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拖不得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拖不得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有细心媒体发现，“改革”一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近70次，并辅之以“更大决心推动”等措辞。笔者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把抓改革列入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18字要求之中。温总理在解释“抓改革”时说，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必须尽快取得新突破。

这几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呼声最高，百姓诉求最为强烈，每年都是两会前夕民意调查中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蛋糕做大以后，如何分好蛋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贫富悬殊日益激烈，收入分配不公，不但正在引发社会各种矛盾，正在威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对经济效率正在构成负面影响，正在挫伤劳动力等生产力积极性。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等不得、拖不得。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凸显中央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急迫。这一两年，媒体不断透露，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正在紧锣密鼓拟定之中，社会民众都在翘首以待，急切盼望，但是，始终不见“庐山真面目”。一定要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抓紧”二字要求，制定出时间表，尽快推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使其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全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

当前，在一些重点领域和环节必须取得突破。“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一定要见到成效。一定时期社会产出的蛋糕是一定量的。居民和劳动者比重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比重必须降低。因此，国家税收要给居民大幅度让利，财政再分配要提高对民生的分配比例，即：从两头上提高居民分配比重：初次分配时，国家税费给百姓直接让利；再分配时国家财政主要面向民生。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要求适度降低资本、管理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高的问题。手段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劳动力价格并辅之以必要的税收、行政手段调节。

“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当务之急是提高国企利润让全民共享的机制体制。增加国企上缴红利比例，使得国企红利充实到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之中。可以通过出让一部分国企股份筹集社保资金、补充社保资金不足等。同时，将国有股份全部分给百姓，让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实实在在、直观地让百姓共享国企成果。把国企国有股份分给百姓，规定20年至30年不能在二级市场出售，只能享受每年分红所得并且把每年分红所得充实到自己的养老、医疗以及住房等社会保障基金之中。但可以继承。这就克服了被少数人或者外资恶意收购的可能，也保持了国有股的稳定。这是国企全民所有制的另一种实现形式，是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深化，也是全民共享国企发展成果的实实在在之路。

“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要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企特别是金融机构高管离谱高薪社会反响强烈，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制度办法进行约束，但是，越反响强烈，越约束，高管高薪却越高。一些国企高管高薪已经到了我行我素的地步，社会影响非常坏，社会民众意见非常大。首先，必须理顺国企特别是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管理部门。国企、央企非常明确，隶属于国资委管理，而金融企业至今没有明确，形成了管理监管部门相互推诿的现象。管理缺位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其次，尽快解决国企、金融企业内部自定薪酬问题。再次，国企、金融企业高管高职务消费的监督和规范问题必须有严格监督的制度办法。

总之，当前的国企、国有金融企业带有准政府行政性机构性质，国企、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不应该高于同级别行政职级过多；国企、金融企业内部职工薪酬不能高于公务员太多。

第二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_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2_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2_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2_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2_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2_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02_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

按照通行的解读，基尼系数达0.4是被认为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在可接受程度的“红线”。倘这份报告数据精确，中国整体基尼系数已超过“收入差距悬殊”的“红线之红线”，到了值得警惕的地步。

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日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十八大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千方百计缩小贫富差距，给和谐社会制造必要的氛围”，这让许多人看到了改善生活和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席位。

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份学术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至少再次警示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急迫。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初次分配的不公，更在于再分配的不公，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高于农村，非劳动者高于直接劳动者，政府部门高于普通人，更表现为社会财富畸形集中于少数人和少数特殊领域等不合理、不平衡现象。

如何让公众知晓社会收入分配的状态，基尼系数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参照指标。中国官方首次公布基尼系数系202_年，当年的数据（0.412）已超过“红线”，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和警惕，并拿出具体对策，然而，12年过去，基尼系数不降反增，有关部门却再也未公布过“权威版”的基尼系数数据。

西南财大这份民间版基尼系数数据是否准确，有人表示值得探讨，但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而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

第五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贾庆林谈202_年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日在北京说，202_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贾庆林代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要把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常委会学习讨论和在京委员学习报告会，认真举办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贾庆林表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契机，学习宣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贾庆林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举办招待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亲历辛亥革命》纪念图书，拍摄电影、文献电视片等活动，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贾庆林说，把握科学发展主题，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就找准了人民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规划目标与今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等问题，适时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专题座谈会，力争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贾庆林表示，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委会等，就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贾庆林说，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价总体水平基本稳定，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贾庆林指出，要认真总结各级政协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途径新载体，逐步完善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界别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

贾庆林表示，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兴边富民”工程深入开展，重点帮扶武陵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区群众。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的积极作用，努力开创政协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信教群众工作新局面。

贾庆林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港澳和内地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支持和鼓励港澳委员在香港、澳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拓宽与港澳各界人士的沟通渠道，加强同港澳政团、社团及代表人士的联系，加大对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

贾庆林表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推动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扩大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的交往，扎实有效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促进海西经济区先行先试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贾庆林说，认真贯彻侨务工作方针，密切与归侨侨眷的联系，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侨胞联谊活动，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积极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便利条件。

贾庆林表示，要按照国家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开展高层互访，深化传统友谊，增强与有关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贸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政协各专委会与相关国家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同外国议会、重要智库、主流媒体、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断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实践。

贾庆林说，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国际协会及其成员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展友好合作，发挥好中欧圆桌会议的建设性作用，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巩固发展同世界性、地区性跨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进一步完善双边交流机制。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了解，争取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水平，关系到履行职能的成效，影响着协商议政的质量。要认真总结、充分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总结检查活动的成果，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改进完善提案、视察、专题调研、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资料等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工程，支持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和加强教育培训，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协理论体系和宣传普及方面迈出新步伐。

贾庆林表示，加强各级政协以及政协组织与党政部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优化政协专委会联系界别、委员工作机制，形成政协组织综合协调、信息沟通、上下互动、内外联系的合力。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完善绩效评估、督查落实等工作机制，提高履职成效。在政协机关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机关干部队伍素质和为委员履职服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