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转型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有感

打算读一本关于法制史的书后，看了推荐书目，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这本书的名字。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绵延不断，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我想这本书里一定叙述了迷人、丰富的中国古老的法制文化和在经过战争、岁月和外来文化洗礼后，焕发出新的生机的中国转型后的法制文化。我读的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张晋藩的第一版次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出版时间为2009年。

作者张晋藩，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本书从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法律的悠久传统，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法系的认识，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近代法律的转型，理出了中国法律古今的脉络。

书中将法律制度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叠现，探讨法律传统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和可读性。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因时因事而异的可变性和转化性，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没有可变性的法律传统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风貌。

但，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的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中华法系。

从本书的第一部分入手，讲的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一样久远。书中是纵向的介绍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制度，结合我们现在所学的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横向可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概括为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的思想形成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周时期在法律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可继承的思想资源。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法律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遇，出现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景象，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范畴，诸如德刑关系、民本、礼治、德治、人治、法治等，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时期是秦汉隋唐的思想发展期。秦汉是封建制进一步确立时期，至隋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治现实的需要，使得各学派的法律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发展程度也是有区别的。法家法律思想在先秦尤其是在秦朝对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但秦的迅速灭亡，证明法家法律思想运用的破产，从此走向沉寂。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和道家的法律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汉初黄老学派作为道家法律思想在汉代的表现形式，以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主张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儒家法律思想在吸收道、法、阴阳各家法律思想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直至隋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

第三个时期是宋明的思想完善期。这一时期，封建制度更加完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也处于完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突出两条思想发展线索，一是与宋明时期的社会特点相适应，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将新儒家融合儒释道，建立了更为精深的官方哲学，把儒家的德主刑辅、德治、礼治法律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二是与宋代商

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备的功利法律思想，反对空谈性命义理，并针对社会积弊提出了一系列注重功利、崇尚法治、重视法律作用的思想，这也是法律思想完善的重要标志。

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反思期。这一时期，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进入衰落时期，在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这种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一批首先对时代表现出觉悟意识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他们开始对传统法律思想进行反思，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思想是儒学营垒中进步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封建制的积弊而提出的法律主张，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仅仅是对传统法律思想的反思而已。这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阶段。

书中提到的一些古代制度，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维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在建立中国法制社会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第一章的提到的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理曾经学过，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礼即今天的道德。礼的等差性与法的特权性是一致的，礼法互补，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引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为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

再如以法治官，明职课责，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为了有效地运用权力，控制国家和社会，并将其旨意付诸实施，是必要通过一个权力媒介，这个权力媒介就是官。“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和实现国家职能的具有人格的工具。”在我看来，现今社会也应用法律来约束中国的官员，让他们各尽职责，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还有就是立法修律，比附判例。中华法系在重视国家制定法，以法典为基本法律渊源上颇与大陆法系相似，而在适用判例断案，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又与英美法系具有某种共同点。但是中华法系是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国情、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在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就制定法与判例的相互补充与结合为用而言，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书的第二部分是中国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从西方文化的输入，传统观念的转变和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开端三个方面深入。

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个方面，传统观念的转变。和以前学过的历史只是结合来看，变得有趣许多，由固守成法到师夷变法、由维护三纲到批判三纲、由盲目排外到中体西用、由专制神圣到君主立宪，共和、由以人治国到以法治国、由义务本位到权利追求、由司法与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由以刑为主到主罚并重。

其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是由义务本位到追求权利的改变。权利等差，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是特权法，是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这是由以等级形式出现的阶级制度所决定的。法律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调整器，另一方面又是特权者的保障书。现今社会，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适用法律，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的地履行义务。可见，近代以来，这样的转变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外发性，即促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是西学的输入；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为支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制度更新为思维取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中体西用”为思想反应模式。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书来了解中国法律的过往和未来。

第二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荒唐的霸道

张之洞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指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运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中华现代学术的转型完成于该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学术与思想的新变，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精神，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的法律作为整体进行剖析，加以讨论与比较，以达到阐释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目的。除此之外，本书还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与法家思想，使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功转型向前迈了一大步。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正如本书

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妻子地位的描述。《说文》中写到，“妻与己齐者也”，名义上，夫妻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古人的传统思想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女子始终受男子的意志和权力支配，自生至死可谓都处于“从”的地位。在夫妻之间伤害对方的刑罚制度中，妻子伤害丈夫受到的处罚比伤害常人所应受的处罚更为严重。甚至强调了：不论是否有理由，妻皆不能行使自卫，即使在情势危急之下也不例外。然而夫过失杀妻例得不问，即使夫故意致妻死亡都有“妻命为轻，祖宗嗣续为重”为理由而俱入可矜。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今社会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且并不是一时之间便可磨灭的理念，这种思想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已经传承了上千年，要使整个中国都改变这种观念，是一场仍将要延续很长时间的持久战。我认为，所谓的“礼”，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固化于社会秩序之中。虽然，这种社会结构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也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这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阶级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分的非常清楚，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管子云：“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材，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衣履器物无一不异，“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外表上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差异包括了：饮食的的限制，衣饰的材料、颜色，房屋的大小、装饰、材料，马匹使用的限制等各方面。甚至还在婚姻方面加以强制规定。婚姻的选择不仅受到父母的限制，也受阶级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封建思想制约着。士族必须自爱自重，不能与庶族通婚，为了保持家世血统的崇高，避免低门血统混入，阶级之间必须内婚，否则家世变不可永久维护了。在关于阶级内婚的规定，法律不但立有良贱为婚的专条，对于违犯者加以刑事制裁，更重要的是根本否认这种婚姻的法律效力，而予以撤销的处分。这些强制性的规定同样也与儒家关于“贵贱尊卑”的思想挂钩，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思想的进一步严重化。

除此之外，阶级之间的差异甚至出现于法律条文之中。许多时代的法律都规定除了得到皇帝的许可外，司法机构不得擅自逮捕审问贵族及官吏。他们犯罪有“不受拘系刑讯、皇帝批准方可判刑、不佩戴枷锁、不适用普通的司法程序”等特权。虽然，在封建解体之后，不再容许各个政治单位不同的法律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一统的同一法典，预示着法典不再属于贵族而是属于国家。法律是皇帝统治臣民的工具，主权命令全国所有的臣民，治人者和治于人者，贵族和平民都应遵守这部法典，一切人都在同一司法权以下，任何人不能超越，甚至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说法。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根深蒂固，士大夫仍然会有关于刑罚的特权，他们总是设法垄断法律。处于当时的社会，绝对的平等主义始终不能彻底实行。因此，我们只能说法律在秦、汉之后有进一步的平等，贵族不再能置身法外，却断不能说秦、汉以后的法律已由不平等进入绝对的平等，不能武断地说贵族和平民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中国古代“视父权法律化为常理，夫为妻纲，妻受到丈夫的统治，阶级间的差异”等这些方面，与当今民主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格格不入。阅读本书之后，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以及封建社会的强烈阶级性。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法律特点是强调贵贱不同、良贱不同，在于一个“异”字。而当代法律强调人人平等，在于一个“同”字。两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古代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一种荒唐的霸道！

中国古代的不平等，是荒唐到不能再荒唐、霸道到不能再霸道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个人，对于古代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当今社会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第三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得描写了吾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吾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著。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它与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吾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态的核心，是吾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吾国法律所注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对于本书在传统社会现实形态上的考证，此处暂不赘述。且讨论传统的意思形态的演变以及其对现阶段吾国法律思想的影响。总所周知，吾国虽然已然迈进了21世纪，吾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早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主导社会的思想文化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逐渐脱离了吾国传统的藩篱。但这一过程是剧烈的、不自主的同时也是畸形的。再加上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城市地区随着普法活动的深入或领导的重视或可缓解，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了那么多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而同时在吾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现阶段先进法律意识观念的存在，主导他们生活的还是数千年来的老一套。而在吾国历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问题的争辩，就难以绕开儒法而家的争辩。儒家讲道德、法家讲法律；儒家是德治、而法家是法治。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在实现方式上是不同，而其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上是共通的。若将法分为准则法与技术法，则儒法二家所争论的实际上集中于技术法层面，在准则法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如《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欺以奸诈。”而法家的代表管子曾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钜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二者俱言绳墨规矩，所谓的绳墨规矩其实就是社会的准则法。要求许多文集上关于“礼”或者“法”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区分的，因为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德与法，同是行为规范，儒家的行为规范是道德，而法家的行为规范又何尝不是道德。而在技术法层面，二者由于在实现方式上的不可调和而出现了矛盾。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礼”，其方法重在教化，重在对人的心理改造，使人的心良善，其认为这是最为彻底、最积极的方法。教化的价值在于“绝恶与未萌，而起敬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是百姓没有作恶的动机，教化既成，人心可正，永不为恶，如此社会便可长治久安。而法家的目的在于禁奸，对于劝善并无大兴趣。法家更愿意以刑来达到法治的目的，或可言实现法家的道德规范。管子云：“行令在于严罚”。韩非子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重刑可使人畏怯慑服，不敢以身试法。虽言重刑，但究其最终的目的，实者在于“以刑去刑”之目的。儒家以礼伟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由此可见。但至于汉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儒两家的融合，汉以后的儒者虽主张德教，却绝不排斥法律、也不反对以法作为治世的工具，而是把握住立法的机会，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达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的目的。法家在准则法层面既与儒家思想本无实质差别，在技术法层面上又被儒家的礼所取代。最终导致法家在历史上的名存实亡。其在技术法层面所强调的一些原则也渐渐消弭于历史的长河，所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唯有积极迎合与儒家之谓善的追求才得以苟延残喘。儒家思想由于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而在吾国传承了数千年，儒生开始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吾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车轮开始启程，加上佛家思想的传入，从此吾国的法律思想史揭开了法律儒家化、法官儒生化、民众法律思想鬼神化的序幕。恰如冯友兰所言：“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法治之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传统吾国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及以宗族血缘为联系的社会联系使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并不突出。在统治者大力推广儒家法律思想的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迅速在各地普遍地适用，并深入人心。

第四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后感

古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自古有之，其目的决定了其注定要追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更而改变。因而，随着一国历史的更演，其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若想研究一国的法律，去读读他们的法制史，了解当时社会与法律的适应状况，对于解决当下法律在施行时所遇到的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我自己而已，选择瞿同祖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加强对中国法制史的了解之外，也看重了本书在引经据典之外的“趣”，本书丰富的例子让原本有些呆板沉闷的历史骤然间活跃起来，解决了许多学习法制史时的疑思，竟能让我手不释卷，真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一体的好书。

本书共六章，每章分三到七节不等，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以及封建社会道德礼制观念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在法律制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去。而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是法治社会，除春秋时期以及秦朝，推崇法治平等以及重刑的法家思想盛极一时，得以在百家之中谋得一席争鸣之位，自汉代以后，法律便逐渐儒家化。中国古代社会人治化，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个人来自不同的家族。在中国，“家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的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而由于中国古代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即使是小到一个小小的家庭之中，也是有统率与服从之分的。而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中，父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包括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经济权决定了父权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妇女子孙是没有财产的，即使家长去世，也是由新一任家长行使财产的继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父权统治下的家庭成员因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很难得以违背父权意志。法律也对于父权给予相当的承认与保护，元明清的法律规定，若是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已呈送发遣的权力，只要子孙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父母在剥夺儿女的生命权时，法律常常会给予宽宥或是免罪处理，子孙的忤逆则有可能导致父母对他们自由权的剥夺。父权对于子女的婚姻也有决定的权力，子女个人意志在婚姻中是忽略不计的。而在宗教权方面，则主要体现于家长的祭祀权，家祠私祭由家长主祭，岁时族祭由族长主祭。在中国，家族观念很大的来自于对父祖的崇拜，家长的祭祀权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使父权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正是由于父权的如此不可侵犯，在刑法的规定上，也具有着对子孙更为严格的规定。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置都采取加重主义，这便是法律维护父权的体现之一。而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实则是严格制裁了子孙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中国自古重孝悌之义，因而对于父权的法律化是符合当时社会常理的。

家庭是一个最小的拥有权力阶级之分的单位，而家庭的成立源于婚姻的结合。“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是为了宗族的延续和祖先的祭祀，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包含其中，较之当下的婚姻自由，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的意志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如此，才会有梁祝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使世人叹惋不嗟，才会有红楼梦中宝黛情缘惨淡而终。而在父母意志之外的法律意志，主要规定的是关于同姓不婚以及婚姻期间对于触犯刑律者采取何等的定罪量刑。同姓不婚的禁忌虽在法律中有具体的规定，然而往往是采取不干涉主义，因为到后世姓氏渐渐失去血缘的意义，同姓不婚也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此时法律成为具文。在婚姻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要低于男子的地位的。也就是夫妻之间并不平等，妻是要受到夫的统治的，并不能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所谓夫为妻纲，妻作为一家的主妇，子女的母亲，定然是要行使一定的管理权的，如子女的教养权和主婚权，家事的管理权和财产权。然而，对于家事的管理权而言，实际是现代民法中的代理权。妻的管理权必须在夫的授权范围之内，超越了授权，便是无权代理，是无效的。财产权也是如此，妻并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越权处分除非经追认，否则是无效的。夫告妻不成立干名犯义，妻殴夫则教常人加重处罚，都体现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低于男子的。而在婚姻的解除方面，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也说明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是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不过，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论的一夫多妻。虽然一个男子可以与很多妇女共同生活，然而妻只有一个，剩下的女子或媵或妾或婢，都不是嫡亲的。

“封建社会中贵贱对立极为显著，为封建社会所必备之基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生活方式是互不相同的。即使是有钱的商贾，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便不得在吃穿用度上随意消费。这样的制度，无疑加固了等级区分，使得贵财有别，下不凌上，维持了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这种区别在法律礼法上规定的无比详尽，从饮食衣饰到房舍舆马，颜色，形态，材质，大小，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适用，不得僭越。而且，僭越之人，不仅会有社会制裁，还会有法律制裁，因而这些绝不是一些散乱的风俗习惯，而是制度化了的成文规范，礼与法。古人动辄则说，于礼法不和，其目的便是维护阶级差异的稳固性。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至高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使得其与常人不同，必须要在其日常用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才能维护其作为统治者的尊严。细微的生活末节尚且规定的如此之严格，分野如此之明确，且不论关系到家族血亲的婚姻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各阶级间的通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若阶级的分野极固定严格，阶级的升降完全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时，则阶级间的通婚更难容许而形成阶级内婚。”而且不仅择偶有阶级上的限制，连结合的仪式，不同的阶级也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不同。至于丧葬，从叫法名称已然不同，用器仪式都显示出了地位的差异。作为家族任务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也自然会将阶级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阶级的差异和不平等在生活中仅仅只是体现而已，也许并无给下层阶级者带来特别的压迫感，毕竟，很多下层阶级的人们并无丰厚的物质财富，贵族的消耗用度也最多引致羡慕，若是承担恐怕是难以消受的起。可是，在法律上，阶级间的不平等，就更容易让下层阶级体会到阶级的压迫性。最初的贵族为了适合其彻底统治的需要，总是设法垄断法律，这样一来，法律变保持着神秘性，他便享有无尽的威权，因为法律在他之手却不为人知，所以他的意志便可以代表法律的意志。而后法家提出将法律公布，旨在刑罚确定不移以致百姓有所趋避，达到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目的。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阶级依然会有关于刑罚上的特权。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法律仍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小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且一旦一人为贵，他便可荫庇其子孙，家族的福荫也来自于此。阶级间的不平等除贵贱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良贱间的不平等。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此不一一论述。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以及封建社会的强烈的阶级性。封建社会的法律的特点便是强调贵贱不同，良贱不同，在于一个“异”字。而当代意义上的法律则强调人人平等，在于一个“同”字。两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故而法律的确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有着鲜明的社会和历史色彩的。

第五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得描写了吾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吾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着。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它与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吾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态的核心，是吾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吾国法律所注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对于本书在传统社会现实形态上的考证，此处暂不赘述。且讨论传统的意思形态的演变以及其对现阶段吾国法律思想的影响。总所周知，吾国虽然已然迈进了21世纪，吾国现阶段的法律制度早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主导社会的思想文化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也逐渐脱离了吾国传统的藩篱。但这一过程是剧烈的、不自主的同时也是畸形的。再加上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在城市地区随着普法活动的深入或领导的重视或可缓解，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了那么多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而同时在吾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现阶段先进法律意识观念的存在，主导他们生活的还是数千年来的老一套。

而在吾国历史上，凡是涉及法律思想方面问题的争辩，就难以绕开儒法而家的争辩。儒家讲道德、法家讲法律；儒家是德治、而法家是法治。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在实现方式上是不同，而其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上是共通的。若将法分为准则法与技术法，则儒法二家所争论的实际上集中于技术法层面，在准则法层面上其实是一致的，如《礼记。经解》云：“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欺以奸诈。”而法家的代表管子曾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钜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二者俱言绳墨规矩，所谓的绳墨规矩其实就是社会的准则法。要求许多文集上关于“礼”或者“法”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区分的，因为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德与法，同是行为规范，儒家的行为规范是道德，而法家的行为规范又何尝不是道德。

而在技术法层面，二者由于在实现方式上的不可调和而出现了矛盾。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礼”，其方法重在教化，重在对人的心理改造，使人的心良善，其认为这是最为彻底、最积极的方法。教化的价值在于“绝恶与未萌，而起敬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是百姓没有作恶的动机，教化既成，人心可正，永不为恶，如此社会便可长治久安。而法家的目的在于禁奸，对于劝善并无大兴趣。法家更愿意以刑来达到法治的目的，或可言实现法家的道德规范。管子云：“行令在于严罚”。韩非子云：“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重刑可使人畏怯慑服，不敢以身试法。虽言重刑，但究其最终的目的，实者在于“以刑去刑”之目的。

儒家以礼伟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由此可见。但至于汉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儒两家的融合，汉以后的儒者虽主张德教，却绝不排斥法律、也不反对以法作为治世的工具，而是把握住立法的机会，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达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的目的。法家在准则法层面既与儒家思想本无实质差别，在技术法层面上又被儒家的礼所取代。最终导致法家在历史上的名存实亡。其在技术法层面所强调的一些原则也渐渐消弭于历史的长河，所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唯有积极迎合与儒家之谓善的追求才得以苟延残喘。

儒家思想由于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而在吾国传承了数千年，儒生开始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吾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车轮开始启程，加上佛家思想的传入，从此吾国的法律思想史揭开了法律儒家化、法官儒生化、民众法律思想鬼神化的序幕。恰如冯友兰所言：“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法治之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的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传统吾国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及以宗族血缘为联系的社会联系使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并不突出。在统治者大力推广儒家法律思想的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迅速在各地普遍地适用，并深入人心。

直到清末法制变革，“庚子之乱”之后，经刘坤

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及六月两次会奏变法之后，上谕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拖尾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部新律，才把我国数千年的传统精神予以修正。官秩服制良贱等阶级的废除是对施行了千年的儒家法律思想，即“礼”的严重挑衅。是一次在准则法层面上的重大革新。但终究与当时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之后附加的《暂行章程》，已然把《新刑律》的精神徒然阉割。由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冲突的水火不容。

西学东渐的逐渐深化，对于在儒家思想藩篱浑浑噩噩千年的民众而言无疑是一次机会。但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时期各种不同的原因，使西方哲学常常陷入跌宕起伏的困难境地，因而没有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学术成果。如知道现在已经出版的西方哲学家的全集，也只有很少的几部。研究西方哲学时一般介绍性的多，深入论述性的少：简单移植的多，创造性吸收的较少：在比较与伙同研究中粗浅的比较与表层的会通较多，有深度的比较与能超越的会通较少。透过论着，可以看出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总得说，长时间还停留在表面的与较浅的层次上，像印度哲学那样在吾国扎根下来进行繁衍的西方哲学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虽然也热闹了一阵子，但在当时的吾国真正接受了德赛二先生的又有几个呢？陈独秀曾指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再如，马克思主义启蒙也没有避免启蒙不力的这个观点，因为“五四”以后，随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吾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卷入积累的革命斗争，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在国际教条主义影响下”。因而，取得政权后怎样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思想上的准备与理论上的修养都“是不够的”。

作为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总结，体现时代精神的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曙光，虽然有不少先觉者觉醒与奋起，但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多数人还在它的影响之外，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是国人长期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惰力的束缚下难以解放出来，使吾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觉醒与成熟。即文化变迁迟迟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