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小川再次呼吁应用宏观审慎政策

央行周小川行长呼吁应用宏观审慎政策

一、周小川在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节选(2011年6月1日)

尊敬的黄达教授、刘鸿儒教授、郝平副部长、纪宝成校长，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同学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黄达教授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表示祝贺！对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为推动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和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

金融学科的建设和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与金融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1978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逐渐突破过去那种高度集中型的金融机构体系，朝多元化体系方向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金融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教育界，一方面，辛苦耕耘，全心奉献，培养出大批金融人才，解决了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与金融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矛盾；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勇于实践，为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政策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当前，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学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特别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现有的金融运行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暴露了其内在不足，也引发了理论界、金融业界对今后金融改革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从理论上说，经过这次危机，人们发现，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或者说，个体的健康性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性。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如，危机的传染性，与资本要求、流动性、杠杆率、拨备要求、会计准则、评级制度相关的微观审慎性标准，与羊群效应、动物精神、信息理论和计算复杂性，以及激励机制安排等相关的市场有效性问题等，在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模型基础上，都有新的认识和发展。

在金融运行和管理方面，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界的普遍共识是要建立逆周期的市场运行和调节机制。在宏观方面，除了要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具有逆周期调节效果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还引入了逆周期调节的创新手段，如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制度和动态损失准备制度等。在微观方面，主要侧重于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改进原有的资本协议、杠杆率、拨备计提等监管政策和工具，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建立与经济周期调节相适应的杠杆率要求、前瞻性拨备管理，推进会计制度、评级机构、衍生品交易和清算体系等的改革，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等，其主要思路是，将这些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框架内，减缓顺周期影响，减少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当前，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其典型内容是G20所支持和认可的巴塞尔Ⅲ。从中国情况来说，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尽快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而且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但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也有一些比较紧迫的课题，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高储蓄率问题、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选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划分标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等，需要尽快加以深入研究。

总之，新的金融运行和监管理念及其政策框架对金融学科建设、金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希望中国金融教育工作者以黄达教授等老一辈金融教育家为楷模，教书育人、刻苦耕耘，为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具有超前意识、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也希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专家学者们能更进一步潜心研究，勇于实践，为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为中国金融的稳定、安全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力。

再次感谢各位来宾，感谢你们对中国金融事业的支持，祝黄达教授、刘鸿儒教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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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2011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除了有必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同时，也有可能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

周小川还表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他认为，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地、有序地走向可兑换。

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周小川看来，新时期宏观管理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二，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进行宏观管理。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周小川表示，常规年份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交互影响也没有这么大。

全球来看，主权债务危机并没有解除，在应对危机时采取扩张政策的后遗症亦逐渐开始显现，通胀处于较高位置，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较高。

周小川认为，这需要宏观管理有一定的转向，在转向中找到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新平衡点。

“宏观管理，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政策主要是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的框架之内，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特别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逆周期宏观调节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体系。

尽管推进宏观审慎性政策成为危机之后的共识，但是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执行的情况不一。周小川表示：“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

在周小川看来，中国有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的需要。“危机之后中国率先复苏，中国经济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周期不一样。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

与此同时，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体，高储蓄率可能出现较高的投资率，而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进而刺激泡沫产生。

“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他认为，面对这些情况，中国还需要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人民币可兑换需求自然产生

而针对素来备受关注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在此次论坛上，周小川表示，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同时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

“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地、有序地走向可兑换。”周小川同时还表示，在1996年，中国已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

在2011年年初央行年度工作会议上，央行就已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今年1月，人民币可兑换进程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人民币境外直投开闸，央行下发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19日，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曾表示，截至目前，中国企业人民币到境外直投的试点总量约为190亿元人民币。他还透露，央行拟在年内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至全国。

今年前4个月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达5300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达到同期贸易量的5%。在陆家嘴论坛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人民币有三到五年的升值空间，应该抓紧时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篇：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记者：非常感谢周行长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转变。请问“稳健”的内涵是什么？货币政策为何要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周小川：正确把握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有三个关键：一是要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实现中央提出的把好流动性总闸门的要求。二是要继续优化信贷结构，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三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近两年多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效显著，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动能较为充足。但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回升，我国也出现了通胀预期加大、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使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输入性通胀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2011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危机极端状态已经缓解，外需相对稳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有利于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防范资产价格泡沫。三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也要求货币政策及时回归稳健。

记者：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我国要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这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如何协调管理金融市场及市场内各主体，从而实现既定目标？

周小川：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金融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金融业应努力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

近年来，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使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今后，人民银行将紧紧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在协调管理金融市场及市场内主体方面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为金融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引导更多资金配置到“三农”、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竞争力。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加快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丰富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体系，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多工具，并为市场参与者管理各类风险提供便利。四是丰富市场投资人群体，通过“广泛参与”与“合理分享”，让更多各类投资人分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的成果，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五是通过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动态跟踪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化情况，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

记者：现在各部门也都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未来几年，金融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什么？

周小川：未来几年，金融改革应该坚持以下指导思想：一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把握金融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升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必须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力，处理好有效监管和市场化发展的关系。三是必须坚持对内、对外开放，拓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引进来”的同时，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四是必须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提升金融改革的有效性。

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和完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四是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提升金融业稳健标准。五是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记者：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这也是国际社会在反思此次金融危机教训过程中取得的共识。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措？

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管理正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良药。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要求。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有关工作，重点是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管理。一是建立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制度，强化宏观审慎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及其风险变化，建立系统稳健性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结合起来，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丰富和补充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提升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研究建立逆周期的动态资本缓冲和前瞻性拨备安排，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升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是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和制度，督促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四是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完善有序的风险处置安排，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金融体系的关联性，防止金融主体“羊群效应”等。五是加强部门配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协调和补充，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现统筹协调，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研判，促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措施的协调，强化金融风险化解和处置行动的配合，加强金融稳定信息共享等。

在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方面，应继续强调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在银行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提高对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产品的资本要求，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设定杠杆率标准，强调资本约束，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同时，研究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和前瞻性拨备安排，研究制定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更高的资本、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要求。

记者：您是“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整体改革理论”的成功实践。请您谈谈“整体改革理论”的精髓及其对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

周小川：“整体改革理论”强调的是改革开放的整体性，也就是要系统地从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要配套进行，要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还要与法律体系建设和社会体系改革相互协调。“整体改革理论”既强调改革的整体性，也强调在不同时期突出重点，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顺序，朝“最优顺序”努力。“整体改革理论”的基础是渐进主义，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尽量平稳、取得成效，同时给大家带来福利，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金融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考虑到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配套协调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整体性。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当财政资源紧张、体制上又缺少灵活性时，主要是金融业承担了改革成本。而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就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了金融行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抓住了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金融机构改革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目前，各项金融改革稳步有序地推进。正是因为坚持了“整体改革”，我国的金融改革才能平稳进行，成效显著。

记者：伴随着改革的有序推进，公众都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不排除对金融企业大而不强、效率较低、创新不足等提出质疑的情况。您对此如何评价？

周小川：“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经营管理方式得到转变，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2010年第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906395.6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11.6%，不良贷款率为1.20%。

但是，面对当前和未来的环境变化和挑战，我国金融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方面：一是仍然过度依赖贷款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二是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三是过度依赖对大企业、大项目，包括对政府背景下的项目的贷款所产生的增长和盈利；四是单纯或者过多寄希望于未来进行跨越性经营和业务雷同情况下的同业竞争；五是快速的信贷扩张，快速的资产扩张，依赖频繁的融资进行支撑的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加快调整和转变。第一，更加注重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实现集约式、内涵式、以效益和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第二，更加注重资产负债结构和资产质量的优化，这是银行实现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支持和保证；第三，更加注重通过机制的创新和业务、工具、服务的创新，来支撑综合竞争力、品牌和市场影响力；第四，银行应立足自身条件，走差异化竞争和以特取胜之路，将资源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真正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营造富有活力的银行业格局，既有国际一流大银行，也有扎根地方的小银行；既有专注于提供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也有着重为“三农”服务的银行。

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强化市场对金融企业的约束，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环境。

记者：在未来金融改革中，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重要内容，央行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周小川：近年来，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兑换程度不断扩大。下一阶段，将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加强跨境资本流出入的统计监测分析，在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一是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着力点将放在目前部分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的项目上，主要措施包括：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率先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对外债权债务外汇管理；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进一步放松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以资本市场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二是在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对现有的资本项目法规进行整合，逐步构建简明清晰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规体系。三是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预警，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第三篇：宏观审慎把控全局

宏观审慎把控全局

其实我们各个行业都有一个细分的规则，作为监管的红线，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模型或者经验能证明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那个确切标准，所以也没法将其整合起来装订成册。

解读我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找出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预防阶段，防患于未然，但这种方法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第二阶段是控制苗头，但是一定要有政策的回旋余地，要不然就像日本一样。第三阶段是果断刹车，如果已经发生了，就一定要果断解决，不能拖延，为下一次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个专业名词，叫宏观审慎政策。在央行发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抑制短期投机性交易，防范以加杠杆为主要特征的顺周期行为和货币错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总体看具有市场化、价格型、透明、非歧视、动态调整等特征，并非行政管制，也不是资本管制。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撰文指出，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两类工具。一通过对资本水平、杠杆率等提出动态的逆周期要求，以实现“以丰补歉”，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二通过识别和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的流动性和资本要求、适当限制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降低杠杆率和风险敞口等，防范风险在不同机构和市场之间的传染。

比如，2015年8月，银行代客远期售汇和人民币购售业务量大幅增长，明显超出了正常水平，存在一定投机套利和顺周期行为。为对外汇流动性进行逆周期调节，抑制部分企业及境外主体汇率方面的投机行为，央行于2015年8月底及9月中旬对银行远期售汇以及人民币购售业务采取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并提高了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存在异常的个别银行购售平盘手续费率。

几个月前，央行又公布了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 Assessment，MPA），MPA借鉴国际经验，将单一指标拓展为七个方面的十多项指标，将对狭义贷款的关注拓展为对广义信贷的关注，兼顾量和价、兼顾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由事前引导转为事中监测和事后评估。这个指标更加科学的对风险进行评估，但是行使起来是否有效还需要市场来检验。

第四篇：商业银行应对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策

商业银行应对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策

2016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2011年以来实施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MPA），以全面有效地管理金融部门多元复杂的资产端，加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整作用，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更为全面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是重大的金融稳定举措，适应了我国金融体系资产端多元变化的新形势。在这个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银行业机构的发展理念、业务模式、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将面临着较大的转型调整压力，商业银行需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监管转变

从监管理念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相对于此前的监管体系而言，是一套更为全面、更具针对性的金融稳定政策框架，反映了监管当局对于金融体系资产配置和风险管控的能动应对，更加注重金融部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应对。相对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而言，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监管举措有四个重大的变化：

第一，从狭义信贷管理到广义信贷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将此前狭义信贷的管理转为广义信贷的管理，将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等新型资产端组成部分悉数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过去几年，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增长迅猛，截至2016年2月，该款项已达21万亿元，这说明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释放可能并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到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表内。随后，一种情况资金在此类金融机构短暂停留，随后发挥通道作用，部分进入实体经济，此类规模可能较少；另一种情况是较多资金在进行期限和利率置换，可能存在资金空转问题。

第二，强化资本充足率标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一共7类指标，分别是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但是，资本充足率是核心指标，一旦资本充足率不达标，该机构宏观审慎评估就不合格，资本充足率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

第三，从时点管理到日常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设立信贷额度，根据需求进行调整，按照季度进行事后评估，但同时按月进行事中监测和引导。这意味着此前银行机构季度末时点调整指标的意义就大大淡化了，需要更加平稳真实地维持相关监管指标的稳定性。

第四，从存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到市场化利率定价。由于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存贷款利率限制的取消使得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基准性弱化，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就成为风险管理和经营发展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要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约束非理性定价行为，防范其潜在的系统风险。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政策变化中，对于银行业机构的影响将是较为深远的，特别是对于资产配置、资产腾挪、资本金、发展模式等将带来较为重大的影响。

一是“大资管”模式的资产配置方式面临重大约束。最近几年来，随着金融不断深化，金融创新日益凸显，影子银行体系和创新性资产不断膨胀，这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同业业务、债券投资、股权投资、买入返售以及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等业务发展较为迅猛。但是，在MPA的框架下，广义信贷将涵盖五个领域：一是各项贷款，二是债券投资，三是股权及其他投资，四是买入返售资产，五是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等。这样，此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十分盛行的“大资管”资产配置模式将被纳入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中，接受广义信贷指标的约束。这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将带来实质性的挑战，特别是2015年开始飙升的股权投资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是表内资产腾挪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降低。MPA在资产端的第二个影响在于对资产腾挪的约束。此前，每个季度末前后资产大腾挪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和存贷比等监管指标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相关之外，主要还是银行等机构能动规避监管指标行为所引致的。在广义信贷管理模式下和日常监测体系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腾挪将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代持、同业投资、特殊目的主体（SPV）投资等都较难规避广义信贷和日常监测的约束。

三是资本金成为银行部门宏观审慎的核心约束。资本金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最为核心的指标，也是人民银行进行逆周期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将以广义信贷的口径来要求资本金。人民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要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指标，这是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来计算的，所有机构基本是同样的标准，亦不受MPA的影响；二是逆周期调解的缓冲资本指标，银监会规定逆周期缓冲资本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且进入核心一级资本，而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则需要根据广义信贷的口径来进行要求。对于传统信贷之外的资产配置增长较快的机构，逆周期缓冲资本金的要求有可能超过2.5%，甚至可能超过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金水平。当然，对于MPA体系和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办法可能出现的缓冲资本监管标准不宜的问题需要监管当局进一步明确。

在资本金要求强化的情况下，银行业资本消耗高的业务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资本的稀缺性亦可能日益凸显，这对于银行的融资能力提出了挑战。同时，由于负债端的成本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刚性，难以有效的下降，而广义信贷管理模式下资产端的收益面临重大的压力，银行的计财部门、风险管理部门等的管理压力将明显增大。

四是银行业发展模式面临重新选择问题。此前，以同业业务作为支撑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成为银行业的重要模式选择，但是，随着广义信贷的宏观审慎管理实施之后，同业业务的规模将受到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依靠短期同业负债来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发展模式将面临重大的约束。而且，随着利率定价进一步市场化，银行间市场的信用利差将逐步呈现出现，资本充足率低、融资能力差、存款资源少、过度扩张表外业务特别是非标业务、存在明显期限错配的银行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对于经营相对稳健、资本充足率高、表外非标业务较为有限的大中型银行影响相对较小。

商业银行应对之策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与社会融资总规模相似，主要是对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一种制度性适应，对于提高政策有效性，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银行业而言，这个评估体系整体是一个审慎政策框架，更多是为了让银行更加注重资产配置真实风险，更加注重充足资本金，更加注重强化非传统信贷管控，更加注重日常信贷管理，也更加注重全国性重要机构的风险管理，但是，银行业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强化的趋势上如何进行业务模式转型、创新发展、稳健经营等是未来的重要任务，表内外资产轻、资本消耗少、中间业务多、资产证券化程度高或将成为银行发展的模式选择。

一是同业业务创新值得期待。同业业务的创新发展在过去几年十分迅猛，亦为一些银行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但是，由于买入返售等业务需要纳入到广义信贷之中，那么同业业务的规模将受到较大的限制。对于银行业，是不是要降低同业负债的规模，这个对于不同银行或有不同的结论。对于风险能力强、期限管理较好、负债相对多元的银行，同业业务仍是其重要的业务单元。从银行业整体来说，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实行可能引发新一轮同业业务创新。

二是资金来源争抢现象或再现。此前，有些银行可以运用金融市场来获得资金与资产端进行匹配，但是，在广义信贷管理模式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通过内部相互交易来解决整个体系的流动性问题，需要从实体部门吸收新的资金，需要考虑银行资金的来源问题。未来，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或将再度成为银行业争抢的资源。由于资金来源问题，部分中小银行可能陷入较大的资产负债难题。

三是中介业务将成为重要业务选择。中介业务对于银行而言是不占用资本的，是在资本主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重要发展方向。这对于综合服务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将是较大的难题。

四是资产证券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资产证券化可以解决银行两个问题：一是更好地进行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二是有效地降低资产的风险权重。比如，一般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是100%，在资产证券化之后风险权重基本可以降到20%，资本消耗的幅度可以大大降低。资产证券化对于资本充足率为一票否决制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而言是重大的发展方向。

五是表外资产业务差异化发展。银行需要考虑表外业务在银行机构经营管理的定位和作用。此前，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要合理控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总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审计报告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部分银行机构通过扩大表外资产业务的规模，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在广义信贷管理框架下，虽然表外业务自身受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影响较小，但是，表外业务对接的负债端受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较大的影响，不同银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将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对于同业业务强、存款吸收能力强的大中型银行，表外业务实际上是较好的发展领域，比如非保本理财的拓展将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对于同业业务弱、存款吸收能力弱的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由于此前突破区域限制的非标资产业务受到负债端的影响，依赖表外业务的扩张来获得银行机构发展动力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此类机构较为合理的选择或难以避免的结果是降低表外资产业务的规模。从监管的角度上，由于中小银行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弱，这对于金融稳定是有益的，但是，对于中小银行机构的发展将带来较大的压力。

（作者单位：郑联盛，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杨晓晨，上海志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五篇：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财经》杂志2009年第17期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17日 林野/文

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宏观审慎问题成了热门话题。人们认识到，即使单个金融机构是稳健的，集合的后果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单个金融机构为控制风险或提高流动性而出售资产有可能是审慎的，但多数金融机构这样做，则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大多数企业都显得很有资信。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问题，此时扩大信贷规模显然是理性的和审慎的；但所有金融机构都如法炮制，则导致信贷快速扩张，资产泡沫集聚，乃至通货膨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单个金融机构收紧信贷政策同样是审慎的，但如果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更快地将经济引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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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审慎监管不限于监管体制重建

宏观审慎监管是以制度和措施防控系统性风险，其概念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实践。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地域、国家、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如何在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这些都是实在的问题。欧美各国正在酝酿的监管改革，也许能率先摸索出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包括逆周期资本管制在内的宏观审慎问题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市场主导条件下，繁荣时期增加资本金要求，就像给经济安装了限速器，可以防止过度扩张和通胀。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条件下，有没有这种装置不是本质，更起作用的是政府的号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注金融机构倒闭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中国，金融机构倒闭不是现实的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太大而不倒”或者“太关联而不倒”，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未能例外。而在中国，不但有“大而不倒”，也有“小而不倒”，还有“少而不倒”；没有人相信政府会任凭经营失败的银行倒闭而坐视不管。就是那些完全私有的银行，包括农信社在内，也不会轻易倒闭。这种信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存款挤兑或者银行倒闭。

但金融机构不倒闭不等于没有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用于挽救各类失败的金融机构而付出的代价，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如果英美国家也同样慷慨地救助金融机构，雷曼兄弟们也不是非关门不可。如此说来，不能以金融机构是否倒闭来判断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得离谱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宏观审慎的基础是微观审慎。说到底，只有真正稳健的金融机构，才有能力和动力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和有效地控制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失败了，有的倒闭了。但是，经过建设性的毁灭，那些重新站起来的金融机构，应该更具有竞争力。与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明确产权关系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还是政府控股，或虽然私人所有但仍由政府主导，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盲目性，在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它们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在频繁地因操作风险而产生巨额损失。虽然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重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取得改革的突破。在发达国家探索宏观审慎制度的时候，中国还不得不继续微观审慎领域未完成的改革。

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建立宏观审慎框架，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而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艰巨任务。自从2003年实现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以来，银行、保险、证券三家监管当局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能说实现了有效的监管。2003年中央金融工委解散以后，这些监管当局都在各自的行业接收了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上级主管功能”，包括党的关系。凭借这种关系，监管当局可以直截了当地干预这些机构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员。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罕见。即使是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金融机构，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很多时候，说不清这些监管当局是从监管的角度还是所有者的角度施加影响，也难以检验其监管政策和行为的真正效果。

此外，监管者还担负着促进各自行业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这些任务，与金融监管的核心职能也具有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而2007年以后将三家监管当局重新纳入公务员薪酬体系，是金融监管组织改革的倒退，使得原本匮乏的监管资源更加拮据。更为要紧的是，这三家监管当局在日常运作中并无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必要的法律保护，权威性和威慑力得不到保证。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和政府的这种亲密舒适关系，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安排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中国虽然在法律上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但实际上混业经营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不仅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互相渗透，而且由产业集团主导的混合型金融集团已经越来越活跃。法律归法律。差不多每家大银行都开办了投资银行业务，直接办起了全功能银行。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与之适应的金融集团监管体系。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2003年以后三家监管当局之间的季度联席会议，仅仅开过几次，并且没有货币当局的参与。

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单个的金融监管当局，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具体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因此其本质属于微观审慎的范畴。这些机构虽也涉及一部分宏观审慎职能，例如逆周期资本金管制，以及对金融机构同类组的某些监管政策等，但终究不会有整体图景。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功能、支付清算体系功能都使其处于维护宏观审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独特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2003年将银行监管功能剥离出来以后，中央银行仍然主动介入大量而具体的监管事务。中央银行实行的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信贷政策，从性质上属于微观审慎领域。而最具有宏观审慎性质的金融稳定职能，虽然写进了修改后的中央银行法，但迄今没有明显建树。金融稳定部门主要忙于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埋单，并无与其职能相匹配的权力 和能力。中央银行曾经力推的存款保险制度，几经周折之后没有实质进展。要从根本上提高货币当局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尤其是要发挥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

随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面临的压力会加大。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构建宏观审慎功能，没有其他选择。简单地把金融监管当局合并组建综合的监管机构，在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的同时，不会达到目的。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把已经分开的监管当局再合并到一起，难度要远远大于当初的分拆。目前最现实也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现有的框架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水平的金融委员会，专司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功能。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既可以把国务院从繁重的协调任务中解脱出来，又可以让行业监管当局专心致志地改善微观审慎监管，还可以超越目前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与中央银行之间协调与信息共享的障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分析、监控所有可能导致体系性风险的机构、产品、工具、市场和交易行为。金融委员会的职能，还应该包括开发和建立宏观审慎的工具、标准、指标，并且对改善微观审慎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