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周边形势与政策讲解

我国周边形势与应对政策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但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也因此分为三种情形，即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和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

这三种国家政局动荡也对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的“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的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而政局动荡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

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以及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导致中国周边动荡。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给中国带来复杂影响，同时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针对这些影响和挑战，中国外交迎难而上、应对挑战，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因此，中共明确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并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中国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漫长的海岸线，使得我国与多国隔海相望，两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使得我国与多国相接壤，中国处于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在新世纪里，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然而周边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元素。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些动荡因素的存在，确保其不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不能使我们国家安全遭受侵害。我们应认真分析当前的周边形势。

当前的周边环境不容乐观。在种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各种不稳定因素都可能随时爆发出。近几年来的动荡也处于不断增多之中，首先中亚的不稳是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在其首都比什凯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南方重镇奥什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导致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南亚也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也是愈战愈勇，美国对“阿富汗新战略”的前景更是感到黯淡无光。巴基斯坦紧跟其后，其“塔利班”分子也开始猖獗起来。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恐怖主义并非单纯的一国问题，而是整个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多方势力的较量的体现。在东南亚地区以泰国的政局动荡为首，“红衫军”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时不时“擦枪走火”。东亚朝鲜，朝核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六方会谈的谈判也没有结果。韩国“天安号”事件骤然紧张，现阶段的朝韩关系更是陷入紧张的氛围中，朝韩之间开启战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韩国同美国的黄海军演，也不得不使我们提高警惕。东亚日本的政局也是持续动荡，五年内换五任首相。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也是不断，钓鱼岛问题一直持续没有解决，中国船长被捕事件，日本右翼反华抗议活动，这无疑会影响两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影响两国之间经济的相互发展。其实，动荡因素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其他许多小的因素在起着作用。

造成这些动荡是因为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民主困境”所致，导致内耗不止。同时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从而引发弱势群体的激烈抗争。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经济大幅度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也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内因。对于外界因素，正如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西方大国也加强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周边国家对资源与能源争夺也进一步加剧，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周边“海权”的问题也逐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其中以南海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南海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危害周边各国。

这些内外在因素所产生的动荡，对于我国所构成的挑战严峻而复杂。首先是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了犯有煽动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这不仅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更是对和平的亵渎。08年缅甸军政府进剿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名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国商人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突变中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引发中政府大规模撤侨行动，邻国的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的“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美国就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大国都加紧了对中国周边油气资源与矿产资源的角逐。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等，这些周边的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中国周边“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中国陷入了两难的禁地。

面对这严峻的挑战，中国应该迎难而上应对挑战。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坚决维护本国的利益。虽然中缅边境有不稳态势，但对于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劝和促谈，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在处理好周边形势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与周边国家外交的成功与否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周边国家是敌人入侵的前沿，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这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周边同样是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与其他中心力量打交道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同时周边地区富含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这必将促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对此，我们对周边的外交方针要一脉相传，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要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要睦邻、安邻、福邻，意识到周边发展是首要，要发展和谐世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更具影响力，经济更具竞争力，形象更具亲和力，道义更具感召力，这必然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外交越来越成功。

新世纪里，中国不论是经济还是国力都在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机遇，迎难而上，充分利用周边的优势来加快自己的和平发展。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只有正确对待周边形势，处理好与周边形势的相关问题，改善周边环境形势，才能保证中国在新世纪里和平发展，从中崛起。

第三篇：我国周边形势与政策[范文模版]

我国周边形势与政策

摘要：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字：美国战略

海上问题

半岛局势

日美同盟

军备竞赛

今天的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总体上是稳定的。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本世纪初，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在东海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倒退。此外，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还有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中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和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一个信号。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中国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和扩张的重要论据。总体上，中国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较为谨慎，有的还提出质疑，如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中国官方首次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发现，西沙、中沙、南沙的岛礁归属因涉及主权纷争，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一部分西方媒体，包括若干观察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策主张缺乏深入了解，以片面的解读简化南海问题的多层次性。目前周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声索国的岛屿主权纷争，第二是国际性质的航行自由。20世纪80年代成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否认此前有关南海的历史性认识，更何况签约国对海洋法若干条款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存在一个对所有条款都适用的、普遍的国际规范。从国际发展态势、国内发展需求看，目前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代价过大。解决南海问题，不仅需要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也不仅是国内不同涉海部门的协调，更需要政治信任的构建、政治勇气的决断。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中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中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为实现“重返亚太”，美国强化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并对同盟进行功能拓展。“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朝鲜方面对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表示：在朝鲜的安全得到美国某种程度的保障前，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从2011年9月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缓解。美国和韩国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但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美日韩体制的对朝政策以威慑、遏制和防范朝鲜为主，不排除一些试探性的双边接触。一味坚持美日韩同盟协调体制，可能令朝鲜半岛的僵局难以打破。尤其是李明博政府的所谓“朝鲜崩溃论”阴魂未散，改头换面地对“脱北者”（脱离朝鲜的朝鲜公民)问题进行炒作。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损害的将是有关各方的利益。

当前，朝鲜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继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各方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加强区域合作的力度。特别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朝鲜政治精英与国内普通民众的差异，希望通过差异化对朝政策来弱化其安全威胁。

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来临。如果朝鲜沿着金正日的既定方针顺利往前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而韩国政府又能以善意的姿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那么一个良性周期的开始也是可以期待的。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顺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并且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中日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从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供应情况看，美国市场、“四小龙”市场要比中国、东盟市场更加高端。或许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中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地震证实了日美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强的协调能力、相当快速的反应能力。从军事运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日美两国政府可以调动极大力量的军事效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灾后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也有助于美日同盟的深化。借助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提出了“机动防卫能力”概念，扩充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防卫态势，重点部署海上力量，加强情报收集及警戒监视活动。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而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信息共享等内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包括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美国在扩展国家利益时，双方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日美之间由于价值观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能够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解决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而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已将军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普遍较强，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日方认为中国军费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削减军费，周边对中国的信任就增强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周边国家之间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重点对象；美国将进一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并重视与印巴的军事合作，提升其在军事坐标中的位置。在美国的战略部署棋盘上，东南亚是其战略依托之地，战略部署已经成熟稳定，而中亚和南亚是其势力重点拓展之区。从地缘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顺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着环形包围圈构建完毕，在欧亚大陆就很难出现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

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战略取向看，美国将日益重视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国正利用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联盟体系，以及通过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论辩中国发展航母的动机与意图，甚至出现了中国是否将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发展有限的海军能力，以提升中国在不涉及美国时捍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执行非传统安全使命，实现军事外交，展示负责任国际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声誉。而有的人则认为，边界争端不会导致安全；中突，相反，是安全冲突带来边界争端。边界争端升级是安全；中突发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挑战中国，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国的保护，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优势。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30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相隔5500公里，时差4个多小时，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越5个温度带，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便是各国眼中的宝地，上至夏商，下至今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无论何时，外国总是打着中国的主意。而今，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强不息，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有了相当高的抵御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处于和平时代，相反我们应该警惕这潜在的危机，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注意我国周边环境形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领土方面，自新中国以来，先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朝鲜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签定了新的边界条约，并划界立碑，但是我国仍与印度等国家有5000多公里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争议地区16万多平方公里。与日本等海上邻国争议面积多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的争议是格局形势潜在的危机。目前我顾主要丢失的领土有韩国占有的几个礁岛，日本侵占东海气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周边各国的蠢蠢欲动，小动作纷纷。

在西方开始收敛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却活跃起来。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纷纷针对我国南海主权动作不断直接向中国发起挑战。其中菲律宾国会通过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划为其国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几处岛屿宣称拥有主权，其海军司令甚至宣称，如果发现中国渔船入侵，将被长期驻扎在那里的海军驱逐舰驱逐，越南则任命了一个管理西沙群岛的政府机构主席，一宣称对改道拥有主权。日本首相有不失时机的挑起钓鱼岛事件。这个时候中国的西方邻居印度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幅增兵藏南。对已经挫败强大西方势力的中国来说，解决这些国家的挑战不是问题，但奇怪的是，与高调回应西方相反的是，中国政府这次相当低调，对之冷眼旁观，不采取措施。

或许这种选择于中国来说对外界不失为一种对抗、一种有力的回击，但是在这个社会，尤其是西方，将忍让看着一种懦弱，一种无能。中国要想在世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光靠忍让和中国传统的礼仪是不可能的，要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国家信服，就必须有霸气，因此对待这些对我国领土打着歪主意的小国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拿出点威风和霸气。在这里绝不是以大欺小，而是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中国这个大国如果连这点利益都不能争取，别人会以为我们好欺负，这实际上在无形中助长美国等国家的嚣张气焰。中国不能忍让。

周边环境形势在军事方面尤为紧张，总体来说东亚、东南亚、东盟、中亚、南亚地区对中国呈现包围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愧为一流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扫雷能力和世界第二的防潜能力，军事费用世界第二。便面上日本与中国和睦相处，但实际上是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其军事防御已由“固守北方”变为“防御西南”，此举意味着什么，我想不言而喻。在一则调查中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最为危险的国家即最容易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就是日本，而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也正应证着这一趋势。炙手可热的朝鲜核问题，也是一大热点，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朝鲜核问题处理不得当势必引起朝、韩、美、日四国的军事冲突。由于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旦四国的战争爆发，势必影响到美日韩与中国的关系，很有可能美日会趁机打击中国。因此我想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应该谨慎，考虑全面，在外交方面应尽可能的避免冲突，保持中立原则。

于此同时，印度也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印度兵力强大，海陆空在世界排名靠前，是中国有力外患之一，而且印度长期以来占领着藏南地区，态度强硬，轻言撤退是不可能的，为有武力。同时印度也将印度洋列为其势力范围，恶意炒作中国与印度洋各国正常的经济来往甚至借用马尔代夫的甘岛作为其空军基地，毫无掩饰的暴露出印度的野心。中国不得不防。

台湾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从明朝开始，就明确的规定台湾属于中国。从邓小平主席的“一国两制”到陈水扁的“台独”，我们看到的是台湾领导团队想方设法的对抗，视祖国各族人民于不顾，甚至请求美国的援助。中国曾今帮助马英九登上台湾领导人的位子，而曾将他口中的台湾回归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大力购置军事防务，其动机之明，不言而喻，美国更是添油加醋。藏独也是中国头疼之事，“**”集团藏独的野心也迎合了美国的愿望。奥巴马白宫见**更是对中国政府公然的宣战。我们岂能坐视不管？中国政府不能忍让，应该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不法分子除之而后快。

对如今的中国来说，美国可能是我们最强大最具危险性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基地主要为美国收集情报资料，拥有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武器，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的调兵遣将，尤其在欧洲，能够迅速的调集兵力进攻中国边疆。而且2010年中美关系即将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如果美国挑起中国敏感的三大危机——贸易争端、对台军售、会见**，中国将应接不暇。

由此观来，中国周边环境局势确实岌岌可危，首先我们应当建立起忧患意识，加强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加强边疆尤其是西藏等地区的军事力量，防范于未然，加强渔歌国之间的军事、经济竞争，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同时和俄罗斯等同盟国搞好关系，共同御敌。其次，中国人民应该团结，和睦相处，万众一心。最后应该做好积极应战的准备，制定详细的应对策略和今后的发展计划及目标，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迨。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论文—论我国当前周边形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和“北稳、南和、东紧、西动”的不同态势。在外部因素中，台海问题，南海争端，中印边界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一直都是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其中，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本次论文我就对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进行简要分析。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类型多元化存在，民族宗教问题异常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区。在我国周边地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有7个是在这个地区。既有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老挝、蒙古、孟加拉国、阿富汗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有宗教神权国家，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能在这个‘地区找到很多的支持者和信奉人群。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

（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主要针对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此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奋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

（六）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七）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潜在对手。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强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加强中国安全的国际举措

1、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睦邻外交

2、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3、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4、开展国际军事交往，增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5、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从以上对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中国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运筹和团结周边国家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新方式。

（一）坚定不移专注自身发展。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阶段性负面变化有其必然性，这是每个崛起大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互动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阶段。这种阶段性负面变化因崛起大国的实力上升至特定阶段而出现，也必然会因为崛起大国实力上升超过一定阶段而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就是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未来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将更多依靠中国自身实力去争取和维护。因此，处理周边国际事务的首要源头来自于中国自身而非运筹国际力量。中国应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引下，贯彻落实好十八大精神，推动实现好“十二五”规划，不断提升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

（二）加强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

地缘经济影响力是中国外交在周边最为突出的实力，要从发挥整个地区经济潜力，促进亚洲共同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简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设计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进程，切实增强中国影响力。要做一篇“大文章”，在实现亚洲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大发展架构，扩大中国对周边发展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首先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这是实现亚洲地区大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便于输出的优势产业，其连带经济、政治乃至战略效益要远远大于承建互联互通项目本身的效益。因此，要放眼长远，以政府援助、优惠贷款、民间融资、资源抵押等各种方式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推动相关国家采用符合中方要求的标准规则，为便利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要精心设计大项目，打造龙头产业、核心企业。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必须发挥整体潜力，形成国际竞争力，实现整体效益，而不能简单地叠加。因此，要加大科技含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聚拢亚洲地区能源、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打造能够体现亚洲优势和竞争力的、以核心企业带动的龙头产业，实现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周边的援助力度。对周边中小国家，要从战略高度进行扶持，尤其是要授人以渔，把经济援助与对象国的发展意愿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以有限的经济援助调动对象国发展积极性，撬动周边共同发展。

（三）处理好中国与大国在周边的互动，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欧洲等所谓的域外大国实际上也深度参与中国周边事务，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一样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的重要大国。处理好与大国在中国周边的关系，是运筹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要依托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各大国在周边与中国形成良性互动，尤其是推动中美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与各大国构建以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

（四）构建周边立体式外交格局。

各国内政外交界限模糊化使得传统政府外交已经不足以实现日益复杂多样的外交目标。深化国家、政党、社会、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加深各国人民相互理解，拉紧彼此心理距离，化解相互误解疑虑，营造友好合作气氛的重要环节。因此中国外交不但需要政府外交的引领，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构建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优势互补、有效配合的多层次对外工作格局。尤其是要发挥政党外交面向周边各国政党及其党员，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交往的特点，密切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在战略政策制定、政党优势发挥、进行党的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等治国理政经验方面的交流互鉴，服务于国家政策战略制定和国家总体外交。

（五）推进周边机制建设。

周边地区机制性“安全阀”缺失是中国周边形势阶段性恶化的重要原因。随着亚洲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各种矛盾和摩擦将同步上升，并将长期存在下去。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各国对中国期望也在上升，期待中国提供更多地区性公共产品。中国应该下大气力推进周边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此同时，推动完善现有的次区域联合巡逻等机制，探索周边安全机制建设新途径，补齐地区机制安全短板，减少战略误判，管控并适时解决矛盾和争端，敢于、乐于并善于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树立中国在周边安全领域内负责任大国形象，影响地区安全合作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