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罗尔事件后儿童医保马太效应
罗尔事件后儿童医保马太效应:越穷的地方越难得到救助
2016年12月08日12:10 新浪综合
悖论的倒挂——大医院集中在北上广地区,到这些医院属于“跨区域治疗”,报销比例会更低。
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保障弱、异地就医报销更少,结果是,越是贫穷、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与身处深圳的罗尔相比,贫困地区的家庭,获得社会救助也更为困难。
因为利润太低,健康商业保险,同样罕有业务员主动销售。
“必须把医疗作为一个保障所有人的福利体系进行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公费医疗、医保、新农合,碎片化得厉害。”
在一个名为“儿童因病致贫”的五百人微信群里,对于儿童大病医保的讨论,自罗尔募捐**后,一刻也没停过。
他们都是恶性肿瘤患儿的家长,来自天南海北,集中到北上广等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看病。和交流求医问药经验的病友群不同,这个群目标清晰——“因病致贫是儿童恶性肿瘤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的目标是引起国家重视”。
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第一时间公布罗某笑的报销清单后,讨论达到了顶峰。
“天壤之别!”家长们感叹。
按照深圳市社保局公布,罗某笑2016年9月8日至今三次住院,共产生医疗费用204244.31元,其中医保记账16.8万元,个人现金只支付了3.6万余元,说明医保支付八成以上,这其中包括了基本医疗保险、深圳地方补助和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
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他们发现,地方不同,报销比例和政策悬殊:同一个检查、同为门诊化疗、同一种药品……不同地方能否报销,千差万别。
“命不好,没生对地方。”对比深圳的罗尔,家长们沮丧地抱怨。
难以复制的深圳经验
家长们理想中的保障体系,并非一日建成。
“深圳开展医改比较早,1992年就开始探索了。”深圳市人社局医保处李中齐副处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罗尔的女儿受益于深圳医保体系的三重保障。
首先,深圳基本医保支付最高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以2015年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53元/月来计算的话就是48.6万元。其次,基本医疗保险连续参保时间满72个月以上的,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最高为100万元。再次,针对重特大疾病,深圳还有20元重疾补充保险,只要自付超过1万元,就可再报销70%。而且,深圳社保缴费比例低于国家规定,尤其是医保三档缴费比例为0.55%,仅为国家规定上限的1/16。
对于少儿来说,深圳门诊大病最高可报销90%,住院费用超起付线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达90%。2015年,深圳更将11种靶向药所发生的费用纳入重特大疾病使用目录,最高可报销15万元。
但这样的充分保障,对全国很多地方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以深圳为例,2015年,深圳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6.770亿元,其中家庭及个人缴费收入10.539亿元、各级财政缴费补助5.834亿元,利息收入0.397亿元;基金支出13.659亿元,其中待遇支出13.659亿元;当期结余3.111亿元。年末基金滚存结余14.176亿元。
而此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天津、湖北、重庆、贵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地区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不足6个月支出。——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而言,复制深圳模式,无疑有着巨大的压力。
越是欠发达,越限制跨区域就医
表面上看,从全国层面,现阶段儿童大病保障并无太大区别,三个层次的保障体系基本健全。
第一层次是基本医疗保险。在我国,目前基本医保覆盖率为95%左右,但报销比例低,且可报销最高限额也较低,实际报销比例只有10%到55%不等。城镇居民总体比农村报销比例高。
第二层是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主要是对特定病种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且逐年加强,缺点是只保障部分病种。
第三层是大病医保政策。2015年底,国家全面实施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这是由政府从医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对参保人患高额医疗费大病、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二次报销”。但不包括有正式职业的人群。按照设想,通过两项政策的叠加,实际报销比例可提升到60%-70%。
但在全国,医保统筹的行政级别并不相同。部分发达地区省份,已全省统筹,而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限制跨区域就医的报销。
这和中国现阶段高度集中的医疗资源形成了悖论式的倒挂——因为大医院集中在北上广地区,一旦到了这些医院,都属于“跨区域治疗”,原本不多的报销比例会降至更低。
因为一场大病,原本普通甚至小康的家庭陷入了灾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山西汾阳,身患横纹肌肉瘤的儿童天昊,到北京求医。但很快就遇到新难题:医保和报销。
“同样就是一种病的,交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报销的钱就不一样?有的地方十万报八万,有的地方十万报两万,心理就特别不平衡。”天昊爸爸不能理解。
另一位河北衡水农村的白血病儿家长说,因为新农合报销上限只有8万,自费药不报销,他们第一次入院七万多的花费,费尽周折,最终才报了一万来块钱。而整个疗程下来至少需要三十万。“还得自己先垫付,报销的钱两个月后才下来。”
即使是在省会城市郑州,这样的困境也依然存在。根据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资料显示,2016年上半年,在最高支付限额方面,居民医保达到40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10万,商业补充保险30万);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方面,居民医保的最高报销比例达到80%。
但患儿君君的母亲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她孩子确诊白血病时还不到二岁,为救命辗转来到上海。现在疗程暂告结束,总共花费30万左右(不包含生活费),最终郑州社保只给报销不到5万元。因为,抗生素和高端化疗药都不能报销,大城市病房紧张,很多时候只能在门诊治疗,而门诊“一分钱也报不了”。
罗尔女儿的危险,他们同样经历过。君君在第二个化疗疗程中感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感染往往是儿童重病中最危险也是花费最大的部分。
“米开民(一种抗真菌药物)用了三万多块钱,不报销,培门冬酶(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首选药物)一针5000块不报销,在门诊做抗感染治疗一个礼拜8000块一分不报……”君君妈说。最后,她只能把家里唯一的房子卖了。
粗略统计几十位病儿家长的报销单据,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实际报销费用占总费用报销不到30%。这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测算的结果类似——“大病患儿的实际报销比例在25%—45%,费用超过封顶线,实际报销比例会进一步降低。”
“我们第一个疗程花了十几万,但二次报销只报了2800元。”君君妈想不通,而同一医院上海市户口的孩子,缴费时直接减掉一半的费用。
各地区的现实差距
国家并非不曾努力。
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把重大疾病的保障病种扩展到20个,并提出自付费用超过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可再次报销50%。其中与儿童相关性的疾病,有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友病、I型糖尿病、唇腭裂。
2015年,民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针对重点救助对象,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
2016年11月4日,国家卫计委提出,2016年-2018年,将对农村贫困人口中,罹患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等9种疾病的患者进行专项救治。
名目繁多的保障政策和救济政策,看似能让人感到安心,但在实际运行中,确是另一番景象。
“能找的机构都找遍了。”前面提到民政救助70%的报销额度,在实际执行中也受到各地救助资金筹集等情况限制。天昊爸爸去当地民政局,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你花多少,补助5000块钱一年封顶。而一年多下来,他的孩子自费花了约三十万。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数十位大病患儿家长发现,上述政策在实际中会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是,异地治疗需要开具转诊证明,且门诊无法报销、住院报销比例偏低。二是,儿童大病需用的很多药品都不在可报目录当中,只能自费;三是,对于同一病种,不同地区不仅报销比例不同,是否将其纳入大病范畴也会影响报销。四是,如果一次报销报得少,二次报销就跟着报得更少,“造成恶性循环”。
李中齐承认,费用和医生用药、治疗方法及病情有很大关系,地方经济水平和医保资金不等,也造成了现有各地区的现实差距。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些地市的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和互助基金对儿童大病保障有重要贡献,但仅限于特定城市。以深圳为例,其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保一年只需要交20元。而在上海,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婴幼儿,无论健康与否,只要在规定时间里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每年缴纳80元参保费用,就能享受由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承担的医疗费用。
多层保障构筑的儿童大病医保系统,正形成越来越明显的“马太效应”:大城市医疗条件好、经济基础强、政府保障充分,报销比例高,如果大城市孩子得病,只需要花很少部分的钱就可以满足需求,而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原本家境差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保障弱、异地就医报销更少,长此以往的结果是,越是贫穷、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广西百色的一位患儿家长表示,本地治疗报70%,去百色以外的地方,都只报30%,但在百色,这类病根本无法医治。大部分患儿,依然得经历从本地医院到省会城市医院,最终再到北上广等医院的“迁徙”。
“说白了,越贫穷的地方报销越少,看病越困难。”天昊爸爸叹气。
越穷越难得到救助
因病致贫,正成为中国大部分家庭的噩梦。
《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显示,儿童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急性肾功能衰竭,每年需要6万至10万元透析费用,换肾则需40万至50万元;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约需15万至30万元;儿童白血病的治疗费一般在10万至60万元;血友病儿童根据出血程度每年约需10万至20万元。
上述报告中,所有被调查家庭因给孩子治疗白血病而平均负债超过14万元,其中约47%的家庭负债超过10万元,还有少部分家庭负债金额在30万元以上。而在1229个贫困白血病患儿调查样本中,75.1%为农村儿童,76.4%的家庭年收入不超过两万元。
即使有外界的少量捐助,也很难弥补由此出现的深重恐惧。“对白血病无底洞一般的治疗费,这可能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正如罗尔9月22日给一位白血病患儿捐款3000元时所言。
君君妈亲见一个病友,孩子在第11次化疗时复发逝去,家长花了近一百万,“现在那个孩子的妈妈,还在没日没夜地做蛋糕还债”。
儿童白血病和先心病是保障最好的一类特定疾病,在大部分地方都有特殊政策,实际可报销的比例为40%、70%。
但“儿童因病致贫”群的家长,很少受益于这项政策,因为“国家不把儿童恶性肿瘤当成大病”。他们孩子所患的神经母细胞瘤及各种母细胞瘤、软组织肉瘤(横纹、尤文)、生殖细胞瘤(卵黄囊瘤、畸胎瘤)、星型、颗粒细胞瘤、脑瘤、淋巴瘤等其他未特指类型的儿童肿瘤均未被列入,家长们在各大慈善救助基金会也几乎申请不到救助资金。
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曾建议,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可以逐步由常规低保对象扩大到低收入人群。因为“儿童患了重大疾病后,即使是重大疾病病种,新农合提高补偿水平后,部分病种自付费用仍较高,对于低保对象以外的低收入人群仍会造成灾难性卫生支出”。
对于儿童大病救助来说,公益组织和民间慈善机构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大病联合救助模式分析报告》总结了“联合救助”在现实中形成的4种模式:第一,政府+社会组织的联合模式,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救助基金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项目基金、儿慈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联合模式,如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等;第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益平台联合模式,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组织+大病救助专业机构联合模式,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等。
相比其他,医疗救助项目数量总体偏少,其原因在于,“医疗救助需要一定的医疗知识背景,而且通常是紧急救助,要求项目能够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和充裕的资金。”但这种募资存在很大困难,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在开展青少年白血病项目时,计划募资2000万,而实际仅筹集200万。
但与身处深圳的罗尔相比,贫困地区的家庭,获得社会救助也更为困难。
“类似轻松筹的方式,帮不到贫困地区群体。”天昊爸爸坚定地认为。他从农村来,看到太多农村家庭连微信都不会用,就算有人帮他们申请,也没亲戚朋友帮他们转发。
有人想到了商业保险。但现实中,健康险种成为保险公司最不愿意主推的项目。
“保险公司有盈利的需求。”一个在中国排名前三的保险公司员工丁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年前,他的孩子不幸罹患白血病,他才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司的健康险项目。
“人们最需要的是健康险、住院险,周围孩子得病后都会后悔没有买保险,被宣传的往往是数额大、购买年数多的储蓄型险种。”丁健说,他们公司今年4月有一款健康险种面世,但只有不到20%的业务员知道这一险种,因为利润太低,几乎没有业务员愿意主动去销售。
“这类产品是不挣钱的,公司也没动力推广。”他希望这些廉价惠民的保险应该由政府推广,而不是由保险公司人员销售。
不过,高华俊指出,儿童大病救助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完整的顶层设计制度,构建统一的国民健康体系,“必须把医疗作为一个保障所有人的福利体系进行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公费医疗、医保、新农合,碎片化得厉害。”
第二篇:哈尔罗杰历险记
《哈尔罗杰历险记》读后感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哈尔罗杰历险记之亚马孙探险。
里面的主人公是哈尔和罗杰,罗杰的爸爸让他们去亚马孙河,帮他去找貘,狨猴,巨鹳······他们准备都把动物给动物园,还说如果把动物都找到了明年去南海。可是他们正在准备回家时“鳄鱼头”抢走了他们的诺亚方舟。正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亨特正打猎回来 把“鳄鱼头”给挡了下来把方舟给抢回来了。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做事不能一心二用,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三篇:罗尔 正义论读书笔记
《正义论》读书笔记
一、背景介绍
作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正义论》一书集罗尔斯思想之大成,把罗尔斯十多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中表达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调理一贯的体系——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理论。
二、主要内容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罗尔斯认为:人们的不同生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为此,罗尔斯通过进一步的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而提出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在此,契约的目的是为了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公认的根本道德准则(正义准则)。
罗尔斯的正义论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确立了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组织一个良好的社会的原则,即那些处理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限制和偶然因素的原则;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主要由解决现实中的不正义问题的原则构成。
罗尔斯的逻辑线索
单个的人力量是弱小的,而结成一个合作体系则又有可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合作增益效应。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因合作而构成的社会体系会不利于维护其成员的利益,甚至出现合作损益效应,所以一个社会合作体系并非必然会产生好的效果。显然,只有能够平等的维护每个人的利益的契约才能够为人们所共同认同。因为合作体系是人们自愿结成的,并不存在强制关系,这之中的每个
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一种损害某些人达到其目的的契约不会得到一致的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原初状态对这个逻辑本身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只是起到了一个加强这个逻辑的作用。
罗尔斯对正义的理解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
(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
(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
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罗尔斯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正义论揭示功利主义存在着几个弊端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
(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
(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
(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
(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
两个正义原则及相关解释
正义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的解释和对其间要选择的正义原则的概述,一是对实际选择正义原则的论证。
这两个原则暗示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部分,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分,第一个原则处理前一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原则处理后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转换:即从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到两个正义原则最后陈述的“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是理解罗尔斯正议论的一个关键。罗尔斯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以后总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的愿望。
要解释清楚“合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还要有两点需要解释,这就是:(1)最小受惠者的地位如何界定?(2)怎样衡量人们的利益,或者说合法期望水平?低于前者,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占据两种地位,一是平等的公民的地位,一是
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这样确定最少受惠者可通过选择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或按达不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的标准来进行。
两个优先原则
罗尔斯认为,“公平的正义”并不能完全排除对直觉的依赖,他认为: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中的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只有在充分满足了前一原则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后一个原则,这样就有了两个优先原则:
第一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性):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形:(1)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2)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
第二个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的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也有两种情形:(1)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
(2)一种过高的储蓄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
实际上在这两个优先规则的后面还蕴含着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优先,即正当对善的优先。
原初状态
对订立契约的最初状况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罗尔斯把它提出来用以论证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一种对最初状况的解释称之为“原初状态”。
选择的对象:表格中的选择对象包括:1两个正义原则;2古典目的论观点(古典功利主义和平均功利主义、致善论等);3直觉主义观念;4利己主义观念;5混合观念。它主要比较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
正义的客观环境——各方所处的环境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中等程度的匮乏,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而人人又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利益;人们的利益有一致的方面,又有冲突的方面,从而使人们的合作既有可能又有必要。
各方的主观动机和理性——各方都有自己的合理生活计划或者说不同的善的观念,虽然他们不知道其内容和细节。
知识的限制——无知之幕的概念。罗尔斯假设一切会引起人们陷入纷争的特殊信息都被排除,无知之幕的假设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全体一致的契约。对所要选的原则的形式限制——对所要选择的伦理原则有五种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来自于正义在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与划分社会合作的利益方面的作用和任务。这五种限制条件是一般性、普遍性、公开性、有序性、终极性。
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的论证——系统的论证要包括引出他们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推论和结果,这里要着重指出的就是“最大的最小值规则”。罗尔斯认为别的原则都可能导致一种不能忍受的严重后果,而两个正义原则公开申明保障一切人的平等自由和机会平等,且任何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都要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就保证了最好的最坏结果。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公开表示人们相互尊重,从而保证了一种自我价值感,保证了人人互不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作为目的,因而增加了社会合作的有效性;两个正义原则的终极性也有助于带来相应的、稳固的正义感,并且,两个正义原则所要求的对契约的承担并不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能够一贯坚持的,而功利主义则不是,他可能要求每个人做出很大的牺牲,因而不容易稳固。
其它选择对象的排除,罗尔斯认为至善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不是一个政治原则,因为按照契约的观点,公民的平等自由以及利益分配是不以人的不同目标或内在价值为转移的。
两个正义原则用于制度的一种四阶段序列
1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2制定宪法;3修订法律;4规范的应用。
罗尔斯用这个过程他们探讨了平等自由的三个问题:良心的平等自由和宽容、宪法的过程和参政自由、与法治相联系的个人自由。这些都是为了说明自由的优先性。
非暴力反抗的问题
罗尔斯联系多数裁决规则和服从不正义法律的理由解释了非暴力反抗和良心的拒绝以及他们在一个接近正义的民主制度中的作用。
罗尔斯的非暴力反抗理论有三个部分:一是规定把它与其他抵制形式区别开来的定义;二是证明它在在哪些条件下是正当的;三是阐述它在稳定宪法制度方面的作用。
三、简要评论
罗尔斯《正义论》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学说,但与传统的各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在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一个有意义但也很有难度的尝试。
可以说,罗尔斯《正义论》的最主要贡献并不是在观点上,而是在论证上。罗尔斯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了一系列的实质性道德问题。而这个逻辑前后是一贯的,其基点就在于原初状态中的契约。而如果想要驳斥罗尔斯的话,恐怕在其体系之下是难以找到有力的批驳点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对罗尔斯的批判都是从其他的角度,即运用其他的非契约论视角来进行批判的。
第四篇:罗尔德达尔
《罗尔德达尔》读后感查理是主人,给我影像最深得是——威利先生发明了一个叫大玻璃直升机的一个飞船,拉上查理和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坐着大玻 璃直升机从巧克力工厂撞破房顶飞了出来正准备降落,因为速度太快奶奶非常害怕,一直在床上动踢着了爷爷,爷爷没有站稳一不小心,碰到了飞船控制杆,爷爷闯祸了,大玻璃直升机一直飞快的上升,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查理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威利先生都浮在飞船的顶子上,奶奶大叫:“我要下去:”。飞船一直继续上升一直到了太空轨道。
这个我影像最深得一小段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头脑一定要冷静,不要粗鲁,这样不会造成更大的危险,同时我也看出威利先生的聪明才智。
第五篇:哈尔罗杰历险记读后感
我读了《哈尔罗杰历险记》里巧捕白象的故事以后,认识到虽然有些目标很难达到,但还是要自信。这是我今天的收获。
白象是非常稀有的,一头最少也值五万美元。地球上最高大强壮的瓦杜西族的人告诉哈尔、罗杰,他俩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已经过了十多天,哈尔、罗杰却连一头大象也没捉到,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弃。然而,等他们发现白象后,又被匪徒做到了。他们通过风向,逃出来后很轻松地就找到了白象,并且赶在匪徒之前把白象捉到了。
东汉末年,我国境内有大大小小许多个割据政权,那时候要想统一中国简直太难了!然而这样充满信心,什么事都能成功。曹操一开始也只有一块地盘,与袁绍,董卓之类的人实力相差悬殊,可是他充满了信心。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兵力本来不如袁绍的多,但是他很自信,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刘备和孙权打败,损失了好几十万兵马。要是当时他被吓得魂飞魄散,那日后肯定会灭亡。但是曹操并没因此被吓倒,而是继续招兵买马。等到诸葛亮去世后,曹魏很快就把蜀国统一了,紧接着灭东吴就不在话下了。
自信非常重要,不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