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香》：王安忆的上海“考古学”

《天香》：王安忆的上海“考古学”

收录时间：202_-12-10 来源：《东方早报》202_-04-24 作者：王德威 本日：3 本周：4 本月：12 总计点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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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出版《雨，沙沙沙》到现在，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超过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中国文坛变化巨大，与她同时崛起的同辈作家有的转行歇业，有的一再重复，真正坚持写作的寥寥无几。像王安忆这样孜孜矻矻不时推出新作，而且质量保证，简直就是“劳动模范”。骨子里王安忆也可能的确视写作为一项劳动——既是古典主义式劳其心志、精益求精的工夫，也是社会主义式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习惯。

早期的王安忆以书写知青题材起家，之后她的眼界愈放愈宽，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风华、五六十年代的新社会蜕变、“文革”运动、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乃至于后社会主义的种种声色，无一不是下笔的对象。她的叙事绵密丰赡，眼光独到，有意无意间已经为人民共和国写下了另一种历史。王安忆又对她生长于斯的上海长期投注观照，俨然成为上海叙事的代言人。而她历经风格试验，终究在现实主义发现历久弥新的法则。

王安忆这些特色在新作《天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天香》写的还是上海，但这一回王安忆不再勾勒这座城市的现代或当代风貌，而是回到了上海的“史前”时代。她的故事始自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终于清康熙六年（1667），讲述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命运、园林文化的穷奢极侈，还有这百年间一项由女性主导的工艺——刺绣——如何形成地方传统。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凭她的文名，多写几部招牌作《长恨歌》式的小说不是难事。但她陡然将创作背景拉到她并不熟悉的晚明，挑战不可谓不大。也正因如此，她的用心值得我们瞩目。以下关于《天香》的介绍将着重三个层面：王安忆的个人上海“考古学”；她对现实主义的辩证；还有她所怀抱的小说创作美学。

王安忆对上海一往情深，九十年代中她开始钻研这座城市的不同面貌，一部《长恨歌》写尽上海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浮华沧桑，也将自己推向海派文学传人的位置。但王安忆显然不愿意只与韩邦庆、张爱玲呼应而已。她生长的时代让她见识上海进入共和国后的起落；另一方面，她对上海浮出“现代”地表以前的身世也有无限好奇。她近年的作品，从《富萍》到《遍地枭雄》，从《启蒙时代》到《月色撩人》，写上海外来户、小市民的浮沉经验，也写精英分子、有产阶级的啼笑因缘。这些作品未必每本都击中要害，但合而观之，不能不令人感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城市拼图已经逐渐形成。而一座伟大深邃的城市不能没有过往的传奇。有关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崛起的种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王安忆要探问的是：再以前呢？上海在宋代设镇（1267），元代设县（1290），历经蜕变，到了有明一代已经成为中国棉纺重镇，所在的松江地区甚至有了税赋甲天下之说。

这是《天香》取材的大背景。王安忆着墨的是明代盛极而衰的那一刻。沪上子弟就算在科举有所斩获而入仕，也都早早辞官归里。江南的声色如此撩人，退出官场不为别的，只为了享受家乡的一晌风流。小说的申家兄弟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打造天香园、种桃、制墨、养竹、叠石，四时节庆，忙得有声有色。他们锦衣玉食，不事生产，因为消费——或浪费——就是生产。小说中段描写申家老少“富”极无聊，刻意摆设店面，玩起买卖的游戏，因此充满讽刺。坐吃山空的日子毕竟有时而尽。等到家产败光、无以为继之时，当年女眷们藉以消磨时间的刺绣居然成为最后的营生手段。

王安忆记述申家园林始末，当然有更大的企图。上海原是春申故里，《天香》以申为名，一开场就透露城市寓言的意义。如王所言，江南的城市，杭州历史悠久，苏州人文荟萃，比起来上海瞠乎其后。但这所都会另有独特的精神面貌，在“器与道、物与我、动与止之间，无时不有现世的乐趣出现，填补着玄思冥想的空无”。上海雅俗兼备，鱼龙混杂，什么时候都能凑出一个“兴兴轰轰的小世界”。这个世界远离北方政治纷扰，自有它消长的韵律。

从一般眼光来看，申家由绚烂而落魄，很可以作为一则警世寓言，坐实持盈保泰的教训。如此王安忆似乎有意将明末的上海与当代的上海作对比，提醒我们这座城市前世与今生的微妙轮回。但我以为王安忆的用心不仅止于此，她要写出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潜规则。当申家繁华散尽、后人流落到寻常百姓家后，他们所曾经浸润其中的世故和机巧也同时渗入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千回百转，为下一轮的“太平盛世”作准备。

持盈保泰不是上海的本色。颓靡无罪，浮华有理，没有了世世代代败家散财的豪情壮举，怎么能造就日后的五光十色？上海从来不按牌理出牌，并在矛盾中形成以现世为基准的时间观。上海的历史同时是反历史。

这样的读法带领我们进入《天香》的第二层意义，即王安忆的现实主义辩证。《天香》对申氏家族的描写，举凡园林游冶，服装器物，人情纠葛，都细腻得令人叹为观止。据此，读者很难不以《金瓶梅》、《红楼梦》以降的世情小说作对比。尤其《红楼梦》有关簪缨世家楼起了、楼塌了的叙述，仿佛就是王安忆效法的对象。

但如果我们抱着悲金悼玉的期待来看《天香》，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整部小说虽然不乏痴嗔悲欢的情节，叙事者的口吻却显得矜持而有距离。小说的人物横跨四代，来来去去，仿佛与我们无亲。如果《红楼梦》的动人来自于曹雪芹忏情与启悟的力量，王安忆则另有所图。她更关心的是一项名为江南家族的“物种”起灭，或更进一步，一种由此生出的“物质文化”——从园林到刺绣——的社会史意义。

由这个观点来看，王安忆独特的现实主义就呼之欲出。我们都记得《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一生与上海的命运相始终，多么令人心有戚戚焉。但我们可能忽略了那样的写法其实是王安忆向以往风格的告别演出。《长恨歌》以后的作品抒情和感伤的氛围淡去，代之以更多对个人和群体社会互动的白描和反思。中篇《富萍》应该是重要的转折点；王安忆返璞归真，以谦卑的姿态观察上海基层的生命作息。当中国文坛被后社会主义风潮吹得进退两难之际，王安忆反其道而行。她重新审视现实主义所曾经示范的观物知人的方法，还有更重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投射的那种素朴清平的、物我相亲／相忘的史观。

《天香》的写作是这一基础的延伸。如王安忆自谓，她之写作《天香》缘起于她对“顾绣”——上海地方绣艺的极致表现——历史的好奇与追踪（《王安忆：天香园梦红楼》）。她对这项手工艺的“考古学”让她得以敷衍出一则传奇。就此，她的关怀落在传统妇女劳作与创造互为因果的可能，刺绣作为一种物质工艺的发生与流传，闺阁消闲文化转型为平民生产文化的过程。

《天香》其实是反写了《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写实观。《天香》的结局没有《红楼梦》般的大痛苦、大悲悯；有的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凡。传奇不奇，过日子才是硬道理。这是王安忆努力的目标了。

然而《天香》是否也有另外一种写实观点呢？如上所述，王安忆的写实又是以“兴兴轰轰”的上海浮世经验为坐标，她因此不能不碰触社会主义唯物理想的对立面，就是上海城市物质史恋物、玩物——乃至于物化——的无穷诱惑。她在《天香》也不断暗示，上海如果失去了踵事增华，标新立异的底蕴，也难以形成那样丰富多变的庶民文化。名满天下的“天香园绣”虽然起自市井，最后又归向民间，但如果没有上流社会女子的介入，以她们的兰心慧手化俗为雅，就不足以形成日后的传统。

写作《天香》的王安忆似乎不能完全决定她的现实主义前提。她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写着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故事，同时又投射着社会主义的缈缈乡愁。循此我们要问，现实主义到底是作家还原所要描写的世界，还是抽离出来，追溯现实的本质？是冷眼旁观，还是物色缘情？是唯物论，还是微物论？更进一步，我们也要问上海的“真实”何尝不来自它在“兴兴轰轰”中所哄抬出的、海市蜃楼般的“不真实”或“超真实”？这是古老的问题，但它所呈现的两难在《天香》显得无比真切。

归根结底，写实与寓言，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繁复对话关系从来就是王安忆创作关心的主题。这也是《天香》所可注意的第三个层面：这是一本关于创作的创作。早在1993年，王安忆就以小说《纪实与虚构》和盘托出她对小说创作的看法。小说诚为虚构，但却能以虚击实，甚至滋生比现实更深刻的东西。

王安忆的说法也许是老生常谈，要紧的是她如何落实她的信念。《纪实与虚构》的叙事兵分两路，一路讲女作家立足上海的写作经验，一路讲女作家深入历史、追踪母系家族来龙去脉的过程。对王而言，每一次下笔都是与“虚构”亦步亦趋的纠缠，也是与“真实”短兵相接的碰撞。两者之间互为表里，最终形成的虚构也就是纪实。

写《纪实与虚构》时期的王安忆仍然在意流行趋势，未能免俗地采用后设小说模式。到了《天香》，她回归严谨的古典现实主义叙事，切切实实地讲述明代上海申家“天香园绣”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她其实要让这现实主义笔法自行彰显它的寓言面向。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当然是刺绣，而刺绣最重要实践者是女性。“天香园绣”起自偶然，终成营生需要；原是闺阁的寄托，却被视为时尚的表征；是高妙自足的艺术，也引出有形无形的身价。

就此王安忆笔锋一转，暗示女性与创作的关系，不也可以作如是观？她于是不动声色地重新编织出《纪实与虚构》的索。小说如是写道：

天香园绣可是以针线比笔墨，其实，与书画同为一理。一是笔锋，一是针尖，说到究竟，就是一个“描”字。笔以墨描，针以线描，有过之而无有不及。（台湾麦田202_版，298页）

技艺这一桩事，可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有不及，便无能无为；略有过，则入“雕虫”末流。天香园绣与一般针黹有别，是因有诗书画作底，所以不读书者不得绣！（同上507页）

这几乎是王安忆的现身说法了。

王安忆佩服的同辈作家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张承志。张曾经苦于无法表达他对宗教最诚挚热切的感受，几经折磨，写出了《心灵史》，竟是以最冷静的笔触描写伊斯兰教的一支如何在极度困苦中保持高尚的志节，而且代代繁衍至今。王安忆指出，心灵是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而“张承志却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绝对的纪实”。“以最极端真实的材料去描写最极端虚无的东西。”（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中国当代小说透视》，《独语》233——234页，台北麦田出版，202_年）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的阶段已经在思索张承志的心灵与形式的问题。但彼时她有话要说的冲动仍然太强，一直要到《天香》，她似乎才写出了她的心灵史。“以最极端真实的材料去描写最极端虚无的东西。”对她而言，“心灵”无他，就是思考她所谓藉虚构“创造世界的方法”。

《天香》意图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历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质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这两个层面最终必须纳入作者个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她纪实与虚构的环节。在她写作出版跨过三十年门槛的时刻，王安忆向三百年前天香园那些一针一线>埋首绣工的女性们致意。她明白写作就像刺绣，就是一门手艺，但最精致的手艺是可以巧夺天工的。从唯物写唯心，从纪实写虚构，王安忆一字一句参详创作的真谛。在这样的劳作中，《天香》在王安忆的小说谱系有了独特意义。

第二篇：王安忆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本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安徽插队落户。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王安忆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女，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我们家的男子汉》一文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书。

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2_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有论者认为，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第三篇：王安忆的香港，黄碧云的上海

王安忆的香港，黄碧云的上海

我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

--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我想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我站在一间邯郸路的饭店露台上便这样想。上海的日与夜都十分寂静，这儿看不见黄浦江。天是混浊的。分不清，日与夜。如何抵受历史与爱情的诱惑。--黄碧云．《丰盛与悲哀》

1.引言关于城市在文学中的“再现”（re-present），学者Hana Wirth-Nesher 在 “City Codes” 一书提供了三个启示。第一，他指出研究文学中再现的城市景观（cityscape）的四个范畴，分别是自然环境（the “natural”）、建筑物（the built）、人物（the human）以及语言（the verbal）。１其中自然环境、建筑物和人物一向较受研究者注意，而语言与城市的关系则相对不受重视。第二，他又指出，对于一个城市的概念化印象，有时比具体的城市景观有着更重要的位置。２第三，相对于乡村而言，他指出城市是一个充满可能性与机会的地方，由机会而产生的焦虑与困恼却同时加强城市人的“外来性”（outsiderness）。３探讨人物在文学里的“外来性”遂成了研究城市与文学的关键之一。承接Hana的说法，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研究两篇分别以香港与上海为题的小说，上海作家王安忆的中篇小说《香港情与爱》４及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短篇小说《丰盛与悲哀》。５首先，本文一方面比较两篇小说中城市的环境、建筑物和人物；另一方面亦对小说中的语言与视角重点分析。第二，本文打算透过小说的主题与城市的联系，找出小说文本中的城市隐喻。第三，本文亦会从小说中人物在城市活动的“边界”（boundary）及小说内独特的“视角”（gaze）探讨当中人物的“外来性”。至于何以取两篇以香港和上海为题材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可以从香港与上海的“双城”关系说起。李欧梵在新作《上海摩登》的压卷篇《双城记》里，精辟地点出上海与香港的“镜像”关系、“双城”关系以及互相成为对方“他者”的关系。６文中以上海作家笔下的香港以及香港电影镜头中的上海为分析对象，并描述到香港与上海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复杂的“镜像”关系：“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７由此可见上海与香港的复制关系已踏入一个更复杂更互动的阶段，两个城市的关系亦非比寻常。不过，笔者认为所谓“镜像之城”或“双城记”之说，始终是人为的文化建构，两个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相异的城市，其镜像关系终不应是模型一般，寻找形式上的外在相同景观，而亦应该出现具体景观以外的内在相似。简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透过两篇以外来者（outsider）角度分别叙写香港与上海的小说，探讨其中城市和语言、视角与主题的关系。作者方面，本文以上海作家王安忆与香港作家黄碧云的作品为例，分别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王安忆与黄碧云除了分别是上海与香港近年备受注目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是对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元素非常自觉的作家。王安忆自九十年代开始，创作一系列与上海都会风貌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如《逐鹿中街》、《妙妙》８、《流逝》９等中短篇小说以及《纪实与虚构》及《长恨歌》等长篇小说。其中《纪实与虚构》上溯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以寻找作者本人与上海的故事；而《长恨歌》更被认为是填补了张爱玲的“《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的力作，10 写尽上海的繁华与世俗，深得“海派”真传。相对于王安忆的都市寻根，黄碧云对城市元素的敏感却是外向的。黄碧云自八十年代末出道

以来，作品中经常以不同的城市作为小说的背景，甚至篇名与主题。涉及的城市包括《流落巴黎的一个中国女子》的巴黎、《怀乡--一个跳舞女子的尤兹利斯》的阿姆斯特丹、《爱在纽约》的纽约、11 《温柔与暴烈》的孟加拉、《双世女子维洛烈嘉》的越南等等。12 香港自然是她的作品中重要的城市元素，短篇小说《失城》13 以及长篇小说《烈女图》14 均是代表作。其中《烈女图》更仔细描写了香港三代女子的故事，可见黄碧云对香港城市历史造像的野心。此外，两位作家都是当代作家，而两篇选作分析的文本--王安忆的《香港情与爱》与黄碧云的《丰盛与悲哀》--都写于九十年代。相对讨论张爱玲、叶灵凤等现代作家笔下的香港，这两篇小说无疑填补了世纪末香港与上海的文学形象。王安忆的《香港情与爱》顾名思义是关于香港的爱情故事。这篇六万字的中篇小说讲述三十多岁来自上海的新移民逢佳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老魏在香港相逢的故事。逢佳希望借老魏帮忙担保申请到美国定居，因此二人在香港就开始了一段带有交易性质的感情生活，最后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却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一段相濡以？的情义，各自在对方的生命中留下重要的一笔。对于逢佳与老魏以至他们的朋友而言，香港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因此《香港情与爱》一开始即无可避色地采用一种外来者的视角来再现“香港”这个城市。至于黄碧云的《丰盛与悲哀》的故事结构则比较复杂。小说分“开场”、“独白”、“电影就是电影”、“本事”和“演出”几个小节。故事讲述一群香港的电影制作人，包括导演、编剧、美术指导以及男女主角，到上海拍摄电影的故事。小说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层次：电影故事里的世界与电影以外的真实世界，即“本事”一节与其它小节组成的两个层次。其中“开场”与“演出”记录了拍摄期间的情况与人物之间的故事；“独白”与“电影就是电影”则以个人独白的方式记录了男、女主角及导演各自在演艺界的沧桑与启悟。至于“本事”部份即小说中的电影剧本内，女主角赵眉与男主角幼生在战乱下的上海里半生的故事。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相识，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革以及三中全会平反以后的上海。小说的叙事方式虽然比较复杂，但当中主要的视角仍可以导演的视角为主。因为无论电影世界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以至在电影里出现的昔日上海故事，某程度上也是一个香港导演的外来者的观测。总括而言，两篇小说中外来者的视角是本文探讨再现城市的“外来性”的重要关键。总括而言，在分析《香港情与爱》与《丰盛与悲哀》两篇小说的过程中，本文的重点有三。第一，两篇小说如何通过语言风格建立笔下的城市与“真实”的城市之间的对话关系；第二，两篇小说所呈现的城市形象与叙述者视角的关系；第三，两篇小说的主题与城市本身的象征的关系。简言之，也可说是城市与语言、视角、主题的关系的分析，兹分述如下。

2.语言：城市之创造与追寻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符号学与城市〕一文中说过：“城市是一种论述，而这论述无疑是一种语言：城市向其居住者说话，我们向城市说话--透过我们在城市里生活、行游以及观看。”15 城市与作者以至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的确是理解城市与个人的方式之一。本章亦旨在探讨《香港情与爱》及《丰盛与悲哀》这两篇小说以何种“声音”（Tone）及语法特点构成文本与城市之间的对话关系。

2.1 王安忆：从“界定式”论述创造香港的定义

王安忆与黄碧云都是语言风格非常鲜明的作家，尽管二人文字风格迥异，但在《香港情与爱》与《丰盛与悲哀》中摹写城市的过程中，她们的语言却同时与所表述的城市和主题互相发明。如前所述，王安忆的《香港情与爱》是关于上海新移民与美国华侨的爱情故事，从作者的背景以至故事人物的背景，在在彰显这篇小说的外来者视角。然而作者王安忆毫不避忌地以外来者身份采用一种“界定式”的语言，在小说开首旋即为香港写下一串“界定式”描写，且看《香港情与爱》的第一段：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撒它的热情和音乐。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火是通宵达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动。有时候，它会有喷涌而起的情态，好像火山口里火热岩浆的喷发。16 〔底线为笔者所加，下同。〕这种“香港是A的”、“香港是B的”的陈述式句子或界定式句子在《香港情与爱》中俯拾皆是。句子的语气确切，不言“香港像……”或“香港彷佛是……”而直言“香港是……”，这种语气初看与旅居香港的外来者视角并不搭配，以至有论者认为这种描写在香港人眼中看来有“大言不惭”的感觉。17 以上的例子与《香港情与爱》中其它的例子一样，都以鲜明的意象和比喻为香港创造定义。然而这些意像虽然鲜明和丰富，甚至声色俱备，但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观作出描写。例如从上文的例子，我们只“知道”香港是一个“大邂逅”、“大相遇”，并且如节拍强劲的爵士乐，但读者仍未“观看”到香港的具体城市景观。接着另一个例子，作者又以情喻地，以“私通”和“幽会”比喻香港：香港的热恋还是带有私通性质的，约会也是幽会，在天涯海角，是一个大艳情。在那漆黑的天海之间，撒下一张巨大的情网。这天不知是哪一年的天，海不知是哪一年的海，人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人，都是风化岩似的东西，岩壁上的藻类似的东西。它是无静无动，无喑无响，无明无暗，无喜亦无悲的。18随着这种句式在《香港情与爱》中一路推进，这种界定亦开始产生变化，变得纷杂而矛盾，例如：香港是推心置腹的。它正好推心置腹到两个男女隔了一张小咖啡桌和一支烛光，低语地交谈，直到子夜时分，然后我执你手，你执我手，在大街上默默无语地告别，自回各的家。它不是上了床又脱了衣的那种，不是推心置腹到两个人两颗心全像掏口袋翻了个底，将布缝中多年的灰尘和布屑都抖出来，就像长久的家的那种。这种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老魏就命名它为香港。19从“大艳情”的激情浪漫，到“推心置腹”的细水长流，“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的亲切，短短数页，香港的“性格”已有颇大分歧。但这种矛盾混杂的定义没有停下来，一直席卷至篇末。所以读者还可以发现香港更是一个“大机缘”20、“大热闹”、“大团圆”21、甚至最后的“大婚礼”22。王安忆的小说曾被讥为“流水帐”，23 认为她的小说语言冗长蔓枝。尽管能力获得肯定以后论者发现其铺张之处正是王安忆小说绵密与饱满地方，但读者仍有权质疑，《香港情与爱》中绵绵不绝的铺陈背后有什么意义？其实从《香港情与爱》中对新移民小栉的一番形容可以见到一点端倪：小栉便插上来发言，说他对香港的感受，这感受有莫衷一是的面目，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这几乎是大陆移民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对香港特别急于发言，却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爱下判断，却又缺乏材料。他们到后来，就难免陷于混乱，左右相悖，无法自圆其说。在这表面之下，其实掩藏着他们急于进入香港社会却进入不了的彷徨之苦。24假如一个作家描写香港也是一种“进入”香港的过程，这番话就有了这作者有意无意间自我指涉的味道，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王安忆之前打造那些充满矛盾的“香港定义”并非失手的结果，反而有更自觉的目的了。诚如论者所言，王安忆在小说中一开始即无意隐藏外来者的视角，反而刻意暴露。25 而通过定义之间的不断相悖，论者认为王安忆一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描写真实香港的难题，同时提出“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

“香港”这个符号在文本中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纷陈而互扣，勾连而不单一。由极端执着于界定到界定的消解，王安忆对“香港”的自觉说明反而避开了生吞活剥的危险，在在提醒读者“香港”乃观点与诠释的结果，而且亦坦诚暴露出自身观点与诠释的外来性。26所言甚是，但笔者拟再补充一点，就是王安忆并不一定是特地为香港制造这套“界定式”语言的。事实上，这种一锤定音的界定式论述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十分常见，以《长恨歌》为例，小说一开首即有一段近三千字的对上海弄堂的描写，在这段工笔描绘中，就多次出现句子如“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或“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或“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27 而且每一句皆置于段落之首，显然是刻意展示的风格。细意观察，更会发现这绵延数千字的开场文字其实就是“A是B的”句式所串成的。因此不能说王安忆单靠“界定式”论述而表达出香港城市无从表述、人言人殊的特质。要理清这个问题，可能更要留意王安忆界定香港的“内容”。事实上，《香港情与爱》与王安忆一贯描写大城市里小市民爱恨交缠的故事格局十分相似，惟《香港情与爱》的挑战在于，王安忆这次面对的并非她一直念兹在兹的上海，而是她甚少在文学上以至生活上接触的香港，而这一笔香港情与爱又要在她一贯的柴米油盐的笔法中落地生根。于是王安忆用了一种虚实相间的手法来展现香港这个城市，简言之就是在实景处小着墨，在虚景处大发挥。在《香港情与爱》中，读者找不到资料搜集式的香港城市小景细节，或掌故式的生活习惯之素描。同样是城市景观的描写，《长恨歌》里的弄堂具体分明，几近照片的钜细无遗：那种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本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28然而对香港楼房的具体描写，却大多是匆匆一瞥：他们爬上两层的电车，看着街景。两边的招牌和霓虹灯几乎擦着他们的肩膀，沿街楼房的二层窗户，仅只一臂之遥，伸手可及。这些窗户有着最恳切、柴米油盐的生计，这是任凭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却只永驻不动的生计。它们是香港灯火后面天和海一类的、海里的礁石一类的。它们是香港奇景的坚牢基石。这是最最平实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测，它们就有多平实。29可见二者“界定式”如故、铺陈如故，但《香港情与爱》的香港城市景观则远不如《长恨歌》的上海里弄的具体。然而，在发挥香港的“城市气质”的一方面，王安忆却完全没有避重就轻，反而大加论述和发挥，例如上文例子中从香港楼房的窗户中“想象”到香港市民“柴米油盐的生计”，“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却只永驻不动的生计”以及这些人生的“平凡”与“莫测”的吊诡。又例如《香港情与爱》中不少对香港的观点带出几近抽象和理论化评语：它〔香港〕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它是突兀的，没有铺垫、没有伏笔，没有渐强和渐弱，它是突然开始又突然收尾，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它是将历史截断的，它也是将社会截断的。它有一种逃离大陆的性质，还有汪洋里的一条船的性质。30以上对香港的对比性与互相矛盾的评语，构成了《香港情与爱》中香港的“定义”，不过这个“定义”却是流动的。总括而言，王安忆利用其当行的“界定式”语言创造了香港这个城市，当中的重点却又是抽象的城市“气质”多于具体的都市“景观”。这种界定最终又因互相矛盾而互相消解，带出香港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虚实相混的特质。

2.2 黄碧云：以“独白式”语言重构符号化的上海

相对于王安忆的极尽铺陈，黄碧云在《丰盛与悲哀》中无论在现实层面或“本事”层面，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描述都不算多。在小说开首“开场”的一节，“上海”的名字在一系列演员的独白或导演的指示中出现了数次，变成一个不辩自明的城市符号，透露出“上海”在故事中的符号特质，例如：“（在伯明翰。在巴黎房子的楼顶。在德里的小巷，与母牛相看两不厌。在上海。）”31 “哦，你们第一次见面？对对稿。你们年轻时在上海。” 32“你们看着黄昏的上海。景色和四十年前没两样。/ 其实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那不过是幻觉。由上海而生的幻觉。”33 从以上例子可以发现作者在“开场”一节，作者以几种内在而不确定的声音展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符号、一个属于“过去”的城市、以及一个带来“幻觉”的城市的特质。此外，《丰盛与悲哀》对上海的描写都是靠一连串上海的地标（landmarks）或街道的名字来呈现的。例如在“本事”一节交代赵眉的身世：赵眉从来不知道什么历史。她才念过一年私塾，离开苏州，随小姨在大世界上班，闲来无事读《申报》的旧闻：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陈秋雨还没有要她，偶然来消遣，便教她：是太，不是大。她觉得他人很好，一高兴便给他唱戏。陈秋雨那时已经五十九岁，说做药材生意。后来住进了永安弄，只为了一场梅病。她在仁济医院发了十天的高烧，只有他来看她。她紧紧捉着他的手，低道：如今我只有你了。住进了永安弄，陈秋雨就失了踪影，只是按月送来钱。34上述的“大世界”、“《申报》”、“永安弄”、“仁济医院”，都是《丰盛与悲哀》的“上海风味”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在“本事”部份还有“黄浦江”、“交通大学”、“静安区”、“南京路”、“和平戏院”和“兆丰纱厂”等上海地方的名字，但小说中却没有具体形容这些地区或建筑物的外观、细节、甚至位置。因此这些地名与“上海”的名字一样，成为昔日上海的符号。至于以“独白”、“演出”为代表的现实情节同样充斥着上海的著名地标，而且密度更高：例如：后来去了常德公寓。他们说是张爱玲的旧居。公寓楼高约六层，电梯幽暗狭小，摇摇上升，犹听得人家的笑语，瞬间又消失。公寓房子毕竟是解放后的房子，门口堆满鞋子和自行车。后门有小露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上海的黄昏景色，起起伏伏。楼下是个电车总站，电线结得看不见天。公寓位于静安区，前法租界，房子令人想念欧洲的残酷与寂寞。他们说张爱玲疯了。我想，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要活下去不容易。我只想站得很高很高的，写一个上海的故事。35此外更有黄浦江、上海说书院、JJ的士高、延安西路、南京东路、和平饭店、老爵士乐酒吧等。这些地标一方面成为对照真实上海的坐标，帮助读者联想其它的细节；另一方面成为小说中的符号，与小说内戏剧化的独白或对白构成一个内在的、自我的、追寻的声音。例如小说开首处多次出现的剧本对白：“我们在黄浦江边，以为有新生。”36 至于为何在黄浦江边会有新生之感，小说里并不言明。又例如：“你们看着黄昏的上海。景色和四十年前没两样。/其实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那不过是幻觉。由上海而生的幻觉。”37 而上海何以令人生出幻觉，也没有解释。这种情况在小说中“本事”部份插入导演的小段的感悟中更为明显。这些感性的感悟与反省，大都直接或间接从上海的城市景观而来，例如：“我想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我站在一间邯郸路的饭店露台上便这样想。上海的日与夜都十分寂静，这儿看不见黄浦江。”38 又例如：“我想，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要活下去不容易。我只想站得很高很高的，写一个上海的故事。”39 此外还有对上海追寻与失落的看法：“醒来我知道，我寻找的上海原来已经不存在。”以及“上海不过是个城市。途经的经验不断重复〔复〕。如果经验重复〔复〕，一定是我的错（明明是一个传说中的历史城市。历史一去不还，我为何总觉似曾相识。）”40 在以上的例子，“上海”变成了一个不断被追寻、摹拟、再现的城市，并在字里行间暗示这一连串追寻的失败的结果。至于这种对昔日上海追寻的意义，留待本文第三部份详细分析。总括而言，《香港情与爱》与《丰盛与悲哀》同样对直接铺写城市景观不感兴趣，同样在小说中彰显叙述者的外来者视角，并由这个陌生的视角说出香港与上海的种种城市特质。《香港情与爱》以“界定式”语言创造城市的定义，把握当下的感觉，创造一系列流动不定的城市意象；而《丰盛与悲哀》则通过内在的“独白式”语言，对一个昔日的、充满幻觉的上海展开追寻与确认。至于这些创造与追寻的结果与意义，则留待本文第三部份有关主题的讨论中一并分析。

3.环境：城市景观的再现（Re-presentation）

本节将会分析《香港情与爱》与《丰盛与悲哀》如何再现香港与上海的城市景观。由于小说中城市景观的再现是通过小说中叙事者视角的结果，因此，本章所处理的不单是“看到什么具体景观”的问题，更是“谁看到这些景观”的问题，并利用“边界”（boundary）的观念分析城市景观的形成。而就第一个“看什么”的问题而言，笔者又拟分作两个部份，“看到什么”与“看不到什么”，亦即是城市景观中的“存在”（presence）与“缺席”（absence）。

3.1 王安忆：“熟悉化的陌生人”视角（a familiarized outsider's gaze）

一个城市的景观的再现，与塑造这个城市景观的框架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框架在小说的分析里，可称之为城市的“边界”（boundary），亦即小说环境（Setting）的范围。在《香港情与爱》中，读者会发现小说中人物主要的活动范围以港岛的北角为中心，其次间或写到跑马地、铜锣湾及尖沙咀，但终以北角为主。以北角为这个香港新移民故事的背景，原因有二。第一，从写实角度考虑，香港的北角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小上海”、“小福建”之称，一直是大陆（尤其是上海）移民的聚居地。41 因此从实际角度出发，来港投靠亲友的上海女子逢佳最后在北角与老魏同居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其次，从北角的新移民社区特性，可以带出小说中一个较抽象的边界，一个把香港人划出范围以外的边界。《香港情与爱》的主角没有香港人，而主角甚至没有和香港人有什么交往。直如书中所说，香港是一个“大戏台”，42 上演现实男女的悲欢离合。逢佳所接触的朋友是同样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她上班的地方又是一所中资机构。小说中第二个边界就是无形的，较难察觉的中国新移民社群。此外，北角亦为逢佳与老魏的关系下了注脚：他们在北角的公寓里都有脱去外衣、穿便服的感觉，似乎无须吃力用地做人，想怎么就怎么。穿了便服的人也是比较柔软绵密的人，如同水乳一样容易交融。有时候他们竟会觉得他们的共同生活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他们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进行如此顺利。43北角的公寓是逢佳从朋友处暂借的地方，在逢佳与老魏的关系中有关键的位置，它相对于老魏以前寄居的跑马地的酒店更有人的气息，但又比他们日后建立的“家”多了暂借和飘泊的意味。老魏甚至觉得在这个别人的地方中进入了香港经验的核心去：不过，北角的公寓还是别人家的衣服，虽然这衣服上有了逢佳的气息，老魏也留下了一点。公寓就好像有许多小动作，特别容易和人打成一片，不分你我。老魏这一夜的公寓，是可抵上之前的所有的香港的经验。以前他是在九龙看香港岛，现在是进入岛中心了。44简言之，王安忆笔下的香港是属于逢佳与老魏的，当中并没有香港人或属于香港人的观点所造成的冲击，也没有因环境而来的陌生与杆格，因为作者早已将人物的活动范围框限于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中。这种将陌生城市经验家居化（domesticated）的写法，是城市经验陌生化的反面，也可能是王安忆《香港情与爱》中悠然自得的语言风格的来源。相对于“陌

生化”（defamilarize），笔者把这种外来者将异地家居化的体验名之为“熟悉化的陌生人”的视角（a familiarized outsider's gaze）。这种视角消融了一向“本地人视角”与“外来者视角”的二元对立，动摇了“外来者 = 陌生”、“本地人 = 熟悉”的必然关系。从《香港情与爱》的“熟悉化的陌生人”的视角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视角底下，城市景观里种种的“存在”（presence）与“缺席”（absence）。《香港情与爱》中有几个香港景观或地点是经常出现的，它们对逢佳与老魏的关系起着暗示与推动的作用，并且为小说曾添了一股世俗的气味。第一是香港粥店的招牌。在香港的众多食肆中，粥店在《香港情与爱》中出现了五次，45 而且这些粥店不是小说人物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个特定时刻的布景，可见是有意的安排。例如在逢佳起初对老魏拿不定主意、患得患失的时候，她的朋友小栉在香港街头目送她孤独的身影：“抬头看了她走去，一个很大的'粥'字在她的头顶，渐渐地她远去了，那'粥'却还那么大。”46 “粥”是广东的食物，粥店的招牌又是香港街头特有的景观。但另一方面，“粥”店有时又起着“熟悉化”和“生活化”的作用，例如在老魏与逢佳开始同居以后，对香港的夜有了这样的形容：“香港的夜晚从来没这样混沌滞重过，好像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叫人伤着脑筋。这内容是带着烧鹅和鱼片粥的热气和油味，而不是香槟酒的泡沫。香港忽然变作琐琐细细很是缠人，剪不断理还乱的。”47 在老魏对自己与逢佳的前路感迷惘的时候，他与朋友小栉在街上？？之际又出现了粥店：“他们站在霓虹灯的招牌底下，好像是两个灯影儿，身后粥店里的热气哈着他们，将他们熏成粥锅里的鱼片。”48 粥店彷佛是外省人眼中独有的香港景观，但同时粥店所引申的意象又是亲切的，世俗的，与生计相关的。这种选择香港城市景观的方法一方面点出香港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亦撷取了香港民生与日常的一面，并不以香港带给外来者的冲击、陌生与新奇为对象，符合“熟悉化”的视觉。除了食物之外，另一个例子则见于香港的百货公司。逢佳在《香港情与爱》中经常到香港岛的“松板屋”百货公司。在逢佳首次提到她对香港的观感时，更以“松板屋”打一比喻：“她〔逢佳〕又爱又恨香港。爱它是因为它可爱，恨它是因为她是个新移民。她还打比方说，就像她又爱又恨松板屋，因它有好衣服而爱它，又因她口袋里没钱买而恨它。”49 而“松板屋”之所以令逢佳又爱又恨，除了因为它的货品吸引，亦因为它的价钱不会令逢佳太过惊讶。逢佳与老魏在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也曾结伴到“松板屋”选购衣服，在他们首次到“松板屋”的时候，小说对逢佳有这样的描写：“她本是对东西的好坏无甚辨别力的人，她通常总是根据价格来区分优劣。她想：好的东西才价格贵，这总是通古不变的道理。她所以喜欢松板屋也就是因为松？屋的东西贵，又还没有贵到不可思议，正是她勉强看得懂的那个程度。”50 “松板屋”的高价货品一方面成为香港特色之一，但另一方面却没有令小说中的外来者望而却步，反而因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而生出满足的购物欲望。自此，“松板屋”成为逢佳与老魏在香港消闲的一个重要地点，这种既陌生又亲切的城市景观，可说是《香港情与爱》中选择香港城市风景的特色。另一方面，在《香港情与爱》“缺席”的城市景观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与小市民生计相对的大历史与大论述。小说中从没提及香港的历史、政治以至社会环境的描述，有的只是一幕幕逢佳与老魏相濡以沫的公寓生活，属于世俗与个人的生活。第二，小说中并没有出现关键的香港地标（landmark），即或出现了较具代表性的地方和建筑物，例如合和中心、丽晶酒店、维多利亚港，也是属于陪衬的性质，用以映衬前者的虚幻与北角公寓生活的实在与亲近。第三，小说里亦不刻意描写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如港式饮食习惯或生活习惯等亦甚少提及。总括而言，《香港情与爱》的香港是逢佳与老魏的香港，是陌生中带熟悉，平凡中可以提炼传奇的香港，直如小说所言：“这种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老魏就命名它为香港。”51 第二，《香港情与爱》的香港以外来者社区为中心，这种熟悉的环境将香港新鲜的 文化冲击“熟悉化”，将他乡作故乡。第三，这个香港是世俗的，以小市民生活的调子为基础的，至于这个城市的政治与历史，则不在逢佳和老魏的故事之内。换言之，《香港情与爱》的香港所关心的是当下的香港，并以逢佳与老魏的两年同居生活为期限，创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与过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脱离关系的香港。

3.2 黄碧云：“失落的外来者”视角（a despaired-outsider's gaze）

与王安忆一样，黄碧云在《丰盛与悲哀》中同样毫不掩饰小说中的外来者视角，甚至在情节安排上早已夸示出寻找/再现一个传奇城市之虚妄，因而选择一个充满假象又制造假象的电影行业来道出她笔下上海的故事。在小说开首的“开场”一节，从演员的对白以至片场内导演的指示，已暗示昔日中国的一去不返、上海的今昔对比、以及上海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城市的意思。例如：“中国和你们都产生了变化，而且永不回归”、52 “你们看黄昏的上海。景色和四十年前没两样。”53 以及“其实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那不过是幻觉。由上海而生的幻觉。/呵，这不是极痛苦吗，我们不过为幻觉欺骗。”54 此外，《丰盛与悲哀》中的外来者视角是纯粹的。在现实层面，小说中的主角没有上海人。即使在“本事”的层面，即使故事中的赵眉和幼生都在上海生活，但他们的形象同样是由香港的导演与编剧打造出来，因此其实也包括了外来者的视角。如果同样为《丰盛与悲哀》的上海划一个小说的“边界”（boundary），这个范畴与其说是香港电影人的群体，不若说是由无形的光影所构成的电影世界。这一群香港电影工作者虽然到了上海，并希望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但整个电影的故事也被框限于这一群香港电影人的视角当中，遂形成了小说中一个无形的边界和框框。至于上海这个城市如何在《丰盛与悲哀》里再现，我们可以透过小说中的主要凝视者（gazer）导演的角度找出其中的关键。首先，导演在小说中的独白多次提及在上海拍电影的原因，就是“想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我想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我站在一间邯郸路的饭店露台上便这样想。上海的日与夜都十分寂静，这儿看不见黄浦江。天是混浊的。分不清，日与夜。”55 这个“讲故事”的欲望在另一个地方又再提到：“我想，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地方，要活下去不容易。我只想站得很高很高的写一个上海的故事。”56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两次也安排导演站在一个“很高”的观测点来表达诉说上海故事的意愿。相对于《香港情与爱》人间的世俗生活，《丰盛与悲哀》明显地希望讲一个宏观的“上海传奇”。这一点或可解释小说中的上海包揽众多著名的城市地标（landmark），如前面曾提及的黄浦江、大世界、和平饭店、南京路、法租界等等。但另一方面，不论小说中的导演与作者都并不以用地名讲述一个具“上海风味”的故事为目标，因为小说中的导演多次提及寻找昔日上海的徒劳。例如在现代上海的说书院里，导演醒悟到他寻找的上海已不存在：“在蹩脚的说书院我想起北京的茶馆。上海现在只剩下几间说书院，大概生意不佳，都兼营录像播送。〔……〕醒来我知道，我寻找的上海原来已经不存在。”57 以及传说中的上海之不可得：“上海不过是个城市。途经的经验不断重复〔复〕。如果经验重复〔复〕，一定是我的错（明明是一个传说中的历史城市。历史一去不还，我为何总觉似曾相识。）（那一定是我的错）。”58 这个一去不返的上海，更被现今缺乏历史与传统的上海所取代：工厂一样大的迪士高，在延安西路，刚开张没几个月。年轻人没有历史记忆，满满的都是欢容，在熟〔热〕汗中舞动，乍以为在纽约。可能都在文革后出生，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到南京东路买Benetton皮夹克的，会得说：这我们上海也有，那我们上海也有，最trendy的。明年我够十八岁，我也要到美国去看看。OK？同性恋者又在角落耳语。美国青年留学生又夹杂其中，说着洋腔普通话。59在小说中，现实世界的上海由一串地标、街名与建筑物等城市符号组成，但这些符号仅只于名字，表达出上海今昔的对比，物是人非的城市景观。至于在小说中的“本事”部份，最

大的“存在”（presence）就是历史。在导演临高望远，决定要讲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时，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如何抵受历史与爱情的诱惑。”60 换言之，历史与爱情是上海故事的关键，小说中着手重构的也就是一个“历史的上海”。“本事”发生于二次大战期间，那是中国现代历史最“丰盛”也最“悲哀”的时期。小说开首即提及赵眉与幼生本来与历史无关，只是他们无从躲避历史。例如幼生与赵眉相识的时候，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二人活在自己的天空下，历史与爱情，不存在，也与他们无关。”61 而赵眉则“从来不知道什么历史。”62 幼生则开始理解历史：“如果他开始理解历史，那是因为历史无处可躲。”63 对于“本事”中战乱时期的上海，小说里才有比较仔细的描绘：学校罢了课，街上满是购米的人龙，日军挥动鞭子向人群鞭打，路上有青黑的死人，有人急急挽着一袋军票，去换新法币。幼生在空无一人的图书馆读书，感到了被世界遗弃。校园里有人在吹小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明是极亢奋的歌曲，幼生还是感到了寂寞与悲哀。64漫长的战争过后，赵眉与幼生的故事跟着中国的近代史一步一步的发展，每个历史事件关键的场面，小说里都有详细的描写，例如赵眉与幼生在解放军入城的时候再次相遇：解放军入城时他们在人丛中见了面。军队操过了南京路，小号吹着《国际歌》阳光猛烈（我们多么快乐）。和平了么，怎能令人置信。和平了么，再没有血与饥饿了么。赵眉看到幼生，依然怯弱，而美丽。有人放了鞭炮。赵眉想冲过人群。但人这样多，她无法接近，她怕就此失去了幼生的踪影，便发狂的喊道：幼生，幼生，让我们重新开始。人群中有人听到了，便顺着喊：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赵眉流下了快乐的眼泪，她从来没为革命做过些什么，希望却在良好的意愿中诞生。65在似乎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之后，不久赵眉又陷入历史与政治的旋涡中，因为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义灭亲”地举报了她：他“大义灭亲”的举报了赵眉：旧世界的妓女。国民党走狗的情妇。属“杀关管”类。赵眉的说书院被封杀。她抱着琵琶在弄间呆坐。好像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似曾相识。66其后赵眉被派往安徽的固始农场劳改，但不久幼生与赵眉同样被揪出来：到后来不再有怨怼。他们都揪出去了，成了赵牛鬼，陈蛇神。幼生没精打采的上台被斗，甚至打瞌睡。赵眉却想到了自己及幼生的前半生，在一堆群斗的人群中，暖暖的记忆，母胎一样让人惆怅。小兵们看斗他们也没什么看头，也撵他们去牛棚算了。67最后赵眉在四十岁的时候想到：“历史的起起落落她不管。她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继而在中国三中全会以后，她透过评弹团到美国演出的时候离开了中国，与幼生告别。从以上的例子可见，《丰盛与悲哀》“本事”里的故事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事件不能分割。虽然这些例子蕴藏的上海地域特色并不明显，但这些从历史而来的片段，都是由上海这个饱历战乱的中国城市触发起来的。换言之，《丰盛与悲哀》所呈现的上海是一个昔日充满历史跌宕，现今充斥着消费主义与洋化青年的空洞城市，只剩下一个个符号般的地标，见证着上海的今非昔比。在这个由时间（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与无形的世界（电影故事）所构成的小说边界中，上海的先进和现代化的一面以及市民生活的民生一面，则相对地缺席了。总括而言，黄碧云在《丰盛与悲哀》里透过导演怀旧的视角（nostalgic gaze）打造的是一个不能重复的、传奇的、历史的上海，但结果小说中的电影因男主角患癌而未能如期完成，亦意味着这次重构昔日上海的意图最终失败。总结两篇小说的所呈现的视角与城市景观，《香港情与爱》集中叙写香港城市景观里世俗与熟悉的一面，淡化香港的新奇与冲击，并撇除历史，着眼于当下生活的真实。《丰盛与悲哀》里上海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它曾经的“丰盛”与历史造成的“悲哀”。因此城市的景观一

方面着眼于昔日上海的历史事件的细节，另一方面以符号化的地标表现今天上海的空洞与传统历史感的失落。

4.主题：传奇与世俗

香港与上海这两个城市分别对《香港情与爱》与《丰盛与悲哀》起着互相发明的作用。本节将以“世俗”与“传奇”两个概念串连这两篇小说以至这两个城市在文学中再现的关系。

4.1 王安忆：世俗传奇化

王安忆曾在一篇名为《“香港”是一个象征》的文章里提及她想写一个香港故事的动机：香港是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的含意，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这地方是将人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69《香港情与爱》是王安忆仅有的以香港命名的作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中所说的传奇就是《香港情与爱》。这段话的重点有二，第一，王安忆心里的香港“其实并非香港”，即不是“现实的”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的内容是由“普通的人生”与“传奇”的吊诡构成的。在同一篇文章内，王安忆又指出香港的人生同样存在“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特性：“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显见，几乎是裸露着的了。70而《香港情与爱》中的逢佳，就结合了奇迹性的相遇与逻辑的人生：和逢佳之间是不会有奇迹发生的，逢佳不是创造奇迹的浪漫的女人，老魏也过了渴望奇迹的年龄。他反而是希望一切都有缘有故、顺理成章，这样比较可靠，也比较安全，他不再喜欢那种倏忽间来，倏忽间去的事情了。71因此，《香港情与爱》中的香港也是奇迹与逻辑互相渗透，既有老魏与逢佳无名份的邂逅，同时亦有公寓中柴米油盐的人生。整体来说，《香港情与爱》的主题、城市与人物的关系是相对地简单和统一的。

4.2 黄碧云：传奇世俗化

相对于《香港情与爱》而言，《丰盛与悲哀》的主题与城市的关系较为复杂。笔者认为，《丰盛与悲哀》的主题是幻灭，与城市扣连后的主题就是一个城市的幻灭。小说中除了如前所述，以一个充满假像的电影行业作为城市的主要框架，“独白”部份更交代了演员与导演在这个行业所制造的假像与幻灭。女主角看到人生的假像：“减了三十磅，垫鼻隆胸，男人来者不拒。周刊说是我的第二春。我慢慢变得凡事很淡然，因知其不长久，一天就是一天，没工开便去泰国拜佛游泳，很好。”72 男主角则患了癌症，认识生命的假像：“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将戏演完。其实癌症也没什么，可以治好，只是心里理亏，不大敢让人知道。我也不知何时开始不怕死，可能那次摔下山崖开始。”73 导演则明白了电影的假像：“年轻时很渴望拍电影是因为有话要说。到有电影可拍时已经无话可说，有的只是几个故事；演员的脸孔、美术指导的颜色、画面组合、密不透风的片厂，所有的爱与欲、历史与革命、神话与幻梦，都在其中了。”74 最后，影片因男主角的病而没有如预期一般完成，而每人亦得到生命中的幻灭与启悟。黄碧云在《丰盛与悲哀》里极力要写出繁华上海传奇的虚妄，与她一直对“旧上海热”的不满有关。她最近在一篇杂文里再次提到有关的不满：上海之所以说成是“大都会”，非常讽刺的，是因为她像欧洲，她扮欧洲，她曾是列强的小殖民地。〔……〕那个“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世纪初好多人饿死，那绝不是一个值得回忆迷醉的黄金年代，为什么现在我们只愿意记忆张爱玲那个上海，那个有白俄钢琴教师咚咚教琴，有自来水有电车回厂的上海，而不记得柔石、殷夫及其它二十四名革命者被杀害，令鲁迅两年后才痛定思痛、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的上海呢？75从上文我们有理由相信，黄碧云对所谓上海的“传奇”实有撕破其假面的冲动，因而以一班香港电影人去重构一个“历史”的上海，并指出其不可能。总括而言，《香港情与爱》的主题在于从平凡的人生中“提炼”传奇；《丰盛与悲哀》则透过电影的重构，希望对昔日充满历史与爱情的诱惑的上海，找出历史不过是无可逃避、上海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的结论。这两种“世俗传奇化”和“传奇世俗化”的关系，正好带出两个被公认在香港与上海共同存在的特质：“世俗”与“传奇”。

5.总结：外来者视角下的“双城”

本文透过两篇以外来者视角出发的小说，探讨香港与上海这对“双城”在文学中的再现，笔者认为当中的差异是辩证的，既有统一的地方，亦有对立的地方。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外来者视觉制造的框框未必是认识城市的闭障，反而是透过地域上的“他者”（Other）来定义自身的机会。例如本文所探讨两个城市对历史与当下的回避与追寻，以及对世俗与传奇的反省，都是透过“他城”而定义“我城”的例子。标举城市书写的“外来性”，同时可以增加对城市的认识。此外，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城市景观未必能概括两个城市的相异或相同，反而再现城市的手法、视角、以至带出的概念或许更能展现城市里内在的相通。前者的重点是城市外在形式上的相似，后者则以城市的文化与气质为研究对象。这种城市研究重心的转移，相信亦有相当的启示。

注释：

1.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Reading the Modern Urban Novel”(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11.2.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p.6.'conceptual stimuli in the environment play a more fundamental role than mere formal perception, so that physical forms are assigned certain significations which then aid in directing behavior.'3.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p.9.'Modern urban life, then, is a landscape of partial visibilities and manifold possibilities that excludes in the very act of inviting.But the effect of inaccessibility differs with each city dweller,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his or her “outsiderness,” a theme I will return to in my discussion of the itinerary, my choice of texts.Cities intensify the human condition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choices, and inaccessibility.'4.王安忆：《香港情与爱》，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此小说另有一版本《香港的情与爱》，收入“王安忆自选集”中篇小说卷《香港的情与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502-577页。本文以台湾的单行本为准。5.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91-120页。6.李欧梵着，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2_年），301-315页。

7.李欧梵着，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315页。8.王安忆：《逐鹿中街》、《妙妙》，“王安忆自选集之三”中篇小说卷《香港的情与爱》，78-123页、384-424页。9.王安忆：《流逝》，“王安忆自选集之一”中篇小说卷《海上繁华梦》，1-83页。10.王德威：《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

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397页。11.三篇小说均收入小说集《其后》。黄碧云：《其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12.两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温柔与暴烈》。黄碧云：《温柔与暴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13.黄碧云：《失城》，《温柔与暴烈》，183-216页。14.黄碧云：《烈女图》，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15.转引自 Hana Wirth-Nesher, “City Codes”, p.1.'The city is a discoruse and this discoruse is truly a language: the city speaks to its inhabitants, we speak to our city, the city where we are, simply by living in it, by wandering through it, by looking at it.--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and the Urban”'16.王安忆：《香港情与爱》，5页。17.董启章：《怎样的“香港”产生怎样的“情与爱”？》，《说书人》（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72-175页。18.王安忆：《香港情与爱》，6页。19.王安忆：《香港情与爱》，8页。20.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5页。21.王安忆：《香港情与爱》，53页。22.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72页。23.引自王德威转述郜元宝的评语：“写实上的'流水账'”，见《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384页。24.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8页。25.董启章：《怎样的“香港”产生怎样的“情与爱”》，《说书人》，173页。26.董启章：《怎样的“香港”产生怎样的“情与爱”》，《说书人》，174页。27.王安忆：《长恨歌》（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8-20页。28.王安忆：《长恨歌》，18页。29.王安忆：《香港情与爱》，31页。30.王安忆：《香港情与爱》，34-35页。31.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1页。32.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3页33.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4页34.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35.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1-102页。36.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3页、95页。37.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4页。38.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39.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2页。40.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11页。

41.邵健伟：《褪色的社区：都市重建计划下的春秧街》，《香港空间制造》（郭恩慈编，香港：Crabs Company Limited, 1998），127-128页。“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北角进行大型填海工程，以作仓库及住宅之用。太平洋战争后，大量中国移民涌入香港，他们主要来自上海，并且大多数在北角一带聚居和谋生，当中不少人在北角进行居住物业的投资，而这类楼宇大部分都是售予那些希望在北角落叶生根的移民，由于在这段时期居住房地产的控制较宽松，上海籍居民可以在北角随意地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商人亦能够较自由地建立不同的和较奢侈的娱乐地方，好象明园、月园和丽池花园，一部分人希望藉此将上海的繁华带到新的居住地方。就这样一处原本杂乱无章的地方，便成了一个充满活力、魅力和热闹的区域，重现了旧上海的面貌，北角亦从始有”小上海“之称。”42.王安忆：《香港情与爱》，50页。43.王安忆：《香港情与爱》，90页。44.王安忆：《香港情与爱》，72页。45.王安忆：《香港情与爱》，49页、65页、96页、123页、134页。46.王安忆：《香港情与爱》，49页。47.王安忆：《香港倩与爱》，96页。48.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22-123页。49.王安忆：《香港情与爱》，19页。50.王安忆：《香港情与爱》，29页。51.王安忆：《香港情与爱》，9页。52.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4页。53.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4页。54.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4-95页。55.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56.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2页。57.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4页。58.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11页。59.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8-109页。60.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61.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62.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63.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0页。64.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1页。65.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3-104页。66.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06页。67.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10页。68.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111页。69.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乘火车旅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152-154页。70.王安忆：《“香港”是一个象征》，《乘火车旅行》，153页。71.王安忆：《香港情与爱》，23页。72.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6页。73.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6页。74.黄碧云：《丰盛与悲哀》，《温柔与暴烈》，98页。75.黄碧云：《繁花纷语录》，《明报》“世纪版”“后殖民志”专栏，202_年3月6日。

第四篇：王安忆演讲全文

“教育使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

【“教育使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王安忆演讲全文。”这句话出自著名作家王安忆在202_年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她的发言全文今天以“教育的意义”为题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副刊上发表。这个发言没有调侃（这两年一些大学校长们的调侃致辞颇为流行），但充满个性和人文思想，值得在此推荐。】

以下是王安忆的演讲全文：

同学们：

下午好。在这个庄严美好的时刻，能够代表导师们作一个发言，感到荣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你们更上一层，完成学业，真是令人欣喜的事情，我为你们高兴，更是羡慕你们。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身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以我这样一个对教育没什么经验的人来看教育，一方面是觉得深不可测，你可能穷一生也不能略知一二；但另一方面，似乎又很简单，那就是——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是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我想，假如我不能阅读，生活将是多么凄惨啊！受教育也许就是这样，使得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在今天这送别的时候，我不打算对你们谈论深奥的那一方面，因为那不可能由我来告诉你们，而是需要你们和我们共同探寻，一代又一代，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答案；所以，我只想对你们说些浅显的嘱咐。

首先，我建议你们不要尽想着有用，而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事物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因果逻辑都是循着用途连接和推动，那些边缘的次要的性质从因果链上碎裂下来，被淘汰出局，生活和人生本来是弥漫的氤氲般的形状，质地也具有弹性，如今越来越被过滤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并且单一。今年千分考面试的时候，我与一位报考临床医学的考生面谈，我们谈到医学伦理的问题，她说“安乐死”是一种奇怪的人道主义，我问为什么？这位女同学说，一个人的生与死不能用意义来核算，我说，你的意思是还有感情的因素，也就是关系到他的至亲、家人？她说也不是，而是——她思考了很久，说，生命本身就有价值，演讲稿《王安忆演讲全文》。我希望我们学校不要错过这位考生，她解释了我的关于有用和无用的观念。

其次，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这大约可说是生活的本质，只是这过程越来越被划分成细小短促的目的，偷窃了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乔布斯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是让世界更好了还是更不好，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后来的人们，会不会以为，存在就隐藏于那苹果机的屏幕之后，所有的到达与归来就在于手指头轻轻的一触碰。无论是体能还是智能的劳动全被缩减成零，我们还能做什么？又还需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更幸福了还是不幸福？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过程被轻视成为一种累赘，它核计为成本，然后被压缩甚至消除，为演算的方便考虑，它概括为符号，在这人工模拟的系统里，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实质性呢？假定说我们可以放弃认识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又如何去确定我们的目的？

第三，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竞争难免会将你们放置在对比之中，影响自我评定。竞争还会将你们纳入所谓主流价值体系，这也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而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倒不是说要傲视社会，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史只是一个阶段，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阶段里的阶段，所以，在我们可视的范围之外，实在有着更大的价值，而竞争会限制我们的参照物，在一时一地以内选择标准，决出胜负。而胜负的概念也是我们要警觉的，因为这里面已经潜在着不公平，只是用措辞平衡了合法性。

最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今天的教育确实有着许多问题，有一些还相当严重，可是无论怎么样，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它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公平地给予我们变好的机会，不仅使同学你们，也使我们，单是想着，你们慷慨将青春交给我们负责，就不敢有半点怠惰。感谢同学们！

········202_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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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第五篇：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上－1）（旧石器时代考古）

一、基本目的本课程是考古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课堂讲授和教学实习，要求学生掌握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知识和方法，了解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人类体质特征的发展和演化，能进行一般的旧石器考古田野调查工作，辨别真假石器，为进一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

第一章 序论和基础知识

第一节 序论

第二节 基础知识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早期

第一节 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

第二节 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

第三节 其他重要的直立人类化石和遗址

第四节 旧石器时代早期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经济生活

第三章 旧石器时代中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重要的人类化石和遗址

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

第四章 旧石器时代晚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重要的人类化石和遗址

第三节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细石器

第四节 旧石器时代晚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

三、教学方式

课堂授课为主，结合教学参观和实习。

教学参观和实习：

(1)3月中旬安排半天去北京郊区进行野外调查

(2)4月上旬安排一天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四、参考书目

理查德.利基 著，吴汝康等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2_年。

高星等主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_年

吕遵谔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 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2_年

中国考古学（上－2）（新石器时代考古）

一、基本目的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以下内容：

1，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体系

2，由考古学文化反映的人类历史演进过程

3，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简史和学术动态

二、内容提要

本课程系统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生和发展至青铜时代的全过程。重点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结果及其变迁；由考古学文化反映的人类历史诸方面，如文化与环境、农业起源与史前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和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等方面的内容。

三、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参观等教学手段

四、教材与参考书目

教材：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

1，《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年

3，张江凯：《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2_年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5年

5，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2_年

中国考古学（中－1）（商周考古）

一、基本目的本课是考古专业本科生基础课之一，系统讲授夏商周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讲授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各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等社会状况。结合文献与文字资料，探讨某些历史问题，使学生对夏商周考古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和重大学术问题有较全面的了解。

二、内容提要

1、夏商周考古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2、夏商周考古简史。

3、夏商周各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4、夏商周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

三、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参观。

四、教材与参考书/参考资料

● 考古论著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个人论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教材。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个人论著。

● 考古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文物出版社，202_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考古报告集殷墟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天马-曲村》（1980——1989年），科学出版社，202_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_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文字资料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中华书局，1988年。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中国考古学（中－2）（秦汉考古）

一、基本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了解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及学科发展现状，掌握秦汉考古基础知识，认识秦汉时期的文物。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丰富，要求学生结合考古教学，熟悉相关的古代文献，从而为今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内容提要

秦汉上迄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下至公元二世纪末，历经秦代、西汉、新莽、东汉几个王朝。秦汉时期，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地域辽阔的国家，其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本课程系统介绍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及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就重要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讲秦汉考古绪论

第二讲秦都咸阳与秦始皇陵

第三讲两汉都城与帝陵

第四讲汉代诸侯王列侯豪强大墓

第五讲汉代中小型墓葬

第六讲汉墓壁画、画像石与画像砖

第七讲汉代铁器

第八讲汉代铜器

第九讲汉代漆器

第十讲汉代陶瓷器

第十一讲 汉代纺织品

教学参观 ：国家博物馆、赛克勒考古博物馆、大葆台汉墓博物馆

三、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并辅以实地参观、实物考察以及录象、幻灯等，使教学形象化、生动化。

四、推荐教材或参考书/参考资料

·赵化成、高崇文 等著《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2_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_年

· 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中国考古学（下－1）

一、基本目的讲授历史考古的基本常识，介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使学生掌握历史考古的基本情况，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

二、内容提要

分两部分：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第一章绪说

一、历史概说

二、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三、考古分区与分期

第二章城市遗迹

一、曹魏－北齐邺城的调查与复原探索

二、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及外郭复原研究

三、吴王城和建康城

四、地方城、军镇与边塞

五、城市设计布局特征及其意义

第二章墓葬

一、帝陵的形制与陵园布局

二、北方墓葬类型、分期及等级制度

三、南方墓葬的类型、分期及等级制度

四、墓群与墓地问题

五、墓葬的装饰和壁画

六、随葬品组合与变化

第三章手工业与商业

一、瓷窑的发现与青瓷的发展

二、铜镜的谱系与货币种类

三、漆木器制造业的成就

第四章宗教遗迹

一、寺庙塔基的布局及其出土遗物

二、石窟寺的分布、形制、造像、壁画的演变

三、其它宗教遗迹与遗物

第五章边远地区遗迹

一、高句丽与鲜卑遗迹和遗物

二、西北地区的遗迹

第六章中外文化交流遗物

一、罗马、萨珊、粟特遗物

二、纺织、印染和对外贸易

隋唐五代考古

第一章绪说

一、隋唐五代时期历史与考古的特征

二、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三、考古分区与分期

第二章隋代考古

一、大兴城的发掘与复原

二、大兴城的设计布局及其渊源影响

三、隋代墓葬的分区与分期

四、隋代墓葬的墓壁装饰

五、随葬品的组合与变化

六、隋代瓷窑的分布与制瓷业的发展

七、铜镜、金银、玻璃、货币等手工及商业遗物

第三章唐代城市遗迹

一、唐代长安对隋大兴城的改变

二、宫殿遗迹的布局及其特征

三、东都洛阳城

四、唐代城市的等级制度

五、里坊制度的渊源、发展和破坏

六、唐代重要遗迹

第四章唐代陵墓

一、帝陵的陵园布局及其陪葬制度

二、“两京”地区的墓葬形制演变与等级制度

三、墓葬随葬品摆放位置、组合、演变

四、河西地区唐墓墓地布局、形制的特点及渊源

五、河东地区、辽东地区对唐墓制度的改变

六、长江中、下游地区唐墓形制的渊源

七、南方唐墓的分区及区域特征

八、唐代的壁画墓及墓壁装饰

第五章唐代手工业遗迹与遗物

一、窑系的形成及唐代制瓷成就

二、重要窑址的发掘

三、铜镜的谱系

四、金银器的分期与分区

五、纺织、印染和漆木等工艺区域性发展

第六章唐代交通和商业遗迹与遗物

一、扬州城的兴盛与工商业的发展

二、唐代货币的发展演变

三、“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有关外国遗物

四、新疆发现的“联珠纹锦”

第七章唐代边远地区遗迹

一、突厥、回鹘、回纥遗迹

二、渤海遗迹

三、吐番、南诏遗迹

第八章唐代宗教教遗迹

一、寺庙塔基的布局及其出土遗物

二、石窟寺的分布、形制、造像、壁画的演变

三、其它宗教遗迹与遗物

第九章五代十国考古

一、帝陵的发掘与研究二、五代、十国墓葬

三、瓷器窑系的发展与其他手工业成就

三、教学方式

教员讲授与参观相结合的形式，采用计算机教学。

四、推荐教材或参考书/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2_年。

3．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4．齐东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2_年。

5．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2_年。

6．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7．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相关考古报告及论著。

中国考古学（下－2）

一、基本目的历史时期考古（下）是宋元明时期的考古课程，是历史时期断代考古的课程，通过讲授考古调查、发掘发现的宋元明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使学生们了解宋元明考古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研究方法及相应的基础知识。进而通过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初步了解考古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工艺水平、艺术成就和组织结构等社会问题。学生通过此课程，为将来的专门研究建立志向和兴趣并获得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体系。

二、内容提要

课程包括序论和按朝代区分的内容。各个朝代的内容包括了城市遗迹（包括都城和地方城市及军事遗迹）、陵墓和手工业遗迹、遗物和文化艺术的遗存等内容。在相应章节中总结宋元明考古的历史背景、特点和研究方法的新情况；宋元明时期都城发展的规律，地方城市的类型和布局，手工业的总体发展和体系等。大体上涉及到宋元明考古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的部分占4－6学时，两宋考古占二分之一的比重，辽金元明各代根据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有所侧重的介绍都城、陵墓等内容，总体上占三分之一的课时。

三、教学方式

课堂授课为主，少量结合参观和研讨。

四、推荐教材或参考书/参考资料

1．徐苹芳：《宋元明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页486—49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3．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4．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1995年，台北。

5．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6．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2_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