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中庸思想看现代管理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管理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的现代管理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如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管理理念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中庸之道强调了执两用中、过犹不及、时中、德才兼备、和而不同等思想在现代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我们现代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纵观中庸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庸之道由孔子首创。《论语•雍也》中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观点，自此之后，学者们就开始对中庸作了权威的阐释。朱熹在《中庸章句》解释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庸思想理解有失偏颇，很多人误以为中庸之道是安于现状、不求创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管理思想及其应用 1.“执两用中”与管理决策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决策人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一书中很好的阐释了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叩其两端，允执其中”。中兴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益于他们一直秉承“牛”文化，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原则分别代表了中兴的企业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企业有效回避了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抓住每个机会。只是因为他们很好的运用了中庸之道，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的改进与创新，最终在中国通讯行业领先于其他企业。可见，中庸之道对管理决策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放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管理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管理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对此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名顾客购买的海尔冰箱出现质量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海尔三天后才予以调换，该顾客气愤之下在其和讯博客上撰文宣泄其对海尔售后服务的不满。海尔售后部门在见到该博客后，立即派遣服务人员以两个大西瓜作为礼物登门道歉。从这一小案例中，我们足以看见海尔危机处理的智慧。网络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负面新闻的传播会对新闻主体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海尔正是预见了未来的损失，抓住了公众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勇于承担责任，以退为进，不仅及时化解了潜在危机，在美誉度和知名度上还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危急状况下，顺境中的各种政策已经临时失效，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才能转危为安，甚至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就是把握利害，洞悉未来发展趋势，讲求变通的“中庸”权变智慧。由此可见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制宜行事，领导风格亦如此。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5.“德才兼备”与用人原则

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企业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对此，企业不能被动地接受，要主动地参与塑造。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企业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高企业的和谐水平。

创造乳业奇迹的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的座右铭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这也折射出了中庸的智慧。

三、现代管理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

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中庸” 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孔子与现代管理》

曾仕强的 《中国式管理》

陈德述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管理新举措》 百度文库

本国贸114刘超丽

第二篇：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摘要】现代领导科学中凡事过尤不及，过严或过宽的管理都会妨害工作、生产效率。孔子把中庸作为至善至美的道德规范，“执中以致和”，即采取正确的方法，达到理想的结果。现代领导科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中庸思想在现代领导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现代领导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领导科学；中庸；艺术

中庸，不是随大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圆滑老练,而是一种均衡之术，是一种不保守不偏激的态度,，是一种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

“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领导艺术

1.“执两用中”与领导艺术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领导者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2.“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放

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领导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领导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三、现代领导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任何组织都有着其复杂的内外利益关系。如何制衡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领导者要顺利完成组织目标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说对关系网的制衡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

1.选取德才兼备的人才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德才兼备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独特的选人用人的制衡艺术。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领导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领导管理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

2.平衡各方势力

领导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力地位，对各种势力起到领导、引导、监督、协调、制约的作用。领导者要妥善利用处理好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深入了解，把其各自存在的理由与作用做到心中有数，灵活巧妙地运用各种势力，使他们相互间产生微妙的影响与制约作用。这样就可以根据组织管理的需要，利用各种资源，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最终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我们知道一个组织的内部和谐与团结是完成组织目标的重要保证，组织文化与氛围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者在公开场合中必须使各种势力都感到公平与尊重，从而能赢取各种势力的信赖，获得权威，从而成为整个组织的引导者与向心力形成的核心。

3、“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甚至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条件。凡无关原则的小事，重和谐，要协调；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适中地把握和运用，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协调；不能盲目服从或献媚、附和，违背客观事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的建议。

现代领导者在其管理活动中，可以借鉴中庸“和”的思想，提高其管理协调能力。以帮助领导者用来协调、调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管理者，多与属下接触，关心其工作生活，爱惜、激发其才能，上下一心，这样的组织又怎么会倾呢？

“和而不同”意味着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在合作时采取共赢的主张，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等等。

4、“权变时中”

儒家提倡的“中”随着条件、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在不同的时机上审时度势。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因情势之异而权变。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运用中庸思想也不能死板，要随机应变、因势制宜。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权力运用时也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领导决策和执行方法。

领导服务的实质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用来服务于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综述，“中庸” 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领导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领导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浙江大学出版社，202_.[2]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经济出版社,202_.[3]何诚斌.中庸领导艺术[M].中央党校出版社，202_.[4]杨伯俊.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5]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第三篇：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

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

徐克谦

“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中庸”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是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或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字在先秦古籍中的常见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也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的“中”；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前之所以有人会把“中庸”简单地理解为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由于仅仅从第一种字义上来理解“中庸”的“中”。但笔者认为“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的含义。

先秦用“中”的思想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关于刑罚之“中”的观念。《尚书·吕刑》里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这里所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是指的执行刑罚要准确、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即严格地中于法律(刑书)所制定的标准。这里的“中”同无原则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搞折中调和毫不相干。“中”是有原则的，既然要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原则。求“中”、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都是以有一个原则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先有一个“中”的标准、原则，过与不及、偏与倚也就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在它们之间搞调和折中了。

正因为“中”有恰到好处地符合于一定的标准意思，因而这个标准本身有时也可称之为“中”。《荀子·礼论》所谓先王“为之立中制节”，意思就是说先王为之制立标准。这里的“中”与“节”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标准、法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与“极”的含义相通。先秦典籍里的“极”字常常可以训为“中”。如果我们从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用“中”，并知道这一标准本身亦可称之为“中”，那么，“中”与“极”的内在联系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极”也包含标准、准则的意思。《诗·卫风·氓》曰：“士也罔极”，所谓“罔极”，就是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准则。郑《笺》曰：“极，中也。”可见“中”与“极”一样，都是指一定的标准、准则。《尚书·洪范》有“皇极”一畴，传云：“皇，大；极，中也。”孔颖达《正义》也指出：“极之为中，常训也。”所谓“皇极”就是“大中”，也即大准则、大法度的意思。正如蔡沈《书经集传》所说：“极”是“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一切政治道德行为皆需合于“皇极”的法则，否则就是“偏”、“陂”。而反对“偏”、“陂”也正是在“皇建其有极”的前提下进行的。总之，建“极”与有“中”意思是相通的，其基本含义都是说要公正地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法度。孔子将上述这种用“中”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儒家伦理学的“中庸”说同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的不同，就在于儒家对“中”的标准赋予了新的具体内容，这个具体内容就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但“中”字的基本含义，即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这一种意思，仍然保留在儒家的“中庸”说中。

“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谓“中道”，不能简单地只理解为中间道路。“中道”的“中”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也提到“中道”，《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调弓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孔《疏》解释为“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王聘珍注云：“中，适也。”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儒家反对过与不及，也正是相对于是否中于“道”这一前提而言的。

又如荀子曾说：“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荀子·儒效》)荀子所说的“中事”、“中说”，也决非折中之事，调和之说。这里的“中”也跟“中道”的“中”一样，应解释为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中事”、“中说”也即合理之事，合宜之说。

具体来说，儒家的“中”以什么为标准呢？按照孔子、荀子等的说法，这个标准就是“礼”。

《礼记·仲尼燕居》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段对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后来荀子也说：先王之道“比中而行。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儒家常用射箭来比喻德行的“中”之与否。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这一点在《礼记·射义》里讲得最具体：“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所谓“中”，就是要求人们符合“礼”的道德准则，中于礼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孟子和《礼记·中庸》一文对“中庸”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中庸》对“中庸”说的补充在于它增加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样一层含义。这样一来，“中”就与人所固有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状态联系了起来。本来，在先秦典籍里“中”字也常常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都是。但《中庸》用这样一个“中”来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有其特定的用意的。它是要说明：“中”的要求，也即礼的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也即根植于人所固有的“善端”的。这样一个“中”，实际上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进一步深入体味，还可以发现，这个“中”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左传》成公13年引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论语·尧曰》）这可理解为“中”乃天所授予。由此可见这个“中”不仅是人心，而且还是天地之心，实际上也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或孟子所谓“本心”。

这样一个“中”字就把儒家所谓“内外之道”贯通了起来：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主观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节”、合于礼。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内心之“中”正是行为“中节”的前提，而行为的中于节，则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对象化。同时这个“中”也把天道与人道贯通了：因为它一方面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另一方面却又是受之于天，是天所赋予的“命”，其实也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要求。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上，反复阐明儒家的中庸之道的。《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认为“忠恕”的含义是和中庸之道差不多的。“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发而为外在道德行为的“中节”，也即用礼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这也是说的含而未发之“中”的修养。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日章，渐渐外化为行动中的“时中”、“中节”。《中庸》又提出要以“三达德”行“五达道”。“三达德”即“智、仁、勇”三个最基本的道德萌芽，“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种社会道德伦常关系，也就是儒家所谓“礼”的主要内容。以“三达德”行“五达道”，同样也是说的内心道德存养与外部行为中于礼之间的关系。《中庸》也用了“射”的比喻来说明它的中庸之道：“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中射不中，看起来是个外部行动，但“中”之与否的根本，却在于自己内心是否有这个“中”，在于自身是否达到了“中”的水平。内心之“中”的功夫不够，发而为外部行动，则不是“过”，就是“不及”；不是“偏”，就是“倚”。所以射而不中，不能怨天尤人，只应该“反求诸己”。《礼记·大学》云：“诚于中，形于外，”“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易传·文言》在论述坤卦“六五”这一中爻的含义时也说：“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都可以与《中庸》所阐发的这种“中庸”之道互相发明。

内心之“中”与外部行为“中节”两者的圆满统一，《中庸》就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致中和”的结果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因为“庸”字，就有“用”的意思。

《中庸》在“一篇之体要”的首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完整地表述了作为伦理道德观的儒家“中庸”说。

当然，不可否认“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又如“中庸”相对于过与不及、“中道”相对于狂与狷，确实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如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嘉善”，又要“矜不能”；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等等。这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办法。

但是，这样一种中庸或中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会是比较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的。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还提出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它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应当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权”的思想在儒家之前也已出现。《吕刑》在解释“刑之中”时曾说：“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孟子·离娄下》)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孟子·尽心上》)，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中乎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确往往是介于两极之间，其效果看上去通常是很平常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commonsense 而已。不如极端的言行和主张那样，或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也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而是在平常普通中见出“极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

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甚至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人有一普遍的共识，即认为“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常之道却也不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孔子之所以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第四篇：中庸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人

中庸思想在现代企业的智慧

中庸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中庸为主的中道管理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之一，可以说，孔子的行动哲学，以“中”为基本哲学范畴。中庸之道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环境下尤为重要，如何尽职尽责，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做到得体适宜，必须运用中道的智慧。

“中”就是中正、中道；“庸”即是常、常道、常规。“中庸”即指把中正适度作为处理事物的普遍准则。“中”是有原则的。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庸”是有方法的，即权衡把握事物的利害，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选择最恰当、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达到一个更高的状态。“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但是《论语》并没有详细的解释这两个字。“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的意思，“庸”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庸即中用，用中的之意；二是“常道”；三是“平常”的意思。综合起来“中庸”意思是把过与不及统一起来，采取适时适度适宜的方法，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其中主要包含时中之道、执两用中的技巧、过犹不及的认知等智慧。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它要求我们把握契机，在适宜的时机中做出恰当适度的行动，这样事情才会顺利亨通。所谓“时中”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明“时”变了，执行就须依时而权变，以求其和。

中庸，以“过犹不及”为核心，做人处事追求适量、守度、得当，不偏不倚为宜，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适。“过犹不及”出自《论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思大概是说，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过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样的。不缺位也不越位，与此完全相合。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在位谋政。身在一个岗位上，我们首先要做好本分本职的工作，时时刻刻铭记自己的身份职责，恪守职守，不能逾越上司与下属的界线。在处理与上司的关系中，尤其要注意“过犹不及”的问题，往往有些助理、秘书等职员，搞不清自己工作的辅佐性质，而越俎代庖，代替上司作抉择下命令，逾越了自己的本分。这是做法过分的表现。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出现缺位的情况。有些刚出社会的新鲜人，过于拘谨，不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而且十分被动，工作没有热情，不积极主动，这些都会造成工作的缺位。因此，在处理上下级的关系上，不可以越位或缺位。必须时刻恪守自己的本分，在上司面前要谦虚，不可以过分表现自己的才华智慧，或者卖弄，辅佐性质的工作必须把上司的意见放在第一位，服从 1

上司的安排命令，不可以走在上司的前面，否则你的上司会认为你太张扬骄傲。“执两用中”出自《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这是舜执政的经验，深入百姓。掌握过与不及 两端，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制订合理的政策。现实工作生活中，我们往往处于各种问题的抉择之中，对一个问题总是会产生两种甚至多选的答案，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稳妥的中肯的答案，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智者叹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中者，无形无象，如何判定呢？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联系当时当地的情境来考虑。首先，工作要符合适时原则，时刻保持与时机的联系，与时俱进，把握契机，在准确恰当的时机中有所为。《说文》里，“庸，用也。”中庸的本意就是中用，也就是直接把执中而得的“中”拿来应用的意思。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是孟子对中庸的发展。他主张我们在执中的过程中要懂得权衡，变通。对此朱熹解释说：“执中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如果只懂得执中，在多项选择中选择稳妥谨慎的答案，不懂得变通，那么这样与选择其中一个过分或不足的都没有区别。

中庸不意味着平庸，什么都不做，庸庸碌碌平凡过一生，中庸是在变中求得中和，变中掌握为我所用的时机。儒学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中”即是中正，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人首先站稳脚跟，摆好自己的位置。首先是你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安身立命的前提，首先要有自己的原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做起事情你才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原则性。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要明确自身身份，忠于职守，然后在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遵循适时，适地，适度的原则，懂得应变，随时机场合等转变而适当改变策略。在时代浪潮，商海浮沉之中，掌握应用中庸的智慧无疑是明哲之道。

在现代企业中，作为一位职员，必须处理上下级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对外的关系等等。首先，无论何时何地，他必须坚持诚性，始终对本公司忠诚不二。诚性是作为一个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固然讲“不易”，但不是不讲变易，而是要把诚性作为变化中的不变性，这才是在变化中“不易”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坚持诚性是为了更好地变易，否则讲诚性就没有实际意义。真正的诚性是应该做到生命不息，变革不止的。变易也不是顺其自然式的被动应变，而是主动求变。在主动求变或者在企业管理“变法”，使企业更加包容，不断出现质的跃迁。当然，对于企业实施变革时存在着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能等闲视之。依靠诚性正有助于消除不确定因素的消极影响，保证

在变法图强中沿着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庸是不断超越自我，是更加包容中的本色犹存。在不断变法图强中始终能够做到不违背诚性的“天性”，就有助于将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基业长青。

在变革的利益冲突面前“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中庸之道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这不是要当和事佬、和稀泥，甚至丧失原则，而要凭着诚性。出于公心统筹兼顾。企业的每一次变革，在内部都面临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管理者自己也面临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兼顾的考验；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促使企业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都会极力推荐或者力主自己认为合适的决策方案；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管理者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及时做出更为客观的决断。我们在现代企业中所讲的诚性不是愚忠，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亲亲疏疏、尊尊卑卑、长长幼幼的“差序格局”，而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上的职责和职守，其特点是重平等、重理性，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不能形成特殊主义的内部人利益本位。在这个意义上讲，能否“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正是管理者或者执行者是否具有诚性的表现。

作为一名职员，只关注本位工作，只做好本分，只懂得按照规章制度，只懂得服从上级安排，那么这不算是一位称职的成功的人才。因此，成功的人才应该在诚性的前提下懂得权衡，权变，变通。员工在执行中往往独当一面，具有一定的随机处置权，需要掌握经权之道。执行需要“权”，而执行中的对诚性的执著就是经；如果说“经”是执行者的天职，“便宜行事”为权，那么经权之道就是在执行中需要员工以对企业负责的精神用好权，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为什么敢于向执行者放权呢，这就是以诚性为本。员工在具有自由选择权或者在具有选择的自由度的情况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不变应万变，靠的也是对企业的诚性。历经执行的考验，企业也就巩固了诚性基础，锻炼了执行团队，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有了这样的核心竞争力，不张扬也会被人重视，企业在表面不动的情况下也会改变面貌，管理者在无为中也会有所成就。

如果说讲究中庸的方法是一种权变，执行中诚性的执著则是不能权变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能够将中庸真正落地生根，确属不易。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中庸管理在执行中作为制胜法宝的魅力之所在。在动与静、变与不变中，在过分与不足之间寻求稳妥恰当的抉择，做到合乎时宜，随机应变，这样就是实践中庸之道的最佳方式，这样必让你在职场得胜。

第五篇：从管理故事和尚吃水看现代企业管理

从管理故事和尚吃水看现代企业管理

公司的管理包括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制度管理是有效的，一个简单的制度性安排往往可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制度管理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只有配之以文化管理，企业的管理效率才会最高。文化管理可以大大降低制度管理的成本。建立一种公司和员工利益共享的制度树立一种公司和员工共同的理念，是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寓言说明了在一个缺乏制度和文化的团体内，每一个个体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了零产出的极端情况，最终既损害了集体，也损害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个体。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就是能够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通过这种方式所达到的效果要比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把水变成有价的商品，那么和尚们的吃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本文不打算对和尚的吃水问题作经济学上的分析，而是想以此说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这两种手段都有其有效性和有限性，只有健全的制度和健康文化两者的结合，才能使公司各参与者的利益得到合理分配，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公司是一种创造产品、服务和财富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的权利机构与公司管理人员责权的分配方式称为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管理人员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公司目标，对公司实施的各种措施和行为称为公司的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往往主要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文化的成分较少，而公司的管理则必须是制度与文化并重。

一般地讲，公司的管理方式包括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一个企业可由此形成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再加上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素质往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好的企业制度可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并在内部产生优胜劣汰的效果。优秀的管理团队可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制度，形成良好的公司文化。得到员工普遍认同的企业文化又有助于制度的形成，并促使制度的顺利实施，提高制度管理的效率。

一、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的含义及区别

我们未曾听说哪个寺院的和尚因为无人挑水而渴死，我也相信寺院一定有自己的清规戒律，即制度，和尚们也一定有自己的信念，即文化。如果和尚们真的连水都无人去挑，他们何以去普渡众生呢。但假如初期的寺院既无制度也无文化，那么，为了保证和尚们最终不因缺水而死，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方法：一是建立一个制度，按照这个制度解决挑水问题；二是依靠一种文化，比如靠和尚们的觉悟，或是他们因为能够在精神上得到回报自觉主动地去挑水。

同理，公司管理者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必须对公司实施管理，通过在内部保障公平、提高效率、增加产出、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这个最终目标。公司的管理不外乎也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对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对业务的处理程序做出一系列的制度

性安排，来规范员工的行为，理顺管理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管理。制度管理是一种硬性的或者是说是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制度一经制定，则不管员工对某一事情、某一程序是否认同，都必须遵守。另一种是通过员工对公司理念的认同，而自觉地服从公司的利益，并按照某种与公司利益一致的方式行事，即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是一种软性的、非强制性。制度管理是有形的、具体的管理，而文化管理则是是无形的、抽象的管理。

二、制度管理是有效的，一个简单的制度性安排，有时可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和尚的情况下，只要设计一个每天轮流挑水，或是每天两个人轮替抬水的简单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文化管理，其效果就会差些。假定我们要采用教育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和尚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让他们提高觉悟，教育他们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去挑水，那么，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结果1：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起作用。结果很可能是和尚们还没有教育好，就都渴死了。结果2：部分地有作用。我们假定有某一个和尚觉悟提高了，天天主动挑水，而另外两个和尚仍然坐享其成，这显然有失公平。觉悟高的和尚挑了几天水，发现自己吃亏了，心理不平衡，就可能又回到没水吃的境地。结果3：和尚们通过学习，认识提高了，都抢着去挑水，这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即效率的降低。

通过制度安排和对制度的的细化，可以有效地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首先是根据需求来确定供给，即根据每天和尚的用水量来分配挑水的频度，以避免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其次可以根据每个和尚的用水比例来分配其出力的比例，使得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第三，减少了教育的成本，也规避了教育一旦不起作用而带来的风险。第四，制度具有持久性，只要和尚在，都可以延续下去。也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多几个和尚也可以照此办理。

不仅供给一侧，在分配一侧也需要制度管理。在每天水量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的情况下，水是一种私人物品，一个和尚多喝了水，其他和尚就要少喝水，为了避免纠纷，还需要对水量的分配也制定一定的制度。这是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会导致资源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三、制度管理的作用往往又是有限的，只有配之以文化管理，一个企业的管理效率才会最高。文化管理可以大大降低制度管理的成本。

仍以和尚吃水为例。随着和尚数量的增加，和尚们的觉悟高低不同，难免会有个别想偷懒的，或是象鲁智深这种不守规矩的和尚，轮到他挑水，他就找理由在树阴下睡觉。这样为了维护制度的执行，必须指派和尚负责监督。偷懒的越多，需要监督和被监督的和尚就越多。这就会大大提高制度管理的成本。惰性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不对和尚们进行教育，形成一种自觉按制度挑水的文化，这种制度就可能执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管理就具有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也可以补充制订奖罚制度，比如，对于挑水不好的和尚，减少其用水量；不挑水的和尚不准其用水。但是任何制度都是有漏洞的，而且制度也不可能无限细化，即便可以进一步地细化，细化的制度也仍然需要和尚们具有执行制度的自觉性。而且制度越细化，制度管理的成本越高。

两个拥有相同制度的企业，如果其企业文化不同，这两个企业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市场表现。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在主动地按照制度工作的同时，从心底里认同公司的理念，主动地考虑公司的价值，而另一个企业的员工只是被迫地按照制度的规定工作，并不考虑公司的整体利

益，那么，这两个企业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效果将大不相同，这两个企业的经营效果也大不一样。由此可见，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使员工对公司目标有充分的认同是公司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必须指出，能够通过制度管理达到管理目的的，则要优先考虑用制度的方式。与制度管理相比，文化管理永远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建立一种公司和员工利益共享的制度，树立一种公司和员工共同的理念，是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

在公司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一种能够将公司的利益与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的制度性安排。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一些公司为一种现象所困惑：老板下班后还要加班工作，而工人们一到时间就按时下班了；老板努力节约公司的每一项成本，而工人们却并不主动地想办法修旧利废。其实道理很简单，老板的目标是赚取净利润，而工人的目标只是为了赚取工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职工持股这个制度就应运而生。正是这个制度把公司的利益与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员工也享有净利润的分配权，所以，他们就不仅为工资工作，也要为净利润工作。

说到企业文化，许多公司的管理者都可以说出一大堆好听的理念来，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公司都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真正的企业文化是这些好的理念不仅仅要说在嘴上，而是要深入人心；不仅仅要得到某一个或是某几个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认同，而要能够使公司的绝大多数甚至全体员工都能够认同这个理念。

总之，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必须首先要通过制定完善合理的制度，来实施对公司的管理，但这不是公司管理的全部，还应该促使良好企业文化的形成。公司和员工拥有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安排和拥有共同理念的企业文化是公司管理的核心。建立一种这样的制度，树立一种这样的文化应该是管理者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