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肿瘤患者需高度警惕腰背疼痛

肿瘤患者需高度警惕腰背疼痛

有很多恶性肿瘤，特别是癌症中晚期，都特别容易发生脊柱的转移。例如，现在比较常见的肺癌、乳癌、前列腺癌、肝癌、肾癌，发生脊柱转移比较容易，很多肿瘤患者最终死亡是由于肿瘤带来相关的并发症，真正死于肿瘤并没有多少，比如乳腺癌，一旦发生脊柱转移以后，如果没得到及时有效控制，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打折扣了，脊柱的转移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首先是疼痛，如果破坏以后脊柱稳定性就会不好，会出现脊柱疼痛状况。第二是因为压迫神经会导致除了疼痛以外的神经压迫状况，压迫颈神经根会引起上肢疼痛麻木，没有力量，要是腰神经会导致下肢痛，除了痛以外，压迫脊髓更讨厌了，会导致瘫痪，如果是压迫颈椎脊髓引起高位瘫痪，患者就不能下地了，最后大多是死于并发症。因此，术后需要做好防止并发症的工作，如服用D组分。

一旦出现这种脊柱转移特别是出现瘫痪以后，会加速患者的死亡进程，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脊柱肿瘤外科切除肿瘤病灶，解除神经压迫，重建脊柱稳定，目的是为了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能够使其尽早下地活动。这个治疗也要结合整体的综合治疗，包括相关的其他疗法，使得生命能够被延续，如果瘫痪以后很多治疗没办法延续下去了，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这个病人很快会不行。

有个病人就是腰腿风湿痛，以及椎间盘突出，他以前受过伤，一直按椎间盘突出处理，他也做了CT，这个间盘的确有个突出，病人一直按照这种治疗来吃药，但是效果越来越不好，后来症状越来越重了，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脚没有力量了，不但是痛的问题，两个脚都没有力气了，结果到专家门诊一看发现是一个肿瘤，已经逐渐瘫痪了，这种病例在门诊还不少见。

一旦有压迫了尽早的实行减压手段，而化疗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脊髓的压迫是迫切的，脊髓压迫的时间是有限度的，就像心梗病人为什么给他做支架，给他搭桥，脊髓功能也是这样的，等化疗结果出来，也许肿瘤消失了，但这时神经功能也没了，所以化疗的时候需要配合D组分来缓解毒副作用。

随着脊柱骨内固定技术的发展和肿瘤治疗手段的进步，外科治疗已可为病人带来一系列好处。开放手术治疗可防止进一步扩散。手术切除脊椎肿瘤后，给予坚强的内固定，辅以D组分联合放化疗等对应治疗，可以帮助一部分病人缓解，或使一大部分病人无痛几个月至几年，提高病人有生之年的生活质量。

第二篇：肿瘤疼痛治疗误区

癌症疼痛治疗的常见误区

临床癌症晚期病人60%以上伴有癌痛，并且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为呼吁社会关注、重视癌痛，202_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全国癌痛治疗年”活动，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走出癌痛治疗中的误区和障碍。但是目前癌痛诊疗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并且癌症病人分布于医院内外科等许多临床科室。工作中经常发现少数非肿瘤专业医生及许多患者及家属在癌痛治疗过程中存在很多错误和陈旧理念，为此我们肿瘤科有责任和义务普及防治癌痛的科学观念和意识。

下面就常见癌症疼痛治疗十大误区及正确做法做详细介绍。

误区

（一）非阿片类药物比阿片类更安全

事实：对于慢性癌痛需要长期用止痛药的病人，使用阿片药更安全，长期用药无肝、肾等器官毒性作用；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病人，随用药时间延长，出现胃肠、肝、肾、血小板毒性反应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加。

误区

（二）只在疼痛剧烈时才用镇痛药

事实：及时、按时应用镇痛药更安全有效，所需镇痛强度和剂量也最低，这样可以避免出现痛觉过敏和异常疼痛等难治性疼痛。

误区

（三）镇痛治疗能使疼痛部分缓解即可

事实：镇痛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达到无痛睡眠,无痛休息,无痛生活。

误区(四)用阿片药出现呕吐,镇静等反应立即停药.事实:除便秘外,不良反应大多暂时可以耐受, 一般出现在用药最初几天，数日后症状多自行消失，积极防治不良反应,继续应用阿片镇痛。

误区(五)仅终末期癌症才用最大耐受量阿片药

事实：阿片类止痛药的用药剂量个体差异较大，阿片类药无封顶效应，如果病情恶化及疼痛加剧，可通过增加剂量提高止痛效果。

误区(六)长期应用阿片类镇痛药不可避免会成瘾.事实:规范化用药出现“成瘾”风险极低(大约<4/10000)。

误区(七)一旦使用阿片类药,就可能终身需要用药.事实:只要疼痛得到满意控制,可以随时停用阿片或换用非阿片类药,安全停药,吗啡:30~60mg/天,停药安全。

误区(八)癌症疼痛时肌注杜冷丁效果更好

事实：哌替啶（杜冷丁）口服可靠性差，止痛作用为吗啡的1/8，时间只可维持2.5-3.5小时，其副作用特别是中枢神经毒性较阿片类药物更大，只可用于短时的急性疼痛，而癌症止痛禁用杜冷丁。

误区(九)肺癌病人不能用阿片类药物

事实：肺癌疼痛病人可以安全有效地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合理用阿片药很少出现呼吸抑制的原因是：疼痛是呼吸抑制不良反应的天然拮抗剂；长期用阿片药，很快会对药物的呼吸抑制副反应产生耐受。

误区(十)如果患者要求增加阿片类剂量即表明产生耐受或成瘾.事实:患者要求增加阿片药剂量,大多因疼痛病情需要,即大多为假性耐受或假性成瘾。

肿瘤科三病区刘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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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肿瘤疼痛护理新进展

综述：

202_-02-02

癌症疼痛护理新进展 江苏省肿瘤医院 高群英

在癌症患者的自觉症状中,疼痛的发生率最高,WHO统计:全世界癌症患者伴有疼痛的比例为30-50%,晚期患者为60-90%[1]。疼痛对机体的躯体、精神心理、社会人际关系等方面均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全面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的镇痛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护士对患者进行有关疼痛知识的宣教，在工作中寻求各种方法减轻患者的疼痛，是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2]。

1、癌症疼痛分类：

根据致痛原因,癌症疼痛可分为：①癌组织本身引起的疼痛,系由于癌肿发展、浸润、引起周围组织炎症、渗出、肿胀,压迫或破坏神经;②机体因癌症而发生病理生理变化,引起肌肉关节疼痛；③因癌症合并症而引起疼痛,如神经炎、口腔炎、带状疱疹；④因癌症影响患者生活方式、免疫能力、全身状况而引起疼痛,如手术后疼痛,化学治疗引起的粘膜炎、神经炎,放射治疗引起的炎症、灼伤、溃疡等[3]。

2、癌性疼痛的护理评估

2.1 0-10级线性视觉模拟评分法 标尺从左到右依次标有0-10的数字, 0代表无痛, 1代表最轻微的疼痛,10代表最严重的疼痛,数字越大,表示疼痛强度越大。使用时先向患者解释,由患者标出自觉疼痛程度在标尺中所处的位置。评估标准:轻微疼痛(1-4级),如不适、重物压迫感、钝性疼痛、炎性疼痛；中度疼痛(5-6级),如跳痛和痉挛、烧灼感、挤压感和压痛；严重疼痛(7-9级),如妨碍正常活动;剧烈疼痛(10级),疼痛无法控制。该评分法利于护士准确掌握疼痛程度,适于动态评估,控制疼痛的效果。但赵继军等认为其刻度较为抽象，个人理解的随意性较大，从而易导致评估的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5]

[4]综述：

202_-02-02 2.2 Wong和Banker面部表情量表法评估疼痛[6] 该方法用6种面部表情来表

达疼痛程度：（1）非常愉快，无疼痛：（2）有一点疼痛；（3）轻微疼痛；（4）疼痛较明显：（5）疼痛较严重；（6）剧烈疼痛，但不一定哭泣。从微笑到悲伤至哭泣来表达疼痛程度，此法适合任何年龄，没有特定文化背景或性别要求，易于掌握，对于急性疼痛、老人、小儿、表达能力丧失者特别适用。2.3 程度分级法： O级：无痛。

Ⅰ级：轻度疼痛(虽有疼痛但可忍受，能正常生活，睡眠不受干扰)。Ⅱ级：中度疼痛(疼痛明显不能忍受，要求用止痛药，睡眠受干扰)。Ⅲ级：重度疼痛(疼痛剧烈，不能忍受。需要用止疼药，睡眠受严重干扰)。

3、癌症疼痛治疗：

3.1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癌症疼痛治疗的主要方法。WHO提出的三阶梯镇痛方案是目前世界公认的一套简单有效、可合理安排的治疗方法。轻度疼痛：非鸦片类止痛药加辅助药物；中度疼痛：弱阿片类加非鸦片类止痛药加辅助药物；重度疼痛：强片类加非鸦片类止痛药加辅助药物类[7]。熊华等报道癌症疼痛患者接受泰勒宁镇痛治疗后疼痛程度显著降低，镇痛治疗总有效率为82.7%，连续用药后镇痛疗效稳定[8]。秦英等报道126例重度癌性疼痛患者应用美菲康(盐酸吗啡缓释片)止痛,取得满意的疗效[9]。

3.2硬膜外PCA止痛治疗 对于经口服及注射止痛药物效果不佳,且毒副作用较大的患者,硬膜外PCA止痛治疗是一种有效的除痛方法[10]。

3.3中医治疗 杜小艳应用镇痛酊剂外搽治疗癌性疼痛41例,取得满意疗效[11]。陶敏等中医水针治疗晚期肿瘤疼痛，有确切的止痛效果,对晚期癌痛有效率100%。此法是根据病种和疼痛部位不同选取不同穴位,以颅痛定、地塞米松、维综述：

202_-02-02 生素B12穴位注射,同于中医传统的针刺,通过经络起镇痛作用,又结合了现代医学的特点,用药物调节内分泌[12]。

3.4电疗、针刺疗法 这2种疗法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疼痛部位,采用电刺激神经或用针刺激穴位的方法,来镇痛辅助治疗,效果显著。此外,通过按摩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癌痛和采用气功延长镇痛时间都是辅助治疗的有效手段[13]。

3.5心理治疗 包括生物反馈、自我催眠、分散注意力和幽默等方法使患者心理上得到放松,从而减轻癌痛。此外,医务人员还可以不定期地为患者播放适当的音乐,唤醒其生命的自我意识,克服焦虑心理,也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13]。４、癌痛治疗的影响因素[14] 4.1 与医护人员有关的原因

4.1.1对癌性疼痛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郑莹等[15]对上海市76所医院1415名医生进行癌症疼痛治疗认识的现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42.8%的医生认为能够准确判断患者的疼痛强度的是主管医师，4.7%的医生认为是患者家属。而实际上,医护人员对疼痛强度的评估与患者自我感觉符合率仅33%,且54%医护人员判断疼痛的程度较患者自我感觉轻一个等级以上[16]。由此可见,医护人员判断准确率较低,这是造成癌性疼痛治疗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4.1.2缺乏足够的处理癌性疼痛知识和技能 黄晓蕾等[17]对27省市的126名护士调查结果显示,36%的护士不能正确写出三阶梯止痛的定义,99%不能正确写出三阶梯止痛的内容。同样在处理癌痛上也存在问题。郑莹等调查表明[15],在接受癌痛治疗的患者中癌痛持续1个月以上才得到治疗的患者占24.49%,且有8.7%的医生在患者服用药物无法达到止痛效果时,不采用任何措施。以上资料显示,医务人员仍缺乏足够的处理癌性疼痛知识和技能,所以临床上应加强对癌痛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4.1.3过分担心药物的成瘾性 虽然大量研究和调查表明，不论麻醉药的剂量多大,用药多久,在用麻醉药镇痛患者中,成瘾的发生率小于1%。然而对医护人综述：

202_-02-02 员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医护人员担心药物的成瘾性,如上海地区36.7%医生担心药物成瘾,非肿瘤科医生比肿瘤科医生更担心成瘾[15];27省市护士调查显示88%护士担心药物成瘾性问题[17]。可见,医护人员普遍存在顾虑药物成瘾性问题,这种顾虑必然会造成临床上用药剂量不足或减少用药次数,从而导致治疗不充分。

4.2 与患者有关的原因

主要是患者不如实报告疼痛。李漓等[18]对212例癌症患者所经历的疼痛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仅12.74%的患者会主动报告疼痛。许怀麟等[19]的调查也表明，24%的患者有意隐瞒病情,主要表现在患者陈述病情时隐去疼痛的病史或降低疼痛的等级。这样会在医护人员对疼痛评估时造成误导,从而成为治疗不充分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患者认为晚期癌症本身就有疼痛,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担心对止痛药产生耐受性,以后疼痛加重时无药可治。

4.3 与社会因素有关的原因

4.3.1对药品控制过严 吗啡消耗量已作为WHO评价一个国家癌痛控制状况的重要指标,而吗啡在中国的消耗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郑莹等

[15]

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影响癌痛控制的第一位原因就是“阿片类药物使用限定过多”。所以医药卫生管理部门应相应改变医药管理条例,放宽对药品的控制,以适应临床需要。

4.3.2治疗费用过高 卫生部推荐的三阶梯止痛方案的代表药物中,临床上以控释片应用最多,但该类药物价格较贵,而患者需要较长时间服用,因而患者难以承受巨额的治疗费用。

5、疼痛处理中的道德问题[20]

作者认为,如果认同病人有权力要求有效止痛,那么护士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权利,反之,对病人就是一种伤害。有些医护人员不知道怎样识别和治疗病人的疼痛,因而常忽视止痛药的正确使用,护士不提供足量止痛药的关键原因是担心会加速病人死亡。一位病人在吗啡治疗后死亡,即使有经验的专科护士也可能认为综述：

202_-02-02 是她们的护理措施加速或导致了病人的死亡。虽没有一个护士因执行医嘱应用过量止痛药而被起诉,但有些护士也可能担心法律责任。对此,“促进临终病人舒适和止痛”规则中明确指出:对临终病人疼痛的及时处理,应果断地使用有效足量的止痛药,最大程度地缓解症状,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是伦理学允许的。当疼痛不能控制时，在临终病人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难以控制的疼痛能导致病人失望、沮丧、自杀倾向或寻求死亡；反之,当疼痛被很好地控制后,大部分病人可能放弃先前的想法。在有效的姑息治疗和止痛护理下,约95%临终病人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护士的职责是保护病人免受伤害,但却要执行“有害”剂量用药止痛,这与她们的责任相冲突。护理人员必须明白简单地拒绝一个疼痛病人,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也不应该推测病人愿意控制疼痛而承受加速死亡的危险。护士必须向病人和家属讲清这些问题,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尽管主张对病人适当止痛,但仍有非常多的病人在疼痛中死去。作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对忍受疼痛的病人给予充分治疗是必需的,而不是随意的,决不能忽视其中的道德责任。

6、癌痛护理

6.1一般护理 通过仔细观察患者所采取的姿势和体位、面部表情、情绪状态、面色、出汗、肌肉紧张,监察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等,全面了解病情。当病人出现不适时应及时解决处理,尽快消除不适,以免加强恐惧、悲观心理 [21]。

6.2 按时、按阶梯、个性化给药、注意给药细节 按三阶梯给药法给药，达到癌症病人夜间睡眠时无痛；白天休息时无痛；日间活动和工作时无痛[22]。注意观察用药后不良反应，如便秘、恶心、呕吐、呼吸抑制等，并及时对症处理。

6.3心理护理 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以“不治之症”的观点来看癌症,一般人对癌症都有恐惧心理,而确诊癌症对病人在精神上是沉重的打击,病人常惊慌失措,认为生命快要结束,疑病心理特别重,稍感某处不适,即怀疑是癌症转移,因精神紧张而产生恐惧、绝望的心理[23]。因此,在护理癌症病人时,必须注意心理支持，引导病人自我调控情绪和行为,做一些简单的放松活动,分散病人注意力。如计数、看报、听音乐、看电视、与人交谈等,病人通过重新调节情绪,学会自我克综述：

202_-02-02 服不良情绪,学会用良好的情绪和积极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癌痛,从而达到治疗癌痛的目的。另外,家庭具有影响和调节力,缺乏家庭支持的平凡人往往难以忍受癌症疼痛,支持型的家庭环境可以增强癌症患者抗病能力[2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癌症疼痛护理的研究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细。我们期待着新的突破,生产出效果强、副作用少的镇痛药；另外心理护理也不再是简单的语言安慰，而是由专业心理技师对患者实行音乐疗法、催眠术、松弛训练等。这些都要求我们护理人员除了完成日常护理工作外，还要加强心理学及边缘学科知识的学习，真正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病人,使癌症疼痛的护理出现新的飞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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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大学生需高度警惕的几类兼职陷阱

大学生需高度警惕的几类兼职陷阱

浏览众多招聘网站，经常会看到“学历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有电脑能上网就行”、“国内大型出版社招打字员”、“能辩别颜色、无色盲”等招聘信息，给出的工资都不低，一些手工艺公司，兼职工资一天百余元，然而，其中不少存在招聘骗局。

一、“手工艺品、为画上色”等借招聘变相收费赚钱

国家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然而，大学生兼职遭遇“收费”行为仍屡见不鲜。近来，有媒体报道称，有些招聘“兼职泥画上色员”存在欺骗行为，虽然也签定兼职合同，但需兼职学生自己购买画板、上色工具近300元，招聘单位称，如完成400元作品，材料费退还。但实际操作中，许多学生遭遇的情形是“不是费几天也没画好，就是画好了对方不满意要求重画”。

热心网友提醒大学生，这类兼职关键看两点，一：别提前交钱，什么钱都不行，二：让你先买他们的什么原料一点要当心，切记切记，别先付钱。

二、高薪兼职打字员

这类招聘陷阱的招聘单位被称为“某国内知名出版社、印刷企业，因业务需要，需招聘兼职打字录入、排版校对人员，有电脑会打字就行。在家就可完成。详情QQ联系”等，对此类兼职诈骗媒体多次曝光过，但许多招聘网站上这些骗局仍不断出现，迷惑刚踏入社会、单纯、好奇心强、有兼职愿望的大学生们。因此，对于这些违规行为，亟需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扫除这些“乌烟瘴气”，净化求职环境。

三、上网帮商家刷信誉

在网上搜索“淘宝店铺刷信誉”，就出现38万条相关信息。这类兼职大多为“帮淘宝店铺刷信誉，在家就可以做”，兼职人员的任务就是去淘宝商家购买物品，并给予好评，以达到刷信誉的目的。然而，这些商家一般不提供电话号码，多以QQ号联系，多数骗子以网络虚拟品如充值Q币、游戏币等为交易物品，并利用受骗者对网络付款机制不熟悉进行诈骗，虚拟商品交易一般是充值，一旦购买，交易即成功，在未确认收货前，钱已到骗子手中，事后，商家称“充值”业务无法退货推脱责任。对于此类骗局，大学生兼职时应及时报警。

近日，淘宝官方明文提醒，淘宝禁止“刷信誉”，类似兼职均为骗局。以上兼职需大学生高度警惕，大学生打工网将继续整理总结更多信息，帮助大学生安心兼职、快乐兼职。热心网友也总结了一些诈骗伎俩，为大学生防兼职骗局敲警钟：自称招聘，以各种名义交费，如押金、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等；自称打字，先交快递邮费，然后对方加你黑名单，玩消失；自称发贴，让你手机注册输入验证码，个性签名，暗中定制高价信息服务；自称赚钱，给你一个可疑链接，让你为之贡献点击率和人气等等。

第五篇：高度警惕意识形态“变态”

高度警惕意识形态“变态”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存在式样无不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存在式样。古往今来，任何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意识形态的向背离合密切相关。利用意识形态颠覆或夺取政权，放任意识形态的自由发展而丧失政权，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就已经得到最突出的表现。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综合体现，起着凝聚人民意志、抵御腐朽没落思想侵蚀和反“和平演变”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后，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力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构建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显著标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加快发展、巩固政权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有过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有弱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惨痛教训。一个时期以来，体现我党根本宗旨和国家性质、维系国家政权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度呈现出危险的扭曲和“变态”。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淡化”乃至被抛弃，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小团体主义被强化乃至成为某类人群的意识主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和严峻挑战；一些人的美丑观念混淆，价值观念倒置，金钱至上、物欲私欲膨胀……由此导致的“黄赌毒”等旧社会沉渣余孽的泛滥，又加剧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恶化。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问题至今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还依然存在，并且呈恶性蔓延态势，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一、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表现

1、从“心理演变”到“行为演变”，党的干部队伍受到分化和削弱。一是理想信念动摇，心理发生严重倾斜。认为“理想是虚的，目标是空的，金钱是实的”。成都市委组织部在1999年组织的“领导干部心态”调查中，发现64.1%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持否定或“不赞成也不反对”态度，87%的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发生严重倾斜，傍大款、交结有钱人、热衷于编织个人关系网成为时尚。二是精神颓废，行为怪异反常。一些领导干部生活方式腐朽，工作萎靡不振，“八小时以外”沉溺于灯红酒绿的消费娱乐场所，包养情妇、嫖娼、赌博等现象一度成为某些领导干部的“时尚”。三是大局观念淡薄，小团体意识膨胀。一些领导干部对待中央和上级的决策，口头上讲执行，工作中却以“本地实际”等种种借口加以拒之，将个人和团体利益凌驾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有的领导干部染上资产阶级政客行为和市侩作风，拉帮结派，搞地区、部门“专制王国”，导致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难以开展；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说人话行鬼事”，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甚至阳奉阴违，成为“黑道”势力的“后台老板”。

2、从“信仰危机”到“信仰易位”，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出现“精神坍塌”。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不信仰甚至鄙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转而对某种宗教笃信不疑的现象，不仅在普通职工中普遍存在，而且在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职工中表现明显。这种发生在领导阶级队伍中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而危险的变化，早在1982年有关部门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中就被发现，但却至今也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农民阶级队伍中，“信仰易位”的现象也明显存在。农村中的党组织不断老化和萎缩，而宗教组织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张，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表现得相当突出。1996年，湖北通城县委组织部在对1200名农村青年入党意愿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入党要求的只有15人，仅占总数的1.25%。而在同一年，河南省的一个中等规模山区县嵩山县，信教人数高达4.8万人，是全县党员总数的3.14倍，其发展教徒速度是当地发展党员速度的13倍！

3、从民族自尊意识淡化到人格丧失，党的后备力量正在发生实质性蜕化。年轻的一代尤其是享受高等教育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主力，也是党履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历史使命、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人才保障。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已被形形色色的思想迷雾所侵蚀。时下年轻人中有5种典型病态：一是“麻痹症”。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对祖国、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淡忘，等等，正在逐步取代着民族自尊意识和回报社会的责任感。据报道，《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去大学演讲，发现大学生对祖国屈辱历史不再有热血上涌的民族正义，竟认为日本侵华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进展。有的学生甚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当场向作者发问：“你是否觉得你的作品被政府当局利用了？”在另一所大学，方军演讲不到5分钟，几百名大学生就坐立不安。是演讲水平欠佳？非也。原来这些大学生急着要去跳迪斯科！对此，演讲者迷惑了：这所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勿须讳言，现在的青少年不乏大批情操高尚、思想健康的姣姣者，但却不能回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思想麻木问题。二是“癫狂症”。沉迷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行为癫狂怪异，是时下一些年轻人的通病。媒体报道的武汉“摇头水”走俏、“摆头疯”舞通宵达旦亦是突出的表现。三是“迷外症”。沉迷于自我编织的西方生活梦幻而不能自拔，把嫁娶“老外”乃至出国定居变为外国人作为人生追求。四是“追星症”。痴迷于歌星、影星、大腕、富姐、富婆，其崇拜程度大大超过乃至取代了对领袖、英雄人物的崇拜，把人生理想定格于当“明星”，做“富婆”。五是“无耻症”。为了获取金钱和肉欲，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什么“人格”、“国格”全抛在脑后。

4、从“逆反心理”到“逆向思维”，党的社会基础发生异化。如果说，从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社会某类人群的意识形态尚处于“信念淡化”状态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后期，这种“淡化”状态则逐渐演变为某种“逆反心理”乃至“逆向思维”。“逆反心理”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鄙视和对个体利益的追逐；而“逆向思维”则是这种逆反心理的定型，即不管什么都从反的方面看，用通俗的比喻就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社会上任何正面的、先进的事物，在有“逆向思维”的人看来都是虚伪和丑恶的。这种善恶不分、美丑倒置的思维模式，近几年来已成为社会某类人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在社会上构成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意识形态，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和煽动，引发社会动荡。具有这种极端化思维定势的人群，不仅多发于相对贫困阶层，甚至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也明显存在。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私营业主偷税漏税和暴力抗税案，可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抗税分子居然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具有很大的煽动功能。河南长葛市卷烟制假分子暴力抗法，竟有3000多名群众跟着起哄、围攻、殴打国家执法人员，致使10名执法者被打伤，9辆执法车被损坏。

从上述种种反常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演变”和“失控”征兆。这是一种与苏联解体前夕社会意识形态极其相似的“变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主义”，形成否定历史、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广泛的“民主”的旗号下，放弃正确的思想引导，放任自流，使否定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书籍、报刊和言论到处泛滥，色情、暴力作品和“美国化”的作品泛滥成灾，并成为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影响人们的视野和是非观念，扭曲了整个社会心理，从而导致全民族意识形态的演变，终使国家解体。这是一种易被“感染”的“演变”。一遇某种社会病菌即可引发“疫情”。一度蔓延全国的“法轮功”亦可为证。这又是一种难以矫正的“演变”。“演变”一旦发生，则形成“抗体”，正面教育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是一种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并往往被敌人利用的“演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国内非法民间组织政治色彩明显加重，并呈快速发展态势。早在10多年前，仅首都地区就有非法民间组织80个，相对上年的增长率是42%。这些非法组织传播封建迷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可供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史上最牛历史教师”袁腾飞对党和国家、对开国领袖、对社会主义等等污蔑诽谤，是当下社会意识形式变态的一个标本。

二、意识形态“演变”的根源分析

导致意识形态发生“演变”现象，具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从未停止过的、以思想和文化渗透为重点的“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变种”——“西化”、“分化”政治图谋。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导致“演变”的根本和主要原因是“内污”，是来自我们阵营内部某些领域、某种形式的“倒戈”。

（一）理论研究中的“自由化”倾向，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误导。

在我国政治、经济等理论研究领域，时至今日，仍有“自由化”的阴风鬼火乃至狂妄叫嚣。其中最具迷惑力、危害最大的有下述几种论调：

1、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化”论调。有的“学者”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国民生活水平优于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断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而存在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特别是苏东剧变，更为这种“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一些“权威人士”直到现在还“断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难以把经济搞上去，“不可避免”地要交出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一些人则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张放弃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极右论调虽经驳斥，并且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对此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否定，但至今仍有存在的市场。据《光明日报》报道，一位“学者”在大学演讲时，竭力推崇个人主义，把集体主义社会称作“封闭社会”、“人治社会”、“乌托邦社会”、“坏的社会”。把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成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腐意识”，极力贬低和丑化雷锋，把雷锋精神说成是奴性思想，是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是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道德观，是封建君主要求臣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虚无人生，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会造成懒汉，等等。由此可见，某些“理论权威”、“学者”急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意识，已经是十分顽固和赤裸裸的了。

2、否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自由化”论调。一是“二元论”。就是哄抬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未必永远是补充”，主张非公有制经济应该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不分主次。有人甚至公然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挑战，叫嚷“主体不是自封的，谁有本事谁就应该是主体”，“既然我国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清谁是主体，谁是补充”。二是“代替论”。认为在我国条件下私营企业的性质已经变了，私营企业主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发展的趋势将是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多地代替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三是“根源论”。认为国有经济是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贡献少，耗源多，是当前困扰国内“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把“重复建设”等问题的帐都算在国有经济的头上，把国家工商业创新活力不足等原因归结为“国有经济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以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自由化”论调，相对于那种赤裸裸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狂妄叫嚣，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因而也就更受西方的青睐。90年代以来，西方敌对势力认为，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机会来推行私有化战略，进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政权同时丧失存在的基础。而来自我阵营内部的这种私有化论调，竟与敌人的图谋如出一辙！

（二）社会实践中的“逆左思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扭曲变形。

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彻底粉碎美蒋反动派和国内敌对分子的颠覆和破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以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并自始至终有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群众性教育运动，使社会主义政权不断得到巩固。但遗憾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党犯了“左倾”错误，加之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推波助澜，导致肃反扩大化，酿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一大批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对“左倾”风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但是，就在我们抱着正本清源、有利于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而大力反“左”的时候，一股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右倾”暗流却在聚集着力量，蓄势待发。一是一小撮过去被我镇压的反动分子的后代、遭到沉重打击的极右派分子和地主阶级残余，纷纷以“反左”的面目跳了出来，攻击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为西方敌对势力极力丑化我党领袖、借以毁掉中国人民的崇拜偶像和精神支柱的政治图谋，提供了“社会”基础，发挥了“内应”作用。而国内外敌人的这种险恶政治企图，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仍然存在着宽松的环境。他们不再担心其造谣污蔑的言论会被追究。二是一些同志对党批判“个人崇拜”产生了错误理解：把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对党的领袖的高度认同和崇敬心理，错误和粗暴地斥之为“个人迷信”和“愚忠”，从而使党丧失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凝聚人民意志的精神核心，也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带来了一个极不确定的潜在的负面因素。正是在这种一哄而上的“反左”背景下，一种“逆左思维”模式开始生成，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形成危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社会意识形态“演变”。

“逆左思维”的主要特征是：无论是观察、思考、研究和解决问题，还是制定、执行具体的政策法规，总是有意无意地逆“左”而动，偏“右”而行。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天天讲、月月讲”式的“阶级斗争为纲”，而我们的媒体包括某些党报党刊，则对“阶级斗争”之类的论题“犯忌”，甚至连其字眼也极力回避，给公众的感觉是我国不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了。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可以并存，而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就在发展私有经济上寻求“突破”与“创新”，竞相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台优惠政策，竞相为私营业主“办实事”。中西部地区的三个百强县之一——安徽省宁国市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决定，采取“平稳破产、整体出售、剥离分立、无偿转让、先售后改”等形式，计划用两年时间使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消失。该市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宣城地区所属县市全面推广。到现在，全国县域公有经济面临“整体消失”的可能。党提出“开放搞活”加快经济发展，就有人忙着开发“红灯区”，不惜以牺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价，公开为色情业撑腰壮胆当“后台老板”。在这种“逆左思维”的作用下，“红灯区”迅速发展，卖淫、嫖娼、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并由沿海向内地蔓延扩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逆左思维”甚至还会影响到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如我国刑法的修改，为追求与国际司法“接轨”，一方面弱化对被害人群的权益保护，另一方面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致使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明显差异，定刑量罪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难以对犯罪分子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导致民愤不能通过法律的正常途径得以渲泄，而被演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与怀疑。媒体曾报道了一个侵吞2.3亿元巨额公款的犯罪分子邓宝驹，司法机关依照新刑法却只对其判处15年有期徒刑；辽宁丹东民营企业永立集团董事长张一立，侵吞国家资产1亿多元，而执法者却“依照法律有关条款”，宣告张一立“无罪”，使国家亿元损失无法挽回。如果照此执法，“依法治国”将只能是一句永不过时的空口号而已。

“逆左思维”的本质首先是一种不讲政治的表现。某些学者、某些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畸变心理，置党的纲领、宗旨、信念于不顾，有意曲解中央精神，以泄私愤，忘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对这种人，党应予以高度警惕。其次是一种不讲正气的表现。一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所以“逆左而动”、“敢于右倾”，是他们以掮客式的阴暗心理窥测风向，见风使舵，认为党的某些高层领导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一定在“个人感情上”不接受“毛泽东的那一套”，因此，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那一套”对着干，“敢于”甩卖国企制约公有制，“敢于”推进私有化让私企“坐正席”，“敢于”开“口子”搞“色情业开发”，企图以此取悦于上，受到提拔重用。对这种人，党应予以重点教育和整顿。再次是一种不讲学习的表现。一些干部所以“只怕左、不怕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分不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他们往往把“左右”的界线放在一个肤浅的层次上，很少有人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从党的宗旨、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高度上去审视“左”和“右”的问题，不能历史地、辩证地去“防左”和“反左”，执行政策缺乏发展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情形，恐怕在一些“学者”、“经济学家”乃至党的领导干部身上，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的搞经济理论研究的同志，不懂得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忽视意识形态对所有制也会提出最起码的比例要求，忽视“黄赌毒”现象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负面影响，忽视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政权的重大作用，以为党允许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是允许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就可以抛开社会效益抓经济效益，就可以抛开精神文明抓物质文明，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存在这些糊涂认识，说明有些干部理论学习严重滞后。对这些同志，党应加强教育，及时纠偏。

（三）文化市场的“黄流黑祸”，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腐蚀。

1、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侵蚀。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管理严重失控，宣扬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各种书刊公然摆上了书摊，“花花绿绿”的杂志充塞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腐蚀的对象从天真的小学生到成年人。值得警惕的是，一批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书刊，居然进入书刊流通领域，公开传播反书内容的现象司空见惯。这样“交叉感染”，导致干部群众对党的高层产生鄙视乃至逆反心理，严重动摇了对党的政治信念。

2、音像场所的浊流污染。据《湖北日报》报道，在武汉城郊结合部的一个名叫“马张村”的地方，影视业发达，但传播的却是腐朽没落的文化垃圾，村旁一所学校的学生，看黄色录相不思学习。录相厅的老板不仅掏空了学生们衣袋里的钞票，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掏出了孩子们脑袋里纯洁的灵魂，出色地充当了国外敌对势力实施“和平演变”的内应。这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具破坏力的“马张村”现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现了，并蔓延于全国各地城乡，对人们的灵魂造成了大范围的深度腐蚀，并逐渐侵入社会各个领域，派生出“发廊”、“艳舞场”等五花八门的色情“开发业”。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丑恶现象虽然受到了“重拳打击”，却是“野火烧不尽”，屡禁不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早在十多年前就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进行调查，发现色情陪侍活动大量存在，卖淫嫖娼相当猖獗。在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公安机关及其它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也渗入其中。这种受到“红黑”两道保护的色情“开发”，可导致全民心理“变态”，危及国家民族生存。值得注意的是，混迹于“黄流”中的“黑流”早已潜入到了我国的音像市场。全国各地在“扫黄”、“打非”所缴获的大批非法制品中，“黑色”的反动制品数量惊人。

3、新闻媒体的明显误导。追求“卖点”而不讲社会良知，这已成为时下某些媒体的通病。某些报刊尤其是那些自费发行的、占全国报纸总量40%的“小报小刊”，或惯于抓住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反复炒作，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或热衷于登载品位低下、格调庸俗的东西，诸如暴力、恐怖、两性关系等等，对某些“名人”、“明星”的隐私更是趋之若鹜，以至美丑不分，不讲社会公德，败坏社会风气。这种“追求卖点”的行为甚至在党的重要新闻媒体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党报对大款、大腕、明星乃至所谓的“追星族”的宣传，往往不惜版面，连篇累版，精心炮制；而对劳动模范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宣传却是“惜版如金”。此外，有偿新闻之风愈演愈烈，假新闻形成“气候”，严重损害了媒体形象，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信誉。

4、文学题材的危险“突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文学界、影视界相继出现了“两黄”现象。所谓“两黄”，就是低级庸俗的“性爱”题材和“帝王”题材。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文化领域曾出现了“破爱情禁区”的浪潮。应当承认，这种“破”，对于拔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有好处的，也是及时的和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并非很难冲破的“爱情禁区”，被一些人“破”来“破”去，逐渐演变为一种误导。“儿童不宜看”的电影、电视剧越来越多。1988年，全国生产电影故事片158部，其中五分之一的影片竟有裸体镜头或“床上戏”。有人预言，中国的下一代影星将会出现“脱星”。在文学作品里，庸俗下流的性描写更是随处可见。有篇名为《焦大轮子》的获奖小说，写几个劳动者从车上下煤，却偏偏要写上劳动者的男性生殖器官随着挥动的手臂来回摆动的细节。类似于这种“性”描写的作品，连年来竟频频得奖，可见文化领域审美意识的变态！时下少年人群的性早熟现象、中小学生的早恋现象，与这种文化污风的长期薰染有着必然联系。

（四）腐败、贫富悬殊和邪恶势力猖獗等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演化。

腐败问题是当代的一个世界性问题。这种原本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封建社会上层的社会毒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尤为剧烈。这是因为腐败现象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为群众最痛恨。只要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尤其“一把手”的腐朽问题存在，则必然导致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那里难以贯彻执行，则必然导致国家和集体利益受到根本损害，则必然导致那里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如果腐败问题一旦成为某个地方的突出问题，那么，任何正面的思想教育都无济于事，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任何“爱民工程”、“爱民行动”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河北省张家口下花园煤矿所属26个单位的3000多名工人卧轨京包线14小时，一个直接和重要的诱因就是煤矿领导腐败。而危及我国稳定的一大棘手的难题---“下岗职工”问题，同样也由腐败问题所致。一项调查资料显示，70%的国有企业亏损倒闭源于“人祸”，而决非一些人讲的设备老化、人员包袱沉重等原因。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众越级上访告状、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恶性事件，莫不由腐败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引发。

贫富悬殊问题是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恶性演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体制转型中存在双轨、多轨乃至无轨运行等弊端，一些人钻“政策”空子，或以极低的交易成本获取巨额利润，成为暴发户；或利用稀缺资源和资源短缺获利，如在土地等的买卖和交易中获取暴利；或以行业垄断非法获利；或通过投资资本中介机构，利用秩序不规范、发育不平衡的市场体系操纵市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等等，从而形成了以侵吞国企资产的“富方丈”、政界的贪官污吏、文艺界和金融领域的非法高额获利者为核心的“暴富群体”。暴富群体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巨大冲击，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使党群关系不断疏远、冷漠和恶化。

社会邪恶势力猖獗是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恶性演化的又一重要原因。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黑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各种犯罪团伙频频“出手”；车匪路霸气焰嚣张，特别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式的地痞恶棍把持基层政权，形成“国中之国”，引起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近几年，社会邪恶势力虽被打击，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市场，有些地方的邪恶势力甚至还很猖獗。河北省涿江市码头村十几名党员，因本村恶霸长期作乱至今且受到当地个别领导和执法部门的庇护，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对党严重丧失信心，集体申请退党。邪恶势力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党和国家的权威，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念，而且还为敌对势力在我境内发展地下武装提供了可用“兵源”，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