掉感下面的心，以有心之感多出自私意，只有无心之感，才感之至公，才能感而遂通。
雉飞矢亡：“雉飞矢亡”，语出《周易·旅卦》六五爻辞。六五爻辞说：“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因六五阴柔，当旅之时，故有射雉而“雉飞矢亡”之象。如果能依赖上下二刚爻，则文明得中，就可始凶而终得誉命之吉。本卦上离下坎，离为雉，错坎为矢，变乾为一，故有雉飞矢亡之断。
遁世无闷：“遁世无闷”，语出《周易·遁卦》。遁有退避而去的意思，从人事上说，就是急流勇退，以避祸之义。因本卦上乾下艮，有二阴从下增长，阳当退避之象，若人们在此特定的环境下，则当审时度势，毅然隐退，如此则身虽隐退，而功与名反得以保存，所谓身虽遁而道亨，故心情舒畅而无遗憾。若眷恋禄位，苟且留连，必然遭祸，故曰遁世无闷。
箕子明夷：“箕子明夷”，语出《周易·明夷》六五爻辞。本卦坤上离下，坤为地，离为日，日在地下，光明当然受到损伤，夷，伤也，明夷，就是光明受到损伤的意思。箕子明夷箕子接近至昏之君殷纣，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其才智，授以《洪范·九畴》，这好象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以保证天在东方得以再显光明之象一样，故曰箕子明夷。
隔八相生：“隔八相生”，是古人从律数大小次序中发现的最谐和音的方法。律数大小次序的排列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将黄钟从十二宫子位起排成圆图，则谐和音的位置都在第八位上。如黄钟的谐和音为林钟，从黄钟、大吕的次序数，则恰在第八位。依次，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声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仲吕又生黄钟，皆相隔八位。
篾首酱翁：“篾首酱翁”，乃宋儒程子之逸闻。《易图明辩》说：“程颐之父向，尝守广汉，颐与兄灏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焕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篾首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这段记载，已清楚说明篾首酱翁的由来，学者可不解自明了。
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语出《周易·未济》卦辞。卦辞说：“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本卦离上坎下，水火不能相交，则未能发挥济物之功，君子观此象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必如火之明，居方必如水之聚，辨物使物以群分，因水火各异，故于异中求同；居方使方以类聚，因水火各居相对之位，故又当同中求异，如此则物以群分，分定不乱，虽未济而成既济矣。
翰音于天：“翰音于天”，语出《周易·中孚》上九爻辞。上九爻辞说：“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鸡鸣振动翅膀，引颈高唱，称为翰音。本卦上巽下兑，巽为鸡，兑为口，定时而鸣。上九居天位，故言鸡鸣之声登于天。这是说，鸡非能登天之禽，翰音怎能闻于天，这是弄虚作假，用鸡叫充当鹤鸣，以欺世盗名，故曰何可长也。
鼯鼠之贪：“鼯鼠之贪”，语出《周易·晋卦》九四爻辞。九四爻辞说：“晋如鼯鼠，贞厉，……位不当也。”本卦上离下坤，互二三为艮，有鼠象；阳爻为大，鼯鼠即大鼠，鼠性昼伏夜出，不敢见人。而鼯鼠虽大，但贪食而畏人，极无技能和道德。结合人事，九四以刚居阴，不中不正，但近居君侧，窃居高位，贪食俸禄，而又疾贤妒能，搞阴谋诡计，又惧怕人知，虽正亦危，何况九四不中不正，故曰鼯鼠贞厉，位不当也。
旆昧沛沫：“旆昧沛沫”，皆古天文用语。旆，旌燔之属，虽大而不全暗，指北斗在昏时之后；昧，指平旦之前，皆微明可见。沛，大暗而不见星斗；沫，指斗勺后星，皆暗而不见。《周易玩辞》说：“旆者旌燔之属，虽大而不全暗，斗在昏时之后。昧，居平旦之前。自旆昧言之，皆有小明。……大暗谓之沛，斗勺后星谓之沫。则其昏甚于斗。”
重门击柝：“重门击柝”，语出《周易·系辞传》。《系辞传》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因本卦上震下坤，中爻为艮，艮为门阙，取多重门之义；震为雷，如有声之木，言重门关闭又击木梆，以此防备盗贼侵袭，这就是“重门击柝”有“备豫”之义，如此可防患于未然。
彘猪之牙：“彘猪之牙”，语出《周易·畜》六五爻辞。本卦上艮下乾，离错坎有豕，中爻震为足，指好奔走的小猪仔。五变巽为绳，有系之之象；牙，即指系豕之木桩。此言好奔走的小猪仔，用绳把它栓在木桩上，使之驯服。此六五柔中居尊，所畜者大，彘猪之喻，言能使天下强梗者，皆自屈服为所用，此大吉之象。
第五篇：周易与巫术文化
《周易》与巫术文化
张志祥 ?
摘要：《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同时亦是它的发展。《周易》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它为儒、道两家共同尊奉，是中华文明的共同源头。其巫术文化通过象数所体现的易理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和走向，影响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本文试从《周易》所体现的巫术文化来看待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关键词：《周易》；巫术；象数；科学
一、巫术的起源
《周易》是巫术文化的总结和发展。巫术文化时代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一个阶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极古以来便在专家的手里，人类第一个专业乃是巫术的专业”。弗雷泽同样认为“巫师或巫医似乎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古老人为的或专门职业的阶级”。实际上巫术文化是早期人类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迄今为止，它仍然与科学文化、宗教文化一起构成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之一。
巫术的起源有三大文化要素：首先是自然难题无法克服与解答；其次是人盲目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自然难题；再次是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万物有灵”、鬼神观念等，且迷信物我，主客之间的神秘感应。
原始巫术是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是在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人掌握自然的方式。人类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当人类遇到难题，且知识与实际控制的力量都告失败，而同时又必须向前追求的时候，我们通常便会发现巫术的存在。须知人类一旦为知识所摒弃，经验所不能援助，一切有效的专门技术都不能应用之时，便会体认自己的无能；但是，这时他的欲望只是更紧迫着他，他的恐惧、希望、焦虑在他的身体中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而使他不得不追寻一种替代的行为。”这种替代的行为就是巫术。
“万物有灵”和鬼神观念源于古人的灵魂观念。古人认为，肉体会灭亡，但灵魂不会消失。列为·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本质上是一种气息：薄膜或影子；灵魂是他使之生的那个个体中的生命和思想的本原，它独立地占有它的从前或现在的肉体拥有者的个人意识和意志；它能够离开身体很远，并且还能突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出现；它能够钻进其他人或动物甚至物品的体中，控制他们，在他们里面行动……”正是由于相信灵魂的独立存在，才会出现沟通人神之间的巫师。古人在自然与社会中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便被认为是具有神灵的存在。植物、动物、天地、日月星辰、山水都具有神灵。
易卦与巫术的起源也有相同之处。《系辞传》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卦爻的制作，是通过对天地鸟兽、人类自身即宇宙万物的综合考察，然后将之概括、抽象简化而来的。关于巫术的起源瞿兑之《释巫》说：“巫之兴也，其在草昧之初乎？人之于神祗、灵异、始而疑、继则畏，继而思容悦之，思所以和协之，思以人之道通与神明而求其安然无事。”这是巫术产生的过程，而不是巫术的真正起源。巫术的核心是巫法、巫技并加以施行的人，是后起的。巫法也是源自对宇宙万物的观察与效仿。《周易》源于巫而高于巫。《礼记·曲礼上》所说“疑而筮之”，使之“决嫌疑，定犹与（豫）”，增强成功的信念。如果是高层次的占卜，还能告诉人们如何处事的具体方法。《周易》就是这样一种占筮艺术。可见巫术既是人类的一种能力，又是一种文化观念或信仰。这种观念来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它可以解释早期人类的身体与意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构成了人类原始思维的主体。在早期人类的眼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相互感应的。
二、神秘而独特的象数占筮巫术 《周易》是巫术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它是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辞、孔子十翼构成所谓“四圣”的秘籍。《周易》的体系主要由六十四卦及其卦象发展而来，每一卦代表着一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演化规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六十四卦的具体认识对象涉及天人关系的方方面面。《易传》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研习周易，解说卦象的产物。它基本上并非巫学，却保留了许多占筮甚或龟卜的思想材料，而且在原始巫学基础，成为富于时代特色的文化智慧。
《周易》的“经”部分的创作过程经历三大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的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三者均是遵循“观物取象”的创作原则。“阴“、“阳”概念的形成，是古代人们通过宇宙万物矛盾现象的直接观察得出的。《朱子大全·易纲领》中说：“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在古人心目中，天地、男女、昼夜、上下、吉凶……几乎生活环境中一切现象都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的矛盾。根据这种直接的观察，前人把宇宙间变化万端、纷纭复杂的事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用两种符号来表示：阴物为“--”，阳物为“一”。阴阳爻象的形成，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和现象。
古人以阴、阳符号为“爻”，每三爻叠成一卦，出现“八卦”。八卦的名称分别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取象，已经从阴阳二爻对事物的广泛象征，发展到对自然界八种基本物质的具体象征；这八种物质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后来的《易》理演绎和《易》筮的运用中，八卦又分别对应不同的卦德。八种卦德是：健、顺、陷、丽、动、止、入、现。在占筮的过程中推演吉凶。八卦与时间和空间结合，产生了卦位。八卦与八季、八方相配，赋予八卦以空间方位和时间序列的意义。“时”是易理之根本，易理是由卦象符号所表达的，正如王弼所言，“夫卦者，时也”。八卦方位的往复流变首先是一个“时”的问题。坎卦为水为北方为东，阴气极盛而衰阳气始生之时；震卦为木为东为春，阳气渐长之时；离卦为火为南为夏，阳气极盛而阴气始生之时；兑卦为金为西为秋，阴气渐长之时。文王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是自然四时运行的卦符模式，它将世界万物运动归结为“时”，用“数”的方式推演。
《周易》的巫术占筮是世界上独特的巫术方式，其筮数的运演别具一格。八卦之学是易的基本文化智慧，其原型是一种巫术智慧。它是在龟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中华巫术史上，一般认为先有卜后有筮，卜是渔猎时代巫术的主要方式，筮是农耕时代的巫术的主要方式。占卜巫术方式更古老。所以《左传·僖公四年》有“筮短龟长，不如从长”的说法。占卜是占筮的前期状态，两者在文化意识和情感方式上是一致的。
占卜主要是一种以龟甲、牛骨为材料具有一定操作过程的原始巫术，是通过捉龟、杀龟、刻龟等多种操作步骤而完成的巫术过程。董作宾在《殷代龟卜之推测》指出，“卜其音同于爆破。余谓不惟卜之形取象于兆坼，其音亦象灼龟而爆裂之声也”。卜之形、声，综合构成占卜的前兆。既灼之余，其龟甲（或牛骨）炸然有声，古人称之“龟语”，以为是有灵气的。而卜之形亦与爆裂之声同时出现，同为征兆。古人根据这种占卜的声响之强弱、清浊以及卜形之大小、长短、曲直、姿线、走向等占验吉凶的。这一类巫术现象的出现是人为灼烧龟骨的结果。占筮是用筮草或筮竹来进行的，这一占筮被古人称为“自然之易”，然而它与自然之联系较前类巫术稍弱。最根本的是用以占验吉凶的前兆或预兆即卦、爻象，是占筮者通过数的运演而构成的，这是人为的创造，其过程更加复杂现代。尽管这种巫术智慧被始终笼罩在“象数”互渗的阴影之中，它与前类相比，其理性因素无疑有所加强。
“数”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其类而言，有气数、运数、神数、命数等。在古人看来，数是宇宙现象在度上的规定，是有规律可循的。正如郭志诚所说的“人为自然界天地作用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无一不受数的制约。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通过卜筮等手段，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在人神交通中，神并不说话，那么人如何理解并传达神的启示呢？一是迹象，一是数。商周时流行的卜筮，卜是根据灼后的龟和兽骨裂纹来判断人事吉凶；筮则是用蓍草或其他可数物为工具来推测吉凶。前者是征兆，后者就是数，八卦所代表的符号和数字就是这样一种数术。古人有数分奇偶的观念。数分奇偶是为了吉凶相对应的，因为占卜的出发点与目的就是为了预测吉凶。奇偶便是判断吉凶的最根本依据，所以占必三次或三占从二。从而便有天数一三五七九，地数二四六八十这样简单的数的划分。从文献记载来看，卜筮不吉，则可再卜。《周礼》中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周易》中的八卦正是表明古人数分奇偶，吉凶由数的观念。所以《易传》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筮，参天两地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易传》又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就个自然数实际都参与了占筮过程，它们可以分奇数、偶数两类，其中“奇字”中一五七九为偶数。这六个数是筮数的初步简化。由数字卦发展到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原型。有了一、二，然后有三。“三”包含着“一”、“二”。因而，“三”又包含着天地在内，表示无限多，无穷大，为天地宇宙之极限的观念便由此产生了。《老子》曰：“三生万物。《史记·律志》云：“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古人就是把事物发展过程中阶段性所显示出来的数量关系视为事物前途的决定条件，因此，“三”具有事物的神圣性。“四”是由“两”而来，“两仪生四象”。按照《周易》一分为二的变化法则，在天，四表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在地，表示太刚、少刚、太柔、少柔；在天，表示春夏秋冬四时之分；在地，表示东南西北四维之别。“五”是中国神秘数字观念中最重要的数字之一。在《周易》中“五”既指天数一三五七九，又指地数二四六八十。它的重要性和神秘性最主要体现在影响巨大的“五行”观念中。“八”的神秘性由八卦而来。作为《周易》中的八种符号，各代表一定属性的若干事物，其中均由阴(--)、阳（—）两种符号组成，而且两两相对。将其两卦相叠加又构成六十四卦，体现最基本的两分法，反映古人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
《周易》本是卜筮的记录，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其卦爻辞则是当时巫使解说卜筮中的数与术的说辞。这些说辞其实就是用天象来解释人事，随着人们对自然的掌握能力断提高，一些有人文传统精神的史官，开始逐渐摆脱巫术的具体羁绊，用一些新的观念来理解卜筮的结果。古代先民正是在巫术的观念下，逐渐深入自然，目光逐渐从天数转到人自身，自觉地赋予人主观能动性。
三、巫术：早期人类的“科学”
巫术对早期人类而言如同科学对现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巫术就是早期人类的科学。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两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完全有规律，因为这些演变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所以就可以准确地预见和推测出来。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了解自然宇宙奥秘的先知来说，巫术与科学二者为他们开辟无限可能性的前景。巫术同科学一样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
巫术在观念上提高了人的能力和地位。沟通人神之间的巫师具有某种神性。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巫师具有通神的能力。从先秦的典籍记载，古代的巫师不仅要求有特殊的心灵，比如精神专注、情感虔诚，而且还要具备有正确处理人神关系的智慧、领会神意、准确传递神意的灵性，善于观察，耳听八方，洞察入微。早期的巫师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取得这一地位，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原始灵媒往往要依靠个人的天赋”。这些有着特殊的超乎寻常的心灵的人，大都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才，也即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最早的巫师同时也是祭司，又是传达神旨和利用各种手段预测吉凶的预言家。最早的巫师也是最早的医生，巫医同源以得到充分的论证。最早的巫师又是天文观测与历史记录者，他们是最早摆脱物质生产领域的一批知识分子或脑力劳动者。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巫师有条件与能力从事巫术的钻研与知识的学习积累，各种学术文化也就在其中发展起来。他们经常参与政治、军事决策，在国家和宗教中享有较多的威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精神文化生产方面产生了后世的官学。
巫术思想文化具有重要贡献。佛雷泽对此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都总是发生在神权政治的专横统治之下。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绝非微不足道。当我们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么，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曾是真理之母”。如果巫术变成真实有效的，那就不再是巫术而是科学了。人们积累的经验和准则中有些事珍贵的，有些则是废物。珍贵的成为科学的一部分，错误的则成为“巫术“。巫术就这样成为科学的近亲。巫术的仪式和咒语若不能使人们获得希望的结果，则会促使人们寻找更加真实有效的理论方法把握现实。巫术是人类社会经历的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是早期人类认识把握自然的方式,许多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作为集体无意识流传到今天。了解巫术文化有助于人类看清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把握未来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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