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

试述佛教在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哪些指导意义。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在世界东方文化里占有显要地位。佛教虽为宗教，但思辨性很强，各种文化艺术哲学成分极为丰富，能给人以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震撼。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

佛教伦理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众生平等观念、克制自我观念和慈悲利他观念。这些伦理思想在佛经中就很好的展现出来了，随着在中国的发展，逐渐于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在现代社会，佛教对人们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佛教讲求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和私念。对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讲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人们在极端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往往会顾虑佛经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因果报应，于是就会反省和收敛自己的行为。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思想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鼓励人们多做善事，这种精神观念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逐渐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在现实生活，有相当多的人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以得到心灵的安慰。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思想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随着佛教伦理观念同传统观念的结合，佛教伦理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借鉴和接纳，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办事，是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这些观念就起着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四）运用佛教知识改善人际关系

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人常常因工作、学习和生活而聚集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师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存在。况且人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着与人亲近的内在驱力，包括和需要别人关心、需要友谊、需要别人的接受、需要别人的支持与合作等。人与他人的关系涉及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也可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现在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学习、工作方面的竞争力也日益加重，人们普遍地感觉到越来越难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在处理各自的情感和利益方面，往往会和他人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佛教可以净化人心，面对诸种纷繁的人际关系，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佛教的教理教义都是引导人心向善的，而善念和善行则是调和人际关际的润滑剂。可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也是培养一个人具有慈悲心和善良品行的基本保证。

（五）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佛教要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是叫我们破除迷信，排除一切假象，明悟自心，用实际的、圆满的、无碍的方法，和平等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和人。佛教的慈悲平等理念可以作为构成这种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和来源。面对人们普遍存在的贪心高涨，心态失衡的现实，佛教界人士应当利用其教义中有利于改善一般人人生态度的内容，从思想上来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保持少欲知足的心态；在遭遇人生的成败之境时，应当做到“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此外，还应善用弥勒菩萨的宽容慈悲思想来培养现代人的宽容心态，塑造一个人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佛教应当肩负起心灵教化的神圣职责，在化解心理问题，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方面充当良师益友，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发挥其劝世导俗，恒顺众生的积极的作用。

第二篇：浅析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

浅析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

摘要：佛教作为由外国传入的宗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经由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且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即使不信仰佛教的人，佛教的思想也同样的影响着人们对于伦理，社会等等的看法。

关键词：佛教 思想影响 伦理 社会 功效

自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就一直不停的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因此，现在的佛教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外来宗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作为中国的所有宗教中传入中国最早，教义本身又和中国世俗很遥远（讲求出世和远遁），但是影响力却又相对较大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讨论佛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包含但不是完全的限于作为宗教的范围内。我们更看重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植根中国文化的观点，对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的思想的影响。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不局限于对于佛教经典的摘抄和理解，1

更多的是利用一些现实中普及化了的佛教的观点来作为我们的论据。并非是没有论据，只是我们论证的是佛教的影响，而不是宗教本身。佛教对当代人思想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思想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

人们接受一个事物，选择对齐的态度，根据心理学的观点，最早是依赖于审美的好恶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佛教之所以能被人们接受，在于他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被人们接受。

佛教可供人们审美的东西很多，佛经本身就是其中之一。佛经的翻译者全是饱学之士，因此佛经既有思想价值，也有文学价值。朴实的深邃的文风，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这一点当代人肯定会有的，但是最著名的例子还是唐代的诗人王维，因为痴迷佛教，把自己的号变成了“摩诘”（化用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其诗画多有禅意，后世人称“诗佛”。这种非喧闹的，素雅的，审美情趣，今天对于人们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人们选择住所，别墅，旅游地等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向往具有出世意味的地方，以远离喧嚣和聒噪，求的心灵的宁静。

其次佛教的艺术，包括寺庙，造像，壁画等等的特点，在人们对装饰等的审美选择上也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这里就不在赘述了。2.佛教是人们思想的寄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物质的和精神的欲望被工业文明不停的放大，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同时，由于社会

法律和规则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贫富差距尖锐，现代人心灵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普遍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不理解和抗拒。人们的压力无处宣泄。

于是佛教的一些思想，就顺势成为了人们寄托心灵，精神上远离社会的庇护者。比如因果报应，比如出世的世界观，比如对财产的淡然，对争斗的弱视，对于名利的回避，都成为了人们回避现实，求得心灵宁静的安慰。

这点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在事业鼎盛之时毅然出家以及越来越旺盛的寺庙香火可以看出。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并非佛教徒，可能对于佛教的思想也没有很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但是，见到寺庙还是要拜一下，很多人还是选择具有佛教内容的饰品，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求得思想的解脱以及所谓的“神灵庇佑”以减轻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安全感总是占了很大的部分。因为佛教的思想以及佛教的很多作为，一定意义上对他们起到了心理平衡的参照，同时崇拜偶像又可以使人们获得安全感。这个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得到严格的论证，这里就不在细说了，大家体会的到。

佛教的艺术也一定意义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我们举佛教的音乐来说明。

音乐本身就有使人安静的力量，为人们提供美的感受，缓和情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试验小组经过多年的科学试验, 他们发觉: 当水听了优雅的音乐结晶会变得很漂亮, 而听了吵闹的音乐时则变

得扭曲、丑陋, 听过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后, 结晶正如明朗爽快的曲调那样美丽而整齐;听过韩国民谣《阿里朗》的音乐后(该曲描述恋人痛苦分手的情景),结晶呈现分离似的独立的痛苦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的这种作用同样物理的作用在人的身上。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

佛学的音乐产生于最简单的法器之中，最早是诵念佛经的伴奏。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声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于是就把佛学的音乐单独的抽离出来，形成了新的音乐形式。这类佛乐的旋律起伏不大, 节奏简单, 没有大起大落的音浪, 通过反复的唱颂、唱念, 使内心的情感、情绪平稳而达致平静。在佛教音乐中体验的“净”, 则是绝去一切妄念的精神澄炼和在幻象中呈现的随缘自在的真如世界;而在那“静”中, 体验的是有着盎然生机, 有着安闲自在、超然自得的心理状态。平和的音调可以使人保持正常、清醒的思维和想象空间, 更能净化身体内的水, 使体内的水结晶变得更美丽, 令人身心和谐顺畅, 保持神清气爽的精神状态, 利于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的一个同学并非佛教徒，但是他的手机中就存放着很多佛教的音乐，据他自己说烦躁的时候听一听，可以有豁然的感觉，放在这里算是一个不严谨的例证。

同样可以作为这一点论证的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千手观音的表演，这个就不用赘述了。

总之，佛教的思想及衍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确确实实为人们的思想

提供了寄托。同时产生了很多的社会功效，这一点我们后面有论述。

3.佛教影响着人们性和婚姻的观念

这个标题大家看了可能会觉得不靠谱，因为一般认为，佛教和男女之事是没什么关系的，佛教严格的禁止欲望，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不然。如前所述，我们的佛教是世俗化和改良的，否则他也不可能生存下来，因此佛教本身对于这方面肯定会有迂回的地方。事实上确实如此，这里出于严谨，我们要运用一些佛教的教义了。但是同样，我们不纠缠，只用两句话来作为证明，一，佛教提倡轮回之说，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般人看来，佛教是不能谈“情”说“爱”的，然而色空不二，佛法在最深处，打破一切界限。从一个男性心理和生理的角度来解释。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概念就代表了性或欲以及情或爱。性与情，或欲和爱乃交织在一起，是无法分开的。常人的爱，男女的爱，没有无欲的情，也没有无性的爱。性或欲乃生命的原动力，藏在情或爱的背后。唯有性或欲，非人也，只认情或爱，不承认有性或欲，人之伪也。性、情、生命三者互动，单有情，不能有生命，但没有性，一定没有生命。各种各样的爱情模式、男女相悦，外在是一种很美的情感，内在是人类传宗接代的欲望驱使。因此承接轮回学说，性、欲爱，正因为能够创造生命，从佛教的角度讲，便成为轮回之因，轮回之根本，因此上，佛教并不反对

性，至少对世俗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佛教对这个话题是有关的。

然后佛教认为欲望是人痛苦的根源，因此上绝对的反对纵欲。但是性作为人的生命原动力，想要断除，谈何容易？认清并断除欲望，对于宗教修行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普通的常人呢？这种欲望，是“最深的梦”，是“永远的忧伤”。人们既想超越，又很难脱离这生命的根本，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慨叹，一种犹疑之中。悟到了些许个中真味，但又不明晰清朗。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兜兜转转，游行其间。

如前所述，社会的高速发展是人们的欲望膨胀，这个，从当今流行的一些名词，如小三，二奶，婚外情和婚外性，等等以及各种已经蔓延到少年的门事件。各种门事件的爆发其实是对中国社会的严重警告，欲望的泛滥已经到了很小的孩子们的身上，而且他们显然并不打算抑制这种欲望，而且以欲望得到发泄为荣，否则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在网上。我们不反对人的正常欲求，但是，这种欲望的泛滥的危害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人有欲望是没错了，但是欲望泛滥就显然有他的危害。

佛教不但对人们的欲望提出了解释，而且对人们摆脱欲望带来的痛苦提供了疏导的办法。

出家是最彻底方式。出家修行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断除欲爱，截

断生命之流，为走上解脱之路、济世度人打下第一个基础。因此不再滞着于男女之间人之常情，而将之转移成一种超越的爱。当然这个可行性太低了。于是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更加可行的方式。佛教给出经由禅定的不同形式，疏导欲望的有效方法，甚至佛教针对欲念较强但智慧很大的某类根机的人给出一种男女双修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密宗的出现，现在主要是藏密。印度教的性力派与佛教的密宗，只有形式上的类同，但根本理法上则完全不同。但如果佛教密宗行者不能观空执中，g契理契机，克服转化物理的障碍，不但不会解脱，反而会与普通人一样堕入恶道。所以这种修法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危险性，并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大部分还要从心理上起修，或者渐修，或者导归净土，或者修禅顿悟。能在性事这种生物最难摆脱的生理、物理局限中，观空解脱比在心里上要难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的出第三个结论，接受佛教的思想对于人们缓解欲望带来的痛苦是有作用的。

基于以上三个小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接受佛教的思想并不意味这完全的脱离欲望，可以敦促人们更合理的，更健康的疏导欲望。

上述的思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性的方面，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欲求。因此教的思想对于人们的欲望的观念产生了影响，是 不言而喻的了。

关于婚姻。佛教并不干涉世俗人的社会组织——家庭，但是有个

前提，就是婚姻的基础一定是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思想基础，否则就不会稳定。没有共同利益、共同思想的婚姻，觉得不会产生稳定的家庭。比如，因为人的贪欲而聚合在一起：贪恋性色、贪恋财富或地位、为子嗣而结合等等，都是不同的贪念的表现，这样的婚姻必然是不幸福的。再有婚姻双方没有共同生活目标，彼此不能互相进步，而是贪图个人享受，或好逸恶劳，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样的婚姻也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仍然未脱佛法因、缘、果的解释。因此，一定意义上，佛教的思想也对人们的家庭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婚姻的稳定。4.佛教对人们生态思想的影响

佛教的生态思想是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形成而不是孤立的存在。宇宙中没有不变的实体，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佛陀的的弟子阿说示曾经转述这一思想：“诸法因生者，彼法随因灭，因缘灭即道，大师说如是。”“因”就是条件，是内在的直接原因，万法由条件而生，由条件而灭，缘则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因缘的聚散合离导致了事物的生灭，佛教称之为缘集、缘生、缘灭、缘起

根据这个基本理论，佛教认为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也是息息相关、相斥相成的，不能断然分割而单独存在，这是佛教对生命关怀以及生态思想之根本。

因此，接受佛教思想的人们，对于生态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佛教提倡戒杀，佛陀出家、在家的各种戒律都以不杀生为根本重戒，极力宣扬慈悲戒杀。告诫弟子用滤囊取水，这样既卫生也保护水中生物，佛陀甚至禁止弟子残害草木。据说释迦牟尼前世修菩萨道时，在山中坐禅，鸟在其发髻上做巢孵卵，他怕伤幼雏而端坐不动，直到鸟雏生羽。佛陀认为不杀生的理由有二：一是慈悲心，二是避免杀生恶业。因此，为了劝诫人戒杀护生，还以诗、书、画、歌等形式编印宣传资料。

放生是中国佛教徒普遍进行的修行实践，并得到一般社会民众的尊敬。在中国民间，放生是颇受尊敬的善行，人们喜欢在节日放生，也愿意到寺庙放生。为满足教徒的放生意愿，许多寺庙建有专门的放生建筑，叫做“放生池”。放生池一般多设在佛寺门前或周围，池中置水，大的放生池中还有假山、亭子、花草等，供生物生存休栖。佛教还有专门放生的法会，叫“放生会”。我们不管他的具体的理论推理过程，单就效果而言，这一思想就影响着人们去保护生物，仅这一点就够了。

其次，佛教提倡素食。这一点来说，根源于不杀生。接受佛教思想的人，会对素食有所偏爱的。具体的意义及不分析了。再次，佛教思想对人们追求自然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影响。佛教徒有植树造林、养林护林、栽花种草的优良传统。佛教寺院通常都是林木葱郁，鸟语花香，环境清幽。这既是缘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也是出于参禅修道的环境需要。在佛教寺庙的重重庭院中，教徒们广植花木，或植松或种柏，或栽银杏，或

培育紫荆、藤萝。有的庭院中，还掘有荷池，叠有假山。对于普通人来说，从视觉、听觉、嗅觉诸多方面，顺应自然，点染自然，升华自然，使环境最大程度上与其宗教理念、生命感觉相和谐，这不得不说是佛教思想对人们追求生态观念影响的结果。最后，佛教要求教徒俭朴生活，注重修行，过物质上贫乏、精神上却无尽富有的生活。在简朴的生活中寻求心灵的净化，涵养的提升，这与现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处，佛教徒的这种生活应当是资源节约型的，这对于今天物欲泛滥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良好的示范。接受佛教思想，对于物质的看法会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出于怎么样的目的。5.佛教对人们社会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方面

（一）以佛教缘起理论和“少欲知足”的思想，引导信徒和社会普通民众在充盈的财富和丰富的消费品面前克制贪欲，淡泊名利，一心为民众和社会努力奉献。这样既能有益于个人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减少烦恼，使身心愉快，也能在关爱和利益群生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

（二）以佛教的教人止恶行善的思想进行教化，使信众乃至一般民众从身、语，意三方面提高道德修养，以慈悲、戒贪、廉洁、宽容、诚实、忍让、和蔼等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并且致力积德行善，以关怀人帮助人为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兴办慈济事业和社会福利机构，积极参加国内外的扶危济困，赈灾救难的

活动。

（三）以佛教的“不杀”和慈悲的思想，教导民众爱护人乃至一切生灵，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协调的关系，为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解和合作，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且积极参加保护动物，保持生态平衡的活动。

这些思想都一定意义上是人们懂得相互尊重和共处，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

6.佛教影响人们对社会矛盾和公益事业的看法

一般状况下，人们对于公益事业是支持和提倡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精神上的层面更多。佛教对于人们的这种思想走向实践有着影响，不管他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背后有着怎样的佛理支持。在贫富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投入公益事业，使人们可以更好的认识社会的矛盾，缓解极端事件的发生。7.佛教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这一点有很多体现，但更多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只举两点。首先，思辨的思维方式。在佛教的思维方式中，最具特色或在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是其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式是在吸收和改造印度婆罗门教的相关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

但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当代仍值得重视，对

今天的人们仍有借监意义或重要启示。这种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是重视用某种形式上的否定手法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种否定手法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而是为了更高层次的肯定，是为了对万有本质进行有效的正确把握。这种思想的有很多来源，尤其是对于教育多元化的今天，但是，佛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占一定的位置。

还有，业报论。这个太熟悉了，代表就是深入人心的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多文化中都有这种思想，很难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但是，佛教肯定是来源之一。

作为文化层面的，佛教更多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和很多其他的思想缠绕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重要把他放在后面，但是篇幅却不长的原因。

8.佛教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作为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疑是最终极的。一旦他的影响到了这个层次，就很说明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了，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由于他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佛教的理论根据。首先，平等的观念。

佛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

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淫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抛弃了思想的产生背景，单就平等的思想而言，确实有佛教的因素在里面。其次，克己观念。

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嗔，以及痴。克己可以使人摆脱这些烦恼。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欲望横流的社会，理性与克制是一种美德。但是，克制欲望又似乎很难做到。佛教在提倡克制的同时，也提供了方法。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

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这些理论人们虽然未必看得到，但是还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因为他早以成为了文化，本土化的文化。再次，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很多的人也许不懂佛理，但是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践行这些思想。因为文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而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

总之，作为一个充分的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宗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已经深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现代人也许更多的是无神论者，但是，佛家的思想还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更多的作为一种文化大环境的背

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分析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对于人事宗教的价值，分析社会思潮等等都重大的价值，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等都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共15页，7570字。

参考文献：1.胡丽娟，佛教音乐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艺术研究》 2.中国佛教信息网

3.长安万岁，佛教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百度贴吧

4.红尘客，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中国佛教交友网

5.张朝勇，佛教的生态思想及现实意义，中国知网 6.杨曾文，佛教和谐思想诠释及其当代意义 7.百度知道相关条目

8.搜搜问问相关条目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无疑是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如果说，辛亥革命结束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发展进步打开了闸门；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创造了前提；那么，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则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并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面貌带来的历史性变化，还不仅仅是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个人崇拜和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识是30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别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自主、独立，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最大变化。原来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现在花花绿绿了、五光十色了，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活跃了，创新力强了，人也聪明起来了，文明起来了。人的思想从僵化、半僵化，从“两个凡是”走出来了，国家也从封闭、半封闭走向了开放和自信。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局面。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近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混乱现象极其严重。而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形成了巨大压力。党要在如此严重的困境中重新奋起，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面对困境和压力，我们党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坚定地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三句振聋发聩的话。第一句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句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第三句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就表明，我们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以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拉开了，全面改革的进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势不可当地展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两句话，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说得很透彻、很深刻。联系当时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大势，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实际上是被当时的困境和压力逼出来的，其历史背景和根本目的至少有这么三条：一是要通过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时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出十年内乱给我国造成的危难和困境，在治穷致富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三是要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顺应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落后、赶上时代，使我们这个党成为这个新的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三个方面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大力度地概括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首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而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近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的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面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场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深刻变革中，中国人民以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成为人们精神状态的主流，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万众一心地为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团结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在这场深刻变革中，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在这场深刻变革中，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以执政党思维取代了革命党思维，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勇敢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使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近30年改革开放带给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还深刻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的新时期“三个最”上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正是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长到26269亿美元，年均增长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17607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了5.7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篇：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原想这个题目的范围蛮大的不好写，加上自己对佛教的了解也不是很多，但想想就算是自己对自己所认知的佛教以及个人的一些看法的一次总结吧！

我个人对佛教的最初认识可能要属孩童时看的电视剧《西游记》了，在里面几乎所有的佛教 “名人”都在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菩萨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威严无比，尤其是那如来。但随着慢慢长大对佛教的了解也多了起来，而且发现周围很多人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时就把他们看做佛教教徒了。那时候只觉得那些看似佛教教徒的人比其他的人和善而且常常很开心很满足的样子，这些都促使了我的好奇心。随着中学时代的《中国历史》对佛教的不断加深了解，我对佛教才有了那么一个大体了解。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中学的《中国历史》是有确确说法的，但民间确有各种不同的异说。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 1

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

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不仅是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都深受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自佛教传入中国，文人与佛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汉魏六朝，一直到清末，与佛教结缘的大诗人、大作家就达几十人，这些人都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中包括曹植、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柳宗元、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东坡、唐伯虎等。现代作家中与佛教结缘的就达百多位。他们包 2

括鲁迅、老舍、曹禺、冰心、郭沫若、矛盾、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林语堂、金庸、林清玄等。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佛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或涉足佛教，如：王维、李叔同，或结交名僧，如：苏轼与佛印，这些大诗人、大作家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就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和地狱）轮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下子把这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外象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部巨著。它透过家庭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没有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影响，这样的伟大作品是不会出现的。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分四点：

（1）宏伟的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 3

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逼真的雕刻：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肖妙的画像：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敦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生活中我是很少接触和听说所谓的和尚啊、高僧啊、大师啊。只有在书本上才有所了解，记得第一次了解的一位叫做星云大师的高僧，是高中时代，还是在《读者》的一篇文摘里。文章里星 5

云大师所说的都是一些处世的堪称精辟的语论，那时候读来深感欣慰也因此对这位大师印象深刻，也时常留意着。

记得一次大学课上，老师也介绍了一下佛教，并且也总结了一下，他说：无论是哪个高僧或是哪位大师都有其一片属于自己的佛教天地，但始终都不会脱离戒、定、慧这三字箴言。虽然当时听得有点糊涂，但我相信会有明白的时候。

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之道，但养生之道主要在心境，而佛家在心境造诣恐怕要胜于儒家、道家了。从当下中小学教材改版中可以明显看出里面加上了不少的佛家经典和隐喻故事，这说明当今社会是需要佛家里的一些禅语来辅助的，不能一味的只顾搞经济而忽视人的精神修养，应该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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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 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