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望道对建党工作的历史贡献考略

陈望道对建党工作的历史贡献考略

1贾奎

（周口师范学院 学生处，河南 周口 466001）

[摘要]陈望道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积极传 播进步思想、首译《共产党宣言》、参与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间断从事各种革命 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关键词]陈望道；建党工作；历史贡献【A】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第一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之一，中国工人运动最早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传播先进思想

陈望道于1891年10月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祖上以务农为生，到祖父一代兼营染坊，父亲继承家业，家道上升。父亲开明，不顾乡里人反对，将他们兄妹五人全部送进城读书，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求。面对清末政治腐败、百姓饥寒交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陈望道立志实业报国，不断学习新知识，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获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受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的影响，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在思想上实现了由实业救国到进行社会革命的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闻讯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同经亨顿校长等进步人士一道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运动。他在教学中提出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的思想。因此，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太白、李次九被顽固派诬称为改革运动的“四大金刚”。为方便宣传新思想，陈望道和其他教员一起在学校开设报亭，出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浙江新潮》等进步刊物，并亲身编辑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的《校友会十日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文章，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提出社会改革的具体设想。向广大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猛将，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不久，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文章提出“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忠不过是专制主在政策上的一种利用”，主张推翻封建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篇文章被反动当局看做洪水猛兽，以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对陈望道等“四大金刚”撤职查办，遭到经

1[2][1] 作者简历：贾奎，男。1984—，山西太谷人，周口师范学院，硕士，助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河南省周口市文昌大道东周口师范学院219室，466001,***

亨顿校长和进步学生的坚决抵制。不料，省教育厅下令撤销经亨顿的校长职务。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陈望道和一师师生联合其他学校进步师生奋起抵抗，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流血事件。“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深入。

二、首译《共产党宣言》，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功。“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一师风潮”后他便回到家乡，潜心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初，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不到半年的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社”的邀请，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市分水塘村，专注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一间破旧的柴屋，由于常年失修加上无人居住，柴屋破旧不堪。早春的寒风从门缝和墙壁缝袭来，寒气逼人，加上阴雨连绵，冰冷潮湿，手脚常常被冻的发麻。因为手头缺少足够的材料和工具书，他只能根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进行转译，最后再用俄文校对。在这样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陈望道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着。一次，母亲做了几个粽子，端上红糖，让他补补身子。过了一会，又进屋询问他是否需要添加红糖，他一边吃着粽子，一边看着书，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母亲看到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因此传为佳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孜孜不倦的工作，1920年4月，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终于问世。

《共产党宣言》译本的发行，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恐慌，他们把《共产党宣言》列为禁书，千方百计的阻挠和破坏。陈望道也因此受到迫害，但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是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使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在全国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促进了青年人思想的转变。青年毛泽东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早期党组织都起到了突出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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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

1920年5月，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在此期间，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 2

酿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将《新青年》创办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陈望道对《新青年》采取“树旗帜”即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办刊方针，同胡适、张东荪等以“实验主义”反对《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办刊方针的行为进行了猛烈反击。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陈望道就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共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又同他们一起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组织工会等活动。一方面他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他将河上肇的《近代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译成《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并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连载；协助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揭露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唤醒劳工为争取自身解放团结起来斗争；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建工作，并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争取过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另一方面，他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样，他深入工厂向工人做宣传鼓动，协助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纺织、邮电工会，并担任三个月的工会部长。同年8月，他通过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学校，参与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工人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一定基础。

1921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后，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联系，建议尽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协商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写信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参加。陈望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参与了中国一大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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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抵制陈独秀家长式作风，在党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陈望道同其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筹备中共一大时，陈独秀和李汉俊因审批组织经费发生争执，陈望道不幸卷入其中。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希望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付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两人发生矛盾。陈独秀因此到处散发污蔑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权的书信。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看到陈独秀的信，信以为真，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谴责信，大骂李、陈二人。陈望道见信后怒不可遏，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写公开信道歉。陈独秀不予理睬，陈望道一气之下，提出不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要求脱离党组织，并拒绝出席党的一大，与一大失之交臂。1923年6月，党的三大陈望道正式脱离党组织。1923年8月，毛泽东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代表中央建议劝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取消退党的想法，派沈雁冰前去解释，陈望道回复：“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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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脱离了党组织以后，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为文化教育工作者，正如他自己所言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变，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劳，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在各种报刊发表妇女解放的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上海大学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培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进步青年；潜心研究修辞学，从文化上反击复古倒退的逆流；以教育为阵地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参与支持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从未间断。

建国后陈望道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辞海》总主编，并于1957年重新入党，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7年10月因病逝世，终年87岁。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撰写挽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反映了陈望道一生真实的写照。

参考文献：

[1]邓明以.陈望道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22.[2]白鹤.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_,(3):13.[3]宗廷虎.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_-08-19(6).[4]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J].文艺月报,1959,(5).[5]陈望道.陈望道选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64.[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局,1979:131.[7]中国中国党史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文化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_:259-260.[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4-205.

第二篇：陈望道语录

陈望道语录

1、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真理是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

《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282页

3、我们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陈望道传》第76页

4、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陈望道传》第335页

5、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

《陈望道传》第299页

6、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

《陈望道传》第217页

7、需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陈望道传》第53页

8、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陈望道传》第27页

9、铲除掠夺恶性的行为，都是合乎我们人类全体理想的行为，都是推进文化转轮的行为，都是滋养人类长进的行为。《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94页

10、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陈望道传》第10页

11、我们要建设理论必须从特殊出发，从特殊中去理解一般，找求一般，提取一般。

《中国文化》研究集第1集

12、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陈望道传》第305页

13、领导干部必须注意改进工作方法，而改进工作方法的关键就是深入基层去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陈望道传》第238页

14、我不教学生做绵羊，我放学生做猴子。《陈望道传》第199页

15、在我的观念中学生总是第一位的。《陈望道传》第200页

16、语言材料除了从书籍中撷取外，还深入到群众实际生活中。《陈望道传》第172页

17、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陈望道传》第276页

18、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

《陈望道传》第284页

19、环境就能影响一个人。学生一进校门，自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陈望道传》第283页

20、祖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责任将要不断地加在青年们肩上。青年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陈望道传》第238页

21、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辞修饰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决心致力于修辞学研究。《陈望道传》第82页 22.艺术的作品是人的灵魂产儿，必须那人的灵魂有摄取自然的力量才能生出那个人的话。

《陈望道传》第66页

23、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陈望道传》第14页

24、适应时代的，才可以叫做真理。《陈望道文集》第14页

25、要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国文教授是应当第一研究的问题。《陈望道传》第26页

26、读书要靠平时，岂能临时抱佛脚，搞突击温作。《陈望道传》第9页

27、学习拳术的目的，一是为了健身，二是为了强国兴邦。《陈望道传》第9页

28、在人类平等（人道主义）与母性尊重这两个意义之外，特为社会的进化这观念，来根本地主张妇女解放。《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71页

29、恋爱是道德观底融合，所以必须有伟大的人格者才有伟大的恋爱。

《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66页

30、为人类底命运起见，无论男女，对于妇女底被损害，都应有所危惧、奋勉、呼喊，乃至毅然决然，排万难而主张改革，实行改革。《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130页

31、只有在认真学习和掌握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推陈出新，作出新的创造。

《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85页

32、要坚持又红又专，使这两者互相结合，互相辉映。

《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86页

第三篇：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

我眼中的陈望道校长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出生。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翻译出版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全国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周恩来总理深爱《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对陈望道校长非常崇敬，并有幸接触，此后又痴迷于他的事迹，现采撷片羽，以表达对这位杰出先辈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博学谦和 大家风范

1960年夏天，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到校后，满耳听到人们高度颂扬老校长陈望道德高望重，学术地位如高山一样耸立于沪上，师生们对他敬仰不已。但大家普遍吐露苦衷，不易见到老校长，高年级的有些同学担心毕业前不一定有机会见上呢!可开学后一个多月，我就近距离接触见到了陈校长。此后，40多年来，他的形象、仪态、气质和人格力量，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我精神园地里一株高大的常青乔木。

一个星期六中午，一位青年教师推开虚掩的宿舍房门，亲切地说，“新同学，我是陈望道语言研究室的教师，现有两张老校长学术研讨会的入场券，欢迎你们参加!”我喜出望外地接过入场券，并愉快地表示，“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师!”下午，我约了同室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我们两人首次参加如此重要的社交活动，心里泛起甜甜的滋味，换了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位于市内的科学礼堂，门卫客气地让我们两位迟到者进去。大厅里约200多人，已人声鼎沸，一片热烈的交谈声。这是一个轻松自由、气氛热烈的茶话会。几名招待员在大厅人群里穿梭，托着盛有一、二种饮料和一些面包片的盘子。我和同室同学像两只稚嫩的小鸟，进入了上海学术界的林子，与会者都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教师、学者、文人。我们胆怯地站在不显眼的地方，面对招待员递来的食品，不知如何表示。后来感到手中持一杯水可以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就大胆地向招待员取了一杯水和两片面包，首次享受招待会的赐物，比我后来在工作中出席盛大宴会还要兴奋。我们对陈校长的学术名著只是听说，尚未拜读，今天是怀着天真的想法而来的，希望亲睹老校长的模样和神采。我们在人群里小心地走动，鼓着勇气，问了一位长者，“陈校长来了没有?”“不是吗，他就在麦克风不远处，正在和几位弟子交谈。”我们挤近了细看陈校长。但见他个儿不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穿着一身浅色的中山装，十分朴素，庄重地站着，亲切和蔼之状可掬。我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名震全国的一代宗师。遥想20世纪初，他年仅20多岁，凭着对祖国命运和人民苦难的高度关注，率先将红色经典《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让马恩圣火在中国大地上闪亮，产生广泛影响。周恩来总理曾回忆说，早年在天津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书籍。他还对陈望道风趣地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历史将永远记住陈校长翻译马恩著作的首创之举。此刻，陈校长虽年近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举止言谈非常谦和平易，沉稳而不张显，没有半点架子和颐指气使，慈祥的目光给人以莫大的关怀和温暖，人人见了，由衷敬之。过一会儿，主持人对着麦克风说：“请大家安静一下，欢迎陈望老讲话。”会场上顷刻爆发出一阵欢迎的掌声，接着是寂静的恭听气氛。陈校长带着浓浓的浙江口音讲话。他从容地说，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今天，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同行前来讨论我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我希望，赞同我书中观点的同行能不断增多，并多多宣传此学说的观点，还望继续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对于不赞同我们一派学术观点的同行们，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听到他们的新见解，这将俾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陈校长讲话不多，但言简旨深，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充满自信，对他人的观点则采取兼容态度。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陈校长就缓步走到人群中去，同人们进行亲切交谈。给人以人淡如菊的印象。

这次见到陈校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今后的人生。

求贤若渴 爱校如家

陈校长，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译者，而且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并在享誉时代号角的《新青年》杂志社担任一名编辑，参与编发一篇篇雄章檄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尔后，他投身于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32岁起就出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积极为党培养急需的一批批革命干部。“上海大学”在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上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

陈校长善于从一名热血青年、早期党务活动家转换成一位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泰斗，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解放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他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倡导语文改革，在语法学、修辞学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陈校长尤其钟情于教育事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任校长时间之久在全国高校的校长中是罕见的。他为复旦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复旦深蕴着他的理念和风格。复旦校风向以朴实严谨著称。当年我在复旦念书时，师生们常以陈校长引为自勉，常以复旦的校风砥励自己。人们赞扬陈校长宽容大度，豁达谦和，学问博大精深。

1952年复旦院系调整时，陈校长求贤若渴。他亲自到火车站将一些名教授接到复旦来。当年，复旦云集了一大批全国大牌教授和著名学者。如：数学界巨擘苏步青教授，不仅学术成就卓著，而且积极靠近共产党，银发之时实现入党心愿，成为当时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学习的一面旗帜。1977年后，他众望所归，接任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遗传学方面独领风骚，相传毛主席与他友情甚笃。曾多次与他在沪地开怀畅谈。历史系的周谷城、周予同教授在史学界英名显赫，周谷城先生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曾震响史学和哲学界。谭其骧教授开创了历史地理新学科，名躁学术界。当年复旦还重视培育后辈，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如数学系谷超豪、物理系杨福家、历史系金冲及和中文系蒋孔阳、章培恒，等等，均已崭露头角，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

陈校长爱校如家的精神十分感人。1965年复旦成立60周年，准备将国权路窄小的校门移至邯郸路校门，当时有关部门只拨款一万元，陈校长感到实难敷用，就慷慨

解囊，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补上，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大校门。这件事，直到复旦百年校庆前夕，人们才从陈校长的子女那里得知。大家深为老校长的默默做事、无私奉献的精神敬佩不已。

陈校长在“文革”中是免遭批斗的全国仅有的几名“保护校长”。他早年译介《共产党宣言》的业绩，恐怕让那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都感到十分棘手。陈校长于1977年逝世，已有幸看到“四人帮”垮台，中国刚展露春天的幼芽。

厚爱中文系 鼓励青年学子

陈望道曾在1927至1930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故对中文系情有独钟。中文系师生对陈校长总是敬重有加。系里设立了陈望道语言研究室，老校长直接带领宗廷虎等弟子，让其语言学说发扬光大。师生们赞扬陈校长广招人才，各施其能。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学生们感到无比高兴和荣幸。郭绍虞是全国知名教授，年轻时即与郑振铎等发起创立著名的“文学研究会”，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权威专家，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晚年担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系主任朱东润教授，陈校长对其非常器重，赞赏他的人品和学问，虽非中共党员，委以系主任使命十年之久，直至“文革”爆发。陈校长对这位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如此信赖，反映了“用人不疑”的磊落胸怀。朱先生工作和为人在师生中有口皆碑，10年“文革”尝尽被揪斗折磨的苦头，“四人帮”垮台后，于1978年以82岁高龄重新执掌中文系，朱老也不负众望，于1979年83岁时荣幸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术著作频频问世，他的写作生涯直至92岁生命的终止时刻。朱老高龄入党在复旦传为美谈。再说，刘大杰教授当时美名沪上，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史专家，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瑰宝，至今还被同行们击节赞赏。据说，他曾应邀到北大演讲《红楼梦》，产生轰动效应，对其生动精彩而富于激情的精辟论述，博得课堂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掌声和喝彩声。赵景琛教授讲授“中国戏曲理论”，深受学生欢迎。他曾兼课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们赞赏其边教边唱、声情并茂的讲课特点，羡慕复旦学子有这么出色的教授。当时中文系还有诸多名教授，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优秀弟子蒋天枢教授、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王欣夫教授、语言学家吴文祺教授以及音韵学专家张世禄教授等，均受到陈校长的垂爱，这些全国稀有的珍贵学科，在复旦校园吐艳溢香，争奇竞放。当年，复旦老教授被视为“国宝”，也是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心目中敬佩的师长和崇拜的偶像。

陈校长对青年学生研究学问十分关怀。我年级两位同学曾在1963年向陈校长去信，谈及研究语言方面碰到的问题。信中写道，鲁迅先生在《鸭的戏剧》一文中，运用了谐音的辞格，而陈校长在《修辞学发凡》中的称引，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里正式出版的鲁迅原作，两者很不一致，请问是怎么一回事。陈校长对这封普通来信非常重视，他特意在办公室备了茶水，热情地约见了上述两位同学。赞扬他们不肯轻信的态度值得肯定，拿鲁迅原作和称引作对比，这本身就是一个学风问题。称赞他们做学问比较认真而且细心，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然后，陈校长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说明他的著述是依据鲁迅先生亲自给他的本子而写作称引的，也不会有错。如果还有疑问，可写信询问许广平先生。我们的同学对陈校长高度负责的答复，十分感动。从中也可窥见学术大家治学的严谨作风，值得后辈们学习和发扬。

陈校长淡泊名利，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连与学生毕业留影也难以见到。我们这一届同学太荣幸了。1965年8月6日下午，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校园的大草坪上，他穿着一身淡色中山装，悄悄来到我们中间。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平时不苟言笑，此时特别兴奋。那天不仅老校长光临，连百忙中的党委书记陈传纲，穿着简朴的夏装，也喜滋滋地来到我们中间。校长和书记分别坐在朱东润主任的右边和左边，他们面露微笑，同我们一届全体同学留下了毕业合影。这是陈校长与中文系学生唯一的一次毕业合影。感谢历史老人的天作之美，否则失去此次机会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珍贵留念了。看看“文革”期间的同学的毕业合影，真让人啼笑皆非，大家端坐在草坪上，人人手举语录，老教授荡然无存。试问，没有教授和老师，还可谓之大学吗?

在202_年复旦百年校庆时，我们这一届同学，阔别40年后欢聚在母校。当我们踏在校园新修的“望道路”上，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老校长和老师们身边。呵，40年了，岁月悠悠，我们敬仰师长的情愫始终在心中流淌。我们愿一辈子行走在老校长的大道上!

第四篇：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2_-05-07 15:22:36)转载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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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第五篇：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作者：林蕴晖

来源：《学习时报》289期

来源日期：202_-6-21

本站发布时间：202_-6-21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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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及执政能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文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直接领导新中国走过了27个年头。这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无一不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连。因此，决议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要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了巨大伤害。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一项必须面对又十分严肃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有待纠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析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指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979年3月6日，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他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

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

陈云上述关于正确对待历史、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实际上就为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

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难处

由胡乔木牵头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于1979年12月。当时，胡乔木向小组同志提出，要考虑写历史决议与写历史的不同。决议不可能把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都写进去。起草工作，对一些问题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对决议应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稿子中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有了一个主心骨和最基本的底线。

此后，邓小平在4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又以商讨的口气提出：“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但是，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体现到具体的文字中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行，要重新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提出，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说：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决议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为了说明文革发生，要对它加以历史分析，对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胡乔木提出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

然而，即使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就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言，仍显得不那么无可争议。

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陈云的主张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 ：大家都拥护中央做这个决议，以统一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总其一生仍然功大于过；认为讨论稿关于文革的分析写得好；认为粉碎“四人帮”四年来的历史要详细总结，不能回避。等等。但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如：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胡耀邦7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决议要以对毛主席的评价为轴心，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讲够，错误也要讲够。许多人赞同胡耀邦“两个讲够”的意见，但认为现在的决议稿，功劳是讲够了，但错误没有讲透。有的认为，毛主席自建党来55年功大于过，建国后27年是过大于功。另一些人则坚决不赞成对毛泽东批评过激。强调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掉，不能上外国人说我们“非毛化”的当。一定要谨慎，考虑全面。

关于毛泽东思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一种意见不提了，另一种意见还是要提。主张提的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简明、概括地提，只提正确部分，突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把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都要提到。无论提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认识是共同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

上述不同意见的核心，还是如何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就在起草小组仍然处于为难的过程，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看望陈云。陈云在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的意见。邓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在此期间，陈云就决议起草工作还同邓力群作了四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谈话，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建议，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和反复斟酌，最终拿出了

一个使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稿子。

在原来的稿子里，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现在的稿子将解放前的内容从几百字增加到3000多字。概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由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到最后胜利的28年的艰辛斗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给牢牢地确立了起来。

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他在讲话中谈到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陈云也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