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 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 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 2 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二是“不蔓不枝” 的自立精神。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 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克己奉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难行。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二是务实守拙。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一要重教化。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另一方面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做到宽严相济，因为需要运用刑罚的案 件“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通书·刑》）除了执掌刑罚手段的人个人素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所以，运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三要倡宽容。周敦颐提倡要宽容。他认为，“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通书·爱敬》）所以，要允许人犯错误，只要他能改正，就要宽容，要让其自改为君子。

三、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其后近千年熠熠发光、泽被后世。特别是其“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个人修养，对党和人民失去感情，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导致精神家园坍塌，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理论学习。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党员干部要适应形势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修养和责任，珍惜大好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时间多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二要加强道德修养。“百行德为首。”当前，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颓废道德观念以及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冲击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许多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观念沦丧、道德品质滑坡开始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行事，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必修的课题。三要加强作风养成。作风问题，事关全局。当前，少数党员身上仍然存在思想不正、作风不实、信心不足、行为不端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 5 加强和改进作风，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必须始终洁身自爱，做到廉洁自律。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的诱惑，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做到权为民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观点，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权力的尊严，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按法律和制度规定用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防止手中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克服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专断性，特别要坚持民主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廉洁高效。

（四）必须强化宗旨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周敦颐是民本思想的优秀践行者。他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巧施计谋，通过上奏朝廷减轻端州百姓负担的做法就是一例。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既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更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要正确树立“三观”。一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党员干部干事业，必须用“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要以工作为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以力争一流的气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勤政为民，奋勇争先。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制定政策，推动改革，应充分论证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社会可承受的程度。要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第二篇：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周秋光

今年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近期，全国各地举行了一些纪念周子诞辰1000周年的活动及相关学术研讨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也颇具现实意义。周敦颐是北宋时期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15岁以前在家乡濂溪故里度过。从1040年23岁以后陆续地做到了州县一级的官吏，长达32年之久。周敦颐官虽做得不大，却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有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湖南人。

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周敦颐的地位和影响有三点：第一，他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可以说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他对于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开放的经典诠释态度。即将传统的汉唐笺注经学改造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心性之学”、形上之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生命化儒学的精神取向。即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存在与儒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三是融摄佛道的学术视野。即以立足于儒家的“仁义礼乐”来融摄佛道的精神境界。

第二，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他是出生在湖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是在屈原之后、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他的理学思想代表了湖湘文化在中古以后发展的高度。他对于湖南的贡献和影响：一是使得湖南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湖南在唐代在全国尚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同时这里“炎热”“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当时普遍被视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刘禹锡、褚遂良、张说、元结等人都是被贬来到湖南的。直到宋代，因为他著述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开创了宋明理学，才改变中原人对湖南的观感。二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在湖南有着很好的传承与发展。最先把他的理学在湖南传承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入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之后有张栻、朱熹、王夫之都在传承与发展他的学说。在王夫之之后又有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等人。其传承与发展可谓千年一脉，不曾中断。

第三，他的影响及于东亚一些国家，被这些国家誉为“亚圣”。正因为周敦颐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所以202_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中国思想家湖南籍的6人（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翦伯赞、吕振羽）中，第一个便是周敦颐，第二个是王夫之。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二、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三、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千年之后追怀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

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来自域外佛教文化的巨大挑战，两种文化碰撞的本质实际是宗教信仰与意义信仰的较量。周敦颐所极力主张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人为天地之灵秀”，它排除了以宗教方式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途径，也提醒人们不要将人格降低到缺乏自我意识的水平。强调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己，有所作为。他的这种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的价值取向非常了不起。为了重建意义信仰，他努力为学钻研、开拓创新，写出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著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助推儒学走出困境、第二次转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效果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二、周敦颐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做到 “中正仁义”这四个字：“中”就是要“惟中贵和”“尚中贵和”，就是要人们友善相处，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所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正”就是“清正廉洁”“扶正祛邪”“出淤泥而不染”，他比较莲（君子）、菊（隐逸）、牡丹（富贵）三者之间的取舍，认为隐逸不可取，富贵不足道，只有清廉、高洁、正直、有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径。这种寓意和提倡是为官者所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仁”就是要“以仁育万物”“爱人”“以民为本”，这是为政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义”就是讲的“立人之道”，要求为人者必须注重品性修养，是加强主体人格自我完善、实现人自身（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三、周敦颐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今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镜意义。周敦颐主张以仁义道德为贵，以身心安静为富，倡导通过提高人的自身修养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人际关系，并最终达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些思想精华历经千年的积淀，至今仍熠熠生辉。周敦颐提倡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主张以德治天下，慎用刑治，但又不是不要刑治。认为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是道德的保证，是实现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化社会的必要手段，因而主张慎刑。这与我们今天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是相通的。（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大教授、博导）

第三篇：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

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一种信念，展示一种形象，体现一种精神，就是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一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廉政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廉政文化作为先进的文化形态，反映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重要措施。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迫切需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力度，消除陈旧观念，突破陈规陋习，用健康向上的、先进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形成一种“强势”，既可以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又可以为他们克服不良风气、抵制各种各样诱惑腐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有利于更好地丰富和深化反腐倡廉教育的内涵，不断拓宽教育领域，提高教育效果；有利于营造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促进党群干群关系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和谐；有利于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和有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指导。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先进的廉政思想是廉政文化的灵魂，缺少了思想性，廉政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制度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廉政建设，必须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以先进的廉政文学艺术为载体。在建设廉政文化过程中，要遵循和把握廉政文化的发展规律，充分运用小说、戏剧、曲艺、诗歌、对联、书法、美术、漫画、廉政公益广告等艺术形式。如中央纪委组织开展的廉政歌曲创作演唱活动，在全社会兴起了传唱廉政歌曲的热潮。又如近些年的一些小说《抉择》、《省委书记》，电影《廉政风暴》，电视剧《天下粮仓》、《大明王朝》、《黑洞》、《黑冰》，报告文学《没有灵魂的家园》，话剧《非常男女》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

三、怎样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首要是把握思想性。廉政文化必须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突出廉政主题，把我们党提倡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个务必”、“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要求，并通过文化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人物榜样和示范引导作用，把廉政思想扎根在全社会，扎根在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从而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是把握艺术性。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文化特有的艺术感染力，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如陈毅的一首诗中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第三是把握创新性。要不断创新廉政文化的载体，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载体，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场馆和设施，经常性地举办廉政展览、讲座、报告会，播放廉政影视作品，组织廉政文艺演出，提供廉政图书资料等，提高廉政文化活动的开放度和群众参与度，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干部群众乐于接受，易于入脑入心。

第四是把握特色性。廉政文化建设不能千篇一律，而是要具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注重把廉政文化与公路行业文化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地方特色、行业特色，也要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使廉政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

综上所述，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文化建设需要赋予廉政的内容，廉政建设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第四篇：红楼梦的简介及思想内涵

同问

红楼梦的简介及思想内涵

红楼梦：

红楼梦是通过各种人物的活动，宫廷贵族的勾结与矛盾，各种男女恋爱的葛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出一幅贵族家庭衰败历史的图卷。红楼梦这一历史悲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地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而主要的是建筑在揭露贵族家庭的骄奢淫逸上。由於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的大团圆形式，而创造了极高的悲剧美学价值。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专就结构的完整与布局的细密上说，很少有其他的作品能比得上红楼梦。

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是在这家谱式的小说里，大胆地揭露了君权时代外戚贵族的奢淫生活，指出他们种种虚伪、欺诈、贪心、腐朽及心灵和道德的堕落。它不单指出了那一家族的必然崩溃与死亡，同时也暗示那一家族所属的社会的必然崩溃与死亡。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能出於空虚想像的描写，绝不能出於概念画的说明，必得在生活上有丰富的体验，细微深入的观察，通过高度的语言表现能力和优美的艺术技巧，才能生动地中实地描绘出那一家族的本质和各种人物的真实形象来。

曹雪芹恰好有这种材质，它不仅有高度的文学修养，而且有深厚的贵族家庭的生活基础；因此他笔下的贾府，是既真实而又具体地千红万紫一般地展开在读者的眼前。富贵人家的生活方式、各种人物的言语举动，以及房屋设备饮食衣服各种方面，都写得具体而又生动，几乎使读者为之昏眩。

如果读者们只注意这种表面的华丽生活，而忽略了在经济方面支持这一家族的农民生活的穷困，那是错误的。要知道，为了贾家的奢靡贪婪，许多人家弄得倾家荡产，许多人家出卖儿女，许多少年少女成为「贾府」的家奴与丫头。贾家的经济来源，一面支用公款，一面是敲诈和放高利贷。贾家那一套令人昏眩的吃穿享用，实际都是民脂民膏。而那些负债的穷户们，因为无法满足地主的要求，受不住压迫，结果是有的变卖产业，有的出卖自己的女儿。那些女孩子们无法反抗，只能怨恨自己的奴才命。宝玉有一次看见袭人的妹妹生得漂亮，想把她接到家里来，袭人听了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这话说得多麼伤心，多麼沉痛。

我们读红楼梦时，如果只注意那些莺莺燕燕的热闹场面，甚至於羡慕袭人、平儿那些丫头们的穿戴饮食，而不去注意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可怜的奴材境遇，那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试想，金钏、晴雯、鸳鸯、尤二姐、尤三姐这些可爱的女孩们，全都成为贾家那一批色鬼、荒唐鬼的牺牲品。曹雪芹描写她们的时候，用著非常同情的文笔，在极其丑恶的现实上，点染出她们纯洁的心灵。使读者对於那些纨袴子弟的恶德，感到无比的愤恨。

对贾家那一批昏庸顽固的官僚，假仁假义的顽固守旧的头脑和那些骄奢淫佚的纨袴子弟们，曹雪芹毫不容情地用各样颜色的油彩，勾画出他们虚伪、淫奢、阴险和腐烂的脸谱来，生动而具体的形象，一一展现在读者们的眼前。在贾家出入的那些锦衣玉食的『哥儿小姐』们，绝大部分是醉生梦死，看不见阳光的幽灵似的影子。他们不知道一粒米一尺布的艰苦来源，不知道耕牛犁锄的功用，有钱有势，养尊处优，不做一件正当事。有的只是『今日会酒，明日观花，聚赌嫖妓，无所不至』；有的是『勾通官府，包揽词讼，强奸民女，重利盘剥。』贾琏夫妇贾珍父子是这类人物的典型，曹雪芹对於他们，用了最现实的笔法和痛恨的心情，真是写得笔墨酣畅，血泪淋漓。正如焦大所说：「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们胳膊折断了往袖子里藏。」红楼梦的作者藉了焦大的口，骂尽了贾家的一切。曹雪芹在这部家谱式的小说里，这样深刻细微地描写了君权时代贵族家庭兴衰变化的历史，让读者们都能明确地体会到，红楼梦是一篇史诗，是一篇骄奢淫逸的贵族豪门灭亡的史诗。

曹雪芹时代，是有名的文字狱时代。康、雍、乾三朝，大大小小的文字狱真是接连不断，死人之多，牵涉面之广，是过去历史上所少见的。曹雪芹虽是旗籍，对於清朝统治者这种可怕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是不能不顾虑，不能不小心翼翼的。他在红楼梦中虽没有『干涉朝廷』，虽没有明目张胆地指摘最高统治当局，但他巧妙地通过『贾府』那一家族的社会关系人事关系，侧面地对於清代政治的黑暗腐朽，作了真实的反映。贾雨村那一个谄媚求荣贪赃枉法的官僚，在他身上，作者赋予了非常深刻的满清时代地方官吏的典型意义。因为他善於找门路找机会，终於通过林如海、贾政的人事关系，飞黄腾达，加官进禄，做起大官。开始他经验不足，还缩手缩脚的。后来胆子愈大，良心愈黑。对於权贵的谄媚，是奴才相；对於百姓的压迫，是阎王相。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来，由冯渊、石头呆子两件案件，就可见一斑了。

凤姐是一位管家『奶奶』，胆大辣手，脸酸心硬，『少说著只怕有一万个心眼子』。她不仅掌握著贾家的人事经济大权，她的魔手，依靠著她娘家的权势，还伸展到社会各方面去。她自己坦白地说过：「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如

此大胆，她什麼可怕的坏事丑事做不出来？在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一回里，表现出她丑恶的面目。她勾结官府，为了三千两银子，拆散美满姻缘，害死了两条人命。

红楼梦的作者虽一再声明不干涉政治，他却巧妙的，通过那一家族的复杂社会关系，从侧面来反映清代社会政治的腐败，来反应贵族豪门同地方关互相勾结、为非作歹、谋财害命的种种罪行。在清代社会里，贾雨村、云光一类的人物，绝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贾赦、凤姐一类的权贵，也不单是贾家才有，在所有的显宦世家里，同样存在著大小不同的贾赦和凤姐。他们的普遍性愈大，就愈能反映出政治的黑暗和民生的困苦。这些生动刻画的描写，使红楼梦成为伟大的文学杰作。

红楼梦

内容梗概

《红楼梦》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故事情节由主次两条矛盾线索构成的。

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为中心，贯穿全书的全线。它以贾、林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为线索，以贾、林最后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彻底背叛和爱情的悲剧结局而告终。这条线索从第三、四两回，林黛玉和薛宝钗接踵来到贾府，与宝玉的爱情纠葛开始形成，并在矛盾中向前开展。直到第九十七、九十八两回，黛玉和宝钗在“哀”“乐”截然不同，“悲”“欢”强烈对比之下，一个“魂归离恨天”，一个“出闺成大礼”，终成悲剧结局，是主线的高潮，也是实现全书主题的集中所在。后二十一回，则是在高潮的余波中，情节的下降、结尾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贾家被抄而又赢得一个回光反照的局面。最后宝玉遁入空门，全书结束。

从这条主线看，造成贾、林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封建制度与礼教的桎梏下，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不能自主，而取决于封建家长的意愿。具体地说，贾、林的爱情、婚姻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由以贾母为代表的荣府当权派们决定，而贾母又以封建的阶级利益做点为基点，她对林黛玉的“疼”，仅仅是从“骨血”关系出发，并不喜爱她不符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和“小性儿”；而对薛宝钗的“爱”，则是以她“端方”的封建品格为基点，尤其是适应封建道德要求的“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性格。由此终于选中了薛宝钗而弃置了林黛玉。其结果是，同时酿成3个人的悲剧：林黛玉，为爱情熬尽最后一滴眼泪，含恨而死；贾宝玉，终于离弃“温柔富贵之乡”而遁入了空门；薛宝钗，虽成了荣府的“二

奶奶”，却没有真正赢得爱情，陪伴她提终生的凄凉孤苦。她和林黛玉，只不过是同一条封建毒草藤上两颗属性不同的苦瓜而已。

这条主线揭示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罪恶；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制度的礼教的叛逆精神。

《红楼梦》的另一条线索赔是以宁、荣二府及其社会关系为中心，由一些彼此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情节组成的副线。它以封建的阶级压迫，等级制度以及封建遗族寄生腐朽，荒淫糜烂的生活所造成的封建制度自身的矛盾为线索，它以贾府及其亲族的所造成的封建制度自身的矛盾为线索，它以贾府及其亲族的一一衰败为结局，不仅构成主线的社会背景，并与主线殊途同归，提示和鞭笞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鉴赏与评析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者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各种生活事件，多方面刻画人物性格，全书描写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尤三姐、晴雯、王熙凤、薛宝钗等人物无不个性鲜明，跃然纸上。小说规模宏大、结构新颖而奇巧、首尾连贯、浑然一体。它是章回小说完美、成熟的标志。小说的语言优美生动，形象逼真，绘形，能见到人物活动，绘色，能观着五彩缤纷；绘声，能听到高唱低吟，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语言最高成就。作品还表现了作者对烹调、医药、诗词、小说、绘画、建筑、戏曲等各种文化艺术的丰富知识和精到见解。

《红楼梦》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是说不尽、写不完的。要真正体会它的佳处，只有自己翻开书，去一遍又一遍地寻味。《红楼梦》是一座生活的花城、艺术的万花筒，只要踏进去，便会发现里面有观不尽的绚丽夺目的鲜花

第五篇：奥林匹克精神的思想内涵

奥林匹克精神的思想内涵

引言

奥林匹克远动会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克而得名。自从202_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体育竞技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兴起，它便成为古代希腊人奉献给人类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是体育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人们对奥林匹克精神愈加崇尚，它已成为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共享的文明成果和共有的人文财富。

一、奥林匹克精神

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条款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是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奥运中对人的体能、技巧的挑战体现着古希腊人竞争与开拓意识。在古代奥运会文化背景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捍卫个人的独立性。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远动会的这些价值观念都已成为现代奥运会的核心价值。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曾经有“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的口号。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用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主持讲道时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这既是奥运精神的原动力，更是奥运精神的境界升华。奥运会不仅是世界性的体育竞技比赛，而且象征着世界的和平、友谊和团结，这就是奥运精神。

二、奥林匹克精神的思想内涵

自从202_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体育竞技在神圣的奥林匹克兴起，它就成为古代希腊人奉献给人类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盛会和文明遗产，它的丰富内涵和它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奥林匹克是一种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精神，同时它也是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体育竞技精神。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格言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它与“更快、更高、更强”和“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两句格言共同构成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体系，并由此形成了五项原则，即参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奋斗原则。一是参与原则。奥林匹克运动历来主张“重在参与”。只有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才能实现奥林匹克理想、原则和宗旨。挑战者未必个个都有成功的把握，但其显现的挑战精神难能可贵，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名次和奖牌。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坦桑尼亚选手艾哈瓦里在参加马拉松比赛进程中受伤，当他一瘸一拐地最后一个人跨过终点线时，全场观众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艾哈瓦里说：“我的祖国送我来这里，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他的名字和这句话从此成为奥运史上的一个经典。

二是竞争原则。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在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竭尽全力奋力拼搏，一次次冲击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一次次改写世界纪录，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生生不息。“更快，更高，更强”充分体现了人类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百折不挠、不懈追求的拼搏精神。202_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一举成名，202_年7月12日又打破了沉睡13年的110米栏世界纪录，其实，为了短短不足14秒的比赛过程，刘翔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没有“更快，更高，更强”的拼搏精神是做不到的。

三是公正原则。奥林匹克堪称一切竞争的典范，它为人类社会构筑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规范竞争的模式，这是一个平等得使每一个人都乐于接受，通俗得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模式。它保证了参与者同等的资格，共同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这就是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友谊原则。顾拜旦在其名篇《体育颂》中热情高歌“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奥运会是国际上唯一的当某个国家国旗升起的时候不会引起他国强烈敌视的文明场合。奥林匹克的五环旗更是象征着全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大团结。

五是奋斗原则。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要有坚忍不拔、契而不舍、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奋斗到底的精神。这是人类最伟大、最可称颂的内在力量。顾拜旦说：“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和更落落大方”。奋斗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运动员在竞技场上表现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对亿万观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尤为深远。

奥林匹克是一种生活态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而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这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我们拥有完全自信和战胜一切挑战强大动力。“面对现实我必须要记住那一天，在那一天我获得新生，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在这受伤的十年中我也在用我最能够体会到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伤病做抗争，我从没有后悔练过体育。”她曾经因为自己热爱的体操运动而受伤导致高位截瘫，她是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她是202_年雅典火炬北京传递的火炬手，也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她是奥运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她的脸上永远挂着甜美的微笑，她就是“阳光女孩”桑兰，一个笑对命运的女孩，一个与奥运有着不解之缘的女孩。

奥林匹克是一种永不放弃的毅力。中国男子射击选手，王义夫。谁能看出，四十岁出头的他历尽奥运会的沧桑，连续参加了六届奥运会；谁又能看出，屡次参加奥运会的他，看来身心健壮。心脏功能却又如此衰竭，竟在一次比赛中当场休克。当听到解说员叙述他的参赛历程时，我惊呆了，他连续参加了六次奥运会。六次啊，四年一次，六个四年不就是二十四年了吗？天哪，是什么东西驱使他这样选择一次又一次的重来。对，是毅力，有了这样的东西，他才能毫不犹豫的去迎接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并且，他的身体本来就很不好，历尽了这么多年的奥运沧桑，连不得志，几次都不能实现他的金牌梦。如果是别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放，他没有，因为他有毅力。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热烈兴奋的比赛、青年志愿者的培训、体育场馆的兴建、城市规划的构思、精彩纷呈的艺术表演、覆盖全球的赛事转播与收看都成为宝贵的奥运遗产。在全球化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共同进行精神创造的盛会。

三、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

今天，奥林匹克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愿望、一种共同的期待，一种共同的祝愿。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丰富，不断增添新的内涵，成为人类不断创新、不断增长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百年奥运梦想，百年期待向往，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学习奥林匹克“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乐观向上、坚忍不拔、契而不舍、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奋斗到底的精神的精神。在人生道路上迎难而上不断奋斗，找寻自己人生的意义，努力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