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自汉传入我国，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不仅被中国文化和宗教所接纳吸收，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佛教经历了汉末六朝的流入传播时期，隋唐的鼎盛时期，宋元的多元化演化时期。

佛教产生的时间，相当于先秦诸子学说兴起的时期。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的迦比罗卫国（今天的尼泊尔境内），是净饭王王室太子，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贤人。古印度小国林立，连年攻战，人民痛苦不堪，释迦牟尼亦遭受了亡国灭族的痛苦，29岁时离家求道，寻求解脱人间痛苦之法。35岁时在伽耶（今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端坐沉思，经七天七夜悟出“四谛”的真理而觉悟成道，因而被称为“佛”或“佛陀”，既觉悟者，此后传教四十五年，形成“僧伽”宗教团体。孔雀王朝兴起，阿育王皈依佛教，支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开始在印度流行。

中国佛教界普遍认为，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前，遣使求法即“永平求法”是佛法传入的开始。由于秦汉之际，神仙方术和谶纬神学的盛行，造成佛教流入的宗教气氛，内地与西域的沟通往来的“丝绸之路”，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便利。《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少时好游侠，------晚节更喜黄老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大加赞赏。汉桓帝即位，“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说明当时上流社会已广泛受到佛教的影响。三国时期，佛教流布于民间。以曹魏时朱士行出家为释起，有了汉族僧侣。

魏晋之时，玄学兴起，士人以清淡玄道为风尚，一批中外僧人如竺法护、道安、支盾、僧肇、慧远等附同玄学，以佛教本有的义理与之相应，使佛教以玄学化的面目而流行。当时，佛教的大量活动是佛经翻译。安息僧人安时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系统介绍小乘佛学及禅宗，还有一些佛经翻译，但经义传播仅限于灵魂不灭、轮回报应、继嗣受福一类粗浅合俗之物。三国两晋时期，康僧会、康僧凯、支谦、帛延、竺法护等翻译了几百部佛教经典，系统介绍大乘佛学，开道安的般若学之先河。县柯伽罗和昙谛翻译的《僧祗戒心》和《昙无德羯磨》，并依戒律举行传戒仪式，助长了佛教势力的扩大。东晋至刘宋时期，般若学最为流行，它以性空学说与玄学贵无论相为诠释，形成玄学化佛学，有六家七宗之分，即以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以于法开为代表的识含宗、以道壹为代表的幻化宗、以支愍度为代表的心无义宗、以于道邃为代表的缘会宗。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则以佛教中观学说对六家七宗作批判性的总结，强调即体既用，反对割裂体用（割裂现象与本质），其理论称为中道义，是玄学化佛学的最高理论成就。道安的弟子慧远在江南结交名士，作《三报》、《沙门不敬王者》，倡导往生净土，开净土宗之先河。

佛教在六朝的传播，依玄风而起，乘儒学衰落而入，但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已有相当根基的道教也视佛教为异端，因而佛教的传入自然遇阻。儒释道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领域展开了多次论战和斗争，主要围绕“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危国论”四个问题展开论争。

《白黑论》是南朝刘宋初年著名僧人慧琳所著，他受到宋文帝的器重，参与朝政，人称“黑衣宰相”。在他的论著中，他假设“白学先生”（儒）和“黑学先生”（佛），比较儒佛两家的优劣，批判般若学的性空理论，指出佛学以空无立义，却用福乐设教，教人不贪却利欲诱人去布施修寺，用因果报应吓人，这非但不能息欲宁神，反而煽动利欲之心，主张“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也就是要儒佛“殊途而同归”。此论一出，慧琳被视为佛界叛徒，却受到宋文帝的赞赏和儒家官僚何承天的支持，而文人宗炳不以为然，著《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主张“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何承天又作〈达性论〉予以反驳，颜延之、罗含、范泰、谢灵运、何尚之亦各抒己见，使“白黑论”的儒佛之争，逐渐发展为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在东晋虞冰、桓玄执政时期开始了夷夏之争，以“王教不得不一”为由，诏令沙门跪敬王者，引起儒释道的长期争论。何充认为佛教有助于生化，慧远认为沙门礼仪虽异于俗，但“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以佛教为内道，以儒学为外道，认为“内外之道可合”。刘宋末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认为华夷异俗，“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下弃妻，上废宗祀”，认为道优而佛劣。明僧绍、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释慧通、释僧愍等撰论批驳。

神灭论之争是针对慧远等人主张“异薪传火”的神不灭论而起的，自慧远后，宗炳提出“神妙形粗”，郑鲜之提出“神理独绝，器所不邻”，继续鼓吹神不灭论，无神论者范缜以“神形相须”，“形称其质，神言其用”的形神一元论反驳宗教唯心论。北魏邢子才也主张神灭论，认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范缜的驳难，使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发动朝贵60余人与之反驳，范缜所向披靡。

危国论是针对佛教利国还是破国的辩论。在夷夏之争中，有人假托张融之名撰《三破论》，从道教的立场诋毁佛法，所谓“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认为“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国，本止西域”，是“胡人无仁，刚强无礼，不异禽兽，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象以教化之”，“胡人粗犷，欲断其恶种，故令男娶妻，女不嫁夫，一国淘汰，自然灭尽”，刘勰作《灭惑论》、释僧顺作《释三破论》、释玄光作《辩惑论》加以驳斥。与此同时，在北朝对佛经展开武器批判，在北魏、北周两代先后掀两次灭佛运动。魏太武帝时，国家奉行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在长安佛寺发现藏有兵器、财物、和妇女，太武帝指责佛教“盖大奸之魁”，要“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诏令境内尽坑沙门，毁佛像胡经。由于寇谦之和太子的同情，才不致杀戮过甚。北周武帝时，本循令事佛，但寺僧日多，国库收入锐减，僧徒滋事生非，周武帝先后七次召集百官与僧道辩论三教先后，亲讲〈礼记〉以崇儒学佛教徒以阿鼻地狱相挟恐吓，周武帝不为所动，反而声称“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禁佛，对佛道二教尽行禁止，命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大臣，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北方佛寺一时尽数扫尽。

在六朝时期佛教受到排斥，除了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外，从思想文化上看，它是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冲突的表现。它表明任何外来文化如果不适应民族大众的文化心理，反而要求民众完全服从其文化规范，是难以立足的；其次，中国向来没有印度社会僧侣的高爵厚俸的习俗，部分佛教徒以宗教名义满足个人私欲，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感，佛教徒自我中心的过分膨胀，侵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其冲突在所难免。

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道教和佛教经过了三百余年的撞击，相互吸收融通，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格局，佛教吸收儒道学说以适应中华民族的文化环境，又加之其本身的思想深度，开始了完善化的发展阶段，逐渐达到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幼时受女尼智仙抚养，后由智仙辅佐而取代北周，即位后则一反周武废佛之道，诏令恢复佛教。在位二十年，“度僧尼23万、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治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隋文帝吸取前代帝王崇佛排佛的极端为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思想统政策。首先，在京城建大兴善寺，以学问僧组成“25众”作为国家管理佛教的中心和“国寺”，将佛教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其次，对道教也采取宽容政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同致”，并在儒家崇拜的五岳建造僧寺，以促使三教合流。其后，隋炀帝也保护佛教发展以确保王权。在隋代，宽松的宗教政策，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使佛教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有较大的发展。在组织上，由各类师说转而发展为大型宗教，出现了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在理论上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不同教派的理论著作。并将南北朝已有的判教方法加以发展，如天台宗的智采用“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为天台宗的建宗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制造理论依据。李渊在太原起兵，佛道二教都曾为李氏密授符命，捐助饷兵。公元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突击端门事件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陕西凤翔、河北唐县、河南洛阳、山西马邑等地僧众纷纷揭竿而起，对唐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唐朝立国之初，却以道教为重，主要是为了高标门阀、以为自重。唐初的佛道之争就是以李唐王族崇道为发端，高祖时傅奕多次上表斥佛，僧人法琳、智实也纷纷上表著论反驳，而王室认为自身出于老子一系而维护道教，首次佛道之争以佛教徒败北而告终。随着统治的稳定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李唐王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太宗不仅亲临佛寺斋供财施，自称菩萨戒弟子，而且向寺僧解释：“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表明道先佛后的政策有一定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李唐对佛道二教均非真正崇信，他们真正倚重的是儒学，太宗曾说，“朕今之所好，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以儒学为中心，协调三教关系是唐代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议题，让儒佛道各讲其经，创造出“三教谈论”的合流方式，所谓“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命令佛道之间不得相互攻击，为宗教文化与思想伦理、政治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唐代佛教在武周时期达到极盛，由于夺取政权的需要，武则天崇佛抑道，佛教徒投起所好，制造图谶符瑞和佛教经典为她大造舆论。公元668年武承嗣造瑞石于洛水，刻“吾母临人，永昌帝业”，“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僧人造《大玄经》谓“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添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

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新内容，宣传武则天称帝是佛意所在。武则天即位就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她着重扶持华严宗，鉴于禅宗影响日益加深，她又命神秀、慧安等禅师入京，新加礼拜，确定支持山东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的发展。玄宗即位，秉承李唐家风，对佛教多加限制，也为《金刚经》作注，礼遇天竺番僧，又为密宗佛教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唐代兴起的佛教宗派有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真言宗等极有影响的派别，它们虽意见不一，却都是脱离印度佛教中心的中国化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创立，全然是中国佛教的重大革新运动。禅宗主张佛性本有，不假外求，因此不必诵经习禅，也不必苦行渐修，破除偶像崇拜和

守经义的传统，印度佛教原有的经义教规失去权威地位。禅宗还主张即事修行，强调入世即出世，认为“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青青黄花，皆是般若”，强烈透露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气息。到南禅兴起后，更讲究“三教合一”和“农禅合一”，树立起“一日不作既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体现中华民族的勤劳本色。由于禅宗对佛教的改革能较好适应民族的文化心理，所以很快发展成为中唐以后最大的佛教宗派，加之农禅合一和百丈清规等特有的劳动教规，所以“会昌禁佛”以后，佛教普遍衰落的时候，禅宗却能顽强延续。

佛教在唐代的急剧发展，使僧侣阶层的经济利益得以膨胀，寺院经济急剧扩大，上层僧侣的富贵权势达到与世俗地主匹敌的地步。寺院经济的膨胀引起与世俗地主阶层的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国库日虚，社会佛教意识的高涨，宪宗之时，韩愈反对皇室主持迎奉佛骨的仪式，继承并发挥了唐初傅奕反佛的思想，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法，违反伦理纲常，否认国家至上，要求加以禁绝。唐武宗时，由于道士赵归真的煽动，也出于财政经济的考虑，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除了保留少部分僧侣寺庙外，毁寺4460所，还俗僧尼26万，没收田地数千万顷，解奴婢15万人。“会昌法难”后，佛教衰落，其他外来宗教摩尼教、袄教、景教也一同被禁。在五代，北方处于战乱状态，大量佛教寺院被毁，佛教的存在对统治者横征暴敛造成严重阻碍，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政策。由于南方的战事较少，经济文化中心便逐渐南移，佛教在各国都能得到保护，也因此而南迁，禅宗五派有四家在南方，南方十国佛教以吴越、南唐、闽为最盛，天台宗、禅宗在此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二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中 国 佛 教 两 千 年

汉：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这时汉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供印度来的僧人竺法兰与摄摩腾居住，并且译出了第一本佛经——《四十二章经》。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魏晋：走出依附的道路

魏晋时期，所译佛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小乘经典相对完备；佛教的义学有了迅速的发展，佛学正在开始从依附老庄玄学独立出来，佛道儒三家相互影响和竞争；僧团的戒律学也有了进展，律藏被首次译出，汉地佛教汉人授戒已经形成制度；汉人对于佛教义理已经有了自觉的需要，开始走出汉地到西方去求得佛经。佛教已经开始从贵族府第走向了社会，在民间流传开来。

这时盛行玄学和佛教般若学说，佛教界因对《般若经》中的“诸法性空”的基本思想产生不同的见解，出现了“六家七宗”的学派。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著名人物，朱士行是第一个到西方求取佛经的人，鸠摩罗什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南北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

北朝佛教重视戒律与禅定，推动了起塔造像的活动。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弥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禅学发达，对后出的禅宗产生影响。南朝的禅学对后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响，南方的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讨论佛性思想众说纷纭，据说达11家之多。

南北朝译经事业非常繁荣和发达，国家组织译场，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中国僧人自己撰写佛书，甚至编纂伪经。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经典为主的学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众多，法显和宋云、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由于南北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佛教的急速发展，遂与儒道二家发生冲突。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谁高谁低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的活动。

隋唐：走向鼎盛时代

隋唐时期，佛教的兴隆与国家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隋代几位皇帝对佛教非常尊敬，唐代大多数的统治者也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倡佛教。在民间，佛教也广泛流传。在僧人中有不少学问高超的人，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佛教理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印度取经留学，回国以后在国家组织的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玄奘是其中最突出的伟人。而由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则更多，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佛学的繁荣。

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与佛教义学的研习论争，僧人对佛教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上地域性的佛教特点，中国佛教的品格最终形成，标志

着外来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融合，中国佛教真正走向自立。自中国第一个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出现之后，先后又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几个宗派形成。

佛教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哲学、艺术、建筑等领域，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流向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同时，汉地佛教还先后传入了西藏地区、云南傣族和大理白族地区，对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世纪中叶，唐武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4次灭佛的行动，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原有的几个宗派只剩下禅宗与净土宗，佛教遂转入低潮。晚唐五代之后，只有禅宗还有发展，净土宗在流行。

宋辽金元：从高峰跌到低谷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最终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对佛教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佛教来为国家创造收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汉文大藏经。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在理论上，佛学与儒学和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发展主流。佛教界内部则融和禅净二宗。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动辄斋僧，民间流行“邑社”的团体。金人治国用儒术，辅助社会用佛教，留给后世的是刻本大藏经《赵城藏》。

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以喇嘛为帝师，特别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西藏和蒙古地区。在藏地，佛教出现了数支派别；在内地，天台宗流行于江浙一带，还有宋以来形成的白莲教和白云宗。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民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明清：最终变得衰落

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

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三教合流更为明显。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清末，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一些居士自成体系，刻意讲学传法、刻经流通，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

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但出于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优礼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

在藏区和蒙古地区，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云南边陲地区，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

近现代：找一条新路

民国时期，佛教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广泛宣传，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制度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

佛教为了救教，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试图重新振兴佛教。释太虚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张，但成效不大。一些学者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有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以居士为主的团体，与僧伽并立，他们推崇较理性的知识佛教，注重义理的研究。随着世界佛学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三大派首次真正统一到刚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下面，有了新的气象。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界开始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寺院得到修复，佛教界人士地位提高，对外交流频繁。佛学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热点，成果丰硕。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并影响了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中国的大乘佛教走上世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附注一： 跨进西天佛国 什么是佛：

佛教里对「佛」的解释与用法很广泛。除了指获得觉悟的释迦牟尼外，认为在释迦牟尼之前之后，在不同的世界里，还有许许多多「佛」，例如阿弥陀佛、弥勒佛等等。

早期的佛教认为「佛」是获得了圆满的觉悟者，永远受到尊敬和崇拜，世俗之人很难达到他的境界。再往后的佛教主张不仅是自己觉悟，也能让他人获得解脱的才是佛。佛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内在的把握与努力的方向。所以佛教强调，每个人都有觉悟成佛的机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做到「心中有佛」。推而广之，佛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充满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几个不同的时段里。总之，「佛」的本意是「觉悟」，凡是拥有这种觉悟精神的人与物都可以称为佛。什么是佛教：

佛教历史悠久，公元前5至6世纪时产生于古印度，至今已有2,500余年。教主释迦牟尼（）经过修行获得了觉悟，因而创教。在印度梵语中「觉悟」写作「Buddha」，音译「佛陀」，简称为「佛」。于是后人就将他创立的宗教尊称为「佛教」，按字面意思讲，就是「觉悟的宗教」。

佛教自创立之后，在公元前3世纪从印度开始向斯里兰卡、缅甸等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传播。在公元前后，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再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国。18世纪时又流向欧洲、美国等地，现已遍布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佛教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传入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最终成为各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深远。佛教信徒由出家的僧人和在家的居士组成，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佛教派别，寺庙是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场地。佛教有自己的完整仪式和尊崇的神祇，其经典都是用各国文字写成。世界上现有佛教徒超过3亿人，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

佛教基本教义：

佛教理论庞杂，博大精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佛教的整个教义由戒、定、慧三部分组成。「戒」是指戒律；「定」是禅定，这是佛教徒修行的一种方法；「慧」是智慧，这是佛教的理论的总合。但是具体而论，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可以从这几方面表现出来：

「四谛」，是佛教的人生观。「谛」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种。佛教将现实世界看成是虚幻的，整个世界与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要人们通过修行的办法解脱这些痛苦，最后到达一个清净美妙的世界。

「八正道」，是灭苦的途径。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陀认为，这八种正确途径是每个寻求解脱的佛教徒的修行法门。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认识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关系，都是相对的存在关系或条件。从人生观来讲，就是「十二缘起」，也即是人的生命的起源和过程是依赖于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之十二个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而构成生命的不断循环。其中从无明到老死是顺观，可以看到人生的发展过程。由老死到无明是逆观，可以看到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

大乘、小乘佛教：

释迦牟尼圆寂后的约100年之间，是「原始佛教」时期。之后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多个派别，印度佛教进入了众派林立的时期，史称「部派

佛教」。约在公元前后，一些北印度的佛教徒不满僧团的腐化，自己创立了新派。为了将本派与部派佛教区别开来，他们自称是「大乘」，意为走在大道的车辆，而将过去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统称「小乘」，斥为在小道行驶的车辆。到现在，因年代久远，这个称呼已经约定俗成，不再有褒贬的意思了。

大乘佛教主要流传在亚洲的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北方地区，小乘佛教主要流行在南亚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南方以及中国云南边陲的傣族等民族地区。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小乘，而认为自己是佛教的上座部的传人，自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在某些场合滥用「小乘」。又由于他们的佛经用巴利文撰写，故又称「巴利语系佛教」。

汉传、藏传、南传佛教：

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最早的一支是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达由南印度渡海将佛教传入到楞伽岛（今斯里兰卡）。这是佛教自印度向南方地区传播，称为「南传佛教」，也即现在的「南方上座部佛教」。

公元前后，在北印度的佛教徒通过中亚地区（即现今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等地），以及当时的西域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这一支佛教因为使用汉语的佛经，故称为「汉传佛教」或「汉语系佛教」。

10世纪左右，印度佛教通过尼泊尔传入中国的西藏和青海地区，以后又传入蒙古地区，称为「藏传佛教」。因这一支使用藏文经典，又称「藏语系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只有中国的佛教囊括了汉传、藏传、南传三支，他们好比一家的三个兄弟，或者是一棵大树分出的三根支干。

附注二：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将它作为方术的一种来看待，翻译的佛经也多采用儒家和道家或道教的名词。随着佛教的影响与势力逐步增大，它特有的品格渐渐地凸显出来，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性亦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佛教开始与儒、道两家并立，最后鼎立为三。

佛教在教义上劝人行善，要人忍让，符合中国人的伦理。同时它又开出了予人解脱的药方，给人慰藉，在实践上要人坐禅，对人的身体与精神有益，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佛教在理论上思维细密，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加以研究，不断提高它的文化地位。佛教的经书文学性强，有很多有益于人类智慧开发的故事，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

此外，佛教本身也积极向中国传统思想靠拢，吸收儒道二家的思想理论，要人行孝，遵守伦理纲常，主张维护现行的统治和社会秩序。佛教寺院按照中国传统家庭的形式进行管理，僧人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吃饭与生活问题，不给社会造成负担。

总之，正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最终在中国佛教徒的改造下，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走完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第三篇：佛教的起源与传播

什么是佛教？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010-01-30 19:51

此为净空老法师开示：

我们想要认识佛教，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佛’？

什么是‘法’？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佛教’？

这几个问题，对于我们修学，关系非常之大。‘佛’这一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它是‘智慧、觉悟’的意思。当年为什么不用‘智、觉’这两个字来翻译，而采‘佛陀’这个音译呢？因为佛陀的含意，是无限的深广，我们中国字汇里的智、觉二字不能够全部包括，因此，就采用音译，然后再加以注解。‘佛’这一个字，有体、有用。从它的本体上说是‘智慧’，从它的作用上来讲是‘觉悟’。

就体上讲，智有三种：

第一、‘一切智’：用现代哲学的名词来讲，就是正确的了解宇宙的本体；这样的智慧，在佛法里称为‘一切智’。

第二、‘道种智’：种是指种种繁多的现象，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无量无边，这许许多多的现象，怎么产生的？从那里来的？现象、过程如何？后来结果如何？能够正确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叫做‘道种智’。

第三、‘一切种智’：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没有一丝毫的迷惑，也没有一丝毫的差误，这样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

释迦牟尼佛，具足这三种智。由这个智慧起作用，当然，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得到完全正确的了解。智慧起用就是大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觉’也有三类：第一、是自己觉悟了。第二、是能够帮助别人觉悟，这叫做觉他。第三、是圆满的觉悟。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这些人自己觉悟。他们自觉之后，还没有发心，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觉悟；经典里常常说这是小乘人。大乘菩萨自觉之后，能够主动的去帮助一切希望觉悟的人。‘希望觉悟’，就是机缘成熟，菩萨一定会主动的帮助他，使他从自觉到究竟圆满的觉悟。这‘究竟圆满’正如同其他宗教里面赞美‘全知全能’的主——上帝——一样，在佛教称之为‘佛陀’。佛告诉我们，这样圆满的智慧德能，‘觉’就是它的德能，它的作用，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圆觉经中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也是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换句话说，众生与佛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现在我们把智慧德能都失掉了！怎么失掉的？佛用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这就是我们的病根之所在。我们从佛境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受妄想、执著之害；每天还在继续不断的搞生死轮回，也是妄想、执著；生活过得这么苦，还是妄想、执著。妄想、执著的确是一切迷惑、灾难的病根啊！妄想、执著去掉一分，我们就得一分自在，就恢复一分的智觉；要把妄想、执著断得干干净净，我们的佛性就重新又恢复了，恢复到本来佛了，这个事实真相佛在大经里面明白的告诉了我们。

大智大觉的物件，就是无尽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万事万物。这个‘万’不是数字，只是形容极多——无量的无量。佛经上常说，人身上一根汗毛，或说微尘，这是讲小的。‘正报’小的毛端，‘依报’小的微尘；大的可到虚空法界，这一切事物就是我们智觉的物件，佛用一个代名词代表这些万事万物，这个代名词就叫做‘法’。所以‘佛法’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无尽的智慧、觉悟，觉了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中国人常讲‘佛法无边’，确实是无量无边。所觉的物件没有边际，能觉的智慧也没有边际。这无量无边的智觉，诸位要记住，是自己的本能。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那就是佛跟我们讲：‘我们本能的智觉与智觉的物件（宇宙人生万事万物），是一不是二。’这个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实在说，如果我们很冷静的去思惟、观察：假如佛所说的这句话真的能成立——这个智觉是究竟圆满的——，那这句话就可以相信，我们便应该相信；如果说‘能知’跟‘所知’是对立的，这个智与觉就很难讲到圆满；换句话说，那是有限的，不是究竟圆满的。但是佛告诉我们，‘能知、能觉’与‘所知、所觉’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也就是华严最真实、最圆满、最高的境界。净土宗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属于一真法界。以上，我们明了‘佛法’这个名词的含意，对于什么叫‘佛法’，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

民国初年有一位欧阳竟无先生，是当代的大佛学家，他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的佛教人材，有出家的，有在家的。这一位大师，于民国十二年，在第四中山大学（现称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当时在中国引起相当的震撼。他举了很多例子为佛法正名。这篇讲演由王恩洋居士整理印成小册，台湾也有流通，诸位仔细看看，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佛教的主要内容

佛教究竟讲些什么？简单地讲包括二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人生问题。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对人生的思考开始的，他深入考察了人的生、老、病、死诸多苦难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皆苦”，随着探讨了这些苦难的原因，指出解脱人生苦难的途经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阐述了人生现象的本质。这些是佛教教义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二是从探索人生问题出发，继了探索了人与宇宙交涉的问题，由此而开展寻求宇宙的“真实”，形成了“缘起”、“无常”、“无我”的世界观。这些是佛教经典中最有哲学色彩的理论，也是佛教的哲学基础。

佛教

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陀教育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事理，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还要多。时间上，它讲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上，它讲我们眼前的生活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所以它是教学、是教育，不是宗教；它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中国孔子的教育、是讲一世（一生——从生到死的教育。佛法是三世的教育，讲过去、现在、未来。佛教真的是教育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疑问就会消除。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教学才有师生的称呼，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根本的老师（本师），就是表示这个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他是第一位创办人。学佛人自称为“弟子”，弟子是中国古时候学生的自称。由这些称呼，我们知道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就宗教而言，上帝与信徒不是师生关系。佛门则是清清楚楚说明，佛与我们是师生关系；我们与菩萨是同学的关系——菩萨是佛早期的学生，我们是佛现在的学生。我们与菩萨是前后期同学，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其实在一个寺院里只有一位和尚。“和尚”是印度话，翻作“亲教师”。就是亲自教导我的老师，就像现在学校里的指导教授，他是直接指导我的，关系非常亲近、密切。他若是不直接指导我，就称他为“法师”，这如同学校里的老师很多，但他没有上过我的课，没有指导过我。“和尚”与“法师”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些称呼在教育里才有，宗教里面没有这种称呼。由此可以证明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再从佛教道场的组织（中国佛教寺院）来看，寺院是佛教教学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教育机构，就像现在的学校与博物馆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就是现代所讲的艺术教学。现代人处处讲艺术，佛教在二、三千年前就实行艺术教学了。从寺院的组织也能看出它与现代的学校大致相同。“和尚”相当于学校校长，是主持教学政策的人，课程是他制定的，教师是他聘请的，这是和尚的职责。和尚下面有三位帮助他的人，佛家称为纲领执事，分掌三个部门：掌管教务的称“首座”；掌管训导的称“维那”；掌管总务的称“监院”。名称与学校不相同，实际上他们管的事务跟现代学校里面的教务、督导、总务没有两样，可知寺院机构的组织确实是一所学校，是一所非常完整的学校。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丛林”就是佛教大学。我们从佛教的起源，一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可见它的确是一个教学的体系，这事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这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佛他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他是生于周昭王廿六年甲寅，跟现代外国人考据不一样，年代相差很多。佛入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通常讲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岁，实际是七十九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是八十岁，实足年龄是七十九岁圆寂的。如果根据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年，应该是三千零十五年，虚云老和尚以及我们中国从前的古大德们，都是用中国的记载。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为自己的组成方面。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音乐、雕塑、美术等各个文化领域。从大的方面说，佛教教义中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净染（善恶）以及对心理作用的细密分析等，曾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过启示和推动作用，同时，它的悲观厌世、因果报应思想和对佛、菩萨、神鬼的迷信等，也对古代人民的精神发生过严重的麻醉腐蚀作用。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但不是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到中国来之后，因为是中国皇帝迎请他过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来了之后，与我们朝野人士谈的很投机，我们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常住中国。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来，为中国朝野所接受，来到中国之后，是国家招待他们，就好像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来接待，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与现在不相同，现在的外交部都在行政院之下，从前的外交部不归宰相管理，外交直接归皇帝管辖，那时的外交部也不叫这个名称，而叫做鸿胪寺。所以诸位要明了佛教中的寺是怎么来的？寺是汉朝的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皇帝督导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我们称做公卿，鸿胪寺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以后由于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这样一来，鸿胪寺不能长远招待他们，因此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九个寺增加到十个寺，这个寺就是佛寺，佛寺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当时首都在洛阳，故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寺，要知道这个寺的来源？它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它所办的事？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佛教它实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一点一定要明了，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儒家一样，是孔老夫子的教育，过去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古以来我们即晓得教育的重要，礼记学记篇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政治要能上轨道，人民要能过真正安和乐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育。中国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就是教育失败，教育政策错误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苦难。中国过去帝王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部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部，宰相下面六个部是以礼部为第一，把教育摆在第一，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的教育，但是它的教育的思想基础，跟我们中国教育的理想完全相应，中国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如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当时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皇帝下面就增加了一个佛教教育部，白马寺实在讲就是佛教的教育部，是归皇帝管的，而不是宰相管辖的，因此中国有了二个教育部，而佛教的教育以后比儒家教育更是普及，这是由于皇帝提倡，上行下效，没有多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与我们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实在讲，佛教到中国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了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非常之多，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所以佛教教育从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国家社会以及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与认真的学习，带给中国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是个很大的稳定力量，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与不可忽视的。当时的佛寺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译、经典的讲解、以及指导大众修行。以上是佛法传来中国的情形，我们了解以

后，再介绍佛法二字的释义。

佛教的由来

佛，是“佛陀”的略称。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思是“觉”或“觉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佛就是“最高的觉悟者”。

佛教，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性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因而释迦牟尼又称为佛祖、教主。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字叫作悉达多，因为他出身于释迦族（古印度的一个名族，为雅利安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加之他创立佛教的丰功伟绩，后世尊称他为“释迦牟尼”。“牟尼”意为明珠或宝珠，引申为圣人，所以“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多见载于一些有关佛传（佛陀传记）的经典中，这些佛传经典既有历史性的传记资料，又杂糅了不少传奇性的民间神话以及佛教初期不同教团的思想。这就形成了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的梵语系统，由印度北传至中国汉地和西藏以及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和南传佛教（以小乘佛教或称“上座部佛教”为主的巴利语系统，由印度南传至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爪哇等国，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布朗族）两大系统不尽一致的佛传经典。

释迦牟尼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印度等级制度森严的“种姓制”社会，“种姓”在印度称为“瓦尔那”，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婆罗门，即祭司，掌握教权，主持祭祀，就古代印度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个等级是刹帝利，即武士贵族，掌握军政大权，是古代印度世俗的统治者（释迦牟尼就出生于刹帝利种姓）；第三个等级是吠舍，即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古代印度社会的基本生产者；第四个等级是首陀罗，即奴隶、杂工和仆役，没有任何权利，是古代印度社会受歧视和压迫的被奴役者。

在释迦牟尼未创立佛教之前，印度盛行是婆罗门教，该教大约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当时由于婆罗门在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特权，日益引起婆罗门以外的人们的强烈不满。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婆罗门教并要求革新社会现状的新思潮，即所谓“沙门新思潮”。“沙门”是梵文Sramana的音译，意为“修道”，是对反婆罗门教思潮的各种派别的出家修道的人的总称。释迦牟尼在实践修行和寻求解脱初期，就主张人人平等，后来悟道成佛后更是把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当成佛教的根本。

佛教的起源与传播

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介绍佛陀的教法

“三藏”是指经藏、律藏、论藏，是佛陀的教法，是佛教的教义，是佛弟子依之修行的指南： 经藏：梵语音译“修多罗藏”，意译“契经藏”，凡所有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根机的佛陀教法，都属经藏。

律藏：梵语音译“毗奈耶藏”，意译“调伏藏”，是佛陀为调伏弟子心性，对治众生恶习所制定的教团生活规则。论藏：梵语音译“阿毗达磨藏”，意译“对法藏”，是佛弟子将经典教义加以论议、解释、整理，而成组织化、体系化的典籍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传教者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并住在当时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们建起的精舍，即洛阳白马寺里。此后，佛教便在中国广泛流传，此间在思想上也曾经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但就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调融，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请问佛教的内容及其与洛阳的关系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传教者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中国，并住在当时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们建起的精舍，即洛阳白马寺里。此后，佛教便在中国广泛流传，此间在思想上也曾经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但就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调融，终于汇入中国文化的巨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洛阳佛教的创立：乔达摩在印度恒河流域苦行6年，遍访名师。当时在印度盛行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主张善恶有因果，人世有轮回。乔达摩当时遍访的名师也主要是婆罗门教的道徒，他跟随他们学习了六年也没有什么收获。后来他行脚到一个叫佛陀加雅（Buddha Gaya）的地方，坐在一棵菩提树下苦思冥想，大彻大悟，终于悟出了一整套道理，佛教称为“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成佛。那棵树后来也就被叫做菩提树——智慧之树，佛陀加雅也称菩提道场（Bodhi-manda），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南。因是释迦牟尼坐菩提树下成道之处，所以极其有名。后来寺院颇多，是印度四大佛教圣迹之一。我国法显、玄奘等高僧都曾到此游历。

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寺院---白马寺的所在地~是佛教的释源和祖庭。

公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期间有一位皇帝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汉明帝。

中国东汉第二位皇帝――显宗孝明皇帝刘庄（公元28－75）是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光烈阴皇后。公元57－75年在位十九年，年号永平。

相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明日，传问群臣，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明帝即派遣大臣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取经。蔡愔、秦景邀请到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到洛阳。永平11年(公元68年)，汉明帝下令建白马寺(因摩腾、竺法兰来时由白马驮经故名白马寺)。白马寺位于今河南洛阳城东12公里处，号称“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摩腾、竺法兰在寺里讲经说法，宣扬佛教，并且翻译了一部《四十二章经》。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其实在西汉时期，因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已经在民间流传，但范围很小，由于汉明帝的鼓励和支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才开始加快。后来在历朝历代皇帝的扶持下，佛教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

第四篇：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国际间的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吸毒贩毒人数增多，色情行业沉渣泛起，艾滋病也在不经意之中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艾滋病进入中国

1985年6月，一位来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男子出现高烧、腹泻，在旅游当地采用多种抗菌素治疗，效果不好，后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医院会诊结果，初步判断为重症肺部感染，免疫缺陷症。虽经医护人员多方抢救，这名患者还是因卡氏肺囊虫肺炎不治身亡。当大洋彼岸传来有关该患者的确切病因，以及经国家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协助进行的患者血液HIV检验结果为阳性时，奋斗多日的医护人员才清醒地认识到：此人患的是艾滋病！这是在世界上最早报告艾滋病后的第4年，中国医生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目睹的艾滋病病例。

18个月后，一位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的旅美香港居民因腹胀吐泻住进福建省立医院内科病房，经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确诊，他患的是艾滋病胃肠综合症。这位入院３２天后死亡的患者，是中国大陆自己诊断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人。

在中国大陆首次发现艾滋病患者的当年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进行的血清学监测中，发现了５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其中有4例是因注射进口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血友病患者。在此后的３年里，我国又检出17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外国人。1989年对云南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艾滋病血清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89年8月19日，负责云南省艾滋病监测工作的病毒科科长马瑛利用同学关系，到地处中缅边境的瑞丽市戒毒所采得戒毒人员血样50份，检验结果使人惊愕：28份呈阳性！爆滋病病毒感染率为56％！1989年，我国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72人，其中外国人23人，吸毒者146人，性病患者1人，归国劳务人员２人，广东省随即发现15名流动献血员HIV抗体阳性。

以1989年在云南吸毒人群中发现感染为标志，中国大陆的艾滋病开始大面积高速度传播开来，尤其是近几年呈倍增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直在持续，这无疑为艾滋病的感染、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爱滋病传播的三个阶段

自1985年首例艾滋病患者发现以来，我国的艾滋病传播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8年）为国外病例输入期，这一时期艾滋病感染报告主要是来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分散在沿海一些城市。仅在浙江省发现4例因使用由美国进口的凝血VIII因子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第二阶段（1989-1993年）为散播期，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地区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标志此期的开始。同时，在归国劳工、性病病人和暗娼中亦有少量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

第三阶段（1994年-现在）为增长期，艾滋病病毒传播超出云南省的范围，在其他地区的注射毒品者和职业献血者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报告数量急剧上升，1990年之前，我国只有6个省、市地区报告有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云南为局部流行地区。1991年扩大到11个省份，1994年扩大到23个省、市、自治区，1998年6月底，青海省皑告了该省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标志着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至此，全国总共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676例，艾滋病病人301例。同时，经性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增多，但所占比例相对不大，还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1993年我国已有新生儿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报道。中国艾滋病的高危因素

吸毒和不安全性行为是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两项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从监测的情况看，感染者人群80％左右是吸毒人员共用注射器交叉感染造成。而吸毒女青年为了支付昂贵的毒资，常常以牺牲色相作为代价，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艾滋病的传播范围。

在我国，艾滋病首先多发于静脉吸毒人群，但和世界各国的流行趋势一致，经性传播造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预计将会迅速扩大。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艰苦努力，取缔了娼妓并在1964年向全世界宣布成功地消灭了性病。然而，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国门打开，国际交往增多，经济形势好转，娼妓现象死灰复燃。卖淫、嫖娼者成为主要的性病传播者，也成为艾滋病流行的最大隐患。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性交易中有报复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存在，因而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性就更大，并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性乱人群中增长加快。在上海的一项调查中，有68．2％的性从业人员表示，假使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的人表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会继续卖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病毒有意地传染给他人，理由是：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此外，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传播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并在一定范围内加速了艾滋病病毒的扩散。

1994年底至1995年初，我国已发现一定数量的和采供血有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的部分原因与非法采血有关。如1995年，在广东省检测了90000份卖血者的HIV抗体，其中15份呈阳性。迄今，已多次在广东境内发现因输血而受感染的病例。

1999年1月25日，群众举报位于晋北的大同市灵丘县城关镇城道坡村有人设立采血点非法采血，省、市、县警方和卫生防疫部门立即对该采血点进行了搜查，当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和4名卖血者，查获1台离心机和64包血浆。同日又根据卖血者的供词捣毁了另一窝点，收缴血袋1万多个。之后，又在城南一私人院落查获近3吨血浆和6个冰柜、1台离心机。经查，卖血者大多数是河南人和山西人。所采血浆分散贮藏后秘密销往华北、华南、华中等许多地区。而被抓获的18名涉案人员中，有16人染有多种性病；缴获的近3吨血浆中，全都含有性病病毒。但目前，我国尚缺乏精确评估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状况的资料。

由于目前在国内医疗界，一些医护人员的素质不高，或医疗设施太简陋，重复使用医疗器械的事情经常会发生。特别是那些走街串巷的江湖游医，更是不对器械做严格的消毒。例如，人们随时都可以在马路边上看到的什么验血型、扎耳眼的“大夫”，给这个做完，给那个做，根本不给器械消毒。反复使用的非医疗器械也是一个艾滋病的感染源，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各地成千上万的美容美发厅、理发店所使用的推子、剪刀、刮脸刀、剃刀上，由于这类器械各个店铺在使用时根本没有任何消毒措施，从而形成了传染艾滋病不可忽视的盲区。总之，中国卫生部的调查发现，中国已经有八种类型的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类型最多的国家之一。

当前，我国艾滋病已从传入期、散播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中国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前景不可乐观的地区。正如国务委员彭佩云同志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所说：“尽管中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局势越来越严峻。自1994年以来，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流行区域不断扩大，艾滋病感染者数量急剧上升，并已波及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中国未来艾滋病蔓延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如何对付艾滋病成为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必须立即行动和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艾滋病危机

致富光荣”,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这样告诫他的人民.为了维护其改革思想, 他还说: “如果你打开窗户换新鲜空气, 就得想到苍蝇也会飞进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艰难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 邓的这两句格言所描绘的前途和指明危险都已经显现得足够明确.虽然中国日益繁荣, 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环境在恶化 , 成堆的社会问题在冒头: 政治不稳定, 犯罪层出, 社会保险体系在衰退.中国,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面对着现代性带来的艰难选择:

收益与代价

但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的是，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本身加剧了其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中国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就是说明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例子, 一个将造成巨大影响的例子。一度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而不屑一顾的艾滋病问题仅仅到不久前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但是，可能已经太迟：中国正面临着一场规模庞大的传染病.中国政府将会发现, 战胜这场疾病是多么地艰难。

不断上升的势头

在忽视了数年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6月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参加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时令人震惊地宣布，中国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与先前官方统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2000年，被统计的病例数仅仅为22，517例。有人怀疑，考虑到操作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实际数字应该更高。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估计，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甚至或许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在中国大陆的22个省中，已经有7个省出现艾滋病严重泛滥，即将爆发的省有另外9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警告说，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将可能高达2000万。

在中国的部分省份中，艾滋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在中国与种植鸦片的缅甸，泰国和老挝接壤的南部边境，大范围的静脉吸毒现象曾经是早期艾滋病泛滥的原因。吸毒，以及随之而来的艾滋病传播模式，已经扩展到中国西北部新疆的贩毒路线沿线。此外，在中国人口第二大省，中部省份河南，已经成为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据一些国际非政府机构的专家称，河南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经高达120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不安全的集中采血系统。中国和西方的媒体重点报道了河南的“艾滋病村”，在那里80%的居民已经感染上病毒，其中60%以上已经成为艾滋病人。

根据卫生部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正在以30%的速度每年递增。更有甚之，卫生部付部长殷大奎 说，在2001年的头6个月中，实际发现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即便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较低的估计数和年增长幅度计算，中国到2010年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6百40万，甚至卫生部张部长也承认，如果感染率显著增长，感染人数可能达到1千万。与此相对照，美国在近20年前发现发现艾滋病，目前估计有90万名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 每年报告的新感染病例数为4万。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方法预测，中国在今后的5到10年也将跻身于世界上艾滋病泛滥最严重的国家。

这场危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该怎样对付它？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昔日的“外国”疾病在今天横扫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到中国近年出现的急剧的人口学的和社会学的变迁，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恶化。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将发展成为既是促使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因素又是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政府不仅不能适应艾滋病传播这个现实，而且越来越无法对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做出反应到了如此程度，在转机没有出现之前势必将发展得更加严重。

在毛泽东的时代，户口制度把人们限制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由于当时采取的食品定量以及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票证分配制度, 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脱户口制度管理.但是, 在当今的中国, 迁移的自由程度已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表达这种自由迁移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词, “流动人口”: 估计有１亿人离开了他们正式的居住地，一般是比较贫困的农村，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 他们得不到当地居民在住房, 医疗, 和教育方面的政府补贴.除了这个群体, 还有大约4千万人也参与到这个迁移潮流中来, 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 外出流动寻求生活出路。

这些飘泊不定的人群在今后几年将变成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和中年的男性和妇女构成, 他们正处于性最活跃的年龄阶段.根据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 流动工的81%处于15-49岁年龄组.其中一半的人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流动人口本身具有的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 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或者是文盲, 不会说普通话, 使卫生工作者对他们开展工作难上加难.作为没有注册, 没有档案的公民, 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因为他们情愿做被城市居民所鄙薄的低收入的和非法的工作, 往往游离于社会之外.如果他们卷入法律和财务纠纷而被迫返回故乡或者转移它乡, 他们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走到哪儿, 就会把病毒一路传播到哪儿。

更糟糕的是, 在中国很多地方, 这个群体中的静脉吸毒人数正在上升.绝望, 身居异乡, 在加上经济困难是许多人转向吸毒的原因.然而, 吸毒并没有局限在这个边缘或者说是远离社会的群体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人可以接触到毒品.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许多儿童被他们的父母,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惯坏, 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和自由, 而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被孩子们用来尝试毒品.这对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来说, 又是一个凶兆.不久前, 静脉吸毒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政府估计大约8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吸毒人员.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吸毒都是感染的主要途径, 但共用针头模式感染效应极高.中国政府声称中国目前的吸毒人员共有86万-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 – 这一群体将继续成为作用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因素。

求爱的危险

把吸毒群体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重点, 会使公众对高危险群体的认识产生误解。虽然到目前为止吸毒群体仍然构成中国病毒感染者群体的主要部分, 但是造成病毒传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异性恋人口中未经保护的性活动.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 只有不到10%的感染是由异性恋引起的(与同性恋相关的感染比例甚至更小).但是, 在中国15-49岁的7亿多人口中, 公共卫生专家仅仅在异性恋人口中就能毫不犹豫地想象出一个重要的病毒传播群体.随意的和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正显著增长.2001年的一项关于性和婚姻的调查显示, 只有27%的年轻调查对象认为首次性行为应当发生在婚后.与此相对照, 在他们父母一代人中持这中看法的人要占到84%。

中国性产业死灰复燃更让性乱现象越演越烈.卖淫曾和吸毒一样被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严格的社会规范中被彻底根除了.然而, 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显示, 像中国文明自身一样久远的性交易, 不仅根本没有消失, 而且正以燎原之势重现.根据中国警方的估计, 目前中国的妓女大约有4百万。

促使商业性性活动的发展的原因有新有老.收入差距加大, 部分妇女的贫困, 劳动力流动, 消费主义盛行都是原因.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中国现代生活中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给妇女造成的商品意识.对许多中国男人来说, 拥有第二个妻子或者说情人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就像拥有汽车和手机一样.这同不太久之前中国曾普遍存在有钱的男人可以娶一个以上妻子的做法相符合.此外, 在有些地方, 与生意有关的消遣包括嫖娼已经成了常规.一项关于个体户的报告指出, 经发现个体户, 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社会阶层中的男性常常被发现传播性病和介入与艾滋病相关的高危险的行为.与此同时, 新技术传播, 比如手机的发展, 使商业性性工作者得以走出传统的红灯区, 推动商业性性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同时也使规范和预防教育工作更加复杂化.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在中国由妓女传播的艾滋病正逐步增加.通过这种传播, 受到感染的嫖客再把他们身上的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或其他的性伙伴, 艾滋病毒就泛滥到了中国或中国以外的总人口(General Population)(或者再回到妓女群体传染上其它未被感染的性工作者).以东湾(音译, Dongguan)为例.地处广东省的东湾与香港边界相隔不远, 东湾的性工作者有30万名.这些妇女, 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和北方省份, 主要为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商人服务.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区, 来自台湾的生意人频繁光顾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 发廊, 按摩室, 和卡拉OK酒吧。

艾滋病毒在中国的另一个传播方式是同性恋性交, 尤其是男性同性恋性交.有人估计说, 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人数占男性总人口数的5-7%之间.据随着中国变得日益自由,同性恋正更加自由地活动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直到最近同性恋才被从精神异常病症种类名单上被取消, 而且一些报告说, 各地执法机构已经不再打击中国城市中的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俱乐部.不幸的是, 这种容忍可能有利与艾滋病的传播.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可以不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 那么, 相关的预防工作和治疗项目可能应当马上抵达这个易感群体。

传统和禁忌

除了大幅度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人们观念中的禁忌也是影响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因素.就举根深蒂固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来说, 中国最令人吃惊的人口学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每年新出生婴儿人数中的性别差异.年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正常值应当在大约105-100之间.然而, 据泰勒.怀特(Tyrene White, a scholar at Swarthmore College), 中国1995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4, 而1997年竟然发展到120.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集的资料, 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其实并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但仍然是惊人的: 在中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 性别比例是110比100.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在下一个10年中, 会有1千5百万结婚年龄的中国男人找到女性性伴的机会极少, 还不要说结婚。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加上1孩政策, 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的对男性后代的偏好, 以便传宗接代, 养老和增加收入.既然B超机可以辨认出他们未出生婴儿的性别, 那么就做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就算是非法也罢.但是这最终作用到了中国社会的构成上.那么最终, 新娘短缺就将强化男性对商业性性工作者的需求, 促使男性更多地流动到城市, 增加被拐骗妇女的人数, 增加逼良为娼和“强迫婚姻”的现象。

在中国, 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还让人们很难坦诚和公开地谈论性话题, 使艾滋病预防教育和其他预防措施很难开展.学校中的性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化,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末多的中国的青少年对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少得可怜.一项对4千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4%的人理解什么是艾滋病和艾滋病毒, 并知道这种病毒如何传播.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与病毒携带者共用器皿会导致传染.对艾滋病毒传播的无知也使人们把这种疾病与耻辱相联系, 这样一来, 就把问题深深地埋到阴影之中.被感染者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感到被人们疏远, 甚至就连他们的家人也拒绝接纳他们.更糟糕的是, 甚至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也存在严重的无知, 据披露, 出现过多例医院和诊所拒绝治疗艾滋病人的情况。

公共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泰国的性产业非常发达, 但他们一直通过教育, 颁布政府规定, 和开展预防项目来阻止艾滋病毒的蔓延.相反, 在中国, 虽然性观念在中国迅速变迁, 保守主义观念一直是宣传艾滋病知识教育活动的强有力障碍.举例来说, 在校园里放置安全套销售机的做法和树立宣传安全套促进的广告牌的做法一直受到严厉批评

第五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民教教案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

李秉衡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有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兹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籍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栎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数，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为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狠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猲抑太甚，积而不忍，以为官府不能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优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磐。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耳风。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殇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伤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奏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判定真伪

第一，史料来自《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则史料是地方巡抚给皇帝的一封奏折，清代的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真实性可想而知。它非常直接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较一般史料而言，更具有真实性。第二，这则史料出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虽然不能完全信任权威，但是既然这则史料被编入权威性的档案里，那肯定是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过，经过大量的对比、推断、考证，确认真实性。所以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大，真实程度比较高。第三，这则史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有相同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则史料的真实性。第四，就这则史料的内容而言，所记述的教士欺压民众在同时期的其他奏折中也有记载，如毓贤的《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褶》，朱祖谋的《山东民教不和殆宜持平办理褶》和《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等。共同说明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同样了证明了这则史料的可信度很大。第五，由于这个奏折出自地方官员只售，对地方事件的汇报不免受个人利益、个人认识、以及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这则史料记录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准确。

史料意义

这则史料属于档案史料，当代著名史学家李侃曾说：“没有档案和其他资料，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清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当中，各种历史档案，又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因此，档案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体来说有以下价值：揭秘解惑、编史修志，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很多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的政策和义和团发展的关系、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及对人民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关系、考察宗教在华传播的本质、通过宗教探索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个人谈谈义和团与宗教在山东的传播的关系。从上面史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民教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第二，山东政局不稳定，清政府采取弹压，镇压措施或安抚调节措施都不能处理好民教冲突问题；第三，人民受教会迫害时，清政府官吏没有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且没有按照事实来办理案件，保护人民。导致人民为了自保入教；第四，民教冲突频发区恰好是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和严重的地区。基督教压迫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清廷与西方之间，始终没有就传教活动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诸多教案最后普遍上升成为严重外交事件的主要原因。庙堂层面关于“教案”的解释，尽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反抗殖民侵略”，譬如“中西文化冲突”，如此种种，多少都有些道理。但在“教案”发生的“青萍之末”，“江湖之远”的广袤乡村，乡民们手持农器火把冲向教堂时，自有其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层面的考量——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细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往论及教案，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

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综上可述，基督教和天主教依靠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山东地区宣传教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传播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教会的压迫和侵略情况，所以民教的冲突不断，进而引发人民起义，如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