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八次危机与软着陆

八次危机与软着陆

2012-11-17 字号：小中大

摘要：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 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

我在2012年即将出一本书，书名是《八次危机》，解读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 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 上是很独特的。大多数世界上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其国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国，作为外来殖民者的国家史只有三百年。另外一个典型的是德国，从300多个分散邦国正式演变成一个国家也很晚，是1871年的事。至于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国家，而且真正完成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全部统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国家，似乎还得再往后推。所以，成为国家形态的历 史演变，对这些主要欧洲国家来说都比较晚。

当然，人们会说1647年的威斯特利亚条约体系奠定了欧洲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内涵，这个教科书说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们看1647年欧洲的版图，相距可以称之为政治国家的国 家还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欧洲国家史最长的算是法国。

大概看下来，今日之世界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属于国家史极短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不做区域比较就说整个中国如何，对于一个有着漫长国家史、并且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来说，好像有点话语粗暴。因此，我到这个年纪想做一点细的研究，那就开始做国内的区域比较；同样，为了说清楚所谓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做国际比 较。最近一个联合国支持的项目是“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试图推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叫做“批判政策学”（criticalpolicy studies），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的研究体会。

这个幻灯片讲全球资本化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讲贫困经济学。

所谓“贫困经济学”（economics being poor），其实，贫困本身是相对于发展而言。那么，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种不同国家的比较，也做了中国国内的区域比较，我的 归纳叫做“成本转嫁论”（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当然，从理论渊源来说，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应该说继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the word system theory），然后再到我这进一步演化为成本转嫁论。如果再精确一点，可以叫“制度成本转嫁论”（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贫富差 别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

这个道理也好解释。如果看现在的全球危机就会注意到，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通过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化解。

这里有几个经验性的归纳，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本国要进入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论，其在理论上推导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的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这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 立论前提，与我们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讨论需要确立的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前提--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在资本要素绝对稀缺时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亲资本。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是亲苏东的。到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 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就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 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论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去依附，要我说去依附很简单，因为遭受两个互相敌对的西方势力封锁，资本趋零、甚至为负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个60年代，也势必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强调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围地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延续国家工业化的年代。当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真实经验时，别忘了那个年代是在资本绝对稀缺到趋零的条件下，中国人只能用高度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主流想亲资本也亲不成了。只能亲劳力、亲社会。

我们现在说那段时间是极左路线，而如果以完全客观的发展的经验过程来看，谈不上对错、好坏。只是那时西方资本不要你，苏东也跟你交恶；国内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机制的作用下，却突然遭遇资本没了。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识形态化地了解一个经济体的整个发展经验过程，就有点明白了。可见，我们需要客观地归纳不同的发展经验。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整个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像欧洲这样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在狭窄地域上发生多个工业化国家都生产过剩的时候，矛盾就无法解决。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有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在物理空间上让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机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不可能正常运行，政府启动基本建设，动员失业劳工去排队登记，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无外乎就是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制造业生产力结合起来，投入国家基本建设。美国这种大陆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 狭窄次大陆上的分散的欧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

在二战之后，几乎全球的政治家、媒体、学者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内在矛盾，只是把过剩生产力摧毁了一遍，然后再搞战 后恢复重建，仅此而已。

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列强纷争改为双寡头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个工业化国家的列强纷争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战后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学上看就是双寡头垄断。而双寡头垄断下的地缘控制，就是要重新按双寡头的战争利 益来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个新的战后发展趋势--双寡头分割势力范围，而这个趋势下又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后唯一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而其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以图实现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而这个时候的产业转移不是后来 日本70年代对东南亚的雁阵式转移，早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因此它输出装备制造业。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的苏联也是两条线的装备制造产业输出，一条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和蒙古、朝鲜和越南。当然也包括中线对印度输出产业。那时，凡宣称自己是 社会主义的，大都得到苏联装备制造业的输出。

战后双寡头垄断下的这种两翼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的输出，其输出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这个产业输出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中国50年代在没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这个客观经验过程与中国是否主观采取“赶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重工业当然有内生的特点，那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绝对不会是劳动力增密；不仅不会是劳动增密，而且会是排斥劳动。亦即：中国50年代接受海外产业资本的重工业，一定是资 本增密的同时排斥劳动。而这个国家太多的人口，刚刚进入“一五计划”形成重工业，就发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性矛盾，城市因为是重工业打头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1956-1957年 中苏两国间发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计划不得不停摆。批评城乡二元结构不人道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客观形成于另外一个经验过程--50年代的重工业投入。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通过当年产业转移基本完成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同时，战后西欧工业复兴了，日本也复兴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来被摧毁的工业体系。

但是苏联的产业转移，对东欧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相对顺畅，因为战争中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战后苏联在中国只保留了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旅顺军港的控制权--苏联的 远东舰队驻屯于旅顺口。那就是说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都受控于苏联。而从苏联的角度来说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出海口 只有旅顺口一个；而旅顺口又是二战中苏军打下来的。

刚才提到国家史，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太厚重，中国人格外注重国家主权的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对中国进行战略援助和投资，我们当然欢迎，那么也因此而使我们这个打游击出身的政党建立的政权，势必要按照苏联的管理方式来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对应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苏联投资建立在城市里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就得建立适合这种城市经济基础的政府和意识形态 化的上层建筑。于是乎，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全盘苏化：苏联有什么部委，我们也得有；为此苏联政府得派专家来帮中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构建政府体制，还得派教师来，一个系一个系的 帮助我们建立学校教学科研体制。何况军队全部苏式装备和苏式管理。这就叫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盘苏化”。

然而，中国人于1955就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影响。于是1955年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改除全盘苏化--就在中苏虽然还处于蜜月期，仍然得到苏联大规模援助的时候。

接着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同期是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控制权。在接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当我们参考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中国要改除全盘苏化，是非常难的。因为当你的工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及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苏联的教育科研体制被我们的知识分子当成 看家本领的时候，即使全盘苏化对国家主权有潜在威胁，谁能真地去改吗？

为什么60年代政治上有一系列的复杂情况。

当人家不再无偿投资了，专家和技术资料也撤了，面对留下这个资本技术密集的工业化摊子怎么维持？有外资进入的时候政府可以亲外资，而60年代突然没有了，亲不着外资了。没有外 资，只好调整；那是痛苦的，代价巨大。所以，就有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们分析6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还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西方人会说：共产党国家（communist China），社会主义中国（socialist China）。我一般会答复说：无论如何主义（Whatever-ism）到底什么是中国（What is China）？

中国首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统治和改造过。

例如，美国原住民现在是5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不到2%。因此美国是一个外来殖民者形成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进国家，特别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农业被当成先进的模式，但 几乎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通过殖民地形成的。而整个亚洲，基本上属于原著民文化，我们亚洲从口太多，作为原住民，没有来得及在西方大规模推进的殖民化中间被大幅度减少，因为离 宗主国太远、他们过不来。中国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个国家去做调查研究，总相信眼见为实，一定要到现场。做这种研究会发现像中国这种原住民人口大国，所充满的矛盾并非当代形成的，而是历史延续而成的。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小资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亦然。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否认小资社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当代学者中只有崔之元提出“小资社会主义”论述。

1949年，历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独立战争（civil war），中国建立了一个什么国家？要先看战争打的目的是什么？几千年历史上农民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给占人口88%的农 民按人平均分了地，农民成了过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政府进入工业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诺斯的交易费用理 论说，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

这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要按照侵略者的国家那样搞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因为他是工业化生产出船坚炮利来打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搞工业化。对！但同时又把地全分了，农业资源变 成小农所有，政府跟小农怎么交易？于是，政府推进集体化。

如果政府跟小农说，大家要搞私有化经济，我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套宣传符合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但难道能靠这些说法动员小农加入集体化吗？当然不能。事实上，政府 只能用集体化来解决从农业提取剩余遭遇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体化这个阶段用什么来宣传？当然就要有一套关于集体的宣传。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看，工业化要和乡村交换，可 面对四亿农民怎么交换呢？没法交易，就先搞初级合作社。但初级社只是农产品与城市的一般消费品交换。接着，当城市接受的苏联大工业出了产品--拖拉机生产线生产的是50马力拖拉机，这些东西怎么和一般的初级社交换？哪个20户农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带拖拉机？大规模生产拖拉机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产没有农民要买，就得露天放着，也不能摞起来。那不就意味着浪 费嘛。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拖拉机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真正内涵是什么？是集体化加机械化--没有以乡单位 建立高级社，实行规模经营，就没有中国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

要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就要把乡范围的几万亩土地变成规模经营。这样就可以在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再加上农机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业的需求，就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所以农业集体化本质上是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应该是个很平和的解释，没有对错好坏。只是这么一个经济过程。要还是不要，要说不要，那就 拖拉机工厂关门。而拖拉机工厂也是可以生产T50坦克的生产线，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现代国防？这就是个战略选择了。

农业集体化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平主义者可以说，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剑为犁、化坦克为拖拉机。但那时候的麻烦在于周边都是敌对势力，不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 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头去。那这拖拉机一定是高价的，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写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比较详细地讲了当年的决 策过程。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到底怎么办呢？中央反复讨论，认为只能让农民做出牺牲。所谓农民做出牺牲，主要从这个农业集体化开始。可见，集体化并非农业 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有很多人做学术 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是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

农业集体化的衰败，乃集体化贡献剩余过多的结果。

有一个数据是80年代就已经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们院一个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严瑞珍。指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而同时期从农业提取的剩余约8千亿元，这两个数比到一块，就知道了农业集体化对于工业有多重要了。

毛泽东在1949年反对民粹主义，提出代表中国人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出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业化就得要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要 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

这就好比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没办法只能做个窝窝头吃，虽然没吃饱，但总算没饿死。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总之是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扩张。那就是工业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于是整个社会收益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但也就有各种意识形态，说我现在这馒头多好 吃，前面吃的窝头就整个是错误。不说没前面那个窝窝头垫底，这个馒头未必吃得饱，甚至吃不上。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舆论：现在的馒头好，前面的窝头坏……

要让我说则是，窝头没让你饿死，馒头让你饱了。窝头重要，馒头也重要。这样，也就把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这两个不同阶段，平和地解释出来了。

虽然窝头派和馒头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烦了，以前人们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不着了，因为现在前面是海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能解决贫困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是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高达85%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四年，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从原来不到9%左右，上 升到20%左右，这才有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经济结构是85%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85%，而这85%吸纳的 就业很少，大多数人不会去玩这种泡泡游戏，于是失业不可能解决，就责怪中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货币信用、和政府债务信用拿来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尽管奥巴马希望改变，但现在他没形成真正的改变。即使进入下一个任期，也难以真正做改变。美国有一批学者给他做咨询。指出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国就能 恢复制造业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一直有个说法，现在叫做“奥巴马与金正恩难题”--上去了就下不来。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经济结构、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国现代化得多。1989年朝鲜就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800多斤，人 均国民收入比我们当年还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农村中完全是规模经济，拥有6万套拖拉机，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现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变成了文艺范（人家早就文艺范了，载歌载舞）。但1991苏联解体麻烦就来了，1992年经互会取消、换货体系垮了。原来可以把苹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亚换石油，正好互补。但，遭遇苏联解体，石油不给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动不了，大量耕地抛荒。1993年，粮食收成减少很多人饿死。

朝鲜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经互会体系中生产糖的，换货体系没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饥饿，一人一天两片面包，三根香蕉。幸亏古巴是在热带地区，没有挨冻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多样性，通过作物多样性种植，变成了联合国表彰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复多样性，也因为没谁给他什么化肥援助。

谁之罪？领袖们可都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苏东国家的经互会物资交换体系坍塌了，石油没了，石油农业也就完啦。有人认为是制 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三个农民养七个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国家出现了先军政治，指挥大规模城市人返乡劳动。春天一人发一把掘头，刨地去，秋天一人发 一把镰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来，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

比如我们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乡，就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曾经受的一点苦难，恨不得放大成全人类的灾难。城里人都这样！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这是个常识。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却变成反智的理论、反常识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 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 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 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 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

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 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 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 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就是因资本内化于政府，而更顺畅的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转嫁了代价。

关于这个论点，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发大危机的时候，中国是把城市中不能就业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形式转移出去了，城市转移了一千多万。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波上山 下乡运动。1960年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失业，是因为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议，政府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设。后来苏联投资停了，这两千多万被动员进城的农民 就送回家乡。客观上是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了城市危机甩出来不能就业人口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几千万。

各位不太了解几千万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说：我们有过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如果你们国家有数千万的失业会怎么样？一般他们会告诉我：如果我们有几千万的失业，那这个国家完 了--无论是多先进的制度、多先进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遭遇危机的客观结果。危机来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的危机就软着陆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停止了。1980年再爆发城市危机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再让失业青年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以前下乡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万待业青 年的压力，演化为巨大的社会犯罪浪潮，因其非常严重，才有“两个严打”：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后来媒体污蔑说是劳改犯致富。我们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万地承担了危机的代价，还在身份人格上被社会抹黑。我们确实很苦，但也锻炼出了一批人。现在很多关键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这些人。艰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这个阶段出现最大的变化，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变化，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砸出来一个伟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这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制 度创新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70年代引进外资设备欠了很多外债，搞价格双轨制就是让经济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场一轨得到原材料，同时允许地方外贸自主权，有外汇留成，以及 地方经济计划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的开始。随之，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发达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机会，促进城市产业在周边郊区和近地农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实际上是物理空间的产业调整。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产业调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开，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于是小平同志当时就提出：沿海先发展，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

中央在财政极度紧缺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行的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时，把应该国家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生老病死这一套转嫁到土地 上，就是说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同时把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这有点类似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政府把养活基层干部和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都转嫁为按土地面积分摊 的税费负担。

随着1979年财政赤字危机压力下的放权让利和财政甩包袱等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安排，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同时，在城市，国家承受不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把原来国家财政统一拨 款给企业搞生产，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留利交税。这样，本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就与国家分野，接着企业就要求厂长经理承包制，要求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变成独立经济主 体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就要求所有企业打开大门，“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有些企业就业压力太大，就让子女上岗顶替老职工下岗。下了岗的老职工去了乡镇企业，于是有了技术人才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业困难，就搞机关打开大门办“三产”，“官倒”公司就出现了。刚开始时，机关办三产未必就干“官倒”，因为那时候群众监 督的压力还比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义为改革。类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义过，只不过那叫调整。所以我才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改革。如果 有人把这套危机的对应政策意识形态化地对应为某个领导绝对正确，那也没意见。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在80年代让企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到了90年 代，政府又说国企人浮于事没效率，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当改革促使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现当年市场关系高度紧张。因为都想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产，就产生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争论。最后呢，导致领导选择了价格闯关。这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官倒”公司捞到了第一桶金。机关当然知道价格闯关意味着市场价格 要大幅度上升，因为资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紧张，于是80年代机关开门办三产的时候形成的三产公司开始明目张胆地倒卖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义囤积居奇。这就导致物价飞涨。官倒公司直 接抢购把市场抢的高度紧张，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通胀危机之下为了防止老百姓挤兑，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涨就导致企业全面发生“三角债”，就导致了生产停滞。

总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这些措施被官方纳入改革意识形态。客观看，危机硬着陆在城市之后的应对政策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和连带的生产停滞。如果客观地把经验过程梳理下来，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国发生的是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大危机，随之引发了政治**；此后，则是1990年代农 民负担越来越重，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年俱增……这些，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制度代价。

在此我只是梳理了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经验过程，希望这些梳理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谢谢！

（本文由王海侠根据2012年5月25日温铁军教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

来源： 《文景》

第二篇：房地产软着陆

很多人把中国现在的楼市和日本1990年的情形相比，认为中国将步日本的后尘。对比目前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多项关键经济数据可知，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居民财富的增长空间还比较大，还有3.2亿人将迁入城市，因此，我国楼市已进入调整期，未来各地区、不同类型的住宅价格走势会越来越分化，但楼价整体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政策得当，居民收入水平能迅速提高，楼价有希望“软着陆”。

随着各地楼市相继进入调整，“楼市泡沫”破灭论高涨了起来。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楼市拐点已到，各地该出台政策救市了。笔者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确正在经历调整的“阵痛期”和“转轨期”，却并不是所谓的“崩盘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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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泡沫”破灭论的理论依据来自日本房地产市场。1990年以后，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房地产和城市土地价格进入了下降通道，截至目前，日本房地产价格还处于这一轮下降趋势的底部。很多人把中国现在的楼市和日本1990年的情形相比，认为中国也将步日本的后尘。

笔者对比了目前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多项关键经济数据，情况并不是这些机构所预料的那样。首先，从人均GDP来看，人均GDP代表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越低，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也代表着未来居民财富的增长空间还比较大，对房地产的购买力还存在上升空间。以2005年美元不变价计，中国2012年人均GDP为3348美元(世界银行目前还没有公布2013中国以美元计价的不变价人均GDP数据)，而日本1990年31175美元，是中国2012年人均GDP的9.3倍。

其次，从GDP增速来看，GDP增速越高，意味着国民财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同样反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对房地产的购买能力在迅速提高。日本1990年以后进入0%-2%的低速增长，日本1990-2000年平均GDP增速为0.5%，2001-2013年平均GDP增速为0.8%，而中国2013年GDP增速为7.7%，中国仍处于高速增长阶 1

段，远远高于1990年日本的增速。

再次，从城镇化率来看，城市化率越低，说明农村往城市人口转移的空间还比较大，城镇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潜力。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53.73%，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77.37%，比中国高23.64个百分点。1990年，日本已经达到城镇化率的较高水平，而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只相当于1955年的日本56.1%。较低的城镇化率说明中国还有很大人口迁移比例，与199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还需要有3.2亿的人口迁入城市，这代表着巨大的房地产需求。

可见，中国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空间还比较大，未来还有较大的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潜力，与1990年的日本有着很大差异。未来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还比较大，并不会迅速萎缩。

很多人根据中国住房自有率和私有率指标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达到了顶峰。笔者认为，住房自有率和私有率指标都不能作为判断房地产兴衰的指标。“住房自有率”是国际上考察居民居住条件的常用指标，是指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住房的家庭户数占整个社会住房家庭户数的比例。据西南财经大学和央行发布的报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披露，我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高于世界60%的水平。笔者想指出的是，住房自有率是个有缺陷的指标，只能衡量已有住房中自有住房的比例。目前的高住房拥有率只说明我国租赁房市场发展水平低；另外，很多人还不拥有自己的住房，还不能反映未来社会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需求。比如，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会带来住房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大，这些住房自有率指标都不能反映。住房私有率是指在所有存量住房中，属于私有的比重，是与公房相对应的概念，更不能反映房地产未来的需求和发展状况了。

房地产需求主要来自城镇化带来的对城市住房需求的提高、未成年人成家立业带来的住房需求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提高三个方面。前面笔者已分析了我国低水平的城镇化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速增长会带来未来十年房地产旺盛的需求，这里再重点说明未成年人进入婚嫁年龄，成家立业带来的住房需求。

自1949年以来，我国曾有过三次婴儿潮。首次婴儿潮出现在1949年至1959年。

当时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将近300%。第二次婴儿潮是自1962年开始，高峰出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我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主力婴儿潮。1985至1995年，主力婴儿潮人群进入生育年龄，第三次婴儿潮到来，被称为“回声婴儿潮”。据相关学者计算，这次婴儿潮人口出生数量有1.24亿左右，接近当前全国人口的10%。

未来十年，第三次婴儿潮进入婚嫁、成家立业年龄，意味着第三次婴儿潮将导致中国未来十年还将有着旺盛的住房需求。目前，中国20至24岁人口比例为9.0%，25-29岁人口比例为8.0%，30-34岁人口比例为7.4%，都处于较高水平，将有3.3亿人口处于成家立业购房阶段，即使排除一部分人与父母同住，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观。

2012年，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32.91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37.09平方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未来改善性居住的需求还很大。而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为了提高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每年还需新增大量的住房供给。

从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来看，房地产市场未必一定泡沫破灭，也存在房价的“软着陆”的可能。在美国、德国和英国，虽然房地产市场也会进入低迷期，但都没有出现日本那样幅度大的下跌，除次贷危机之外，1976年至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都在温和上涨。笔者因此判断，房地产长期价格走势取决于通胀水平，长期通胀水平高，房地产价格就会持续上涨，如果处于持续的通缩中，房地产价格不仅不会涨，反而会下跌。基于以上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我国楼市已进入调整期，未来十年各地区、不同类型的住宅价格走势会越来越分化，但楼价整体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政策得当，未来迅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购买能力，将有希望使楼价“软着陆”。

第三篇：危机与心态

《危机与心态》心得

最近听了李强老师的《危机与心态》讲座，感触很深，体会到每个人都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居安思危，不断进取，不断充实自己，同时要端正好心态，努力工作，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永远显示出自身的价值。

人的一生往往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只有预知危机，不断消缺，积极进取，不断反思自我，化解危机，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才不会被企业所抛弃，真正成为对企业有用的人。

要有归零和感恩的心态，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珍惜现有的工作，做好工作，才能永远拥有工作；工作中要始终有颗平常心，不要有过多的抱怨，遇到问题，要静下心来多分析，多找找自己的不足，自己把工作做好了，心态就平静了，平静的心态加上积极进取的态度是做好工作的前题。

有危机也有机遇，端正心态，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第四篇：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传播学论坛》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如果让广大教师好好研读这个文件，结合各地的教学实际进行课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办法，相信广大教师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从师生中来，到师生中去，允许对《纲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渐进地、稳妥地进行课程改革，这有可能让新一轮课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这个《纲要》专门在题目后，写上“试行”这两字，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纲要》已“试行”了6年了，小学已经过一个周期，初中已经过两个周期了，应当以科学态度，认真总结“试行”的经验和教训。应当允许不同意见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发表机会。

《纲要》刚发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发行了，由朱慕菊主审，由钟启泉等人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另一标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以下简称《解读》）。官员与学者结合，在全国范围强力推行对《纲要》的唯一一种“权威”式的《解读》。一位教师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读》之后，深为焦虑。其中，有不少章节是一些学者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学术价值的。但从一个整体看，将这些成果组合在一起，作为对《纲要》的权威“解读”，问题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证“整体”好。整体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线性叠加”。《解读》洋洋近40万字，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人抓不住要领。其中，有不少关键处都采用较为绝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理念太好，但难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难实现。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教育内部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解读》几乎无视这些课程改革的成功之处，试图从2001年《解读》开始，重新开创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我国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但从《解读》看来，课程、教材、教法、学法，都必须来一个“根本转变”要“突变”。经过6年新课程改革的“行政推动”，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急需解决。最近，我在一次讲学中，一位当过教师的农村镇长质问我：“这种运动式的、突变式的、大跃进式的课程改革，叫我们广大农村教师无所适从，你说，对还是不对？”对此，我内心深感震撼。

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发表《对话》，标题是：《义无反顾奏响课程改革进行曲》。仅就《对话》来看，我认为，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专家组组长，他没有认真“反思”，没有认真思考许多同行专家的批评。他仍在坚持对《纲要》最初的《解读》，而且还有“发展”。别的专家持另一种“解读”影响不大，但钟启泉教授，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如果对《纲要》“解读”稍不正确，影响可就大了！我认为，《对话》对“课程改革”仍有明显“误导”。仅就《对话》一文看，就有五点误导。

误导之一：“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

这又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纲要》中，看不到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理解。这对“课程改革”是一种误导。这种误导，很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指导

方针都是大众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普及教育”的同时，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给“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间。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环顾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他们都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同时并重，波浪式地发展，而并非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认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导下，发展大众教育。“大众”与“精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大众中要涌现精英，精英要服务大众。“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是辩证法。采用这种辩证思维这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发展“大众体育”的基础，实施了“精英体育”，在世界比赛中，包括奥运会上，取得了许多“金牌”；中国发展了“大众教育”，却拒绝或没有真正实施“精英教育”，导致在科学、技术、文化的前沿领域内，原创性的创新很少；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至今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中国实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称为“杰出人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简单选择“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这样的价值观。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众教育”，中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

误导之二：“把‘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与‘知识与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生活与发展的场所。”

首先，把“知识与技能”只作为“三维目标”中的“一维”，就决不是《纲要》的本意。知识重在“逻辑性”，是“认识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识与技能是有关联的，然而又决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为“一维”看待。我国教育界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即所谓“双基”。从来没有人认为重视“双基”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任何教育理论论证过重视“双基”是错误的。《纲要》是重视“打好基础”的。

其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连在一起使用，这是从外国引进的。在中国，“价值观”是与“世界观”、“人生观”联系起来使用的。课程目标的“每一维”上都有“价值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对学生更有意义，都涉及“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哲学层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将“价值观”仅仅与“情感态度”相联，至少是词义搭配不当。

第三，“过程与方法”作为一维，也不妥。在“科学方法论”中，没有这种看法。把重“过程”这种方法，上升到与“所有方法”等价的地位，是片面的。重“过程”可以认为是重“历史”，在“科学方法论”中，“历史”应当与“逻辑”相结合才是较为科学的方法。

钟启泉教授最大的误导在于，他强调“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的场所”。这绝对不是《纲要》的要求。《纲要》是从整体上提出这些目标。当前，新课程改革中，要求教师每一节课中，仅仅有40分钟，一定要落实“三维目标”，这必要吗？这可能吗？在基础教育中（1～9年级）一节课的教学，一定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这正是百年来广大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师们在过去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认识到教学要“从实际出发”，“抓主要矛盾”。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必须专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标，目标过多，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标都落空。哪有可能一节课面面俱到，要“落实三维目标”？这真正害苦了全国的中小学教师！一节课要求教师仅仅写“教学目标”这一项就要写上几百字。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学是艺术，要在全国范围推行一种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态度”，还有“价值观”，等这些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是隐性目标，不是显性目标；是整体目标，不是局部目标。“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节课内“落实”。一节课中，一定要求教师“写出”所有的“三维目标”，这几乎成为“新课程改革”的“标志性建筑”。这就难怪引起许多教师的反感。钟启泉教授公开声言：“现在绝大多数教师不合格”。无意之中就人为制造了“冲突”的隐患，这肯定远离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

误导之三：过去的课程实施，“这是一种‘忠实取向’的实施观”，“而在新的课程实施中更注意‘创生取向’”；“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教师即课程”。

钟启泉教授经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别人不知有什么“内涵”，这又是对课程改革的误导。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忠实取向”有什么不对？“创生取向”如何实施？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主权者”是什么意义？“主权”有多大？“教师即课程”，是指课程的“部分”，还是课程的“全体”？“教师即课程”了，“学生的主权”又如何实现？钟启泉教授在《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一文中，还有一句话：“课程即体验”。“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体验”，那么“教师即体验”了！教师与课程，都游历在“体验”这一较为初级层次上，教学能提高吗？广大教师看不懂，许多同行专家也读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提出后，经过努力得到解决，实践证明为正确，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问题解决”，“概念形成”，“方法产生”三者是一致的。这是概念形成的真实过程，这是有“认识论”根据的。钟教授只是提出预设的“新概念”，让人不知所云，这些“概念”不是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构新概念。新课程改革中不应该采取这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法。

误导之四：“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

将“本国国情”与“国际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是“国情”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改革”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而非“突变式改革”。另一成功经验是：不断深入反思，进行改革的调整，使经济运行能“软着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进。但是，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在许多教师看来是“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纲要》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对《纲要》的《解读》却主要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解读》。连本国国情都不顾，更不说与“国际发展”联系了。尽管有不少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几乎一概

拒之门外，还讽刺为“发霉的奶酪”。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及时调整，使“飞得太高”的“课程改革”很难“软着陆”。资深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国情”，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同时，又在理论上提出“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看法，在哲学上是不对的。从辩证法看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看不到“对立”，如何统一；否认了两者的“对立”，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怎能引导“课程改革”真正“合符国情”呢？

误导之五：“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课程是采用“一纲一本”，其优点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质量较好，错误较少。当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纲一本”有明显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国已提出并实行“一纲多本”了，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纲多本”。问题是：“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就多达十多种了，“多”就一定好吗？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对话》中，钟启泉教授也说了一句话：“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动！

我非常赞成，以《纲要》精神为主的课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我2001年读钟启泉主编的《解读》，到读2006年这篇总结性《对话》，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同时，还重建了许多“新概念”，让同行专家也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这些，真的误导了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维方式，同时要坚信广大教师的能力，渐进、稳妥地进行，才可能最终实现“软着陆”。

广大教师们十分期望新课程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但必须尽早“软着陆”，着陆在文明的中华大地上。

钟启泉教授，请原谅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我不得不尖锐地、直率地写下这种我内心本来很不愿意写的“批评式”的文章。

第五篇：嫦娥三号软着陆关键技术

嫦娥三号软着陆关键看避障 最后几米最危险 2013年12月02日 03:13来源：新快报

原标题：四腿六轮“三姑娘” 软着陆关键看避障(2)构型设计——四腿六轮“三姑娘”有四条腿六个轮子，是着陆器和巡视器（俗称“月球车”,官方称为“玉兔号”）的组合体。与嫦娥一号、二号不同，嫦娥三号在名称上不叫卫星而叫器，是我国第一个“有腿”的航天器。

航天科技集团主任设计师杨建中介绍，这样的组合构型，是由其任务特点决定的。嫦娥三号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实现月面软着陆，二是实施月面巡视勘察。这需要它既能落到月面上，还能自主动起来。将任务分解给两个探测器，有助于加快研制进度。

落月之前，巡视器作为一个载荷被安装在着陆器上，本身并不工作。整个前期飞行、动力下降以及实施软着陆过程，都是由着陆器完成的。到月面后，二者互相配合，将巡视器释放到月面上，成为两个独立的探测器，各自在月面开展探测任务。

着陆器包含11个分系统，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着陆缓冲分系统，又集中体现在四条“中国腿”的外形上。据了解，其他国家的软着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气囊弹跳式，二是着陆腿式，三是空中吊车式。每种方案都有优缺点。就嫦娥三号软着陆任务来讲，气囊式不能满足重量要求，吊车式又比较复杂，腿式能满足任务需要，保证着陆的稳定性。综合之下，嫦娥三号选用了腿式着陆。

巡视器包含8个分系统，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移动分系统。从外形上看，就是巡视器的6个轮子。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巡视器副总设计师贾阳介绍，国外巡视器的移动方案主要有三种：履带式、腿式和轮式。履带式最大的优点是压强小、通过性强，弱点是遇到石块等容易被卡住不能动弹。腿式巡视器在平缓的地面行走尚可，但控制起来比较复杂，弄不好一下子就坐到地上。轮式则能避免上述方式的缺点。

路径设计——前所未有

嫦娥三号的路径设计还要嫦娥一号、二号的基础上更进一层，且难度和风险大大增强。它要在近月点15公里处进行动力下降，接着实现月面软着陆，然后再进行月面巡视勘察。

这15公里的动力下降，是以抛物线下降。探测器的相对速度要从1.7公里/秒逐渐减为0，过程主要靠探测器自主来完成，人工干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距月面100米处时，探测器还要悬停，对月面进行拍照，避开障碍物，寻找着陆点。

对于地面工程人员来说，这一过程尚属首次，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关键设备都是新研制的，包括GNC系统（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和我国首台全新的7500牛变推力空间发动机。二是软着陆区域的地形地貌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等到探测器在月面实现软着陆后，着陆器和巡视器还要进行分离，实现互相拍摄。着陆器基本固定在一个位置，巡视器则需要从着陆器上“走”下来，进行月面巡视勘察。在月面路径中，还涉及到“地面遥操作”和“巡视器自主控制”相结合的技术手段。

除了地面遥操作外，巡视器也可以利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处理、识别障碍，规划出相对较近的局部路径，控制自身的移动。这时候，巡视器就是一个自主移动的机器人了。

功能设计——确保月面生存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较大，温度高时有120摄氏度，温度低时在零下180摄氏度。而且，月球的昼夜交替周期也较长，这给“三姑娘”的月面生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嫦娥三号上有一个多层隔热组件，也就是所谓的“被子”，可以双向隔热，外部高温时候热量不能往里传，外部寒冷时候里面热量不能往外漏。

寒冷时“三姑娘”还得“生炉子”。“炉子”主要是同位素核源，它能够持续放热。设计师们还设计了重力驱动的两项流体回路，在需要的时候将热量导入舱内，不需要的时候切断传热途径。

到了月昼时，虹湾温度迅速升高至90摄氏度，在月球表面，散热的方式只有热辐射。设计师们在探测器上精心设计了几个散热面，可以把设备发出的热量散出去。

有了这些手段和方法，“三姑娘”便能很好地保护自我，在月面上生存下来，从而用携带的科学载荷进行工作。目前，着陆器主要携带了极紫外相机、月基望远镜、地形地貌相机，还有一些对月面、月尘进行测量的工程载荷。巡视器主要携带了测月雷达、全景相机、红外光谱仪和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开展相应的科学探测任务。通过它们，科学家们将为后续的月球探测积累数据，普通百姓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宇宙。

先驱探测器落月竟是“盲降”

软着陆希望能避开石头

据新华社电“据报道，嫦娥三号着陆器有避障能力，所以希望它能避开石头等任何大障碍。要知道当初美国‘勘测者’系列探测器落月时都是‘盲降’啊”，美国航天局月球探索分析小组成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杰夫·普莱夏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据普莱夏介绍，“勘测者”探测器落月时只能简单地执行事先设计好的降落程序，然后听天由命。“勘测者”系列探测器除了在落月中途失败过两次外，其余5次全部安全着陆。

苏联“月球”系列探测器也有好几次落月失败。普莱夏举例说：“在2009年升空的美国‘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图像中，我们发现了‘月球23号’探测器。它显然在降落时由于速度太快而发生翻滚，导致失败。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探测器的‘身体’一侧。”

“没有一个美国着陆器，无论是‘勘测者’还是‘阿波罗’，是真正水平着陆的，它们落月时都是倾斜的，”普莱夏说，“这是因为月面凹凸不平，有很多微小的陨石坑。但对落月来说，小坑一般不是大问题，真正妨碍着陆站稳的是石头。当然，我相信中国测控人员借助绕月探测器已经拍摄了很多图像，可以选择石头相对较少的安全月面着陆。”

太空飞行非常复杂，任何事件出错都可能导致失败。普莱夏介绍说：“如果着陆过程中出了问题，你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在月球上，因为通信信号延迟时间短，你或许还能知道出了问题。要是在火星上，着陆都已经失败了，你还不知道呢。”

普莱夏还指出，数十年来，登月技术已有了很大进步，落月的危险小了很多，但最危险的阶段就是最后几米。对软着陆而言，最重要的技术是避障。“当你接近月表时，如果用成像系统或雷达等扫描发现有障碍，就需让探测器移动一下位置。无论是否真有障碍，重要的还是看避障技术。”普莱夏说。

探测器载荷大多是我国科学家首研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力争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据新华社电“此次我们组织了100多名科学家成立了5个研究小组。将力争（让‘嫦娥’、‘玉兔’）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探月工程副总指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说。此次嫦娥三号肩负三项科学任务：对着陆区与巡视区的地形地貌与地质结构进行调查；对着陆区与巡视区的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进行综合就位分析；对地月空间和月表环境进行探测，并以月球为平台观测地球和太空。

“‘嫦娥三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月球车组成，它们各配置了4种有效载荷。着陆器上的是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机、月基光学望远镜和极紫外相机。‘玉兔’号上有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和粒子激发X射线谱仪，软着陆后它们进行分时工作。”阴和俊说。

阴和俊表示，这些载荷大多是我国科学家首次研制用于月球探测。它们将完成巡天、观众、测月等任务。月基光学望远镜是人类首次把望远镜架上月球，极紫外相机将首次从月球对地球等离子体层进行观测。

“中国科学家期望这次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为人类认识月球、利用月球、和平利用太空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阴和俊说。