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联合早报报出中国社会矛盾之根源

原题: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结果(作者郑永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第二篇：安全之根源

安全之根源

作为一名煤矿工作者，我们要深知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时刻记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沉重的，这种沉重源之于生命的可贵。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分析当前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绝大多数是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的，一切事故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安全意识淡薄、现场管理不严、没有认真执行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依然是引发各类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安全为天，是我们的安全理念。在这个“天”下面，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把安全生产比喻成一台正常运转的机器、那么我们每一位职工就是每一颗螺丝钉。在生产作业的每个环节，行政管理的每道程序都需要我们经常回忆那些含泪带血的教训，绷紧安全弦，拧紧那颗属于自己的螺丝钉。

安全是火，点燃了生命之灯！安全是灯，照亮了生命之路！安全是路，引导着生命走向新的辉煌。

第三篇：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由于人治社会制度下的长期腐败，大量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且被人为的掩盖、压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这些矛盾经过长期的演化、积聚，已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社会对立和对抗。

贫富不均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社会越是发展，贫富不均的矛盾越是突出，老百姓越是不满。由于贫富的矛盾长期恶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老百姓要求平等的呼声不绝，且日益高涨；老百姓对抗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并有蔓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不尽快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一旦发生社会危机，老百姓长期被压制的情绪很有突然爆发

在送旧迎新之际，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就要爆发的阶段。

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点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

但问题就可能出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内部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界。外部改革有国际压力

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利益协调机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有其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所以，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认为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显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尽人意。在法制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的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

政治改革上更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执政党调整了社会阶级基础，为新兴阶级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并修正宪法，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来的工人农民阶层异化在体制之外，因为这些阶层并没有任何有效的管道来参与政治。内改的可持续性亟需重视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更是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乃是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

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大的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国际接轨。

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立即会成为空中楼阁可能被点燃，社会矛盾随之爆发。

第四篇：中国机车车辆发展根源

二、六支源流

成功从来不是无代价的。

如果说中国铁路成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话，那么盘点今天中国铁路机车车型，几乎每一款都有一丝若有若无国外同胞兄弟的影子。早期中国铁路干线机车和日本人开始学着工业化一样，都是走过一条买—拆—仿—替—改的技术消化路线，苏联、东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各种类型铁路机车只要买进来的统统遭过土共毒手，但是中国铁路装备发展现代化从瞠乎其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颃颉相抗，既不是买出来的，也不是抄出来的，而是靠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触类旁通的智慧、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益求精的钻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

简单归纳一下，土共铁路机车技术先后共有六支源流：

1、最早的渊薮——无私的苏联&东欧。在那个中苏友谊万古长青的时代，土共在工业方面起步绝对离不开老大哥和一众小兄弟的无私援助，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红色中国的机车工作打下一个敦实的红色基础，而且，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请记住这样一连串曾经熠熠生辉的名字吧：苏联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工厂（ТЭ

1、ТЭ3）、苏联诺伏契尔卡斯克机车制造厂（6Y1、8G）、匈牙利冈茨马瓦格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工厂（ND1、NG3）、罗马尼亚克拉约瓦工厂（ND2、ND3）

⑴以BB古比雪夫命名的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成立于1863年，是前苏联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机车制造厂之一。中国从科洛姆纳厂没有购买多少机车，但却打下国内内燃机车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在50年代初期，从苏联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工厂进口了少量ТЭ1型电传动内燃机车，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56年和1957年，大连厂先后派出两批技术人员赴前苏联学习考察内燃机车设计制造技术，1958年，在前苏联专家的悉心指导下，仿前苏联ТЭ3型直流电传动干线内燃机车试制出2台巨龙型干线客货运内燃机车，该车装用的柴油机是从前苏联原装进口的2Д100型中速柴油机。但即使苏联专家手把手的教，限于国内的技术实力和制造水平，巨龙机车也因为达不到预定性能而未能投入批量生产。当时，国内先后试制了六个型号的内燃机车，全部未能投入批量生产，但大连厂的巨龙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大连厂和大连所联合对巨龙型机车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改进，参照ТЭ3型内燃机车图纸，完成了定型和图纸整顿工作。1962年，铁道部制订了“内燃、电力机车并举，以内燃为主”的技术政策，决定逐步批量生产大功率货运内燃机车。要生产大批量生产内燃机车，必须有一款成熟可靠的发动机，内燃机的仿制就成为关键。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有人建议仿制苏联哈尔科夫机械厂刚刚试制成功但尚未定型的最新锐的Д70型柴油机，该机技术相对先进，装车功率大，经济性好。但铁道部经慎重研究，考虑到国内的工艺基础,，特别是考虑到2Д100型柴油机虽不先进，但较成熟，经过多年试用，制造修理工艺基本掌握，而且有样机、整套设计图纸和全套工艺文件，可以较快上马，铁道部最后拍板决定由大连厂仿2Д100型生产10Ｌ207Ｅ型柴油机，由哈尔滨电机厂等厂所组成的联设计组仿ТЭ3型机车牵引电机组设计出了新牵引电机组，全面克隆ТЭ3型内燃机车。１９６３年，大连厂东风型内燃机车试制成功，从此拉开了老东风驰骋神州的历史。

⑵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成立于1932年，是前苏联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厂。和科洛姆纳厂一样，在这里没有买电力机车的中国人，却在这里奠定了电力机车的基石。1956年，中国制定的向科学进军的12年规划中，提出了铁路牵引动力要迅速地、有步骤地由蒸汽机车转移到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上。1957年，中国正式向前苏联提出为中国提供电气化铁路技术资料的要求，并列入签订的《中苏技术合作协定》。1958年中国组织了一个由第一机械工业部、铁道部以及高校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电力机车考察团，于初赴前苏联考察，在苏联的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足足呆了四个月，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该厂新设计试制成功的H60（ВЛ60）型铁路干线交直流传动电力机车样机为基础，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进行了全面设计改进，结合中国铁路规范作出了机车的设计方案。1958年底，湘潭电机厂在株州厂等厂所协助下，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6Y1型电力机车，6Y1型机车由于引燃管等核心部件不过关而没有量产，但它为以后改进成为韶山1型打下了基础。虽然就此结下了善缘，但随着中苏两国风云形式的突变，与诺厂再次实现牵手合作还需要等三十年。1988年，为解决国内干线电力机车不足的矛盾，特别是为了满足晋煤外运的需要，中国从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购进100台八轴重联VL-80型货运电力机车并更名为8G型，配属太局原段。8G机车继承了苏联机车皮实耐用的特点，可靠性较好，和ss4系列大量担负太局和京局货运任务，8g的部分技术应用在了SS4后续部分型号的改进上。

⑶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冈茨马瓦格公司现在籍籍无名，但是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可是举足轻重，该公司在匈牙利的地位可与通用动力在美国的地位相比肩。冈茨公司成立于1844年，是匈牙利重工业支柱之一，电力、火车、造船、汽车、飞机甚至军火生产无一不参与，当时火车制造技术当居为世界前列，1940年生产了世界首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战争中和马瓦格公司一起为匈牙利陆军制造坦克和火炮，战后致力于电力业务发展，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从该公司进口了相当一批的发电设备。马瓦格公司即匈牙利铁道部工厂，成立于1873年，是专业的钢铁及火车生产公司。1920年代开始生产过拖拉机、坦克、大炮和飞机，钢构桥梁设计制造在匈国内首屈一指，战后两公司强强联合为冈茨马瓦格公司。1956年中国从冈茨马瓦格公司进口了24台DVM2一2K型电传动内燃机车，命名为ND1，配属集宁机务段试用，同时由长辛店厂加以测绘纺制，1958年，仿ND1型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建设型”直流电传动调车内燃机车，并在线路上作了试运行。该机车采用的柴油机装车功率441kw，是仿ND1机车的16JVI70/240 型柴油机。1962年，又从冈茨马瓦格厂进口8组（一说4组）NC3型内燃动车组，配置北京内燃段，运用于京津特快列车运输任务。

⑷相对而言，1949年建厂的罗马尼亚克拉瓦约机车厂只能算是小字号，不过当年在京沪线上牵引特快的nd2却构成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ND2并非纯正血统的东欧车，1960年瑞士SLM和SULZER等公司联合完成了060DA的初始设计，罗马尼亚CRAIOVA机车厂引进SULZER等专利为本国生产机车，先后生产了2400多辆，并出口到保加利亚和波兰。为抵偿债务，1972年-1987年，罗马尼亚将其中的284台租借和出售给中国，被命名为ND2投入干线客运牵引，这车皮实耐用，可靠性高，既能牵引客列货列，也能担当小运转调机，唯功率较小，散热不佳。在中国铁路经多年服役后于2004年开始分批返还罗马尼亚。仅上局的部分ND2进行了协议回购。ND2型机车在返回罗马利亚之后，完成翻新和升级，换装通用电气的牵引系统，继续投入使用。在nd2多年试用后，1984-1985年又分两批次从罗马尼亚克拉瓦约工厂购进88台ND3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主要用于调车和小运转作业，机车主要机组及零部件，除了转向架以外，绝大部分与ND2机车通用。1972年，为满足宝成铁路在实现全线电气化后的运输需求，中国还向罗马尼亚克拉约瓦机车厂订购了两台6G1型电力机车，即1965年罗马尼亚引进瑞典ASEA技术开发的CFR 40型电力机车，这车在当时总共生产1000多台，还出口到南斯拉夫和挪威，算是成熟产品。罗马尼亚的6g是国内引进的第二款干线电力机车，几乎和法国阿尔斯通的6g同时投入到宝凤线运行，而宝鸡机务段也是中国电力机车当之无愧的摇篮。

第五篇：联合早报：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

联合早报：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韩方明

中新网2月2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刊出评论《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评论说，从提升城市竞争力，扩大城市知名度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主张作为宣传自己城市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每个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明确自己的城市定位，寻求城市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模子所勾勒出来的模样。

文章摘编如下：

近闻中国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0%，中国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200年才完成的城市化历程，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国际大都市”，城市化建设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

在英语中，“大都市”有个意思比较相近的单词metropolis，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大城市”(a big city)是指属于一个更大城市群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这个城市群的核心部分。一个“大都市”应该是一个区域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且是地区或国际联系的重要枢纽和通讯中心。目前，世界上的“全球城市”屈指可数，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科尔尼咨询公司(A.T Kearney)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联合进行的“全球城市指数”调查，2010年中国只有香港、北京和上海3个城市入选世界前30名的全球城市行列。

显然，各个城市大张旗鼓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主张，并不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夜郎自大和不自量力。从提升城市竞争力，扩大城市知名度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将这种手段作为宣传自己城市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其后所深藏的利益链条问题。

因地制宜地发展城市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城市因为城市的不合理规划，一味进行新城建设，导致房屋空置率过高，甚至是“空城”、“鬼城”情况的出现。而在一些地区，农民进城，户籍转变为城市居民，这些没有良好生活技能的农民往往面临生存问题。

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之外，许多城市都将发展市级政府所在地作为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将大量的人力、资金、资源都用于这一级城市的市政建设。

实际上，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或是科研水平的制约，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大城市，更无须妄谈“国际大都市”。每个城市都应该因地制宜，明确自己的城市定位，寻求城市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模子所勾勒出来的模样。

尤其重要的是，城市需要有自己的特色，那些享誉世界的大都市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人们想到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除了这些城市都是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有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大型博物馆、同时具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是所在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因此，一个城市要想在众多的城市中间脱颖而出，并不应该过分的求大求全，而应该更好的对城市进行定位，人们去某一城市去旅游，并不是为了去看这些城市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而是在于这个城市独特的城市建筑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鲜明特色。

城市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对于低质量的城市化更是如此。城市化应该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市政基础建设是一个城市重要的硬件条件，也是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的关键所在。但是许多华而不实的市政工程，造成的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满足这个城市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借用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大城市有自己的繁华和喧嚣，小城市也有自己的恬静与自得。在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国家，虽然城市的规模都不大，但是这些城市有完善的市政公共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甚至保留了中世纪的一些建筑，人们的生活幸福。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努力追求的城市形态。(韩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