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最后的贵族——刘笃敬

中国最后的贵族 ——刘笃敬

文/李琳之

一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从太原坐动车返至北京时，我忽然有了一种去菜市口的冲动。

1898年9月28日，著名的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那里被处斩的。在那个悲风呜咽的血色黄昏，当六颗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在六具尸体旁边时，六君子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惧怕被“后党”株连九族，早已逃之夭夭。那些昔日同僚更是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就连六君子中有深厚背景的家族，也不敢直接去刑场收尸。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其夫人沈鹊是林则徐的重外孙女，还是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的孙女，但他们也不敢前往法场，沈鹊想去，还被家人苦苦阻拦。年仅24岁的沈鹊在无奈、痛悔和对丈夫绵绵无尽的思念中，形销骨立，最后在林旭遇难后仅一年即香消玉殒，一命归西。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才由广仁善堂为之盛殓，葬于荒郊野外，数年后才由维新党人沈荩返其遗骨于故乡。谭嗣同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趁着午夜无人之际收殓，翌年，才由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其遗骨运回家乡浏阳……

就是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已被“后党”怀疑是维新党人的刘笃敬——时任刑部主事加员外郎衔，却甘冒杀头的危险，亲赴刑场收敛了杨深秀的尸体，并将尸体连夜护送回杨深秀的老家山西闻喜。

我不知道刘笃敬当时那么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那年，他50岁，已界知天命之年，按说他应该圆润成熟，应该世故老到，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扛着那杆朝圣的心旗，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104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已经面目全非的菜市口大街上，看着那一排排在霓虹灯下拔地而起的楼房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心里油然升起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畏之情。

我知道，那时刘笃敬名义上虽是朝廷的命官，但他的实际身份更多的是商人，他们刘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有着遍布全国各地的300多家商铺字号。他在内心里并不希望维新派施行激烈的变革之法，不希望看到流血成河的激进革命。他自小饱读诗书，他没有看到历史上哪次非“真皇帝”主宰的变法运动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他和杨深秀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又是同乡——他的太平县（原襄汾县汾城镇旧称）老家距杨深秀故里闻喜县不过几十里地。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他钦佩杨深秀渊博的知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情怀，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有着自己的主张——应该根据大清国的实际状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渐进式变革，避免狂热激进的流血革命。

商人特有的接地气的“世俗”和敏锐，使他早就预测到了这场“百日维新”的结局。他有意识地跟他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然而他却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在这场变法运动上。冷静的清醒使他在看到光绪皇帝雄心勃勃颁布的密集诏令和维新党人信心百倍的忙碌身影时，也同时让他看到了慈禧太后暗中磨刀霍霍的狰狞面目——正如他所预料，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便以惨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逃之夭夭，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则成了“后党”人的阶下囚。

刘笃敬在内心深处虽不苟同维新党人激进的革命主张，但他们英勇无畏、以身赴死的壮举却让他感佩不已，尤其杨深秀当年还是他上位刑部主事的直接推荐人。现在六君子深陷囹圄，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明哲保身而袖手旁观呢？原来他还准备上下斡旋打点，想方设法营救杨深秀，然而使他措手不及的是，六君子在未被审讯的情况下突遭杀戮。这惨烈的消息让他方寸大乱……

我无法得知100多年前的刘笃敬后来是怎样下定决心去法场为杨深秀收尸的，但我明白，他那一刻做出的决策，意味着他的官场前途将就此完结，还意味着他将有被当作维新党人的同党凌迟处死的危险。事实上，当刘笃敬亲自把杨深秀的尸体送到杨的故里闻喜而返回他的老家太平县南高村时，闻风而动的太平县令就派兵包围了他的宅邸。最后，他机智地躲到一个隐蔽的厕所里才逃过一劫。

我猜想，刘笃敬在那个恐怖的深夜侥幸逃脱后，他应该是有些忐忑后怕的，但我确信，他的心里更多的可能还是那种“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之情。

二

刘笃敬1848年出生时，正值大清帝国千疮百孔、夕阳没落的近代时期。他耳闻目睹了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腐败无能，几乎就是在父辈们唉声叹气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给予他骄傲的纠结中度过的。但和大清的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不同，此时的太平刘家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和他的父亲刘向经调理下，其生意已经逐步扩展至全国各地，仅在河南叶县一带就置地2万多亩，生意范围包括银号、票号、杂货铺、典当行，以及长短途贩运等。刘家由此跻身于闻名遐迩的太平县四大豪族之中。

刘家是从明代弘治年间时任直隶山东平原县的八品县丞刘和开始起步做生意的。经过十几代人300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刘笃敬的祖父刘体正当家时，刘家就已经积累起了雄厚的家产。但刘家在摄取财富的过程中，并不是很注重读书，刘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寥寥无几，刘家的官衔几乎都是捐来的。刘家在太平县其他豪族眼中充其量也就是个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的土财主。我在《诗书滋味长》一文中曾记载了襄汾民间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嘉庆年间，有一次，刘家看上了太平首富师庄尉家的姑娘，便托媒人前往说和，欲和尉家结秦晋之好。尉家主人对媒人说：“要想结成这门亲事，得看看刘家能不能拿出和这块石头相当的聘礼，到时再谈不迟。”媒人顺着尉家主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那里摆放着一块刻着郑板桥（乾隆年间，郑板桥曾在尉家做了8个月的私塾老师）手迹“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碑。媒人无言可答，悻悻返回，将尉家的话忐忑不安地转告了刘家。

刘家自惭形秽，但在心底却敬佩尉家的文化品位之高。自此以后，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打探名人真迹墨宝，后觅得了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书欧阳修赋文《昼锦堂记》的真迹，高价收购后请人勒石镌刻，建“爱山亭”竖立。“太平二碑，喜结连理”，一时传为天下佳话。

两年前的清明节，我回故乡时，在襄汾赵康中学校长王海龙的陪同下专门去南高村参观了这通石碑。此碑为我国现存《昼锦堂记》之最大石刻，也是董其昌行书巨作，全文600余字，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价值。

当我站在爱山亭前仔细观赏那通字迹已经显得模糊不清的碑刻时，我忽然意识到，尉、刘两家联姻，对刘家来说，应该具有里程碑的纪念意义。也许正是这桩婚事刺激了当时的刘家掌门人，他们由此意识到了没有文化的悲哀，意识到了没有知识的暴富照样在社会中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从史料上看，具有上百口人的刘家五大支系正是从此开始重视起文化教育了。到刘笃敬祖父刘体正这一辈时，刘家人成了儒

学的忠实信徒，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条成为刘家人生活处世和做生意的准则，儒家提倡的追求君子人格的理想成为刘家数代人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恰恰是这种家风的全面转变，刘家才从土豪的形象跃升为一种全新的贵族形象。

刘家精神面貌的改观首先体现在后面几代人名字上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刘体正、刘体直……，刘向书、刘向经、刘向善……，刘笃敬、刘笃康、刘笃恭……

刘家数代没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尴尬终于在刘体正这一代有了改观，刘笃敬的六爷爷刘体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过顺天府大兴县的知县，霸州、涿州、昌平州的知州；刘笃敬的叔叔刘向善，也通过科举，做上了兵部候补员外郎、武库司行走，官至从五品。到了刘笃敬这一代，更是大放异彩，一家先后有刘笃敬、刘笃康、刘笃恭和刘松茂，四个人都中了举人。

刘家人终于把小我融到了大我之中，以“天下谁与”的广阔胸怀，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放眼世界，于是他们的生意开始遍布四海之内而日益兴隆，于是在国家、民族和乡人遇到天灾人祸时，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不吝钱财，慷慨布施：

清朝嘉庆以后，国库亏空，军费不足，刘家每年都为国防事业捐款上万两银子；

嘉庆九年、十年，山西、河北一带天旱，有的地方甚至颗粒不收，百姓流离失所，刘体正就花费数千两银子搭起粥棚为百姓施粥；

光绪三年、四年，华北大旱，灾情尤以山西为重。官府描述是：“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刘家“蒿目时艰，深虑灾广粮绌”，一次性就拿出了黄金一万两捐给了灾区民众，并及时南下买回小米1700石、大米93石、小麦480石，给朝廷解了大围。一石大概就是350斤，刘家大约运回了80万斤粮食。

……

我和随行的王海龙校长走在南高村的南半条街上，张目所及，两边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晋商领袖刘笃敬故里”。有谁能想到，也就是七八十年前，我脚下这一带竟都是刘家的连绵起伏的宅邸集群建筑——据赵向阳先生在《实业晋商刘笃敬》一文中记载，当时刘家有90座四合院、1250间房屋。还有花园四处，其中最大的颐园拟北京颐和园兴建，占地60余亩，园内有假山、鱼池及上千种花草树木。

我竭力想象着当年这个贵族家庭奢华的景象。一时间，我仿佛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看见忙忙碌碌的杂役、仆人，还看见揪着小辫的无数童稚在义学里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出来……我还看见的是那个回归故里满脸愁容的刘笃敬，身穿长袍短褂，背后顺着一条整洁的长辫子，在凝望着远方，思索着什么。三

因护送杨深秀的尸体回到故乡的刘笃敬，经过一番周旋后，算是“洗清”了自己的罪名，但他也从此远离了官场。除过打理生意外，他更多的是读书和思考。

刘家的祖训是凡事必以德为先。刘笃敬这一支堂号就叫“世德堂”。虽然历史的风云已经涤荡了刘家曾经的风华，但在残留的废墟遗址和破损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基本上还可以还原出刘家生意的精髓。譬如，现在能找到的刘家宅邸匾题字还有30幅，什么“世德南宅”“里仁巷”“紫气东来”，什么“德为馨”“崇让”“钟祥”，什么“务本”“怀朴”“薰沐”，什么“俭固”“向雄”“习勤”，什么“澹雅”“慎度”“敦仁”，什么“书簏”“经锄”“墨庄”，等等。如此众多的门匾题号，均是以“德”字为宗。有的比较明了，有的比较隐晦，如“紫气东来”，表面上看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其实是关于《道德经》成篇的一个典故：说是老子出外云游，将到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便派人洒扫道路，焚点香火，恭候圣人到来。果然老子骑青牛而来，尹喜恳请老子留下，老子不肯，他就退而求其次，请老子写了这篇《道德经》。

刘笃敬就是在这样一个睁眼闭眼都是“仁义道德”的氛围中逐渐长大的。遵循孔孟之道，向往君子人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他而言，完全可以说是沦肌浃髓、铭心刻骨。

同治五年，即1866年，曾为同治帝老师（后做了光绪师傅）的山西提督学政林天龄到太平县学视察工作。林天龄问起太平县最好的学生是谁时，众人不约而同推举了时年18岁的刘笃敬。林天龄当面测试，刘笃敬品学兼优、灵活机智的儒雅风度让他连连点头称是。次年，林天龄就和当时的山西巡抚李宗羲，保举刘笃敬成为山西的优贡，到国子监学习深造。1867年，国子监学生参加“朝考”，刘笃敬考了个第二等，被分配到刑部任学习主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两年后，刘笃敬的父亲刘向经去世。按照清朝当时规定，刘笃敬得“丁忧”，亦即回家守孝27个月。更不幸的是，在此前后，他的两个叔叔也先后辞世。作为家里老大的刘笃敬就成了刘家当仁不二的掌柜人选。此时的刘笃敬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

刘笃敬亲自参与学习、管理做生意后，经过认真思考，果断地辞掉了来之不易的朝廷官职。他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有时候端坐中军帐，发号施令，有时候又

驰骋沙场，纵横捭阖。刘家的生意在他的手里真正做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

但几年的商业实践，却给刘笃敬心头逐渐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无法在这个领域里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于是，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27岁的刘笃敬再次参加了太原乡试，不出所料地一举金榜题名，成为举人。

中举后的刘笃敬担任了刑部主事，做了一个正六品的小官。刘笃敬雄心勃勃，想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按说，刘笃敬绝对有这个资本：他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正是充满蓬勃朝气的黄金年龄。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官场上的升职永远是在暗箱操作，填塞其间的全是见不得阳光的卑鄙和龌龊。虽然，他戒骄戒躁，虚心好学，又在这个藏龙卧虎的是非之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无情的现实还是让他倍感无奈。从1868年刘笃敬做刑部学习主事算起，到1898年，刘笃敬当了30年的京官，最后才弄了个从五品的待遇。

其实，刘笃敬不是没有机会，他的机会还很大。只是他不屑于利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机会而已。刘笃敬不能说富甲天下，但说富甲三晋那还是绰绰有余。他本可以像别人那样，“拜师送礼”，用行贿的方式拉升自己的官职；他也可以公开去买官——清朝乾隆之后价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京官可以买到正五品的各部郎中，地方官可以买到正四品的道员。光绪年间，郎中只需要2073两银子，道员只需要4723两银子。这些对于巨富刘笃敬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是浩瀚大海中一滴水罢了，他刘家给社会捐款一次就数千两乃至上万两黄金呢。然而，从小受到的儒学正统教育和祖训德为本的贵族思想意识，使他无法、不能，也不敢去趟这道污泥浊水。他为人做官需要的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需要的是“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

刘笃敬无法实施自己的官场理想，耳闻目睹的全是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腐败无能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在这满眼都是龌龊、举目都是卑鄙的腐朽社会里，刘笃敬所谓君子言行的思想不免有了一些波动——他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努力说动自己花钱买了个正四品的候补道员——在近300年漫长的清王朝历史中，没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要做成大事，谈何容易！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刘笃敬无奈的妥协和对世事警知的未雨绸缪，竟在几年后成了他叱咤风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四

刘笃敬回归故里蛰伏了三年，在他有条不紊的调度指挥下，刘家的商业帝国几乎延伸覆盖了所有的传统产业。他由官而商，又由商而官，再由官而商，否定之否定后是一个人格和思想的全面提升。他不再顾忌人们对商人不屑的目光，他不再认为当官才是实现君子人格的唯一通途。他在这三年的商业实践中，全面认清了清政府腐朽没落的本质，他也对口头革命者大喊救国救民的虚妄口号报以怀疑的目光。在他心里，实业救国也许才是目前中国最重要、最切实可行的道路。但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已经无法和大批涌进中国口岸的洋货抗衡。他必须想方设法站在时代的前沿，彻底改变他的商业帝国结构，让民族品牌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得以发扬光大。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1901年，刘笃敬在一次和洋务派重臣、刚刚卸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交谈中，诉说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胡聘之被刘笃敬赤诚的报国胸怀所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引为莫逆。不久，胡聘之就把还有着正四品顶戴花翎的刘笃敬推荐到清政府正筹备的出国考察团。

刘笃敬兴奋异常。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次出国考察机会，是他为未来中国商业探索道路的一次机会，也是他重新打造刘家商业大厦的一次难得的理论和实践机会啊。

时年已是53岁的刘笃敬一去就是三年。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不知道刘笃敬都去过日本和欧美的哪些地方，但我深知，这次出国考察彻底促进了他思想灵魂的蜕变，他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槃”。他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从一个空有一腔救国理想的旧商人，质变成了一个既脚踏实地又敢于披荆斩棘，既不丢传统本色又敢于领导时代潮流的新型实业家。

我在翻阅刘笃敬不多的几份史料时，曾经看到残留在刘氏家谱中的几幅门楣对联的记载，那无言的字句让我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老人彼时是站在怎样的高度来实施他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譬如“同营美利通三岛，兴起新猷驾五洲”，譬如“世界崇利权经商宜寓拯民意，倡言昭信用济物须存爱国心”；譬如“世际芳春利权应拟收三晋，昌逢泰运商战何难驾五洲”；譬如“德义直行欧美地，泰和常洽管鲍心”；再譬如“世路极崎岖大扩商权即可扶持华夏，昌时怀浩荡无亏国课何妨宴赏新春”。

初读这几副对联的时候，我就被震撼了。那种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竟出自一个接近耳顺之年的儒雅老者之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然而，仔细剖析一下刘笃敬在官场、商场近40年游弋徘徊的心路历程，想想他几十年对家族、民族、国家思考的思想沉淀，那种突然找到出路的感觉不就像一座酝酿已久的火山瞬间爆发吗？

刘笃敬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冲天而起，一个又一个的惊人壮举，在他从西方考察回来后一连串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是一种天地一声惊雷的震动，那是一种新词传唱《牡丹亭》的惊喜，那更是一种民族工商业宣告站起来的睡狮猛醒的怒吼。一系列近代工业实业的创办，将刘笃敬无可争议地推上了山西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奠基人的位置。

1904年，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刘笃敬，顾不上鞍马劳顿，立即着手筹办太原阳曲王封山磺矿公司，并引进设备，1905年，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王封山磺矿公司成为山西省最早兴办的机械采矿业。

1905年，刘笃敬上任山西商务局总办伊始，即筹办同蒲铁路的具体事宜，并经朝廷奏准成立了同蒲铁路公司。刘笃敬是主要股东之一。两年后，刘笃敬又亲自担任了公司总经理一职。经刘笃敬之手，同蒲铁路修筑了太原至榆次段的7.5公里。刘笃敬成为山西省第一条铁路的创建人。

同在1905年，刘笃敬又与冯济川等人投资236万大洋，创办了阳泉铁沟煤矿。该矿后来发展为保晋公司平定矿务分公司，是现在阳泉矿务局的前身。

1906年，刘笃敬在太原西山冶峪投资开办了庆成煤窑。这个庆成煤窑创建了专采地下煤层的筒子窑，也就是竖井采煤技术，井深达42米。这是山西煤矿采掘技术的一大发展。

1911年，刘笃敬又在西山王封附近投资开办了永泰煤窑。刘笃敬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煤炭工业先驱。

还是在1905年，刘笃敬果断买下了濒临倒闭的官办绛州纺纱厂的全部资产，创办了新绛工艺公司，即后来的新绛纺织厂。当时的产品有平纹布、斜纹布、绉纹布、线哔叽、罗纹布、毛巾、大提花被面等，热销本省和附近各省市县。

1906年，刘笃敬还同张兰亭、赵永义等人合资，在太原开办了新晋书社印刷厂。这个厂子后来一直为同盟会山西支部的会刊《晋阳公报》提供印刷服务。1908年9月，刘笃敬集资20.9万银元，在太原市南肖墙街东段路北，创办了山西历史上的第一家电力企业——太原电灯公司，安装了一台6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这个发电机由蒸汽机牵引，属于火力发电。1914，刘笃敬投资创办了太原电灯公司附属面粉厂，厂址设在晋生路，购买土地30亩，安装有德式磨粉机一部，后增加为三部。刘笃敬为面粉设立了商标，分别为绿、红、蓝“电灯牌”，与他的电灯公司互为宣传，互相映照。

……

刘笃敬已经把自己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他站在民族工商业的制高点上，让时人叹为观止。1905年10月，他无可争议地出任了山西商务局总办。此后，由于英国福公司在山西要求按照同总理衙门签订的不平等合约，发给开矿凭单。刘笃敬责无旁贷地站在第一线上和时任山西商会会长的渠本翘共同领导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保矿运动，并取得最后胜利。

1909年山西成立了咨议局，刘笃敬出任了副议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山西成立了议会，刘笃敬又当选为副议长。

刘笃敬坚强卓越的领导能力，无私奉献的君子人格，爱国爱民的热忱情怀，以及刘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受到了山西各界的广泛赞誉。1907年，总部设在晋中平遥的山西商会改选，59岁的刘笃敬居然一举击败45岁的渠本翘和其他实力不俗的候选人，成为新一届的山西商会会长。

1911年，对保晋公司的前途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渠本翘提出辞职，已是61岁的刘笃敬带着坚定的信念，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魄力，接任了债务重重、步履维艰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一职。在刘笃敬和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保晋公司次年即扭亏为盈，并步上正规的发展道路。

1912年3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与山西各界人士合影，刘笃敬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如日中天的声望被推举同阎锡山一右一左地坐在孙中山的旁边，尽显一代风流本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16年，保晋公司与国务卿徐世昌、陕西督军陆建章控制的建昌公司发生了矛盾，面对着弱肉强食的军阀背景，时年68岁的刘笃敬深感回天无力，遂以年老体衰为由，悲愤而无奈地辞去保晋公司总经理职务。

英雄的谢幕常常以历史的悲剧告终。然而，高举着朝圣旗的刘笃敬在回家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时候，事实上正在规划着他最后的人生步骤——他要抢在死神前面完成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五

刘笃敬在长期的官场活动和商业实践中深深认识到了掌握人才的重要性。而德才兼备者的匮乏，常使得他四顾茫然、唏嘘不已。但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暇在培养人才

方面下更多的功夫，这让他引为憾事。1902年，当他得知李提摩太利用庚子赔款筹建山西大学堂西学斋的时候，他发自肺腑地感谢这个英国人对中国教育的投资，遂千方百计给予诸多的支持和帮助，他因此和李提摩太成为莫逆之交。

1911年8月，山西大学堂庆祝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合并时，当时已是著名书法家的刘笃敬当仁不让地撰写了《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和《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由校方刻碑于山西大学堂主楼一层进门处两侧墙壁上。校方同时将刘笃敬的手迹刻制在两块银版上，交由西斋总教习苏慧廉带到英国赠送给西学专斋创始人李提摩太先生。

刘笃敬飘逸俊秀的书法真迹后来几乎成了山西大学最早、最珍贵的原始史料孤本之一。而此前两年，即1909年，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校——太原第一所女子学校，由于经费拮据无以为继，刘笃敬得知，当即慷慨解囊，捐了200两银子，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

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最后献身教育的心志，年近古稀的刘笃敬一回到故乡，就立即马不停蹄在原来刘家义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后来名闻三晋遐迩的南高私立小学。他特意把校址选在建有“爱山亭”的花园。那通《昼锦堂记》碑刻内容“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实际上就是他内心的不宣之秘，而四根柱子上那幅字迹遒劲、文采飞扬的对联恰反映了他办学办教育的心声：

当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校门两侧的对联则集中体现了刘笃敬站在世界高度的办学理念：

勿坠薪传教宜分孔耶，欲开知识学必统中西。

学校为初、高两级小学。开设有国文、经学、英文、史学、国画、艺论、修身、体育等课程，备有风琴、哑铃、跳高栏、跳远沙池、军乐器等教具。任课教师更是优中选优，既有前清举人、拔贡、禀生等，又有新式军校的毕业生，如此等等。

学校的招生范围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不管是本村还是外村，不管是本县还是外县的，只要具有培养前途，符合招生条件，一律接收。来此就读的学生只需月缴一斗口粮，其余住宿等学杂费等均由刘家垫支。

刘笃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让世人感慨不已。当时的山西省教育厅还特意给予“嘉惠儒材”的嘉奖。而刘笃敬地下有知，也该是很欣慰的。这所学校在他创办之后，一直坚持到1935年，之后改为县立第四高小。19年的时间里，学校共输送毕业生400多人，其中一大批成为诸多领域的栋梁之材。诸如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原陆军14军政委、贵州省军区政委原增禄，原兰州军区副政委李宝祥将军等，均毕业于此。从这里走出去的刘家后人，在1949年前就有大学生、留学生20多人，如著名画家刘锡永、水利专家刘锡田、国学大师刘锡嘏老先生等等。

回归故里四年后，即1920年，这个始终信奉“书有鱼传人咫尺，门惟爵到地清高”的老人，这个集豪门巨富、工商精英、实业先驱、开明绅士、教育家、慈善家、书画家于一身的中国最后的贵族，终于在“我心明月照沟渠”的欣慰中，闭上了眼睛。

在万人号泣的送灵仪式上，南高小学的几十名学生，站成整齐的一个方队，饱含着悲伤的泪水，泣不成声地唱到：

吾晋不乏富翁，仗义首推刘君，私立学校广招生，省县界无分。

愧煞那争权争利人，名利双失一场空。

眼光要丰！

气量要宏！今日世界竞存，须与欧美人相争！

我辈当自发奋，莫辜负刘君苦心！

那沉郁顿挫的歌声久久地回旋、激荡在浩渺的天空……

六

我的出生地南赵村距离南高村——刘笃敬故里不过一二十公里而已，而且我母亲的爷爷也曾经在南高刘家做过店铺掌柜。太平县四大家族各种传奇故事我自小耳熟能详。我曾经像无数的乡人一样，向往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势，向往他们行商天下的豪气，然而，随着年龄的长大，随着我对这四大家族认识的深入，尤其是随着我在商场多年的驰骋，我才发现，这四大家族之所以能够绵延数百年而长盛不衰，之所以能够纵横天下而呼风唤雨，全赖于他们自始至终都在追求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贵族精神，这其中尤以南高刘家刘笃敬为最。那种贵族精神该是一种谦谦君子的文化修养，是一种追求高尚的超凡脱俗，是一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自觉自愿，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更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豪迈气概。

刘笃敬去世前一年，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在中国舞台上轮番上演。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刘家的商业帝国大厦也终不免轰然崩塌，刘家后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沦为平民百姓。这个在旧中国时代舞台上带着镣铐跳舞的最后的贵族终于在发出最后一声呐喊后，黯然离场。

贵族可以消灭，但沦肌浃髓的贵族精神却不是轻易能消灭掉的。刘家后人没有违背先祖的训诫。在那个良莠不齐、是非泯灭的乱世当中，不知有多少人抵不住诱惑，摇身一变成了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而在几百口人的南高刘家，“子孙虽有不肖”，却自始至终未有一人投敌叛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旧式贵族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精神传承在起作用。

七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曾经的刘家奢华虽然已经在不可抗拒的时势面前幻化为飘荡在天空的一丝云彩，曾经的刘家豪宅大院虽然在过激的革命运动中已经涤荡成一片荒芜凄清的废墟瓦砾，这个旧中国最后的贵族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从物欲繁盛、喧嚣复杂的社会里抽身出来，独自面对着那破败的刘笃敬故居，我在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悲怆……我的眼前不时涌现出那个长袍马褂、儒雅倜傥的刘笃敬形象——他义无反顾地去刑场收敛杨深秀尸体的样子，他站在轮渡船头蹙眉思考的样子，他在谈判桌上智斗英人的样子，他在这个老宅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而最后，他留给我的是一个中国最后的贵族步履蹒跚、踽踽独行的背影……

2014年2月4日初稿 2014年2月18日终稿（本文选自《家国往事》，李琳之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7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各大网站有售）

第二篇：银行：最后的贵族？

银行：最后的贵族？

“银行”一词源自意大利语“Banco”，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英文的“bench”，与现在的“bank”相近，即“长板凳”。

但恐怕没人会因板凳平凡得随处可见，而将意为“长板凳”的银行与“亲切”等同起来。而银行作为一项“生活必需品”，每个人都对其傲慢的“贵族气质”印象深刻：门槛高、门难进、脸难看。

偏见吗？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一个挖苦银行家的笑话。一位大银行家花高价装了一只玻璃假眼，有一天银行家向马克·吐温说：“我敢同你打赌，你一定看不出我的两只眼睛，哪一只是真，哪一只是假，你若是能看得出，我可以输你1000美元。”马克·吐温立刻回答说：“这不用打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指着银行家的那只假眼说，“因为只有这只眼睛，闪耀着人性慈善的光辉。”

可见，无需闪耀人性光辉历来是这个贵族的传统。而今年，其稀缺而又高贵的血统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太肆无忌惮的倒腾而招来大家长严厉惩罚、头顶那把能抵挡一切风雨的保护伞眼看就要撤去、抢地盘的挑战者蜂拥而至„„

鲶鱼或虎鲨？

6月份那首惊心动魄的“钱去哪儿”之歌，在12月又火了一把，流行的原因，自然是银行任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遭来大家长的管教。

银行或为了腾出信贷规模，或为了减少资本占用，或为了提高收益，或为了减少税收，就顶着金融创新的外衣，进行监管套利，将表内信贷表外化。尽管监管层三令五申警告，但似乎“惟利是图”是银行的天然本性。这个雪球越滚越大，终于引来了大家长们一系列严厉的监管措施，而由于球速太快，无法立刻停止，再加上家长刻意修理，“钱荒”来了。

若以前大约可以化险为夷，可偏偏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加速、金融机构牌照次第放开的大背景下，银行负债端的融资成本自然要上升，而麻烦的是，搅局者接踵而至，“互联网金融”炙手可热。

局外人看来，这是一部精彩非凡的大戏，一方面是互联网新锐们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傲慢”羡慕嫉妒恨，也要“傲慢地挑衅”一下，试图让传统的金融业“变成灭绝的恐龙”；另一方面则是传统金融家们对技术“不屑的偏见”，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传统金融业的一个工具。毕竟，相比目前逾十万亿元的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当初体量不大的互联网理财，实在难入银行法眼。

“如果你敢，现在就蔑视我吧。”已出版200周年的《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男主人公的傲慢如此反唇相讥。而今天，已无人敢蔑视互联网金融对于银行那高贵的神经的刺激作用。

余额宝在2013年11月底规模就达到1800亿。而这种可以取代存款的货币基金或者类货币基金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由于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远超过活期存款，而且灵活性与活期存款无差异，这就使更多的资金从存款搬家，显然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揽储的艰巨性，从而又推升货币市场利率，可怕的是，钱又可能会“荒”了。

而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涉猎互联网金融，试图跨界抢夺银行地盘。而从本质来看，这会让银行越来越无法招架。个人消费群体成为提供服务和争夺的对象，互联网金融在繁多零售数据的集成和处理上将优势发挥到极致，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弱，个人和企业的日常行为可以被充分记录、查找和分析。

用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的话来说，互联网精神跟金融精神是不一样的。互联网精神就是开放，共享，去中心化，平等，普惠；金融业就是精英，神秘化，制造信息不对称，然后赚钱。

显然，以客户为中心的互联网基因，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业以产品为中心的思维导向。在目前大力提倡的中小企业贷款中，前一种精神显然更具有群众基础。如阿里小贷通过数据分析完成贷款发放的整个流程。

除了存、贷，银行最基本的支付体系也将受到挑战。目前第三方支付似乎更灵活，因为第三方支付开户和客户获取不受到线下网点限制，通过互联网能够迅速覆盖全国范围；其次，第三方支付账户开户要求信息少、流程较银行开户简单。

而且在支付牌照相关政策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第三方支付开始拓展多种衍生的创新业务，如快钱、汇付天下等企业率先探索了账户管理、资金归集、金融产品渠道、产业链融资等业务。

一夜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而待到互联网金融时代成功来临之后，金融行业现有的业务模式和组织形式等，在新事物孕育、成长、壮大的历程中，可能都会被改变甚至被摧毁。

摒弃傲慢与偏见

面对互联网颠覆性的冲击，银行并非优势全无，毕竟贵族根基稳固，尚有时日备战。

互联网金融亟须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产品和渠道了，而是风险控制的创新，只有如此，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才会逐渐被削弱。否则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伪命题：互联网企业将取代金融企业成为新的中介。

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信用背书显然不足。余额宝已经出现被盗现象。

现在网络购物等行为涉及的资金量较小，即使发生风险，用户损失不会太大。一旦涉及到大额资金或者资金需要长期流动时，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的时间仍然较短，互联网行业的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个人居多。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联网公司还没有发展到大而不倒的阶段，缺乏国家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背书。因此，在国内存款保险制度暂时没有建立起来，各类监管政策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传统机构的信用品牌优势会远远高于互联网企业。

而谈论互联网金融，言必称大数据，实则银行更具备大数据优势。因为现代货币体系的核心是，几乎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通过商业银行的支付体系来完成绝大部分的交易活动。这给予了商业银行在接触客户方面的垄断性能力。在支付体系的基础之上，银行更进一步发展了代收代付、代发工资、借记卡、托管、现金管理等功能。

银行依然可以通过深层次的数据找到有价值的商机。比如当银行从信用卡交易记录上看购买偏好，推荐相应的产品。若刷卡或车贷买车，相关的汽车产品消费贷款以及车险的业务开发就可以展开。

而最根本的是，可以和“傲慢”正式告别。现在银行还可悬崖勒马。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认为，互联网金融热闹的原因还是因为银行服务缺失。“现在各类金融活动已经交织在一起，可以让投资者和金融需求者有更多的选择。”他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强调。

传统金融机构从出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经受了多次战争的洗礼和历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对于金融业务的理解已经非常成熟。各类金融技术的储备、风险的控制和产品设计能力都已经非常完善，远非刚刚涉足最简单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可比。但现在双方的业务开始融合，部分核心业务产生交叉：互联网企业开始利用数据资产进行风险定价，传统金融行业逐渐掌握批处理技术„„就后来者的中小金融机构来讲，发展互联网金融一定需要“傍大款”。

商业银行若消除傲慢与偏见，就会发现互联网打开的创新空间无限。

第三篇：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读后感

园丁，就我们俩！这本书是这么段时间来读到的最合胃口的一本，虽然只有读了两章，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读后感。但是已经被其中人物的品质打动。

真的名士，当如此，读后感《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读后感》。知识分子的赤诚不是因为他们的书生意气，而是他们太无私，太爱自己的国家，心中太有苍生了。

书在香港出版名为《最后的贵族》。是不是“最后”我不知道，但他们真的是一群贵族，文化上的贵族，品格上的贵族，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很难得的一本书。继续阅读。读完一定要写篇读后感。

第四篇：贵族之家

贵族之家

经典名著

作者风采

屠格涅夫（1818-1883）生于世袭贵族家庭，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就读，并开始诗的创作。后到德国学习，长期侨居国外。1847-1852年发表《猎人笔记》，揭露家奴主的残暴和农奴的悲惨生活，因此被放逐。在监禁中写成中篇小说《木木》表现了对农奴制的抗议。早期诗作有《帕拉莎》、《地主》。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烟》、《处女地》，中篇小说《阿霞》、《多余人的曰记》等。还有剧本《村中一月》和散文诗等。他善于写景，擅长塑造少女形象，风格清新，富于抒情，被列宁誉为俄国的语言大师。

内容简介：

屠格涅夫的代表作《贵族之家》于1856年开始写作，1858年10月完稿。小说叙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年轻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丽的瓦尔瓦拉，并轻率地与她结了婚。后来夫妇定居巴黎，瓦尔瓦拉成为社交场上的“名人”。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不贞后愤然离家。回国后与丽莎邂逅，互生爱慕之心。这时报刊登了他妻子的死讯，这燃起了他对幸福追求的希望。就在他与丽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幸福的希望化为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恳求下没有离婚，从此一个人孤寂地度过余生。八年后当他故地重游再访丽莎家的邸宅时，已经

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丽莎还在修道院；年轻的一代长大成人，入主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曰与丽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过去，然后悄然离去。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充满悲凉气氛的爱情小说，它和《罗亭》一样是以俄国19世纪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题的，如果说作者在《罗亭》中主要批评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弱点，指出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么在《贵族之家》中则是哀悼贵族的退出历史舞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唱了一首挽歌。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创作中最严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它的发表轰动了整个俄国，人们争相传阅，为之着迷。屠格涅夫自己也说：“从这部小说出版时起，我就成为舆论界值得瞩目的作家之一了。”银屏再现

影片《贵族之家》根据屠格涅夫的同名小说改编.拉弗列茨基因在巴黎有过一段放荡生活，导致了妻子的背叛。他回到祖国俄罗斯，在恬静的庄园生活中寻找慰藉。与丽莎的相识使拉弗列茨基重燃起对新生活的希望。丽莎也同样钟情于他，而拒绝了彼得堡贵族潘申的求婚。妻子死亡的假消息使拉弗列茨基感到获得自由，一切美梦却随着妻子的到来而破灭。绝望的他无力抗争命运，开始酗酒和寻欢作乐。妻子再度抛弃他去了巴黎，丽莎则入了修道院，拉弗列茨基落得孑然一身。

第五篇：浅谈中国新贵争相学西方贵族礼仪

They buy more Bentleys than the British, fill their luxury homes with more Swarovski crystal than the Swiss, and spend more on Louis Vuitton and Versace than the French or the Italians.But onepreciouscommodity haseludedthe Chinese in theirextraordinaryrise from peasant nation to superpower: good manners.比起英国人，他们买了更多的宾利汽车；比起瑞士人，他们买了更多的施洛华世奇水晶；比起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买了更多的路易威登和范思哲。但是有一样宝贵的商品，中国人却买不到！即使中国已经从一个农民国家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中国人依旧买不到——好礼仪。

Now a school of etiquette is about to open in Beijing with classes based on the deportment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 and the decorous behaviour of the Duchess of Cambridge.Sara Jane Ho, a Hong Kong businesswoman who grew up in London, is offering lessons in being classy to an exclusive clientele for an appropriately princely sum: courses at her Institute Sarita, based in the five-star Park Hyatt Hotel in Beijing, cost from 2,000 to 10,000.现在，在北京出现了一所教授英国贵族礼仪和剑桥公爵夫人（即凯特王妃）行为规范的礼仪学校。何佩嵘（Sara Jane Ho），生长在伦敦的香港女商人，在位于北京五星级的凯悦酒店，专门为她的客户提供礼仪课程，教授她们如何像王妃般优雅。每个人的学费从2千到1万英镑不等（约2万到10万人民币）。

Dozens of society wives have signed up for lectures on how to use a knife and fork properly, how to peel a piece of fruit, how to greet a prospective mother-in-law, how to walk in heels and how to eat soup without slurping.High-powered bosses of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also hiring Sara Jane for lessons on how to conduct themselves at business meetings in Europe and America.数十位职场女性报名参加她的礼仪课程，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刀叉、如何给水果剥皮、如何觐见未来婆婆、如何穿高跟鞋走路、如何在喝汤时不发出声音等。国企高层也聘请何佩嵘来指导他们如何在商务活动中与欧美企业打交道。

She says a subtle pro-British snobbery is driving the desire of wealthy Chinese to improve themselves socially: ‘There is an aura of mystery about European royalty that Chinese people can’t resist.Any aristocracy in China was wiped out, so the Chinese are fascinated by the idea of a royal dynasty that stretches back hundreds of years.’何佩嵘表示，中国的富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有那种英国贵族范儿，这促使他们努力学习英式礼仪。“欧洲礼仪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神秘光环。中国的贵族早已经消失，所以中国人非常迷恋数百年前的那种皇家风范。”

Sara Jane plans to show her students pictures and videos of Kate Middleton – someone who, like China itself, rose from a relatively humble background to take her place at the top table.何佩嵘计划向她的学员播放凯特王妃的视频，凯特王妃和中国有点像，都是生长在相对普通的背景，如今却在王室有了一席之地。

She says: ‘Kate is probably the most followed Royal in China.She is very elegant, very classy.Even though she is not from an aristocratic family, she carries herself very well and I think she is a role model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ound the world.’她说：“凯特王妃大概是在中国最受推崇的王室成员，她优雅、有品味，尽管她不是出身贵族家庭，如今却非常成功。我觉得凯特王妃对于全世界的青年来说都是很好的榜样。”

In her plummy British accent, she says: ‘I am Chinese and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I don’t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are purposely offensive.They just haven’t been enlightened to etiquette awareness.’何佩嵘用纯正的英式英语说到：“我是中国人，并且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有意表现出粗鲁，只是他们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教育。”

She is hoping to invite British aristocrats to lecture her students and even has plans to lead classes on a Grand Tour, taking in the opera houses and art galleries of Europe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她希望能邀请到英国的贵族来给学员上课，还计划带学员来一场游学，到欧洲的歌剧院和美术馆去参观，以此来完成她们的礼仪教育。

Sara Jane hopes that the perfect manners she is teaching will trickle down to the rest of Chinese society: a new form of cultural revolution.‘When I say I’m starting an etiquette school the first thing people say to me is, “Thank you.China needs this,”’ she says.何佩嵘希望她所教授的优雅礼仪能够在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起到一点作用。她认为这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何佩嵘说“当我说我准备开办一所礼仪学校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对我说，“谢谢，中国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