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

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

摘 要：孔孟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继承古代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让孔孟之道服务于我们当代文化，将孔孟之道的优秀内涵展现给世人。关键词：孔孟之道 中国文化 古代 现代 精髓

孔孟之道是指由孔子和孟子的言论及思想所构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源远流长的。从汉代董仲舒上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今天我们国家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些都体现了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呢？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各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较量的文化大格局下，孔孟之道又怎么才能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呢? 对于孔孟之道的文化精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之道包含许多思想，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思考的主张。我认为，从今天的视角来观察孔孟文化，其精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提出。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他们一直向统治者阐述普通百姓对一个国家、对社稷的重要，这在以权为尊的古代是很难能可贵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论语·尧曰》赞扬历代古王的“民为贵”行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对于民与国的关系之轻重，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居住在**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

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充分体现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每一个在位的古代君王取得的统治上的昌盛都离不开对人民的关心和重视。现在说“爱是没有国界的”、“和谐地球村”，也就类似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这种思想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方针是有共通之处的，当然孔孟之道中的爱民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之上，这与今天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今天，中西方文化不断交融、摩擦。如果有人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能够背诵《论语》等中华经典名著中的名句，恐怕很多中国人都难以置信。然而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位年逾花甲的韩国前外长说起《论语》来如数家珍，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日前潘基文接受联合专访的时候透露，他一生深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多年来，在他的钱包里一直放着摘有孔孟思想经典语句的名言警句小卡片。在新加坡，商人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新加坡经济的腾飞表明，经济的兴衰成败，不能完全依赖于一种哲学思想。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环境里，孔孟之道需要何种自我调整？怎样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推向全世界人的面前？怎样让中国的文化实力与日俱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思考的问题。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从西方始源的世界运动来到了历史源远的东方大国，这是西方与东方的握手、这是文化与运动的邂逅。张艺谋的设计团队将孔子文化作为代表展现给了世人。今天我们要想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深厚与精华，就必须将孔孟之道以及古代文化中那些忠君、愚民封建思想彻底去除，取其精髓、去其槽粕，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与拓宽孔孟之道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让孔孟之道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的舞台上散发出新的光辉。

第二篇：孔孟之道怎么造句

1、在日本，武士道有佛教、神道教、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几个思想渊源。

2、因此，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应该只研究孔孟之道及儒家学说；

3、优秀的导演优秀的表演。感情表达有水的风格，自然流畅，又沉着镇定。很好地体现孔孟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的渗透。

4、革命号召农民要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起来反抗地主，反抗孔孟之道，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伦理。

5、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

6、这是孔孟之道成为中华帝制统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7、受康德、柏拉图等欧洲唯心主义思想甚至中国孔孟之道的影响，梭罗开始了他探求人生真谛的旅程。

8、但也经过史诗化处理，附会了许多他本身所不具备的武术传奇英雄的风采和儒家孔孟之道的思想。

9、埃及的近代教育有别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中国的近代教育有别于孔孟之道的强化灌输。

10、前者是解读中国儒家文化的必读课本，后者则是认识孔孟之道的普及读物。

11、毕竟是片没有孔孟之道的绿洲。

第三篇：浅论孔孟之道与廉洁之本2

浅论孔孟之道与廉洁之本

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即始倡廉。西周时，周王把廉洁作为考察奖惩官吏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协助齐恒公推行政令，把‚礼、义、廉、耻‛定为国之‚四维‛，作为官民行为依循准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廉政建设成为考核官吏职守的重要标准；到了明清两代，朝廷更是煞费苦心的给众官吏树立清官典型，做到‚廉以立志，廉以律己‛。我们现在所说的‚廉政‛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

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论语》中丰富的廉政思想对当今社会也依然有着深远的意义。孔子的廉政思想阐述了官员为政要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严于律己的道德观。早年孔子曾经帮人家料理丧事，靠这个挣钱糊口；后来做过官，有大夫的俸禄，但对于孔子的第一份工作恐怕鲜有人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任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看似容易，做好却难。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有贪污嫌疑而为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的鄙贱，尽心尽力，料量升斗，会计出纳，全部做得清楚明白。季孙氏想不到年轻的孔子竟有这样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又委派了 1 他第二份工作，做乘田。乘田也许比委吏还要鄙贱，因为这是一份管理饲养放牧牛羊驴马等牲畜的小吏。孔子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乘田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因为孔子兢兢业业，每日喂足粮草，把牛羊都养得很肥壮；而他的前任则将粮草拿出去卖了私饱中囊，以致牛羊怎么也养不肥。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曾经干过这样鄙贱的事情，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正如孟子描述的那样：‚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孔子认为一个从政者要想把政治搞好，自身要廉洁，要为民众做出榜样，不要以权谋私。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说季康子担忧盗窃，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假如你自己不贪欲，即使奖赏他也不会偷窃。‛如日前受到通报的湖南省安化县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傅武陵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永订的违纪案件，不就是因为其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对干部队伍疏于管理，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原领导班子成员均有不同程度违纪。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的弟子子夏在鲁国做了官，有 一天回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对他说:‚做事不要图快，不要只见眼前小利，如果只图快，结果反倒达不到目的;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孔子这句话谈了两件事，一件是为政者在政绩上不要图快，意思是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另一件是是为政者要廉洁，不能贪图小利。如果见了小利就贪心，则‚大事不成‛。因为如果为官者见财就起贪心，办起事来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必将迷失方向，还如何成大事呢？湖南省祁阳县原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伍志耕贪污公款、包养情妇、收受红包礼金案和新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原副局长黎辉兵受贿案就充分说明了‚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因见财起意而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段话的意思是，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答道：‚‘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正‛字便概括了。这句话实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为政者本人要正，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做到清正廉明；第二层意思是为政者执法要严，对上对下刚正不阿。湖南省冷水滩区肖家园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湘毅和党工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涛因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职工不及时处理，监督检查不严、不实，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而受到查处的案例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只有为政者做到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上级的方针政策才能贯彻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就会顺利推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如何治理国家，就是要比上一任还要勤劳，要持之以恒，不要怕疲劳，既要做到廉政，又要做到勤政。据相关史料记载，‚廉，仄也‛。本意指堂屋的侧边、棱角，堂边廉石多平整修洁,又棱角高耸峭立,故人有高行称之为廉。后人以廉字方正，正直来喻人清正、节俭、严于律己，有正直的品德。廉，廉政，是为政之要道。‚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而‚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屈原的《离骚》：‚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廉洁，即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简言之，讲正气。屈原正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

从古人造‚廉‛字的本义到现代贪官不廉的案例反证，‚廉‛ 是‚正直清白‛、‚不贪赃不贪婪‛的意思。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儒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扬孔子儒家学说，提出的一系列安邦治国、为官从政、修身养性的原则和规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瑰宝，为当今廉政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孟子明确地把为官者 的腐败与廉洁两种行为联系起来考察。他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他认为，为官者不取不义之财，即为廉；相反就是伤害了廉。‚伤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国亡族灭。这些关于吏治清明重要性的思想，对防范官吏的腐败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视如浮云。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孟子进一步阐述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如果不符合道义的准则要求，那么即使一根小草也不随便交给人或不随便从别人那里取得。孟子还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优厚的物质待遇，如果不考虑是否合乎道义而去轻易接受，那么这种优厚的物质待遇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表现了孟子重义轻利的道德取向。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对于为政者来说尤其重要。孟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引导人与社会崇尚真、善、美。为政者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金钱与道义的关系问题。孟子认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还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二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仁者，易也。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修为与社会责任一致性的充分体现，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教诲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现在的公务员，实在应该多学孔孟之道，以正廉洁之本。公务员就是古代的官吏和官府的办事人员，是吃国家奉禄的‚公人‛，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是代表国家的。公务员的所作所为，都是与国家的形象密切相关的。如果公务员学点孔孟之道，对于如何执政，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为人民服务，都是大有裨益的。

（湘乡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监察室 李明）

第四篇：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中国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结业论文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中国思想史结业论文

论文题目：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

摘要：

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何以联系起来？靠的是文化，文化指的是有关一批具有共同

于昨天，而明天又将不同于今天，但今天是我们全部过去的一种协力结果，文化，不管你乐意，它都要并且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而当前的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孔孟之道现代企业文化

题目：孔孟之道与现代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一种体现经济行为和要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它是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混和，是经济与文化互相渗透，融为一体的运动过程。具体说，它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思想和凝聚力，是企业全体职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包括企业环境、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文化心态、文化素质和文化行为，以及企业中有关文化建设的措施、制度和活动等，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受时代影响而不断变化的现实范畴。

企业文化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寻求企业发展的活力时，认识到企业的基础不只是设备、资金、建筑体、销售网等企业管理的“硬件”因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人员、作风、技能、价值观念、最高目标等“软件”，它们是企业最牢固、最有活力的基础，这些便属于企业文化。总之，企业文化是一种渗透到企业一切活动之中的东西，它是企业的灵魂所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他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领导素质和行为对企业文化具有直接、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

首先，企业家要“明明德”，“达德”。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对企业精神的培育具有主导作用，孔子的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就强调了领导者是政治的首要因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孟思想的首钢。修身是达到治理目标的手段，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安人，并通过安人以维持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修己，能实现领导者个人品德的完美，知识的丰富和形象的光辉，产生榜样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单令不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情”，“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主张的感应说，认为人性是纯的，有可塑性，提供适当的刺激，便会产生所期望的反应。孟子也是人性可塑论者，对如何受到良好的感应，提供规律性的见解；首先是施报对等关系，建立上下亲密的人际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要谨慎对待人际关系，你怎样去对待家人，人家亦将怎样回报你，上司关心爱护职工，一心为公，会导致职工的拥护，自利于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和良好的群体意识。其次，处于主地位的上司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先施德政，以利收到最好的感应。再者，要自觉地经常反省所起的感化作用。“欲政他人，必先自正”，自政便需修己，修己方能正人，安人。“安”符合人的本性，安居乐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希望，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的内涵是相通的，自正人后正人的管理风格是符合人性的管理风格。

其次，企业家能举用贤才，企业中的上下级是人际关系的一面，企业领导要选用能人与有贤才的人。俗话常说：“ 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在经营管理上人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又说：怎样识别贤才把他们选出来的话：“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是说选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们吗？因为贤才，是德才具备的人，所以孔子说才难。能人虽低于贤人，同样要选择，在用贤才上，孔子主张放手让他干，不要多方干涉，事事“先有司”。孔子认为“无全备于一人”，金无足赤，人也不能求全。在有一方面有具体才能的人，也是企业所必需的。孔子说：“仲由，冉求，够不上“大臣”，是“可谓具臣矣”。具臣就是具有一方面才能的臣属，甚至道德上差一点也可用。用人时，先衡量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不能太求全责备，认清了才，把贤能识别清楚，分别任用，但要注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是说把正直的提拔出来，位置要放在不正派而邪行外道的人上面，则人心服，作到反面了，则人心会不服的。

以上用人原则，要能做到孔子所说的，是相当难的，做到好处关键在于了解每一个职工，要了解他的德行、能力、性格、脾气、习惯，方能用得适当，发挥出每个职工的能力，这就

离孔子所说的不远了。

企业文化的建设，除了企业家的素质外，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也是重要的方面。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般说来，是通过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来表现，要使全体职工为共同的目标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必须从人员培训这个基础工作抓起，包括：价值观、目标利益、操作技能、工作方式、行为规范等等。通过不断培训，促使职工的观念、知识、技能更新，集中到一个统一的目标上来。

孟子认为：“善致，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致民畏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政”就是法制禁令的制定和施行，“教”就是教化、教育。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要善于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法制观念，培养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要引导职工树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思想，树立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教育职工树立主人翁精神，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培育企业精神。今天，国际经济瞬息万变，科学飞跃发展，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存在下去，对员工的教育，尤显重要，孔子是主张先养，后教，再管理的。孔子周游列国时冉有为他赶车，看见人民众多，冉有问，有这么多的人民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再教之。要使员工富起来，乃是管理体制的先决条件，为员工富起业，必须生财有道。“生财有大道，必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从事生产的人多，非生产的员工省。对员工要施教，孔子说：“忠焉，能勿诲手？”这是说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又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举善”是提拔能人，“教不能”是教育能力低的人，教与劝勉结合，是说用教育方法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今天欧、美、日本对员工的业务教育，非常重视，大力施行。

企业职工素质的提高，往往表现在他们有自学、自重和自励的意识。孔子非常强调学习，尤其是自学。“学而时习之”，他认为自学是修身入门之道。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多次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全贤。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一生好学，“学而不厌”直到七十岁仍要学《易经》，而且好学达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他不仅自己好学，还谆谆教导弟子努力学习。今天我们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推广现代化管理非常需要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

学习，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而且要善于向别人学习，这也是孔子所强调的。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既要学习“善者”的长处，又要克服“不善者”的短处。孔子还指，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既是一种向别人学习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别人的道德修养。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必须大力提倡“见贤思齐”的精神，引导职工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造成一种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风气，推动企业精神，不断向前发展。

孔孟还强调既要“学”，又要“思”，还要“习”。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是指出学到的东西要练习，要付诸行动。孔子关于学习要“不耻下问”的虚心学习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学而不厌”的顽强精神；“温故知新”的反复学习方法，都是我们现在要继承和发扬的学习精神和方法。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我们反对读死书，不拘泥于书的片言只字，而要掌握其精要，根据时代的精神，需要加以取舍，运用、发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提倡的。

总之，孔子和孟子的伟大思想，不少内容可被用于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孔孟“为政以德”，“修身为本”，“齐之以礼”的管理思想，必须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和灵魂；以调动企业家及职工自我修养的积极性作为培育企业精神的根本途径。“道之以德”，使企业精神深入人心，成为职行为的指导思想，精神的支柱，活力的源泉，凝聚职工向着企业的目标拼搏前进，使传统文化为现代服务，为企业文化的东方特色增添光彩。

文献：陈霞;;如何加强企业文化建设[J];北方经济;2006年20期汪晓民;;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J];当代经理人;2006年01期廖政中;张岩;;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研究与思考[J];广东科技;2009年15期孙政委;刘升;;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初探[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06期5 周晶;;浅析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年21期陈晓军;作为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S1期7 陈红玉;;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再认识[J];经济与管理;2006年09期杨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J];科技经济市场;2006年06期常颖;;企业文化解说[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8年01期黄左煜;;浅谈企业文化的改造[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第五篇：“师”与中国文化

“师”与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章启群 《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24日 13 版）

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不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显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也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现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事变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表示：“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或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自然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一种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而为师之道的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飘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