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苏轼与屈原人生态度的异同（范文）

浅析苏轼与屈原人生态度的异同

摘要：屈原和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两人在人格精神与处世态度上有一定的相同性，但是他们在待人生等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却又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

关键词：苏轼

屈原

人生态度

相同

差异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中，战国时期的屈原与北宋时期的苏轼都堪称里程碑的人物。比如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面说：“屈原之赋——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充分表现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苏轼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无疑是很杰出的一位。他无论是在思想深刻、文学创作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轼与屈原虽然相差十多个世纪，他们的人生遭遇和人格品质，却有许多的相同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差异。

人生遭遇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生活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最后含恨而终。而比屈原晚一千多年的苏轼，与屈原相比也有相同的人生遭遇。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他是宋嘉佑的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宋徽宗即位时，他才得遇被赦北归。但是不久就死于常州。

他们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但是都抑抑不得志，最后含恨而终。这种相似的人生遭遇源于同样刚正不阿的人格品质。也是由于自己所处的社会——腐朽黑暗的统治。

人生态度

屈原与苏轼都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在面对险恶官僚小人时，同样都表现出了正道直行的节操和独立不倚的坚强性格。可以说苏轼的品格是对屈原品格的继承。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而这种品格正如苏轼在他的《过大庾岭》诗中所说的“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而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苏轼也继承了屈原不畏强暴，坚持自己的主张的人格品质。

苏轼在一生大起大落时面对现实生活的荣辱沉浮始终保持着一份冷静，旷达平和的心态。“他是一个十分擅长将政治痛苦转化为文化欢娱智者，‘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智慧’”①。因此无论遭到怎样的人生挫折，他都能随遇而安，在大自然的山水丛林，清风明月中得到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正如《游白水书付过》中所叙述的那样，晚年的苏轼虽不得志于朝，但也没有消沉下去，他懂得游山玩水以排遣心中的积郁，甚至于全身远遇。我们从这条他写络自己儿子的游记中，可以看出他从奇山异水中获得了趣和满足。

与苏轼一样，屈原身处逆境中却表现出一种失落的态度，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种哀愁和悲观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屈原始终坚持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以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精神。他强烈地批判的是君王的昏庸，国家政治的混乱和奸臣的当道。他把政治上的成功、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都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精神的支撑，投江而亡。

在对待痛苦的处理方式上，苏轼和屈原的态度迥然不同。首先屈原拥有痛苦和绝望是罕见的，自己的祖国遭受到了强秦的侵略，正一天天衰弱；此外，楚王越来越昏庸无道，自己不仅不被重用，相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他表现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扔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他再一次被楚王疏离，由此产生了无法承受的精神痛苦和绝望。促使他最终产生了投江自杀摆脱痛苦的方式。与屈原相比，苏轼也曾经受过理想失落的悲哀和惨遭贬谪的痛苦，他在被贬到黄州过着“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但他试着转化被逐的悲痛，最终，蛮荒落后的流放之地（海南）也成为了他眼里“温柔宁静”的“家园”。

总之，屈原方正高洁（所谓 “ 其志洁，其行芳”）、嫉恶如仇，九死不悔。屈原个性执着，深固难徙，在浑浊现实前，屈原处世没有任何妥协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一点圆通解脱的方法，最后他只能以死节的态度为维护自已高尚的节操而自沉。屈原所展示的是最为纯正高尚的理想人格，“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父》）。性格决定命运，因此屈原自始至终是一位不容于世俗社会，特别是不容于其政治环境的悲剧人物。而与屈原相比，苏轼豪迈而旷达，虽几经宦海沉浮，但总能以良好的心态化解，达到融通。苏轼当然也有独立的人格，有刚强耿介的个性，鲜明的是非观念，好讥讽，多幽默，并不时表现出他的本真率性，然而他往往融入了更多的人生阅历、智慧彻悟。这种所谓旷达者，旷放而通达，是饱经阅历挫折后，经过淘洗了的智慧型的人生哲学。“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就是将人生社会的一切遭遇，幸与不幸，纳入一种自然规律的平静心态之中，一切顺应自然，从而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宁静平和。这就是苏轼彻悟、智慧、超然的人生态度。这也是屈原与苏轼有着本质不同的原因。

总结

综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自嘲的那样:“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不系之舟”是苏轼坎坷一生的最好象征。在40 多年的仕途生涯中,苏轼有30 多年辗转漂泊于各个地方,直到老死,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坚定的政治操守,不受现实因素的干扰,独立不倚,正直不屈。

屈原和苏轼一样，他似乎永远也学不会随波逐流，亦步亦趋，无论走到那里。他们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事情。他身处逆境，却独立不依，刚正不阿。但是，我更赞成苏轼的做法。他一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率真。当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不相同时，仍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阿附权贵，不投机取巧，当自己身处逆境时，他没有见风使舵，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他获得了身心的超脱。而屈原他在挫折中，却不断的悲痛。最终在无法忍受悲痛的时候投江而亡。虽然，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爱国的行为，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这种行为也于事无补。因此我觉得屈原应像苏轼那样拥有一个旷达的人生态度去对待人生。

从另一方面说，我非常的同情苏轼与屈原，他们同样拥有无与伦比的才气，但是始终受到当权者的猜嫉，因此郁郁不得志，最终抑郁而终。特别是屈原他在得不到重用，被放逐，楚国破亡之后，投江而亡。虽然我不认可屈原的这种方式，但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爱国方式。

注释：①《论苏轼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和新变》 邓莹辉

著

参考文献：《苏轼评传》

曾枣庄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历史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东坡志林》 苏轼

著

青岛出版社

2002年11月版

《苏轼文集》

王恒 著

新华出版社

2002年11月版 《苏轼及其作品》 柯大课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论苏轼人生态度的豁达及其文学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苦难难以避免，面对苦难，垂头丧气无济于事，不如高昂头颅在无路出找路，用豁达的心态化解人生的苦难，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我，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我。苏轼以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对这一哲理做了最好的诠释。人生总是在反复和挫折中前进，我们必须微笑着看生活，于无路处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第三篇：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

从苏轼的诗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轼对人生的态度，下面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的更多详细内容！

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

读一首词就是在品味历史文化的厚重，读一首词就是在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读一首词就是在享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忙于复习准备考试的我们，在闲暇时候更应该读一些诗词歌赋以作消遣。或许大多数人喜欢带着耳塞，听听流行歌曲，迷恋在听着情歌流眼泪中。而我却喜欢在轩窗下、书桌旁，陶醉于青灯黄卷的陪伴。而且我认为越忙于复习，压力越大，就越需要这些课外读物来放松自己。翻开《宋词三百首》，苏轼的词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是由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亦或是他的高尚的道德操守，无不吸引我为之驻足咏唱。通过对苏轼诗词的简单思考，自己还是有些对人生态度的感悟的。

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堪称经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运用形象描绘的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把自己遗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作者那种正确认识自然，正确把握客观规律的思想。把自然世界和现实生活高度的契合在一起，来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生活的认识。人的一生不可能是平平坦坦的，波折可谓在所难免，但只要我们正视困难，勇于面对挫折，便会度过难关踏上坦途，去享受那丰富多彩的生活。

宋词者，专门附乐、以便歌唱者也；类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作词。古代的歌曲无法向现代这样广泛传播，它的传播范围是很有限的：不是青楼妓院、便是家中养有歌舞姬妾的官宦。这就给宋词造成了一种很大的氛围局限，大家翻开任意一本宋词的精选集，都会看到很多诗词的创作地点是在类似场合，而且有很多都是赠给姬妾的。这样所做诗篇很多都千篇一律——赠妓、思乡、柔情、灰色的醉酒景象与环境。但苏轼的词构思巧妙、刻画精致、咏物和拟人浑成一体。苏轼的词格调高远，遣词用字精炼，意境清丽优美，怀古而不拘泥于古，借古伤今，探索人生。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四面石乱山高两岸悬崖耸入云端，惊涛骇浪猛烈地拍打着江岸，卷起的浪花仿佛冬日的千堆雪。江山如此的美丽如图又如画，一时间涌出了多少英雄豪杰。可以看出作者面对着奔腾浩荡的大江东流去，面对如画的大好河山，在感叹古往英雄豪杰的时候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千古而来的风流人物，酣畅淋漓地泼墨在作者的大笔之下。字里行间昭示着作者宏伟的政治抱负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词中虽然也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和人生如梦、岁月流逝的遗憾。但这种感慨和遗憾并非失望和颓废。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虽然千古风流人物身名俱灭，但江山长在，江月长留！

宋词的写作风格有婉约和豪放之分。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宋词大多是婉约的，豪放派词曲少。那作为豪放派代表的苏轼所写的诗词都属于豪放的吗？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翻看苏轼的词，可以看出这位豪放派大词人的写作风格转变的历程：年轻时代的东坡先生也是写婉约词的，不论是写景、思妻还是欢场作乐，都写得相当不错。苏轼成年入仕后在经历着几遭贬遣的艰辛历程中，那种面对现实很无奈的豁达，而并非真的豁达，写词风格随之转变成以写豪放的为主。看来豪放是需要现实磨练的，不论是政治斗争的胜败，还是忧国忧民的抗争，都可以给宋词带来豪放的风格，从而改变一贯的婉约。从词的婉约到豪放，可以了解苏轼的人生历程，更能体会到他对人生每个阶段的态度与思考。

苏轼还首开以悼亡题材填词的先河，这首词就是《江城子》夜记梦，其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描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达对亡妻的怀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生与死阴阳相隔的十年，苏轼心中充满的思念和凄凉终究忘不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想到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十年的岁月流转，作者自己体态与内心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便是爱妻见了面也不会认出自己了。“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梦到了夫妻生活的幸福，而现在见了面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有脸庞滑落的千行泪水。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苏轼对妻子的这种真挚情感，如此的高尚品格在妻为夫纲的封建社会甚为少见。

读着一首词，能读出作者的内心世界，能读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宋词大多少都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对人生世故的感慨。读苏轼的词心灵得到了净化，素养得到了提高。这因为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在诗、词、文、赋、书、画等各方面的创作,均取得辉煌的成就。苏轼的词格调高雅、挥洒自如，充分反映出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虽然他遭受到了很多仕途上的不幸，但心中依然充满忠君报国的那种热情。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值得处在社会激烈竞争的我们去学习的。

第四篇：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王长辉

摘 要: 苏轼作为宋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人生态度给了后人以巨大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入世有为, 又不失灵活圆通;他主张义是人生追求的境界, 又认为应该义利常兼;他主张维护社会纲常代表的礼, 又不失人生的情趣, 越礼法而显真情。苏轼这种人生态度, 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果,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特别值得研究和重视。

关键词: 苏轼;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义与利;礼与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苏轼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大家, 博采众长并圆通加以运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使他积极入世, 又不过分迂执, 道家的无为、齐物与释家的通达使他淡泊名利, 纵情山水, 达到人生的超越。苏轼的一生是迷一般的人生, 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中国文人的人生特点是极为有帮助的。

一、出世与入世观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 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试前, 他上进策, 进论各二十五篇。秘书阁考试时, 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等六论, 仁宗殿试时, 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式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 方今之世, 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见其可也”。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 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 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正是因为苏轼有道家那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意识, 所以即使在被贬也能处之泰然。从被贬黄州所作《鹧鸪天》就可以看出: 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 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种在不得志时都能幽默自己的无奈是很难的。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 归去来兮, 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 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二、“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中, 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人在社会交往中, 必然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儒家往往用“ 义”和 “利”来表述。义是指道义、准则, 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认为“义”和“ 利” 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建立在在道德基础之上。他还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也将“义”视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在孟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 义” 是人们内在的本性, 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上也要求“ 义”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义与利是对立的, 人的言行必须/ 惟义所在。儒家的义利观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强制的人格规范, 儒家的的义利对立的观点要求趋义避利, 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落实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必然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后果:(1)重视伦理世界而轻视经济事务, 压制商业的发展, 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2)蕴育了整个社会的伪善之习, 因为谋利乃人之本能, 是感性生命不可或缺的。苏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继承儒家的义利观。在苏轼看来, 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 他说:“ 君子之为仁义也, 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而小人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苏轼眼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不同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 喻于义” 的, 而苏轼认为君子是“义利常兼”的。他首次把“ 义” 与“利”统一起来, 他从自然的人性论出发, 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在5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说: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 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注: 苏武, 字子卿)啮雪啖毡, 蹈背出血, 无一语少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 而况洞房绮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 故为记之。这里记载的故事正是说人欲的合理, 也就是对利追求的肯定, 人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需要穿衣吃饭, 需要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食我们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而人人都会考虑利益问题。苏轼对“利”的肯定也是基于此的。当然苏轼并没有忽视“ 以义节利。“义”是一种行为原则, 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 表现在外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义” 往往和“ 仁” 联系在一起,“ 仁” 重在对他人, 而“ 义” 重在对自我。孔子所说的“ 仁”是义、礼、慧、信诸种美德的统帅, 是伦理世界的最高境界。人要达到“ 仁” 的境界, 必须提高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遵守外在的礼法, 守住灵魂的安静, 不为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通过内在的修为, 把礼法内化为人的本性, 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0 的境界, 把遵守礼法成为一种自觉。在《超然义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酉离,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 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 而可悲常多。在他看来,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谋利之心, 但不能仅仅沉溺于物质上的满足, 要享受更高的精神生活, 所以苏轼认为, 去除了物欲, 就能得到物之可乐。而且要“ 游于物外”,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乱。才能达到人生的超然。苏轼的义利观不同于理学家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对立的观点, 理学家“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泯灭了人生的意义, 剥 夺了人的感性生活的权利。苏轼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功利学派“ 义就是利, 利就是义”的观点。苏轼避免了以上两种观点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他“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 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三、越礼法显真情

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 他所信奉的“ 礼” 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但由于他吸收了释、道家的思想, 他的“情”超越了当时的礼法使他身上散 着独特的韵味。居庙堂之高, 苏轼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儒家的那种建功立业之情, 他是主张维护代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的“ 礼”。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 使之潜移默化, 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这就是“礼” 的本质。苏轼曾言: “ 夫礼义之失,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为之, 而不知其义, 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显然这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在不违背最根本“ 礼”之下, 苏轼的性情却是非常的率真、旷达洒脱, 也非常重/ 情0。也许因为这样让他不为当时社会礼法所容, 使他历经人生坎坷, 但也使他人生更为独特。就其苏轼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 当时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已经初具影响, “ 理学认为人生应当严肃, 而且要非常非常地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 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而苏轼却是一个幽默的人, 所以与理学格格不入。从苏轼与程颐之间可以看出: 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时, 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 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 他说: 孔丘说, 哭的那一天不快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幽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这也难怪程颐的门人会弹劾苏轼, 但这也可以从中看出苏轼的幽默率真的一面。世人在悲苦面前往往容易走极端, 不是被困难压倒就是锻炼成铮铮铁骨。苏轼在多次被贬之后, 并没有消沉, 佛、道思想的融入特别是佛家的“无我”和道家的“齐物论” 使得他更加的洒脱, 更加彻悟人生。从而就没有屈原的那种执着, 杜甫的深沉, 也没有李白的狂傲的飘逸。当时偏僻的黄州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苏轼谪黄州时政治上不得意, 当地自然环境又差,苏轼处变不惊。苏轼的旷达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的《薄薄酒》 就可以看出: 薄薄酒, 饮两钟;粗粗布, 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 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 富死未必偷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 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 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劝, 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种旷达之情是不被当时的迂儒所容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而去象道人那样遁世而去隐居山林, 虽然是“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但在月圆之时他流露了他的真情发出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感慨。苏轼所表现出来的“ 情” 总是这样带有禅意。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 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也是对人生的彻悟。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人生的浮浮沉沉, 苏轼始终以其豁达的胸襟容纳,这是一个智者对苦难的超越。他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 他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参考文献] [ 1] 朱熹集注: 四书集注[M].长沙: 岳麓书社1985 [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3] 张瑞贤, 任志英编著.中华人物传库(宋卷)[ 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4] 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三),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 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M].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7] 吴楚材, 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 2003.[ 8] 夏于全主编.唐诗宋词元曲第二卷[M].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社, 2002 [ 9] 李贽.四书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0] 韩传达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启良著.中国文明史(下)[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3.[ 12]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3] 李泽厚.论语今读[ 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4] 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5] 柏杨.中国人史纲(中)[M].北京: 同心出版社,2005.[ 16]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 谢孟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五篇：浅析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之异同

论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之异同

【摘要】 庄子和屈原同为战国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们的浪漫主义风格因为相同的时代背景而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出身不同，他们的作品从创作手法、创作风格上相比较，差异也是显著的。【关键字】屈原 庄子 浪漫主义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孕育了无数文人才子，造就了江淮一代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和屈原，一个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道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著名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同生活在战国时期，在浪漫主义文学史上都占了重要地位。但由于出身不同，政治态度不同，经历不同，所以庄子和屈原虽然同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虽然在批判现实、崇尚人格美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创作风格精神境界、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相同的时代背景及不同的出身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影响

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战国时代，因此他们都有着批判现实的写作倾向。但虽身处同一时期，两人的出身以及社会经历是有很大差距的。屈原是楚国人，出身贵族，生活优越，庄子是宋国蒙人，生活贫困潦倒。由于出身经历不同导导致迥异的态度，使他们作品的风格不同。庄子是“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①的平民知识分子，屈原则是身仕左徒三闾大夫并为楚王近臣的同宗

① 选自《庄子 杂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

贵族。对庄子而言，出身的困乏使其内心深处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而屈原后期被流放，那一时期的作品中仍旧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

二、对待现实的态度以及政治态度对他们风格的影响

两者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的老子的思想，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他对时代有绝望感，窒息感，对现实抱以一种不得已的消极态度，对人世间事物抱以不得已的超脱态度，强调独志和自化。庄子追求其人格的绝对自由，表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宏大气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并且本身就是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楚民族独特历史发展进程形式的热爱祖国，顽强不屈、勇于进取的精神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滋养了他的爱国激情和刚正不阿、奋斗不止的抗争精神。所以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同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势的兴衰。

而与此同时，由于二人不同的政治态度，形成了他们在创作上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做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批判社会，而在于崇尚自然，在于为困境中的人类寻找精神的家园。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犹如“游于羿之彀中”，到处充满危险。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所以庄子不 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是追求自由。

而屈原的终极目标是中国最终要重新恢复统一，并出现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故他致力于法治，而时刻担心祖国的现实、民族的前途，对朝野上下的贪婪愚忘之风的迫害贤良，祸国殃民的群小切齿痛恨，对自身的价值和也所坚持的理想充满自信，所以他愤概难平，种种忧怨，郁结心头，故浑融为一股悲慨愤激之气，形成了屈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郁愤缠绵的风格。

三、思想宗旨不同而形成了迥异的浪漫主义精神

庄子和屈原政治态度迥异，故形成了创作上不同的浪漫主义精神即消极与积极。

庄子的作品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他始终葆有平民分子的强烈愤世精神，由于他为人正直不阿，不媚权贵，不屈于权势利益，所以他对社会上的许多丑恶现象都能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而与此同时，庄子又是道家学说的极力倡导者，追求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恬淡生活，消极入世，对自然界的无上崇拜，故被一直评论为消极的浪漫主义风格。屈原的作品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他孜孜不倦的追求进步理想，他的崇尚的品格充满了他文章的自始至终。他对自己的遭遇愤慨难平。屈原虽“以道自任”，但超乎寻常的忠诚换来的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结局。对宗国的眷恋，对国君的深情，对时不我待的感伤，对忠贞而被放逐的委屈，对重新起用的希冀，种种忧怨，郁结心头。这种情绪在诗人胸中激荡冲撞，浑融为一股悲慨愤激之气，于是就形成了屈原浪漫主义创作上一种积极入世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庄子和屈原所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

屈原的作品没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主要批判的是：是非颠倒，蔽美称恶的统治集团，主要不满昏君和腐朽的贵族。屈原二次流放，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虽屡遭打击，却毫不动摇。“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好修”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司马迁评价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蝠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② 屈原有着非常浓厚的忠君思想和强烈的国家观念,忠君爱国可以说是屈原思想的核心。被庄子所否定的忠臣贤士,正是屈原所肯定和歌颂的对象。屈原的忠君，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使然,而屈原的爱国，正是他所以光辉伟大之所。和庄子比起来,一者束缚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中,一者放

②选自《史记》，司马迁

任于传统伦理观念之外。

而庄子则彻底怀疑，否定，批判了社会的一切政治状况和俗理，道德规范。《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而庄子解释“齐物”，便用的“无为”。他试图使用其特有的辛辣和冷峭的文字讽刺着社会上的黑暗面，同时宣传“无为”，达到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意在号召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五、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异同

他们都惯用象征的表现手法。

庄子思想恣肆奔放，思辨性强，具有飘逸浩渺的浪漫主义特色，主张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借助比喻、夸张、想象、象征、暗示等方法，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去联想、想象、领悟无限的“言外之意”。在庄子寓言里，鲲鹏展翅，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其想象不可不谓大胆。梦中觉醒，不知己为蝴蝶或蝴蝶为己；蜗牛角上，“触蛮二氏略地争战.伏尸百万，逐北旬又五日而后返(《则日》)，其想象不可不谓怪异，可以说是风云开阖，神鬼变幻，令人叹为观止。想象的大胆、奇异，必然导致意境开阔、怪诞。庄子崇尚的是“无为而 不为”的自然之道，是客体内在的必然性，“它无所不在”，“在缕蚁”、“在瓦壁”。它使一切客体按一定的规律、目的自由运行，使“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③庄子要把握的就是这个合乎规律又合目的的自然之道。

屈原则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这是屈原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六、在美的人格形态上的异同

崇尚人格美是屈原和庄子的浪漫主义创作所力倾的，他们都不与“小人”同流合污，保持性行高洁的人格。庄子崇尚自然率真、反对后天的人工雕饰。一部《庄子》，洋洋洒洒，无异于对不平时代的愤怒控诉。他之所以扬言要“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乃是因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使然。于是，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来表现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他的风骨和态度。

而屈原则接受了儒家“文质彬彬”的影响，强调“内美”与“修能”的统一。这一人格修养的方式引申到艺术美，可以说屈原的审美观既强调天然本质之美，但更重视后天的人工雕饰之美，既强调内在的道德之美，又重视外在的形式之美，力求做到自然与人力，美与善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两人对后人的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庄子散文雄奇浩荡洒脱，李白、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诗人，大多得力于庄子，从那

③选自《庄子〃知北游》

里吸取丰富的营养，才使他们在诗词文赋方面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而后世对屈原所吸取的是借助神话游仙来隐，曲折地象征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庄子和屈原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家，不仅是现实的叛逆者，而且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对理想有着强烈的追求。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又截然不同:屈原立足于忠君爱国，追求的理想是实现他的“美政”;庄子没有国家观念，他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正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庄子译注》，孟庆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1日版 《庄学研究》，崔大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史记〃屈平贾生列传》，司马迁，长沙岳麓出版社，1988年版 《楚辞选》，马茂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